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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8年華東理工大學成立文化研究所開始，我即著手對農村社會的研究，至今已經有16個年頭了。并不是說16年中我一直在研究農村問題，但可以說這16年中我一直在關注三農研究的進展。從95年、96年開始，尤其是97年以后，隨著三農問題的持續惡化，三農研究逐漸成為顯學。這門顯學是建立在三農問題持續惡化的基礎上的，一旦成為顯學，就能形成一種社會輿論，加上三農問題持續惡化的大背景，也引起中央高層整個政策發生了重大的戰略性轉移，也就是新發展觀和五個統籌的出臺，并且對農村的經濟政策也采取了許多傾斜。

因為三農問題成為顯學，所以參與三農問題討論的人就大量增多，一方面大量的研究成果使人應接不暇，更重要的是引發了過去那些從來不研究三農問題的人參與討論。在這個過程當中，也堆積了大量天才的猜測，但更多是胡說八道。要論證那些天才的猜測或駁斥那些胡說八道，以清理三農問題的研究思路，給出一些可行的答案，我感到十分的困難和困惑。另外一方面就是當代中國社會的快速轉型，使得像我這樣的人，就說我吧，在價值、立場方面重新定位發生了巨大的困惑：一方面看到市場和私有化的必然趨勢，另一方面就看到這個趨勢內部蘊含的嚴重對抗，使我們（就我本人而言）進行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時發生了一種嚴重的危機。這種危機使我在近幾年來就三農問題幾乎沒有發表過文章。只有在少數的場合，就像在這里，華中師范大學因為有一番志同道合的朋友允許我胡說八道，就隨便說說。在其它場合，因為怕說錯，就很少發表這方面的言論。

上面算是個開場白，也算是交代自己發言的心境。這個心境對我來說很重要，因為下面的發言可能會充滿著內部的矛盾，如果這些內部矛盾存在，就是我的這種心境的反映。

我覺得三農問題研究進展到目前這一階段，的確應該就一些重大的方法論問題進行討論，或者說，應該把三農問題列入到一個更大的范圍中加以思考。今天我主要講兩個方面的內容，僅供參考。

二、

第一個方面，將三農問題置入何種社會發展框架中來進行研究。我們通常說，研究三農問題是和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密切相關的，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中出現的問題。在轉型以前，傳統中國社會里當然也可以說有所謂的三農問題，如土地兼并，稅賦沉重，農民的揭竿而起，人口增長，土地分配，大量流民出現等等，還有一些自然災害等也可以視作三農問題。那些已經完成社會轉型的發達國家當然也可能存在某種三農問題，比如要對農副產品進行補貼，要抗擊第三世界廉價的農副產品進入國內市場等等。但是，這兩種三農問題和轉型時期中國的三農問題具有全然不同的性質，我們關注的是中國當下的社會轉型，以及由此而引發的三農問題。但是，有一個概念，我們經常使用，但確實是充滿歧義的概念，這就是社會轉型。

關于社會轉型，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是主流意見，一種是非主流意見。主流意見又可分成兩類，一類是比較激進的，一類是比較冷靜的、或溫和的。這些區分我下面會談到。關于非主流的社會轉型的框架，也有兩類。

先介紹非主流的框架。因為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通常的解釋框架是：農耕社會向工商社會的轉軌，或者說從傳統的農耕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軌，在我們學術刊物、學術會議和報刊雜志上都經常是這樣提的。另外，關于社會轉型，還有若干種比較次要的，但也是經常出現的提法，如從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學者在討論這個轉軌的過程中，有人干脆就把它看成是由原有的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轉軌；還有就是從政治上來講的，就是從人治到法治，從專制到民主；還有從社會學來講的，從群體到個體，從身份到契約；還有一種就是從農民社會到市民社會的轉型等等，但是核心的就是從農耕社會到工商社會的轉軌。這個工商社會，在我們的理解當中通常是以發達國家為摹本的。其實，近100年來，我們通常是這樣做的。但是這種框架，隨著20年的改革開放，有人提出了一些質疑：其根據主要是資源有限論，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的有限論，尤其是石油資源的有限論。就是說一個十三億的東方大國要發展，要崛起，要過一種美國或其它發達國家一樣的人均消費狀態，有沒有可能？

屬于非主流的一派觀點認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中國自身的資源和市場資源（通過國際交換得到的資源）不可能使得中國的大部分人進入中產階級，模仿西方那種消費，那么他們認為中國的轉型可能有兩種：

