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合作社發展之路：外力引發內力，推動農民形成主體力量

             ——來自新鄉村建設試驗區的經驗歸結

楊雅如

新農村建設是解決“三農”問題，實現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舉措。在新農村建設戰略中，國家從宏觀層面上調整工農關系，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實行反哺政策，無疑是新農村建設的主導措施。但是，同樣不可忽視的是，我們必須發揮農民主體的作用。某種程度上說，是否使國家和政府主導的政策起到培育農民主體、調動農民主體的作用，是國家和政府一系列主導政策和其主導作用成敗的關鍵。

農民合作社是以農民為主體的經濟和社會合作組織，這一組織可以有效組織農民，解決當前農村經濟發展中小生產和大市場的突出矛盾，增加農民收入。因此，發展合作社就是落實以農民為主體。但是，農民并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合作社。為了發展合作社這種以農民為主體的組織，就必須借用外部的力量，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的各種力量。但是如果完全是外部倡導和植入，沒有對農民主體的發動，合作社這種組織也并不能為農民所掌握。因此，在發展合作社過程中，怎樣使外部資源和農民自身相結合，怎樣在結合中推動農民主體力量的形成，成為發展合作社的中心問題。

從某種程度上說，本課題借以生成核心思想的新鄉村建設試驗就是在探索這樣一條外促內發、內應外合，依靠主體、發育主體的道路。本份報告就以此來總結各地新農村建設的經驗，總結出的經驗本身也是我們課題的核心觀點的組成部分

   新鄉村建設試驗區發展合作社的工作，絕大多數是在專業合作社法通過和實施之前進行的。很多試驗點沒有合作社，在進行發育合作社的試驗時，當地干部和群眾甚至沒有聽說過合作社。這樣就使得新鄉村建設發育合作社的工作，是一個白手起家的工作。這就使這些實驗點的經驗為大規模組建合作社階段那些沒有發育過合作社的地區帶來寶貴的借鑒，更加能夠反映出農民合作社成長的瓶頸和突破這些瓶頸的道路。少數試驗區在我們進入之前，已經有了很多合作社，但相當一部分內部管理制度沒有建立，外部發展環境惡劣，合作社對普通社員沒有凝聚力，合作社發展規模小。面臨資金、人才和組織制度等多方面的不足。于是，試驗區在提升合作社方面的經驗也給加快推進合作社發展中提升合作社質量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更為重要的是，在農民專業合作社法通過之前的試驗區探索，為具體的合作社制度的地方供給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模式。

一、試驗區探索的中心課題之一：如何借助外力啟發內力，最終形成農民主體，推動合作社發展

我們講的農民主體，從新農村建設的意義上說，就是農民應該成為改變自己生活的主人，主動運用、發展政府的各種惠農政策；主動整合、利用農村和自身所有的資源，實現依靠自己為主的發展。

具體到發展合作社，農民主體起碼應該是農民具有合作意識；農民中形成促成合作、引導合作的精英；合作社所需要的各種才能的人力資源從農民當中獲得；合作社所需要的資金能夠從農民當中獲得；農民掌握了合作社制度創新的主動權，能根據所在地的政治社會環境、市場狀況和本地農民特點創設和發展具體的合作社制度。

以上所說也恰恰是合作社發展所要克服的基本障礙或者瓶頸，即農民合作意識或社區合作文化、人才、資金等。農民主體的含義是說，這些都要在以農民為主來獲得解決。

但是僅僅依靠農民是無法完全解決這些問題的，甚至于連啟動解決這些問題的進程都不會開始。

兼業小農外加龍頭企業、涉農部門的農業經營模式，使得農民所獲利潤甚低，農民合作的利益空間很小。再加上農民外出務工人口逐年增多，農民合作的心理文化、經濟基礎、等方面都遭受到了強烈的消蝕。試著在一個村莊范圍內讓農民組建合作組織，以解決一家一戶解決不了、解決不好，解決起來不劃算的事情，如果在啟始階段沒有“外發”力量的介入，恐怕很難。如果通過種種外在力量作用的方式，從一定程度上調動起農民的內生力量，培養農民合作的經驗和習慣，發展滿足農民某些方面需求的合作組織，則有可能成功。

在外部力量介入的全過程中，立足培育和鍛煉農民主體是非常必要的。在實際從事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農民主體具有生成性。如果外力沒有樹立啟發內力的目標，農民主體就是一句空話，合作社的發展就是一個外力在村時有內容，外力撤出后只具形式的狀況。外力介入的唯一目標應該是促發農民主體的形成。

吉林梨樹經驗：突破發展合作社的合作意識障礙和資金瓶頸

要創立合作社，首先遇到的是農民沒有合作意識，合作社成立后的進一步維持和發展，也需要農民合作意識的支撐。創立合作社初期的成本，要尋找和實施合適的合作社發展項目和發展方式，需要資金的支持。合作意識和資金是合作社初創期最需要突破的兩大障礙。吉林梨樹試驗區合作社的發展，表現出突破這兩個障礙的獨特經驗。

我們以吉林省梨樹縣榆樹臺百信農民合作社為例。

  該合作社位于梨樹縣榆樹臺鎮閆家村九社。該村耕地面積680公頃，2300人，人均耕地約3畝。該合作社發起于幾戶養羊的農民在聯合賣羊的過程中得到了比單戶賣羊更多的收益，在四平市人民銀行監管局官員姜柏林的直接推動和幫助下，2003年11月10日該合作社成立。截止到2005年8月，合作社共吸納42戶農民參加，經營土地45公頃，發展養羊400只，養豬350頭，擁有大中型農機兩套，固定資產總計154萬元。

該合作社制度性的學習制度和資金互助組織的規范化運作成為自發型合作經濟組織得以持續下去的保障。

組織農民合作講習所作為制度化的學習方式，突破合作意識障礙

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農民實際上處于分散、孤立狀態，缺乏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的能力，所以在合作社成立初期，社員之間的矛盾摩擦不斷，造成了極高的管理成本，而且當前絕大多數基層政府和農民對合作社一知半解、甚至一無所知，流言蜚語不斷，在這種情況下，學習顯得如此重要。

   合作社講習所學習的內容非常廣泛，包括：有關合作社知識，如合作社的理論知識，合作社的歷史，合作社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現狀；黨和國家對農村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毛澤東選集》，尤其重點學習《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等老三篇，還有《實踐論》、《矛盾論》、《反對自由主義》等；婦女權益保護法以及怎樣用正確的方法去教育自己的子女；科技知識等等。通過學習，大大提高了農民的素質，這種培育不僅是技能的培訓，更主要的是合作意識和合作價值觀的培訓。

通過普及合作社的基本知識，堅定了社員團結互助的決心和恒心。與其他經濟組織不同的是，合作社是一個文化先行的組織，在目前我國農村對于合作社的無知、誤解的情況下，合作社的學習更加顯得重要。對此合作社的副理事長李輝對于合作社最初決定組織學習的動機作了如下的描述（李輝是一個只有小學四年級文化的剛剛滿20歲的小姑娘——作者注）：“沒有文化的合作社是長久不了的，也沒有生命力的。農民大部分文化水平不高，如果不學習，對合作社怎么搞也不清楚。2003年11月10日，我們榆樹臺百信農民合作社正式成立，與此同時，我們也聽到不少閑言碎語，有人說我們又開始‘吃大鍋’、‘歸大堆’了，還有不少人問我們‘啥是合作社’，還有個別干部以為我們在‘搞傳銷’。而我們因為文化水平低，也無法跟大家解釋清楚這些問題。我們理事會為此專門開會討論這一情況，認識到應該通過學習來提高大家的文化水平。當時，‘工合國際’正在梨樹搞合作社培訓班，我們馬上和他們取得聯系，派社員代表參加培訓。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天的學習，但是參加學習的社員感覺學到了不少東西，尤其是國際合作社‘七項原則’等知識，很多內容對于我們來說是從來沒有聽說的，所以很快我們便成立了學習小組。由于理事長姜志國主抓合作社生產，平時也很忙，而我相對其他理事會成員來說，空閑時間也比較多，同時也基于鼓勵我學習的積極性，理事會決定由我來主抓合作社學習。”[1]對于合作社也許有很多理論可講，但對于目前農村合作社的主體農民來說，他們對于合作社的理解僅限于此，所以對于合作社的發展來說，第一要務在于合作社知識的普及。

