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當前面臨的眾多矛盾要在中國內部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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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1月06日 16:02 贏周刊
 
　　□溫鐵軍

　　自從胡錦濤同志擔任總書記、溫家寶同志擔任總理以來，確實有一些值得關注的新的政策意圖已在討論實施之中。首先必須在思想認識上，對上世紀90年代發生的一些問題有一個新的分析。
 
　　以往，一般都認為從市場經濟到資本經濟的過程中，在制度安排上突出的是“四化”。首先，所謂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就得要先明確產權主體，有了產權最清晰的私有經濟主體，才會有市場經濟。所以理論界必然傾向于私有化。其次，既然是市場化，當然就有自由化的要求；因為商品有天然的平等要求。其三，只要是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就必須全球化，納入全球分工體系。

　　在這種傾向下，很多人的思想認識，基本上被這新“四化”的內在邏輯所束縛、所局限。似乎我們只要搞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我們的問題就解決了。看中國改革開放的真實經驗，未必一定要用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來歸納。并不矛盾的但容易被接受的、真正具有普遍意義的經驗，應該是工業化、城市化、貨幣化、資本化。

　　是不是這樣簡單呢？我們可以做一些比較分析。

　　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并非靈丹妙藥

　　這幾年，我先后去了30多個國家，特別是90年代中、后期以來去的大多是發展中國家。更關注的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大國，如印度、巴西、墨西哥、孟加拉等這些人口過億的國家的情況。

　　墨西哥人口約在1.3億，而且緊鄰在美國的家門口，它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程度都比我們高。但是，墨西哥面對的三大差別問題解決了嗎？社會矛盾不是非常尖銳嗎。有一次在墨西哥碰到一個農場主。我說，你的農場在哪個州呢？他說，你的問題錯了，應該問哪一個州在我的農場里。意思是說他的農場很大，已經超過了一個州的范圍。墨西哥38個州，在拉美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人均收入超過4000美元，比我們2020年全面小康要達到人均3000美元還多，但是，墨西哥仍然有高達百分之三十四的貧困率，農村仍然凋敝，小農仍然破產。大量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的貧民窟。只不過是從空間上把農村的貧困平移到了城市，變成了城市貧民窟人口。

　　在城市，一旦形成大規模的貧民窟，那么，正規的政府治理根本沒有辦法進去。那就是黑社會控制，黃、賭、毒泛濫，社會矛盾就會以暴力形式空前加劇，正常的法制社會就無法建立。新聞報道說，墨西哥監獄暴亂。那是因為囚犯太多，國家無法治理，就從囚犯中選最有實力的人當獄警，那就是囚犯中的黑社會。甚至由于解決不了囚犯的問題，要安排妓女到監獄中去工作。這樣的社會矛盾，連監獄警察都解決不了，難道不是典型的前車之鑒嗎？在墨西哥，被主流知識分子宣傳貫徹的“四化”，應該要比我們要深刻得多了，也徹底得多了，但能解決問題嗎？按照墨西哥國內非主流的學者計算，貧困比重超過50%，比陸學藝老師在中國做的十大階層分析嚴重得多。

　　再比如巴西。巴西勞工黨工人出身的總統競選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許諾：只要我當總統，一年之內消除饑餓。他的口號是巴西沒有理由饑餓。因為是世界上人均耕地面積最大的國家，農業資源最好的國家。

　　但是，為什么巴西有大規模的農業，卻讓老百姓饑餓？盡管巴西想消滅饑餓，容易嗎？因為，農場主不管國家的事，政府要達到什么目標跟私人農場沒關系。私營農場主追求的是效益，種經濟作物效益才高；種大豆向中國出口，種甘蔗、花生，也是為了出口獲得利潤，而不是為政府解決饑餓。所以，盧拉競選當上了總統一年了，要解決巴西的饑餓在完全私有制條件下是非常困難的。這就是巴西存在全國的無地農民示威的原因，早已成為一場全國性的運動。那是和平的運動，目前尚有35萬農戶住在帳篷里表示抗議，要求政府分配土地。

　　再看印度。跟咱們中國可相似了，人口10個億以上，70%在農村，人均耕地規模比較小，農村三分之一以上農民無地，于是乎，印度的貧民窟也是世界最大的。

　　請問，為什么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是印度的10倍以上？那是因為印度搞基礎設施建設太困難。鐵路兩邊全是貧民窟，想將鐵路從單軌變成雙軌，就得搬遷貧民窟，容易嗎？試試看？只要一動，就遇上成千上萬的貧民窟百姓，往哪兒搬呀？公路從兩車道變成4車道，試試？公路兩邊也是貧民窟，幾乎無法搞基礎設施建設。

