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與展望：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京舉行
2005年12月，在“毛澤東旗幟”網站紀念毛主席誕辰112周年的大會上，魏巍同志發表題為《一個共產黨員的建議》的發言，莊嚴提出要拿出勇氣對改革開放30年進行認真的反思。
在毛主席誕辰115周年前夕的2008年11月15-16日，由祖國網、烏有之鄉和“毛澤東旗幟”網站共同舉辦的“回顧與展望：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
研討會由“毛澤東旗幟”網站站長時邁和烏有之鄉負責人范景剛主持。祖國網劉海天同志代表主辦方向會議致辭。他說，中國將往何處去？世界將往何處去？這些問題無時不在牽動著每一顆具有良知和正義感的中國人的心。今天，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讓我們大家走到一起，來認真總結和反思改革開放30年來的經驗教訓和利弊得失。我們希望通過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從30年來改革開放的社會實踐中總結出有益的經驗教訓，對我們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有一個前瞻性的展望和指引。
在15日的研討會上，有以下發言和與會者。
中央黨校“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經濟與社會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敢明研究員首先發言，他利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現身說法，講述了如何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從信奉西方經濟學，到逐漸懷疑西方經濟學，從而轉向擁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并且響亮地提出：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風風雨雨，我們更應該認識到：“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引導我們這個國家走向和諧與美好，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引導人類走向大同！”。另外，張敢明同志還提出，要在社會主義實踐中更好地應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需要建立一個測量基礎。張敢明同志提出的這個問題值得一切關心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朋友們認真思考。
首都經貿大學顧凌英教授在發言中回顧了改革前29年我國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制度的優越性，分析了改革開放以來在分配上發生的變化，包括在指導思想上和制度上的變化；通過對近年來福布斯富豪榜數字的分析，揭露了近年來我國大量社會財富向私人口袋集中的現象，并指出其結果必然是大量削弱了國家向人民提供的公共消費和積累，削弱廣大勞動者的購買力，使國家的經濟向著畸形的方向發展。同時，顧教授的發言還分析了我國幾千萬貧困人口的情況，指出目前中國嚴重的兩極分化，已經形成了中國社會嚴重的內需消費不足，極大地制約了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克服這一頑疾，要從根本制度上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
顧教授指出，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低工資、高就業制度，廣大群眾的很多福利是由國家或所在單位無償提供的（如子女入托、上學，如公費或半公費醫療，如免費分配住房等），這些福利并未包含在職工工資之內。而現在，職工工資的絕對數值可能增加了，但很多福利都沒有了，原先無償享受到的很多服務，需要職工支付有限的工資去購買。這樣，顧教授就向我們提供了一個嶄新的分析角度，從而使我們更客觀地分析，怎樣叫做群眾生活水平提高或下降，怎樣看待群眾生活的貧困和富裕。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張帆教授發言提出，改革前經濟發展的年平均速度是7.4%，改革后30年年平均發展速度是9.8%。怎樣看待這兩個數字的內涵？改革之后年平均GDP增長9.8%，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外資和港臺投資經濟，也算入了國內經濟總量，利潤卻被人家拿走了。改革后的年平均9.8%的增長，還付出了巨大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的代價。這些，是與改革前不可同日而語的。從分配角度來看，改革前年平均7.4%的增長，均為人民群眾所享，或者為民族的子孫后代創下積累，而改革后每年9.8%的增長成果，卻大多被少數人裝進腰包。
張教授指出，評價改革得失成敗，除看經濟增長之外，還要看社會經濟制度是不是變了、怎樣變了。張教授指出，改革應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然而實踐檢驗的結果并不是這樣，改革精英們的實踐和他們所做的承諾完全背道而馳。
北京教育學院李樹泉同志在發言中分析了中國儲存在美國的1.9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性質。他指出，這筆巨額外匯儲備，是以犧牲環境、資源和廉價勞動力為代價換來的，而且這1.9萬億中70%購買了美國債券。為了獲得這筆巨額外匯儲備，中國已成為世界加工廠，外貿依存度已達70%。在這次美國引起的金融危機中，東南沿海的加工廠生產嚴重過剩，工廠倒閉成潮。在這種機制下，中國的真金白銀實體經濟損失最大。