《毛澤東選集》成為了社員們解決合作社發展中的困難的思想武器。在現在以個人主義價值觀為基礎的文化氛圍中，既是小私有者又是勞動者的農民，雖然意識到合作起來的必要性，但合作起來卻非常困難。合作社需要自己的理論武器，在這個尋找過程中，合作社社員經過實踐的摸索，找到了毛澤東思想。小農意識和官文化是合作社發展中的最大障礙，社員們從《為人民服務》、《反對自由主義》、《紀念白求恩》等文章中獲得了啟發，從中學習了作為人人平等的合作社，如何處理個人與個人、個人與集體的關系；面對合作社的挫折和困難，社員們從《矛盾論》、《實踐論》和《愚公移山》中學到了解決問題的觀點、立場和方法，表現出了在面對矛盾時的坦然和從容、以及解決矛盾的智慧和耐心。

現在我國農村的文化環境總起來說與合作社的文化是不相容的。傳統文化中的圈子意識、非主體意識、官文化和官至尚的意識與合作社的民主管理制度形成矛盾，改革開放后極端個人主義思潮對農民的影響與合作社的集體、互助觀念背道而馳，市場主義的邏輯的強勢使得農民難以形成真正的合作制的管理方式和經營方式，不僅如此，對于農民來講，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是一個新生事物，由于我國目前還沒有形成合作教育的體系，專門的合作社培訓機構和人員很少，合作社知識的普及程度很不夠，加之對人民公社時期的記憶，不論是合作社的社員還是非社員，對于農村合作經濟組織要么一無所知，要么懷有偏見，偏見比無知更可怕，由此造成了對于農村合作經濟發展的不利的輿論氛圍。合作經濟組織的創建、運營和發展不同于一般企業，尤其在當前我國農村特有的文化氛圍中，組織成員是否具有合作精神、合作意識、合作知識和合作傳統對于合作經濟組織的健康發展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中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歷程就是中國農民不斷學習農業現代化知識以及不斷改造傳統小農的自我超越歷程，該合作社的學習制度有力地抵制了不利于合作社發展的文化環境，并且在成員內部樹立了良好的合作社文化，這對于合作社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

通過農民合作講習所的學習，農民的素質得到了大大提高，這無疑增強了合作社的凝聚力，大大降低了合作社的管理成本。

通過建立資金互助組織突破資金障礙

2004年7月10日，合作社設立了農民資金互助合作分社，目前共有社員42戶，股金總額31200元，截止到2005年8月8日，累計放貸30次，沒有呆壞賬出現。資金互助合作是農民以入股的方式獲得社員資格，并且只在社員內部進行貸款以解決生產和生活中的資金短缺問題的組織。該資金互助合作組織具有以下特點：

（1）資金互助組織只貸不存，社員只能以入股[2]的方式才能取得社員資格，并且只有有社員資格的人才可以獲得資金互助組織的資金融通，同時，資金互助組織只可以對社員進行借貸，嚴禁對非社員借貸。資金互助組織是一種成員內部的信用形式。

（2）實行民主管理。資金互助合作社設立社員代表大會、理事會和監事會進行互相監督和制約。

（3）“一人一票制”和“一人權票制”相結合的方式。理事會和監事會實行“一人一票制”表決方式。合作社代表大會實行“一人權票制”表決方式。“一人權票制”是按照一個社員擁有的資本數量，折合成表決權。如資金互助合作社規定，資格股200元（非農民身份社員資格股500元）1個表決權，每個社員都有這個權力，但為增加資本進入，每增加400元（非農民社員增加1000元）則增加一個投票權。

（4）資金互助組織的分配方式。經營資金的所得在扣除公積金、公益金和風險金之后按股分配。

（5） 資金互助合作社在保障資金安全情況下以解決社員生產和生活上的資金需求為主。

（6）借款利率實行期限管理和市場定價。總的原則是：10內免息，體現互助性和人性化親情；短期的利率低于同期農村金融機構利率，加速資金周轉，讓社員感受互助的方便和實惠；中期（6-9個月）和農村金融機構一年期利率持平，一年略低于民間借款利率，逾期的按20%計息。

該資金互助組織實行資本約束和比例控制原則來防范風險。該合作社的資金互助合作分社的章程中明確規定了下列相關聯的制度要求：

（1）借款實行自擔責任、互擔責任和共擔責任相結合制度。如辦法規定：社員借款最高額度不得超過自有股金的6倍，社員保證金額（股金）不得低于凈風險額（即借款額減去自有股金）的40%。這樣社員的借款風險就由借款社員的股金、擔保社員的股金和合作社社員共同分擔，保證了資金的安全運行。比如某社員股金400元，那么他最多可申請400元×6=2400元的借款，合作社凈風險額是2400元-400元=2000元，凈風險資金的40%，也就是2000元×40%=800元要由社員擔保，貸款采取3-5戶聯保方式,聯保人承擔借款償還連帶責任。這樣合作社的實際凈風險資金是2000元-800元=1200元。

（2）建立了最高額度控制和風險分散制度。合作社規定社員單戶借款額不得超過總股金額的10%，十戶最大貸款不得超過總股金額的50%。這與傳統的資本金約束是一致的。

（3）合作社規定單戶最高持股比例不得超過5%（也可根據實際調整10%），一是防止大戶控股，二是避免單戶承擔經營過大風險。

（4）三個月以內借款不得低于30%，主要是保持社員能夠經常與合作社交易，另外方面是注意資金流動性要求，使資金不同期限組合防范風險。

（5）合作社開展自營業務（如購買生產資料和收購農產品等）所需資金不得超過總資金的40%。這一制度使農民的合作社有了資金的支撐，使得合作社經營中的資金瓶頸得到緩解。

     在資金互助之前，農民獲得資金的渠道有三個：一是從農村信用社貸款，這對于絕大多數農戶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二是高利貸，利率高，條件苛刻；三是從親戚朋友處借款，不穩定且欠人情債。設立資金互助合作組織后，農民有了自己的金融組織，這個金融組織可以完成以下任務：一是通過創立資金互助合作社，調解社員間的資金余缺，緩解農村生產資金緊張矛盾；二是通過吸收社會股金，增加農業資本積累為產業化發展提供服務；三是達到一定資本額度和社員戶數，符合金融市場進入條件，申請開辦農民自已的合作金融組織機構，從而達到農民通過資金互助內生出自已銀行的目的。由于該社開展業務時間較短，從目前來看所起的主要作用是幫助社員緩解了資金的緊張狀況。從目前的30筆業務來看，運行狀況良好，其中有一半以上用于生活方面，主要是用于生病、上學、結婚、喪葬和隨禮，其余的二分之一弱用于生產。從當地的情況來看，由于資金規模有限，解決生活中的資金緊張問題效果明顯，而解決生產中的問題顯然力不從心。

該合作社創辦的資金互助合作組織引起了中南海的關注，在2006年出臺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對該合作社首創的農民資金互助合作模式予以鼓勵和肯定，并提出“引導農戶發展資金互助組織”。資金互助組織的制度創新，從現實的發展階段看，一定程度上幫助社員融通了生產和生活上的資金需要，并為合作社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資金支持，同時資金互助組織還進行了相應的積累，更重要的是資金互助組織創設了一種新的制度，這種制度通過自下而上的以農民為主體的逐步發育，可以成為國家政策銀行或商業銀行的資金有效地傳導到農戶的機制，有利于國家政策金融對農村經濟的引導和扶持，也有利于商業金融在農村規模化經營。

