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2006經濟學非主流視角：

 中國社會思潮與理論斗爭

 楊  帆

第一，   愛國主義空前高漲，國家安全觀念深入人心

 2004年底有兩個口號，一個是經濟學主流派提出的“2005年是“改革年”，一個是我們非主流派提出的“愛國年”和“新改革開放觀”，要反思改革。

實際上如何？我們的預測成為現實，改革年變成了反思改革年。

2005年是抗日戰爭和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必然是“愛國年”。全社會主流派話語中轉到愛國主義方面，且大大超出了我們的預期。上半年是全世界華人網上簽名反對日本入常, 最后日本就是沒能“入?！薄?（全場振奮）

我在三年前研究封鎖臺灣的經濟代價的時候，意識到只要封鎖臺灣，就不能不涉及釣魚島， 于是產生了把軍事斗爭重點從臺灣海峽向釣魚島轉移的想法。 現在這個形勢逐步顯現。 2005年我們邀請國民黨親民黨領導訪問大陸，重獲對臺斗爭的主動權，。國民黨已徹底改組，2008年國親新聯盟在臺灣選舉中取勝有望，也不排除民進黨狗急跳墻。 軍事斗爭的焦點在客觀上可能向北轉移。

大家可以聽聽東京基金會關于日本對華政策的建議，對日中關系實質的判斷，他們是這樣說的：

“中日近來發生一系列爭端，包括2005年4月中國反日暴力示威、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開發東海資源。這不是轉瞬即逝的暫時現象，而是未來日中關系的常態。爭端的根源并不是表面上兩國對歷史問題的認識存在偏差。而是中國在“和平崛起”的招牌下，圖謀在亞洲建立地區霸權，矮化和打壓可能與之競爭的日本，極力阻止其躋身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行列。于日本的爭端，中國的做法非常霸道，公然違反國家法。小泉政府對華太過軟弱，更深刻原因是日本國民對歷史上發動侵略戰爭擺脫不了負罪感，這一點被中國政府利用，在爭端中居于有利地位。 4月反日示威引起世界譴責，中國不得不收斂鋒芒。一方面對國內反日示威嚴加鎮壓，又借紀念二戰勝利，向國內外宣傳日本罪行，博取國際社會同情，分化日本國內輿論。這一政策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對韓國反日政策推波助瀾。把與對中國依賴程度提高的日本企業和媒體爭端的責任歸于小泉的錯誤。（楊：他們承認，日本一部分媒體和企業是親華的）。（小泉）一味奉行對中國妥協退讓、友誼第一的政策不利于日本，也不利于中國。回避矛盾只能助長中國的驕橫。日本政府不能回避兩國之間暫時的沖突。讓中國知道日本容忍的底線，可以避免日中爆發更大的沖突。“

他們建議：

“一、日本應該拋棄在歷史問題上對中國的負罪感。以現實主義外交方針取代“友誼第一”，敢于面對同中國的暫時沖突，從而避免或推遲發生一場變本加厲的中日對抗。世界核算日本人能已經走出了戰后時期，當前現實是中國加強地區實力，謀求地區霸權，采取反日姿態。日本有必要調整外交政策，對中國不采取強硬態度。

二、要求中國就違反國際法和國際規則向日本道歉。不應一再容忍妥協，助長中國的驕橫跋扈。

三、以實施反駁關于日本對歷史罪行認識不夠的批評。讓國內和國際社會了解，二戰后六十年，日本和中國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一個是對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國家，一個是成為國際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日本放棄武裝起來的政策，成為走和平道路的自由民主國家。以G8成員身份參與世界經濟管理。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大量低息貸款。中國經濟成就離不開日本的貢獻。中國1949年以來先后與一系列國家發生戰爭，內政上犯嚴重錯誤。擴大軍事實力，中國很難成為國際社會中一個穩定、負責任的成員。其發展走向帶有極大的不確定性。

四、要求中國遵守國家法澤、國際規范。中國維持一黨專政形式，擴大軍力，對國內民主言論和民主權利的踐踏，對自由貿易承諾的違背，使其成為一個不負責任的大國。

五、在處理對華關系方面，日本應發揮其作為亞洲國家、 太平洋國家以及海洋國家的作用。日本利益已從東北亞擴展到太平洋和其他地區，成為名副其實的海洋國家。以美日同盟為基石，形成東起日本，穿越中國東海和印度洋，西抵中東的海上交通線。與印度建立友好關系，消弱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加強美日同盟與歐洲的傳統聯系。反制來自中國的威脅。

堅定不移地爭取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戰后日本成為走和平道路的自由、民主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積極參與國際維和行動，交納聯合國會費第二多，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冷戰時期加入美國主導的“反共產主義”同盟，成為冷戰的戰勝國，徹底擺脫了戰敗國的身份。在國內廣為宣傳日本對華問題的立場、主張和外交政策。開展公共外交，統一日本國民認識。敦促媒體修正對歷史的偏頗見解，沖破中國政府的信息控制，向中國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傳播信息，加強公共外交力度，營造有利于日本人的國際輿論環境。”（全場激憤）

