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實踐證明：集體經濟是農村實現共同富裕的唯一光明大道 

窮鄉親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改革決策者利用行政手段從上到下硬壓實行“家庭承包”的制度、解散集體經濟，結果使全國90%以上的農村都走上了“分田單干”的小農經濟道跑。與其同時，有為數不少的干部群眾對此做法持懷疑態度，其反對意見始終未斷。各省、市、自治區都有少數村隊一直頂著不辦、而堅持走集體發展的道路。至今全國未搞分田單干的大隊大約有兩三千個。20多年來，這些單位在主流輿論的打壓和政策歧視下頑強而堅定地走著自已的路，如今它們的現實狀況如何？究竟有無發生“此路不通”或“死路”的景況，看看眼前的事實，該是有清楚的結論了吧！

通過了解搜集各省、市、自治區堅持集體經濟的農村情況，事實清楚說明，它們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在當地率先進入小康社會和共同富裕的先進單位。誠然，20多年來這些村隊也都從自己的實際情況出發實行了改革開放，例如在管理制度、分配制度、經營方式和發展模式上搞了改革，也引進了市場經濟機制，但是共同的特點卻是在堅持集體經濟和共同富裕前提下的改革，堅決反對“讓少數人先富”和兩極分化。因而那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與大多數農村不同的是,那里沒有貧窮,沒有社會不公，沒有盜竊、黑社會、貪污腐敗、干群關系惡化等大量社會矛盾，各項集體福利和社會保障健全,群眾沒有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等后顧之憂。無一不是當地的最發達、和諧，兩大文明都發展的先進社區。實踐最有力地證明了所謂“集體道路不能使農民富裕”的謊言。

20多年來，這些堅持集體致富的先進單位的名子為廣大干部群眾所熟悉、所敬佩。常見于媒體報道的，例如：河南省的劉莊、南街村,江蘇省的華西村,天津市的大邱莊,北京市的韓河村、竇店村,河北省的周家莊鄉公社、半壁店，黑龍江省的興十四村，湖北省的洪林村,大連市的后石村,廣東省的崖口大隊、容桂鎮,浙江省的藤頭村、望海崗，四川省“西部第一村”的寶山村，江西省進順村、花園坪村，山東省西霞口村，西藏那邊地區嘎措鄉人民公社等,它們像一面面鮮艷的紅旗插在祖國各地，真正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榜樣。

由于材料很多，這里只能擇其要者來說明。

鋪向“天下第一村”的道路是什么

在當代中國，無人不知江蘇省的華西村。這個號稱“天下第一村”實際上是現代城市的社區，如今已是家家住別墅，戶戶有轎車，（均為集體統一配備，沒有所有權，只有使用權）。全村2006年銷售總收入就達350多億。一般村民勞動力月收入5000多元（部分發給個人，部分存入個人賬戶）。華西村作為“蘇南模式”的一個典型，其發展的根本原因就是土地的集體使用和農村工業化的模式，這其實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農村人民公社的社隊工業發展的道路。事實上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蘇南的社隊工業和副業就發展起來了。就當時的華西大隊來說，在搞好種植業、養植業基礎上就逐步建起了運輸業以及農機修配、五金加工、塑料制品等隊辦企業，走向了農、副、工綜合發展的路子。到1978年工業和副業產值就占到全大隊總產值的78％，一年創造價值100萬多元。每個工業勞動力每年創造產值5100多元。糧食產量達到畝產2000多斤。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前景。就已經是全國聞名的先進集體了。當年《人民日報》還專門刊發了《江蘇省江陰縣華西大隊調查》材料，對華西大隊的經驗給予了充分肯定。（《人民日報》1978年12月14日第二版《江蘇省江陰縣華西大隊調查》。）到1980年，全大隊的經濟總量就達到千萬元以上。當時的經濟水平顯然無法與30年后的今天相比，

