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夏天，我們前往西藏自治區雙湖縣調研嘎措鄉集體經濟，剛開始當地的一些干部對我們調研集體經濟有些不解。他們認為集體經濟是落后的、遲早要被淘汰的制度，有什么值得調研的呢?

　　但我們調研發現，恰恰是集體經濟讓嘎措鄉擁有了穩健的經濟、小康的民生、和諧的社會、以及良好的生態。與單干牧戶相比，在接近無人區的雪域高原上，嘎措的集體牧業既能保護生態，嚴格執行草場輪牧制度，又能出產更優質的畜牧品，還能開展多元兼業，自主開發多種皮毛制品，組織建筑隊，等等。嘎措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僅遠高于雙湖縣的其它鄉鎮，還高于西藏雙湖縣以外地區農牧民的人均水平。

　　在社區內部，嘎措在按勞分配的基礎上，照顧年老體弱者，甚至還首創了牧民養老制度。嘎措鄉地處海拔4900米的高原，自然環境惡劣，除了“生態宜居”這一條非人力可為之外，依靠集體的力量，已經達到了鄉村振興戰略總要求的其他幾項：產業興旺、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我們在西藏聽到的有關集體經濟的成見并不罕見。這種成見大多隨著農村改革、集體式微而出現，時至今日仍然有相當的普遍性。農村改革以來，學術界出現了兩種觀點：一種是小農持久論，倡導小農是“三農”發展的主體;另一種是“騰籠換鳥”論(或稱小農消亡論)，倡導農民進城、資本下鄉，讓專業大戶和龍頭企業成為農業的主體。

　　那么，鄉村振興應以誰為龍頭呢?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三農”困境已經說明鄉村振興的龍頭不可能是分散的小農，但也不是專業大戶和龍頭企業。此外，鄉村振興也不能簡單依靠城市化來帶動，鄉村問題與城鄉關系、城市化密切相關，但也是相對獨立的，政府也難以充當鄉村振興的龍頭。

　　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政府已經對農村的基礎建設投放了大量的資金，這樣的外部性輸血對改變鄉村面貌，尤其對改善基礎設施，發揮了相當的作用，然而僅僅依靠政府并不能解決農村社區由去組織化帶來的內生性缺失的問題。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央政府已然看到鄉村問題的基礎性和長期性，將“鄉村振興”作為一個中長期戰略，正是體現了這一認識。

　　我們希望通過調研回答鄉村振興誰是龍頭，鄉村振興如何探路這兩個問題。

　　我們認為中國鄉村未來可持續發展的短板是缺乏組織化、缺乏內生性。通過調研，我們認為重新激活的村集體應該成為引領鄉村社會發展的龍頭，村莊的新集體化能夠解決鄉村的組織化和內生性問題。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農村業態黯淡、農村社區原子化、農村生態環境缺乏整體性統籌等問題才有可能解決，鄉村振興才有基礎和抓手。　　

　　一、鄉村振興的龍頭

　　誰是鄉村振興的龍頭是一個重要的政策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來，因為缺乏抓手，面對扶貧增收的任務，地方領導往往通過行政命令安排農民的種養項目，結果卻往往不如預期。行政命令式的推動往往效果不佳、事與愿違，還可能導致相互的埋怨和腹誹：地方領導責怪村干部落實不積極，村干部則覺得自己要被動承擔試錯的責任和后果，擔心遭到村民埋怨[1]。

　　顯然，地方領導做主，卻并不承擔決策的后果，村干部不能決策，卻要承擔試錯的后果，權責不統一。從權責統一的角度來看，鄉村振興的龍頭不應該是地方政府，而應該是村集體。地方政府需要提出地方發展的戰略指引，而鄉村振興的具體路徑、方法和決策，需要依靠村集體發揮責任心和能動性。

　　資本是否能承擔鄉村振興的主體呢?