一種是現實的可能性，一種是理想的可能性。因為這兩種判斷將對我們三農問題研究帶來重大的影響。

第一種判斷認為：既然中國不能實現全面的富裕，或者說全面小康，那么中國將進入一部分人能夠達到西方發達國家中產階級的消費水平，而絕大部分人不可能。這樣中國將走向一條所謂內殖民的道路，就是沿海來殖民中西部，城市來殖民鄉村，就是把廣大的農村當作一種資源，輸入到城市，注入到沿海，這里包括土地上的產出，通過價格機制向城市轉移財富，這個在1997年以后我們就看得很明顯：農副產品的價格逐年下跌。據有關部門的估計，1997、1998年，直到2001年，大概每年有1000億通過價格機制向城市轉移。當然，反過來，去年農副產品價格開始上升，就是城市的財富通過價格機制開始向農村轉移，也是使得農村情況有所好轉的一個決定性因素，而政策調整是一個次要因素。這個財富的轉移，除了前面所講的地面產出，還包括農民勞動力本身：人才和勞動力，也向城市輸入，農村的整個教育不是為農村提供人才，農村的勞動力――農村家庭現在已經深刻地卷入了貨幣經濟，他必須為買進而賣出，當自己的地面產出和家庭儲蓄不足以通過賣出來獲得從市場所要獲得的必需的時候，他們必須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下面，勞動工資十多年沒有隨著GDP的增長而增長，勞動條件的惡化，將勞動時間延長，那將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這也是通過剝奪農民的勞動力來向城市轉移財富。

另外，他們還提出，農民的土地直接成為了權力和資本的侵蝕對象，據說地方財政1/3的收入直接或間接地來源于土地。據我所知，從92年以后，上海十年（1992－2002年）的財政收入是3600億，其中1200億來源于土地。到底有多少土地由于非農的使用而轉化為貨幣，這個貨幣是怎樣在地方政府、開發商、中介商和村及農民間進行分配，可能是一個永久的謎。總而言之，他們認為一部分人的富裕是建筑在內殖民的基礎上來完成資本積累的，所以解釋了為什么短短的10年，中國的中產階級以如此快的速度增長，而且達到如此高的消費水準。

如果的確是這樣的話，他們就預測，社會的團結將不可避免地要破滅，執政黨不可避免地要被自身的特權、被經濟精英、被知識精英所蠱惑，而不可能代表廣大勞動大眾的利益。雖然她不斷地在那里宣稱自己是沒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但客觀上她走上了這條不歸之路。她的結局將來可能導致動亂和革命。在這里，我是復述其中一派的觀點。

如果在這種觀點下面來審視三農問題，那么它研究的主題就被確定下來了。這就是農民造反的底線在哪里，這也成為三農研究的重中之重，所以有些人在研究革命和造反的問題和如何避免革命和造反的問題，這樣三農問題就是一個政治學上的問題。

或者你作為一個革命者參與這場運動，我想我們在座的不會去干那些事，因為它成功的可能性，大概從60年代算起就一勞永逸地結束了，現在沒有一種像井崗山道路反抗一個現代國家的可能性了，所以有人認為將來是動蕩、騷亂和恐怖主義的問題。現在很多人在研究這個問題，當然他們也是為了長治久安。所以從極左的預言也可以得出極右的結論，這是一種研究方法。而要解決最廣大的農村、最廣大的農民全面進入小康，這樣的研究被認為是一個偽問題，是不可能實現的。

那么，如果說讓資本和權力自由結合的發展模式將會導致中國內亂的話，要避免這一條，他們建議第二種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是理想、價值多于事實判斷的，當然你可以把它稱為烏托邦，就是要用避免內殖民的模式來發展，就是整個的改革開放，整個的發展要建立在可持續的發展基礎之上。這個可持續就是要使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發展和文化的發展相對地吻合，也就是說這個發展要使多個社會階層從發展中分享到自己的好處。這個分享并不是說絕對的平等分配，他們認為這是做不到的，一個階層可能多一點，另一個階層可能少一點，但決不能走上一個階層之多恰是另一個階層之少的路子，如果出現這種情況，那么叫剝削也罷。就是說不能走上零和博弈。

由于資源的約束，整個發展建立在兩個基石之上，一個基石就是發展的成果要為多個社會階層所分享，而不能為一個或兩個社會階層所獨享，而使更廣大的階級或階層付出代價；第二個基石就是要小富即安，因為在資源――土地資源、水資源、石油資源——硬約束條件下面，中國不可能像發達國家那樣去消費土地、消費土地上的資源，消費能源和其它多種資源，永遠達不到像西方國家的那種消費水平。即中國只能夠做到小富即安。也就是小富有而均，較為均衡的這樣一種社會。如果要達到這樣，那么高度地刺激消費，以消費帶動增長的發展模式，就被宣布是無效和有害的。如果要移植這種發展模式，要建立起新的發展模式，等于是中國人自身要建立一種活法，不同于西方人的那種活法，就是說要建立一種全民的價值共識，而首先要在專職思維的那一群人就是知識分子中建立起價值共識，沒有知識分子的價值共識，沒有知識分子和政府的價值共識，這個方案是不可行的。但是要滿足這兩個前提，現實告訴我們每一個人，這個前提本身就具有烏托邦性質。

