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爆文《寒門狀元之死》在刷屏一天后迅速成為千夫所指的“毒雞湯”。這篇講述“我的出身底層的高中同學”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為自己和家庭創造安穩生活、最終在病痛折磨下去世的文章，被指為咪蒙系公號為收割流量、販賣焦慮而刻意捏造的偽“非虛構”。一時間，“含咪量”成為檢驗朋友圈交友質量的重要標尺。
這篇文章是假的，但它的刷屏與輿論翻轉背后所折射出的群體焦慮卻是無法回避的。凝滯的階級流動、“知識改變命運”的失靈，造成寒門與底層社會陷入一種擺脫不了的“宿命論”——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奮斗，擠進了城市社會，但“還是過不好這一生”，甚至賠上更大的代價。
2010年前后，印度電影《三傻大鬧寶萊塢》在中國高校風靡，成為許多90后的印度電影啟蒙之作。今天看來，這部電影無疑講述了一個印度版“寒門狀元”的故事：男主角Rancho是貴族家庭里奴仆的兒子，沒有接受教育的資格，但因其天賦異稟，在主人的安排下冒名頂替主人的兒子考入了印度理工學院。他注定拿不到那張頂級學府的畢業文憑，以及它所許諾的世俗意義的成功，但他用知識和頭腦，創造了一個常人難以想象的烏托邦。
今天分享戴錦華教授對這部電影的講述。在戴老師看來，這部長達三個小時的電影，用一種極為愉悅的觀影體驗，啟發觀眾去思考：“知識改變命運，在多大程度上仍然保持著它的本意?在多大程度上已經被扭曲?”
正文
我始終關注非西方國家的電影，關注印度電影，但是觀看這部片子實屬偶然。記得當年把一個碟片放到了放映機當中，當發現它是三小時的時候，我已經做好隨時關掉的準備，但是當我發現電影結束的時候，三個小時已經悄然而逝，我有一種非常奇特的觀影體驗，而且它是在我從影之后就很難獲得的一種觀影體驗，一種純粹的愉悅，一種純粹的投入。
《三傻大鬧寶萊塢》劇照
近年來世界影壇真正值得矚目的一個現象是寶萊塢的崛起。寶萊塢長久以來作為世界電影的極少數例外之一，長期地占有印度的本土市場，占有西亞北非的區域市場，這個市場是好萊塢難于進入的。
經典的寶萊塢電影一定要有一個載歌載舞的形式才會被這個區域的觀眾所接受，而對于非寶萊塢的觀眾來說，這個形式有時候顯得過于程式化，甚至是幼稚、老舊，所以長久以來寶萊塢電影觀眾和非寶萊塢區域的電影觀眾之間始終存在著某種間隔。
在近二三十年的時間里，寶萊塢開始了它的國際之旅。到今天為止，寶萊塢電影開始在世界范圍之內產生廣泛的影響，這同時意味著一種與好萊塢不同的美學原則，與好萊塢不同的講述方式的出現。在這些寶萊塢電影當中，《三傻大鬧寶萊塢》這部電影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代表作。
這部電影再一次向我們展現了樸素地講述故事，樸素地觸摸現實，而且同時是嚴肅地面對社會現實的種種斑駁復雜的困境、危機和問題，仍然是可能的。恐怕這是這部電影的一個最重要的、最樸素的提示。
在這部電影當中，它再一次向我們展示了在我們所置身的這樣的一個電影時代，電影仍然具有種種的可能性，具有種種把我們導向社會、導向現實，同時導向自我，導向我們內心的通路的可能性。
故事在這個場域當中發生，于是它自然的，或者應該說是導演、編劇、演員共同成功地創造了一個關于今天非西方國家，可能也包含西方國家，都共同面對的事實，就是教育在今天的社會當中的所扮演角色和意義：
