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的出路　　

一、     三農問題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　　

農民、農村和農業的現代化困境問題，被稱為“三農”問題。自從2000年李昌平向國務院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加上新世紀初農民家庭純收入接近零增長，中國人意識到，聯產承包制為農村提供的增長動力已經到了盡頭。雖然兩億多農民從田地里走出來進城從事非農產業[1]，城市化速度加快，農民數量減少，政府實施了免除農業稅等多項惠農政策。但是，農民人均純收入與城鎮居民收入之間差距越來越大的趨勢并沒有逆轉跡象，農村社會呈現一種悲慘的破敗狀態——大量青壯年離開，剩下所謂“386199部隊”（38：婦女，61：兒童，99：老人）在留守。沒有顯示我們已經找到解決三農問題的辦法。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并不簡單是GDP的數量，共同富裕是信奉社會主義的執政黨最終目標。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尼系數迅速擴大。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一篇文章中承認，中國“由1985年的0.24，上升到1995年的0.434，再上升到2004年的0.469。這超過了公認的警戒線”。這意味著除了中國貧富差距在亞洲在馬來西亞后面排第二，超過全部歐洲、北美洲、澳洲發達和中等發達國家，僅僅低于撒哈拉以南部分非洲國家和中美、南美部分國家，成為世界貧富差距最大國家之一。[2]這種情況已經嚴重影響社會安定和曾經允諾“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執政黨形象，給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安定帶來難以預測的隱患。　　

雖然城鎮居民貧富分化也很嚴重，東西部差距日益擴大，但中國貧富差距主要來自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2007年，中國東、中、西部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為100 ：69 ：67；東西部農民純收入比為100 ：66 ：52。但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收入比為100 ：30。[3]，比東西部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大一倍還多。即使在沿海發達地區，城鄉差距也非常大。2008年，廣東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100 ：32，接近全國城鄉差距數值。[4] 2007年全國農民家庭純收入平均4140元，比城鎮最低10%“最低收入戶”的4210元還低。而且占農民80%的群體純收入只有3179元，只相當于其余富裕群體的32%。也意味著，80%的農民收入只相當于城鎮居民的23%，比城鎮“困難戶”還低5%！[5]最主要的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這個差距越來越大，毫無逆轉跡象。　　

誰都清楚，如果農民收入問題不解決，農村破敗問題不解決，中國就談不上現代化。　　

關于如何解決三農問題，中央政府實施了很多惠農政策，一些學者也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思路。這些思路包括：加快城市化和農民非農產業就業、土地私有化和集約化經營、城鄉一體化、公司加農戶等。但是，這些想法在已經進行的內容中，沒有顯現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尚屬建議內容中，存在明顯的邏輯悖論。　　

一般認為，只要加快農村勞動力從事非農產業的步驟，農民收入理應快速增加。但實際情況遠非想象那樣好。　　

1995年，我國進城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民大約為4000萬。2008年年底達到22542萬，[6] 年均增長14.2%。同期農民來自務工收入從354元增長到1596元（2007年），年均增長13.4%。這意味著，雖然進城從事非農產業使農民純收入中工資性收入比例從22.4%提升到38.5%，但農民實現從非農產業收入的增長完全來自農民工人數的機械增長，每個農民工收入水平并沒有因為從事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產業以及國民經濟每年8%以上增長而增加。隨著從事非農產業就業機會空間縮小，這種機械增長停滯，問題會更加明顯。　　

中國城市化率從1995年的29.0%提高到2007年的44.9%，城鎮人口增加24205萬，農村減少13197萬人。扣除兩者自然增長部分，以及農村大學生在城鎮就業和“投資移民”的農民，大部分轉為城市戶籍的農民是通過這些年開發區建設和城市用地增加的農轉非實現的。這些轉為城市戶籍的市郊農民是否很快變得富裕了呢？從統計數據看并不見得。這些新市民往往處于半就業狀態，成為城鎮居民中的“最低收入戶”。2003年，城鎮“最低收入戶”與高一級的“低收入戶”差距為：100 ：153，而“低收入戶”與“中等偏下戶”和再向上每個臺階收入比都在100 ：133-135之間。[7]最低收入群體收入明顯凹陷。當年這部分居民收入甚至比農民平均人均純收入還低2%，而他們本來城郊農民的身份往往是農民中偏高收入群體，這種城市化過程對這些原來的農民來說很難講究竟是福是禍。　　

無論城市化還是農民非農就業，都沒有顯現出能夠順利解決三農問題的跡象。　　

通過土地私有化或者土地流轉使中國農業實現集約化經營，也是很多人多年宣傳的出路。但實際情況遠非想象的那樣。　　

所謂集約化，本質上是想通過提高農村勞均耕地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按理說，勞均耕地應該在2億多農民進城務工中就有所提高。1995年，我國耕地面積為19.5億畝（13004萬公頃），當時第一產業就業人數為35530萬人，其中農林牧漁約為33000萬人（已扣除農民工以及農民家庭非農產業就業人員，后同）。勞均耕地約5.9畝。2007年，第一產業就業人數為31444萬人，其中農林牧漁就業約30900萬人。但這時耕地面積下降到18.25億畝左右。[8]勞均耕地還是5.9畝，農業勞動力的減少與耕地面積減少速度相同，根本沒有為集約化經營提供實施的空間。　　

城鄉一體化和公司加農戶，看起來是條出路，其實能夠解決的問題很少。所有城鄉一體化試點都是試圖解決超大城市與近郊農村關系，也許有些成效，但對中國大部分農村來講是遠水解不了近渴。即使臺灣地區、日本、韓國等地因城市擴大不少農民通過出讓土地迅速獲取財富，但大部分農村經濟問題依然存在。公司加農戶主要涉及經濟作物，這對大部分種植糧食、油料、棉花的農民來講屬于畫餅充饑。　　