　　鄉村振興戰略提出后，一些資本活躍在民間高端論壇，在鄉村振興中尋求商機。誠然，讓資本唱主角是很多發展中國家振興農業的主流思路，然而招商引資帶來了很大的負面性。有國際農政研究發現，資本化農業越來越趨向于“采掘性”(extractivism)，即農業越來越脫離傳統的資源循環模式，越來越趨向于資源流失的模式，這樣的農業模式具有采掘性，也可稱為“掠奪式”[2]。印度著名的生態學家范達娜席瓦言簡意賅評論了其后果：

　　在所謂高產的同時，整個生態系統在沉淪，生態的多功能在沉淪，每畝的營養產出在下降。在所謂高產的同時，它們把高產的成本都外部化了，比如所造成的水污染需要花費450億美元才能清除，而這些成本由整個社會來承擔[3]。

　　荷蘭農政學者范德普勒格指出，資本主導的農業在表面上、在短期內，可能帶來了“發展”, 然而從實質上、從中長期來看，這一模式主要通過流動性和資源配置來實現資本的利益訴求，并不考慮當地的生態保護、可持續性、以及當地勞動力的安置[4]。

　　采掘性農業不僅導致資源流失，也使得農業越來越脫離甚至排斥地方社區和文化，農業失去了與社區、文化、生態維護相關的多功能性。采掘性農業以資本為主體，服務于單一的利潤導向，經濟價值的生產排斥了社會、文化、生態等方面價值的生產;農業與當地的社區、文化、生態脫鉤，導致鄉村的業態與鄉村社區、鄉村文化不能達成有機的整體性;這樣的業態模式，不僅本身缺乏可持續性，更無法帶動鄉村振興。

　　鄉村振興是多種價值振興的統籌協調，包含社區、文化、生態、農民生計等方面，只有村集體能夠兼顧多元價值，兼顧短期利益和長期可持續性。所以，鄉村發展、鄉村振興的龍頭應該是村集體。無論資本還是政府當龍頭，都錯置了鄉村振興的主體。

　　關于鄉村發展的前景，小農持久論和小農消亡論在國際學界仍然爭執不休。小農持久論強調小農經濟的韌性，即小農利用家庭勞動力、以改善生計為目標，比公司化運營主體更有伸縮性、更堅韌。小農消亡論則強調小農生產缺乏規模化的經濟效益，在市場化的環境中必將被碾壓，因此農業的資本化、企業化是必經之路。

　　近年來，生態和氣候危機使得這一爭論出現了反轉。一些學者和世界各地的農民組織支持小農持久論，強調小農農業的多功能性，認為其能兼顧社區、文化、生態等多元價值，對環境更友好，更有助于扭轉氣候危機。與之相比，小農消亡論的價值觀是資本效益優先，其投入-產出的方法強調單一的經濟價值產出，因此直接沖撞了保護生態多樣化和溫室氣體減排的時代要求。

　　國際研究機構ETC Group的研究發現，全球小農用不到25%的資源(包括土地、水和石化能源)養活著世界70%的人口。相比之下，工業化的食物體系用了至少75%的資源，僅養活了全球30%的人口，而且還產生了大量溫室氣體。小農農業體系的生態多樣性是工業化農業的9~100倍。同時，工業化食物體系每產生1美元零食，全社會需要倒貼2美元來彌補該體系的負面性，即它帶來的健康和環境代價。因此以過去70多年的表現來看，工業化食物體系太耗能、太昂貴，難以持續[5]。

　　荷蘭的農政學者范德普勒格以40年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農業與農民研究為基礎，分析了小農農業、農場主農業、公司農業這三種模式的性質和特征。他認為小農模式以改善生計為目的，利用家庭和社區的勞動力，通常以生態資產的可持續利用為基礎，因此小農模式具有生計改善、靈活兼業、社區互助、生態維護等多個功能。通過對秘魯、荷蘭、意大利長達30年的跟蹤調研，范德普勒格認為這三個國家都出現了再小農化趨勢[6]。

　　關于未來農村的前景，也有學者倡導鄉村發展采取“去農業化”(de-agrarianization)的策略，鼓勵脫離傳統的格局，重塑鄉村業態、就業結構和空間格局[7]。這樣的策略并非必須招商引資，而是強調調整鄉村業態、優化就業結構、改造空間格局，以帶動鄉村發展。中國幅員遼闊，內部有豐富的差異性，鄉村本就應該有多樣化的業態布局。

　　在國際農政視野下，結合中國70多年的發展經驗，中國鄉村發展的制度特點和優勢是什么?我國長期積累的制度特點是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主導，這一制度特點能夠發揮組織化的優勢，可以超越小農作為小生產者的局限性，實現適度規模經營，開發多樣化業態;同時，還可以比小農更好地統籌和保護社區農業的多功能性和多元價值。這些優勢在上述嘎措的實踐中有充分的體現。

　　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習近平曾有如下總結：

　　一是農村基層組織管轄的集體經濟組織作為農村集體土地及集體資產的所有者載體，行使著集體所有的土地等生產資料的發包、管理以及集體企業經營制度的選擇和經營預期的確定等重要職能;

