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 什么樣的改革才能真正利國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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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2月12日

　　郎咸平

　　新年伊始，我也在內地度過春節。自我專門研究內地問題以來，五年間與十三億同胞同此涼熱，期間頗多感觸。我國改革開放了27年，一方面在經濟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另一方面卻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安，這兩種極端現象的同時出現必然對我們過去所認同的改革思維產生了極大沖擊，是否我們過去的改革的指導思想有問題呢？

　　在改革開放的第一期階段，經濟問題是當時社會主要矛盾的來源，也就是民生必需品的不足。舉例而言，當時老百姓能夠吃一碗餃子，或者買一盒有一半能劃亮的火柴就很高興。為何出現這種怪現象？其原因就是政府壟斷了民生必需品的生產和分配，使得社會經濟基本喪失了活力，而且也由于這種壟斷，使得國營企業經營效率低下，其直接結果就是民生必需品的供應嚴重不足，社會整體生活質量自然不足。因此，鄧公小平敢為天下先，提出“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甚至當時的政府可以容忍小規模的社會不公平現象，包括貪污腐敗，逃漏稅等，其原因就是希望透過所謂“矯枉過正”的方式激發民間的活力以及創造力，打破政府的壟斷，用心良苦，可見一斑。無可置疑，這個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政府放棄了民生必需品的壟斷，開放民間資本參與生產和分配，使得我們的生活必需品變得比以前充足了！當時全國的老百姓還是很滿意甚至感激這種開放的形式。實事求是而言，我們不但要充分肯定這個階段的改革指導理念，更要充分肯定當時專家學者的貢獻。

　　但是改革的第二階段帶領社會走到什么地步呢？這里有一個指標值得警示-----基尼系數！基尼系數是用來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標，國際標準認為超過0.4就是危機，而中國已然是0.5，第二階段的改革帶來了嚴重財富重分配不均的結果----富者越富，而貧者越貧， 這也正是目前民怨沸騰的主因。為什么曾經令人鼓舞的改革走到第二階段會造成這種現象呢？

　　鄧小平有名言："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這在改革開放初期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全國老百姓在當時也一致支持。這句話是在改革初期為了激發民間活力的所提出的有效思維，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財富不斷的積累，社會不公平現象就變得極為尖銳了。因此鄧小平的理論指導思想必須深刻理解把握。在這個問題上，我對國內某些專家學者不知與時俱進的僵化思維感到極度失望，我甚至懷疑這些專家學者故意不理會社會公平是改革進一步推進階段的重中之重的任務，甚至圖謀利用改革自己獲利。

　　在改革的第二階段，鄧小平"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想其實是有其潛臺詞的。這個潛臺詞就是，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是其他人不會因此變得更貧窮，不會因改革而受損害，這就是原則。這個原則不但符合社會主義理念，也符合了現代資本主義理念，這就是我在2005年12月21日清華大學演講的主要觀點。

　　但是很不幸的是目前的現實情況卻是社會環境急速惡化，可是部分專家學者還在抱殘守缺，仍然只談改革第一階段所倡導的效率，而不談第二階段應倡導的公平。他們簡單的認為將西方的經濟學概念引入中國就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西方經濟學的基礎是由政府與全民合作塑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在這個良好的社會環境之下談論各種不同學派的經濟理念才有意義。如果遍地都是盜匪，再奢談什么經濟學派或者任何經濟理論都是惘然，根本不可能在社會環境惡化的情況下談經濟發展----因為良好的社會環境是成功經濟發展的充分而且必要的條件，這就是俗話所說“功夫在詩外”的道理。在目前社會大環境逐日惡化的大前提之下，只談經濟問題只能是緣木求魚。同樣的邏輯，單純在法學范疇里奢談建立法治化社會也是枉然。

　　在當前中國，要解決經濟的長期發展的問題就必須先系統性的解決社會問題，例如有人明火執杖搶奪私人財產，有人偷竊國有資產，有人悍然剝削中小投資者。這些壞的經濟現象背后，都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例如監管不嚴，例如社會道德標準失范，例如缺乏信托責任等等。但很不幸的是學術界現有兩種怪現象。第一種怪現象是相當一批學者忽略了社會問題的嚴重性，而在一些枝節話題上喋喋不休。這種螺螄殼里做道場的局促做法已經不能適應今天的社會現實。每每看到這些人把精力智力花在為個人虛榮心而論戰，斷章取義，無限上綱甚至人身攻擊的時候，我只能認為這就是沒有意識到自己責任的偏執學者的悲哀。第二種怪現象是很多學者根本有意忽略了社會環境惡化的現實情況，這種掩耳盜鈴的背后原因在于缺乏社會良知。這種偏執和缺乏良知的現象也是網民批評這些學者的主因。這些學者不理解自己是偏執或是無良知的，面對網民批評的時候每每勃然大怒。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奇怪思維正顯示了這些學者還沉溺于大眾傳媒時代主導輿論的幻覺，而渾然不知個人傳媒(網絡)時代已經將話語權轉到社會民間的巨大轉變，這真正是我國學術界的悲哀。

