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經濟轉型分析的基本框架

摘要：中國經濟轉型分析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理論指導，要突破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所代表的“市場經濟范式”教條。伴隨經濟轉型的不斷深化和中國轉型經濟學研究的興起，中國經濟轉型分析的基本框架應該堅持轉型目標明確、制度約束剛性、改革形式開放、以及階段性推進等四個方面的基本內容。

關鍵詞：經濟轉型，市場經濟范式，基本框架

作者：張建君（1969-），男，甘肅靖遠人，中共甘肅省委黨校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中國人民大學品園4#124室[北京 100872]，電話：010-62516474，13141202236；E-mail:[email protected]

    回顧影響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轉型過程，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市場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探索，還是西方國家開出的轉軌藥方“華盛頓共識”、漸進-制度觀點、“后華盛頓共識”等理論觀點；人們對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認識基本上建立在三大理論基礎之上。這三大理論基礎分別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以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這三大理論基礎基本上代表了現代經濟學對于市場經濟理論所有可能的理論認識；其中西方經濟學盡管流派林立，但就市場經濟的基本思想而言，可以概括為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兩大思潮，前者的經典代表就是新、老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后者的現代代表就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三大理論范式的根本差別主要不在市場經濟的一般原理而在社會制度上，由此而形成的信念差異顯著地反映在對市場運行機制和經濟制度的一般認識上。不存在超越社會制度信念的市場經濟信念，后者總是帶有前者的烙印，加深人們對市場經濟的科學認識。無論從市場經濟的理論范式、還是市場經濟的真實進程來看，市場機制、國家干預、混合經濟、福利社會基本上形成了現代市場經濟的共識。與此相適應，市場經濟在制度安排上存在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前者涉及市場和國家的界限、市場經濟的法律框架以及社會制度；后者則涉及社會的心理、行為、習慣、道德和觀念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個系統全面的經濟體系。市場運行機制是其中的核心框架，涉及到效率、公平和穩定三個基本要素，市場運行機制體制內力量的自發演進和體制外因素的改革發展是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最基本的動力。根據市場機制的運行特點，相機抉擇地安排好經濟體制因素是關鍵環節。市場經濟的體制安排必須和社會實踐相結合，理性建構和自發演進是市場經濟發生作用的基本形式；但體現社會制度的一般要求是市場經濟的靈魂和方向。把社會共同的理想認識和市場運行機制的發展趨勢相結合，既不盲目迷信市場萬能，又不過分依賴人類理性建構的能力，看待中國經濟轉型中的許多問題就能夠更加中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主要是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作為理論指導思想，要保證中國的經濟轉型不重蹈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覆轍，不但要對不同理論范式形成細致明確的認識，形成中國的轉型經濟學研究范式[1]；而且要始終堅持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基礎上的中國經濟轉型分析的基本框架。這個基本框架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

一、轉型目標明確
 
    就三大市場經濟理論范式的比較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轉型實踐道路而言，不與社會制度聯系就不可能得出有價值的理論研究成果。把市場經濟看作是社會制度，還是把市場經濟看作是與社會制度相互作用的資源配置方式，是在轉型經濟問題研究上必須首先澄清的一個理論問題。如果把市場經濟看作是社會制度，那就真正是激進道路和漸進轉型殊途同歸了；但如果把市場經濟看作是與社會制度相互作用的資源配置方式，那中國經濟轉型道路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創造性發展過程。因此，中國經濟轉型的目標模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明確的轉型目標，并不存在模糊或者沒有最終階段的發展趨勢。尤其伴隨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確立，中國經濟轉型應該承認已經跨越了社會主義和公有制不可兼容論的鴻溝。與蘇聯、東歐轉軌國家把市場經濟作為轉型目標的顯著區別，就是中國的經濟轉型在階段性發展和探索的基礎上確立了明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目標。這在經濟理論上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的必然產物，這個目標模式的確立，首先就要破除西方經濟學理論所代表的“市場經濟范式”教條。無論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范式、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范式，都是把市場經濟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作為研究主題。對這些理論范式的研究成果可以借鑒，但必須加以改造和鑒別。其次，要辯證看待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現實所產生的“示范效應”。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的發展既有工業化革命領先的技術機遇，也與其長期國際殖民貿易掠奪的歷史有關，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在全球的發展并沒有帶來普遍的繁榮和富裕，世界富國仍然主要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或者國家集團，歷史地看待中國經濟轉型的成績和不足，有助于堅持中國獨特的發展道路和自主精神的發揮。最后，中國經濟轉型模式研究的一個突出主題，就是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的理論內涵和體制特征。離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明確的轉型目標，中國的經濟轉型就必然陷入混亂和崩潰的狀態。

