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詡敢說真話的是些什么人？

呂星宇　

前不久，朋友送來北大醉俠孔慶東先生的新著——《生活的勇氣》。我與孔先生雖無甚交往，但與他的心卻是相通的，他寫的酣暢淋漓，嬉笑怒罵的痛快文字我是極喜愛的，每每看后都有一種他代我說出了心里話的舒暢之感，所以一俟拿到他的新著，我總是撥冗先睹。這本《生活的勇氣》對我來說，依舊是開卷有益，讀來愛不釋手。

這是一部真正說真話的書，它與當下中國那些口口聲聲自詡講真話，實際通篇充滿騙人假話的書有天壤之別，讓人看到了一個不投機鉆營，不趨炎附勢、不人云亦云，真正獨立思考、誠實謹慎的知識分子形象。這部書文字生動幽默，思想深邃銳利，不但文化內涵豐富，而且精神境界高遠，精辟的思想見解比比皆是，其中不少振聾發聵，發人深醒。特別是其中有些篇章，對國內那些所謂敢“說真話”的人有著深刻的剖析。這里筆者不妨摘錄下列兩段文字為證。

其一是“陶承《我的一家》”中的一段：

“2006年第9期香港《明報》月刊有一組關于毛澤東的文章。其中李澤厚的《集帝王、叛逆于一身的毛澤東》寫得態度比較平和。李澤厚的立場是右派，但是他能夠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功績。他說‘毛澤東思想是在長期革命軍事戰爭中發展形成的’，不像很多小人那樣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心理變態的結果。李澤厚能夠區別毛澤東跟斯大林的運動方式，指出毛澤東決不是抄襲斯大林，斯大林消滅敵人，而毛澤東要‘改造思想’。但李澤厚認為毛澤東是‘民粹空想’，有些簡單化了。李澤厚能夠從歷史脈絡出發，認為反右派不是什么‘陰謀’和‘陷阱’，而是形勢發展的必然。看待文革，李澤厚也指出兩條路線的斗爭，而不是什么迫害知識分子論。”“李澤厚還非常客觀地承認毛澤東革命的勝利，‘的確帶來了一個獨立、統一和社會平等的中國，產生了一個不受洋人欺侮、不再內戰頻仍、沒有巨大貧富懸殊和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中國的確‘站起來了’。李澤厚在這里表現出了一個大學者的見識和理性。”

其二是《迷霧散去見真金》中的一段：

“7月24日，終于讀完了何方的《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出版社），本來春天就應該讀完的，因為出國耽擱了。書里提供了許多頗有價值的史料，特別是親身經歷。不過很多材料和觀點也是我早已熟悉的，文筆不大好，啰嗦話和重復引用材料的情況很多，80多歲的老人了，也確實不容易。寫作態度極其認真，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作者的寫作立場，基本是認同英美式民主和市場經濟，全盤否定新中國的建設成就，把新中國歷史說的幾乎一團漆黑，對于毛澤東，除了軍事之外，幾乎是挖空心思地加以批判和否定，對于一切黨史人物，包括鄧小平劉少奇等，均以是否靠近毛澤東來劃線，對于胡喬木等不肯全盤否定毛澤東和中國革命史的學者，極力攻擊甚至暗示其人品不好。按照作者的邏輯推論，一部中國革命史就是完全錯誤的，當初干脆“順應世界潮流”，跟著英美甘當殖民地，今天就可以跟日本和‘四小龍’混在一起喝湯吃肉了。這樣的觀點并不奇怪，大街上一堆一堆的，只有作者自己以為是‘找到了新的真理’。問題是許多像作者這樣十五六歲參加革命的‘老干部’，現在都一窩蜂似的這樣想，這恰恰是值得研究的一個課題。這正說明毛澤東早就看出的‘老干部’里面存在著大量的“走資派”是多么準確銳利。這些人當初參加革命，就是像魯迅所指出的那樣，動機不純，是來革命隊伍里‘投資入股’的，是要到革命公司里來實現他們‘民主自由夢’的。所以一旦發現革命的種種嚴酷的現實問題，特別是革命道路上的錯誤、挫折和內亂之后，又很容易‘浪子回頭’，轉身投奔到另外的‘絕對真理’的懷抱中去，而心態依然是認為‘找到了真理’，批判起別人來，十分的理直氣壯，有時還很刻毒。這些人的好處是真誠可愛，缺點是膚淺偏執，對于自己把握不了的復雜理論問題，往往采取感情用事的方法，看似使用了大量的材料，其實都是以自己的好惡進行取舍推測，在講出一種道理的同時，不能理解其他道理存在的緣由。”