江蘇南通市委黨校陳守禮教授從1999年版《辭海》的若干變化講起，見微知著地闡述了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領域里的若干變化。北京大學鞏獻田教授則分析回顧了改革30年來法學思想領域的若干變化。
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同志在發言中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經濟成果是廣大人民群眾艱苦勞動創造的。但是，這一巨大成果并未讓廣大人民群眾得到應有的享用，社會上出現了兩極分化、貧富懸殊、貪污腐化、工農群眾弱勢化以及對外經濟關系日趨附庸化等嚴重問題。李老在發言中提出了若干項呼吁，包括堅決捍衛憲法規定的四項基本原則，使我國的現代化經濟、政治、文化建設沿著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前進，重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恢復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制度，恢復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等14條，并且提出正本清原、撥亂反正，堅決果斷地恢復黨的工人階級性質，重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從而全面地捍衛和落實四項基本原則，開辟一個人民當家、政風廉潔、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真正走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秋石客發言時講，對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進行總結非常必要，需要認清改革開放的根源、性質、分期和矛盾等問題。他還重點闡述了毛澤東去世后我國政治領域的改革內容，駁斥了那種認為我國的改革僅僅只是經濟領域的改革而政治領域沒有實質變化的錯誤觀點。
原中組部長、全國黨建研究會會長張全景同志最后發言。他指出，總結改革開放30年要堅持兩點論，既要肯定改革以來的成績，又不能因成績而掩蓋問題，不能把對改革提出問題的同志說成反對改革；要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實事求是總結改革30年的經驗，不唯上、不唯書；要堅持正確理論的指導，首先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要正確處理改革前29年和改革后30年的關系，不允許對改革前29年的社會主義建設進行妖魔化。
“毛澤東旗幟”網站站長時邁在會議總結中指出，2008年年初，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鄭天翔同志就提出要求，讓我們抓好改革開放30年的總結反思工作，并要求將研究成果編印成集。“毛澤東旗幟”網站和“毛澤東的人民歷史觀”課題組曾經召開兩次座談會并展開了專題約稿活動，李成瑞同志專門為約稿活動擬寫了參考提綱。這次由祖國網、烏有之鄉和“旗幟網”共同舉辦的研討會，不是這一系列工作的終點，而是進一步做好改革開放30年總結反思工作的起點。這次研討會上，參與發言的各位都提供了極富啟發性的思想研究成果，這些可以成為我們繼續搞好改革開放30年總結反思工作的基礎。
時邁指出，關于如何總結認識改革30年，思想理論界恐怕有著不同的聲音，會有各種思想之間的斗爭。大漢奸馬立誠最近又推出《交鋒三十年》一書，打著總結改革30年的幌子，大行歪曲造謠之能事，兜售洋奴哲學和漢奸買辦思想。我們在總結反思改革30年的過程中，一定會與馬立誠之流狹路相逢。
參加15日研討會的還有原全國總工會書記處候補書記韓西雅、原空軍指揮學院政治部主任梅其儀、原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黨委副書記楊友吾、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劉日新、首都經貿大學教授丁冰、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徐飛、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楊思遠、原國史學會副秘書長蘇鐵山、《中流》雜志社長孫瑞林、網絡作家秋實客、老田、郭松民等。
在16日的研討會上，有以下發言和與會者。
南京師范大學政治學博士畢業的老田先生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我國經濟改革的起點及其前途進行反思和認識。他在發言中指出，在1978-1980年前后，中國完成初級工業化目標后，農業得到的化肥數量急劇增加，土地的生產力急劇上升，自晚明以來中國人均口糧的不足的困境，得以突破。此后，農業資源開始大量轉入經濟作物的種植，得益于農業產品結構的轉型，輕工業原料產出成倍增加，客觀上有可能進入工業化的第二階段，實現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良性循環，這個時候是改革開放的起點。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去世和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對于文革派的鎮壓和對共產黨執政理念的徹底否定，導致政權在合法性方面的巨大損失。改革的起點首先反應這方面的需要，以經濟福利的快速增長來彌補政治合法性方面的損失。這就是1979年開始執行的“消費補課”戰略的出發點。啟動改革開放進程之后，由于某種非預見的錯失，中國工業化的第二階段預設目標被放棄，最重要的后果是本土裝備工業和自主創新能力被徹底毀壞，國民經濟轉入依附性發展道路，中國今天的政治、經濟困局，都源于一個全球經濟體系中間的外圍國家地位。面對現實，未來的前途需要借鑒毛澤東關于扁平化組織管理的思想措施來解決中國當前的困境。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研究員發言講，我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取得成就的同時也造成了不少的問題，如環境的惡化，社會的兩極分化，經濟的新殖民化。