　　但是第二階段的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目前卻是由上述這批專家學者主導輿論的時代中成型的，基本上而言，部分專家學者的改革思維僅僅是抄襲西方一些表面膚淺的名詞，例如市場化和民營化，再通過自己的一知半解設計改革路線。這些改革思維之浮淺以及結論之隨意讓有識之士感到震驚。這種現象就好比醫學界移植活體器官必須先考慮排異現象，引進一種新品種必須先考慮是否有天敵，否則環境立刻遭到破壞。舉例而言，澳洲引入兔子，由于沒有天敵而泛濫成災，美國密西根州隨意丟棄了幾條黑魚，由于沒有天敵，造成了五大湖的黑魚成災。這些自然現象說明了一個大道理，那就是隨意引入一個活體制度，例如民營化和市場化，就要先統籌考慮排異或天敵等等配套因素，否則社會環境一旦被破壞，后果不堪設想。而這也正是我國第二階段改革路徑的錯誤選擇――在沒有有效配套措施的土壤上囫圇吞棗的盲目引進西方時髦的經濟學概念，從而破壞了社會環境，敗壞了人心。

　　為了端正進一步深化改革思維理念，五年來我的第一步做法就是透過案例分析讓全國老百姓深刻的理解他們所熟悉的公司如何透過不法手段侵吞屬于全國百姓的資產，以社會大眾的反應來看，目的達到了。

　　第二步的做法就是透過案例分析尋找規律性-----在其他改革問題上尋找相同的規律，例如教改和醫改。我竟然發現驚人的類似性。例如教改圖利大學，而改革成本由最貧窮的農村子弟負擔，醫改圖利民營醫院，而改革成本由全社會病人負擔。其他的改革是不是也有少數人得益呢？例如股改，房改，金融改革。。。這些都值得我們深思。

　　大家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小康社會？那絕對不是人均GDP多少美元就能說明問題，而應該是老百姓能住房，能看病，能上學，以及能夠退休養老。可是現時第二階段的改革結果是什么呢？房改之后老百姓住不起房了，醫改之后看不起病了，教改之后小孩上不起學了，國企改革之后竟然被迫下崗，不但吃不起飯，甚至無法退休了----你叫老百姓怎么想得通，怎么能接受。但是我認為這個階段最嚴重的問題是整個社會的道德倫理和是非原則被完全破壞殆盡。舉例而言，國企改革之中，總有人強調“東西是自己的才做得好”這類糊涂邏輯，這是不是表示民企的職業經理人就可以不做好呢？那我們的民營企業又要如何發展呢？推而廣之，政府也不是政府官員個人的，那么是不是政府官員就可以做不好呢？此外，如果我們接受了荒謬的“冰棍理論”，那么做得好的國企老總什么都得不到，做的壞的國企老總反而可以將國企納為己有，我們這個社會還有倫理判斷和是非標準嗎？道德倫理是非標準迅速淪喪的結果是我們的社會土壤變壞了，人性變質了，社會變貪婪了，這種荒謬的土壤能培養出好干部，好企業嗎？

　　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是為什么整個社會竟然沒有制衡措施，為什么任由錯誤思維主導經濟發展呢？我的結論是由于政府壟斷了公共決策，再加上少數專家學者壟斷了輿論，在沒有全社會的集體參與和集思廣益之下，形成了少數人壟斷改革路徑的選擇---而且是一個破壞社會環境的錯誤路徑。

　　我想當下應該重新探討如何定義改革路徑，什么樣的改革才能真正利國利民？那就是應該上下一心，同心協力改善這個我們所深愛的土壤。這是一個大的系統工程，在此我呼吁全社會包括行行業業的專家學者和社會精英放棄門戶之見，以及個人的虛榮心，盡其所能的發揮自己擅長的技能，共同為營造諧和的社會這一偉大目標獻計獻策，共同解決社會問題，為民族，為國家創造一個公平，公正進而和諧的社會土壤。又因為解決社會問題是一個復雜而需長期努力的大任務，只有上下一心，群策群力，方可為之。而絕不能對于社會各種不正常不健康的現象假裝視而不見，違背良知，徒增社會大眾反感。

　　編者按：讀完了郎教授的感言后，我才理解郎教授過去利用案例分析批評企業，國企改革，金融改革，教改，醫改等問題，五年來種種努力，旨在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社會環境的惡化才是真正產生了這一系列亂象的主因。因此要解決經濟長期發展問題就必須跳出經濟學范疇而先行解決社會問題，只有如此，經濟才能進一步的飛速發展，而這也是專業學者郎教授呼吁各方有識之士跳出所在領域的局限，共同研討中國社會問題的所謂“功夫在詩外”的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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