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何容忍了罪惡？

孫立平

山西黑窯奴工事件之所以引起天人共憤，是在于它越過了社會的底線。《南方都市報》在《以國家名義捍衛文明底線》這篇有名的社論中寫道：這一場人道的危機，以憤怒的民意推動，正演化成高層意志主導下的政治行動，要以國家名義，捍衛文明底線。
從2005年開始，我就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出“警惕社會生活底線的失守”、“守衛社會生活的底線”，并指出底線的失守將會導致整個社會生活秩序的崩解，社會將會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為此付出極大的代價。而這次山西黑窯奴工事件更讓人們目睹了一次以極端形式呈現的底線失守，同時也讓人們更清楚地理解底線失守意味著什么。
就底線而言，在這次山西黑窯奴工事件中，有三點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一是手段殘忍，視生命如草芥。在黑磚窯中，體罰毒打已經成為最不足掛齒的惡行，對同類身體乃至生命的殘害事實上成為管理手段的一部分。在有關報道中我們讀到這樣一件令人發指的事情：在山西洪洞縣公安局成功解救31名黑窯廠工人的名單中，有一名“14歲”的孩子，叫陳成功，來自河南汝州市場樓鄉。陳成功說，窯場里有一種長兩米多的攪拌機，機器轉速很快，不管什么東西，扔到攪拌機里，瞬間就會打成碎末。在那個窯場，如果有哪個窯工不好好干，窯場就會打電話叫來幾個專門“殺人”的人。一次，他被領到該窯場，光頭熊腰的“劊子手”把一個窯工幾棒打暈，隨后扔到飛速旋轉的攪拌機里……。這個場面讓他不寒而栗，然而窯老板卻讓他把目睹的過程講給其他窯工聽。然而，類似的事情卻不是絕無僅有的。據媒體報道，近些年在山西、陜西等地出現殺人賣尸的現象，以滿足冥婚中對女尸的需求。諸如此類的事情，在連動物的生命都要受到保護的文明社會中，已經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
二是殘害生命的行為居然會是為了區區微利而發生。黑磚窯中的經濟狀況此前多少有些模糊不清，最近中國新聞社的記者對此進行了深入調查，于是有了如下的發現。在衡庭漢承包磚窯的一年中，共生產了300萬塊磚，并從窯主那里拿到11萬元。但這11萬元不能全部作為利潤。即使黑奴工每天都是吃窩頭、涼拌圓白菜，每天的伙食費估計也得5元左右，這樣一來，30多個窯工每年的伙食也得5萬元。此外還要雇打手，養狼狗，加上其他的費用，衡庭漢每年所得就是幾萬元。而窯主王兵兵的收入可能連衡庭漢都不如。據說在前幾年，王基本是虧損的。據王妻說，2006年磚窯掙的錢，除了還利息，孩子學費，家里日常開支之外，僅能“剩一點”。而據知情人說，當地許多小磚窯也就年產50萬塊磚，窯主的收入和包工頭差不多，大約每年一兩萬元。而將幾十個人變成奴隸，折磨毒打，甚至殘害生命，就是在這幾萬元甚至一兩萬元利潤的驅動下發生的。而嚴重損害人的身體的紅心鴨蛋，更居然僅僅是為了多賣個區區一兩分錢。