二、制度約束剛性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只是中國經濟轉型中的一個層次性問題；中國經濟轉型還包括一個重要的層次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創新，制度創新必然涉及憲法架構以及政治領域的改革，1999年的修憲和不斷深化的政府改革都是制度創新的典型事件。國際著名學者安德列斯•皮克爾在《跳向市場經濟：從民主德國的經驗評經濟改革的激進戰略》一文中指出：“‘憲法政治’與‘正常政治’的區別在于，前者是關于社會秩序、社會契約及制度形式的框架，后者是關于在這一框架下受利益和其它選擇支配的方向。自由和公平選舉屬于憲法政治，鋼鐵工業私有化屬于正常政治，激進者努力把市場經濟的體制觀擠進憲法政治的范圍，因此，他們認為速度論、全面論和同時性這些與制度有關的內容是至關重要的。”[2]可以說，皮克爾所提出的轉型經濟中“正常政治”基本上屬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憲法政治”則屬于社會制度創新的問題；上述問題在中國經濟轉型中同樣是制度創新的核心問題。但中國經濟轉型的一條成功經驗或者說伴隨中國經濟轉型不斷強化的制度約束，就是堅持社會主義的社會秩序、社會契約及制度形式的框架，即“憲法政治”；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可以說，中國經濟轉型的過程是社會主義“憲法政治”制度約束呈現剛性的過程。這樣才保證了轉型過程社會制度堅持和創新的統一，離開了社會制度約束剛性，激進者所謂的轉型速度論、全面論和同時性必然將中國的經濟轉型引導到歧途上去。皮克爾還較早提出了改革合法性問題，認為“激進戰略的成功有賴于政府實行根本改革的合法性。”蘇聯的轉軌道路生動地說明了這個結論，當戈爾巴喬夫放棄了蘇聯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妄圖通過人民授權的所謂現代西方政治合法性道路實現社會制度的轉型時，事實上就已經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喪失了政治合法性，根本不具備繼續領導蘇聯實行根本改革的可能。因此，才有葉利欽振臂一呼，奪取政權的可能性；基于政權獲得合法性的證明和政權保持，葉利欽經濟改革的最優選擇就是堅定不移地走激進改革的道路。所謂“合法性”（Legitimacy），按照S.M.李普塞特的解釋，“是指政治系統使人們產生和堅持現存政治制度是社會最適宜制度之信仰能力”[3]。讓•馬克•夸克認為，合法性“是對統治權利的承認”。概言之，合法性是民眾對既定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秩序的認同、支持和擁護。合法性問題的中國語境就是“天下，天下人的天下”，或如孫中山先生指出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和經濟轉型研究中，往往關注于經濟體制和政治領域的改革和創新，忽略了與轉型相聯系的政治合法性資源培育、特別是政權合法性的制度建設和合理轉型。轉軌國家的合法性危機證明，經濟轉型絕不僅僅是精英階層的理性設計，更重要地是來自全體社會成員的認同和支持。忽略轉型過程中群眾利益和愿望的充分表達，表面上能夠推進改革的不斷前進，但事實上卻是在耗盡改革者的政治合法性資源。因此，轉型成功的核心就是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能夠實現與社會制度相聯系的政治合法性資源的穩定轉型。沒有政治合法性資源的穩定轉型，就談不上經濟轉型的成功，而政治合法性資源的穩定轉型主要源自經濟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制度剛性不斷增強。

