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來農民收入增長和停滯的原因　　

改革開放后，中國農民收入曾經連續增長十幾年，到90年代中期開始停滯至今。即使2003年后中央十分重視這個問題，但總的局面沒有變化。農民在改革初期高速增長的原因一般被總結為：“聯產承包責任制煥發了農民種田積極性，使農業快速發展，農民收入大幅增加”。此后停滯的原因一般歸結為對農村投入不夠以及沒有實現土地自由流轉。　　

這些說法究竟是否接近真實，其實很容易搞清楚，也就是可以從宏觀數字上得到驗證。但貧道發現，專家們雖然張嘴就說，但很少真正下功夫驗證的。貧道就來驗證一下。　　

1978年到199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8.3%，1996年到2006年年均增長4.8%（在減免農業稅前年均增長只有4.3%左右）。在90年代明顯有個階梯。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比為237比100，1996年為227比100，2006年為331比100。　　

是否是第一階段農林牧漁產量增長速度高，此后增長速度低？是這樣情況。　　

兩階段農林牧漁產量年均增長　　

顯然，第一階段增速比較高，第二階段增速下降明顯。那么是否因此可證明第一階段收入高增長就來自農林牧漁產量增長？這必須符合兩個條件，一是該階段產量增長速度要明顯高于改革前，如果不必改革前增長明顯快，顯然就難以證明產量增長是主要因素；二是產量增長速度與純收入增長速度數值要接近，如果兩者相差太大，一定會有別的因素。　　

但數據顯然不支持這種判斷。下面是第一階段與1980年與解放前最高產量和1949年產量年均增長對比：　　

注：肉類比的是存欄，因以前沒有肉類指標　　

也就是說，除了畜牧業外，第一階段農產品增長并不明顯高于改革前。因此，很難證明改革后農民收入高增長與產量增長高相關。也就是說與“煥發積極性”的關系很難用數字來標注。　　

另一個問題是，農民農林牧漁收入最大頭：糧食、棉花，年增長率只有2.8%和3.7%，加上其他農產品增長因素，平均增長4%就不錯了。而且這個時期用化肥、柴油、農藥等農資遠多于改革前，投入也增加不少，因此，即使產量增長4%，對純收入增長8.3個百分點中，與2-3個百分點有關就不錯了。因此，產量增長影響2-3%個百分點，但剩下的5-6個百分點從哪里來的？　　

很簡單，從農產品收購價格來的。下面是第一階段農產品收購價格年均指數：　　

農產品收購價格分類年均指數高度年份增長　　

從1979年開始，農產品收購價格連年上升，高的年份增長百分之三四十。這個趨勢一直持續到1995年（1996年總指數只上升4.4%）。到90年代中期，農產品價格已經接近甚至部分超過國際市場價格。而同期工業品綜合價格指數年均增長為7.8%。低2.1個百分點。　　

由于這個時期農民純收入中來自農林牧漁收入依然占大頭（1990年為66%，1996年依然有57%），因此，第一階段農民收入所以能夠迅速提高，主要是農產品價格調整幅度大形成的。在改革前與改革后農產品產量增長速度變化不大情況下，農林牧漁產品收購價格較快的，以超過工業品價格增長速度的幅度增長，是第一階段農民收入大幅提高，城鄉差距相對縮小到主要原因。　　

農民純收入增長另一個因素是農民家庭經營非農產業的收入從無到有，到1996年家庭經營中非農產業已經占純收入13.7%，而外出務工收入占到23.4%，兩者占到37%左右。1985年兩者只占28%。但由于這兩部分畢竟所占比例較低，因此不能成為增長的主導因素。　　

改革后調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是必要的。調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等于把改革前積累的剪刀差吃凈，農民收入自然提高。這里有兩點值得總結，一是以后不要再說什么“聯產承包煥發了你們積極性”問題。因為顯然積極性并沒帶來更高速度的產量增長。信了積極性，與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是一個道理。無非是說“一心為己”的功能大于“一心為公”的功能而已。另一點也需要注意：假如積累的剪刀差空間釋放完了，價格接近國際價格了，怎么辦？　　

第一階段中1985-1996年農民純收入中來自農林牧漁收入年增長為14.6%。而1996-2006年只有年均3.3%。我們看到，雖然第二階段產量增長速度有所下降，但除了糧食外依然有4-5%的增長。怎么會這樣呢？　　