　　二是在目前我國農業不可能獲得太多的財政補貼和工業反哺的情況下，農村基層組織管轄的集體經濟組織仍承擔著保護農業這個弱質產業的重任;

　　三是在廣泛領域內幫助政府實施多項農村社會發展計劃，這是農村基層組織管轄的集體經濟組織具有的一個巨大而又往往被人們所忽視的現實功能[8]。

　　2020年9月30日，習近平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峰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指出“當前，全球物種滅絕速度不斷加快，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生態系統退化對人類生存和發展構成重大風險”，并宣布中國將于2021年舉辦《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9]。可以看到，對生物多樣性的恢復、保護和發展得到了我國政府的高度重視。

　　鄉村地區的發展與生態的恢復和保護息息相關，是鄉村振興不可避免要面對的問題、承擔的責任。在這一過程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具有多種功能，包括管理資源、統籌經濟、保護農業、社會發展、生態恢復。

　　自20世紀80年代的農村改革以來，以農戶承包經營為基礎的集體和農戶雙層經營逐漸忽略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優勢。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戶承包經營權卻漸趨固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存在感”及其統籌協調權利逐步虛化。2024年6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通過，并將于2025年5月1日施行，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即將不再是沒有“戶籍”登記的“黑孩子”，但在實踐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統籌協調仍有待發揮，才能在鄉村振興中發揮制度優勢。

　　農村改革40余年，農民已經出現了兩極化、離散化的趨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還有沒有可能實現第二次飛躍，發展“新集體經濟”?在市場化的條件下，第二次飛躍如何起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將如何重新組織農民，又能夠在市場機制下發揮怎樣的作用?帶著這樣的問題，我們在2017-2019年以及2022-2023年對新型集體化實踐的7個案例進行了調研和分析。

　　這7個案例分布在全國不同地區，主要在我國東北、西南和西北地區，分別是：黑龍江省尚志市新興村(朝鮮族)、黑龍江省五常市山南村、貴州省安順市塘約村和大壩村、云南省騰沖縣新岐村、西藏自治區那曲市嘎措鄉(藏族)、河南省洛陽市土古洞村。7個案例包括不同的業態：黑龍江的新興村、山南村以水稻種植為主業;貴州塘約村、大壩村以蔬果業為基礎，二、三產業并舉;云南的新岐村以林業為主;西藏嘎措鄉以牧業為主，多業經營;河南土古洞村以農業休閑旅游為主。

　　在這些案例中，除了嘎措鄉是人民公社時期的集體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延續，其它村莊的集體化都起步于21世紀。我們通過集體調研、集體討論的方式完成了本書的寫作。下面筆者將簡述調研的總體情況，并從國際經驗角度來闡述集體經濟的意義。　　

　　二、新型集體化實踐

　　集體經濟，今昔不同。計劃經濟時期，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集體經濟有著明確的組織架構和功能設定。農村改革40余年后的今天，農村組織化有待再次飛躍，新型集體經濟如何起步、如何組織群眾既是理論問題，也是實踐問題。

　　改革時代，雖然我們有南街村、周家莊這樣的經典案例，但它們似乎業帶來了一種“悖論”。一方面，它們的存在讓人們對集體經濟的優勢有鮮活的認識，另一方面，以它們為代表的集體經濟高標配也讓不少人望洋興嘆。有人因此認為，分田到戶實行幾十年了，中國其他農村已經沒有條件復制它們的經驗。而近幾年，受《塘約道路》的啟發，山東煙臺推廣黨支部領辦集體經濟的做法，是一次突破性的、市域范圍內的嘗試。

　　結合實踐經驗和當前鄉村的情況，我們建議可以先對“集體化”這個概念適度放寬，再來討論“新型集體化”，使其既有原則可循，也能靈活適應發展變化，從而有利于我們看見當下的實踐創新，鼓勵鄉村在既有條件下“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應用“新型集體化”的思路來振興發展。根據文獻研究和實地調研，我們認為不必急于用既定的框架或者指標來劃定今天的“新型集體化”。

　　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保障農民財產權益，壯大集體經濟。”在這一指導下，地方政府確實在想方設法地減少集體經濟空殼村，增加集體自有資金。不過，在調研中我們發現，地方政府對集體經濟的理解往往也僅限于擁有“集體資金”。而集體經濟的壯大應該是多層次推進的，表現為從資金、資產、生產資料的集體化到生產關系的集體化。

