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導讀

　　青年的出路與社會的發展緊密相連，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議題。著名學者溫鐵軍教授與西南大學鄉村振興戰略研究院(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副院長潘家恩教授的深刻對話，為我們細致剖析了青年與鄉村復興之間錯綜復雜而又微妙的相互作用。

　　溫鐵軍教授以其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獨到見解，為我們開啟了一扇窗，讓我們窺見青年如何在鄉村廣袤的天地間定位自我，實現個人價值的升華。潘家恩教授則以其城鄉轉換的親身經歷，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思考與觀察視角，展現了這一轉變過程中蘊含的深刻意義。

　　這場對話將啟發我們思考，如何更好地培養和引導青年，讓他們在社會的發展中找到屬于自己的舞臺，為社會的進步貢獻力量。

　　注：本文根據溫鐵軍教授《溫言鐵語》講座綜合整理。

　　溫鐵軍 潘家恩：要使青年有出路，一定要社會有出路

　　關鍵詞：

　　上山下鄉 　教育 　產業化 　全盤西化　 救救孩子   一懂兩愛　鄉建　　運動　　知識　　改變命運　　生態　　文明

　　青年下鄉是被耽誤了嗎？

　　潘加恩：今天非常高興能向溫老師請教，同時也分享我們這20年來關于青年問題的一些思考和觀察。

　　溫鐵軍：先問一個問題，你是西南大學鄉村振興戰略研究院的副院長，同時也是西南大學的引進人才。你作為人才，有什么待遇？

　　潘家恩：作為引進人才，我直接被聘為教授。

　　溫鐵軍：所以說，我們鄉建青年的發展前途是非常燦爛輝煌的。

　　潘家恩：雖然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目前主流評價還算不錯。但我們也看到外界有批評。例如，有人批評說鄉建鼓勵了很多人下鄉，甚至認為這是在誘騙青年下鄉。

　　溫鐵軍：其實我們是先把自己“誘騙”下鄉的。

　　潘家恩：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我是自己“誘騙”自己下鄉的。另一個批評是說，這個過程中可能會耽誤很多年輕人。因為按主流說法，年輕人有很多出路，下鄉就耽誤了。

　　溫鐵軍：我想用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解釋一下。

　　當年我們被稱為“耽誤的一代”，因為在初中二年級時，我們遭遇了“文革”，全校停課。無論你原來有什么志向，最后都一并上山下鄉，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因此我們被認為是“被耽誤的一代”。我也是當年被下鄉的那一代人中的一個，是被稱為“被耽誤的一代”的一員。

　　我記得后來回城后，我們中學的班主任與大家聚會。他很惋惜地說：“如果沒有這些年讓你們下鄉，你們早就是國家棟梁了，工程師、教師等都有前途。現在看起來很遺憾。”老師年紀很大了，他為我們班同學花了很多心血，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場的同學幾乎眾口一詞地說：“老師，我們一點都不覺得遺憾，我們得到了很多。”這一切，我們經歷的，是一生難得的體驗。經過這種鍛煉，我們都成長了，至少在精神上我們是強大的。后來再看這些人，在知青返城之后，經歷了一段相對而言比較艱難的年份，很快大家又都走上了各種工作崗位。

　　用我自己的經歷來看，我們在新世紀初發動高校青年下鄉，這恐怕也談不上耽誤不耽誤的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我在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時，我的老領導杜潤生就強調：“你們這批人，如果能夠動員起成千上萬的青年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下鄉支農，你們的事業就成功了。”這段話鏗鏘有力，我們至今仍然把杜老當年的要求當成我們的歷史使命。

　　無論外界有多少批評，我覺得其實不需做太多解釋。如果我們動員起來的這些下鄉青年認為自己被耽誤了，那確實我們這些年的工作應該算是教訓大于經驗；但如果大多數人沒有這種反映，我們對那些批評也不必計較。

　　潘家恩：2000年我上大二，當時在農大聽過您的一場講座。當時您發起大學生支農活動時，曾借用了魯迅先生的“救救孩子”這句話。我特別想了解一下，您當時為什么這么說呢？

　　溫鐵軍：“救救孩子”這個說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主要針對的是20世紀90年代教育領域中出現的各種不良現象。

　　中國在1990年遭遇美西方的全面制裁，當時美國要求所有西方資本全撤，而中國正在工業化高漲期，突然遭遇到外資歸零，這極大地打擊了中國工業化的進程。當時我國采取了宏觀緊縮的調控策略。在宏觀緊縮調控之下，出現了大量的失業，社會上的各種不安定事件頻發。

