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沙龍簡訊
主題: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
嘉賓:郭松民、高海明、徐亮
時間:2008年11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
地點:烏有之鄉書社(海淀區蘇州街18號院1號樓長遠天地C座1單元901室,電話:010-62760856)
主辦:烏有之鄉書社
網站:http://www.wyzxsx.com
11月23日下午,烏有之鄉邀請了郭松民、徐亮和高海明三位老朋友參加了會員沙龍活動。他們各自做了發言,摘要如下:
高海明對當今主流輿論心口不一、社會風氣敗壞和貧富分化拉大進行了強烈譴責。他談到,改革開放以后黨的旗幟改弦更張,丟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代之以“貓論”和“摸論”等。郭認為,“貓論”一出口就與“師出有名”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傳統道德觀念想沖突,它拋棄了對道義和真理的追求;“摸著石頭過河”的說法不理會結果,不研究“過河”的方法,也不管“過河”的目的地,是對十幾億中國人民前途命運的不負責任;“先富帶動后富”的說辭違背了黨共同富裕的理想追求,背叛了千千萬萬犧牲了的革命先烈和共產主義信仰。“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說法忽略了公平、道義、責任偉大意義,而是簡單代之以所謂的“發展”二字。
高認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之一在于“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理論,人類自古以來的歷史就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鄧把毛澤東思想的精髓解釋為“實事求是”,這是對毛澤東的思想的極大曲解。
改革后,剝削階級再次被扶植起來,剝去了人民的各項福利。在憲法問題上,1985年取消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自由,以工人階級與領導層利益一致的名義取消了罷工權。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到了他們哪兒變成如汪洋所說的 “像保護嬰兒那樣保護先富起來的人”,偷換了人民的概念;毛澤東時代以縮小三大差別為目標,他們卻以擴大三大差別為目標;干群關系現在變成了“理論聯系實在,密切聯系領導”,人民成了領導利益的來源和剝削對象;以前倡導同吃同住同勞動,改革后他們因為在鄉下住了幾天就大搞傷痕文學,叫苦不迭;以前鼓勵人人都要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大事,現在只講要找好自己的位置,對當權者的事情不能過問;以前解決思想分歧講究工作方法,現在只講不爭論,只講與中央保持一致。
郭松民的講話回答了“毛澤東時代是民主的嗎?”這個問題。郭說,“憶苦思甜”是最近主流媒體歌頌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主要方法,這其實是他們越來越心虛的表現。這種宣傳的政治目的,是徹底堵死任何回到那個時代的可行性。例如,《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把毛澤東去逝時中國的主要問題解釋為“經濟上的貧困和政治上的專制”,這個提法就把成就一筆勾銷了。毛澤東時代的特點是高積累低消費,加上人口短時間急劇上升,老百姓餐桌上沒肉是自然的事情。經過他們的解釋,“專治“似乎成了百姓對那個時候的共同記憶,但其實真正的專治是從改革開放開始的。
郭說,毛澤東看重的是實質民主,注重的是力量的對比,形式民主很難說是真正的民主。亞洲的巴基斯坦、印度和臺灣等地空有民主的姿態,選舉出來的人很難監督,腐敗、專權層出不窮。在我國,文革開始后,國家頂級政權中存在各種力量,包括老干部、造反派(“四人幫“),以及陳永貴、吳桂賢等工農干部代表。毛澤東想在中國建立起民主的大廈,但由于時間短暫,他沒有能夠讓各股力量發育起來相互制衡,各方均需仰仗他的支持。相信隨著時間的延長,力量制衡一定能夠建立起來。
在毛時代,合法性的獲得一是獲得多數人的認同,二是依靠群眾運動解決問題。郭認為,這兩個“法統”均中斷于對粉碎四人幫。用暴力解決問題在1989年事件中發展到極致。四大自由門檻很低,是對領導層的縱向監督;文革后期,造反派被徹底驅出了國家政權,四大自由也被取消,這等于官僚階級失去了天敵。同時,毛時代鼓勵獨立思考,忠誠于黨而不是忠誠于領導。改革后大講于中央保持一致,這就為濫用權力留足了空間。這些都是毛時代擁有民主的表現。
郭還談到,改革開放其實是從政治領域開始的。沒有對前述大民主政治體制的改革,就談不上后來的經濟改革。而這個政治改革,才是真正走向了專制。
徐亮就改革后經濟、社會變遷做了發言。他說,互助合作、高度自覺的勞動者是最大的生產力。在社會右傾越來越嚴重的今天,大肆頌揚改革是當權者內心恐慌的表現。在主流媒體的宣傳中,提及到的只是物質上的所謂成果。正義、安全和尊嚴,以及福利待遇,這些更為重要的東西只有在失去了才更感到彌足珍貴。郭認為,改革開放不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反而是小農似的自私自利心里的產物。物質激勵成了主要手段,拋棄毛時代勞動者已經獲得的主人翁感受到的社會尊重,再次把人民的尊嚴拋到了后面。
徐把生產力比喻為一匹馬,發展追求速度就類似于這樣的故事:主人嫌棄馬匹跑得太慢,就干脆自己扛著馬匹跑了起來。其實,速度慢些又有何妨呢?主人騎在馬上慢悠悠地走,不也可以有尊嚴的到達目的地嗎?(楊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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