下面是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農林牧漁價格年均指數對比　　

農產品收購價格年均分類指數　　

注：第二階段缺2001年數，因國家統計年鑒上自己就沒公布　　

可以看出，農產品收購價格在第二階段年均下降竟然達到1.1%，2006年收購價格大約為10年前的80%！這就是為什么第二階段雖然除了糧食外依然有年均4-5%的增長，但由于價格年均下降1.1%，因此來自這部分的增長就只有3.3%了。　　

到2006年，農民收入中來自農林牧漁的收入只占42.4%，已經是小頭了。大頭是務工收入和家庭經營非農產業收入。　　

按理說，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空間要大于農林牧漁，雖然90年代中期后鄉鎮企業不行了，農民家庭經營來自非農產業比重從1996年的13.7%下降到2006年的11.4%。但農民工人數大幅增加了，怎么會收入增長速度只有城鎮居民一半呢？　　

90年代中期，農民工總數在5000萬左右，到2006年，農民工達到18000萬（2008超過2億），年均增長13.7%。同期，農民工資性收入從1995年的人均354元增長到1475元，年均增長15.2%。也就是說，農民收入增長比農民工人數增長速度每年高出1.5%——這基本相當于農民工年均工資增長幅度。而國家統計年間這個時期城鎮單位職工工資年均增長基本在9-11%之間！　　

那么，我們可以總結出這樣兩點。第二階段農民收入增幅下降第一個原因是，改革前剪刀差醞釀的巨大能量在1996年釋放完后，農產品價格基本隨行就市，但市場在這個時期長期低迷，造成雖然農民農業還在增長，但價格下降導致增長幅度急劇下降。第二，90年代中期開始以出口導向發展的加工業和城市建筑以、服務業高速發展，給農民提供了1個多億就業機會。但是，農民工工資在這十幾年中年均增長幅度遠遠低于城鎮居民，年增長只有1-2%，這造成農民收入增長只能靠機械增加非農就業人數來實現。一旦農業剩余勞動力消耗完，農民通過非農就業實現收入增長的機會也會消失。　　

以上是改革以來農民收入增長因素的分析。下面重點分析一下第二階段一些數據之間關系。　　

農民來自農林牧漁收入，來自家庭經營中非農產業收入，與務工收入之間是否有關系？　　

貧道以前也經常說，中國的問題在于農民工工資太低。但是市場經濟嘛，農民工工資也是受勞動力供求關系決定的，他們真嫌低就走嘛。說得真好，他們真的不嫌低，照樣遍地都是找工作的農民工。　　

農民工工資低是因為他們能忍受的工資底線很低。這個底線是什么呢？是農民從事農林牧漁和家庭非農產業收入的高線！也就是說，兩者是高度關聯的。如果農林牧漁收入和家庭非農產業增長快，對務工工資可忍受的底線增長也快，基本是同步的。正是1996年后每年農林牧漁收入增長幅度只有3%，農民工工資增長幅度就只有1-2%。如果不解決農民自營非農產業增長問題，不解決農林牧漁增長問題，單靠行政立法解決農民工工資，基本沒有什么希望。而只要農民工工資不能依照經濟增長速度同步增長，中國這7億多農民算是玩兒完了。　　

現在看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解決三農問題的出路還要回到農林牧漁業和農村非農產業經營問題上，如果這個不解決，通常我們都以為最有效的，也是以為是最終解決三農問題的鑰匙——城市化——照樣解決不了農民收入問題。而農民不現代化，中國就談不上現代化。　　

那么，怎么解決農民從農林牧漁中和非農產業經營中獲得不斷增長的收入呢？貧道如果說了，恐怕很多人覺得很麻煩。經濟學家們和主管部門聽了，一點會罵貧道多事。　　

貧道認為，解決農民從農林牧漁獲得收入的唯一途徑是大西線南水北調加大西北人工降水工程等大時空水資源調配的實現。解決農民經營非農產業獲得持續收入的途徑是農村合作化。當然，這些都在加快城市化進程中做的。主線還是城市化。　　

第二階段為什么農產品產量增長減速？而且是自1949年以來的第一次連續10年接近零增長的減速？很簡單，是農作物單產和畜牧業載畜量都在90年代中期接近極限。貧道就不再引數據了，因此類似數據多次介紹過。中國大部分農作物單產在新世紀已經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0-60%，不僅比發展中國家高，而且比發達國家高。再提高不是沒可能，而是沒多大空間。單產　200公斤　增長4倍到單產　800公斤　容易，良種化肥水一到位就能實現。而到　1000公斤　，只增長25%就麻煩的很。　　

