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欣慰的是，全國存留著不少集體模式的村莊，這些村莊有一個共同特點，都解決了老有所養的問題。
河北武安有個白沙村，集體經濟富庶，村民待遇厚實，米、面、油、肉、蛋、奶、蔬菜等生活用品全免費，水、電、暖、燃氣、醫療和養老保險費用全部由集體承擔，村集體給村民的年人均福利達7000多元，老人們住樓房，領養老金，成了“中國幸福村”。
山東臨沂有個代村，2000年開始逐步搞集體，集體經濟大發展，老百姓的福利也水漲船高，住著二層小樓，村民新農合、新農保由村集體承擔，非義務教育在校學生每年享有4000元助學金，考入大學還有1萬—5萬元不等的獎學金，村里有幼兒園、小學和社區醫院，還建起了老年公寓，上了年紀的村民免費入住，不僅不收錢，還按月領取老年優待金，年齡越大標準越高。
黑龍江齊齊哈爾有個興十四村，一直堅持集體經濟，有龍江第一村之稱，那里每位村民都享受吃水、學生入托、上學等“十項免費”待遇以及米、面等18項福利待遇，村里有五保供養中心，老人們在里面享受專門服務，還能領取贍養金。
至于河南的南街村，河北的周家莊，更是名聲在外，這些村都是福利滿滿，幸福滿滿，老有所養，后顧無憂。
為什么集體經濟能解決農村的養老問題呢？一是集體經濟壯大了，有錢辦眾人之事，就像老歌里唱的:“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員都是藤上的瓜，瓜兒連著藤，藤兒牽著瓜，藤兒越肥瓜越甜，藤兒越壯瓜越大。”沒有集體經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福利事業啥也干不成；二是集體經濟的本質要求所決定，集體經濟存在著共產主義因素，承載著宗旨和使命，發展集體經濟必然要為老百姓謀福利。
這么說是有理由的，從歷史傳承中可以得到答案。
五十年代中期，中國開始社會主義改造，農村實施合作化，就賦予了合作社農民養老的歷史使命。1956年1月通過的《1956一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規定：“農業合作社對于社內缺少勞動力、生產沒有依靠的鰥寡孤獨的社員，應當統一籌劃，指定生產隊或者生產小組在生產上給以適當的安排，使他們能夠參加力能勝任的勞動；在生活上給以適當的照顧，做到保吃、保穿、保燒(燃料)、保教(兒童和少年)、保葬，使他們的生養死葬都有指靠。”
1959年12月22日，主席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剩余勞動是為社會的勞動，它創造剩余產品，即為社會的產品，用來滿足社會的需要：擴大生產，建立后備，發展教育和保健事業，瞻養老人和喪失勞動力的人，組織國防”一段話發表看法說:“唯社會的產品也要分析。一部分是直接用于擴大再生產的。另一部分是用于社會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業的。”
1961年4月7日，主席詢問農墾部長王震國營農場的經營管理等問題，他說：“五保戶還要供給，有點共產主義。五保戶有的是完全失去了勞動力的，有的有各種原因，要保證他們的生活。”
1961年12月17日，主席聽取山東省委負責人工作匯報，談到生產隊核算問題時說：“按勞分配就是社會主義。照顧五保戶、困難戶，有共產主義因素。還有積累，還有征糧，有了前途。這是整個人民的利益。”
從現實到歷史，充分證明了一個問題，有集體經濟在，農村養老就不是問題，這是必然，老有所養是自然而然。
農村集體經濟解決了農民養老問題，是為國分憂，不用國家投入，不用擔心農民有意見，集體經濟全給大包大攬了，國家省老心了，難怪國家已經大力倡導農村發展集體經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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