其實，再往前追朔，華西村在黨支部書記吳仁寶領導下，從二十世紀60年代就是全國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典型，早在1964年，吳仁寶就領導制定了《華西大隊學大寨十五年遠景規劃》，其中有個明確的目標就是“每年畝產一噸糧……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新農村”。 吳仁寶在職42年，一直是“紅旗”不倒。1980年前后，在全國性的分田到戶大承包時，吳仁寶不僅拒絕分田到戶，而且還帶著華西村的主要干部和村民代表，不遠千里到山西大寨大隊去考察和尋找合作支援項目。當時，他們向陳永貴墓莊嚴地鞠了3個躬。吳仁寶曾多次對人說：在當代中國農民中，他最佩服的是陳永貴，并稱陳有思想、有觀點、有本事，是硬干出來的。今天華西村的輝煌，雖然抓住了改革開放的契機，其經濟水平顯然是30年前所無法相比，但實質上卻仍是根源于毛澤東的農業集體化發展道路。

“中國第一莊”的奇跡是怎樣創造的

與南方農村相比較，北方的發展條件差得多。但在八十年代，在天津市靜海縣卻有一個富甲稱“中國第一莊”的大邱莊突兀而起，響徹當時全國。1991年全村工農業總產值就達18億元，初步實現了農業現代化、農村工業化和居住城鎮化，這在北方是了不起的。形成與華西村南北齊名的中國兩大致富典型。

大邱莊的崛起，雖然乘了改革開放的契機，更與禹作敏的能力、才干和其他特殊條件有關，但其發展的根本模式卻是集體經濟和農村工業化。實際上，大邱莊的變化起于七十年代的農業學大寨，正是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大邱莊發揚艱苦奮斗、改變環境條件的精神，整治好了全村一片白花花的鹽堿、大部分草木不生的耕地，使之變成了穩產高產田，從而實現了全體溫飽，并多少積累了一些資金，此后才開始向工業方問轉移。帶頭人禹作敏原是農業學大寨中的積極分子，并在那時入了黨、當上干部。他曾先后四度前往山西大寨參觀學習。在1977、1978年籌建第一代鋼鐵廠時，當時農村改革還并未開始。如果在這前后大邱莊也搞分田到戶的改革，拆開集體搞單干，那就決不會有后來的輝煌！禹作敏同吳仁寶一樣，最贊成、敬佩的就是大寨的帶頭人陳永貴，其實他們都是一路人，— 社會主義集體發展的創業人，而不是個人發家致富的黑馬。在大邱莊發展起來之后，禹作敏首先邀請的座上賓就是大寨書記郭鳳蓮，并給予慷慨支援。大邱莊的事跡再一次說明，即使條件再差、再貧窮的地方，只要堅持集體發展道路，也能創造奇跡，關鍵再于人為。

1993年禹作敏犯法陷獄，很大成份是由個人的性格素質所使然，決不能歸因于某種發展模式，但究其根本原因，也是由于改革開放以來各級領導疏于治黨、黨風狀況惡化所致。其實在這期間毀壞的干部又何償少數！如果處在人民公社時期，決不會出現這樣的事情。— 無論后來大邱莊又發生怎樣的變化，但人們己不可否認：大邱莊的奇跡是禹作敏和集體化下的農民所創造的！

市場經濟也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

在改革開放后形成的市場化、私營化的大潮下，個別、分散的集體經濟發展其實是十分孤立無助的。為了保持集體經濟的生存和發展，它們不得不從現實出發實行某些特殊的管理制度，例如河南省南街村的“外圓內方”模式就是一種獨特的創造。為了加快經濟發展，南街村充分利用現代市場經濟的手段，大辦工貿企業，組建企業集團，很抓產品質量，創品牌，占領市場，搞中外合資、利用信貸手段等，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由一個普通農村迅速發展成中外聞名的現代化的城鎮。早在1991年南街就成為省內第一個“億元村”；到2002年工農業產值就穩定在21億元左右。村內的“南街村集團有限公司”己發展成國家一級企業，擁有26家工廠和11000多員工，固定資產12億元，產品部分出口。村屬耕地1000畝，實行規模經營；村內建起高新農業科技園、開辦了南街村藥業集團。這樣大的資產，其實質仍是集體的，沒有成為任何個人的資本。其目的是為了全體村民的共同富裕。在村民（即擁有正式戶口者）內部則實行以供給制為主的管理和分配制度，即工資+供給的分配制度（工資部分占30%，供給部分占70%）。村里免費供應食品（面粉、食用油、蛋、肉、魚等等）、住宅，家具、交通工具等基本生活資料，教育（含入托）、醫療以及水、電、氣、通訊等費用也一律是免費；春節分發大量禮物。社區公益設施齊全，并設有廣播站、報社、電視臺、戲劇學校和劇團。目前，全體村民已遷入現代化高層住宅（大套使用面積92平米，小套74平米），配置中央空調；家居用品（家具、炊具、電器）由村統一免費配備。住宅和室內擺設屬于村集體財產，而非村民個人所有。全村勞動力包括黨委書記兼南街村集團董事長王宏斌每月的工資只有250元。按照村民說：“基本的生活資料集體都配給了，有錢也沒有多少用。”