　　盡管有大規模、高效益的農業，但既沒有解決貧困問題，也沒有解決饑餓問題。簡單地講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那是真正解決中國問題的靈丹妙藥嗎？去看看這些發展中國家，哪一個不比中國更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卻有哪個真正解決了國內矛盾？哪個社會矛盾不比中國更嚴重？

　　請注意土地制度的中國特色：不是每人，而是把個人計算到農戶家庭，給每個家庭三十年不變的土地使用權。這只有在中國做到了。

　　2004年1月，我從印度考察回來寫了一篇報告叫《無地則反，黨爭則亂》，引起很多人的批評，說溫鐵軍似乎在維持公有制、集權制。其實我不過是實事求是而已。無論誰，只要做了發展中國家比較研究就會明白。如果我們放手推進土地私有制，就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們現行的土地制取得的最大的制度收益，就是這個社會相對穩定。盡管城鄉差別全世界第一，農民被剝奪的程度并不亞于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但是卻仍然沒有出現社會不安定問題，這在很大程度是給了農民一塊地，他得保住這塊地。其實，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現在在城市里還沒有形成大規模的貧民窟的原因。

　　去年5月在孟加拉。首都的街頭一到晚上就是一個景，什么景呢？進城打工、流浪的人沒地方住，沿街一兩公里的排開像大搖籃一樣手工編成的竹筐子，每個人一個筐子，頭和腳在外邊搭著，人在里邊睡覺。這是那些進城時間不長的人，連去搭一個紙板子、破鐵皮棚子的能力都沒有，只能睡筐子。這是在南亞，北回歸線以南，氣候濕熱，頂多不過是下場雨，權且當作洗一個澡，要是在咱們這兒呢？北方地區冬天結冰，那是要凍死人的。中國真的要這種局面嗎？今后無論誰談私有化，讓他去那些貧民窟，也許就明白了。

　　中國得到大致穩定的根本原因，在于農村仍然實行土地按人分配、村社所有，老百姓至少寄希望于三十年后還能再分一回地，所以就穩定，就不鬧大事。

　　就業和能源困境非全球化與城市化所能化解

　　而且還得踏踏實實地承認，即使加快城市化，城市能夠容納的人口也是有限的。很多人說只要對外開放了，外貿帶動制造業增加，農民人口就轉移了。那么容易嗎？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有人測算，全部發達國家的制造業使用勞動力的總量9000多萬，有可能把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全部都搬到中國來嗎？不可能。人家的飛機、大炮、坦克得自己生產吧？否則憑什么維持所謂國家競爭力？不能簡單地說對外開放引進制造業，勞動力過剩就解決了。

　　中國勞動力總量是多少？溫家寶同志就任總理時答記者問，第一個脫口而出的數據就勞動力數量。他說：我們這個國家呀問題很復雜，歐美發達國家勞動力總量才不過3億多。我們中國一國勞動力總量現在就是7億多，幾乎是你們的兩倍。他很注重國情分析。如果進一步把農村半勞動力加上，是7億多嗎？農村60歲以上老人不能退休，沒人給退休金，還得下地干活。至少有50%以上的十幾歲的孩子上不起中學吧。干什么呢？不都得下地干活？都算成半勞力，僅中國農村的勞動力總量就在5個億以上。已經遠遠超過發達國家勞動力的總和了。

　　那么，中國到底需要多少農業勞動力呢？國務院發展中心測算，按現在的生產力水平只需要1個億的農業勞動力，對付這十幾億畝的耕地就夠了。如果按照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只需要5000萬。現在農村5億勞動力，農業只需要1個億勞動力，那潛在的失業半失業不是得有4個億嗎？靠什么解決呢？

　　基本國情問題搞不清楚就空談這化那化，空談誤國。

　　十六大以來特別強調以人為本，為什么？我們的人口轉移不出去，發達國家的模式就照搬不了。而且不僅我們現在勞動力嚴重過剩，將來會更進一步過剩。因為我們人口最高峰值是16個億，將會在2020～2030年出現。轉移不出去，內部又消化不了，現在才4億城市人口，怎么設想16億人口的時候可以實現70%～80%的城市化率？那就有12億在城里，怎么可能？

　　城里的人均生活用水消耗是農村的20多倍。這個倍數大家可能不理解，城里人每天洗澡，農村人每天洗嗎？城里人洗衣機是農村人端個盆洗衣服耗水量的多少倍？30多倍。大力發展城市的結果，首先是水資源哪兒來？我們現在600多個城市一半以上缺水，其中100多個城市屬于嚴重缺水城市。城市化怎么擴張？哪兒來水資源？顯然城市化擴張是要受到資源限制的。