　　面對這些復雜的社會現象，人們找不到傳統理論中的結論來應對。在這種情況下，當時出現了一個思潮，實際上就是全盤西化的照搬思潮。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高校首當其沖地照搬了西方教科書。要知道，西方經濟學在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教育體制中被稱為庸俗經濟學。但從90年代開始，這些稱謂都消失了，西方經濟學變成了普通經濟學，成為一個具有普世價值意義的學科體系。

　　實際上，對于我們這樣的后發國家來說，包括大多數后發國家，只要照搬西方的理論體系，大多數都會走向反面。后發國家只要照搬西方的教育體制，沒有誰能逃脫走向反面的結局。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高校出現了教育產業化的現象。其實不光是高校，中學、小學和幼兒園等都開始產業化。產業化意味著創造了外部投資者進入教育領域的空間，而投資人是追求投資收益最大化的。原有的教育體制在根本上受到了破壞，盡管它擴大了教育的空間，各種各樣的學校一時興起，但教育質量很差，收費很高，把教育變成了一個市場。

　　在這種情況下，教育變成一個可以憑借對知識信息體系的單方面壟斷來獲得收益的領域。就是說你上學了，你要學什么，你自己并不知道，只有學校知道。最終你學成后，學校會給你發一個蓋了章的文憑，表明你學到了這些知識。這意味著學校可以單方面壟斷你作為個人發展所需的學習信息。只要信息具有壟斷性，它一定是高收費的。所以20世紀90年代以來，教育產業化和信息單方壟斷構成的教育體系，盡管在大規模擴張，但客觀上造成了教育質量不斷下降。這個趨勢導致了很多問題。

　　大量照搬的西方理論進入中國后，很多人都知道這與中國實際不相符合。實踐中，青年人也很難完全心服口服地接受這套教育給予的所謂知識。

　　我們也都知道，這個階段教育不僅出現了一般的“卷”，還出現了很多心理問題和精神問題，甚至出現了跳樓、自殺等現象。學校要辦心理咨詢，開設精神病醫療室。

　　當時我們認為，教育已經這樣了，如果我們能夠帶動這些青年人下鄉，對他們的思想精神的正面作用可能會更好一些。從這個角度來說，幫助大學青年下鄉，是針對當時主流教育發展趨勢提出的一種具有批判性的思想。

　　更具體地說，在這個階段，一方面從工農群眾中來的學生越來越少，教育逐漸變成了中產階級的入場券發放機構。另一方面往往有一定投資能力的人會得到相對比較有層次的教育。教育內部也發生了嚴重的分化。

　　在這種情況下，盡管人數減少，但仍有一部分下層社會的青年人進入了高校。這些人與高校之間的矛盾更具對抗性。他們受到的打擊是：別人能吃得起、玩得起、穿得起的東西，我們都沒有。這些人從原來的小鎮精英變成了失落者，精神問題也大量發生。

　　所以我們當時的想法是，如果能夠組織他們回鄉，等他們回到家鄉，仍然是家鄉父老鄉親心中的精英。如果他們能多多少少回報家鄉，就會使他們的父母和家族感到光榮。這將極大地有利于他們在高校這個貧富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的環境中維持自信。這個想法在當時比較有現實意義，因為它有針對性。

　　當時，我在國務院體改辦主管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擔任社長兼總編。我們為這些下鄉青年的調研報告評獎，并發表這些報告，使他們在高校期間獲得一些資歷。

　　如果把當時的情況放到現在來看，現在我們的領導人強調必須培養“一懂兩愛”（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人才，必須讓他們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把研究與腳下的熱土結合，這些做法與20多年前我們的做法高度一致。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對青年的培養，無論是當年的思考還是做法，都已經成為當代的主流。

　　潘家恩：非常感謝溫老師。您剛才講到了當時的大學生支農調研，我參加了，是這個行動的受益者，我人生的第一篇正式發表的文章就是在《中國改革》（農村版）上。

　　溫鐵軍：我想再問一句，當年的下鄉和您今天成為一個學術成果豐富的青年專家、青年學者有直接關系嗎？

　　潘家恩：肯定有直接關系。首先，這是對我的一個鼓勵。另一方面，它讓我們看到，真正來自土地的鮮活案例確實有其價值。

　　溫鐵軍：所以說做研究要立足于腳下，這就是典型的“一懂兩愛”。

　　沒有“兩愛”，怎能說“一懂”？

　　潘家恩：當年高考填志愿時，從中國農大一直到我的家鄉福建農林大學，我把所有能填的農業大學都填了。后來我考上了中國農大。

　　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劇烈變化，城鄉矛盾、三農問題、農民負擔都非常嚴重。在這樣的背景下，由于高等教育普及化，我這個小鎮青年有機會進入大學。當時流傳一句話：“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