2007年3月9日，經銀監會批準，該資金互助合作社正式掛牌，標志著我國第一家農村資金互助社由此誕生。

三、瑞安經驗：搭建涉農部門合作平臺促成農民主體成長空間

以農民為主體發展合作社，除了農民自身合作意識差、缺乏資金外，還面臨著一個涉農部門林立、各自為政、分割農村合作空間的問題。

這種情況在農民合作社有一定發展的地區會表現出來。這種涉農部門分立并強占農民合作的利潤空間的情況限制了農民主體的發育，并且使得國家支農惠農的政策被肢解，不能完全落實。要促成農民主體，就必須改變涉農部門的現有結構，首先推動涉農部門之間的職能聯合，同時讓渡合作事業的利潤空間。這可以通過搭建部門合作平臺，推動多部門共同和合作社建立扶持和共贏關系開始。瑞安試驗區的工作就是如此。

1、以綜合農協發展為核心的試驗區

（1）瑞安農協成立前的合作事業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瑞安，是浙江溫州市所轄的一個縣級市，陸域面積1271平方公里，海域面積3060平方公里，轄12個鎮、19個鄉、6個街道，2006年末全市總人口114.61萬。全市耕地面積28910.4公頃，有林地面積78.3萬畝，森林覆蓋 率達41.5%，沿海灘涂面積19萬畝，海岸線長20.36公里。

  在瑞安農協和試驗區創立之前，其合作社的發展已經有一定基礎。

  截至2005年，瑞安全市共有59家農民專業合作社，入社社員2277戶。最早的一批（4家）農民專業合作社2001年成立。當時，農業局為了鼓勵成立專業合作社，從農業專項資金中拿出20萬，每成立一家給予5萬元獎勵。2002年，在上一年“每成立一家合作社給5萬元獎勵”的誘惑下，一下子成立了12家合作社。但是，財政的錢沒有安排。2002年下半年，市里出了個“農業四十條”，文件規定從2003年開始財政每年安排50萬元專項資金用于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

現有59家合作社，大多發揮的是龍頭企業的作用。其中也有一些合作社的存在目的主要是為了從科技、農業、扶貧、農辦等部門弄一些錢，或為了免稅、方便弄一塊地等等；許多合作社運行機制不健全、不規范；農民對合作制有誤解，以為又是搞五六十年代的合作化，有疑慮又不屑一顧；真正理解合作社并熱心合作社事業的帶頭人不多；合作社內人才缺乏；其它還有資金問題、用地問題、稅收問題等等。

就農民專業合作社數量、發展速度來講，瑞安在溫州名列前茅。農民專業合作社之外的50年代建立后又官辦了的合作經濟組織也在朝合作經濟組織方向轉型。農村信用社列入首批改革試點，組建農村合作銀行，供銷社改制也走在全省乃至全國前列。

但是由于各種合作經濟組織相互之間相對封閉，信息渠道不暢，貸款融資難，也出現了整合社會資源力量不足，承接政府某些社會職能不夠等問題。特別是在供銷社、信用社深化改革過程中，歷史遺留的產權問題仍然難以解決。這些都嚴重地影響了合作組織功能的發揮。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單個合作組織難以適應競爭的壓力，各種合作組織普遍要求走向進一步的聯合。構建一個既能優化資源配置，又能傳遞農民呼聲的高層次綜合性服務平臺，已顯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2）政府主導創建綜合農協模式

  瑞安農村合作協會和瑞安新農村建設試驗區就是為解決這一困境而成立。

中共瑞安市委2006年4月4日發出瑞委[2006]2號文件，印發《市委、市政府2006年重要工作責任制》，在“齊心抓改革”部分，明確強調：深化信用社、供銷社和農村科技推廣體制改革，建立健全農村金融、流通和科技推廣體系，以“三位一體”、“條塊交融”為指導思想，積極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型合作化道路。市委、市政府還成立了“三位一體”農村新型合作化工作領導小組”。2006年8月18日瑞安市人民政府第七次全體會議要求：推進以鄉鎮機構、市鄉財政管理體制等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綜合改革，積極探索建立農民專業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體”的農村新型合作體系，深化信用社、供銷社和農村科技推廣體制改革，建立健全農村金融、流通和科技推廣體系，推動瑞安農村合作協會的綜合試點工作，全面提升服務農民水平。

2005年8月，瑞安農協得到業務主管單位瑞安市農業局的同意批復。同年9月，瑞安市民政局批復瑞安農協登記為社團法人。2006年3月25日，瑞安農村合作協會正式成立。首批經確認加入農村合作協會的，有瑞安信用合作社聯社（農村合作銀行）、瑞安供銷合作社聯社、瑞安手工業合作聯社等，這些協會被稱為“核心會員”。有梅嶼蔬菜合作社、荊谷白銀豆合作社在內的近百家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機合作社、村經濟合作社，這些被稱為協會的第一批“基本會員”。數千農戶則成為協會的第一批“附屬會員”，瑞安境內農戶均可自動取得會員資格。不同級別的會員在協會中擁有不同的權力。2006年7月26日，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瑞安農協試驗基地成立。

瑞安農協不斷加強自身建設。自成立伊始就開始制訂議事規則、選舉規則以及農協財務管理制度、財務審批制度、文檔管理制度、秘書處工作流程等。2006年7月20日，召開了農協一屆金融理事會第一次會議，籌建農協信用部，進一步擴大和規范信用評級工作。同年8月份，科技特派員協會成立。農協網站—瑞安農村合作網--已經于2006年9月30日正式開通，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協領導參加了開通儀式。農協網站為廣大會員提供信息化服務，以信息化促進合作化。

瑞安市委市府加強了對推進農村合作“三位一體”建設工作的領導，黨政一把手分別擔任領導小組第一組長和組長，市委副書記擔任常務副組長，并充實了領導小組辦公室。瑞安農村合作協會執行委員會與推進農村合作“三位一體”領導小組辦公室合署辦公。瑞安農協加強了內部機構的設置，充實了農協秘書處，提升了產業部、流通部、信用部、科技部、維權部和新農村建設講習所的運作效率。現在信用部、供銷部、科技部已經組建完成，成為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民辦非企業單位。

瑞安農村合作協會，簡稱“合作協會”或“農協”。簡稱“合作協會”，側重于合作社的聯系。瑞安農村合作協會是各級各類合作社的大聯合。簡稱“農協”，側重與農民的聯系，農協歸根結底是為農民服務的，是農民的間接組織。越來越多的農民參加合作社，越來越多的合作社參加合作協會，以此強化和落實農民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主體地位。

瑞安農協的籌建，在操作路徑上非常注重實際。他們不是另起爐灶，或者推倒重來，而是調動現有供銷聯社、合作銀行的積極性，引入農業局、科技局的支持，又把基層農民專業合作社、村經濟合作社等結合進來，有效整合了體制內外、多方面的資源。

2、各部門同合作社發展結合，創立農民主體成長空間

（1）金融領域

2006年4月6日召開的瑞安農村合作銀行第一屆股東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做出決議，決定在瑞安農村合作銀行與農協之間建立聯盟關系。根據農協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關于今后一個時期工作方針的決議》的精神，農協與瑞安農村合作銀行共同成立瑞安農村信用評級委員會。瑞安農村信用評級委員會在瑞安農村合作銀行以往“信用村”、“信用農戶”評價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將農村基層合作社、農村中小企業乃至瑞安轄內鄉鎮納為評價對象。評級結果既可以向瑞安農村合作銀行提供，也可以在適當安排下為其他金融機構提供服務。2006年4月25日，瑞安市人民政府辦公室轉發了《瑞安農村合作協會和瑞安農村合作銀行關于建立聯盟關系并共同成立瑞安農村信用評級委員會的通知》。市政府希望通過深化農村金融體制改革，促進農村綜合改革；通過農村信用評級工作，完善社會征信體系，維護金融安全，加大金融供給，以此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并為溫州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做出先行探索。截止2006年底，農民信用評審委員會共評出信用農戶22191戶，發放聯保貸款余額735萬元，發放小額信用農戶貸款余額8989萬元。