在價格不變情況下，只有增減勞均農業資源量才能增加收入。有人會說，城市化會解決這個問題呀。農民都進城了，農業資源不就增加了么？那么我們看看數字：　　

改革以來，工業化加快，兩億農民進城，加上自營非農產業就業，非農產業就業總數在大幅度增加。但是，農業就業人數減少了嗎？1980年第一產業就業人數為29112萬人，此后隨著人口增加到1991年達到39089萬人，此后開始下降，2006年為32561萬人。但這二個數字無非相當于大批非農就業出去前的1988年水平（32249）.1988年后，城市化和工業化加快，而且集中在農業最發達的中東部，農田每年基本以500萬畝左右速度在減少，加上退耕還林，到現在勞均耕地還沒有1988年多。　　

有人會認為繼續城市化嘛，只要繼續城市化總會有農村人均資源大幅增加的一天。很多人研究問題喜歡照搬理論或找些不一數量級的例子。確實，日本1980年勞均耕地面積還只有　0.7公頃　，到2005年就達到　1.74公頃　。問題在于，中國與日本在人口上不是一個數量級。下面是2000年一些國家每個農業勞動者經營耕地面積：　　

2000年勞均耕地面積（公頃/農林牧漁就業人口）[1]　　

中國通過所謂“集約化”達到美國勞均農業資源水平的十分之一，就只需要1000萬農業勞動力。也就是中國要在已經轉移2億非農就業基礎上再轉移出3.1億，在農村剩余3500萬人口。即使僅達到同樣地少人多的日本勞均耕地水平，也只能在農業保留7000萬勞動者，2.4億人口（戶均3.5人）。再轉移25560萬農業勞動力。關鍵在于，即使還保持2008年前世界貿易格局，中國能夠實現這么多勞動力轉移嗎？7國工業集團藍領工人總計8000萬人。中國轉移出去2億農民工，其中大約6000萬做制造業，于是西方制造業基本崩潰，超市里80%商品是中國造。再轉移出去6000萬制造業工人，恐怕全球工人都造反了——造中國的反了！　　

因此，由于中國人均耕地只相當于世界平均的30%，加上這13億人口，并不是那么好擺置的！中國最終城市化可能達到75%，到時候人口大約15億，到時候依然會有3.75億農民，將近2.4億農業就業人員。如果達到日本2000年水平，需要　31200公頃　（47億畝）耕地，比現在13004萬公頃，19.5億畝要多找出18000萬公頃，大約27億畝耕地。到哪里找？開拓殖民地現在是晚了，可做的就是大時空水資源調配，把西北含內蒙總計400多萬平方公里（60億畝）干旱土地改造出25萬畝左右的宜耕、宜牧土地。　　

有人會說這件事太麻煩了，等于再造一個中國嘛。嫌麻煩可以，說出個不麻煩的？貧道心里也清楚，敢干這件事的人現在沒有了，但是以后不見得不會再出一個來。　　

為什么只有合作化才能提高農民自營非農產業發展和形成持續收入呢？道理也很簡單：為什么農民收入中自營非農產業占比重在逐年下降，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經不屬于農民自營性質了，而是農民出身的老板的產業。因為農業資本無論如何競爭不過城市工商業資本。無論在資本、人才、管理、技術、行業準入等各方面都處于劣勢。如果沒有政府專門扶持，并且形成收益共享的機制，農民很難從中得到什么便宜。　　

美國勞均管理50多公頃耕地，日本勞均管理不足　2公頃　耕地，為什么日本農民并不必美國農民收入差？道理很簡單，日本是合作經營，所謂的農民經營內容不僅包括農林牧漁業，還包括幾乎全部農產品加工業，全部農村金融業、全部食品零售業、所有農村商業和服務業。也就是說，由于農民聯合起來控制了資源，加上政府對合作經濟的扶持，使全部農民通過合作經濟享受了這些制造業產生的高效益。如果像美國那樣集約經營，公司加農戶，還有一些人只是農場主的工人，所有金融、食品加工、零售、農村商業和服務業也都是城市資本在做，都是7-11和沃爾瑪在做，相當于美國勞均資源3%的日本農民會過那么好？這還不算美國農業勞均補貼1萬美元呢。　　

農業是一個技術進步率最低，勞動生產率提高空間最小的產業，無論如何都會被工業和服務業擠垮。農村破敗是全球問題。只有給農民劃出一塊城市資本不能進入的領域，農民才能趕得上城市。而這個基礎，就是合作化而不是公司加農戶，是城鄉分離而不是城鄉一體化。　　

當然，貧道忍不住扯遠了，因為扯到這里需要很長篇幅。算了。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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