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窯之惡　文明之痛

郭于華

      山西的黑磚窯事件像一塊燒紅的烙鐵，灼痛了許多人的心。人們的震驚、憤怒、悲哀甚至絕望的心情都不難感同身受。而痛定思痛之時更需思考的是這“陽光下的罪惡”是如何發生的？是什么讓奴隸制的悲劇出現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是什么將人性之惡發掘到極致？
       奴工們那一張張烏黑的臉，襤褸的衣衫，血跡斑斑傷痕累累的身體，充滿驚恐或呆滯、麻木的眼神，都讓人痛徹心扉地感受到黑窯之惡，那不是一般的惡，而是大惡、極惡。將人甚至是未成年人、殘障人當作牲畜一般地役使、趨趕、殘殺。是什么使天良喪盡？又是什么把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展露無遺？人們對如此罪惡的憤怒首先自然集中在直接的行惡之人——黑窯主、包工頭、打手們身上，人們也發出疑問：難道他們不是父母生養的？他們的心不是肉長的？沒有人生來就是邪惡種子、禽獸不如，究竟是什么將人心中的惡發掘到極致？黑窯之惡是人性之惡？資本之惡？還是權力之惡？
       有人將黑磚窯事件概括為“非法用工”問題，認為“對于違法用工情況，勞動合同法是可以管住的”，進而認為“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需明確政府有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的法律責任”；有人將黑窯之惡歸結于資本的血腥，資本的本性就是不擇手段地追逐利潤，黑窯生產過程與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可有一比；還有人認為“黑窯最根本的問題是文化，是文化的核心—道德人倫的沉淪”。這些分析或許都不無道理，但也都未切中要害，有的甚至是避重就輕，或顧左右而言他。有關負責人的道歉總結更是引起群情激憤：黑窯的存在“暴露出山西在農村地區勞動用工和流動人口管理方面存在著明顯的漏洞和薄弱環節，以及政府監管不到位等嚴重問題”，“這暴露一些黨政企干部，政治素質不高，政治敏銳性不強……”。
       當然，更多的批判將矛頭直接指向權力關系、制度原因，特別是地方政府的不監管，不作為，甚至其本身黑惡化。著名評論家鄢烈山指出：如果瀆職的官員受到的是真正“嚴肅的黨紀政紀處分”和刑事追究，誰敢草菅人命絕無好下場，我相信中國的局面定會有大改觀。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果不是一句空話，“人性”是不會這般變態的。張鳴用“地方政府制度性的冷漠”概括黑窯事件的癥結。笑蜀則明言：那樣大規模地，長時間地維持的奴工產業鏈，沒有公權力的配合，是完全無法設想的。
       簡而言之，如果沒有權力的黑惡化，人性不會變得如此邪惡，人心不會如此麻木，資本的殘酷剝奪也不至發揮到如此淋漓盡致。制度、文化、人性惡性互動，共同在“黑窯”中淪陷。