　　此前熱炒了一兩年的尤科斯石油公司案，是什么問題？普京代表了俄國人民最大多數的根本利益，得了70%多的選票，他為什么對尤科斯石油公司下刀子。因為當年我國領導人先后訪問俄國，曾經簽了協定，俄國向中國每年供應不低于3000萬噸以上的石油。尤科斯公司給我們石油，管線應該從西伯利亞修到大慶，叫安大線。但現在他們認為這不符合市場原則，只賣給中國一家，賣不出好價錢，要另外修安納線到沿海，對日、韓、中三國賣石油才能抬價，這符合市場經濟原則。中國沒辦法。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原來指望這條北部的石油補給線告吹了。西部石油補給被人家做了安排，在中亞駐軍，卡住石油脖子；北部的這條石油補給線陸上通道又被干掉了。都是戰略伙伴關系。桌面上握手，桌子底下踢。全球化的實質是什么？沒有哪個國家愿意中國崛起，中國太大了。于是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

　　當前面臨的眾多矛盾只能在中國內部解決

　　不要拿今天西方的標準來衡量中國。其實我們不過是遇到人家300年前的局面。怎么解決呀？內部解決當然就得用內部的手段。我們只是矛盾內部化處理了，沒有向外轉嫁而已。因此不能隨便照搬西方通過殖民化大量轉移貧困人口之后才形成的現代制度。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兩次圈地運動造成城鄉差距拉大，無地農民增加，導致農民的群體性事件大面積發生。第一次圈地運動期間，在廣東省的群體性治安事件中，有一半左右是因為征占土地而引發的；在第二次圈地運動期間全國接近四分之三的農民上訪告狀是因為征占土地。

　　從經濟學角度來解釋，最能夠產生增值收益的就是直接占有資源，并把它轉化成可供交易的資產，甚至是進入虛擬交易的題材。而能夠最快形成收益的資源就是占地。只要占有了土地資源，就可以用土地作抵押，銀行貸款就幾乎非常平滑地拿到了。因為，只要圈占了一塊土地，那么，土地作為一種短缺資源，它的潛在升值預期和產生附加的“機會收益”就非常高。

　　因此，金融資本是最容易與房地產資本結合的。

　　此外，還因為市場條件下一般產業資本的風險比較大。比如，今天辦一個工業企業，明年黃了是非常可能的。競爭加劇，產品沒有技術含量，不很快就黃了嗎。更何況，對中小企業來說，市場是越來越難做了。地方搞中小企業需要多少年的奮斗才能打開銷路，所以，銀行給企業貸款必須非常慎重。可是，在投機性的領域，無論你是搞房地產，還是搞股票，銀行貸款一般是比較容易得到的，除非有政策限制。

　　總之，兩次大規模圈地運動引發的大量社會矛盾，在中國只能內部解決。

　　講了上面的道理，就應該明白了，我們在90年代進入了市場經濟，隨后進入了資本經濟，特別是進入世紀之交的時候，社會的兩級分化必然加快。內外矛盾都很復雜。因此，就得與時俱進地提出了十六大的“全面小康”。這些情況告訴我們，不可以簡單地認為只要按照一般市場經濟的理論思路繼續下去，我國的問題就解決了。

　　不僅國內的矛盾已經尖銳了，國際上還被美國人視為“邪惡”國家。隨之，從1999年的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中，我們已經知道下一步面臨的威助是什么了。所以，江澤民同志1999年6月份采納了各個方面的意見和建議，提出要建立陸上能源供給通道，同時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這時候，又有些人說：我們把資金投到東部，一年可以打十幾滾，為什么要開發西部？也許這些短視思維的人不能理解國家的戰略意圖。我們海上石油運輸70%的分量要經過馬六甲海道，這不是與當年日本的毛病一樣嗎？日本當年為什么要打東南亞？就是因為海上石油通道被歐美控制。日本沒有石油。而它在滿、蒙地區的殖民擴張，投入現代化軍隊，沒有石油是不行的。中國東北當時沒有石油。所以，只能經過馬六甲海峽向中東要石油。而馬六甲海峽被歐美控制，那里可是日本的生命線呀。

　　而如今，我們70%的進口石油要經過馬六甲海峽(現在已經是三分之一以上靠進口了)。無論是發展現代國防、現代工業，還是老百姓的現代生活等等，都得有石油。一方面是靠內部挖潛，另一方面是靠海上運輸。