改革開放以來，主流媒體大力宣揚精神文明建設和“企業文化”。其實在南街村，支持這種發展模式的，正是一種鮮明的先進文化 — 毛澤東思想。在南街村內部，沒有貧富差距，沒有等級貴賤，更沒有腐敗和各種社會不良現象。洋溢的是大公無私、公平、為人民服務氣氛。王宏斌明確說：南街村的成就靠的就是對毛澤東思想的堅定信仰。這是真正的共產黨的精神和靈魂。20多年來，南街村堅持開展大學毛主席著作、大唱革命歌曲、大學雷鋒精神的“三大活動”。各廠都專門配有政工廠長，抓政治學習，開展思想教育活動，號召職工們同違背集體利益、自私自利的行為作斗爭，增強凝聚力，充分發揮了黨的政治工作的優勢。南街村社區的試驗，其實原本就是共產黨人、科學社會主義所要達到的目標，也是幾千年來勞動人民所想望的一種美好圖景，如今它被一個村的農民們初步變成現實。這是何等的偉大貢獻！

右派精英們對南街村的攻擊達到吹毛求疵的程度，什么雇工剝削、銀行貸款呵，什么不自由呵，等等。要知道，南街村本是村級的集體經濟，其分配原則只適用于內部。在目前精英們設計的整個社會市場化、私有化、個人顧個人的現實中，有什么理由要求他們去包攬天下眾生？打工者收入低的問題，國家都不解決，南街村豈能解決？不是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嗚？“讓部分人先富”嗎？經濟生活方式上“多元化”嗎？難道不允許南街村按照自已的方式進行試驗和探索！

湖北省的一桿紅旗— 洪林村

洪林村在改革前就是一個發展基礎較好的生產大隊。在老支書葉昌保的帶領下，在七十年代治水、改土、用電等方面使生產條件發生很大變化。1975年該村是全縣第一個通高壓電的村，這時不僅解決了全村人的吃飯問題，而且每年還向國家提供100多萬斤原種糧。在1978年村民就實現了自來水到戶。在1980年前社員們就實現了自行車、沼氣池、電風扇“三個一到戶”。1981年，在貫徹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農村改革中，面對上面強制推行的分田到戶的做法，究竟是分、是統，在干部群眾中出現了嚴重的爭議。當時一些父老鄉親對大隊黨支部書記說：“不能分，不管上面怎么壓，坐牢我們替你去坐；不能替，你坐牢了，我們替你送牢飯。” 作為群眾的帶頭人，出于對集體經濟的高度負責，堅決支持了群眾的積極要求。

在方問和道路確定之后，大隊黨組織制定了“穩農興工、工農并進”的發展舉措。在八十年代的十年間，在原來棉織廠基礎上又先后建起了磚瓦廠、棉紡廠、麻球廠、服裝廠等10多家企業，全村逐步實現了由農業型向工業型的轉變，大大壯大了集體經濟，完全消滅了貧窮。在1985年村民就有了電視機，住上了樓房，是全省第一個電視化和樓房化村。全村還實現了吃水、用電、醫療、理發等“十不要錢”的福利待遇。當年，著名詩人、原中宣部代部長賀敬之視察洪林村，欣然題詞“革命常思洪湖水，建設都學洪林村”。1986年原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視察洪林后，稱贊洪林是全省農村改革開放的“一桿旗”。現在全村己擁有農工商企業19家，分屬紡織服裝、醫藥化工、建筑建材、水產養殖、糧油加工、餐飲娛樂等八大行業，資產總額達2•8億元。迄止2003年，全村實現利稅2100萬元，村民人均分配控制在5500元。近幾年來該村先后被評為全省文明村、全國民主法制示范村、全國文明村鎮等，成為荊楚大地上的一顆社會主義新農村明星。