三、改革形式開放

    市場經濟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從簡單商品經濟和初級市場的培育，到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達和世界市場的形成，市場經濟 運行機制內生力量自發演進和社會制度因素的束縛與規范相輔相成，不但促進了人類社會的經濟進步，也加速了市場經濟理論范式的成熟和繁榮。雖然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國家的市場經濟在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都存在顯著的差異，但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則是一個無止境的發展過程。首先，市場運行機制作為市場經濟的核心框架，可以作不同層次的理解但具有共同的真理內核和運行規律；經濟轉型就是要把市場運行機制作為國民經濟的基本運行框架，說到底也就是要讓價格機制作為社會資源配置的機器和經濟信息傳遞的手段，與此相關的市場體系建設的核心就是要鼓勵和開放一切形式的改革探索。從市場經濟的歷史進程來看，市場體系的演進是市場運行機制不斷發育的主要載體，放松市場管制培育市場機制的重點應該放在這個領域。中國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受阻的重要原因就是封建制度割斷了作為市場體系演進龍頭的金融市場升級。中國經濟轉型雖然基本架構起了市場運行機制，但市場運行機制的演進是不斷和自發的歷史進程，在這個方面中國的經濟轉型必須采取開放的改革形式和大膽創新。尤其要在以金融市場為代表的市場體系高端市場的轉型中，體現管制和創新的靈活博弈的新體制。其次，市場機制、國家干預、混合經濟、福利社會基本上形成了現代市場經濟的共識；以效率、公平和穩定為基準在考慮社會制度的創新方面，也要有開放的態度和大膽的創新，實現經濟體制和社會制度在創新中的沿承和轉型，實現與此聯系的社會心理、行為、習慣、道德和觀念等社會整體進步。實現現代社會主義制度在市場機制、國家干預、混合經濟和福利社會制度建構上的有機統一。

四、階段性推進

    經濟發展的顯著規律就是階段性特征，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生產率、產業結構、消費結構以及主導產業和增長方式。革命和改良都不能超越經濟發展的具體階段，只能加速或者延緩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工業革命和知識經濟等所標明的是大的經濟發展的階段，工業革命和知識經濟內在地又可以分為不同的發展階段。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立在落后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基礎上，因為列強侵略又出現了現代化進程的中斷。據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經濟學史專家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ison）估算，1820年中國的GDP是以1992.12億美元雄踞世界之最，占世界GDP總量的28.7%。人口在1794年即已達到約3.13億，占世界9億人口的1／3，是世界上名副其實最富的國家[4]。但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2004年美國人均GDP是37610美元，中國人均GDP只有1100美元，差距約34倍。這就注定了發展的階段性差距和以增長為主題的經濟發展是中國經濟的永恒主題，在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經濟轉型也是尋求經濟發展效率的必然結果。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指出：“增長是經濟漸進地、有效率地吸收新技術的結果。或者，如庫茲涅茨所述：‘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源于現代科學的有用知識存量的不斷增加以及隨現代意識形態的興起，社會演進制度的能力不斷增強，允許更多地開發由知識存量的增加所提供的增長潛力。’”[5]中國的經濟轉型正是以這樣的經濟使命為背景，甚至中國經濟轉型可以看作是實現鄧小平“三步走”發展戰略的重要制度建構。因此，在中國經濟轉型的研究中就必須注意經濟轉型中市場運行機制的建立、增長方式的轉變、市場體系制度的創新以及社會制度的創新，還必須尊重和結合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學會運用階段性推進的策略來解決轉型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這樣就能夠更加清晰地認識世界經濟的真實進程和中國經濟轉型所取得的成就與差距，通過階段性調整解決轉型過程中的不足和問題，穩步地把中國經濟現代化的使命和中國經濟轉型的階段性發展相融合，最終形成成功的中國經濟轉型模式。

參考文獻：
[1] 張建君：《改革、轉軌和轉型——基于轉型經濟學的劃分》，《經濟學消息報》2006年10月27日
[2] 參見李興耕等主編：《當代國外經濟學家論市場經濟》，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版
[3] S.M.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頁
[4] 參閱安格斯•麥迪森：《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
[5] 羅斯托：《經濟增長的階段——非共產黨宣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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