　　我們的領導人已經預見到了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的惡化。所以，一方面出動大型國有公司到中亞五國去買石油資源，買石油勘探權；另一方面，建立上海“中亞五國合作機制”，這五國是世界第二大油氣資源豐富的地方。我們給投資幫發展，互利的結果是得到資源供給。于是，就著手建立從新疆到上海的油氣管線，這條管線4600公里在中國境內，如果再往西修2000公里，就進入中亞。

　　但是，阿富汗戰爭一打，美國、俄國相繼在中亞駐軍，卡住了向中國輸石油天然氣的陸地通道；此后，美國又動員歐洲銀行，從里海往西亞往歐洲修輸油管道，這可能卡住中國的石油補給。俄國人則是從中亞一直南下到阿富汗北部，至今還控制著阿北方的軍閥。為什么呢？維護的是俄羅斯的利益。

　　我有一次與西方學者討論，當他們叫板的時候我就說，咱們算一筆賬，如果把歐洲向外的移民都計算回歐洲，會有多少人？歐洲人口坐地增一倍。現在老歐洲三億多人口，就變成七億多。歐盟十五國不打翻了天那才見鬼。如果把在外的混血人口也都計算回來，歐洲人口會超過了十億，都集中在歐洲這個半島型的大陸上，請問有環保嗎？有人權嗎？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嗎？

　　世界上所有進入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都會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階段出現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矛盾加劇。人們都應該知道的常識是：在資本經濟條件下，必然會使社會矛盾復雜化。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在某些地區甚至會尖銳化。這也是世界普遍經驗。

　　并不是發達國家沒有出現過此類問題。發達國家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時，只不過是通過殖民化向外轉移來化解了。西方的殖民化大約搞了500年，直到20世紀中葉才基本結束。其中，中國收回香港是在1997年，收回澳門不是更近嗎？再比如東南亞，不是直至上世紀70年代才真正爭取到獨立嗎？

　　所以盡管我們說，發達國家或者說是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是放在我們前面河里的石頭，都可以摸著走，市場經濟、資本經濟都可以摸，可一旦摸到這里(社會矛盾問題)，沒法再摸了。因為這塊石頭上寫著“堅船利炮”、“殖民戰爭”。只怕是剛一伸手，就有人打你了。

　　胡溫新政背后的研判依據

　　進入新世紀、尤其是十六大以后，當我們正處在這個國家面臨戰略轉變階段的時候，能照搬西方一套的說法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嗎？我看照搬不得。請看，胡錦濤同志就任總書記之前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是去西柏坡，后來他強調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這是一個執政黨領袖的高明之處。你們再看看溫家寶總理就任總理之前干了什么？到東北下礦井，跟礦工用一個飯盒吃飯，用一個杯子喝水，他先表明自己的立場。以此提醒我們的各級干部，90年代傍大款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天該去幫農民、幫工人了。今后如果你們的鏡頭仍然出現在大款的宴會上，早晚出事。如果你們也出現在農村，像溫家寶總理一樣到工人、農民中間，那就是親民，是立黨為公的表現，是貫徹胡溫新政的表現。如今強調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這是執政黨要求各級干部應有的起碼的標準，強調以人為本應該是執政的前提。如果不轉過來，仍舊還是招商引資傍大款，那是90年代的圖景，說明你落伍了，既沒跟上胡溫新政，也沒跟上十六大以來的戰略轉變。

　　所以，再不能把原來90年代盲目照搬過來的理念拿來解決我們今天的問題了。很多過去正確的口號都應該重新認識。比如說依法治國。在提出之后不久就作了修正，強調“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并重，結果被有些人批判。甚至共產黨懲治腐敗搞的“雙規”，都有很多法學家批評說是違法的。這不迂腐嗎？當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都宣誓為黨的事業獻出一切對不對？現在根據誓詞就能對黨員干部進行“雙規”。黨員不是一般的公民，首先自己愿意宣誓作一名共產黨員，承認黨的利益高于個人的一切。何況，現在哪幾個被“雙規”的沒問題？雙規很好。比如安徽的王懷忠。當年(80年代)是安徽省毫州市這個縣級市的副書記，分工就是管農村試驗區的工作。我是搞農村試驗區工作的，所以我認識他，眼看著他一步步當上副省長。即使知道他有問題，你能查證嗎？現在不僅“雙規”，而且不在本地，拿到山東來“雙規”，他跟本地沒有任何聯系了，誰也不能出假證了。還沒走司法程序他不就交待了嗎？最后判死刑。另外，那個云南省的李嘉廷省長，不也是下了飛機就車接走了，說是開會，直接拉到“雙規”地點。不靠這種手段怎么解決？靠地方上的司法程序？一年兩年、三年五年都未必能解決。