至于一次性的免除農業稅、解決農村醫等惠農政策，效果都有限，不足以根本上逆轉三農問題惡化趨勢。　　

從宏觀經濟角度看，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農業發展停滯、農民生活水平下降，農村社會生活破敗不僅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最主要的是，它規定性地讓中國宏觀經濟走進了一條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通道。　　

目前很多經濟學者都認為，美元與黃金脫鉤以及美國花樣百出的金融創新使美元接近“無限供給”，是危機的罪魁禍首。美國通過濫發美元和金融創新創使美元資本極速膨脹。這些虛擬財富通過金融活動產生“財富效應”。再加上通過美元特殊地位大量負債，為自己創造出一個持續二十多年通過“花錢”就能發展的繁榮。　　

也有人機敏地發現中國在形成這樣的世界格局中起到重要作用。沒有中國持續近20年持續提供大量低價商品，壓低居民消費，這場游戲也玩不下去。（見表1）　　

表1    到2006年寄生關系國家居民消費率變化　[9]　　

中國居民消費率的下降主要來自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的降低。也就是GDP增長快，居民收入增長慢。由于國家統計局沒有系統工資總額口徑，我們根據分段數字進行一下分析。　　

1995年，我國第二產業（采掘、制造、水電暖、建筑）增加值28538億元，二產業就業14315萬人，人均創造GDP為19935元。4個細分行業平均工資5399元，工資占創造價值的27.1%（數據不具備與外國比較價值）。2007年二產業增加值121381萬元，就業13048萬人，人均創造價值93026元，人均工資19721元，工資占創造價值的21.2%。也就是說，勞動者收入占創造收入的比重下降21.8%。　　

這期間勞資關系完全是市場規則，并沒有特別壓低工人工資的政策，相反，正是這個時期出臺了最低工資制度。那么，為什么工資占創造價值的比重下降了呢？　　

道理很簡單——由于農民工的存在。農民工忍受勞動報酬的底線，直接影響該產業所有工人勞動報酬處在什么空間。正是農民工能夠忍受非常低的工資底線，才使全國二、三產業包括城鎮藍領在內的勞動報酬始終難以隨著國民收入增幅提高。　　

那么，為什么農民工能夠忍受那么低的勞動報酬呢？因為農民在從事農林牧漁收入的高線，決定了農民工忍受非農就業報酬的底線。如果農民不能從從事農業和家庭經營其他產業中獲得比較高的收入，那么他們出去做工，只要接近這個收入就能滿意。正是因為上世紀中葉以來農民通過農業和家庭其他產業的收入增長率急速下降（年增長只有5%），造成農民工能夠忍受低工資能力強，這又強制整個非農產業勞動者收入被壓抑。于是，中國出口產品長達十幾年保持無人匹敵（除了窩里斗）的競爭力，也為美國持續提供物美價廉商品，誘使美國瘋玩十幾年賭博經濟的創造了條件。這種美國人消費，中國人生產的經濟不是“可持續發展”的。于是世界經濟發生劇烈震蕩，迫使中國和美國都必須尋找新的發展模式。　　

農村經濟停滯，農民逐漸貧困，農村社會生活破敗，這些找不到出路，就找不到中國實現現代化出路，甚至對全球經濟走入正常狀態都有負面影響。　　

二、     解決三農問題的可能性空間　　

實際上，三農問題不僅中國存在，所有處于高速工業化、城市化的國家都存在，而且大部分國家都沒有能夠有效解決。學者們最推崇的美國，沒有每年勞均一萬美元的農業補貼，照樣存在三農問題。西方發達國家也都是這樣，政府年年補貼，照樣斷不了農民隔三差四地把西紅柿堆滿凱旋門。而硬性財政補貼不能算解決了問題。發展中國家就不用說了，城市和農村基本是兩個天地，幾乎沒有幾個國家偏遠農村沒有破壞和諧安定的“游擊隊”。　　

為什么所有國家在工業化、城市化期間都會出現“農民收入低，農村破敗”問題呢？我們可以從發展的“可能性空間”角度分析：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產業的就業者的收入和生活質量能不能達到或超過另一個產業的就業者，取決于以下幾點。　　

首先，這個產業的技術進步率的可能性空間是否比另一個產業大。因為技術進步率空間大，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空間就大。勞動生產率提高空間大，勞動者收入提高的潛在空間就大。　　