以上兩段文字簡明平實，但卻準確形象地刻畫出了當今中國思想理論界的某些“權威”“名人”為了丑化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主席而講的那些所謂“真話”的虛偽性和欺騙性，打中了這些人的要害，揭開了他們狹獈陰暗的內心世界。

搞理論研究的人應該懂得，黨史研究與現實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是緊密相關的。晚清思想家龔自珍說過：“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在這個問題上原蘇東國家是有深刻教訓的。當年，那里的持不同政見者為了搞垮社會主義，正是從否定斯大林，歪曲、否定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及其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開始的。同樣，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一些學者、名人打著“反左”的旗號，也極力誣蔑、攻擊和貶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1989年“6?4”動亂前幾個月王若望、方勵之等人就公開聲稱，蘇聯當時一些人清算斯大林的行動“是絕對正確的”，“現在是我們對毛澤東采取同樣做法的時候了”。可以說，近30年來，國內“清算”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思潮和逆流不斷涌動，慣于見風使舵的一些人輪番登場，打著“講真話”的招牌，把丑化、妖魔化毛澤東當成了一種撈取名利的時尚職業。把現代中國的幾乎一切壞事都栽到毛澤東的身上，扣上了“專制”、“獨裁”、“封建暴君”等許多罪名和大帽子。正如前面孔慶東先生文章所說：“對于毛澤東，除了軍事之外，幾乎是挖空心思地加以批判和否定……”而且把這種作法冠之為“講真話”。有些人憑此成了專家、教授、名人，被奉為反對專制獨裁、爭取民主人權的“斗士”，紅極一時。

但是，稍許考證一下史實，人們就會發現這些極力否定和貶低，甚至使用許多極端語言詆毀、丑化毛澤東的人，總是信口雌黃，憑空捏造，隨意性和虛假性很大，許多話毫無根據和不負責任，甚至經常是張冠李戴。人們從中不難看到他們不僅不是在作科學嚴謹的學術研究，反而是一種充滿個人情緒的發泄，背后有著一種不可告人的目的。

正因為如此，近30年過去了，這些所謂“說真話”的人仍然沒有贏得中國人民的心，人們仍然不相信他們說的是真話，特別是他們在一些最基本的方面始終沒有說服人民。

譬如：
如果真像他們所言：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按兵不動、游而不擊、養精蓄銳；蔣介石全力抗戰，國民黨軍隊才是抗日的主力。那么如何解釋抗戰之后的三年人民解放戰爭中，人心向著毛澤東和共產黨，老百姓堅決擁護和支持解放軍呢？

如果真像他們所言：毛澤東閉關自守，拒絕開放，那么如何解釋當年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還要制訂一系列對華禁運的國際條款和政策，對中國實行長達幾十年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呢？如何解釋在五十年代那種被封鎖的條件下，我國仍然力爭蘇聯東歐的幫助，建設了奠定中國現代工業基礎的“156項”呢？