三是人們對于惡行的態度之冷漠。在分析黑窯奴工事件的時候，有人用了“人性的集體沉淪”一詞。有評論者指出，我們看得到或想得到許多故意沉默或者無奈沉默的知情人：只允許家長解救自己孩子的警察，監工窯主們的家人朋友，黑窯所在地的村民——這些人的良知，或者已經泯滅或者只是昏睡。這些人實際上是同謀，因為他們的沉默縱容已經是讓邪惡蓬勃生長的土壤。實際上充當冷漠看客的并不止這些近距離的觀看者。當面對如此的人道災難，一些官員在強調這只是極個別的現象的時候，一些媒體在有意報道世界上其他地方，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也存在奴工現象，以說明這種現象不是我們所獨有的時候，有的知識分子則在竭力論證民主也解決了不了奴工問題的時候，其中事不關己甚至居高臨下的冷漠，應當是顯而易見的。
區區微利，就可以草菅人命，就可以慘無人道，而在這樣的惡行面前，人們卻表現出少有的冷漠。這現象本身就發人深思。可以說，罪惡與冷漠都是整個事件的一部分。但問題是，這種少見的冷漠究竟是從何而來？這種冷漠的病癥不是一天兩天了。見到有人失足落水的時候人們冷漠旁觀，見到跳樓者自殺時人們當熱鬧來看，無數農村戶口的人來到城市被收容人們熟視無睹，見到見義勇為者被歹徒報復毆打時人們躲之唯恐不及，這次在面對如此殘害同類，甚至殘害人命的時候，又是一以貫之的冷漠。正是這種冷漠使得社會的底線脆弱不堪，正是這種冷漠使得超越底線而不用付出昂貴代價，也正是這種冷漠使得對底線的突破成為人們見怪不怪的常態。
因此，我們需要不斷追問，人們為何如此冷漠。
人們為什么如此冷漠？首先是因為罪惡是一個續譜，當你習慣了輕度罪惡的時候也就會逐步習慣重度罪惡。有人說，在我們的社會中已經出現了一種“審惡疲勞癥”。這個詞無疑是從“審美疲勞”、“深丑疲勞”中演繹出來的。但與審美、審丑相比，審惡是一種更具社會性的態度。它表明的是人們對惡已經麻木，已經開始見怪不怪。為什么人們對惡開始見怪不怪？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惡實際上是一個續譜，從輕度的罪惡到重度的罪惡是逐步加深，中間沒有清晰邊界的。報道中說，這些窯工每天工作14多小時甚至更長時間，但在許多工廠中超時加班不也是家常便飯嗎；報道中說，在窯場里，這些窯工全無人身自由，窯場到處是監工、打手，逃跑，被抓住后，往死里打，但一些工廠的打工者不也是一進廠就被收走身份證，其實也是一種變相的限制人身自由嗎；報道中說，黑窯中的窯工，盡管從事的如此高強度的勞動，甚至受盡折磨，卻領不到一分錢的工資，但在許多合法的企業中，壓低工資，克扣工資，甚至拖欠工資，不也是相當普遍嗎？當我們容忍了后者的時候，就不會對前者具有敏感。以謀財害命來說，盡管這個詞可能讓人毛骨悚然，但其實許多的謀財害命卻是以很不毛骨悚然的形式發生的，當人們在蔬菜中噴灑劇毒農藥的時候，當人們給池養的魚蝦喂食激素和避孕藥的時候，當人們在往鴨飼料中摻入蘇丹紅的時候，有人對之會有謀財害命的感覺嗎？當人們已經習慣了這種日常生活化的謀財害命的時候，距離默認黑磚窯中的謀財害命已經不遠了。
輕度罪惡與重度罪惡可能是一種續譜，只有罪惡與非罪惡才涇渭分明。事實上，一個社會如果不能在罪惡與非罪惡之間建立有效的隔離帶，對重度罪惡的冷漠甚至容忍就是不可避免的。
人們為什么冷漠？其次是因為可以為罪惡找到理由，那怕是自欺欺人的理由。對罪惡的冷漠實質上是對罪惡的默認。黑磚窯中的罪惡是由一系列的人制造，由無數的人旁觀的。在黑磚窯事件被披露后，我一直想聽聽這樣幾部分人的“心聲”。一是罪惡的制造者，包括包工頭、黑窯主、打手們的“心聲”，想聽聽他們在制造罪惡的時候是怎么想的，是如何為自己的行為尋找理由的，尋找的理由又是什么。可惜的是，這方面的材料少而又少。只有一個窯主說，磚窯給這些“憨憨”提供住的地方，吃的東西，已經不錯了。這當然不能構成對罪惡的解釋，但說他們用這樣的話自欺欺人，減輕良心上的罪惡感，也并非沒有可能。二是當地的政府領導人以及有關管理人員的“心聲”。我說的不是他們現在要說的那種千篇一律的官話，而是他們在事件披露前，面對這些他們不可能不知道的罪惡時，他們的內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是如何為自己的不作為尋找理由的，是如何面對自己管理的地方發生如此罪惡還能夠處之泰然的。問題是這方面的材料就更是沒有。