其次，這個產業的產業鏈擴張的可能性空間是否比另一個產業大。所謂產業鏈擴張空間是指新需求促使新產品出現的可能性空間。不斷產生新需求的產業，增加值擴大的空間就大。同樣數量勞動者就可能創造更多價值，人均收入提高的可能就大。
    第三，這個產業可利用資源的空間是否大。資源利用率空間是指這個產業能否將更多的物質作為自己的生產資料。　 　
    第四，這個產業內部的組織化程度提高的空間是否大。組織化是通過合理的人力組合和管理組合提高效率的能力。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農業與制造業，就會發現農業處處處于劣勢。　　
    首先，制造業的技術進步空間要遠比農業大。水稻單產提高20%就是驚天動地的重大科技成果，計算機運算速度提高20%根本沒人 注意。稍微做些改進，一條生產線增加50%的產量不算稀奇。科技部曾對改革后制造業和農業技術進步率進行了計算，結果是制造業平均年技術進步率達到8.6%，其中電子技術、計算機技術、通訊技術要達到兩位數。而同期農業技術進步率年平均只有1.7%。制造業是農業的5倍。技術進步率低，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就慢。你今年采用良種比去年只多生產10%的糧食，我卻因為技術改進多生產了30%的鞋子，我創造的財富增加得多，工資提高的空間自然比你大。
    其次，制造業產品經常能根據需要衍生很多類型，每次衍生都有增加值增加。原來一塊肥皂就洗臉洗衣服洗各種東西。后來發展成香皂和肥皂，前者專門洗人。接著香皂又發展成洗頭的和洗臉的洗手的，肥皂又發展成洗衣服的洗廁所的洗菜蔬的洗器具的……再下去還有什么去頭屑的，簡直眼花繚亂。“行走”也是如此，從馬車到火車，從火車到汽車，天上飛的地下跑的，今天燒汽油明天用電……而小麥就是小麥，頂多是氨基酸含量高點還是出面筋率高點的。新需求大不了就是現在流行吃草莓或者糯玉米。可這些東西市場空間太小，稍微一多就沒地方賣了。最主要的是，農產品一往后就是制造業。農副產品隨便一搞，就叫“農副產品加工業”，不屬于農業了。因此，制造業增加值擴張空間幾乎是無限的，而農業則有很大限制。　
    第三，農業基本資源是耕地和馴化動、植物物種。耕地面積擴大是有限的。頂多搞個大棚，或者在棚子里多種一層。而馴化一種新作物更困難，人類早在幾百年前就開始研究能不能培育出新的，更有價值的作物或家禽家畜，至今沒有拿出來一個像樣的東西。而什么東西會變成制造業的資源簡直說不清楚。幾萬年來都以為是一塊爛石頭，現在叫“稀有金屬”。東疆到河西走廊刮了幾億年討厭人的大風，現在成了世界風力發電的寶庫。到哪兒講理去！
    第四，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在市場經濟中，農業無論如何都無法實現大規模生產。就算美國的農莊很大，有十幾個工人就了不得了，比起制造業動輒能組織幾千人幾萬人，一個連鎖商業雇傭數以十萬計的職工差得太遠了。還有，制造業可以通過生產規模擴大使組織規模擴大，商業可以通過連鎖結構使組織規模擴大，而農業經濟體就很難通過聯合擴大。或者農業聯合擴大需要外部力量推動而不是像制造業、商業那樣自己就產生這樣的推動力。　　
    以上四點，是農業、農村、農民總是處在不利地位的根源。不管這個農業是在美國還是在尼日利亞，是在中國還是在以色列。是農業產業自身客觀因素造成農民收入趨向降低，農村生活趨向惡化。沒有工業化，沒有城市化和服務業的發展，農業不顯出這個劣勢。而一旦進入工業化和城市化，問題就都出來了。　　

那么，比較積極解決這一問題并且比較有成效的國家都是用了什么辦法呢？　　

美國是一種典型類別。美國是人均農業資源相對豐裕的國家。2005年美國人口29561萬，每平方公里人口32.36人，耕地面積17445萬公頃，人均0.59公頃。農林牧漁就業人口220萬人，勞均耕地64公頃，分別是世界平均值的……。[10]澳大利亞、加拿大、阿根廷等國與美國情況接近。　　

這類國家經營農業的基本方法是在城市化過程中大幅降低農業就業人數，使勞均耕地面積盡量擴大形成集約化生產。國家給予優惠信貸和收購政策，用現代設備裝備農業。美國汽車生產線每個工人所攤裝備5萬左右美元，一個農業工人所用的裝備則達15萬美元。[11] 公司加農戶是這些國家最常采用的組織模式，幾家大的跨國食品集體壟斷了幾乎全部主要農產品采購、加工和銷售。專業化分工加現代化設備，使這些國家農業勞動生產率非常高。美國農業工人一年創造52585美元財富。雖然這些國家農業集約化程度在不斷提高，現代化裝備越來越多，市場組織效率越來越高，但依然只相當于美國制造業工人人均104606美元勞動生產率的一半多一點。沒有美國政府每年沒人1萬美元的轉移支付，城鄉收入差距依然明顯。[12]　　

第二類是德國、法國等歐洲發達國家，人口密度在120-200之間。人均耕地0.15-0.3公頃，勞均耕地面積在12-20公頃之間（德國14.8法國26.3、英國11.8）[13]，大約為前一類國家的20-30%之間。這些國家農業發展的基本模式與美國接近，主要通過城市化、集約化、現代化實現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由于人均資源限制，他們達不到美國等國家水平，但通過大量農業補貼和貿易壁壘，使農民的收入水平接近了城市就業者。　　

第三類是人口密度大，耕地面積小的國家和地區，典型的是日本、韓國、以色列、臺灣地區等。2005年這四個國家人口密度分別為每平方公里351人、489人、320人、629人等。人均耕地分別為0.034公頃、0.035、0.045、0.038公頃。勞均耕地面積為2.1公頃、0.9公頃、0.9公頃、1.26公頃。[14]無論人均耕地還是勞均耕地均大約為第一低類國家的1-1.5%，第二類國家的5-10%。[15]　　

人均農業資源差60%到70%，與人均資源差一個數量級尤其兩個數量級完全是兩種概念。加上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地形崎嶇，連片100公頃以上的耕地都不多，即使非農就業機會再多，也不可能達到美國甚至歐洲農業集約化水平。在雙方工業技術進步程度接近情況下，通過集約化使農民收入接近城市居民是不可能的。　　

實際上，日、韓、以和臺灣地區形成一種新的農村經濟發展模式，這就是合作化模式。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合作化模式有這樣幾個特點：　　