　　為了鼓勵和發現實踐創新，我們建議把壯大集體經濟界定為公共性不斷擴大、社區黏性(團結)不斷增強的過程。此處公共性的擴大不僅指提供更多公共產品，也指從集體自有資金到集體生產資料、集體經濟生產關系的推進，這是公共性、集體能力從簡單到豐富的擴展。我們認為新型集體化的原則在于公共性的豐富和擴大，其靈活性則在于不要求一步到位，允許有探索的過程。

　　從我們的案例來看，今天的新型集體化往往發端于合作社，但它們又不是以市場化原則為主導的專業合作社。在懷有初心的帶頭人推動下，新型集體經濟逐步豐富了其公共性內涵，擴大了普惠性。如此，農村集體經濟不僅僅是部分農民增收的途徑，也是鄉村多元價值、多功能性的載體，更是鄉村振興的基礎。

　　基于我們調研的7個案例，我們可以概括新型集體化實踐的特點。[10]

　　1. 初心推動

　　當下全國登記的合作社有224萬個，80%以上為空殼，這是公開的秘密。有著40年基層工作經驗的江西省宜黃縣政協委員李昌金把合作社總結為大戶推動、企業推動、社會組織推動和行政推動的結果[11]。其中，行政推動的合作社，主要是以項目或者任務為導向，是以“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成立的合作社”。

　　雖然這個總結比較全面，但我們調研的7個案例卻并不對應其中任何一種。除了西藏嘎措鄉是人民公社時期集體經濟的延續，其他幾個案例中的集體經濟都是由新世紀條件下的初心推動的，不以具體的項目或任務為導向，更不是政府行政命令的結果。

　　20世紀50年代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初心，在社會層面是防止貧富分化、追求共同富裕，在經濟上是創新社會化的分工合作，提升生產力，在政治層面是建立以新的生產關系為依托的村莊共同體，鞏固社會主義政權。相較之下，在我們調研的案例中，新世紀新集體經濟帶頭人的初心，則是追求共同富裕，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鄉村發展的困局尋求出路。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實行40多年，現今農村出現分散、分化的局面，把集體當作事業的動力不足，新型集體化實踐的初心從哪里來?中國社會主義傳統在鄉村基層的土壤中依然留存著種子，而新型集體化便是這些種子發芽、開花、結果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集體重新被塑造，成為鄉村振興的發動機。發掘由初心推動的新型集體經濟，為鄉村振興提供思路，正是我們調研的問題意識所在。

　　在我們的調研案例中，這份初心往往由不同的機緣激發，但都有一個相同的背景，那就是農村的分散分化。

　　黑龍江新興村是一個朝鮮族人聚居的村莊，“50后”金正浩在19歲人黨時立下決心，要為村莊建設出力，恰巧他那時看了一部朝鮮電影《鮮花盛開的村莊》，便立誓也要把家鄉建設成美好和諧、鮮花盛開的地方。時過境遷，20世紀90年代，金正浩去韓國打了七八年工，回來后，村民覺得他為人正直，有技術、有能力，都希望他能留下做書記，不讓他再走了。

　　2004年，赴韓國打工開始在新興村成為熱潮，那里的青壯年80%都出國務工，平均年收入有幾萬元。當時已經是村支書的金正浩并沒有因此覺得高枕無憂，反而看到了問題和危機：青壯年外出打工導致村里大量土地拋荒，不能外出打工的村民則缺乏致富途徑，許多村民缺乏大局觀，只顧自己家，導致村容不整，年輕人盛行喝酒、打牌的風氣。

　　金正浩憂心村里的土地拋荒，思索著如何帶領留守村民改善生活。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出臺，金正浩找到了把初心轉化為實踐的路徑，他說：“我們的合作社跟其他合作社不同，不是家庭辦的，不是為自己利益的，而是以共同致富為目的的。”

　　這樣的初心是被村民需要和信任的，也是村民選擇的結果。正因為金正浩堅守社會主義初心，眼里看得到留守村民的困難，心里裝著村莊發展的大局，他才能思考整體性的問題，探索新型集體化。金正浩和村民這種聯系和互動是中國特色農村發展道路在基層的一種體現，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實踐。　　

　　黑龍江省尚志市新興村

　　貴州省安順市大壩村的陳大興是“60后”，1996年，28歲的陳大興接受了彌留之際老書記的囑托：“黨員就是要為村里好，為老百姓好，我相信你一定能夠帶領村民們走出貧困。”但是如何才能帶領村民們走出貧困呢?在地方政府的指導下，大壩村嘗試了幾個種養殖項目，屢試屢敗，不得其法，大壩村仍然是省二級貧困村。2012年陳大興被派去著名的華西村學習，那里的集體經濟讓他真正受到了震撼，回來就和村“兩委”開了一個星期的會，討論大壩村的未來發展，他的想法到了村“兩委”的支持。正是在華西村的經歷激發了陳大興的初心。