由農協信用部牽頭組建的朱岙底掃帚合作社，通過組建聯保小組，實現小農戶和合作銀行資金互動功效，實現農戶以充足資金實力聯合采購原材料，減低掃帚制造成本的經驗目的，幫助該村2006年提高年人均收入3000多元。農協還在籌建以資金互助為主要功能的北龍中心合作社。此外，由供銷聯社和市財政共同出資擴大了農信擔保公司的注冊資本，把資本金從原來的500萬元擴大到1000萬元，提高了農信擔保能力。

（2）流通領域

農協供銷部開拓農村流通渠道，開展農資聯合團購。梅嶼蔬菜合作社成立了“放心農資連鎖店”，整合了梅嶼、荊谷、順泰等三個鄉鎮20多家農資供應點，依托省農資集團惠多利農資連鎖體系，為社員提供300多種來源可靠、價格實惠的農資。截止2006年底，在瑞安市農村增加開設9家浙江供銷連鎖超市，61家惠多利農資連鎖供應點，使生產廠家通過供銷超市和農資供應點直接向農戶供應所需物資，減少農村物資流通環節，降低農民農資購買成本，從而提高農業生產效益。

同時，農協相繼申請注冊了“瑞農協”等三個集體商標，打造瑞安農產品統一品牌，通過參加各種類型的農博會、展銷會，集中推介本地特色優勢農產品，提高農產品市場知名度，吸引了馬來西亞、日本、意大利、臺灣等地客商來瑞洽談農協品牌商品外銷事宜。

（3）科技領域

2006年7月份，瑞安市成立了瑞安農村合作協會科技聯社（瑞安農村科技特派員協會）。同時，在2006年11月份指派22名科技特派員，到22家重點農協合作社建立科技特派員聯絡制度，幫助合作社開展現場科技咨詢，設計科技項目等科技服務活動。針對瑞安市農業科技基礎條件差等問題，瑞安市以瑞安農協及其會員單位為平臺，通過引進與合作的方式，先后組建了浙江省農科院瑞安園藝科技創新服務中心、溫州醫學院瑞安溫莪術研究開發中心、瑞安果樹引繁科技創新服務中心等科技創新服務中心。

另外，對一些重大的農業共性技術項目，因投入資金多、風險大，一般農戶不愿意承擔，通過農協或專業合作社來承擔，不但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往往還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梅嶼鄉2006年申報的“大棚番茄病蟲害綜防新技術的研究”重大課題，支持科研經費20萬元，農協幫助開展這一重大課題的研究，取得良好效果。

（4）多部門聯合進行綜合試點

2006年3月25日瑞安農協成立后，選擇了在馬嶼、順泰、北龍、北麂四個鄉鎮進行綜合試點工作。各試點分別從現有的情況出發，從不同的途徑建設農民合作組織。各試點殊途同歸，最后向多功能、綜合性社區合作社方向發展。共改組和新建8個合作社。通過對試點合作社的功能進行了拓展和嫁接，使基層合作社具備金融、流通、科技等多重功能；在鄉鎮層級培育中心合作社，增強其輻射和帶動作用。對合作社的章程、股金設置和內部制度等也分別進行了創新設計。
    2006年4月29日，市政府根據瑞安農協的建議，經征求市農林局、科技局、供銷聯社、合作銀行及試點鄉鎮黨委、政府的意見，決定全面啟動馬嶼農村新型合作化綜合試點，并成立顧問團、指導組和工作隊。2006年4月11日在馬嶼鎮召開動員座談會，馬嶼鎮、農業、供銷以及各試點單位、村的領導參加。4月26日在上鄭村召集馬嶼鎮、上鄭村、上鄭制種合作社、5個制種公司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
    在馬嶼鎮開展的試點工作主要包括瑞安農協馬嶼中心合作社、上鄭合作社、朱岙底合作社和篁社合作社等四個試點。四個試點根據現有的基礎各有側重點，分別制定了試點方案。其中馬嶼中心合作社以馬嶼供銷社為基礎，建設區域性綜合性中心合作社；上鄭合作社以花菜制種為基礎，以專業技術合作為重點和依托；篁社合作社以現有兩家合作社為基礎，以供銷合作和社區合作為重點；朱岙底合作社以信用聯保合作為重點。各試點又殊途同歸，最后向多功能、綜合性社區合作社方向發展。
    馬嶼綜合試點指導組和工作成立后，加快了各試點工作進程。經過近四個月的宣傳動員、籌劃協調和指導督促，至2006年8月底，三個村試點合作社都已經組建完成，確定了首批社員，擬定了合作社章程、工作內容和計劃。同年9月30日，瑞安農協篁社中心合作社召開成立大會，正式成立。篁社中心合作社以篁社索面專業合作社和篁社糧友農機作業合作社為基礎，整合了兩個合作社的資源，實現了兩個合作社的優勢互補。以篁社村農民為主體，通過糧友農機作業合作社的社會化服務將農民從農田里解放出來，專心從事索面生產，從而也確保了索面合作社有了穩定的產品供應，做大做強了該村索面產業。通過中心合作社組織的信用互助擔保，又解決了農機合作社和索面生產農戶的資金困難。10月13日，瑞安農協上鄭蔬菜種子種苗合作社成立，瑞安市委書記葛益平為合作社授牌，陳林副市長親臨合作社成立大會進行指導。北龍、北麂兩個鄉和馬嶼鎮朱岙底合作社試點已經率先開展以互助聯保為主要形式的信用合作工作，從5月初開始到7月底該兩鄉一村已有295戶農戶自愿組成55個互助聯保小組，共同向合作銀行申請貸款175.5萬元。
    在綜合試點過程中，瑞安農協還注重通過整合為農服務的資源，強化對會員合作社和農民的服務功能特別是培訓功能來推進新型合作體系建設。2006年6月份，組織人員對瑞安市農村女能手50多人進行合作知識培訓。7月份和8月份，分別對梅嶼合作社全體社員代表64人、馬嶼鎮14個合作社負責人和理事會成員30人和荊谷合作社社員40多人進行新型合作化知識培訓。6月下旬和8月下旬，瑞安農協分兩批選送部分農民會員參加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舉辦的新農村建設農民培訓班。

3、通過部門合作展現的農民主體前景

農民，必須是有適當組織的農民，才能充當新農村建設的真正主體。至于各種涉農部門、單位“條塊分割”的現狀，需要一個靈活、便捷、有效的整合機制。根據國際經驗以及加入世貿組織以后的要求，今后政府對農業的支持，也越來越多地要以具有相當實力、代表性和動員能力的農村合作組織為載體。有鑒于此，瑞安農協在全國率先進行了全面、大膽的探索。

在我國農村，長期以來，村級以上、生產以外的主要經濟活動，以及可供農民合作的資源、市場和空間，大都被行政部門所分割或者工商資本所壟斷，在此條件下，片面強調基層自發的農民合作是無甚可為、難以為繼的。國際經驗表明，完整的農村合作既要包括社區合作，也要包括金融合作，缺乏社區合作就是無本之木，缺乏金融合作就是無源之水，在小農社會條件下尤其如此。而基層合作的有效半徑是有限的，基本上不能超出熟人社會，但是業務上又要追求一定的規模經濟，因此必須在橫向聯合的基礎上發展縱向聯合,這就是多層次合作。大合作與基層合作的優勢互補，必須通過多層次合作來實現。

瑞安農村合作協會致力于促進農民專業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的發展、規范與改革，加強三類合作組織的合作、聯合與整合，進一步推動農村金融、流通與科技體制改革，組建全方位多層次綜合性的農村新型合作組織。