在首先富起來之后，洪林村積極幫助周圍村脫貧，共與周邊108個村支部建立了互聯關系，形成了規模宏大的百村互聯網絡。從資金、技術和信息等各方面，給他村以支持和幫扶。到目前為止，已幫助34個村脫貧致富，18個后進村跨入了先進行列。事實說明，只有集體經濟才能真正做到“先富帶后富”。

“龍江第一村”的興十四村

興十四村位于黑龍江省西北部甘南縣城東南17公里處，西臨內蒙古自治區，是1956年由山東臨沂地區移民響應黨中央開發北大荒號召而組建起來的移民村，剛建村時是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固定資產一分錢沒有的真正“貧白”村。但幾十年來，硬是靠艱苦奮斗、拚命實干，開荒種地、建起了家園。從七十年代后在村黨支部書記付華廷的帶領下，開始使用拖拉機開墾，并逐漸走向機械化生產，使耕地面積、改土造田規模更加迅速擴大。

就興十四村當時的情況，按照1981年黨中央關于實行家庭承包的要求：地處邊遠、環境條件落后、人少地多、又居住分散等，是最適應搞家庭承包、分散經濟，而不適宜于搞集體、統一經營的。但當時興十四村的干部和群眾堅決地選擇了后者。

實踐證明：只要有一個真正一心一意為群眾辦事、不謀私利的領導人帶領大家去實干，其經濟發展、由窮變富是很快的，并非是多么艱難復雜的事情。治窮比治腐、治黨要容易得多。在一無資金、二無技術、三無經驗的情況下，在付華廷帶領下，興十四村由農業到工業，經濟發展可謂神速。

１９８５年建起一座日處理１０噸鮮奶的乳品廠，投產當年就盈利６５萬元。１９８８年建成了一座以玉米為原料年產１５００噸、創產值５０００萬元的甜蜜素廠。之后又陸續建成了啤酒專用糖漿廠等３３家企業，組建了大型企業集團——富華集團，形成了生物工程、精細化工、畜禽飼料、乳制品等４大系列、１００多個品種。現已發展成為幅員3.3萬畝，其中耕地1.68萬畝、樹林1.13萬畝、草原4000畝，198戶村民、956口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全村耕地由18人承包經營，僅有2%的農民從事種植業生產，98%的勞動力成為二、三產業工人。全村人工種植松林1.13萬畝，森林覆蓋率34.2% 。2006年全村總收入達到7億元，總資產達到10.5億元，年人均純收入實現1.5萬元。

正像許多先進集體一樣，興十四村在堅持集體富裕的前提下，充分地抓住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契機，充分利用市場經濟機制。從自己的實際出發，，只要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改革措施都大膽地進行推行和探索：實行農業產業化經營、發展現代生態高效農業，開展國際貿易、發展外向型企業，建立股份制公司，改革管理制度、分配制度等。村里的大型企業集團—黑龍江富華集團，己發展成為擁有35家企業、1800多名員工，集農、林、牧、機、加、旅游、生物藥業、建筑和房地產開發一二三產業于一體的國家級大型企業集團。被認定為黑龍江省高新技術企業，2004年被確定為國家級農業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其實這些改革，也只有在集體經濟條件下才可以順利推行；如農業規模經營、機械化、產業化、科技改造、生態農業、產業聯合、村居建設規劃等，如果在分田到戶的小農經濟狀況下都是無法真正搞起來的。

興十四村的經濟發展直接帶來了村民的收入迅速增長和共同富裕的實現。從住房變化看，１９８１年實現了磚瓦房化，１９８２年成為彩電村，后來又發展到普通的“小二樓”。從２００２年開始，先后建了136棟單體花園式別墅住宅，大部分村民住上了別墅。每棟別墅面積是１９６．６平方米，平均每人５０－６０平方米，每棟平均35萬多元，戶均拿10萬元，村集體補助20多萬元，產權歸個人。還建了村小學校、衛生所、三星級賓館、村史展覽館和休閑廣場等。村民享受合作醫療待遇。生活方式實現了城市化。