　　河南土古洞村的帶頭人、村支書鄭向東也是受到集體經濟實際案例的啟發，激發了初心。1995年鄭向東聽說了南街村的集體經濟后，將信將疑，親自前往考察后大受震撼。回村后，鄭向東多次召開會議，從村“兩委”的班子會議到黨員會議再到村民代表大會，組織大家討論村莊發展道路問題。除了開會討論，兩個多月里，村委會讓7個村民小組輪流觀看介紹南街村集體經濟的光盤，并組織村干部、黨員去南街村考察學習。

　　貴州塘約村的村支書左文學是被村里遭受的百年難遇的大洪水激發了初心。在世界上一些地方，發生自然災難之后，災民往往還會遭遇深重的人為災難。比如，2004年印度洋大海嘯席卷多國造成二十余萬人死亡，自然災難過后，資本“海嘯”接踵而至，其在災區以重建為名瘋狂圈地。2005年美國南方遭遇卡特里娜颶風，80萬所房屋倒塌受損。然而，災民遲遲未能重建家園，原本用于救災和重建的數十億美元公共資金卻肥了私企承包商的腰包，這種資本積累的模式被稱為“災難資本主義”。

　　塘約村不僅在洪水發生后迅速反應進行災后重建，還選擇了一條組織起來的道路：以黨支部為領導核心，建立起“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的新型集體組織。塘約村的發展的確受到了政府資金的扶持，但我們通過調研發現，塘約村的集體化實踐并不是行政推動的結果。因果關系正好相反，先有塘約村的新愚公移山，才有后來的水到渠成，塘約村如果自己沒有組織起來的初心，沒有先干一步的決心和干勁，也難以吸引到政府的資金支持。　　

　　《塘約道路》

　　2. 新的公共性

　　初心點燃后，如何帶動群眾呢?

　　當前鄉村振興在實踐的方向上應該表現為公共性的增加。在過去70多年的歷程中，前30年鄉村公共性不斷擴大，20世紀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即“第一個飛躍”，反而使鄉村的公共性縮小了。談到現在動員農民合作，大壩村的村支書陳大興說：“難。改革開放多年，村民心散，不理解這些事，以為承包給他的永遠是他的。所謂‘金不調，銀不換’。”

　　這樣的局面來自幾十年分田到戶養成的慣性，那么這些推動集體經濟發展的村莊是如何破局、帶動群眾的呢?答案是推動者們甘當新愚公，創造新的公共性，付出逆市場化的努力。我們調研發現，只有提供新的公共性能量，創造“合”的條件，才能帶動群眾，讓村民們逐步脫離“分”的慣性，創造新的集體經濟。

　　貴州大壩村的產業金刺梨種植，正是村支書陳大興在2008年首先嘗試種植了300多棵，隨后十幾名黨員帶頭示范，2011年果樹成功掛果，引來不少買家高價購買，這才發展起來的。如果按照市場化邏輯分配個人利益，獲得利益者首先應該是陳大興，然后是其他黨員。然而，他們并沒有把通過試錯、探路得來的成果，按市場的一般規律變成自己先富起來的途徑，而是逆市場化地讓這一成果為集體所共有，與所有村民共享。在村民們有興趣、有信心后，村“兩委”趁熱打鐵召開村民大會，組織合作社。

　　2012年，大壩村完成土地丈量，全村村民大部分都加人了合作社，按土地分紅。新的公共性為村干部在群眾中贏得了公信力和號召力。陳大興對新型集體化的看法體現了集體逆市場化的功能：

　　我們村這種模式解決了收入差距的問題，因為村民有股份。以前田是給有能力的人做，幫他做工的一邊打工一邊把錢花完了，賺不到什么錢。很多村是把土地流轉給公司。“奴隸”還是奴隸，“奴隸主”還是奴隸主。老百姓沒有分紅，賺多少都是老板的………時間長了，老百姓醒了(覺著這樣)還是不行。