這些問題的產生不少都跟改革開放進程中的政治權力不受監督約束有關，我們應該堅持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就要解決民主的問題。談到民主，我們要學習的傳統應該是多元化的，而不能只是西方一元化的或者就是美國化的，其實，我們國家自身的傳統也有值得汲取學習的內容。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民主化有值得重視的積極成果，比如，剛建國我們就實行了男女同工同酬，這在世界范圍內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對于民主的理解，我們有自己的理解，這就是人民民主，毛澤東時代的一些傳統也是我們應該汲取智慧的來源。當前，民主在我國遭遇到了巨大挑戰，按照憲法，工農聯盟是我國人民民主的基礎。但是，現在工農成為弱勢群體，還有一個新階層即農民工也是弱勢群體，這樣如何保證人民民主？今后，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的楊思遠教授發言時分析了改革開放帶給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現狀和未來發展方向。他指出，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雖然主流話語不再講階級和階級斗爭，但是，如今的中國社會事實上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他分析了當前中國社會存在六個階級：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改革開放盲目引進外資的產物）、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由資改派演化而來）、民族資產階級（一般私人資產階級，改革開放發展私營工商業的產物）、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包括兩個階層：傳統城市工人、農民工）和農民階級（恢復小農經濟后使該階級重新變成一盤散沙，陷于永遠的貧困境地）。對中國社會危害最大的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而不是民族資產階級（一般私人資產階級），左翼對此需要認識清楚。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有兩個：一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發動顏色革命使其統治合法化的黑暗前景，二是工人階級領導農民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聯合民族資產階級爭取人民民主，實現確立勞動者主導地位的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光明前景。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海波發言時分析了我國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主流理論的弊病，一味追求產權清晰，破壞了諸多社會福利和工人在企業治理中的參與權和影響力。從對我國國有企業的歷史和現實的觀察出發，他提出了關于國有企業法人的新的理解，基于資本社會化基礎上的市場主體，沒有股東，可以由主權信貸扶持建立，工人的社會福利和對企業的實際影響力得到切實的保障。這種國有企業的存在和發展就整個社會而言能夠避免產能過剩的問題。
冼巖先生發言時說我國改革開放的市場化大方向是應當肯定的，現在的問題是出現了過度市場化的問題，應當對此進行糾偏；我們不能因為要糾偏，就走到要否定市場化的方向上去。
中國農業大學何慧麗副教授講述了她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基礎上發展培育新型農業合作社和城鄉互助運動的情況，有對于理論認識和思維方法的反思，更加注重在實踐中做些有意義的探索。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毛立言發言時強調改革開放需要重新認識，應該反思總結，因為改革開始就是在理論還不完善的時候摸著石頭過河，這就決定了產生失誤差錯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接下來他分析了改革的內涵、性質和發展趨勢。
中國水利學會水利史研究會專家徐海亮發言時闡述了我國農村灌溉水利體制改革的嘗試和尚存問題。他指出，過去的水利體制不僅僅是計劃經濟的產物，更是幾千年傳統農業水利文化的產物，不要以為搬走了計劃經濟體制就自然而然的迎來了一個市場經濟體制的春天。諸如防洪灌溉等水利基本設施實際上是一項公益事業和政府組織行為，不能把它退化為現在的企事業行為，在建設和管理中的變革不能忽視深刻的經濟和文化因素。另外，水利問題是和土地制度聯系在一起的。如果不理解土地制度變化，就不會懂得水利興衰的奧秘。當前我國農村土地依然分散，農村水利建設就很難組織化。
中國政法大學楊帆教授發言說，現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正是在美國爆發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進行的，這是我國清算新自由主義思潮，結束美國話語霸權的戰略機遇。當前，要在我國的社會科學領域清算西方中心論的知識偏見，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有這樣的內容。
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祝東力研究員發言時首先對老田先生的發言進行了補充，指出改革起點的政治原因還有精英的受傷，對精英的整肅走過了，目前在這方面的研究還可以進行深入的定性定量分析。之后，他回顧了反思改革的歷史，特別指出當前西方遭遇危機，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這是我國進行自主調整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危機的大好時機。