前面是日本的最近情況。還有美國對中國2015年的三種判斷：一是經濟發展很好，但轉向了軍事力量。二是中國經濟崩潰，美國都不希望。三是中國最好是能維持現狀，既能保持穩定和經濟增長，又不和美國為敵，不搞國防。

我們國內改革和發展，不能離開國際大背景。 有的改革研討會根本不涉及外部安全環境，他們就像小孩似的，以為中國30年來是成長在一個安全的環境， 以后也必然如此。他們設計的改革開放是假設中國沒有外部威脅。 或者可以依靠與美國的商業關系化解這些威脅的。 這是非常危險的傾向。

從前面的東京基金會關于日本對華政策的建議，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國內還有不少比小泉更右傾、更軍國主義化的勢力要主導其國策。 10年來對臺關系的主動權直到2005年才扭過來到我們手中。 我們對日本的態度強硬，實際上就是震懾臺獨。（全場振奮）

第二，   認真反思改革開放，

制止權力資本扭曲改革

在中國已經墮落為瓜分派的某些“極右翼主流經濟學家”， 在去年“郎顧之爭”中受到很大觸動，他們認為形勢不好，中國的新左派知識分子和民眾輿論結合，并獲得了中央某些領導的支持，形成民粹主義思潮反對改革開放，是“郎顧之爭”攪亂了人們的思想，所以他們提出2005年是“改革年”，召開一系列改革討論會，在內部仍舊非常囂張，有人說改革要不惜代價，不能怕出事，即使出事也不能停。 這樣急于改革，是瓜分派的陰謀，他們從2000年以來就特別著急， 因為最高領導層的變化對他們不利。 他們代表剛剛出現的權力資本集團，企圖在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層換屆前后，抓緊推行“靜悄悄的瓜分”，撈取更大的利益。 這與當年葉立欽，蓋大爾非常相似，他們最關心的就是在任期間把國有資產賣光，

他們曾經這樣說：“賣光了，我就放心了”。由此可見，中國的改革正在處于非常關鍵的時期甚至說是時刻， 2004----2006年的大爭論，將決定中國未來的走向和命運。

我們則針鋒相對地提出2005年反思改革年。改革設計和解釋不是體制改革委員會或者研究會某些人的專利，別人觸碰不得。所謂“改革共識”，離開了經濟學非主流派， 廣大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參與，是不可能達成的。我們都是中國改革開放終生的積極參加者，絕不會否定30年來改革開放的總方向，但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改革開放不斷被權力資本扭曲，忽視了公平和安全，已造成嚴重的社會分裂，爆發許多矛盾沖突， 包括民營資本與政府的沖突， 民眾利益與資本家的沖突，甚至發生嚴重的血案，如農民工殺死工頭等， 腐敗大幅度升級，環境破壞和煤礦爆炸之類的惡性事件，幾乎到了難以遏止的程度，無數礦工的死難養肥了礦主，在北京購買大量的豪宅，支撐著房地產泡沫。而未來時期的經濟增長受到了嚴重的資源制約，經濟安全問題凸顯，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可能受到突如其來的挑戰。

無數觸目驚心的事件，促使全社會進行反思：中國改革究竟出了什么問題？ 要走到什么方向去？ 中國會不會被他們搞出大危機，甚至四分五裂？中國會不會走向拉丁美洲道路？ 通觀世界各國的現代化，失敗的比成功的多。歷史上數十年繁榮之后，導致內亂和外患，幾乎成為規律性的現象。 目前中國已有30年繁榮，問題亦成堆出現， 在選擇道路的時刻，我們萬萬不可錯。 好象進入高速公路，路徑錯了，就很難調整過來。

我們“經濟學非主流派”反思改革，已經有10年的歷史。 我們在2004年集體支持郎咸平，揭露了瓜分派的陰謀。 我們在2005年初提出“新改革開放觀”：改革要更加注重公平，開放要更加注意安全。 現在已經成為共識。 改革也是有成本和收益的，應該使改革的收益者承擔改革成本，這就是改革的公平原則，這是我在1996年《南方周末》發表文章所提出的。 必須揭露和清算權力資本對改革的扭曲， 重新明確改革與開放的基本宗旨， 必須能夠讓大多數人分享改革和發展的好處，在為大多數人的社會主義立場上重新達成改革共識。改革的結果，絕對不能是人民造反，社會動蕩；開放的結果絕對不能是外資控制，國家喪失安全利益。 脫離了上述基本原則，只是抽象地，形式主義地講制度改革，市場機制，表面自由， 政府退出，寡頭民主，程序公正，而不顧實際后果；或者把目前所有弊病都歸結為市場經濟不完善，拒絕反思和調整，反而要以“進一步改革來解決改革中的問題”；種種說法，其實質都是代表既得利益集團，拒絕利益格局的調整。 因此，在改革共識沒有真正達成以前，應該暫停改革，特別是MBO等形式的國有企業改革。