如果真像他們所言：毛澤東只抓階級斗爭，不搞經濟建設，那么如何解釋毛澤東時代中國工業總產值增長了三十倍，即使“文革”期間，工業平均發展速度也在10%以上呢？如何解釋中華大地上矗立著的幾十萬個國有企業從何而來呢？如何解釋毛澤東時代新建鐵路是改革時代前22年新建鐵路的2倍呢？如何解釋一位美國教授所說的：“沒有毛澤東時代的工業革命，在毛澤東主義后時代青云直上、身居高位的經濟改革家們恐怕就沒有多少改革的對象了”呢？（美國莫里斯?邁斯納教授曾說：“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毛澤東的經濟紀錄無論在許多方面有多大的缺點，仍然是中國奠定現代工業化基礎時代的紀錄。”）

如果真像他們所言：毛澤東時代給科學教育帶來了大破壞，那么如何解釋毛澤東時代50年代研制成功汽車、飛機和核裝置；60年代研制成功導彈、原子彈、牛胰島素人工合成和斷肢再植技術；70年代研制成功人造衛星、核潛艇、氫彈和中子彈呢？如何解釋專業技術人員是由解放前的不足五萬人變為毛澤東時代的數百萬人；專業科研人員由不足500人，增長到數十萬人呢？如何解釋毛澤東時代教育經費投入最高曾達國民生產總值5%，建立了近千所大專院校，數千所中專及遍布全國的基礎教育體系呢？

如果真像他們所言：毛澤東不關心人民疾苦，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那么如何解釋中國人的平均壽命由解放前的不到40歲提高到了毛澤東時代的68歲呢？

如果真像他們所言：毛澤東專制、獨裁、是封建暴君，那么如何解釋當年億萬中國人民是那么的熱愛他、擁戴他，今天依然深深地敬佩他、懷念他呢？如何理解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前不久說的：如果我是中國人，我也會欽佩毛澤東呢？

還有很多很多如山的事實，那些所謂敢“講真話”的人，是不敢面對的。因為事實勝于雄辯。

作為一個中國人，只要不是心存偏見和某種仇恨，不是祖國的叛逆，都會承認毛澤東建立了中國五千年來最強有力、最有效率的中央政府，為中國人民辦了許多舊中國沒辦過，也辦不了的大事、好事。都會對毛澤東心存感激之情的。

臺灣作家李敖，雖然不是共產黨，也不生活在大陸，但當他看到國民黨集團敗退臺灣掠走了中國五千年積累起的全部黃金，西方國家又對中國大陸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仍然不能阻擋新中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進行現代化建設步伐時，就認定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英雄。

這些“說真話”的人之所以仇視毛澤東，不是偶然的。這些人，有的是早年投奔革命的“過來人”，有的是解放后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者”，不論他們經歷有何不同，但有一點卻是肯定相同的，即都是革命的“同路人”，一旦感到革命“傷害”了自己，沒有滿足自己的個人“追求”和“抱負”，他們就會對革命心生芥蒂，久久不能釋懷，以至多年后會以當事人的身份，用“講真話”的方式，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大刮歷史翻案風，把人民革命的歷史完全顛倒過來。由于他們的特殊身份和頭頂上專家、權威的種種唬人光環，具有很大的欺騙性，讓一些善良的人真以為如他們所言：革命領袖專制、獨裁、冷酷、殘暴；革命隊伍內部勾心斗角，爾虞我詐，殘酷斗爭，你死我活；革命是“一架巨大嗜血的機器”。

這些敢“說真話”的人，總是以社會良心、仁人志士的面貌出現在社會公眾面前，其實，在他們的字典里從來沒有“理想”、“信仰”這些詞匯。他們早年參加革命，正如前述孔文所說，是動機不純的，是來革命隊伍“投資入股”的，所以不管他們在革命隊伍中混跡多長時間，也仍舊感到與革命隊伍格格不入，當初的個人打算總是無法實現，一旦風向氣候變化他們就會與黨分道揚鑣，成為“革命暴政”的“控訴人”。