關于我們接受教育究竟為了什么，或者我們可能達到什么？關于知識的有效性，關于教育是否只是這個越來越封閉的、越來越固化的現代世界的一個晉身階。作為一個階梯，作為一個敲門磚，它是否給我們的生命帶來任何真實的收獲？或者它是否真正地賦予我們能力，賦予我們可能性，讓我們去創造，讓我們去改變。知識改變命運，或者說教育作為人類自我提升的路徑，在多大程度上仍然保持著它的本意？在多大程度上已經被扭曲？
這部電影當中，它除了向我們展示了我們仍然可以搖曳多姿地，有聲有色地，多姿多彩地去講述故事的可能之外，它也像我們展示了如何通過故事，通過人物，通過人物的命運去觸碰現實，去直面現實，去質詢現實。
如果我們說電影就是夢工廠，電影應該有讓觀眾走進影院，在黑暗當中做一個半小時到三個小時夢的權利的話，那么這部電影提示我們的是——什么是夢？我們應該擁有什么樣的夢？是永遠要在電影開始的一瞬間，通過一個角色仰頭望向摩天大樓，而后夢想頂層的生活的夢呢？還是我們在這個夢中去體驗堅持理想，堅持夢想的權利，以便去改變現實的可能？
我經常覺得電影作為藝術的最大意義確實是帶領我們在片刻之間離開現實，但是離開現實到達哪里?離開現實后是片刻的休憩，片刻的娛樂，片刻的麻醉呢，還是它賦予我們一種更大的勇氣和力量去面對現實?這是當我在不知不覺當中，非常愉悅地看完這部影片以后，會浮現在我心里的一些問題。
在這部電影當中，一個對于今天的流行文化而言的奇跡是，它再次向我們展現了友誼，一個不借助賣腐而可能展現的“純粹的友誼”或者“純正的友誼”，那么所謂友誼指的是一種超越性的情感，是一種超越性的價值，是一種不被現實的利益，不被欲望，不被金錢，不被各種各樣的權力結構所污染的這樣的關系。
影片中的故事敘事使用了大閃回結構，在敘事動作上是追尋。序幕當中的尋找是一個空間上的尋找，因為我們的主人公Rancho在故事開始的時候，我們不知他在何處，不知他在何方，我們可以想象也許他論落了，也許他在漂流，也許他在流浪，而實際上電影的敘事是一個時間的追溯，于是我們重新回到那個入學的時刻，回到三傻瓜或者三兄弟，他們彼此相遇的那個時刻，同時回到那個熙熙攘攘的大學生涯的開端的場景，這個影片用這樣的一個結構——實際上是非常古老的結構，來再現了一個用電影媒介所講述的傳奇性的民間故事。
這個電影的另外一個非常成功的地方正是在于它把古老的民間故事的敘事結構，也是最古老的所謂現實主義電影的拍攝方式和敘述方式，與喜劇式的情節構架、表演風格和電影調度、電影設計手法結合在一起，同時以極端巧妙的方式把整個現實的場景，從細節、從場景、從人物命運的轉折和變化當中，清晰地滲透出來，這和我們所說的一個色彩斑斕的、極度迷人的、夢幻性的屏幕，最終成了一個遮擋現實的擋板的效果完全相反。
它是一個高度娛樂化的、程式化的影片，具有種種帶有“古老特征”的敘事技巧和電影技巧，它有這樣的一種表象，但同時它向我們展示現實，鼓勵我們去觸摸現實。
這部影片的主題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它的主題是關于階級的固化，關于父權，或者說家庭的期待對成長中的年輕一代所構成的巨大的擠壓和壓迫，同時關于教育的意義，關于知識的意義，關于人與知識的關系，關于人與教育體制的關系。
這個影片非常突出的寶萊塢特征是在于其涉及的印度問題的本土性，比如說印度教育的普及與成功，和與此相伴隨的高自殺率(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自殺率越高)本身所提示的關于社會心理、關于社會結構的種種問題。這樣沉重的、殘酷的問題，是透過充滿喜劇色彩的，充滿濃郁的日常生活氣息的，同時是老舊的、古老的，又是極端嫻熟的，極端流暢的敘事方式透露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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