2005年8月政府抓了顧雛軍，全社會掀起批判經濟學家的浪潮，隨后是劉國光和丁學良兩面夾擊， 統治中國10年的“主流經濟學家”喪失了社會公信力和話語權，這與全社會反思改革的趨勢是完全一致的。 反思改革，就不能不批判中國的經濟學主流派，是他們以新自由主義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建議在誤導中國改革， 極少數人甚至主張資本與權力勾結，自覺充當權力資本代言人，甚至親自參與權力資本的瓜分，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精英聯盟”的核心理念和行動，我稱他們為理論界的“瓜分派”， 不能僅僅新自由主義來概括他們。 他們是新自由主義與中國的不受制約的權力相結合的產物。

8月份出現了反思醫療改革的報告，主要觀點是：“醫療改革是失敗的”，“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市場化導向的改革造成的”。教育改革思路正在反思，教育產業化搞得老師不好好教，學生不好好學，畢業之后許多人找不到工作，政治思想非常糟糕，這樣下去將毀掉我們的青年人。中央支持自主品牌和自主創新，促進科技領域反思，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同發達國家的科技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拉大了，產業和金融處于被國際資本為主導重新整合的境地。 外資利潤匯出越來越多，使GDP與GNP的差距越來越大，于是主流經濟學家就談GDP不談GNP，經濟學在他們那里本來是分配的學問，如今卻只講生產增長，掩蓋了利益分配日益向國際資本傾斜的事實。

8月份“劉國光命題”提出“馬克思主義和西方經濟學誰是主流”的問題，迫使“瓜分派”改變策略， 第一，對劉國光進行強烈反彈， 第二，把反思改革從戰略和指導思想層面，降低到零敲碎打，“有什么問題談什么問題”； 第三，把“非主流”觀點吸收過去，主要是關心民生，扶貧，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資源約束，克服貧富差距這一方面。 這樣做是因為中央精神和社會輿論已明確，他們想保持自己的話語權和位置，就不能不接受這些觀點。 問題在于，剽竊別人是要受到知識產權法的制裁的。立場不對，代表的利益集團，做起來總是很別扭（笑）。零敲碎打的結果，還是要導致全面深刻反思。 改革的主導權不能再被瓜分派控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和原則應調整，對國內外形勢應達成新共識，已形成的利益格局必須調整。 目前兩年放慢改革開放的速度行反思是必要的，反思改革是為了更好地推動改革。

2006年仍將是“反思改革年”，而不可能是“改革年”。 反思重點應該跳出制度層面和國內社會問題的范圍， 進入到發展戰略和國際關系，涉外經濟，產業和政府等領域，理論界和全社會將繼續打破“不爭論”的禁區，進行公共政策大辯論。 這樣的爭論將為中共十七大總方針的確定， 提供群眾基礎和理論基礎。 然后再有計劃地，依據法律的規定，推動新的改革開放。

2006年中國落實WTO 市場準入， 民族矛盾會更加突出。我們提出新的2006年要反思的題目有五個：發展模式，國家安全，外資政策，科技發展，信仰重建。（鼓掌）， 我們希望那些“改革設計者”變成反思者，但是恐怕他們跟不上。 因為我們代表的利益不同。 他們代表的是既得利益集團，而且有買辦化的傾向。而我們代表廣大人民利益， 和國家民族長遠利益。 （鼓掌）

反思改革，需要歷史全面地理解鄧小平思想。

鄧小平是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 他在20世紀80年代的許多思想，如“少數人先富起來”，“發展是硬任務”，“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等等，在當時是為了推動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 到90年代以后事過境遷， 這些提法就被極右翼所歪曲和利用，成為他們扭曲改革的掩護。 而鄧小平的愛國主義，愛民思想，社會主義信念，特別是要求制止兩極分化的思想，則被淡化和封鎖。 1995年以后，中國改革逐步被權力資扭曲，改革喪失公平性，開放忽視國家安全， 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小平的威信和聲譽因此也受到了影響。 我們認為，把問題追溯到鄧小平理論，既不客觀，又不策略。反思改革需要“歷史全面地理解鄧小平思想”。

鄧小平一生是典型的實踐派，一貫反對教條主義。 他倡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曾經在70年代末期掀起思想解放運動（汪暉稱之為新啟蒙運動）， 徹底結束了極左路線。對于改革開放，鄧只是堅持大方向，對于具體措施非常謹慎。 他的名言是“摸者石頭過河”，尊重群眾的創造， 許多東西沒有經驗，可以實驗，搞的不好可以取消，如股票市場。 他從來沒有說過什么東西是不可以反思的，反思就是反改革，這種話只有利用小平思想謀私利的人才可能說的出來。 鄧小平自己不可能違背自己的思想路線。 事實證明，鄧小平做得很好。他晚年思想不但沒有僵化，反而趨于成熟。 1992年在南巡克服“極左”以后，鄧小平對于“極右”出現的可能性有高度的警惕。他堅持反對國際霸權主義， 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制止了“高干子弟全面接班“，特別是提出了糾正社會兩極分化的重要思想。