評論者經常把黑磚窯事件看作是官商勾結，其實這可能有些言過其實，以罪惡制造者所能獲得的有限利益，他們也干不出像樣的官商勾結的勾當。盡管典型黑窯主王斌斌的父親是村黨支部書記、縣人大代表，但不久前的調查資料表明，建一個磚窯也并不需要有一個做村支書的父親，有的村子有大小磚窯十余個，每個磚窯向村里交三四百元的管理費就可以開工了。但無論如何，當地官員的冷漠、默認、失職或瀆職都是不言而喻的。問題是原因。如果說由于私利，官員的冷漠還可以理解，如果沒有直接的權錢交易，事情又該如何解釋？其實我們把這件事情放在一個更為廣闊的背景上，這種冷漠是不難理解的。多少年來，我們形成了一種荒謬的代價論，即所謂為了國家和社會的發展，一些人做出犧牲是必要的。這種代價論不僅僅造成對罪惡的冷漠，更重要的是為這種冷漠極具理論性和合法性的理由。更可怕的是，這種荒謬的邏輯存在延伸的可能性：既然為了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做出犧牲是需要的，那么，為了一個省、一個縣、一個鄉、一個村，甚至一個企業的發展呢？
人們為什么冷漠？還因為在面對罪惡的時候人們無能為力。在反思黑磚窯事件的時候，也有人將目光轉到村民的身上。有記者到山西“黑磚窯”事發地洪洞縣曹生村采訪，提起窯場往日的做工情景，村民大多不愿多說些什么。記者想進一步了解情況時，許多村民沉默無語，匆匆借故離去。出村時，又遇幾位村民，不愿放棄機會的記者又再一次嘗試詢問，卻得到“我也不是本村人，是來串門找人的”、“我年紀大了也不識字”的說法。于是有評論者指出，反思“黑磚窯”事件，不能不增加一個反思對象：事發地的知情者（村民），他們有沒有責任？假如村民沒有保持沉默，設法將本地非法購買“外地娃們”當“窯奴”的信息透露出去，“黑磚窯”事件，能遍及那么多地方，受害者能超過千人嗎？這樣的質問無疑是有道理的。因為罪惡就發生在他們眼皮底下。但中新社記者講到的兩件事情就讓人明白，事情不是這樣簡單。一件事情是，2004年，王斌斌的磚窯因被舉報受到環保局的查處，于是王將認為是舉報人的“嫌疑人”一家暴打。當有人提醒說被打人嫂子是縣政協副主席時，身為村支書的王東記說，“別說是政協副主席，就是縣長，也敢打”。另一件事情是，在曹生村，近幾年就有5人因下煤窯死于事故。記者說，這5人死后得到1萬元至6萬元的賠償，這就是該村人可以接受的命價。
事實上，曹生村可以看作是一個小社會。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如果人們面對罪惡的時候是一種無能為力的狀態，如果與罪惡的對抗要付出極大的代價，如果人們對抗罪惡的努力得不到理論上應當維護正義的公權力的支撐甚至還會為此受到懲罰，底線就會處在失守狀態，冷漠就會成為多數人必然的選擇。
可以說，黑窯奴工事件向我們提出的最嚴肅的拷問之一，是我們如何容忍了罪惡，或者說我們如何才能維護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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