具體而言，瑞安農村各級各類合作社普遍加入合作協會，并保持原有的法人地位。合作協會以合作社為基本會員，以聯合社、專業團體如供銷聯社、合作銀行、科技特派員協會等為核心會員。實行雙重、多重會籍制度，合作社、聯合社、專業團體的內部成員同時加入合作協會，外圍農戶也可直接加入作為聯系會員。

農村合作協會至少可以相當于一個合作社的行業協會。穩步擴大農民以及農民專業合作社對于農村合作協會的參與。通過農村合作協會對于農民專業合作社給予指導、扶持和服務。推動基層供銷社開放重組融入農協，以自身改革來發揮骨干作用，從根本上保障供銷社的回歸三農與回歸合作制。在農村信用社組建農村合作銀行并增資擴股后，原有社員作為農村合作銀行的小額股東同時加入農村合作協會，并通過農協信用部維護其權益。農村合作銀行轉而依托農村合作協會、合作社大力開展信用評級、小組聯保等業務，拓展營銷網絡，增強社區服務，既控制銀行風險、又放大農村信用；農協又積極審慎地引導農戶會員發展資金互助組織、擔保互助組織、保險互助組織和小額信貸組織；努力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鄉村銀行”。科技支農項目也向合作社傾斜，科技特派員加入農協并與基層合作社結對，加大農業共性關鍵技術的攻關力度，確保“三位一體”建設的科技支撐。農協還可以接受政府部門的委托，協助政府部門的工作，并歡迎和組織來自社會各界的志愿者，特別是青年志愿者投身于新農村建設。

合作協會鼓勵專業合作縱向延伸，按照農產品類別成立掛靠農協、覆蓋全市的各種專業委員會，以較低成本實現較大范圍內的組織化；鼓勵社區合作重心下移，汲取鄉土資源，發展綜合服務；為基層合作社嫁接金融、流通、科技等功能；在鄉鎮層級大力培育中心合作社，增強其輻射和帶動作用。大力推廣使用“瑞農協”等集體商標，加強物流配送、質量控制和售后服務。農協還設立了信用部、供銷部、科技部以及合作指導中心、法律服務中心、信息交流中心、會計核算中心、土地流轉中心等職能部門和附屬單位各司其職。

毋庸諱言的是，農民主體性，仍然是瑞安農協目前工作的薄弱環節。但農協在結構設計中，預留了逐步擴大農民參與的空間。但能否完全落實農民的主體性，還是一個疑問。這個過程會有很多的摩擦和沖突，稍有不慎，可能前功盡棄。不過，東亞小農社會條件下的綜合農協，經驗證明不可能是純粹的民間組織，而是半官方組織。至于民間志愿者推動的合作組織，其農民主體性也同樣是不容樂觀的。草根的，不等于就是農民的。如何解決“政府主導”、“農民主體”兩張皮的問題？可能需要大面積引入外界的志愿參與。但是現在很缺乏訓練有素的、能夠溝通體制內外的志愿者。

蘭考經驗區經驗：內外力配合最終促成農民主體

河南省蘭考縣位于河南省的東北邊陲，現轄16個鄉（鎮），428個行政村，78萬人口。屬于典型的中西部農業大縣，主要農作物有棉花、小麥、油料、玉米、花生等，工業有泡桐加工業、民族樂器制造業、農副產品加工業等等。蘭考縣至今仍然是國家級貧困縣，農民人均純收入在2000元左右，其中打工收入占一半以上。

目前，蘭考的農民合作事業也已在內力漸強的基礎上蓬勃發展，當初只有粗線條理論指導的點滴行動在不斷地生根、發芽和成長：在個別試點村子的產品遭遇市場困境這個發展中問題的同時，農民合作具有一種良性的內發衍生性：蘭考現在已有近30支村莊文藝隊（腰鼓隊、盤鼓隊、秧歌隊）；老年人協會也已由原來的一支發展到了5支。經濟合作社的發展是各有特色：南馬莊已經上了100多萬元的一個無公害大米加工廠；賀村的生態建筑隊已開始蓋第5座生態房；胡寨村合作社的原木畫加工業已有幾十個品種，他還帶動了周邊的6個村莊，也已經在農資的聯購分銷方面為農戶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他們還想在鄉一級的層面上成立聯社，進行有關紅薯、胡蘿卜、蘋果樹等方面的規模性種植。這些都顯示出以農民為主體的、蘭考鄉村建設事業，作為一個新生事物所具有的強大生命力。

蘭考試驗區的發展歷程，顯示出多元力量此消彼長和互相支撐的特點。這種多元力量的各自特點和相互作用狀況，可以被總結為“政府力量主導，全社會力量參與”，引發農村念內力，最終促成農民主體的格局。其中，政府作為黨政體制的主導性力量，農民作為由鄉村精英帶動的廣大農民參與其中的主體性力量，其他多種力量（包括知識分子、大學生、市民、企業家、新聞工作者等）可以作為積極參與其中的、綜合性的、第三種力量，這些力量各就其位地、綜合地作用于蘭考新鄉村建設的任務和內容。這種概括是在分階段的實踐中逐漸形成的：

1、在創立和發展合作社進程中，以外力啟動內力成長

內生力量是變化發展的根據，外發力量是變化發展的條件。只有內生力量和外發力量相輔相成，互相作用，形成“中和”作用，農民合作才有可能達成。內生力量的培育和壯大過程，其實就是在當前農民需要合作但又困難重重的情況下，借助政府資源、高校資源、社會民間組織資源等“外力”對村莊內部各種有利于合作的“內力”進行激發，在“外力”的推動和轉化過程中合作社“內力”不斷增強的過程。內生力量的培育和壯大，必會形成有效的農民合作管理和運作模式，增強合作組織的自主的可持續的發展。

第一階段：外發力量整合介入，激活和發育村莊內生力量（2003年8月——2005年10月）

蘭考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在初期階段的著力點在于：以“外發”力量的介入促進農民合作“內生”力量的發育和壯大；在有理念的“外發內生”行動中達成農民合作。這里的外發力量指的是試點村莊之外的一些有鄉村建設理念和相關能力、資源的社會行動者；村莊內生力量，指的是試點村莊之內有益于鄉村建設的村莊精英。

外發力量包括五種。是指以溫鐵軍、賀雪峰為代表的高校院所知識分子；以河南大學三農發展研究會、中國農業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會為首的大學生社團；以蘭考縣政協副主席秦君芝為代表的當地縣、鄉、村體制內干部；以中原油田退休工程師衡生喜為代表的市民志愿者；以山東農民馬宜昌、大李西村農民趙鳳蘭為首的外地或外村的農民精英，這五種從主流結構中游離出來的社會行動者在互動中逐步整合，一起介入村莊進行鄉村建設。他們到村莊去，各自發揮主體在社會網絡中的優勢地位，帶來一些人、財、物、制度、理念、培訓機會等資源，這些資源與村莊固有的有利于合作的因子進行充分的結合和互動，解決了農民合作的內源性機制發育的成本問題，大力地促成了農民的合作。而掛職副縣長何慧麗則處于一種協調者的地位。何是中國農業大學的教師，是鄉村建設的志愿者，是縣政府副縣長，何的位置的多元化使得她把這五種力量整合起來形成資源在村莊聚集的生成機制。

以南馬莊合作社的形成為例。其組建和運作過程，也是“內生”力量在“外發”力量的主導下不斷發育的過程。這期間，強大的外力推動不只是具體事項上的，而主要是合作的信念、技術、文化、制度、環境上的。

大的推動有兩種方式：“引進來”和“走出去”。

“引進來”主要包括2004年國慶節，縣文化館、政協的文藝愛好者，還有中原油田的退休工人老衡，再加上陳寨的腰鼓隊，南馬莊舊有的腰鼓隊，河南大學“三農”合唱團，在南馬莊搞了一次“歡度國慶，共建鄉村”的大型文藝匯演，這是外界力量主導的對南馬莊合作社社員和廣大群眾第一次大規模的鄉建文化教育；2004年11月19日中國農業大學校黨委書記瞿振元一行來到南馬莊考察指導合作社工作，直接催生了合作社的辦公條件和具體發展規劃，催生了在原來基礎上大大提高了水平的文藝隊；2004年12月10日—14日在南馬莊舉行的“蘭考縣科技扶貧和合作社培訓交流會議”，規范了合作社制度；催生了社員的入股行為，啟動了合作社的資金互助項目；等等。

