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在大禹論壇上的發言

溫鐵軍（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中國新時期新農村建設最早的提出者和實踐者，中央電視臺2003年十大經濟人物，2005-06年度中國環境大使）

咱們大禹論壇現在開會的地方“禹王臺”是非常值得我們紀念的。為什么呢？因為它是紀念大禹的，各位參加這個大禹論壇要理解大禹精神，其實質就是要疏導，大禹也是接受了血的教訓才提出疏導，他的父親治水方針是堵，是把消極因素仍然當做消極因素，所以他治水不成功惹來殺身之禍。今天論壇的精神，其實就是黨中央引導農民建設農村的方針，而不是堵，我們只有把農村聚集的非常強大的勞動力發動起來，變成新農村建設的動力，才能把城鄉之間的矛盾疏導開，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

     曹錦清教授今天到來我也非常感動，曹教授寫的《黃河邊的中國》開篇的話是“我們從何處來，我們身在何處，我們將向何處去？”不僅在座的很多青年學生和農民朋友們可能想不到，我們知識分子之中的很多人也不想想自己從何處來，身在何處，向何處去。曹先生剛才講他在蘭考和幾個農民聊天，其實問的就是你們以前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住的什么，你們的現狀，你們身在何處，你們將來要向何處去……難道農民真的會像城里人那樣，都用鋼筋、水泥、柏油把你們的環境全部破壞掉？

幾乎今天來這里的所有學者，包括我手里拿的這本《市民》雜志，談的都是這些問題。

我們這個論壇請來了全國各地從事新農村建設有一定經驗的人來大家互相交流、討論，目的就是為了互相學習，取得真經，一方面結合大禹疏導的經驗，結合歷史傳承的政治文化，另一方面結合大家在本鄉本土的經驗，這樣就把上下五、六千年的農業文明結合在一起。因此，不僅僅是講最近20多年引入市場經濟以來的發展，而是要反思以往，在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推進一種綜合的建設。

胡錦濤總書記在講新農村建設之前提出兩個階段，首先在歷史的高度上做了歸納，以前我們叫做工業化的初期階段，那個時候農業支援工業，農村支援城市。現在到了工業化的中期階段，我們就改變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溫家寶總理是我們國家經濟工作的主負責人，他說新農村建設是一項長期的任務，要搞十幾年。

    我們的三農問題不是短期可以解決的，新農村建設是綜合性的，是有歷史感的，最終實現的是國土資源的綜合整治；因此以往我們那種短期就想見效的想法應該調整。

大家到禹王臺來開這個論壇，在紀念大禹治水的地方來談論新農村建設這種具有綜合整治的國家戰略很有意義，首先應該以史為鏡。

中國人大都會說中華文明，可有誰想過，為什么中國古代自第一個朝代夏禹始，才形成完整意義上的國家？

我到世界上很多國家都要看看他們的博物館，比如盧浮宮、大英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以及墨西哥、秘魯等拉美國家歷史博物館，而且進去之后往往一整天不出來。看什么呢？就看世界文明在幾千年前是怎么分岔的。

為什么要這樣做？因為馬克思留下的一個歷史之謎，至今讓我覺得未能破解。

馬克思承認自己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建構，主要產生于達爾文的進化論和摩爾根對古代社會的分析，而達爾文和摩爾根又主要是立足于對古代歐洲的考古發掘，沒有能夠超出地中海周邊范圍。也就是說，他自己認為決定他的世界觀的理論基礎，主要產生于歐洲古代歷史資料的掌握。馬克斯還指出自己的缺陷是因為達爾文他們的足跡沒有到過亞洲，沒有到過遠東。他明確強調：在被高山、大海、荒漠所隔絕的地方，歷史的發展很可能是另外一種與“五個階段”不同的亞洲模式。

中國人在20-30年代曾經把馬克思提出的這個自我反思的看法翻譯成“亞細亞形態”，并且那時就有過爭論。因此，這個分析不是我做出的。進一步看，至今在中國學術界居主導地位的兩大派別都源于西方，都缺乏對于馬克思所留下的歷史之謎——亞細亞形態的理解。傳統的主流左派所傳承的其實不是馬克思主義，主要是斯大林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而新右派傳承的基本上是歐美模式的市場資本主義。且不論他們之間的爭論對錯如何，其共同的缺憾都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對東方、特別是對中國這個幾乎是發展中大國唯一從來沒有被徹底殖民化過的國家文明歷史傳承的基本脈絡的認真解讀。