如果是這樣一個方案，如果按照這種方案來研究三農問題的話，那么就是城市平衡論――如何保持城鄉相對平衡發展的三農問題。這就是另外一個視角，而不能把農村僅僅看成是一個資源的提取之地，而將來要拋棄之地。就是說13億人有相當一部分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長久地在農村生存，要建立起一個合乎于農民生活的那種環境，這樣的三農研究的價值取向就被確定了。

這是我講的非主流的關于社會發展的兩種不同觀點以及兩種不同三農問題的審視角度和解決方案。

三、

再回到主流的框架，主流框架前面講到主要是農耕社會向工商社會轉軌，而工商社會主要是以西方發達國家作為參照的。在這個轉軌的過程，對它的時間長度、復雜程度、困難程度的估計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

一種意見是大概再過二、三十年，中國社會的轉型就可以完成，中國至少可以進入中等發達國家，可以達到所謂的全面小康。如果在這么一種框架下面，就是說三農問題出在農村，但是解決的出路在城市，在沿海，所以三農問題的著力點是研究在農村，但解題在城市、在沿海。有人已經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比如說《長江邊上的中國》就提供了這樣一個完整的框架。就說你們中部就維持一點：穩定；大量的人口向東部輸送，主要向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地區輸送，所以他們既反對三峽工程，更反對南水北調，他們說與其將水接到北方去讓他們喝，還不如讓北方和西部的人跑到長江邊來喝水。所以，根據中國土地稀缺的現狀，在東部沿海地區建造密集型的大城市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

這個思路給研究三農提供另外一種框架和思路。按照這種思路，他們要求土地要盡快地私有化，在產權明晰、自由交換的名義下。他們認為產權明晰一方面可以擺脫權力和資本的結合，由于產權模糊而產生的剝奪農民的圈地運動。這本來是一個左翼的觀點，現在為右翼所接受。由它推論的結果是：由于土地的私有，農民土地可以買賣，把土地買賣的錢可以完成城市化，就是說他拿這筆線可以到城市買房子去，至于買了房子干什么，他們不知道，甚至有人提出來，把那么多的農民集中起來搞小城鎮，搞中等城市，搞起來以后，需求就會產生供給。需求會直接產生供給，我不懂經濟學，如果這樣就可以解決第三世界的三農問題，那么我覺得是太簡單了。所以他們要加快城市化，譴責由于戶籍制度而使城市化長久地滯后于工業化的這樣一個陷阱，所以他們要打破戶籍制，主張土地私有制，然后讓千百萬的農民——農村勞動力從中西部向東部急劇地遷徙。這樣解決三農問題的話，或者研究三農問題的話，那就不在農村了，那就在城市里研究，也就成了一個加快工業化發展的戰略問題。

另一種也承認這個框架，但是它根據中國是后發國家的基本事實，根據中國人口眾多的基本事實，根據中國人口對土地的嚴重約束的基本事實，認為中國的工業化將是一個漫長過程，工業要把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全部吸吶完畢，然后其他必要勞動力也吸吶過來，以此加快農村的發展，實現農村的現代化這樣一個過程將是極其漫長的過程。所以對它的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要有一個充分的認識，由此確定我們三農問題研究的重心。就是說，如果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很可能會遇到經濟的周期，大量被城市和工業吸收的就業人口，還有大量返回農村的可能。這個轉軌如果是必然的話，但是漫長，而且在漫長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曲折，甚至是某種程度的逆轉。我們如果從這個方面去研究三農問題，那么我們必須去研究當代中國土地承包制的穩定和改進，我們必須重新認識土地承包制下的土地性質，必須重新理解改革開放的原始起頭－－它是以差異性發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然而這樣一種改革的前提恰恰是絕對主義的土地均分。為什么？土地均分是不經濟的，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講是低效率的，但它是公平的，是當時中國社會農民唯一能接受的一種制度，所以中國的土地制度到底是什么性質？承包制下的小農和土地到底是什么關系？這是第一個大問題。