　　塘約村的干部也是逆市場化的新愚公，為村民奉獻了第一桶金，創造了新的公共性。村合作社起步的150畝蓮藕項目需要籌集資金，但是當時信用社不貸款給合作社，只借貸給個人，因此塘約村的村“兩委”開會，11名干部各自認領了8萬~15萬元不等的貸款任務，以個人的名義為合作社共貸款114萬元，還這樣約定：“發展起來了，就由村集體幫我們把這個錢還了;如果發展不起來，我們虧了，我們幾個人打起背包外出打工，去掙錢把這個(錢)還了，自己還自己的錢，不要給老百姓拖泥帶水。”這些舉動都發生在上級部門關注和支持塘約村之前。

　　黑龍江新興村也是通過創造新的公共性帶動了村民合作。這個公共性的基礎是村支書金正浩奉獻的努力和技能。他說：“我不是高級農藝師，我是農民農藝師……有什么事，給我打電話，或者把水稻拿過來，看什么病啊，診斷啊，用什么藥來處理，我一看水稻就知道有什么問題。合作社的6000畝地技術都由我來承擔，應該說是免費吧，誰也沒有給我錢。”

　　用自己的技能服務合作社，符合金正浩的初心。他很明白他的奉獻是逆市場化的，因此他們的合作社與一般的合作社不一樣，是普惠性的。他說：“我們的合作社跟其他合作社不同，不是家庭辦的，不是為自己利益的，而是以共同致富為目的的……要是我個人辦的話，我早就是百萬富翁了。”

　　村支書是農藝師，從育種到田間管理方方面面都在行，還有一位屯長是農機能手，在人民公社時期成長起來，志愿承擔合作社的農機管理服務。他們為6000畝農田無償貢獻了自己的技術和精力，既提供了合作社啟動的能量，也保證了合作社的平穩發展。

　　云南新岐村的新公共性也是在逆市場化中形成的，不同的是，新岐村的逆市場化拒絕了“一刀切”的市場化導向。1982年包產到戶時，上級指示把林地分包到戶，新岐村組織了村民討論是否要保留集體林地。最初，大部分村民和部分干部贊成林地全部分給農戶，但也有一部分干部認為，如果集體保留部分林地，集體有收入，將有助于村莊公益事業建設。

　　村委會多次召集會議，讓大家充分討論，最后70%的村民同意全村2/3的林地交給集體，1/3的林地分給農戶。1997年全國農村實行二輪承包時，新岐村對林地分配進行了調整，把村集體一半的林地交給各村小組，形成了村集體、村民小組、村民各占1/3的“三三三制”局面。2006年林權制度改革時，政府要求新岐村把林地全部分給農戶，但是新岐村的一些老黨員干部擔心新岐村像周邊村莊一樣成為集體經濟空殼村，失去整體發展能力，因此他們強烈要求保留集體林地。　　

　　云南省騰沖市新岐村

　　不過，我們也必須辯證地看新集體化的逆市場性。在集體內部，集體的普惠性是逆市場化的，但是在市場經濟中，集體是一個市場主體。經典集體經濟村莊南街村所提的“外圓內方”，體現的就是順市場化和逆市場化的雙向關系。

　　3. 可持續的公共性：多數參與，多重價值

　　對當下集體經濟的質疑往往詬病集體經濟依靠能人，一旦失去能人，則陷人“人亡政息”的境況。事實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的市場主體都面臨著生存問題，而且相對于大型企業，中小企業更難生存，這是普遍情況。中國中小商業企業協會發布的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7月，小微企業“存活5年以上的不到 7%，存活10年以上的不到2%。中國民營企業平均壽命僅3.7年，中小企業平均壽命更是只有2.5年”[12]。

　　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生存艱難不是集體經濟本身的問題，而是所有市場主體面臨的問題。不同于一般市場主體往往追求利益最大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特殊市場主體，因為其內部的非市場性，或許比一般的中小企業更有韌性和可持續性。

　　在我們調研的案例中，西藏嘎措鄉的集體經濟歷時最長久最成熟，也最具有韌性和可持續性。20世紀80年代初，西藏進行農村改革后，嘎措是整個自治區唯一留存集體經濟的，從80年代至今，嘎措已經經歷了7任書記。嘎措的集體經濟并不依賴某個具體的能人，而是形成了自身的制度特點和優勢，具體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以內需為主。嘎措出產的牛羊肉、酥油、酸奶等產品大約70%用于內需，并不全盤依賴外部市場，這就增強了其自身的韌性。

　　第二，以按勞分配為主，兼顧勞動均衡，給弱勢勞動力以適當的勞動照顧，從而實現共同富裕。

　　第三，實行生態保護型生產，不追求產值最大化，而是追求社會最優化和生態可持續性。雖然不追求產值最大化，但因集體的統籌發展能力遠超單打獨斗的農牧民，嘎措的人均收人遙遙領先于西藏自治區的一般農牧民收人。