首先，合作組織完全按企業模式組織，但合作組織又從根本上區別與企業——“通過其從事的事業，為成員提供最大限度的服務，不以盈利為目的”（日本農協章程）。農協的盈余依照成員和農協的業務多少、規模大小，按比例返還給成員（并不是“按股分紅”，而是類似人民公社時期“人X勞X”的“人X股X”）。同時，合作組織還代表農民的利益向政府提出意見、建議甚至“施壓”，又是一個“政治組織”。 日本將農協確定為介于營利性工商企業法人和政府公益性事業法人之間的特殊法人。政府對農民財政、稅收優惠政策均通過農村合作組織實現。[16]　　

其次，除了一般農業合作組織的技術、生活指導等服務外，合作組織的最主要職能是組織農產品銷售和農用生產、生活資料采購和農副產品加工。以日本為例，日本農協用直銷、委托等各種方式組織銷售了大米和小麥的95%，水果的80%，家禽的80%，畜產品的51%。同時，組織統一購買社員需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包括化肥、農藥、飼料、燃油、農機、汽車等。日本農協為社員年購買提供的生產資料，肥料達92%，飼料達40%，農機具達47%，農藥達70%。農村生活用品的銷售也由農協組織。很多合作社還以本地經濟作物為原料從事農副產品加工業，食品業。臺灣本島最大的酒廠就是臺中的一個合作社辦的。　　

第三，以農村合作信用社為農村金融中心來組織合作組織。日本法律規定農協可以自辦信用事業，吸收和辦理農協社員的儲蓄，再優惠地貸給需要資金的社員，這給社員和農協提供了生產經營、生活和發展的最強有力的保障。國家對農村很多優惠政策通過信用社實現。目前日本農協的基層信用合作社達25，097個，僅社員的存儲金就達759，765億余日元。同時，農村保險業也由農村合作組織完成，日本全國共濟（保險）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存儲的長期保險金達3，757，455億日元，短期保險金達4，766億日元。　　

第四，農村合作組織是農村社會醫療、勞保、退休和其他公共服務的核心組織者。　　

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農村經濟組織方式除了隨著城市化逐步集約化接近外，與歐美有明顯差別。最主要的是：　　

首先，歐美走的是“城鄉一體化”道路，城市和農村處在一個要素自由流動市場。而日韓等要素流動是受限制的，農村得到國家特別保護，城市資本很難流入農村。加上合作組織承擔農村社區的福利保險等各種服務，政府對農合組織實施優惠財稅政策，實際成為一種“城鄉分離”模式。　　

其次，歐美走的是“公司加農戶”方式，各個農莊圍繞龐大的食品集團、銷售企業、農用生產資料企業等城市資本進行生產和經營。而日韓等走的是合作化道路，從農業生產上游物資供應到下游銷售，直至農產品加工和金融保險業，都由一個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合作組織完成。所有利益都留在了農村。　　

早在70年代，日本在沒有直接補貼情況下，農民收入就已經與城市居民收入持平。　　

回頭看看我國關于三農問題的研究，很少注意到農村經濟本身在工業出現后必然衰敗的趨勢，而且往往脫離脫離客觀條件掛一漏萬地敘述某國采取某種模式取得了成就。只有從農村經濟“可能”出路角度，根據中國客觀條件，才是尋求中國解決三農問題的正確研究思路。　　

三、     中國走哪條路？　　

對中國來講，選擇余地并不大。中國只能從“走哪條路才有可能性”角度上考慮。　　

我們可以先從理論上做一個探討。　　

從農業與非農產業相比自身存在無法自洽因素可以看出，在完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旦進入工業化階段，農業勞動生產率必然處于相對下降趨勢，農民貧困，農村破敗是不可避免的。同時我們注意到，歐美和日韓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并不是市場經濟規則，而是用“看得見的手”這種反市場做法去解決問題。歐美等國用轉移支付的方式對農村經濟進行巨額補貼，本身就是反市場的做法。日韓用限制和抬高門檻使只有有利于農村經濟的要素才能向農村流動，農村經濟在政府單向優惠政策保護下從單純的農業擴展、甚至壟斷了勞動生產率擴張空間更大的農副產品加工業、食品業和農村商業、農村金融業、農村保險業等領域，也沒遵循市場經濟要素生產自由流動規則。　　

這就表明，完全市場經濟不是解決“農民貧困，農村破敗”的靈丹妙藥，倒是形成這些問題的肇事元兇。市場經濟對于農村經濟來講就是“人之道”，不斷“損不足以奉有馀”。既然要消除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就只能行“天之道，損有馀而補不足”，猶如張弓射箭“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馀者損之，不足者補之。”那種把農民貧困農村破敗的原因歸結為“市場化程度不夠”的說法，完全是放空炮！如果真要學習歐美和日韓在農業方面的成就，就只能學習他們是如何在市場經濟總體模式下，如何配置一個反市場經濟機制使農民收入接近和趕上城市居民，使農村不至于破敗。正是近二十年來一些人精心編制的市場化萬能謊言，使我國三農問題研究長期走入迷途，問題日益嚴重，政府束手無策。　　

其次，我們必須注意中國的實際情況。　　

2008年底，我國耕地面積18.25億畝（12167萬公頃），人均耕地約0.092公頃，大約為日韓類國家的2到2.5倍，美國類的1/64-100，歐洲國家的1/18-30。中國人均耕地面積比這些國家低一個數量級，人口數量比大多數國家高一個數量級。這就使中國不能簡單地照搬任何一類國家的模式。　　

大一個數量級會對物體的結構產生巨大影響。跳蚤能跳自己身高的200倍，但如果骨骼肌肉結構不變而體型增大10倍，沉重的外包型骨骼使它只能跳20倍身高。如果一個人同比例放大10倍身高達到18米，向前邁一步就可能股骨骨折。　　