這些“說真話”的人，絕不是什么無畏的勇士。他們出來罵毛批毛時，毛澤東已成為了一位永遠不能開口講話的歷史老人，國內外形勢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世界社會主義處于低潮，反華反共不但不需要拿出勇氣和花費力氣，而且還能得到國際反華反共勢力的青睞，國內“鐵三角”（貪官、奸商、無良學者）的喝彩，名利雙收，好處是明擺著的。相反，維護毛澤東，堅持毛澤東思想，為新中國前三十年講幾句公道話，反倒是特立獨行的事情，需要拿出膽量和勇氣，并作好被圍攻、被打壓的準備的。

這些“說真話”的人，是思想多元化、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狂熱鼓吹者，但他們卻絲毫容忍不了不同觀點。對于反對他們觀點的人，他們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不但懷恨在心，而且一定想方設法大力圍攻，堅決絞殺，置于死地而后快。他們慣用的作法是揮舞“反對改革”的棍子，給人家扣上近30年來最沉重的帽子——“極左”。事實一再表明，他們無一例外地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典型代表。

這些“說真話”的人，平日里滿口“新觀點”、“新思維”，語不驚人死不休，常常引發“轟動效應”，但只要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真正的歷史事實稍加檢驗，就會發現他們假話連篇，或是無中生有，以假亂真的胡編亂造，或是用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人道等貨色來討伐革命。他們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不學無術，實在拿不出可以吸引別人眼球的東西，不扮演這種為西方洋行叫賣的“小販”角色，是毫無立錐之地的。

這些“說真話”的人有一種通病，即“冷熱病”。平日里他們最感興趣的是如何挖空心思批毛罵黨，對此可謂干勁十足，花樣翻新，在各類媒體上極為搶眼。但每臨國有大事需要知識人站出來時，他們卻集體失語，從媒體上消失了。這時他們總是先躲在暗中，窺測事態發展。一旦有機可乘，他們又會跳出來以西方一套為衡量標準，說三道四，品頭論足，煽風點火，撥弄是非，最終奠起西式“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的大旗。這次汶川大地震，在搶救遇險同胞處于緊急而關鍵的時日，他們不為拯救千千萬萬個生命急所急、送所需，反而在災區同胞淚水還未干時就開始大談什么國家正在以“……切實的行動，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兌現自己對于‘普世價值’的承諾”；“……與世界一起走向人權、法治、民主的康莊大道”；“汶川震痛，痛出一個新中國”，其所包藏的禍心讓人一目了然。

這些“說真話”的人把自己打扮成一貫正確的先知先覺者，以握有“真話專利權”的歷史真相仲裁人自居，動輒就以所謂“說真話”嚇唬人。但實際上他們最不講誠實，為了個人命運的榮辱沉浮，他們不惜出賣良心和同道。一些消息靈通人士早有耳聞，當今一位大名鼎鼎的反毛老手，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看到毛澤東“龍顏大怒”，深知風向已變后，立即換了一副模樣，不但極力洗刷自己，而且反戈一擊，其表現前后判若兩人，完全不像今天“說真話”的模樣。但是，如今，恰恰就是這種人常常以當事人的身份，編造贗史，拼湊“檄文”，激憤而動情地回憶起當年廬山會議上，是如何與彭德懷等人一起，剛正不阿、不畏強權、直言苦諫、為民請命，而慘遭打壓整肅的。此類人等的人品，可見一斑。