　　這些不同于一般市場主體的措施，使得嘎措的集體經濟能夠很好地實現多重價值：共同富裕，社區和諧，生態保護，可持續性。如果不是上級政府統一安排搬遷，嘎措以牧業為主的集體經濟仍可以持續下去。在遷往新的居住地后，嘎措鄉民正在逐步脫離傳統牧業，嘗試新的集體經濟實踐。　　

　　嘎措鄉鄉政府和一村全貌︱圖片提供：丁玲

　　黑龍江新興村以朝鮮族村民為主，2009年在村支書金正浩的推動下，由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合作社與村財政“政企分開”，經營的6000畝土地，有5000畝承包給40多戶社員，1000畝由合作社自主經營，為全社創造收入。新興村的合作社有如下優勢：

　　第一，幫助社員擴大了種植面積。合作社成立前，外出農戶把土地流轉到周圍的村莊;合作社成立后，把全村的土地從農戶手里流轉回來，擴大了本村社員的種植面積。這同時也避免了農戶承包的兩極分化，2017年，合作社承包最多的農戶有土地280畝，最少的也有100畝。

　　第二，合作社使生產上做到了“五統一分”——土地統一、技術統一、種植品種統一、農資統一、統一銷售、分戶經營。

　　第三，合作社設立315畝的良種試驗田，為社員提供優質廉價的種子。

　　第四，合作社為社員提供農機服務和農機技術培訓，使得社員的生產主要依靠自家的勞動力，減少了生產開支。合作社也為全村提供了公共產品，增強了“集體性”和社區的黏性，比如給全村提供免費自來水，支持村里朝鮮族老年協會的各項活動。

　　前文雖然已經提到幾個村莊發展集體經濟的諸多細節，但我們調研的村莊并不都是發育成熟的集體化案例。西藏嘎措鄉，貴州大壩村、塘約村，河南土古洞村的集體化探索力度更大。嘎措鄉本已經發展出成熟的集體經濟，但搬遷后業態有很大的變化，今后集體經濟之路怎么走，還需要新的探索。大壩村、塘約村已經探索出一二三產業聯動的思路并收獲了初有成效的實踐方法。土古洞村對如何拓展生態農業，如何聯動一二三產業，還在探索中。黑龍江新興村的合作社、云南的新岐村的集體林業都是實現鄉村新公共性的基礎，但是，帶頭團隊能否繼續推進，有待跟進觀察。

　　在我們的調研中，也有集體化跑偏的案例，對比來看很有借鑒意義。黑龍江五常市山南村的帶頭人懷有初心，卻沒能實現逆市場化。2003年，山南村開始有大量的勞動力外出，因此山南村成立了村級工會，支持外出務工，也有效地協助了外出村民向雇主爭取欠薪或工傷賠償。由于大規模的外出務工，村里只留下“386199部隊”[13]，山南村的村支書也開始反思負面效應，思考農業的未來靠誰來承擔的問題。

　　該村合作社成立于2006年底，至2017年有200多戶社員，主要進行農資統購和產品統銷，也有一定的互助資金。成立合作社的初衷是重建集體，通過集體經濟實現“集體共富、合作共贏”，但是合作社在實際運作中，沒能提供足夠逆市場化的公共性，出現了常見的幾個問題。

　　第一，合作社主要強調經濟效益，沒有形成多元價值，單一的經濟價值使得合作社缺乏黏性，越是強調經濟效益，社員越是只能利益共享，難以風險共擔。

　　第二，合作社內部存在相當的經濟分化，少數人決策運營，多數人缺乏參與，因此普通社員沒有共擔風險的動力。

　　第三，合作社“統”的程度不高，公共性弱，鼓勵有能力的人自立門戶，這樣雖然減小了合作社的責任，但也更加減弱了合作社的黏性。

　　簡言之，雖然山南村合作社帶頭人有壯大集體經濟的愿景，但是近些年來離重建集體的目標并沒有越走越近，集體性和公共性沒有實質進步。　　

　　三、集體經濟的國際經驗

　　農村集體經濟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當我們把中國集體經濟制度的經驗放在國際上關于“公共”(或者叫“公地”)的理論中進行探討時，中國經驗不僅對我們探索鄉村振興之路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對世界的普遍問題的解決也具有借鑒價值。