　　剛進入大學時，我們很興奮，因為原來人們告訴我們“知識改變命運”，成功是有車有房，成為中產階級。但進入大學后，我們看到的成功很多都是以城市為導向。作為一個農民的孩子，一個小鎮青年，內心有一種不甘心。同時，在大學看到城市的燈紅酒綠，高樓越來越高，但每逢暑假和過年回家，看到自己或身邊的同學依然面對艱辛，這種樸素的不忍之心就出現了。

　　后來我在做百年鄉建研究的時候，突然覺得這種不甘和不忍其實是百年鄉建非常重要的兩個動力。不管是民國時期的彭禹廷，還是開展“翟城實驗”的米春陽、米迪剛父子，其實都有這種情感。后來我發現，原來百年鄉建的很多東西是內在血脈相通的。

　　進入大學以后，一方面有苦惱，覺得從鄉村到了城市，因為內心的不甘和不忍而糾結。在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中，邱建生給了我一本介紹晏陽初的小冊子。我一個晚上沒睡覺，用手電筒在被窩里把它看完了。我驚訝地發現，原來這個世界上有這樣的人，有這樣的前輩：當年他們搞博士下鄉，不是被“誘騙”，而是主動的。我覺得我們有可能也可以做這些事情。

　　您當年發起的鄉建運動，讓我們有機會以志愿者的身份，而不是村官或選調生的身份到了農村。我作為一個受益者和參與者，20多年過去了，我覺得它對我來說是人生的底色。您曾說過：“我們參加過很多深度的鄉建運動，就像一個豆腐掉到灰堆里，表面上是灰，用水沖洗后里面還是白的。”

　　溫鐵軍：當時你們沒有任何身份，沒有任何條件，就是兩個人一組放到一個村子里，看能不能與農民結合，能不能在農村生存，能不能對農民有所幫助。經過這樣訓練的青年知識分子，就像白豆腐，哪怕沾了點灰，用水沖洗后還是白的。我們認為用這種方式訓練的年輕人，至少有了不忍之心。這種不忍之心其實是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內核，是歷史傳承延續的。盡管被批判者嘲笑，但它實際上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個基本精神狀態。

　　我認為，當年把這批大學生支農社團中的骨干安排到村里去做一年的志愿者，沒有任何職務，也沒有任何收入來源，我們只給他們一些零花錢，只要他們能吃飯，能在當地待著就行。通過這種方式，確實培養出了一批如今在各個崗位上都有一定能力和發揮重要作用的骨干。

　　所以說，鄉建這并不是誘騙青年人下鄉，而是我們自己把自己“誘騙”成了下鄉青年。我們到底是如何成為一個與實際結合，能夠體現出“實踐出真知”的知識創造過程的學者，這是一個值得大家認真對待的經驗過程。

　　潘家恩：今天大家都在討論“一懂兩愛”。從這個說法一提出來，我們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培養出“一懂兩愛”。作為一個學農的學生，我覺得如果按照傳統的方法，依靠老師們的教科書，然后在大學畢業時再考慮去哪里工作，這樣的做法讓我永遠無法真正理解中國、理解農民。因為這種方法只是從抽象的概念出發，很難在實際中讀懂這些概念。

　　溫鐵軍：“一懂兩愛”提出之后，當時學校組織了一次座談會，當我說到“一懂兩愛”的時候，有人回應說“‘一懂’我們沒問題，‘兩愛’我們做不到”，這是一個普遍的聲音。

　　當時，我沒有去反駁。其實，“‘一懂’你也未必懂”。如果你沒有“兩愛”，你那“一懂”又是什么呢？你說你懂農業，你懂的是什么？很可能懂的是教科書上的農業，真正中國基層農民所從事的農業，農村中大量的、多元的、復雜的農業體系，你真懂嗎？可見，如果沒有“兩愛”作為一種價值觀，單純強調科學技術上的所謂“懂農業”本身也是值得討論的。