至于“走出去”，主要有四次外出培訓、考察：一是3月中旬何慧麗帶著合作社獨立監事長、村支書張硯斌等3位合作社骨干去劉莊考察集體管理的經驗；二是4月中旬由合作社理事范振宇、付玉平參與的在北京東壩由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主辦的全國農民自助組織建設的培訓；三是5月下旬由社長周孟奇等三人參與的由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主辦的合作社交流培訓會議；四是8月初由理事付玉平參加的由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主辦的在吉林梨樹的考察交流會議。張、范、付、周等人走出去的行動，開闊了鄉建視野，豐富了合作的具體經驗，堅定了發展合作社的信心，他們的意志承受力、實際應對力越來越強了。

“內力”形成的標志是形成一個精英集團和行動結構。在“內力”的主導作用下，合作社蹣跚走步。這是發展的開始，也是問題的開始，如出現了制度化學習和會議開展的困難；合作社維持和發展的成本付出的困難，等等。但是，由于“外力”的推動和轉化作用，南馬莊合作社在干部們繼續付出的日常運作中自主的內力漸強，值得強調的是幾個相互支持的行動者（內力）所組成的行動結構——

村支書張硯斌是合作社的獨立監事長，因為他的支書地位、他經濟條件相對優越、他最不受家里人制約、對外會較好地為人處事、具有干一番事業的行動策略和霸氣……他的作用其實是個對外聯絡、應付外界各種影響的作用，在關鍵的大事上也是個拍板決策者。理事長周孟奇人緣好，為人處事謹慎，干事考慮細致周全，教師經歷使他具備了說講、寫作才能，他也是村里經濟能人，對一些具體事務的市場信息把握得較好。周是日常會議的召集者和主持者，一些具體事務的執行者，他是個協調型領導。理事付玉平，生產隊長的經歷和年輕的優勢，使他自始至終都是合作社運作過程中的一員得力干將。他具體負責了社里的資金互助項目，對這個項目的“資格股、流動股、社會公共股”等的把握是最到位的。理事范振宇，在村里當了幾十年的會計，工作經驗豐富，是無公害大米協會的會長，也是合作社關鍵問題上出主意、有辦法的一個人。此人干事清白，意志堅定，心里明亮，文字功底深厚，是項目書的起草者，也是每次會議的記錄整理者。根據既有的合作社條文規定，他作為村委會的干部不應成為合作社的管理者，但是由于他本人的能力和素質，以及合作社無公害大米協會發展的需要，是后來經全體社員大會一致通過增補為理事的。理事周永利，經濟條件最優越，人最老實，合作社發展過程中可以墊負必要的成本支出。監事長趙森炎，腿殘，干事踏實，細致，負責合作社圖書室工作和對理事的監督工作。

正是這幾個關鍵人物的配合，構成了有效的行動結構，一方面接受、汲取有利于以合作為核心要務的全面鄉建的外力的嵌入和滲透，促成他們與部分農民的需求相嫁接；另一方面，有力抵制村莊內部和外部的不利于合作、鄉建的心理和行為。正是他們的自主性不斷增強的能動作用，至今，已在資金互助上將學來的辦法加以靈活性改造解決了24戶小額資金短缺問題；也已在無公害大米項目上經過積極申報申請到了農業部的農民合作社專項扶助資金10萬元，并在統一購置優良稻種、無公害的農藥、化肥、統一進行技術服務等方面做出實在的行動。而且，他們積極爭取美國留學生志愿者來到南馬莊進行支教活動，有8位農民因此學會了操作電腦；小學生有很多已會用英語進行簡單對話；現在，他們又在積極運作垃圾分類、組建老人協會等方面的鄉村建設活動。這樣的“內力”說明：合作社組織的發展，制度、規范結構重要，但人的行動結構作用更重要，不能生搬硬套合作社的國際原則等規定的村兩委不能擔任合作社的主要干部等等條文。

總之，在外力和內力的互動中，在農民合作的行動之中，生成了合作所要求的一套制度、辦法；生成了使這套制度、辦法起作用的達成農民合作目的的執行者和體現者——干部，也生成了能實際服務于農民的項目，生成了基于村莊層面上的公共空間和公共物品，所以，新鄉村建設中的合作不只是個靜態的組織和制度，而是“外發內生”的行動所促成的一連串的事件現象的積累，是個實踐的過程。[3]

第二階段：2005年11月——2007年11月，農民主體作用得到政府主導和全社會參與的大力配合，最終有了自主生長的能力

正是因為農民群體覺悟了，有進行新農村建設的信心和行動了，形成了文藝隊、老年人協會、農民經濟發展合作社等能承接各種資源的自助組織了，政府方面的資源、城里的資源，全社會各階層的資源，才可能向村莊里流。

2005年11月，何慧麗離開蘭考，被派到開封市禹王臺區掛職副區長。何的離開，表面上是外力撤退的開始，而實際上發生的情況卻是：何的“賣米事件”導致了更多社會力量的卷入，與此同時，地方政府的主導力量愈加凸顯，而以農民精英為主的農民力量的主體性地位也愈加確定。這樣，多元力量參與的定位狀況，可用“政府主導，農民主體，全社會參與”的多元一體框架來概括。具體分析如下：

農民主體的初步發育使政府主導有了抓手

2005年5月，《河南省人民政府關于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意見》（豫政（2005）23號）下發了；2005年10月，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召開，確定了新農村建設的戰略性思想；接著，蘭考縣人民政府將陳寨、賀村、南馬莊、胡寨等試點村的農民合作社發展狀況上報開封市，開封市隨即下文向包括蘭考縣在內的市縣干部傳閱；開封市、蘭考縣均在2006年上半年成立了新農村建設領導班子。

蘭考縣政府根據各試點村的具體情況，分別于2006年、2007年將南馬莊、胡寨兩村作為縣新農村建設整村推進村，出資支持了兩個村莊的文化大院建設，道路、學校等硬件建設；南馬莊還成為開封市的精神文明建設示范村，南馬莊支書張硯斌因為村里的老年人協會建設、文藝隊建設和合作社建設的顯著成績，被選為2006年全縣十大杰出村官和蘭考縣人大常委會委員。這四個村的合作社，以及其影響下的其他十余個村級合作社，也均在2007年全國專業合作社法頒布后到工商局注了冊，正式具有法人主體地位。此外，對于南馬莊無公害大米協會成立的大米加工廠，農業銀行利用政府優惠政策貼息貸款了20余萬，這是金融支持；大米加工廠還得到了縣電業局、縣農業局、縣土地局等政府部門單位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

此外，2006年初，開封市下發了《關于我市全面實施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30300”工程2》（即：全市選擇30個行政村按“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標準進行典型示范，對300個行政村進行以“三清四改”和文明村鎮創建為重點的村容村貌整治），蘭考結合實際，確定了4個示范村、50個整治村，在新農村建設規定的硬、軟件建設方面充分發揮主導作用。無論如何，政府在新農村建設的深度和廣度方面的主導作用不可替代。

2、初步的農民主體使外部社會力量參與有了依托。

在蘭考新鄉村建設的初期階段，有五種外在于村莊的力量發生作用。在第二階段，何慧麗幫南馬莊合作社賣大米事件（2006年1月2日在北京烏有之鄉書店）出現之后，既有的力量仍然存在，而新的力量又不斷加入。鑒于這些力量基本上大都屬于“主導型的政府力量和主體型的農民力量”之外的其他力量，故統稱為積極參與鄉建的、綜合性的外部社會力量。