因此，這個大禹論壇的內在價值，在于立足并傳承夏禹以來的文化遺產，考慮我們中國人今天應該走向何方。我們應該明白，新農村建設繼承的是黃河文明。   

中華民族傳承到今天，很多文明遺產需要從夏禹開始說起：

中國人口碑相傳的政治文明史比較詳細地見諸于文字的第一部是《大禹治水》，而歐洲第一部成文史則是《荷馬史詩》。三五千年以前當人類的文明開始分岔的時候是什么情況？

中國為什么能夠形成夏王朝這么大的國家——大禹是“南巡”到浙江紹興一帶去世的？在他之前各部落都是在名義上遵從堯舜，因為堯舜是道德之君，并沒有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從大禹開始，禪讓制變成世襲制，那么為什么他會成為中國第一個政治國家的帝王。

我在那些館藏豐富的博物館看到，中國的出土文物，描繪和記載的大都是“千人一面”——我稱之為“群體基礎”——大家用相同的工具在共同勞作；而部落的領袖也只不過是個體高大些罷了。那主要是灌溉農業這種生產方式決定的。灌溉農業不可能是個體的，必然是在長期維持的家族村社制度條件下，共同開發水利工程和防治水患，也必然積貯防災，連古代墓葬都存放糧食。因為中國古代是典型的灌溉農業文明，如果沒有組織，大家不協商好了怎么灌溉，這個灌溉農業是不能成立的。由于灌溉而有組織，因為組織而有群體文明。在古代夏朝建立之前部落就是高度組織化的農業社會群體。

于是，當黃河水患開始威脅到沿黃河所有部落的時候就出現一個應運而生的大禹，他形成國家統一的基礎，就是國土資源的綜合整治，而不是戰爭。大禹告訴大家，如果單個部落只能以堵來防水患，只有所有的部落聯合起來才可以導水入海。單一部落干不成疏導，一定是所有的沿黃各部落聯合起來才可以做到。因為疏導方針正確而聯合了炎黃各部落，當然，他還需要繼續保持道德上的高尚，如果大禹居功自傲、貪污腐敗、干盡壞事，那他也沒有權威；所以他三過家門而不入。大禹治水成功之時，就成了夏這個國家的君主。他倡導的治國之策是疏導之策，可以使農業文明條件下的王朝政治傳承幾千年。

中國古代政治文明歷來強調的都是疏導，只是最近很短的一段歷史中個別的地方使用西方的方式去壓堵。其實，現在新農村建設還是導。

世界另外的一半則很大不同。我所看到的西方古代文物，特別是地中海沿岸的出土文物描繪的情景，大多突出個體——我稱之為“個體基礎”——要么采摘野果，要么跟狗熊、獅子打架；那是在地中海沿岸的西方人，在他們進步為人的階段上，因為歐洲小小的半島型大陸被海洋包圍著，氣侯溫潤、物產豐富，人可以采到野果，只要長得健壯一點就可以獵取野獸。那時，以地中海為主的西方文明是一種以采集、狩獵為主的文明。而采集和狩獵是很難儲藏的，因此，古代歐洲的這種主要生產方式所決定的上層建筑——戰爭形成國家政治——如果說哪年風不調雨不順怎么辦？那就只好搶掠，不僅搶東西而且搶媳婦。“荷馬史詩”最感人的故事就是把海倫搶了做特洛伊城的壓寨夫人，最后導致了一場戰爭。

再后來，西方盛行海盜文明；進入工業社會初期以來就是幾百年的殖民地掠奪形成的文化演進，霸權主義，打遍全世界。現在那些已經消失的瑪雅文化、印加文化，在西方人眼里成了得不到答案的謎。但對我們來講也是謎嗎？由于古代印第安人的傳統文化所遵循的原則，是不能向大自然過多索取超過他們自身生存所需要的東西，他們就長期停留在“新時期時代”——被西方人的文明認為是落后——于是發動殖民地戰爭攻打他們，把那些燦爛的文化消滅了，所以就成了謎。