　　我們曾經關門討論了一次，當時提出，執政黨轉型期間要加強執政能力，要格外防范政治風險。什么政治風險呢？現在要想推進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碼的健康力量。一是我們的官員恐怕相當部份都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問題，越是權力部門的官員越有此問題，能全揪出來嗎？不能。能指望有問題的官員公正地執行政策嗎？也不能。二是我們的知識分子大部分有非稅收入問題，大家都滿天飛地走穴講課，拿的錢難道都報稅了嗎？越是大腕學者，越是可能有大額的非稅收入，比較普遍地有偷漏稅問題。其三是我們的企業家很多有非法經營的問題。而既然中產階級主要是官員、企業家、知識分子這三部份。在這種三部份都有問題的條件下，能搞出一個良性政治嗎？不能，那怎么辦呢？目前只能加強執政黨的一元化領導。

　　中央政治改革的唯一目標不可能是別的，只能是加強執政黨的地位。否則這么大個中國，這么多人口，又沒法像西方國家那樣走出去，矛盾只能內部消化，不靠執政能力的加強，是要出事的。不論大家心中的自由化理念多么強烈，只能先把它壓住，先服從一下中華民族在進入新的歷史階段的需要，執政黨在轉型時期，社會需要穩定。

　　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以來的“中國邏輯”

　　我們正處在一個“新世紀的重大戰略轉變”的歷史階段。

　　往前看十幾年，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可以分別用三個不同的關鍵詞來概括。十四大關鍵詞叫做“市場經濟”，十五大，與以往最大的不同是提出了“資本經濟”，2002年的十六大則提出了“全面小康”。

　　把三次的提法聯系起來，僅僅從表面上看，許多人會不理解。

　　因為，人們很容易從“市場經濟”這個概念合乎邏輯地推導出“資本經濟”，但從“資本經濟”的內在邏輯出發，卻很難從經濟的角度推導出“全面小康”。于是，強調“全面小康”與強調“資本經濟”就是對立性的。所以，有些人在認識上和行動上就都跟不上了，把“全面小康”只當成一個口號來理解，或者在工作上只當成扶貧、推行低保，而不愿或不能把執政黨代表大會政府報告關鍵詞的不同，看作是整個國家發展到這樣的階段，需要進行重大戰略轉變的指導思想的概括。

　　深入理解1992年以來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三個不同的關鍵詞，其實完全可以構成一個合理的邏輯關系。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并不跟“市場經濟”、“資本經濟”對立。執政黨的三代領導集體，從鄧小平、江澤民到現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指導思想，從戰略高度來看是一以貫之，并不矛盾。

　　十四大之前中國的改革可歸納為“放權讓利”，政府已經從1979-1985年的農產品市場購銷和價格改革開始，放開了大多數農產品價格控制。1988年又進行了“雙軌制”價格改革。當時中央成立了“方案辦”，包括吳敬璉教授等很多今天的著名學者都在研究改革的不同方案。

　　盡管那次“物價闖關”改革失利，盡管此前的城市改革，并沒有像農村改革那樣先把土地分配給農戶再放開價格，并且多少是因此而造成或者引發了一系列矛盾和問題，但后來還是化解了、或者說暫時度過了危機。

　　至此，中國總算有了一個相對初步的市場環境。所以我們應該說“市場經濟”的提出是客觀事物發展的結果，是中國本身已經有了一個市場環境之后的意識形態反映。

　　在十四大提出“市場經濟”前后，國家隨即放開了三個前所未有的資本經濟領域：第一是證券市場、股票交易。這是什么？當然是資本市場。證券市場交易的是什么呢？是量化的、價值化的、可以被拆細的、可以連續交易的企業資產；不僅是固定資產、也包括無形資產。隨之，虛擬資本在中國產生。

　　其次是同期開放的期貨市場。

　　第三是鄧小平南巡之后，各地大辦開發區，興起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圈地運動”，亦即房地產市場開放。

　　這也就是說，市場經濟提出之后，開放證券、期貨和房地產市場，中國的資本經濟客觀上應運而生。

　　世界上所有的進入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都會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階段出現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矛盾加劇。

　　講了上面的道理，我們就應該明白了，中國在90年代進入了市場經濟，隨后進入了資本經濟，特別是進入世紀之交的時候，社會的兩極分化必然加快。內外矛盾都很復雜。因此，就提出了十六大的“全面小康”。這些情況告訴我們，不可以簡單地認為只要按照一般市場經濟的理論思路繼續下去，我國的問題就解決了。

　作者簡介: 溫鐵軍， 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中國體改研究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

　　(本文根據溫鐵軍在福建講話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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