　　潘家恩：我覺得“一懂兩愛”其實是指“懂”和愛農業、農村、農民這三者，它們是連在一起的。要懂就要一起懂，不可能只懂一方面。

　　這讓我想起了自己的一個經歷。我在鄉建學院待了三年多，當時，我沒有考慮什么時候保研、什么時候離開的問題。我曾到村子里參加支農活動。在這個過程中，我學到了很多有意思的東西。

　　之前，我一直自認為讀了很多關于鄉建的書，但后來發現，只有到村子里與農民朝夕相處，才能真正理解他們。

　　比如，我們原來常說農民那么辛苦，哪有時間去學習，哪有時間學電腦？但我看到，農民在沒有電腦的情況下，會在紙上畫上鍵盤，標上字母，一邊摘辣椒一邊看。這讓我感到震撼，就像當年晏陽初去法國當志愿者時，看到農民的力量：最大的礦不是金礦、銀礦，而是人的腦礦。

　　我覺得“一懂兩愛”不僅是我們的目標，更是要重新去發現鄉村，發現農民。他們不僅艱辛，還很堅韌，不只是值得我們幫助、可憐他們，他們也在幫助我們，讓我們保持平常心。這是我的人生底色之一。

　　現在我還和翟城村的農民朋友們保持著聯系。很多“三農”的大家，都從鄉村汲取了營養，我也是一個小小的例子。我的碩士階段的每篇論文，都是在翟城村遇到的一些事情，有時是尷尬，有時是好玩的事情，但背后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東西。

　　這些東西非常鮮活，但需要進行轉化。我認為，這一方面可以成為新的問題意識增長點，但另一方面，它絕對不是自動轉化的。如果是自動轉化的話，中國有這么多農村和農民，我們每天都接觸到，為什么還沒有轉化出來呢？我也想聽聽溫老師的看法。

　　溫鐵軍：首先如何定位自己的問題。大多數下鄉的學者，包括他們帶的學生，通常把鄉村當成一個問題對象，自己則是來研究和解決鄉村的。這種關系本身是對立的。

　　我們組織青年學生下鄉調研，有時特意把他們安排在已經發生矛盾沖突的地方，希望他們在鄉村中起到緩和矛盾的作用，尤其是避免類似20世紀90年代農民負擔過重引發的惡性事件的發生。因此，下鄉的大學生支農調查隊已經融入到鄉村社會的結構性矛盾沖突之中。

　　在這個過程中，下鄉的青年需要考慮自己的身份地位和言行舉止。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者的關系，而是深入鄉土社會的社會結構，身處矛盾之中。無論矛盾朝哪個方向演化，他們作為參與者，不是簡單的觀察者，而是與鄉村社會緊密聯系在一起。這種經歷會讓他們融入到鄉村社會的情感之中，才會產生力量。

　　我們首先要明確，這里有一個價值觀問題，即能否真正融入農民之中，愛農民、愛農村。一般人做不到這一點，因為他們沒有真正把自己放在農民中間，成為其中的一員。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么很多事情都會被當成研究材料，而不是實際生活的一部分。

　　其次，當我們在學校發動學生和青年教師下鄉時，他們已經被20世紀90年代全面照搬西方教科書的思想理論體系所影響，帶著這些教材的理論邏輯深入鄉土社會，往往會自以為是，而不會自我反思。

　　因此，我們特別強調，下鄉的學生和青年教師千萬不要自以為是，尤其不要以為自己的知識比別人高。有人認為我下鄉是善舉，甚至是圣徒的行為，腦袋給自己后邊加一光環，這是要不得的。我一直反復強調，我們要學會自以為非，千萬不要自以為是。先把腦袋后邊的光環摘掉，你才能下得去。我說，參加鄉建要摒棄好人好事的思維，你才有可能逐漸學會如何做到自以為非，而不是自以為是。那你才能真把農民當成是老師，你當學生。不要像過去那種，老以為自己帶著現代知識和技術來救助農民，幫農民實現現代化的。

　　在傳統的鄉村社會之中，你實際上應該發現的是它跟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即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它之所以能夠維持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就在于農民的言行舉止、所作所為是跟大自然的客觀規律緊密結合為一體的。發現到這個層次上，你算是把基本的脈動掌握住了，然后你才有如何在他們中間去一點一滴學習、去積累的需求。否則你就是蜻蜓點水，走馬觀花。否則，就算你去了農村，你回來也仍然只是看到他們的慘狀和落后。

