孫立平：信息是如何被屏蔽的

孫立平

　　據報道，6月26日下午，山西省省長于幼軍在“全省進一步整治非法用工、打擊‘黑磚窯’專項行動及督查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對“黑磚窯”事件進行了深刻反思。于幼軍在反思中認為，黑磚窯事件的一個重要教訓在于“沒有敏銳把握網絡、媒體的輿論動向，及時做出正確的回應?！?/p>

　　對于這句話，許多人也許會將其理解為一句例行的官話，但在我看來，這句話在很大程度上倒出了這個事件背后問題的實質以及對這個事件需要進行反思的問題。

　　我們可以先注意一下這樣兩個事實。

　　一個事實是，黑磚窯、黑煤窯以及其他用限制人身自由、強迫勞動的方式奴役工人的黑工廠，不是最近這一兩年時間才出現的，而且不僅僅是存在于山西。相關的報道其實不時見諸報端。山西省公安廳副廳長李富林在6月15日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也承認，黑磚窯非法用工問題，應該是上個世紀90年代即已存在，公安部門一直采取措施打擊整頓，但是也存在死角，也有沉渣泛起的“反彈”現象。

　　另一個事實是，在一些農村地區，人口失蹤問題不是個別的存在，甚至在一些地方失蹤人口的家人已經開始用集體的方式進行尋找親人的行動。據有關報道，5月19日鄭州電視臺有關山西黑窯奴工的第一期節目播出后，當天晚上就有反響，從第二天開始，大批家長找到都市頻道求助，前后人數超過了1000人。在山西最初營救奴工的消息發布之后，來自全國各地各種“尋人啟事”、“尋子求助”、“失蹤人口查找”等信函雪片一樣的寄往山西各級警方。

　　如果我們注意到這兩個事實的話，就不能不提出一個問題，對于在任何一個正常社會中都很難容忍的、很難等閑視之的奴役勞工、人口失蹤現象，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政府有關部門的反應為何是如此之遲緩？如此之遲鈍？其實，不僅僅是在奴工的問題上，在其他諸如此類的問題上，比如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野蠻拆遷問題、強制征地問題等，反應遲緩和遲鈍都是我們社會的一個突出特征。

　　反應遲緩或遲鈍固然有種種原因，但反應的前提之一是要擁有相關的信息。仔細審視這次山西黑磚窯事件，需要汲取的重要教訓之一，就是有關部門缺乏對信息和輿論應有的敏感、恰當的處理和及時的反應。然而，這還只是現象的表面，在這種現象背后的，實際上是我們這個社會獨有的處理信息的機制，或者更進一步說，是在我們的社會中實際上存在的一種屏蔽信息的機制。

　　在黑磚窯事件引起全國關注之后，當地政府、警方、勞動部門、工會都積極參與了營救行動。但我們可以提一個問題，在這個事件引起全國關注和上級批示之前，這些后來參與營救的部門知道不知道黑磚窯、黑煤窯、黑工廠的存在以及使用奴工的現象？種種證據表明，上述機構并不是不知道這一切的存在。有的黑磚窯、黑煤窯、黑工廠已經存在經年，就在他們的眼皮底下，甚至他們也對其進行過無數次的罰款，他們怎么會不知道？這些年來，在報紙、電視等主流媒體上，在網絡上，不時出現對這些現象和問題的報道，這樣的事情連讀者和觀眾都知道，有關的部門怎么會不知道？一位叫陳忠明的四川籍農民工，兩年前就開始舉報黑窯廠，結果在記者的眼皮地下失蹤了，兩年里生不見人，死不見尸體，有關媒體做過報道；湖南省石門縣新關鎮人大主席、省人大代表陳建教在9年前就與山西、河北等多個地方的黑磚窯展開較量，解救出數百名被困的民工，他曾經上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建議在全國范圍內清查整頓黑磚廠違法用工問題，溫家寶曾經做過批示，這些有關部門怎么會不知道？在此之前，有關部門也進行過一些查處工作，這更表明有關部門對此并非不知情。

　　那么問題出在哪里？關鍵的問題是，“知道了”和對信息的準確接受是兩回事，或者說接受和處理信息并不是簡單的“知道了”。我國有這樣兩個成語，一個叫視而不見，一個叫聽而不聞，說的就是這種狀態。信息已經傳遞到眼睛和耳朵里了，但大腦接收沒接受，就不一定了。這里的關鍵環節是“問題化過程”。也就是說，一些現象或問題作為事實就在那里存在著，你也有關于這個問題或現象的基本信息，但你把它當不當做一個問題，當做不當做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不一樣的。所謂問題化，是說要準確感受問題的含義和分量，并在工作中將其當作一個問題來對待。這里涉及的實質問題是，社會中信息傳遞的機制是什么樣的，政府的有關部門是如何接受和處理這些信息的，以及能否通過對這些信息的處理，將事情問題化，并轉化為政府的行動。

　　就此而言，在我們的社會中實際上存在著一種屏蔽信息的機制，這種機制具體表現在，能捂就捂的信息控制邏輯，“極個別現象”的信息解釋邏輯，不危害穩定不反應的信息反應邏輯。