2005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鄧小平年鑒》，對于中國改革功不可沒。 它全面記錄小平思想， 發表了鄧晚年論述貧富的談話。 鄧在80年代一再講：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帶動其他地區和人富起來。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走了邪路了?？傊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就是我們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這些社會主義原則，從長遠來說最終目的是過渡到共產主義。小平多次提到以公有制為主體，不搞兩極分化。他的判斷是：當一部分人很富時，國家有能力采取調節措施。 他的估計可能過于樂觀，但他的愛國主義立場是終生的，堅持社會主義反對兩極分化是始終如一的。

小平在1992年說， 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時就要突出提出和解決“兩極分化”問題。 “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紤]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收入問題。不同地區總會有一定差距，但這種差距太小了不行，太大了也不行。如果僅是一部分人富有，就發展到資本主義了。到本世紀末，就應該提出和考慮分配問題。我們的政策是既不鼓勵懶漢，又不鼓勵打內仗?！?/p>

1993年鄧小平對他弟弟說：“國家發展了，我當一個富裕國家的公民就行了。12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之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些問題比解決發展的問題還困難。 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人能干，但問題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隨時都會出現新問題。比如剛才講的分配問題。少部分人獲得大量財富，大部分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富帶動后富，一部分地區先發展起來。現在看來，發展起來之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大家給鄧小平鼓鼓掌。（全場鼓掌）

鄧小平的貧富論是完整的，但是在1995年以后沒有得到貫徹， 既得利益集團歪曲了“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思想，“發展是硬任務”思想，作為扭曲改革的理論武器； 同時他們淡化鄧小平的愛國主義，反對霸權主義的思想， 因此應進行理論的正本清源， 鄧小平理論不僅一直指導進行改革開放， 也能夠指導反思改革開放。 我們反思改革開放，鄧的旗幟不能丟，要歷史全面地理解鄧小平思想， 不可讓“瓜分派”再利用小平思想，也不可犯90年代初期全面否定小平思想的錯誤。

2005年還出現一些事件值得一提。

自由主義繼續企圖保持對企業界的影響。有人提出：中國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是企業家和政府的矛盾， 他們提出“工商文明”， 鼓吹資本邏輯和西方中心論，因為理論水平不高，沒有什么社會影響。

自由主義者繼續把矛頭指向國家控制。 他們提出，中國的主要矛盾是“民和官”的矛盾，而企業家則是“人民的代表，社會進步的代表”。 我們則認為，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國家利益，與權力資本化買辦化的矛盾。 （鼓掌）

有些青年自由派主要是律師，越來越多地參與民間維權活動。他們的思想基礎是自由主義。 美國在中亞以民主名義推行“顏色革命”， 迫使國內控制不斷加強。 這給本來應該通過民主法制軌道合理解決的民眾“維權”， 增加了復雜背景。現在左右派在“民主”問題上都沒有共識，需要繼續研究。 我們應該支持民間正當合法的維權活動， 只有這樣，才能夠制止權力資本惡性膨脹；我們也應該警惕各種敵對勢力瓦解國家的陰謀。我們應該旗幟鮮明地提出愛國主義和戰略產業等理論， 在理論上解決民營資本與政府和國家資本的關系問題，幫助民營資本上升到民族資本。

第三，   正確開展理論爭論，克服左右傾教條主義

第一階段：1975-----1995年

1975---1995年中國思想界可以概括為“自由主義與傳統社會主義”的斗爭， 自由主義思想是在馬克思主義內部發生的， 經過長期艱苦的理論斗爭， 與中央與群眾建立了良性互動關系，先否定文化革命思想，后否定計劃經濟思想，推動了改革開放，這就是被稱為“新啟蒙運動”的思想解放，其主流是健康的，經濟學家的貢獻也在其中。

現在有一種說法；“不能批判經濟學主流派，他們對改革開放有貢獻。”-------這是對于歷史的無知或者歪曲。 80年代的中國改革開放派經濟學家，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主流。

在理論體系上，他們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內部的自由派， 幾乎沒有人掌握西方經濟學。 社會思潮的主流是“極左”， 改革開放派全是“非主流”。 在改革派理論家中間，經濟學家只是一個分支，并不占主導地位， 最出名的是哲學家，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連文學家也比經濟學家大大有名。 當時最時髦的作品是“河殤”，而不是“誰動了我的奶酪”。

西方經濟學是在90年代中期才成為經濟學主流的，經濟學家也有貢獻，但是被捧為“主流“的同時，就被新自由主義所利用，在應用中也有嚴重的教條主義。 后來一小撮著名經濟學家蛻化為”瓜分派”， 不僅沒有貢獻，反而留下了誤導改革的歷史責任，和等待揭露的個人丑聞。