第二，千萬雷同的規模極其有限的小農，溫鐵軍講據他的估計有2.3億個小農戶（戶籍制意義下的）。這些小農，他和地方政府到底是什么關系，在這里，東部、中部、西部出現了重大的差異。當然不是所有的東部地區，相當一部分的東部地區，尤其集中在蘇中、蘇南、浙江、福建一部分，廣東大部，像這樣一些沿海地帶，當然包括中西部城郊的這一帶，那里的農民已經完結了（戶籍意義上的農民），即家庭的經濟重心已經從農業轉向工商業了，地方財政的中心也已經從農業轉向工商業了。但是對中部的廣大地區，不可能像東部一樣，普遍地發展企業。就像八十年代初、中期我們預計的用地方性的工業，包括每縣、每鄉鎮、每村這樣來發展工業，來就地消化勞動力，這樣一種情況到1992年我們就看出來根本不行了，整個工業布局向東部集中，甚至連梯度轉移的那種硬性發展也不可能了。如果東部、中部、西部是三個獨立的國家，它有明確的邊界，那么東部發展到一定階段，勞務成本、商務成本提高了，有些工業可能向中部移。因為中國的勞動力的統一市場已經形成，所以資本不愿意承擔勞動力流動的成本，這個成本要勞動力本身來承擔，所以企業還是大量集中在東部。農民是跨省區流動就業，這種格局將長期維持。所以我講，農民和中部地區的政府到底是什么關系？同樣的一個政府的架構、政府的層次、政府的機構及其職能，全國規模的這樣一種職能雷同的機構，對中部來說是發展的動力還是阻礙？是穩定的基礎還是動亂的基礎？值得充分研究。另外，單家獨戶的小農和大市場到底是什么關系？這些年我們看得太多太多了。因為農民確實像小企業主一樣，對農副產品的價格信號會作出或遲或早的反應。因為你能夠作出反應，你能改變種植結構，其它的農民也能夠改變，因為他們規模同樣狹小，你能夠進入這個市場，我也能進入，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一哄而上。一盤散沙的農民，不組織起來的農民，怎么能夠應付大市場？這也是我們三農問題研究的重中之重。另外，如果勞動力無限增長是死的，農民工不可能分享GDP增長的任何好處，那么在當前農民工的工資結構中，他不可能有進城以及自我保障的那兩部分費用，不可能在工資里面記錄。就是說工資就是給他吃飯的，然后積點錢，只能回來蓋房子，娶老婆，別的就沒有任何作用了，就沒有別的錢了。這就是說城市地價的提高以及房價的提高，天然地阻止了農民工成為城里人，農民工只能在城里打工而不能在城里落戶。這種情況不僅針對農民工而言，針對我們現在的本科畢業生，我們研究生也起到了這個作用，研究生畢業一個月一千二，夫妻兩個二千四，不可能城市化的。因為城市化首先要存一個購房的錢，還有一個自我保障的費用，他一下子不可能列入城市保障的，如醫療費等還得自己掏。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力比較強的，從事經商等的那些農民工精英，才有可能完成城市化。如果這個判斷大體是正確的話，那么在一個很長的時段內，農民工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將長久地存在。在半個世紀內，我看不到它消失的可能性。這樣我們三農問題研究的重點在哪里？我們就可以找到了。諸如此類，我不加細說。我這證明的一個觀點是：三農問題的研究視角。總視角、總思路隨著你對社會轉型的不同判斷而發生差異。所以對社會轉型的判斷就顯得特別的重要。

這里我把主流的意見分成兩種，一種激進的，一種溫和的。當然我主張，我偏向于主張溫和的一種。非主流當中的某些觀點采取吸收的態度，對他們總的結論我可能并不加贊同。這還是多年來社會調查的一種積習，因為我強調是什么和可能是什么？對應該是什么這樣的判斷，我這些年是越來越淡漠了。當然，他們提出“應該”，也可能會為我們進行社會批判提供一條價值尺度，這種價值尺度我們也不能以“烏托邦”一笑了之。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

我憂慮的是如果中國最終要完成向工業化的轉軌，因為這是我們百年的夢想，但是這個過程一直被我們由于急躁而縮短了：大躍進的思想從康有為開始：他說給我中華民族三五年，最多七八年。孫中山說大概十來年，毛澤東說十五年，超英趕美不就15年嘛！后來時間就延長了，鄧小平1980年左右就講要分三步走，大概是 2030－2050年左右完成這個過程。我看時間還得大大地拉長，我們這代人要做好充分的精神準備，在這個過程中，甚至于逆轉，相對的倒退，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還要加一句，前途是光明的。

時間快到了，就此打住，謝謝各位！

本文發表于《三農中國》第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