以謀利為目標的權力
       對權力的惡化和黑惡權力的邏輯還需具體分析。
       以黑窯典型洪洞縣曹生村王兵兵的磚窯為例：據有關報道，從2004年開始，王兵兵在山上開磚瓦窯。“那幾年，王兵兵也沒有賺多少錢”，“因為規模不大，且雇傭的是當地人，每天工作八九個小時就回家了，工錢還不能拖欠，有的工人還經常曠工”。因此王兵兵的產量上不去，利潤很微薄。但在2005年底，王兵兵的“轉機”到了。他去運城修磚機時，認識了運城包工頭衡庭漢。幾次洽談后，王兵兵請衡庭漢去洪洞發展。條件是：王把磚窯承包給衡，并以每一萬塊磚360元的價格收購衡生產出來的所有的磚。2006年正月，衡庭漢自帶20多個工人來到王兵兵磚窯，其中有怯生生的小孩，也有一走一瘸的傻子。衡對村民們說，這些工人都是他老鄉，他們家里困難，就帶出來賺點錢，他們的工資由衡回去時親自交給他們的家長。隨后，村里人多次發現，人販子陸續帶工人來到磚窯廠。包工頭衡庭漢則以工人的“質量”估價，一般是孩子和傻子的價格是300元/人，正常成年民工是500元/人。據后來警方發布的信息，衡庭漢曾從運城一個關閉的磚場拉來了20名工人，后來又增加了十幾個，所有被騙的31名人員，分布于全國12個省，但都是從西安車站、鄭州車站和運城磚場脅迫、誘騙而來。其中癡、呆、傻等智障人員有9名。
        黑磚窯的生產就這樣運轉起來。窯主和包工頭在瘋狂獲取利潤的同時拼命節省“成本”：工人們一年創造價值約30萬元，但卻沒有獲得一分錢的報酬，得到的是非人的待遇，甘肅民工劉某還命喪打手的鐵鍬之下。
        包工頭為獲取更多的利潤請來6名打手，監督工人們干活，動作稍慢的工人就會遭到毒打；另外，無情延長勞動時間。來自四川的民工老鄧說，“每天天亮就起來干活，深夜才讓睡覺，除了吃飯時間外，大家都是在機械地干活。”每天工人們干活時間達到15～16個小時。31名工人吃的是便宜的饅頭、沒有油的白蘿卜湯和白菜湯，三個月也見不到一次葷菜。工人們連洗臉、理發等生活必須的消耗都免了。與王兵兵前幾年辦的磚廠先比，衡庭漢手下的工人因為不是本地人，要“好管理得多”、“產出也很高”。
        有人為王兵兵的黑磚窯算過一筆帳，根據王兵兵妻子張梅記的賬目，衡庭漢承包一年多以來，共產出300萬塊磚。記者在當地了解到，當地成品磚的市場均價在0.10元左右；也就是說，31名工人1年時間直接創造價值為30萬元。包工頭將這些磚以“每1萬塊360元”的事先約定賣給窯主王兵兵，按這個價格計算，衡庭漢從王兵兵手中共獲得10.8萬元。這些錢除去需要支付的6個打手的工資、以每人300～500元價格從人販子手中收購工人的錢、工人們每天吃饅頭和蘿卜白菜的生活費用，就是包工頭衡庭漢的所得。不難想象他當然要盡可能把“成本”壓到最低。
          窯主王兵兵在這一年多時間內賺得6萬元利潤。但這還不是他能拿到手的收入，據了解，一年中王兵兵磚廠向廣勝寺礦管所交了2000元罰款（沒有開具任何收據）。礦管局的工作人員說罰款數額應為4000元，還幾次上門來催繳。去年4月18日，監察隊曾去過王兵兵窯場，要求立即停產，恢復地容地貌，但同時還要按照磚窯每月燃燒的煤和排除的廢氣收取排污費用。對此也不難想象，窯主除了保住自己的收益，哪還會去管工人的死活？
        從有限的信息中已經可以看出，有關的管理部門只收取罰款和相關費用，但對磚窯用工情況卻毫無監管，全不作為。官員為什么瀆職？權力為什么不作為？原因之一在于粘土磚的生產利潤實在太過微薄，無多少利可圖。對比一下同在山西的“官煤勾結”現象就不難得到上述的判斷。有“官煤勾結”而無“官磚勾結”，昭示出謀利型權力的實作邏輯：有利則爭利；無利則放棄。這正是黑窯之惡得以形成的制度條件。

底層叢林社會的形成
        被權力和治理放任和拋棄的社會底層，其生態無疑會迅速惡化。
        黑窯奴工的形象和境況令人心痛，而被曝光和落網的黑窯主、包工頭和打手們的光景也多少出乎人們的想象。這些惡人并不是腦滿腸肥、衣著光鮮的權勢者形象，而是與普通農民、農民工相去不遠。事件當事人中最大的官是窯主王兵兵的父親，不過是一個村的黨支部書記，縣人大代表；惡包工頭衡庭漢也是打工出身；而致人死命的打手趙延兵，原本就是磚廠工人，自己就曾被衡庭漢用氣筒打破了頭，后來被發展成打手，……。這些人本來也應歸入社會下層，當然這并不能為他們的罪大惡極辯護，更不能成為他們逃脫法律制裁的借口。但我們需要警醒和思考的問題是，同屬社會下層的人們為何變得如此暴虐？黑窯昭示了怎樣的社會底層生態？
        黑磚窯事件告訴人們，一個叢林社會正在底層形成：底層欺負底層！底層蹂躪底層！底層虐殺底層！這樣的底層生態中是叢林規則在起支配作用，弱肉強食，暴力橫生。難道不是嗎？看看那些可憐的童工，年齡最小的才8歲；看看那些智障工人茫然呆滯的眼神，看看那些在暴力血腥中麻木的人們……。而那些黑窯主、包工頭、打手們又無不是對奴工們暴虐冷血，而對上司、官員搖尾乞憐。正是“面對羊時是兇殘的狼，面對狼時是溫順的羊”。
        底層生態的惡化意味著整個社會生態的惡化，意味著文明的沉淪。我們不知道這種沉淪是何時開始的——是從孫志剛被收容打死開始的？是從湖南黃靜案開始的？還是從湖北高鶯鶯案開始的？一次又一次的人權危機事件，不斷撞擊著我們的心靈，折磨我們的神經，底線一次次被突破，罪惡一次次超乎想象，無法預想下一次將會是什么。我們在“審惡”中“疲勞”，我們在無望中麻木。這種文明的陷落令人不寒而栗，因為如若整個社會變成一個黑磚窯，沒有人可以幸免。這就是我們真實的處境。官商勾結、警匪一家、公權私用的謀利型權力的邏輯如果不改變，不難斷言：惡化的不僅是山西，淪陷的絕對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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