20世紀90年代初期三年“老左派”回潮， 在政治上非常有利的情況下，卻始終拿不出什么新的理論。 有些人維護國家穩定的立場是堅定的， 但頭腦比較清醒，不希望搞得太左， 比如王小東等人提出民族主義， 我則幫助北京青年報進行國情教育，效果很好，但終究不能成為主流。 結果是老左派主導進行“反對和平演變”教育， 進一步批鄧，否定改革開放，終于惹怒了鄧小平，1992年南巡以后，左派迅速失敗，這次教訓至今無人認真總結。 老左派人物的解釋是，當時改革開放的弊病尚未充分暴露， 群眾沒有支持左派，他們否認自己在理論上有重大缺陷，他們的理論反思能力實在是太差了。 要知道，現在雖然群眾輿論在反思改革，但既得利益集團的勢力比10年代前大的多， 特別是吸收大批知識分子和媒體參加， 由自發的階層變成了自覺的階層。 廣大群眾則處于分散的狀態，其利益不僅無法保障，甚至無人為之代言。

10年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是有成績的，社會出現一系列結構變化，如市場機制基本建立，文化世俗化，青年的個人主義，性與家庭關系的變化，知識分子職業化， 國家信仰的確失與社會信仰多元化，國家機關專業化和科層化， 國際交往擴大，特別是中產階級的形成，都是‘中左和中右”思潮的社會基礎。 但他們力量弱小，不能形成主流。 極右思潮獨占主流，實在是因為權力資本化發展太快，腐敗勢力蔓延和國際敵對勢力支持，決策層指導思想失誤也是重要原因。

目前老左派“傳統馬克思主義”突然崛起，主要是依靠官方支持， 他們中間某些人自我感覺良好，始終認為自己是主流，他們錯誤判斷形勢，拒絕反思自己，甚至排斥異己，直接爭奪話語權。 這樣是不可能成功的。 因為極右所代表的利益集團，并沒有受到真正的遏制，其組織力量極其強大。 我們作為“非主流”能夠盡自己良心，行使知識分子社會批判功能，為弱勢群體說句話，已經不易。到現在居然自立門戶， 有點影響，能偶然有限地影響一下政策，更是喜出望外。 哪有當主流的野心和奢求？ 只有在一種條件下我們的思想可能成為主流，那就是中國面臨國內外重大危機的時候。這卻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

第二階段：1995-----2005年

1992年以后“老左派”徹底喪失主流地位，自由主義在成為主流的同時，就向反面轉化，其特點比80年代大大不同。

第一，   拋掉馬克思主義外衣，采取獨立的話語系統，奉哈耶克為精神領袖。經濟學

則以西方新古典主義和新制度學派代替馬克思政治經濟學。

第二，   政治自由主義的墮落。

自由主義分為政治自由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政治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在中國發展獨

立的自由主義理論，鼓吹民主自由，在一般理論意義上也是有貢獻的。 其左翼是反對權力資本瓜分的。但其右翼在中國問題的定位，一開始就有重大偏差。

--------庸俗的歷史進化論， 文化一元論， 普適價值論，西方中心論；對美國完全的盲目崇拜。 進一步鼓吹文化買辦化； 主張以西方學術標準控制中國的學術界；

-------鼓吹歷史虛無主義，鼓吹革命無用論，造反無理論，共產主義傳入中國錯誤論，

甚至說歷史上沒有中國，說中國是依靠亡國和賣國才得以延續下來的。

-------以反對民粹主義為口號，實際是反對民生主義，他們對中國人民大眾一直采取

鄙視，無視，漠視和仇視的態度。在他們的話語中，動輒“暴民政治”，“賤民社會”，“愚昧無知”，把歷史上所有人民起義都描寫為“亂臣賊子，流氓無產者，市井無賴，異端邪教”。 自由主義的南方鼻祖把持《南方周末》， 控制公共知識分子評選，培養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有計劃地圍剿“新左派”。  他們與中央電視臺合作搞的《走向共和》， 把孫中山表演成沿街化緣的小丑， 而慈禧，李鴻章，袁世凱則是憂國憂民，身不由己，有說不盡的苦衷。 如此下去， 下一個也是最后一個翻案的，就將是汪精衛了。

-------反對民族主義，完全沒有國家利益的觀念。極個別人完全否定國家的合法性， 完

整性，甚至支持臺灣獨立， 主張國家分裂， 鼓吹對日關系新思維，忘掉歷史恩怨等等。

------政治自由主義的進一步墮落，是在近三年與“瓜分派”同流合污，為他們提供歷史文化背景。 本來以“自由”為宗旨的大部分自由主義者是非常反對腐敗和權力資本化的，這是政治自由主義的“中左翼”。 大約在2002年左右，其右翼逐漸上升，在理論上通過兩點，打通了與“瓜分派”的理論橋梁。

--------背棄民主。 這是中國的一部分自由主義者最為可恥的地方。 反對專制，主張民主，本來是自由主義的專利，他們信奉自由主義的基本理由就是：只有自由主義才提供了徹底反對專制主義的哲學。 他們曾經為臺灣選舉而流淚，為美國的“民主和平論和人權高于主權論”而鼓吹，但是在中國，他們竟然提出沒有人民民主權利的“憲政論”， 以形式自由掩蓋實質自由，以寡頭民主（實際是寡頭聯合專制）取消人民民主權利。 這種轉變不僅無理，而且無恥。這是因為他們發現，既得利益面臨人民反對，國際霸權激起民族主義，人民民主對他們不利，他們要求的是國家機器為他們服務，包括為他們鎮壓人民。 為否定自己一貫堅持的民主，絞盡腦汁發明許多謬論否定一人一票。他們說現在不能搞投票，甚至不能搞民意測驗，因為一黨專制，輿論控制和長期教育，已經把人民訓練成為同一種思想， 投票也是投毛澤東的票。 實際上，20年以來的教育和社會思潮，基本是已經是自由主義的天下， 新聞控制大大松弛甚至失控， 至少在網上是有相當言論自由的，人民群眾完全有能力自由選擇。