因此，尋找中國解決三農問題的出路，一是要注意到成功國家的“反市場”特性，二是要適應中國超大農業經濟體的特點。　　

中國完全按照歐美和日韓模式解決農村問題有以下不可逾越的困難。　　

中國是巨型人口國家。由于新中國進行了徹底的婦女解放運動，婦女走出家庭參加社會勞動的比例非常高，2000年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達到78.1%，比世界平均57.9%高出20.2個百分點，也使我國總體勞動參與率高達83.8%，比世界平均高出12.4個百分點，在世界銀行公布國家中排第一。[17] 這使我國就業人口2007年達到77000萬，是八國集團總和的187%。雖然中國農業就業人口非常高，但2006年中國一國第二產業就業人數已經比八國集團加起來還多15%。[18]到2007年，中國生產的工業品已經讓全世界藍領叫苦不迭，指望繼續通過擴大出口增加第二產業就業的希望基本沒有（服務業無法出口）。這同當年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泰國、臺灣地區等人口比中國少一個甚至兩個數量級的國家和地區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不可同日而語，完全是兩個概念。[19]　　

2002年（年鑒沒有2007數據）中國農林牧漁就業32487萬，如果按耕地18.25億畝，勞均0.37公頃。中國要達到美國農業集約化水平，就只用225萬勞動力，轉移99.3%的農村勞動力。兩億多農民工出來全世界都受不了，再出來3個多億，全球藍領都失業才能做到。　　

中國達到日韓集約化程度呢，比如達到臺灣地區水平？臺灣勞均耕地1.26公頃，按這個標準，中國只需9655萬農民，再轉移22800萬，接近2008年底全部外出務工農民工數量。目前中國城市化率只有45%，如果提高到70%，大力發展第三產業，30年后倒是有些希望。　　

一、二產業創造物質財富，物質財富是社會發展的基礎（美國靠印錢借錢過日子肯定不是“可持續發展道路”），是第三產業存在的基礎和實現就業的基礎。從目前情況看，2007年20629萬二次產業（中國統計口徑中含礦業）就業人數已經是極限數字，今后只會減少不會增加（技術進步率使之然，同時建筑業長遠會減少），今后保持在18000萬的可能性最大（2005年水平）。西方國家除了美國（靠印錢借錢），二、三產業比重一般在100/250左右（日本100/212、法國100/290、德國100/228），中國作為制造業大國，也很難超出這個比例。如果中國按100/250安排二三產業就業比例，在現有人口數量情況下，非農產業就業人數63000萬，尚余14000萬人從事農林牧漁業（城市化率已經達到82%）。中國人口峰值會達到15億，因此農村勞均耕地面積即使達到日韓水平也是困難的。　　

中國可能學習國家和地區不可能是歐美。且不說物質條件使中國只能這樣，就算真的達到他們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差額部分的巨額補貼也做不到。中國目前農村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接近1萬人民幣，如果補貼現在的3.2億農民，每年要拿接近3萬億，是財政收入的50%。　　

中國可能學習的是日韓模式。這不僅因為這些國家和地區人均耕地面積少，而且與這些地區地理面貌和習慣主糧有關。日本、韓國、以色列和臺灣地區在地理面貌上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地形起伏很大，缺少大面積的沖積平原，不像美國、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亞這樣的國家有連續上千公里的“玉米種植帶”、“棉花種植帶”。同時，除了以色列，這些國家和地區以大米為主食，而水稻很難不靠精耕細作和復雜的田間管理獲得足夠高的單產。正是這個原因，雖然日本城市化非常發達，非農就業機會非常高，但戶均耕地面積只有2公頃左右（臺灣和韓國更少），比歐美國家少得多（美國175公頃、法國28公頃、德國17公頃）[20]。中國雖然有比較廣闊的沖積平原，但這些地區恰好是東部城市化最集中的地區。目前整個珠江三角洲城市基本連成片，200公頃以上連片耕地基本看不到。這種情況在長江三角洲也是一樣。因此，中國更可能的選擇是類似日韓戶均耕地2公頃左右。　　

那么，中國照搬日韓模式是否能解決中國三農問題呢？恐怕也不那么簡單。日韓包括臺灣地區的農業經濟之所以搞得好，農民收入農業之所以高，與他們主要種植水果、經濟作物等市場需求量有限的所謂“高附加價值”作物有非常大關系。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糧食自給率只有25-30%，油料自給率更低。中國是個大國，糧食自給率達不到80%，全球糧食價格都會瘋漲（相當于要進口世界售出糧食的一半）。同時只要中國拿出剩余的20%土地種這些東西，就像大象一腳踩進澡盆里，所有魚蝦螃蟹就都找不到了，哪還有什么“高附加價值”農產品？所以，中國即使多學點日韓，也不可能照搬。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不知道組織了多少農業考察團考察過歐美和日韓，寫的調研報告多了去了。但往往存在一個共同的缺陷，就是沒有站在宏觀角度看待這些材料，也沒有計算中國與這些模式的條件的差別。高度不夠，容易以偏概全、瞎子摸象；條件缺失，容易方枘圓鑿、削足適履。俗話說：站得高看得遠。學習國外先進經驗，要看到本質而不是皮毛，要牢記國情而不是無的放矢。　　

四、     城鄉分離——思路之一　　

什么叫城鄉一體化？中國城鄉一體化試點城市成都決策咨詢網說：“城鄉一體化是指相對發達的城市和相對落后的農村，打破相互分割的壁壘，逐步實現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和優化組合，促使……”也就是說，無論后面怎樣說，所說城鄉一體化就是農村和城市之間“打破壁壘”，實現“要素自由流”。后面那些“以城帶鄉、以鄉促城、城鄉結合、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文字，無非是些“說法”而沒有實際意義。　　