中國社會科學院黃紀蘇研究員發言時談到，2008年是最富戲劇性的一年。奧運會之后不久，《南方周末》發表樊綱的文章回顧改革開放認為成功了。他在這篇文章里說，剛開始我們的改革是過河，過河的對岸我們都清楚，就是美國。只是當時不能講，現在可以講了。這是樊綱在文章中的意思。可是，我們現在回頭看看，就在這之后不久，礦難，潰壩，毒奶粉的事就出來了，緊接著河對岸就出事了。看來，樊綱他們也不能那么得意了，世界大變革的時代來了，中國要走一條什么路？現在有了充足的想象空間，要敢于想以前不敢想的問題，又到了想象未來的時候了。此時我們應該看到，在一個劇變的時代，理論是落后于現實的，各種理論要有足夠的謙虛來面對現實。大家不要用既有的條條框框輕易的對現實得出輕率的結論。改革開放要反思，但我們大家要有一個實事求是的態度，要辨證地看待事物。
新華社某記者發言時說，這三十年改革開放肯定是有很大的成就，同時也有很大的問題。我覺得中國最需要的改革是政治改革，最需要的開放是對內開放。當前我國遇到的經濟問題最終是政治體制的問題。最近發生的出租車罷運問題稍微深入的看一下就知道是利益分配的原因，所以我同意剛才楊老師講的階級斗爭的觀點。這其實就是一個階級在剝削另一個階級。他們創造的價值大部分被剝奪。股市問題也是極少數人對大多數人的剝奪。股市就變成冰火兩重天，大多數人都認為股市太可怕，而少數人無論怎么樣都能獲得大量利益。管理層本身就是股市的受益者。資本市場的剝削力度非常可怕，即使是大地主劉文彩也比不了。我很贊同重提階級斗爭。
原國史學會副秘書長蘇鐵山發言時說，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市場迷信給我們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人間悲劇都是在這種理論指導下造成的。今天我們看得很清楚，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是炒不成一盤菜的。如果說改革開放這三十年有成績，那也是工人農民等勞動人民和黨內健康力量的辛勤勞動創造的。而諸多的悲劇，恰恰是那些歪嘴的經濟學家，貪官污吏和黨內走資派等造成的。作為老革命的后代，他對中國社會變到今天這樣的局面感到無比痛心和憤怒，他強烈譴責這條背叛革命先烈的道路。
郭松民在其提交的書面發言中詳細闡述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政治起點，深入反思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主流知識界對于民主的錯誤認識。他在文中指出，中國的改革決不是只有經濟改革而沒有政治改革，也不是先進行經濟改革，后進行政治改革，恰恰相反，中國的改革是先進行政治改革，后進行經濟改革。中國在政治上的改革，應該是從1976年10月開始的。正是在政治上的改革基本完成之后，經濟上的改革才成為可能。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我們紀念的不應該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而應該是改革開放三十二周年。他在文中講到，看一個政體是不是民主，不能只看形式，而應該看實質，在民主問題上，毛澤東更注重力量對比，更重視實質的民主，而不僅僅是形式上的民主。正是在實質意義上，我們可以把毛澤東時代的體制稱為“人民民主體制”。在毛澤東時代，在國家機器內部，實際上存在兩個權力中心，兩股互相制衡的力量；在毛澤東時代的權力體制中，還存在大量的“工農干部”，以陳永貴、吳桂賢等為代表，他們不屬于官僚派，與“造反派-文革派”也有距離，他們在實際上扮演了體制內工農利益看護者的角色。這是一種制衡的機制，也是一種民主的機制。由于這是一個權力中心監督另一個權力中心，因此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橫向的糾錯機制”。在體制外，人民群眾則享有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四大自由。這種自由并沒有任何門檻，民眾也不會因為行使這些權利本身而受到法律的追究。在公有制的制度背景下，機關、企業和事業單位的管理者無權解雇員工，群眾在行使這些權利時并無失去飯碗的顧慮，因此，這些權利對監督本單位的領導特別有效。這種監督由于是自下而上地進行的，因此可以概括為“縱向的糾錯機制”。在毛澤東去世之后，中國政治體制完成了從民主化向專制化的改革轉變，正是在這一起點上，中國開始了以“市場化、私有化”為取向的經濟改革，并一路走到了今天。
博客中國的主編王飛先生、江蘇南通市委黨校陳守禮教授和著名網絡評論家云淡水暖隨后也都做了簡短的發言和評論，分別談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民族問題和《辭海》辭條變化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以及當前國際國內形勢方面的問題。
最后主持人范景剛說，在當前舉辦這次學術研討會，能夠促進大家對各種問題的深入認識和思考，對于我國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和今后要走的道路，有更加清醒的認識，這是很有積極意義的。但是，由于我們大家各自的處境、看問題的角度、思考問題的方法、既有的知識等等諸多方面存在著差異，我們不可能尋求像政治局做決議那樣的一致性，只要大家的發言對彼此都有一些積極的啟發，那我們這個會就是成功的，就是有意義的。他向大家轉達了未能到會的王兮之、仲大軍、林治波、韓德強等人對于此次研討會的祝賀。
參加16日研討會的還有原人民出版社社長李長征同志、北京大學法學院鞏獻田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田辰山教授、北京社會科學研究所戴建中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莫明哲研究員、中國傳媒大學徐飛教授、華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余云輝先生、中央黨校黨史研究員任世澤、《鳳凰周刊》編輯瑪雅女士、愛國志士楊曉陸先生等人。
附錄：下面是部分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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