雖然合作社可能具有的一大優點是由于其規模性具有進入市場的優勢，然而現實中所遇到的問題卻是既有的市場結構并不利于草根型農民合作社的產品正常銷售。南馬莊合作社經過六統一（統一供種、統一購買農資、統一技術服務、統一加工、統一包裝、統一品牌銷售）而出產的無公害大米遭遇市場困境，時任開封市禹王臺區副區長的何慧麗無論如何已經不能作為一個旁觀者了。于是，在2006年1月，“教授賣大米”的新聞傳遍大江南北。從此，有三種新的力量參與了蘭考新鄉村建設的行列中來——

媒體工作者。

在信息社會中，報刊雜志等平面媒體和電視等聲像媒體，從某種程度上起著支配大眾心理和行動的作用。自從北京《競報》于2006年1月4日一大版刊登《副教授賣大米遭冷遇》起，隨后的一段日子里，《半月談》、《新華社每日電訊》、《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光明日報》《中國商報》《華夏時報》《經濟日報》《農民日報》《河南日報》《大河報》、《科學時報》《南方都市報》《中華工商時報》等全國約有40—50家報刊競相報道“教授賣大米”之事，以及河南蘭考鄉村建設之事；中央電視臺《馬賓讀報》欄目、2套《對話》欄目、10套《人物》欄目、2套《財富故事會》欄目、新聞頻道《社會記錄》欄目、北京電視臺的《首都經濟報道》欄目、《城市》欄目、北京人民廣播電臺的有關欄目、山西電視臺的《魅力人生》等均大力報道了蘭考鄉村建設實驗經驗，其中，北京電視臺共報道了６次。蘭考鄉村建設頓時聲譽鵲起，聞名全國。媒體的宣傳效應頓時體現了出來，表現在至少有兩種力量以新的姿態介入到為農民合作組織闖市場營造良好的環境中來。

熱心于健康消費的城市居民。“農民合作組織賣米難”經媒體報道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北京、鄭州等地出現了市民搶購南馬莊大米的狂潮。此現象出現的真正原因不在于同情南馬莊和女副教授，而是由于當前社會上和市場上的信任危機所導致的食品安全問題困擾著市民，大家出于對自身健康的考慮而購買。短短的一個月之內，南馬合作社大米賣出了100多噸，北京、鄭州的許多市民都開著車找到售米點去購米。這些人向志愿者留下聯系方式，有一部分市民長期吃南馬莊大米，2006年，還有部分北京市民在南馬莊進行“購米包地”的“社區支持農業”行動。市民消費者在與農民生產者的交往過程中，明白了公平貿易和善待農民對消費安全的重要性。應該說，“教授賣大米”事件，將眾多熱心于健康消費、文明消費的城市居民以消費方式的改變而介入到蘭考新鄉村建設中來。

部分有技術資源、市場資源的企業或商家。“教授賣大米”事件報道后，有北京宣武區半步橋街亨達萬隆市場企業主主動免費提供半年鋪位給南馬莊賣米用；北京三色有限公司總經理王立平愿意免費提供三色生態菌用于南馬莊有機大米的種植；北京華聯商廈、朝陽百貨等商家愿意免費提供場所讓南馬莊大米進入大賣場。還有鄭州諸多商家與南馬莊合作社進行業務洽談。

2、蘭考經驗中外力成功發揮作用的幾個重點：

（1）橫向資源整合尤其重要。

鄉村建設其實就是縱橫資源的整合，這里的縱向資源，是指向村里匯聚的鄉、縣、城里的人、財、物；這里的橫向資源，是指農村里相互間的資源整合狀況。在近兩年的鄉村建設中，我們的一條寶貴經驗就是農民與農民之間、村莊與村莊之間的傳、幫、帶，是在專家、學者和政府的指導下農民與農民間的互相學習和啟發，是橫向資源的普遍整合。

在蘭考鄉建過程中，陳寨村文藝隊是我們組建的第一支農民自助文化組織。在成立大李西村老人協會時，就把他們帶到了大李西村進行表演慶賀。他們去不只是起到了慶賀的效果，而且起到了和大李西村文藝隊相互切磋技藝提高表演水平的效果。此后，每每哪個村要成立合作組織，有重大事件，其他村的文藝隊必要去進行文藝表演的。在賀村合作社成立后，緊接著是南馬莊合作社要成立，除了縣、鄉去人進行指導之外，賀村、胡寨的農民合作骨干都去了。我們還利用在南馬莊進行農民合作培訓會議的機會，利用陳寨合作社、胡寨合作社成立的機會，兄弟合作社除了來進行慶賀、學習、講課并指導選舉之外，還在一起進行合作的經驗和教訓的交流，開合作社之間的聯席會議。在農民之間的交流互動中，他們相互借鑒辦公室的置辦模式，相互參考進行項目運作的操作辦法，甚至相互之間進行統購統銷活動。如在南馬莊的合作社培訓交流會期間，陳寨的社員在吃飯時相中了南馬莊的大米，就為社員辦了一件好事，他們一起到南馬莊買了兩噸大米，回去后不到兩小時就搶發一空，每斤比市場價低一角錢；再如各合作社在交流中深感學習的重要性，就相繼成立了圖書室，培訓人員學會電腦信息查詢。明顯地，農民的表征示范作用是非常有效的，農民教育農民的力量是相當巨大的。

2、社會力量介入時非經濟理性行動邏輯的紅軍路線的作用。現在社會的主流是市場經濟理性邏輯在起作用，人們干什么事情，幾乎都要計較劃不劃得來，尤其是經濟甚或就是金錢的計較。但是，在鄉村建設這個事上，如果外界的四種力量來到村莊，也要計較利害得失，那么，我們將一事無成。

按照現在主流的行動邏輯，我們大學生進了村子進行支農支教活動，是一種村莊智力投資，你村委或者村民不管他們吃和住？縣、鄉干部來指導工作，你村莊不管一頓飯？外地的專家學者來傳送合作社之經寶，你村莊不給報銷路費，不給講課費？當然都是要管的。我們看到大量的例子，就是外邊來人進村美其名曰搞扶貧，農民基本上是賠了功夫賠了錢，結果，來人的扶貧效果卻要么得很久以后才能體現，要么會成為空頭許諾。

為了避免這樣的后果，我們的外來力量介入村莊的底線就是“紅軍路線”。這有兩層含義：一是在村莊的所有花銷都要自己墊，不添農民和村兩委一絲經濟負擔。吃住在農民家里都要給錢，租借的被子也要給錢；二是盡量與群眾打成一片，盡量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在“農民化”的行動中建立與農民的深厚感情。我們希望在不增添農民和村兩委負擔的基礎上，能為農民做點什么就做點什么，基本上參與蘭考鄉村建設的同志們都是認同這一理念和做法的。

當然平時的一些較為重大的活動，如河南大學的“唱響新鄉村”演出團要來演出；四次大的合作社成立和培訓會議；平時的聯席會議；農民文藝隊進行村莊之間的演出路費……除了政府給予何慧麗的補助墊支外，蘭考企業家蔡普選捐了一萬元；中國農業大學與開封市共建辦資助了5000元；蘭考縣扶貧辦資助了5000元。在工作中，我們發揚了節儉、團結、奉獻的工作作風，做到了盡可能的低成本、高實效。正是這種紅軍路線的非經濟理性行動，起到了巨大的群眾動員力的作用。其實，作為我們這些比農民收入高的非農民，這樣做并不難。

農民是最明白的，當你把心掏給他們的時候，當他們被感動的時候，當參與此事的人們作為一個全面的人所具有的情感、理想、自信、團結力被調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那些入股啦、討論項目操作啦、到哪兒去搞辦公室啦等實際操作問題都會有較好的解決辦法。