現代城市是工業和服務業生成的城市。市場規則是現代城市的基本運行規則。所謂城鄉一體化就是將落后的，交換不充分的農村經濟完全市場化，生產要素一視同仁沒有壁壘，在城鄉間自由流動。　　

中國自上世紀50年代農村集體化、統購統銷和采用城鄉分離戶籍制度后，要素在城鄉間流動是人為控制而不是市場分配的，是一種城鄉分離的發展模式。雖然這個政策這些年來一直被詬病，被認為是“剝奪農民”，但是必須注意這樣的事實：這個時期是中國奠定工業化時期，工農業產值比重迅速從1949年的30/70上升到1970年的33/67，1979年的70/30。但高速工業化并沒有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相反，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從集體化前平均260/100，下降到整個集體化期間的250/100，其中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保持在240/100的水平。[21] 　　

改革開放后，生產要素流動逐漸市場化。目前，除了土地不能自由買賣，城鄉分離的戶籍制度還沒有廢除外，其他部分基本放開。所謂城鄉一體化，也就是指土地實際私有化和取消城鄉分離戶籍制度。　　

前面幾段已經分析，完全市場經濟并不解決三農問題。即使目前這種尚有障礙的城鄉市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經擴大到332/100，是集體經濟平穩期的1.38倍。更不要說歐美完全市場經濟的經驗已經證明沒有巨額補貼，也無法解決農村經濟問題。　　

城市工商業經濟勞動生產率高，技術進步率高，組織化程度高。城市工商業資本的資本量比農村經濟體大得多。如果完全市場化，城市工商業資本隨意進入農村，大量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村經濟體根本無力對抗，只能變成城市資本的附庸，更多的只能破產并成為雇傭勞動者。結果，利潤留在農村部分越來越少，城市資本所得越來越多。政府除了靠巨額轉移支付無法調節這些矛盾。這是已經被多數國家證明了的結局。　　

城市資本進入農村，主要模式就是公司加農戶。美國幾家大公司就控制了糧食、油料的整個生產鏈。公司控制農業生產資料，農產品加工和最終市場。農用生產資料的制造業利潤、農產品加工產業利潤、市場銷售利潤都歸公司，農戶從整個生產銷售鏈中獲取的利潤只占很少部分。因此，看起來公司加農戶比分散的農戶對市場適應性更強，但這只解決了市場組織問題，沒解決利益分配問題。　　

因此，設計一種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定程度的反市場措施，在城鄉間設置一種過濾裝置，有利于將收益留在農村的可以流動，不利于收益流向農村的進行過濾，使城鄉經濟相對分離，是解決農村經濟在工業化城市化后必然衰敗有可能性的思路。　　

控制目標是：　　

l       給農村以特殊優惠的金融政策，阻止農村資本流向城市；　　

l       通過給農村經濟體優惠的稅收政策，讓農村經濟逐步擴大并壟斷農業生產資料、農副產品加工等行業；　　

l       通過在城市里給農村經濟體以特殊行政和財政政策，讓農村經濟體擴大并壟斷農產品批發和零售行業；　　

l       采取限制性政策，組織城市資本進入農村的生活用品零售、金融、保險行業，把這些市場留給農村。　　

這種思路的原理是：我們無法解決農業技術進步率低于工業和服務業的問題。可能的辦法是將與農業關聯比較緊密和農村經濟范疇內的一些行業“劃歸”農村，成為“農村經濟”的組成部分。這樣會有效擴大農村經濟活動總量，并“農村經濟”中增添了技術進步率同樣很快的非農產業，使農村經濟整體勞動生產率增大了可能性空間。這就有希望減弱甚至扭轉農村經濟勞動生產率始終低于城鎮經濟的趨勢。　　

我們可以用中國統計年鑒數字進行一個粗略計算。2006年我國農林牧漁業總產值4.08萬億元。規模以上農副產品加工企業產值1.75萬億元，食品飲料1.12萬億元，其他以農副產品為原料的加工業1.1萬億元。算上規模以下企業，總計有4萬億元。2006年，縣及縣以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5萬億元，加上對城市的畜產品和食品銷售，以及農用生產資料銷售總計近4萬億元。同時，農業及鄉鎮企業貸款2萬億元，加上農村保險業、由于農村擴張的產業所需貸款以及其他社會事業，也會達到4萬億元。這樣，原來1個4萬億元變成4個4萬億元的經濟規模。這就使整個農村經濟經濟活動量大幅擴張。　　

最主要的是，除了農林牧漁的4萬億，其余3個四萬億的技術進步率和勞動生產率增長空間大，增長速度快。這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可持續擴張的空間。2005年到2007年，農副產品加工業總產值年增長率為22.4%，食品為23.4%。而農林牧漁總產值只有10.5%的年增長。金融、商業等增長率的速度也遠遠大于農林牧漁。只有把與農業經濟直接相關的經濟活動歸農村，農村經濟才可能持續較高增長以接近城市。[22]　　

這種城鄉分離措施并不涉及勞動者要素流動。相反，要盡快取消城鄉分離戶籍制度，促進農民進城從事非農就業成為市民。　　

以上思路是更徹底的日韓農村經濟發展模式，但也是更理性的模式。因為這一思路是通過分析農業與非農行業差距巨大的技術進步率、勞動生產率擴大的可能性空間后設計的。　　

五、     合作經濟——思路之二　　

如果實施了城鄉分離的農村經濟發展模式，而載體又不是公司加農戶，那么用什么樣的載體來組織分散的農戶以更加適應市場變化呢？　　

日韓模式給出了樣板——合作化。　　

日、韓、以色列、臺灣地區等為什么要采用農村合作組織為經濟活動組織核心而不是公司作為核心呢？以下因素會成為理由。　　

本來政府設置門檻讓財富留在農村的難度就很大，即使實施很多優惠政策去平衡城鄉收入也不見得就能讓農民收入達到城鎮居民收入水平。以公司為核心也就是以資本為核心，這些好不容易截留的財富會被資本卷走相當大部分，政府等于給資本提供了一個新發財門路。一旦以公司為核心，政府對農村經濟設計的各項優惠政策會被民眾質疑為官商勾結侵害其他人利益，根本無法進行下去。這恐怕是當時日本、臺灣地區選擇建立社團法人性質農協而沒選擇企業法人性質的公司來推進的主要考慮。　　