　　當年晏陽初早期下鄉提出農民的四大弊病：愚、貧、弱、私。因為愚昧，所以貧困；因為貧困，所以弱勢；因為弱勢，所以自私。他把這些最讓人不堪的東西變成了農民這個群體的所謂四大特點，那就發現不了積極因素了，就是自以為是地去定義了對方的愚、貧、弱、私。這跟我們現在很多研究者何其相似！

　　潘家恩：鄉村背后有許多非常鮮活、值得挖掘的東西，但為什么它們不能成為新的問題意識的增長點，為什么轉化不出來？如何讓鄉村成為學術研究的“富礦”？

　　溫鐵軍：大多數下鄉的學者把鄉村當成一個問題對象，試圖研究并解決它。這種關系本身是對立的，涉及價值觀問題。

　　當年費孝通下鄉則不同，他因為生病，去他姐姐費達生在開玄弓村辦的巢絲廠。這使他對鄉村工業化和農民自主進入合作經濟有了積極理解，并寫出了在國際社會得到好評的學術著作。不同的價值觀會影響人們進入鄉土社會的不同姿態和行為。如果我們不能調整，比如現在領導人提出培養“一懂兩愛”，但高校的院長們說“一懂”我們能做到，“兩愛”我們做不到。學校本來沒有這方面的內容，他的教學恰恰不是讓你有“兩愛”，反而把“一懂兩愛”變成了半懂不懂的怨憤，這會影響你價值觀，甚至世界觀。

　　今天的很多院校的主流趨勢并不有利于我們深入腳下熱土做研究，把文章寫在祖國大地上。“兩愛”的問題是價值觀的問題，沒有正確的價值觀，理解也不一定是真正的理解。因此，如何深入腳下熱土，如何把文章寫在祖國大地上，這些要求很難實現。這需要我們對現行教育體制、文化思想理論等上層建筑意識形態對應到國家轉型到生態文明的發展戰略方向去做出重大調整。

　　如何思考個體命運

　　和整個社會國家的命運？

　　潘家恩：我覺得特別有啟發。就像您剛才講到的，很多時候我們都有一種假設：“三農”都是我的調研對象。學者們在研究結項的致謝部分，可能永遠都只是停留在一句話上。也就是調研結束后，調研對象和學者的研究就沒有關系了。這是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就像馬克思當年說的，不僅僅要解釋這個世界，我們還要去改變這個世界，讓世界變得更好。我覺得知識分子的一個角色，一方面是要更好地了解，另一方面是要在這個過程中起到推動者的作用，提煉出更好的經驗。

　　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很多鄉建的實踐不僅僅是做了什么事，它背后也有很多經驗、教訓。如何更好地提煉和轉化這些經驗，我覺得這是非常緊迫的。歷史上的那些前輩們做了那么多事情，有成千上萬的青年人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變化，他們遭遇了很多，哭過、笑過。如果不把這些呈現出來或者說出來，其實相當于浪費了。所以，這也是我這些年一直努力的方向。

　　說到大學生下鄉支農，肯定要說到劉老石（本名劉湘波，原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項目部主任、北京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主任）。劉老石當年帶著我們一起下鄉，可以說影響了千千萬萬的青年人。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當年跟我們說的一句話：“要拼命讀書，拼命思考，拼命實踐，拼命鍛煉身體，還有拼命和好人在一起。”我在想，為什么他能影響那么多人？這些人確實在“五個拼命”過程中發生了很多改變。

　　并不是今天才有年輕人面臨求學困難而輟學、休學，20多年前也有一些人想退學或主動退學，因為他們覺得雖然上了大學，但并不是自己想要的。這些人到了農村后，怎么改變了自己？

　　我們那一批人，有的今天進了高校，有的成了公務員，有的在企業做得不錯。更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可能只是普通人，但他們覺得這段經歷給他們的人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讓他們在看待不同事情時，仍然有情感和情懷，同時能從不同角度看問題。

　　“拼命讀書”告訴我們，我們的實踐不是盲目的實踐。我們辦晚會、支教等活動是手段，其實是讓我們重新發現鄉村。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為什么要拼命思考？因為當年我們到了不同的村子，有些村子非常好，有些村子處在矛盾之中。當我們到這些村子時，不得不思考：為什么農民有這么多問題？為什么他們不斷找我們？

　　今天我們仍然受益于這種思考，覺得自己被需要。不管是當年作為大學生，還是現在作為知識分子，這種被需要的感覺每次讓我到農村時都能滿血復活。

　　我在這個體制環境里，有時候覺得很卷，因為周圍的競爭很激烈，你不得不卷。然而，當我們到了鄉村之后，我覺得自己有用。就像清末狀元張謇說的“想為書生爭口氣”。我覺得這也是“五個拼命”的結果。