3對各種不同外力進行動態和組合定位

在外力和內力的互動作用中發生了很多事情，客觀地說，因為這樣的社會試驗在初始階段對于各種正規的社會組織而言具有不確定性，不明朗性，所以，初期的發展多多少少是依賴于少數有社會行動力的外來力量，和村莊里面的少數能動的積極分子力量的相互作用；但是，不容否認的是：這樣的幾種社會行動者的作用，是在正規的社會組織的環境包容中、允許中、甚至是支持中才得以體現的。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這個階段各種力量的真正定位：

中央和地方體制內的力量。

是開封市市委、市政府的力邀下，中國農業大學與開封市簽訂“市校共建”協議，派何慧麗等人到開封市下屬的蘭考等縣掛職副縣長，并給予各種應有的副縣級待遇，因此才會發生在何的協調下、各種力量相互作用下的、蘭考新鄉村建設試驗現象。

在組建農民合作社、農村老年人協會、農民文藝隊的過程中，在2004年8月、12月有兩次很重要的培訓活動，資金的主要來源分別是開封市人民政府和蘭考縣扶貧辦。缺少資金支持就不可能有培訓的機會。

此外，在整個試驗初期階段，所搞的各種農民組織都有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為最高政策依據，為一切行動指南；2005年10月南馬莊還爭取了農業部農民合作組織試點村項目資金10萬元。

在何等人基本上以學術為取向的初期試驗中，地方政府給予最大的寬容和支持。一些有實際管理和組織經驗的體制內干部，如蘭考縣縣委宣傳部長李繼平、蘭考縣原政協副主席秦君芝等人的參與有力地推動了試驗的進展工作。

在所選的試點村搞鄉村建設一開始，我們就依靠村兩委的組織力量，比如，外來力量是在村兩委主要領導的再三邀請和引入下進入村莊的，村黨支部書記是合作社的獨立監事長，每每重大活動事務均是由村兩委主導的，合作社、文藝隊和老年人協會的建設，均與村兩委的政治支持和資源動員分不開。

總之，蘭考新鄉村建設試驗的啟動和進展，中央與地方體制內的力量應該從初期階段開始就處于首位。

高校院所的力量。

高校院所是出理論、出人才的地方。理論聯系實際，理論服務社會，一直是高校院所發展的主要宗旨和目標。

中國農業大學作為中國農業高校的排頭兵，“嘆民生之多艱，育天下之英才”，是其校訓。農大派何慧麗到蘭考掛職，是其一貫具有的優良傳統的體現。除此之外，在何掛職期間，農大給予她各種校內待遇不變，農大主要領導曾多次來到蘭考考察、指導鄉村建設試點村的工作，還以捐款、捐贈科技圖書等具體行動支持試點村的工作。

此外，中國人民大學溫鐵軍教授、華中科技大學賀雪峰教授、華東理工大學曹錦清教授、河南大學袁慶濮副教授、開封市委黨校李永成副教授等專家學者都來到蘭考指導過工作，他們的學術思想也從根本上深深地影響到了蘭考新鄉村建設的宗旨和目標。尤其是溫鐵軍教授，是著名的“三農”問題研究專家，他的整套理論思想為蘭考新鄉村建設起了指導性作用，他本人也捐了幾萬元用于試點村的部分項目建設上。

高校院所還有一支最為重要的力量，那就是大學生“三農”社團。以河南大學三農發展研究會，中國農業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會為代表的大學生志愿者，在蘭考的新農村建設中也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在初期工作發動階段，他們的優勢尤其明顯。對于在校大學生來說，他們以村民兒孫輩、同齡人的身份，以嚴明的紀律、對農村樸素的感情，一次次地打動著農民的心。大學生帶給村民的，是一種清新的生活和人生理念。大學生言傳身教地傳播著新的風氣，用實際行動激發著村民建設家鄉的愿望。大學生志愿者是新時期鄉村建設的晴雨表、宣傳隊。

總之，無論是高校院所的教師、研究員、領導，還是大學生們，他們本身的理想、思想、能力、態度，以及他們所攜帶的資源之豐富，使得他們成為鄉村建設的先行力量。

民間力量。

首先，部分市民志愿者力量。城里有一些離退休人員，身體健康，有工資保障，衣食無憂，也沒有什么負擔，他們往往都還有組織、管理、技術等特長和經驗，也有為社會奉獻余熱的愿望，只要有可能的條件，他們就會積極地參與到新鄉村建設的行動中來。比如，在蘭考文藝隊的成立和發展中，中原油田退休工程師衡生喜為以試點村為開始，為蘭考培養了20余支腰鼓隊、秧歌隊，他的奉獻精神、精湛技藝以及行之有效的教學經驗，都成為蘭考鄉村建設事業中的美談。還有吉林四平銀監會的姜柏林先生（他來傳授資金互助知識）。他們的介入會使蘭考鄉村建設事業的發展更快，更好。部分市民志愿者力量潛力巨大，尚待開發。

其次，一些NGO組織。很顯然，在初期階段，NGO組織的作用比較重要。它們會提供一些項目資金支持，提供必要的培訓機會，培訓農民合作的相關政策、相關知識和操作方法。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等組織就是起了這樣的作用。

再者，部分企業家力量。在此其間，蘭考在京企業家蔡普選等人熱切關注家鄉事業的發展，蔡等人不但熱心資助貧困中小學生，而且還給了何慧麗一萬元的資金支持，何以此為基礎，發動成立了蔡姜樓文藝隊，并支付了幾次合作社經驗交流會的費用，以及一些大型培訓的部分費用。

還有農村精英的力量。在鄉村，有大量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精英，他們是鄉村建設可持續的力量，通過“外發內生”的方式調動起他們參與鄉村建設的熱情，培養他們的奉獻、合作意識，通過他們的典型示范作用，就能帶動起廣大農民參與鄉村建設的熱情和智慧。在蘭考鄉村建設初期涌現出來的農村精英，有王德顯、王繼偉這樣的經濟精英，也有象王文利、張淑霞等文藝精英，還有象趙鳳蘭這樣的會文藝、會組織、會管理的綜合型精英。鄉村還有大量的“五老”人才，即老干部、老退休教師、老模范、老黨員、老干部，他們具有豐富的本地建設經驗，許多鄉村“五老”的才干和影響力在蘭考鄉村建設初期都體現了出來。

以上力量的定位是：各級黨政力量把握新農村建設的政策方向，以所掌握資源進行扶持和外部環境的改善；以農村中各種農民精英為核心力量，調動起他們從事鄉建各領域工作的積極性和熱情，以村兩委主導下的各種經濟、社會、文化組織為載體，開發農民進行鄉建的自主潛力；同時，體制內干部、城里志愿者、知識分子、企業家、新聞媒體工作者、等等，各階層、各種職業力量都可以參與進來，以工補農，以城返鄉，以己之力構建和諧社會；所謂的可持續發展，是指通過對農村綜合的建設性工作，使留在村莊里的人們能夠享受到人與人之間的和睦相處，人與大自然的和諧關系，人與自己內心的同一關系，使農村的發展既是經濟的，也是生態的，更是物質和精神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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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輝，努力建設一個學習型合作社，www.snzg.net。

[2]社員繳納的股金分成資格股、投資股和流動股。①資格股是指社員參加合作社必須最低繳納的基礎股金，每戶（人）一個資格股，資格股有一個投票權。②投資股是指資格股不足需要補充資本時所增加的股金。按照合作社章程和互助資金辦法規定，社員借款最高額度，不得超過自有股本金的6倍，如果該社員所借資金的額度超過了資格股的6倍，則該社員需要額外繳納股金，這部分股金就是投資股。比如某社員加入合作社入了200元的資格股，當他需要貸款3000元，那么該社員還需增加300元投資股，即可借款3000元。③流動股是指社員暫時閑置，不滿一年的可用資金。按約期支付的款項，不計利息，參與年終決算分紅，但沒有表決權。另外合作社設國家社會公共股接受國家、社會組織和個人對合作社的無償資助，此股只有監督權沒有表決權。

[3] 以上內容參考何慧麗：《新鄉村建設試驗在蘭考》，載《開放時代》，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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