說到這里，有些善良的人會有一個問題：這些自詡敢“說真話”的人，為什么總是把主攻矛頭對準毛澤東主席呢？

其實，只要看一看蘇聯垮臺的歷史過程，這個問題是不難回答的。

蘇聯的垮臺，實際是從否定斯大林開始的。斯大林領導蘇聯30多年，蘇聯的社會主義大廈正是在他領導期間建立起來的，否定了斯大林，就為摧毀這座大廈找到了合理依據。

中國也是一樣。

毛澤東波瀾壯闊的一生，有41年擔任中國共產黨的“一把手”，在近30年時間里是新中國最高領導人，他作為集戰略家、軍事理論家和統帥于一身的戰爭藝術大師，直接或間接指揮了四百多個堪稱經典的戰役和戰斗，在連續數十年的嚴酷戰爭中，在劣勢情況下擊敗強大之敵，最終為中華民族雪洗了百年恥辱；他作為新中國的締造者，經過艱辛探索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上開天辟地第一次建立了一個人民的政府和社會主義制度；他以大無畏有的英雄氣概，領導中國人民艱苦奮斗、自強不息，使中華民族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為如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女性之一宋慶齡所說的中國人民“舉世無雙的偉大領袖”。正如鄧小平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每一個中國人都不應忘記，是毛主席帶領中國人民，經過長期浴血奮斗，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使中國人民站了起來。毛主席帶領中國人民走完了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并為第二步、第三步奠定了基礎，今天中國的一切輝煌成就都始于五十九年前他建立的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的百年恥辱，是他帶領我們雪洗的。無論毛主席一生犯有什么錯誤，我們都不應否認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何況，他要探索的是一條前人從未走過的路，出現某些失誤和挫折是在所難免的。總之，如鄧小平所說：“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毛澤東為中華民族建立的豐功偉績與山河共存，與日月同輝，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看法。所以，毛澤東事實上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民族英雄，他的思想實際上就是當代中國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魂。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不倒，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就不會倒，中國的社會主義就不會倒，中國就永遠不會重蹈一盤散沙，任人宰割的覆轍，這正是那些仇視新中國的人對毛澤東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的根本原因。對他們來說，毛澤東是一座難以逾越的大山，只有推倒了這座大山，他們搞亂中國、搞垮社會主義的企圖才有實現的可能。

所以，西方的反華反共勢力有一千個一萬個理由要扳倒毛澤東。只要他們存在一天，就要尋找一切機會，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瘋狂來實現他們這一夢想。

近三十多年來，世界社會主義處于低潮，否定和丑化革命領袖在一些原社會主義國家成為一種流行的思想行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在徹底否定“文革”的過程中矯枉過正，片面地、不恰當地、無根據地渲染毛澤東的所謂錯誤，國內外各種反華反共勢力，抓住這一有利時機，鼓動和支持黨內當年投機革命或今天完全與社會主義分道揚鑣的“民主派”公開跳出來，以“反左”為幌子，用“說真話”的方式，把臟水統統潑到毛澤東身上，使毛澤東的形象被任意涂抹踐踏，變得殘破不全，面目全非。正是由于這樣的國內外大氣候，才使得“反毛斗士”們那樣無所顧忌、肆無忌憚，正是由于這些人一開始就是要用西方一套貨色來否定革命領袖，否定中國革命，否定新中國，所以，他們不論是打著“憲政民主”的旗號，還是打著“民主社會主義”的旗號，其身后都總是拖著一條西式“普世價值”的長長尾巴。正是由于他們產生于這種歷史條件和歷史背景，又服務于國內外反華反共勢力所要求的特定的政治目的，所以這些“說真話”的人，如孔慶東文所說，批判起革命和革命者時，十分理直氣壯，十分刻毒，但由于把握不了復雜的理論問題，往往采用感情用事的方法，又總是十分膚淺偏執。明眼人不難看出，這些人的思想行為軌跡既然是由國際大氣候決定的，所以，他們總是圍著西方的指揮棒在轉，根本不代表正義的事業，永遠不可能拿出有思想深度的東西。

人民群眾已經越來越清楚地看到：這批所謂“說真話”的人，實際上是集當年革命投機者，今天西方反華反共勢力大棋局中的一顆棋子和“鐵三角”在中共黨內的代言人于一身的人。他們的真實面目早晚有一天會徹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

歷史終會把他們牢牢地釘在恥辱柱上的。

（《環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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