-------徹底的否定毛澤東。 把毛澤東時期定位為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現在無論出現什么問題，也比毛澤東時期要好，借此否認改革開放中間的問題。

把自由主義這樣在中國這樣定位， 就完全毀滅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前途，毀滅了自由主義者的社會聲譽。 這些人并不能客觀地研究學問，在他們靈魂深處，有對國家和民族非常大的歷史偏見和非理性，這與他們自己的經歷是分不開的。 在中國人民堅決抵抗權力資本瓜分的嚴重時刻，他們居然站在專制，腐敗，買辦一方，這就使自由主義陷入分崩離析。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只有依靠新的一代沒有歷史偏見的人，接受民主主義，民生主義和愛國主義以后，才有出路。

第三，經濟自由主義大肆泛濫，演變成為新自由主義，他們有國際勢力支持，國內利

益集團需要，有官方大力扶植和破格提拔，很快就樹立了西方經濟學的話語霸權，把馬克思主義邊緣化。西方經濟學越位， 不僅成為科學， 而且填補了意識形態真空，幾乎成為神學（見楊帆2000年深圳特區報）。

作為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中國主流派經濟學家中間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比國際同行更加囂張。他們積極鼓吹以下主張：

-------盲目服從西方全球化的話語霸權，否認勞動力自由流動；假設沒有國家利益，盲目鼓吹自由貿易和靜態比較利益；反對國家產業政策，鼓吹中國做全球加工廠，依靠國際跨國公司技術； 進一步主張與國際霸權妥協， 不考慮國家安全利益；

-------假設沒有權力體系，或者默認權力體系的腐敗，主張以腐敗作為改革的潤滑劑；-------鼓吹私有產權萬能論，進一步主張以權力體系瓜分國有資產；-------使用比較利

益，市場萬能論等為兩極分化辯護，把中央關注民生的方針貶低為民粹主義； 主張使用國家機器鎮壓群眾反抗；

------為正在形成的“精英聯盟” 提供理論，主張“赦免原罪”，為他們的丑惡辯護。

這些為權力壟斷買辦資本服務的理論“極右”的程度，　其代表人物囂張的程度，歷史罕見，世界罕見。 許多人高官厚祿，腐化墮落，擁有巨額財產，成為特權階層一分子。他們掌握許多關鍵崗位，能夠影響決策，操縱媒體。把改革的問題歸咎于他們，一點也不冤枉?！?/p>

理論斗爭格局

1975---1995年基本的理論斗爭格局是：以中右為主導，聯合中左和群眾輿論，反對“極左”，推動改革開放，這一斗爭以鄧小平南巡為標志，取得了完全的勝利。老左派幾次回潮都以失敗而告終。 必須指出，1995年以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不再是改革與反改革的矛盾，而是權力資本扭曲改革與人民反對扭曲的矛盾。 理論界矛盾隨之變化， 不再是自由主義與傳統社會主義的斗爭。 極右的“瓜分派” 成為最主要的危險。與極右對立的，有新左派，民族主義，經濟學非主流派，老左派， 新保守主義，也有自由主義左翼，我們把他們稱為“中右”理論家。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的中國理論界有三類劃分：

第一：“ 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  新左派以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為理論資源，對新自由主義系統有系統批判， 理論上是到位的，問題是其理論表述過于理論化， 與國內實際結合不夠，有片面性。 由于“左派”在中國長期是貶義詞，因此被自由主義者渲染為反對改革開放，成為打擊反對意見的政治帽子。 這就是我長期不承認自己是新左派的原因。 現在的“改革與反改革”之說，也是這種劃分的翻版。

第二，“經濟學主流與非主流之爭”，論題雖然集中于經濟方面，但由于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所以經濟爭論就是全部思想理論爭論的核心， 如同遵義會議集中于軍事問題一樣。 我們“經濟學非主流經濟學家”，都是忠誠的共產黨員，新社會主義者，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 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 我們尊重中國傳統文化，尊重革命歷史，尊重開國領袖毛澤東；經過長期的社會實踐，與中國的工農兵大眾有血肉感情，關心弱勢群體；我們有開放的心態，長期注意學習世界經驗，決非教條主義，封閉保守之輩。 我們許多人經過文化革命和插隊， 也是80年代新啟蒙運動的積極參加者， 我們對于“極左”的思路及其危害，都經過非常認真的反思，不可能支持以極左的理論去反思改革。10年以來與中國新自由主義“極右瓜分派”斗爭，我們形成了系統的理論主張：