其次，以資本為核心，強大的城市工商資本一定會逐步驅趕、吞噬農村資本，占領甚至壟斷農村經濟，使農村成為城市的附庸。　　

第三，以企業法人作為組織核心，一旦企業經營不善而破產，公司所牽涉的農戶也都找不到北。政府也沒有理由專門去救助這些公司。而以農戶組織起來的社團法人，不存在破產問題。同時，即使部分合作組織出現困難，政府出面救助也光明正大理所當然。　　

也就是說，只要采取了城鄉分離的反市場措施，農村經濟的組織者只能是農民自己建立的合作組織，而不是政府和資本。　　

通過農村合作組織振興農村經濟的實施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l       人大專門對在農村設立合作組織，組織的性質、功能、義務、權利等進行立法。規定對農村和農民的優惠政策全部通過合作組織來實現。　　

l       農戶自愿參加或退出合作組織。會員有明確的權利和義務。除了合作組織免費提供的技術指導等外，合作組織與農戶之間的日常經濟往來按企業關系。　　

l       區域合作組織可以根據需要和資源進行聯合，各地合作組織之間，合作組織與更高一級合作組織之間沒有隸屬關系。政府要在適當時候促進合作組織通過合并而擴大規模。　　

l       合作組織按企業規范管理，但不是企業法人而是社團法人，所有盈余歸全體成員所有。盈余分配不完全按入股金額，而是參照日本或人民公社“人-勞”分配類似的“人-資”比例分配。（因為對全體農民的政府優惠政策是利潤重要來源）　　

l       合作組織可以作為投資者開辦企業，各合作組織也可以協同投資。但投資方向和計劃歸業主大會決定。　　

l       合作組織要成為本地農村的社會生活組織中心，福利、勞保、養老、醫療、基礎教育的主要組織者。　　

這種新型合作經濟與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村集體經濟有很多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 　　

相似之處在于，兩者都是解決當時農村經濟的有效組織模式。集體經濟利用其資源和人力動員能力一舉解決了當時困擾農業經濟最重要的農田水利建設任務；而新型合作經濟是政府選擇合適的產業傾斜政策和其他優惠政策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最有效、最公平、最容易被認可的組織模式。另一個相似之處在于，這兩種模式自身具備有效地遏制農村貧富分化趨勢的能力。第三個共同點是，兩種模式都是以“城鄉分離”為基礎。　　

不同之處在于，集體經濟最小經營核算單位是生產隊，新合作經濟最小經營核算單位是家庭。集體經濟受計劃控制，合作經濟受政策控制。集體經濟“杜絕”貧富分化，合作經濟“減弱”貧富分化。　　

現在討論和實驗近似集體經濟的合作經濟的難點在于整個理論界的錯誤認識。認為正是“聯產承包責任制煥發了農民種田積極性，使農業飛速發展，農民收入大幅提高”。而且我們確實可以看到農民在改革前期收入大幅增加，1980年至1996年，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8.4%，高于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但是，假如我們認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是謬誤，那么“煥發積極性”農業生產就上去，農民收入就增加一樣是謬誤。精神沒那么大作用。　　

從國家統計年鑒數據看，從解放初期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中國農林牧漁產業處于一個持續高增長過程，其中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前后并沒有明顯的躍升或下降。只是九十年代中期后這輪增長才放緩。（見表1）　　

表1              解放后主要農產品產量年均增長率[23]　　　　

注：肉類比的是存欄，因97年以前沒有肉類產量指標　　　

表1數字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農村家庭經營使農產品產量大幅提高缺少事實依據。還給我們一個啟示：主要農產品年均3-4%的增長，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8.4%的增長，原因只能是農產品收購價格大幅增長。實際情況確實如此：（見表2）　　

表2          農產品收購價格分類指數年均增長率[24]　　

表2數字說明，改革前期農民家庭純收入的快速提高，主要來自農產品收購價格的持續、大幅度抬高而不是別的原因。　　

正是這些被一直被“忽視”的因素，加上媒體制造的小崗村奇跡，讓集體經濟、合作經濟變得極端丑陋，斷了研究者和經濟工作者從合作經濟、集體經濟研究三農問題出路的念頭。　　

完全拋開意識形態，僅從農村經濟發展“可能性空間”角度認識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正視中國人均、勞均農業資源的水平與歐美等國的差異；思考日韓等農村合作經濟成功的原因，也必須承認，中國解決三農問題只有農村合作經濟這一條道路。　　

加上意識形態，如果農村合作經濟能夠成功運行，不僅為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增加了強大的社會主義成分，而且會對城市工業、服務業進行一次新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契機，甚至成為中國以和諧進程實現共同富裕的出路，其政治和經濟意義是不可估量的。　　