　　我們的教育體系告訴我們，個體要奮斗，不管是通過高考還是知識改變命運，都是為了改變個體的命運。但是，這帶來了很多困惑，這幾年出現了很多返鄉博士回鄉后感到困惑的案例。

　　如何思考個體命運和整個社會國家的命運？這就涉及到另一個問題。這讓我想起盧作孚先生寫在1934年的少年義勇隊招生簡章中的第一句話：“許多青年苦于沒有出路，許多事業卻又苦于沒有訓練成熟的青年去做。”次年，他發表了一個很有影響力的演講，題目是《社會的動力與青年的出路》，他講道，青年要想真正有出路，一定要社會有出路，就是要把青年和社會連在一起。

　　把青年人的成長與社會建設聯系在一起，也正是20多年來劉老石所引導的青年學生下鄉活動的核心內涵。把培養人和培養社會融在一起，實現互相推動，在這個過程中實現了真正的轉化。當個體有困惑的時候，把個體放到社會上去，當你和村民們聊一聊的時候，你就心情開闊了，感覺不那么卷了；當社會有問題時，用人來影響社會，就像盧作孚當年所說的“學校不是培育學生，而是教學生如何去培育社會”。

　　溫鐵軍：你說得很好。梁漱溟曾說過一句話：“鄉村建設，實非建設鄉村，而意在整個中國社會之建設。”。這句話讓我想起了你剛才提到的劉老石，他有兩個外號，一個叫“劉老石”，另一個叫“劉老講”。他干了多年講師，始終未能得到提拔。在現行的高校職稱體系內，像他這樣深入實踐、組織學生改變身心體系的教師，是不可能獲得高級職稱的，因為他無法滿足那些所謂的論文、科研發表的要求。因此，他自嘲地給自己起了個外號叫“劉老講”，老講師。這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現象。

　　在20世紀90年代，高校全面轉向美西方的主流教育模式時，我們在做什么？當你提到社會和青年之間的關系時，我們在做什么？我們在對主流進行批判，或者更中性地說，我們在做反思和調整。主流教育在這種大趨勢下，走向了教育產業化、市場化和資本化，這個客觀過程對社會大眾造成了深刻且普遍的負面影響。因此，我們提出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線，實際上是對原有主流教育路線的調整。這就有社會和個人之間的關系了。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在這個階段，我們開始深刻梳理中國經驗的內在邏輯，搭建了解釋中國近現代史發展經驗的理論框架。我們實際上已經做到了把宏觀和微觀相結合，這在空間上大大超越了一般學科化、條分縷析的那種研究，形成了改造世界觀的思想武器。因此，對于愿意與鄉土社會實踐結合的年輕人來說，我們提供了條件。再加上我們長期開展的培訓以及組織的“三結合”討論，實際上是在清理世界觀，重新培育能夠與中國本土化發展經驗有效融合的理論工具和思想工具。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斷要求大家提高思想自覺的能力，也就是要結合實踐形成獨立自主的思考。這些恰恰是對這一代青年知識分子，特別是參加了鄉村調研、上山下鄉的知識分子產生重要影響的內因。

　　眾人所見的，或許僅僅是我們在形式層面的舉措，某些主流聲音對我們的這種外在表現給予了較為負面的評價，比如我們背負綠色挎包，臂纏紅袖，以及穿著統一的T恤等，這些被視為是我們作為深入農村大學生的標志性裝扮。然而，這些看似簡單的做法，實則蘊含了以極低成本展現對主流文化深刻反思與積極調整的主動精神。這恰恰是我們能夠成功的重要思想體系。

　　無論審視的角度如何變換，今日回望往昔，我們都應深刻認識到，唯有先樹立正確的世界觀，方能進而調整價值觀，進而擁有抵御主流龐大體系壓力的堅韌力量。正如你提及的，許多人曾因此感到迷茫，甚至選擇輟學、退學或休學作為應對。而我們提倡的，正是將這些挑戰轉化為成長的契機。比如，通過休學一年深入鄉村調研，這樣的安排既遵循了學校的規章制度，又為學生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機會，去重新審視并重塑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乃至人生觀，這些轉變是根本且深遠的。而此舉又是在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盤照搬西方教育體系的一種反思。在這個過程中，它具有某種批判性，符合年輕人追求創新和批判性的天性。這就是這些年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有一定經驗可總結的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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