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巨變，無論在哪兒，你都會感到變化非常顯著。昨天晚上很長時間在思考著我們在享受經濟高速增長同時不能忽視的問題：這十年的時間，中國經歷的是在增長速度快的時候出現的那種方方面面的問題必然全面顯露出來的特殊階段。

    這次來，看到寧德的變化很大。十年巨變，無論在哪兒，你都會感到變化非常顯著。昨天晚上很長時間在思考著我們在享受經濟高速增長同時不能忽視的問題：這十年的時間，中國經歷的是在增長速度快的時候出現的那種方方面面的問題必然全面顯露出來的特殊階段。

　　今天借這個機會向大家匯報一下，我對于十多年來國家總體發展戰略的重大轉變的認識。

　　我們所處的時代背景

　　從世紀之交到進入新世紀這幾年，不論是國家層面上，還是地方層面上，人們或多或少地都感到了，今天的很多提法和過去有相當大的不同。人們感到了這個不同，但目前還不能全面理解。尤其是十六屆四中全會的召開，黨中央在提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同時強調“和諧社會”，這是繼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從過去單純追求GDP轉變到強調綜合發展之后的又一個重大變化；必須結合04年2月份中央黨校召開省部高級干部研討班來認識。那次是讓領導干部讀書討論、聽中央領導講話，由曾慶紅同志主持，溫家寶同志做長篇報告，專題演講科學發展觀。

　　這些現象說明什么呢？它們之間有什么聯系？這些與2002年提出的“全面小康”大目標又有什么聯系呢？不妨把問題再往上延伸一下：與最近這幾年，即十六大以后中央、國務院領導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又有什么聯系呢？為什么會把這些上個世紀沒有強調的問題看得這么重呢？而且，最近的很多討論，包括近來有關宏觀調控問題的討論，各地各界反映出的情況似乎是和過去有些不同。除了一般說認識不統一之外，還應該看到，過去那種一聲令下全黨全國齊步走的情況，對于現在似乎也不那么容易了。當然，應該是全黨服從中央，跟黨中央保持一致。這在口頭上不是問題。在實際工作中，黨中央國務院的政策執行起來相當困難，尤其是這次宏觀調控，明顯有阻力。

　　自從04年春國務院明確宏觀調控以來，我在各地調查中感覺到，干部認識上很難統一。有一次向領導匯報情況時我說：以我片面的、有限的了解，大部分地方干部還難以真正從思想上和行動上理解并貫徹宏觀調控政策。在思想理論界的知識分子中間，可以說百分之八九十持懷疑態度，甚至是批評態度。相當高層次的報刊雜志上發表的文章也并不都是正面、積極地呼應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就連中央電視臺播出的討論中也有人說，***講“發展是硬道理”，難道現在不要發展了嗎？難道綜合發展不也仍然是以發展為主嗎？還有人發表文章說GDP是好的指標，沒有GDP怎能衡量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呢？全世界范圍內都是追求GDP，我們怎么能放棄呢？這些似是而非的討論，也許在無意之間模糊了公眾的感覺。難道有誰說放棄GDP了？三中全會只不過提出把過去單純追求GDP，轉變為追求綜合發展，轉變為強調以人為本，強調可持續發展。

　　確實，除了少數人是背后的利益作用之外，大多數對這些新的提法和作法不大理解的人，是由于沒有與新世紀中央正在推進的重大戰略轉變聯系在一起。所以我說，講宏觀形勢，首先要把當前宏觀形勢所處的歷史階段講清楚。我們正處在一個“新世紀的重大戰略轉變”的歷史階段。

　　我這樣講是有依據的。

　　大家可以往前看十幾年，其實，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可以分別用三個不同的關鍵詞來概括。十四大關鍵詞叫做“市場經濟”，因為十四大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如果用一個關鍵詞把它概括起來，那就是“市場經濟”了。市場經濟這個十四大的關鍵詞，隨即成為黨報黨刊和意識形態系統全面接受的一個核心概念。對此，大家記憶猶新。但是，對于后來的兩次大會和關鍵詞卻沒有那么深刻，這也許是有原因的。

　　1997年召開的十五大，與以往最大的不同是提出了“資本經濟”。2002年的十六大則幾乎是相對地提出了“全面小康”。如果把三次的提法聯系起來，僅僅從表面上看，許多人會不理解。因為，人們很容易從“市場經濟”這個概念合乎邏輯地推導出“資本經濟”，但從“資本經濟”的內在邏輯出發，卻很難從經濟的角度推導出“全面小康”。于是，強調“全面小康”與強調“資本經濟”就是對立性的。所以，有些人在認識上和行動上就都跟不上了，把“全面小康”只當成一個口號來理解，或者在工作上只當成扶貧、推行低保。不愿或不能把執政黨代表大會政治報告關鍵詞的不同，看作是整個國家發展到這樣的階段，需要進行重大戰略轉變的指導思想的概括。

　　也許做基層工作的同志們對十六大以來的這段時間我們所面臨的形勢，把握得并不是很準確。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人們都會在有意無意中構建一種思維邏輯，如果邏輯建立不起來人們就無法理解。所以，這并不是服從不服從黨中央的問題。今天人們的思想都很復雜，背后大都有利益關系，不是中央一聲號令，大家就“全黨服從中央”。因此，一定要把邏輯關系搞清楚。

　　如果深入理解1992年以來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三個不同的關鍵詞，其實完全可以構成一個合理的邏輯關系。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并不跟“市場經濟”、“資本經濟”對立。在這里我要特別強調這一點。執政黨的三代領導集體，從***、***到現在以***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指導思想，從戰略高度來看是一以貫之的，并不是矛盾的。