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興十四村自70年代以來，先后受到國家、省、市、縣各級表彰獎勵100多次。其中，1979年受到國務院嘉獎，1994年村黨支部被黑龍江省委命名為"奔小康紅旗村黨支部"，1999年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國文明村"稱號，2004年被中央文明委評為"全國生態建設文明村"，同年被國家評定為首批農業旅游示范點。2005年被聯合國/北北合作組織評定為"國際生態產業示范基地"，被聯合國機構確定為"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最佳范例"，同年還被中央文明委評定為"全國文明村鎮"。2006年，被評為"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被評為"全國十大特色村"、國家級"巾幗示范村"。被譽為全國聞名的"龍江第一村"。

堅持至今的農村人民公社

自從1981年全國推行分田到戶、1984年一刀切撤消農村人民公社以來，“人民公社”這個名稱即從全國行政建制和主流媒體上消失了。然而，卻仍有個別地方由于干部群眾的頑強堅持而使人民公社建制僥幸地保留下來。目前知道的河北省晉州市周家莊人民公社、江西省宜春市花園坪人民公社就是的兩個例子。他們不僅堅持著集體經濟的制度，而且還沿襲著人民公社的名稱，甚至仍然保留著原來的生產組織方式和分配方式，例如集體勞動、記工分、分口糧等。所不同的是周家莊是鄉鎮級的人民公社，而花園坪是村級的人民公社。

當初有人斷言：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生產大轟隆”、“吃大鍋飯”、“群眾沒有積極性”、“是死路一條”等。因而采取行政手段給予一律取銷。然而周家莊人民公社、花園坪人民公社卻又存在了20多年，它們目前的狀況如何？有無“死路一條”？還是相反成為率先共同富裕的先進典范？事實、結論現在應該很清楚了吧！

當目前被問到為什么當時他們那里沒有搞大包干、取銷人民公社時，花園坪一些過來的人們說：當時全國農村體制改革緊張熱烈進行時，我們這里同樣也受到了強烈沖擊。村里召開了多次社員大會投票，但90%以上的社員堅決不同意分田，他們擔心分了田地后，獨戶單門生產就搞不了水利建設。為此，有關部門也就順應了村民的心愿，沒有強求分田到戶。

經濟體制沒有改變，原來的公社、生產隊的組織形式、勞動方式也沒有必要改變。原來在人民公時期就提倡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要大力發展社隊工業和副業，要加強生產管理責任制等。就已經給生產、經濟發展留下了廣闊的空間，關鍵是你想不想走那條路。

據花園坪已退休的老支書劉全遠介紹：這里原是個缺水的地方，干旱是最大的制約。由于保留了集體經濟制度，所以在八十年代初，生產隊得以靠集體的力量和社員自籌，加上向上級爭取資助，終于將水引進了村里。之后，糧食增了產，還發展了種養業，相繼修路、建了電站，成為了全公社第一個用上電的村。這些如果在分田到戶的情況下是根本做不到的。

現在花園坪村村民有200多名，全村有水田90余畝、旱地20余畝、果園100余畝、森林（包括油茶）100余畝，還有養豬場、魚塘、飼料加工廠、榨油坊、碾米廠等，都歸集體所有。農作物是集體收摘、按人和勞動分配，剩余的拿到市場去賣，收入歸集體所有。

社員勞動目前仍是敲鐘出工，勞動一律記工分，記分員是村民公推、公選出來的。每年的臘月二十左右統一分紅。聽生產隊長公布每個人全年出工記分情況，然后開包發錢。現在一個工分能算一元多錢，一個中等勞動力年底可分到一萬多元。每戶村民家里都有存款，雖然不多，但貧富較為均勻，沒有困難戶和五保戶。村里的收入除了分紅外，剩余的都用來作為福利，村民不繳任何稅費。除了通訊費、有線電視費、水費三項開支由村民自己繳納外，其它都由村里集體承擔。如果村民需要批地建房，村集體會拿錢出來。目前全村90%的村民都告別了破舊的瓦房，住上了鋼筋水泥結構的房屋。如果村民的子女考上大學，生產隊給每人發3000元獎學金。目前花園坪己成為媒體上關注的地方，據有關報道，這里不僅村民過著衣食無憂、怡然自得的田園生活，民風純樸、和美、安靜，無打架、賭博、偷盜等不良現象；而且山青水秀，鳥語花香，空氣清新，環境優美，己成為當地紅色旅游的景區之一。（《信息日報》2006年9月6日記者陳國菊《宜春有個“人民公社”村莊》）