-------在發展問題上，以大國理論為基礎研究中國特殊的大國崛起路徑；堅決進行利益格局的調整， 防止中國退化到拉丁美洲化的道路。

-------在開放問題上，探討全球化背景下的國家安全與民族崛起路徑，打破資本邏輯，改變沒有外部敵人的假設，主張以國家安全為核心進行戰略調整；非主流經濟學家多年來堅持的動態比較利益，愛國主義，國家安全，大國崛起，發展戰略產業，自主創新。

-------在改革問題上堅持改革公平性，理論上超越左右翼，打破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種教條和原教旨主義，提出新的改革指導思想； 比如在企業改革問題上超越制度與產權之爭， 國有私有之爭，軍工民用之爭，采取“國家戰略產業”的概念， 爭取把上述種種統一起來。 特別是要指導民營企業家，從民營經濟上升到民族經濟。

--------在理論格局上，我們堅持以“中左思想”（新馬克思主義，新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為主導，團結“中右”（自由主義左翼和中間派）， 聯合原教旨計劃經濟學派（老左派）， 共同反對“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的，極右的，瓜分派”。 2004年我們參與的郎顧之爭，就自覺地運用了這一格局。 我們甚至能夠在中央精神指導和網絡輿論支持下，打破似乎是強大無比的“精英聯盟”， 揭露了他們瓜分國有資產的陰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決策。經過長達10年的艱苦斗爭，２００５年以來瓜分派經濟學家喪失社會公信力，經濟學“歸位”，說明了經濟學“非主流派”的勝利。

這樣的理論斗爭格局是各派理論家在實際斗爭中形成的，最終是受到實踐和群眾檢驗的， 這不是資本可以左右的，不是媒體大腕可以策劃的，也不是依靠什么官可以“封”的。 只要順著這樣的思路走下去， 中國改革的偏差就有可能被逐步糾正，改革開放不僅不會被否定，反而會更加健康地沿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方向發展下去。

但是， 由于傳統馬克思主義者（老左派）突然以大力度出來爭奪話語霸權，使理論界出現了復雜的形勢。 以劉國光文章為代表，實際上提出了第三種理論斗爭模式：

――“馬克思主義與西方經濟學之爭”?！?/p>

這是“老左派”長期以來的話語?！∷麄?992年喪失主流話語地位以后處于非主流地位，是有進步的，一系列《萬言書》觸及了中國實際中的真問題。他們的缺點是理論教條化，話語系統老化，不能進行實證研究，沒有可行對策。即使如此，如能把自己定位于“非主流”，走向民間，長期做市場經濟的批判者，其理論也是有群眾基礎的，俄羅斯群眾打著鐮刀斧頭紅旗游行就是證明。

毛澤東說過，世界上的思潮大約有兩類，一種是主張壓迫有理，剝削有理的； 一類是主張造反有理，實際上是幫助弱勢群體講話的，這樣的思潮有長久的道德魅力， 也能夠影響政策， 但是一般情況下，只能夠處于“非主流”的地位， 它不能改變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如果處于主流直接決策，就可能極左。  中國現在的毛澤東派定位于民間，所以能蓬勃發展。

但中國一部分“傳統馬克思主義者”卻偏不如此。他們的理論在計劃經濟下代表經濟官僚利益，現在仍舊一直依靠“官”，當政治氣候適宜，就跳出來直接爭奪話語霸權，他們是不甘心做“非主流”的。 他們固執地認為，在中國，主流應該是馬克思主義。某些人如程恩富，甚至到處批評我們經濟學非主流，是幫了新自由主義的忙，虧他想得出來。這樣的態度是否影響了劉國光，值得考慮。

“劉國光命題”有兩重性。 他是我們的老院長，老前輩，這次能以80歲高齡挺身而出， 其維護社會主義的立場是正確的， 其人格是值得尊重的。 他提出的領導權問題的確存在，許多新自由主義者被提拔到關鍵崗位， 控制了中央電視臺和許多部門，應該堅決撤他們的職。 但劉老師立論不夠準確，把馬克思主義與西方經濟學簡單對立，打擊面過寬了。 我們應該分清三個層面：

--------西方經濟學：主要包括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制度學派。 大多數研究和講解西方經濟學的教師是沒有問題的，在經濟政策和運行的研究方面有很大貢獻。 許多人包括我們“非主流”，都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出身，現在不研究馬克思主義，不等于不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 當然，許多人食洋不化陷入市場原教旨主義，應該反思。

--------國際新自由主義，是以西方經濟學理論外衣包裝起來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通過經濟學來宣傳自己基本價值觀念，如個人主義，效率第一，市場萬能，政府退出，全球化，華盛頓共識等。 在中國成為一部分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世界觀， 這是應該進行學術批判的。

--------中國新自由主義，是一小撮能夠進入利益集團，進入決策圈，甚至同時與國際勢力有聯系的人。他們利用權力， 在改革中推行權力資本化， 墮落成為“瓜分派”，他們是最危險的，代表人物是張五常等。 這是理論斗爭背后的政治斗爭，不是大學教育誰主導的問題所能夠比擬的。