　　1968年，美國生態學家加勒特·哈丁在著名的《科學》期刊上發表了題為《公地的悲劇》的文章。哈丁在文章中引用了19世紀英國一個關于公地的假設，即如果放任自流，大家都會為了自己的利益增加自家蓄養牛羊的數量，這種自由將會摧毀公共牧場[14]。從這個假設出發，哈丁把“公地”的命題延展到人口問題、公共環境、公共資源(如大氣、海洋)，他指出，如果放任自流，這些“公地”都會面臨無法避免的悲劇。哈丁的文章之所以有很大的影響力，在于他前瞻性地在更大的范疇提出了“公地”的前途問題，警示了在未來的社會生活中“公地”管理的重要性。

　　非常有意思的是，哈丁的“公地的悲劇”這一命題與亞當·斯密關于“看不見的手”的命題是相反的。亞當·斯密的命題是，當人人追求個人利益，自由追求生產和消費時，社會公共利益將最大化;也就是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個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具有一致性。而哈丁的命題恰恰指出了自由個體的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是相悖的，他提出，有兩種措施可以避免“公地的悲劇”，一種是徹底私有化，另一種是國有化。然而，在公共政策領域，哈丁的命題常常被用來推動“公地”的私有化[15]。

　　美國政治經濟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的貢獻是在世界各地的“公地”維護中發現了多種付諸實踐的合作制度，打破了私有化的迷思[16]。從廣義的農業資源(包括農、牧、漁)來說，中國可能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公地”，中國在農業“公地”的管理上有著豐富的經驗和教訓，對這些經驗教訓的總結和揚棄，不僅關乎中國農業資源的未來、關乎鄉村振興的前途，也對世界“公地”的管理有著重要的意義。我們的調研是一個初步的嘗試，未來還有許多工作可做。

　　參考文獻：

　　[1] 這樣的案例很多，比如：古學斌，張和清，楊錫聰. 2004. “地方國家、經濟干預和農村貧困：一個中國西南村落的個案分析.” 《社會學研究》110(2):79-88.

　　[2] Mckay Ben M. 2017. “Agrarian Extractivism in Bolivia.” World Development 97:199-211.

　　Tetreault Darcy, McCulligh Cindy, Lucio Carlos. 2021. “Distilling agro‐extractivism: Agave and tequila production in Mexico.”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21 (2):219-241.

　　Mark Tilzey. 2019. “Authoritarian populism and neo-extractivism in Bolivia and Ecuador: the unresolved agrarian question and the prospects for food sovereignty as counter-hegemony.”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6 (3): 626-652.

　　[3] 嚴海蓉. 2015. “對話范達娜希瓦：農民自殺與農業系統性危機.” 《南風窗》5:94-97.

　　[4] 丁寶寅. 2014. “重新發現小農—解讀《新小農階級》.” 《中國農業大學學報》31(3):154-160.

　　[5] ETC. 2017. “Who will feed us? The Industrial Food China vs. the peasant food web.” Oct. 16, https://www.etcgroup.org/content/who-will-feed-us-industrial-food-chain-vs-peasant-food-web

　　[6] PLOEG V, DOUWE I. Labor, Markets, and Agriculture Production[M]. London:Routledge,1990.

　　[7] BRYCESON D F. Deagrarianization and rural employment in Sub-Saharan Afirica:a sectoral perspective[1]. World development,1996, 24(1):97-111.

　　[8] 習近平.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80.

　　[9] 習近平.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峰會上的講話(2020年9月30日，北京)[EB/OL].(2020-9-30)[2021-1-26].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9/30/c 1126565287.htm.

　　[10] 周建明老師為我們提供了貴州塘約村、大壩村的聯系方式，云南大學的向榮老師提供了云南騰沖新岐村和箐口村的聯系方式，南街村的段主任提供了西藏嘎措鄉的聯絡方式，在此深表感謝。

　　[11] 李昌金.中國農民合作社深度調研報告[R/OL].(2021-01-26)[2022-01-26]http://www.snzg.cn/article/2021/0126/article 42550.html.

　　[12] 21世紀經濟報道.應培養一些中小企業成為隱形冠軍[EB/OL].(2018-06-22)2021-01-26 https://fnance.china.com/industrial/11173306/20180622/325672881.html.

　　[13] “386199部隊”指留守鄉村的婦女、兒童、老人。--編者注

　　[14] HARDIN 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 Science, 1968, 162:1243-1246

　　[15] 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Action[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8-13.

　　[16] 同上。　　

　　(本文原載嚴海蓉、高明、丁玲合著，中信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的《鄉村紀事 新型集體經濟為什么行?》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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