周家莊鄉人民公社共包括6個自然村。自1958年建立以來至今己存在半個世紀。1983年改革后建立了農工商合作社，統一管理經濟生產。以下有10個生產隊。各隊每年的生產計劃由各隊獨立自主制定，上報合作社一般也沒有大的修改。全鄉共有13000多人，勞力6000多人，其中80%在企業，15%從事農業，另外還有5%從事個體私營業。全鄉沒有外出打工的。生產隊的日常勞動由隊長統一安排。正如社員張順所說：“在這里，社員自己不能選擇，隊長叫你干什么活就得干。”“否則就要扣工分。……這也習慣了。”“哪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而且對勞動的要求很細致。比如耕生地的要求是深度達到4寸，要平。這樣耕完一畝，才可得0.24個工。如果這塊地離家較近，才得0.22個工。”

勞動考量的方式仍是記以工分。周家莊鄉對不同的工種進行了372項細分，對每項勞動的工分標準和所要達到的要求都有具體明確的規定。每次上工，隊里的會計都會記下工分，到年底統一結算。從看大門的，到修拖拉機的、開車的，甚至包括鄉長、隊長的工作都要到年終按工分進行收入分配。多年來周家莊鄉的人均生活水平一直高于所在的晉州市農民的人均純收入。2006年人均分紅5609元，而晉州市農民純收入是人均3774元。周莊鄉人均財政貢獻也是名列全市第一。不僅平均收入高，而且社員還享受自來水不收費、中小學上學不收費、老年人發退休金等公共福利和保障。村民的住宅都是統一規劃，全部是二層樓房，面積也是統一的。

在調查訪問中，村民們對集體經濟的不滿意見也是有的。突出的反映就是“不自由”。這個問題是顯然的。因為集體的含意在某些方面說就意味著對個體行為的限制；而個體經濟的最大特點就是自由、隨意。要自由還是要共同富裕，目前人們只能在矛盾中作出選擇。自由當然是人們的向望，然而自由與效益、幸福是不同的概念。目前的下崗失業工人、無地無業的農民無疑是行動自由的，但他們卻是最貧困的群體。看那些遍布城鄉的覓工群體、游蕩者、乞討者以及走向偷搶詐騙、吸毒販毒、搞傳銷、賣身服務等處境的人們，都是自由選擇的結果，但他們卻淪落到真正的不自由。勞動者在生活安定、有保障、有依靠、公平、有人管與無保障、無人管、自由隨便、尋機迂、高低懸差之間，本人判斷還是選擇前者的占絕大多數 。

例子無需遂一列舉，只要看看當初不搞家庭承包、堅持集體經濟道路的所有村隊的狀況，事實、結論就很清楚。它們中有原來條件、基礎好的，有差的，有南方水鄉，有北方干早地區，但無一不是率先實現了小康和共同富裕。其實條件只有一個：事在人為，即有一個真正想走社會主義、對人民群眾負責的黨的帶頭人。從各省市的共同富裕的榜樣，到富甲全國的典型，無不都是出自堅持集體經濟的村莊。那里不僅早早消滅了貧困，沒有兩極分化、沒有“三農”問題，而且沒有貪污腐敗，沒有各種社會丑惡現象和治安方面的問題。真正實現了兩大文明共同發展。當然，在分田到戶的鄉村，資產上億元的富裕村在全國各地都有的是，但那種資產都是屬于少數人的，而不是共同富裕。與那種巨富相伴的卻有一個貧困群體。那里不僅有大量群眾僅僅停頓在溫飽狀況，連看病、子女上學、建住房等問題都解決不了，而且又滋生出貧富對立、干群矛盾激化、腐敗和社會不良風氣、各種犯罪和治安狀況惡化等大量更難解決的社會問題。當初政府解散公有制“大鍋飯”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甩包袱、圖省心，但到后來卻是背上了更大的社會問題的包袱。

主流精英至今熱衷于對當初那場“真理檢驗標準大討論”的紀念和宣傳，然而在目前為什么不把這種大討論再繼續開展起來呢？不是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這30年的實踐究竟檢驗出了什么？什么是共同富裕、什么是兩極分化？究竟為人民服務還是為少數人謀私，什么是真社會主義、什么是假社會主義？應該檢驗清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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