然而，這仍然是非常膚淺的解釋。進一步看則與中國的發展有關。

中國人在漢唐以來商業文明發達，到宋明之際，中國所制造的絲綢、經久耐用的非常光滑的瓷器和茶葉，這三大出口商品就使歐洲的王公貴族家家戶戶以穿中國的絲綢、使用瓷器喝中國的茶葉為榮，歐洲大量的向中國購進這些東西，又沒有什么可以向中國出口，就導致了歐洲大量的白銀流入中國。由于我們幾千年的文明發展到非常輝煌的地步，所以那個時代中國商品的出口就導致了歐洲的白銀危機。于是歐洲就先自己打，先搶別人的，打的一塌糊涂，那些比較窮、比較弱的，歐洲的邊緣國家就滿世界找銀子。古印加、古馬雅文明之所以毀滅，部分原因是古代印第安人把銀器作為祭祀用品和貴族主要的裝飾品，可歐洲人過去之后不把這些當成工藝品，而當成銀子，熔了化成銀錠，裝回歐洲再返給中國。

我們中國人歷史上真的落后嗎？別人說我們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但是這個封建專制制度的概念也是西方人給我們強加的。如果說我們以前是西方概念的封建專制，怎么會使中國的GDP占到全世界的1/3？

到了近代，當世界幾乎所有的大陸都被歐洲文明變成殖民地的時候，惟獨中國，西方人的殖民化只及沿海地區——廣州、上海、香港等地區。殖民地文化在廣州、上海、香港、澳門等等地方應該說是曾經盛行于世。難道今天整個中國大陸都應該被殖民地文化覆蓋嗎？我們今天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在搞鄉村建設的時候，尤其需要強調文化。例如在我們強調合作社的時候說合作社的制度文化是最關鍵的因素。為什么？因為如果我們真的墮落于一種文化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的話，中國人沒出息！   

大家想想，當歐美工業化發展到極致的時候，仍然是個體基礎的文明的延續，仍然是大家都追求個人的利益最大化，造成1929--33年生產過剩的大危機，還是在以歐洲文明為中心的歐洲率先發生戰爭。各國都是你吃我、我吃你。把這個世界拖入一場大災難的，還是歐洲人。

日本曾經按照西方文明構建工業化發展，那是早期幕府以后的軍國主義時期，曾經掠奪亞洲，但失敗了。從那以后到1960年代，日本、韓國在新村運動之中提倡文明復歸。韓國人的新村運動包含有相當深厚的文明的建設、文化的建設，在搞新農村建設的同時恢復了他們的文明。日本的古都京都一個城市的世界文化遺產數量，遠大于我們開封的七朝古都、北京的六朝古都。日本還保留了我們很多唐朝留下的文化遺產。再后來，日韓盡管在工業化過程當中相繼發生大規模的危機，但是并沒有再對外發生侵略戰爭。對內，當爆發經濟危機的時候他們爆發了階級矛盾嗎？也沒有，部分原因也許在于他們也是以中國為主的東方文明得到傳承。

    我們之所以說新農村建設中，“文化建設，收效最高”，是因為我們的新農村建設要從農村文化復興入手。如果我們文化上不能復興，我們就沒有軟力量，如果單靠我們破壞生態環境生產出的廉價產品去參與國際競爭，已經走不下去了。

文化不是那些盲目照搬來的垃圾，當然垃圾也有垃圾的價值。

就在1919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以師從西方為榮的時候，梁漱溟先生辭去北大教職，到農村去搞鄉學、村學；晏陽初先生留學歸國之后，也辭官下鄉搞平民教育。今天的這個論壇之所以有歷史傳承的重要意義，在于我們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與農民朋友結合在一起。

我們在理解全球化的挑戰和壓力面前，如何能夠以中華民族的文化傳承來形成軟力量的興起，也就是和平崛起。中國一說和平崛起，西方人馬上警覺起來，怕中國人再度崛起，說世界讓任何國家的崛起都不和平。但那是歐洲中心主義的擔憂。其實東方文明的和平崛起，將改變掠奪成性的西方文明，至上讓這個傾斜的世界多少平衡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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