六、     西部開發——思路之三　　

通過合作化和城鄉分離是否能完全解決中國三農問題呢？恐怕還有困難，這是中國特別的情況所決定的。　　

中國是個人口超級大國，雖然有960萬平方公里廣闊的國土面積，但由于地理、氣候原因，可耕地面積并不大。從東北黑河到云南騰沖劃一條線，大部分耕地在該線以東。中國牧區主要集中在西部新、甘、青、寧、蒙和陜北地區，加上西藏，號稱草場面積近4億公頃。但這一地區降水量稀少，屬于干旱、半干旱地區。這些地區草場蓄養的牲畜出欄量，不及內地以秸稈蓄養牲畜出欄量的一半。　　

中國吸取日韓農村經濟發展經驗面臨的困難是：巨大的人口數量很難實現日韓等國和地區的城鄉就業比例。正如前面分析的，中國現在農林牧漁就業人數還有3億多人。在18.25億畝耕地資源約束下，勞均耕地0.37公頃。如果按臺灣勞均1.26公頃標準，中國只需9655萬農民，再轉移22800萬，也就是這30年出走城市農民工相同數量。這是難以實現的。　　

首先，大約7000萬在制造業就業的農民工已經使全球制造業處于難以競爭地位，再增加一倍制造業工人是不可想象的，全球經濟不可能讓中國一家從事制造業。因此，中國城市化率不可能達到歐美94-97%的水平，達到日韓90%城市化率水平也不容易，最終形成75%城市化率就不錯了。這意味著中國在中國勞動人口達到8億的頂峰時期，依然要有1.5億勞動者從事農林牧漁業。屆時中國即使沒突破18億畝底線，勞均耕地也只有0.8公頃耕地。　　

對中國這個必須以自己農業生產能力滿足糧食、油料、棉花和肉類的國家來說，勞均1.26公頃耕地是難以達到必要高的勞動生產率，中國起碼要達到勞均1.6-2.0公頃，才能最終形成一個城鄉和諧發展，共同富裕的局面。　　

問題在于，中國有可能增加一倍以上農牧業資源嗎？從邏輯上講是可以的。　　

前述新、青、甘、寧、蒙和山陜北部地區，總面積450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總面積47%。這些地區海拔不高，地勢相對平坦，完全可能成為宜農、宜牧、宜林地區，所缺少的就是水。只要有了水，至少40%面積可以成為良好的農牧業生產區域。也就是中國有27億畝農牧區的潛力。有了這些農業資源，中國勞均農業資源會達到日本勞均農業資源水平。如果不能降低用城市化這一條出路來減弱城鄉收入差別的作用，普通藍領工資水準將始終被一個強大的力量進行壓抑。　　

我們可以大膽設想一下：這些地區平均降水量大約在300毫米以下，如果能補充250毫米，達到500-600毫米降水，其氣候條件就接近東部黃河以北，長城以南地區。180萬平方公里新增250毫米水，總計約4500億立方米。可是，哪里來這4500億立方米水呢？　　

關于大西線南水北調已經有很多方案，基本思路是從藏東南開始在3000米高程調水至青海黃河。對這些方案的異議也很多，包括對調水量能否達到2000億立方和對工程實施是否有顛覆性障礙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對是否有必要花費數萬億資金做這樣的工程。　　

如果認真讀一下郭開方案和王小強、鄧英陶等的《再造中國》，以及反對意見的代表作：秦暉的《朔天運河工程涉及的國際政治與環境問題》和《“大西線設想”的工程學硬傷》以及國家水利部官員的否定意見，會發現認為項目可行的人都是經過多年實際、實地調查提出看法，而持否定意見的人基本沒有一個做過同樣的工作。尤其是“公共知識分子”秦暉，雖然洋洋數篇文章，但竟然從來沒做過任何實際調查和研究。　　

本文不打算再提出什么新方案，因為郭開、王小強、林一山等人的研究和考慮已經很細致。只在這里增加一個人工增水的因素，這個因素一些人也提出過了。　　

首先，從藏東南經昌都地區、四川西北部、甘東南等2000米高程以上地區，山高谷深，面積100萬平方公里，是中國最主要水氣——從印度洋上行的西南暖濕氣流的主要通道，有云天氣平均250天以上，降水量目前在600-800毫米。按照目前人工增水達到30%的技術計算，這個地區增加2000億立方徑流是有條件的。如果按照王小強等西南建提水電站，將2000米高程水通過筑壩和提水提高到3000多米高程的方案，大西線調水總計達到3500億立方是可以實現的。科學家觀察，在氣候變暖趨勢影響下，印度洋和阿拉伯海蒸騰水汽在趨于加強，這也可以從中國最近幾年西南暖濕氣流加強得到印證。　　

其次，由阿拉山口過來的西部濕氣經過北疆、甘、寧、蒙、陜，總經過面積不少于250萬平方公里。這個地區地勢相對平坦，成雨條件不好，降水量在300毫米左右。但如果加大人工降水力度，新增2500億立方降水是可能的。雖然因地勢平坦而難以有很多徑流，但這些地區也是形成良好農牧區的部分。　　

因此，如果把大西線南水北調與大規模人工增水結合起來，在西北和內蒙新增5000-6000億立方水并不是天方夜談。　　

也許無論本文所提出的大規模人工增水和其他人提出的大西北南水北調都有缺陷，但是，如果放在中華民族復興的大背景下，起碼應該成為有關部門進一步論證的標靶，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以輕蔑態度置之不理。　　

除了西北農牧業開發外，在城市經濟中加大一次分配中普通勞動者收入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大幅度提高工資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從目前的21.2%提高到30%甚至更高。當一個勞動者就業能夠維持一個三口之家的生活時，中國就有1億人退出勞動市場，勞動參與率就可能趨向世界平均水平，從而大大增加勞均資源水平。　　

三農問題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中國現代化的終極問題，也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如果我們準備做創造歷史的一代人，就要有信心面對這個問題，有決心解決這個問題。繼續把這個問題留給下一代，我們將愧對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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