“劉國光命題”的策劃者以大學教育為突破口，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對立起來， 目的是直接爭奪理論話語權。 迫使我們不得不來論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其實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不在于此。西方經濟學雖然成為新自由主義的話語符號， 但畢竟不等于新自由主義， 中國權力資本化的根源不能完全歸結為新自由主義，傳統權力體系也是根源之一。

在深層次的理論層面，特別歷史觀層面，傳統馬克思主義也有和新自由主義相通之處，如西方中心論，庸俗進化論，規律萬能論，制度決定論， 這就是為什么許多學馬克思主義的人那么容易“與時俱進”， 成為權力資本的代言人。 反思改革要批判新自由主義，但是不能以僵化教條的傳統馬克思主義來指導，這是批不倒新自由主義的。

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涉及科學和信仰的關系，主流和非主流的關系。

馬克思主義的實質意義，是為中國革命和建設提供社會主義的國家信仰系統。 但是我們一直強調“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一個方面， 這是針對空想社會主義和落后國家廣泛存在的迷信而言的。 現在大家對于科學的局限性有了越來越多的認識，如果是針對人文和信仰而言，科學就成為一個中性甚至略有貶義的概念。 一味強調馬克思主義是科學，未必就是贊美之詞。

許多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甚至不知道何為信仰，令人吃驚。 信仰的實質是求善，科學的實質是求真。 信仰是不需要證偽的。強調馬克思主義主要功能是信仰而不是科學，是抬高馬克思主義而不是貶低它。 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作為信仰系統被西方新自由主義邊緣化，應該堅決糾正。作為信仰系統的馬克思主義要大大提升和發展，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也要提高自己的水平。 真理未必就是唯一的， 馬克思主義外部也有其他真理，內部也有不同派別， 作為信仰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究竟應該如何塑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如何起作用，如何從信仰角度批判資本，影響社會價值觀念，進而影響社會政策，都是新課題。 這樣艱巨的任務， 現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大概無力承擔，對于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也不能由他們壟斷。 作為求善的信仰體系，馬克思主義不是唯一的內容，應該與孫中山毛澤東的思想，孔子思想相結合，吸收國際新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形成中國新社會主義的信仰系統。 信仰體系與國家政權的關系也要研究。

作為求真的科學系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究竟起什么作用，值得研究。

第一，   馬克思科學地描述了商品貨幣到資本的發展，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在當

時社會中是非主流，它是在批判的意義上成為科學的。

第二，   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是主流。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任務， 馬克思的政治經

濟學的某些理念被列寧和斯大林發展，并大量使用數學工具， 在建設的意義上成為“科學”。

第三，   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初期，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尚可解釋和容納商品經濟，

從主流層面決定政策。 至少還有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斯大林承認價值規律為依據，這就是為什么中國８０年代經濟改革的理論，在馬克思主義內部可以有生存空間?！?/p>

第四，   ９０年代以后，中國在“市場經濟”概念之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　甚至出現

了野蠻的原始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體系，就很難從建設的意義上做“主流”了， 馬克思是批判資本主義的， 其科學性可以成為批判的武器， 這就是“非主流”的位置。　

    第五，當中國發生內外重大危機的特殊時期，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可以在控制經濟的意義上成為科學。

20世紀90年代，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經濟學界成為主流不奇怪。 因為對于市場經濟特

別是資本規律和機制的研究，西方經濟學非常完整， 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建設性。當然，不是說它就沒有問題，其許多假設前提需要質疑， 比如市場經濟在究竟是均衡的還是非均衡的，就一直沒有定論。 假設沒有國家利益，沒有權力資本化，假設市場經濟可以自動調節許多問題，都是在中國應用西方經濟學的巨大失誤。

更加嚴重的問題，是西方經濟學的價值理念和話語系統，被某些人在中國演變成為意識形態化的新自由主義， 進一步把科學變為信仰，進一步演變成為“權力資本化，買辦化”的理論依據， 進一步演變成“極右”的社會政策。我們重點要批判的，就是這四個演變，而不是一般地去指責西方經濟學。 大部分研究西方經濟學的人是好的， 只是注意不要迷信，要注意其假設前提就是了。

發展馬克思主義，其代表人物不能欽定，不能由少數人壟斷。 這樣將出現以極左主導的理論格局：表面上批判極右，實際上打擊中左，而把中右嚇到極右一邊，重新形成以極右為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神圣同盟”， 這樣的格局能夠真正解決中國權力資本化的問題嗎？ 搞得不好，無非是少數幾個搞左派教條的人升官，發財，然后和極右妥協，甚至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極右政策貼標簽， 再來一次“與時懼進”。 這可能卻是劉國光老師沒有料到的。

在中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并不是那些整天把馬克思主義掛在口頭，除去“社會主義一大二公， 堅決維護國有企業” 以外什么都不會說的人。 否則，馬克思為什么說他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呢？  歷史上王明排擠毛澤東的教訓，值得我們注意，好不容易贏來的好形勢，可能葬送在教條主義者手中，無論是左傾還是右傾，教條主義都是必定斷送革命和建設前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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