　　首先是能捂就捂的信息控制邏輯。在我們的社會中，有關部門之所以對一些問題反應遲緩，一些問題之遲遲得不到解決，原因之一，就是有關這些問題的信息難以及時有效地披露或發布出來。在許多地方，對新聞特別是負面新聞的報道更是明文規定地加以限制：媒體凡是報道本地的負面新聞，必須經有關部門批準，報道一些比較重大的本地負面新聞，甚至要經主要領導批準。而媒體由于沒有得到批準報道負面新聞而受到批評處分的，遠不是個別的現象。在有的地方，有關部門更是異想天開地想對口頭傳播加以控制，如有的地方正式行文規定干部不許傳播小道消息等。值得注意的是，對信息的封與捂往往是在某些冠冕堂皇的名義下進行的，比如，如實報道某些事情怕引起群眾的恐慌，怕被壞人利用等等，于是在信息的披露上人為地設立了許多莫名其妙的“敏感的禁區”。

　　比如在這次山西黑磚窯事件中，有一位被稱之為深喉和“神秘母親”的河南鄭州公民辛艷華，她相繼用“中原老皮”的網名在網絡上發布了《４００位父親泣血呼救：誰來救救我們的孩子？》和《尋子無果，４００位父親再次聯名》兩封求助信，這兩封信對黑磚窯的被揭露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初的時候，她是希望以跟帖留言的形式發在新華網上，但“因為涉及敏感內容，帖子被拒絕發布”。幸虧最后帖子順利在大河論壇上發布，并被轉載至影響更大的天涯社區，才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正如有評論指出的，網絡上民意的洶涌，直接引發了傳統媒體的跟進報道，南方周末記者也正是根據網上的帖子，第一時間到達了現場。其后，國家高層領導批示，山西、河南兩地政府的及時反應，一場空前轟動的黑磚窯打擊風暴才就此展開。

　　其次是“極個別現象”的信息解釋邏輯。信息的披露只是最初的步驟，在信息披露之后，如何解釋就成為一件重要的事情。而多少年來，“極個別現象”的信息解釋邏輯實際上已經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凡是遇到消極的現象，一定是極少數、極個別。令人驚奇的是，用百度搜索一下，含有“只是極少數”的網頁居然有三百萬之多，含有“極個別現象”的網頁也有46000多個?？梢娺@兩個詞匯在社會政治生活中被人們使用的廣泛程度。但如果我們仔細追問一下，宣稱某種現象是極個別、極少數的人，這種結論是他們自己調查得來的數據，或他們進行數據分析的結果嗎？基本上都不是，因為在他們宣稱某些事情是極少數、極個別的時候，往往都不需要用數據來證明，而且多少算極少數，實際上在他們的腦子中也完全沒有概念。支撐這種說法的，僅僅是一種慣性的表述方式，或者說是一種政治正確的本能表述。

　　“極個別現象”的信息解釋邏輯起到的實際上是一種弱化信息甚至屏蔽信息的作用。一種現象被披露出來，只要是負面的，通常的解釋就是這只是一種個別的現象，于是信息或事件中的嚴重性被去掉或過濾掉了。比如在這次的黑磚窯事件中，我們就既聽到了黑磚窯在全國只是極少數現象的說法，也聽到了這只是打擊漏掉的死角的說法。事實上，如果我們真的將這些現象看作是極少數，只是一些死角，事情無疑就輕松多了。而體制的反應遲緩，甚至體制性的麻木與冷漠，就是這種信息解釋的結果。

　　最后是不危害穩定不反應的反應邏輯。不久前，中國環?？偩汁h境監察局副局長熊躍輝在談到環境污染的時候說，中國環境整治趕不上污染速度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企業三不怕”、“政府三不查”。“企業三不怕”是指企業不怕環保部門監察、不怕行政處罰、不怕損害公眾利益。企業之所以“三不怕”，又是因為“政府三不查”：“老百姓不去堵馬路不去堵政府的門不去查、黨中央國務院領導不批示不去查、媒體不揭露不去查，而且一般的媒體揭露都沒用，還必須像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這樣的主流媒體揭露以后才去查。”其實，不僅是在環境的問題上是如此，在許多其它的事情上也是同樣如此。

　　在這種現象背后的，是多少年來形成的一種政府行為邏輯，無論是民眾反映的問題，還是媒體披露的問題，只要沒有引起所謂群體性事件，只要沒有對所謂“安定團結”構成威脅，就不當做一個問題，也就是前面說的，不能“問題化”。這樣也就給民眾傳達了一個信息，你只要不鬧出點響動來，問題就不要指望得到解決?？梢哉f，近些年來群體性事件頻繁發生，與這種政府反應邏輯是有著密切關系的。

　　不久前國務院新聞辦副主任王國慶在談到輿論監督的時候指出，將負面的消息捂住，在信息傳播還受到比較大局限的時候是有可能的，但這種情況，現在越來越難了，一個互聯網，傳遞信息，那是以秒計算的，而且上面可以圖文并茂，現在是聲音，活動畫面都沒問題了，另外還有手機、短信，可以打電話，手機上面可以傳照片，還可以傳畫面，有了這個以后，你還想要把它捂住，以為這樣對自己有好處，我覺得應該是比較天真的一種愿望了。山西黑磚窯事件再次告訴我們，暢通的信息傳遞機制和有效的信息反應機制，是處理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所必需的。進一步說，如果不破除我們這個社會中的信息屏蔽機制，我們就不會形成一種對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進行有效處理和應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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