　　市場經濟好理解。十四大正式提出這個概念半年之前，***同志1992年5月在中央黨校省部級高級干部班上做了一個報告，高級干部們對于市場經濟這個提法沒有任何不同意見，大家對“市場經濟”不僅是理解的，而且實際上是在各地實踐中已經普遍接受的。后來就寫進了十四大的政治報告，并做為核心概念。為什么順利接受呢？這是因為十四大之前中國的改革可歸納為“放權讓利”，政府已經從1979－1985年的農產品市場購銷和價格改革開始，放開了大多數農產品價格控制。1988年又進行了“雙軌制”的價格改革。當時中央成立了“方案辦”，包括吳敬漣教授等很多今天的著名學者都在研究改革的不同方案。

　　盡管那次“物價闖關”的改革失利，盡管此前的城市改革，并沒有像農村改革那樣先把土地分配給農戶再放開價格，并且多少是因此而造成或者引發了一系列矛盾和問題，但后來還是化解了、或者說暫時渡過了危機。

　　正因此，中國也就算有了一個相對而言的初步的市場環境。所以我們應該說“市場經濟”的提出是客觀事物發展的結果，是中國本身已經有了一個市場環境之后的意識形態反映。

　　可見，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提出市場經濟，是與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國家發生的問題、渡過的那場經濟危機周期相聯系的，也是與當時的經濟改革政策研究和實際執行過程相符合的。因此，它當然體現了堅持實事求是的傳統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思想路線。所以，當***同志在中央黨校做報告，提出市場經濟這個概念的時候，省、部級干部都沒有提出不同意見，包括***在內的黨內老同志也認可這個提法。于是“市場經濟”作為一個核心思想就順利推出了。后來，***同志進一步提出“與時俱進”的哲學思想，也是他十三年執政的思想結晶。此前十四大提出“市場經濟”，也應該說是與時俱進的具體體現。

　　今天，我們回顧十幾年前的歷史，應該不諱言我們過去曾經有過的波折，有過的困難，甚至曾經爆發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危機。可以把當時、即1988年價格闖關失敗以后所產生的這些現象形態的問題，歸納或者定義為“通貨膨脹、生產停滯”型的經濟危機。也可以把1989年的政治風波，歸為因經濟危機爆發而連帶發生的社會政治矛盾。對這些不同情況之間的相關性，都應該客觀地去分析理解。只有不諱言過去發生的問題，才有今天一步一步地走向更大的勝利。

　　如果十四大對當時的經濟環境和政策思想，用“市場經濟”來概括是與時俱進的表現。那么，為什么十五大可以用“資本經濟”來概括呢？

　　首先應該說，這也是與時俱進的表現，在十四大提出“市場經濟”前后，國家隨即放開了三個前所未有的資本經濟領域：第一是證券市場、股票交易。這是什么？當然是資本市場。證券市場交易的是什么呢？是量化的、價值化的、可以被拆細的、可以連續交易的企業資產；不僅是固定資產、也包括無形資產。隨之，虛擬資本在中國產生。

　　第二是同期開放的期貨市場。

　　第三是***南巡之后，各地大辦開發區，興起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圈地運動”，亦即房地產市場開放。

　　這也就是說，市場經濟提出之后，開放證券、期貨和房地產市場，中國的資本經濟客觀上應運而生。

    不過，既然中國把“市場經濟”作為改革方向確立下來之后，真正放開的市場卻是證券、房地產和期貨這三大具有高風險、高投機性的市場；而這三大市場又都是大規模吸納資金的市場。那么就必然形成90年代開始的銀行業迅速擴張，中央銀行發行貨幣的速度成倍地快于GDP的增長速度。因此，從92年之后的貨幣化（或者稱為“貨幣深化”）推進的經濟資本化程度，也就突飛猛進地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領域必須與時俱進。那么結果是什么呢？那就是1997年的十五大提出“資本經濟”。所謂資本經濟，在國內不就直接表現為三大資本化的市場的發展嗎？不也就在事實上造成了銀行的貨幣發行速度必然大大地快于GDP的增長速度嗎？

    無論主觀愿望如何，虛擬經濟的風險收益當然高于一般制造業，帶動全球500強中的80%在90年代紛紛搶灘中國，在進一步加快中國經濟的資本化的同時，也推進了全球化和自由化，雖然，這些都屬于派生的問題。

　　根據1995年世界銀行發展研究報告，其在總結全世界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轉軌經驗的時候曾經指出：中國是所有轉軌化國家中貨幣化程度最快的國家。因為到1995年中國的貨幣化程度與GDP的比值已超過了100%。而當時俄羅斯只有27%，既使是世界發達國家，如美國，也不過百分之七十多，歐盟中的德國也是百分之七十幾。日本當時最嚴重的經濟泡沫化，進入了一個十年衰退期，不得不靠大量增發貨幣來刺激經濟，也不過是120%左右。

　　此后，從95年到03年的短短8年間，中國的M2與GDP之比，已經超過了200%，成了世界上貨幣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可見，資本經濟發展在單一制的中國創造了高速擴張的奇跡，尤其從十五大以后。

　　所以可以說，當年十四大提出“市場經濟”符合當時中國經濟的客觀實際；同樣，1997年十五大提出“資本經濟”，也是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

　　但是，世界上所有的進入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都會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階段出現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矛盾加劇。人們都應該知道的常識是：在資本經濟條件下，必然會使社會矛盾復雜化。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在某些地區甚至會尖銳化。這也是世界普遍經驗，不承認則是閉目塞聽。

    并不是發達國家沒有出現過此類問題。發達國家在2百年之前工業化加速發展，國內貧富差距拉大的時候，只不過是用對外殖民戰爭的方式化解了國內矛盾：用工業化生產出來的“堅船利炮”，大規模向外轉移了貧困人口。

    我們知道，歐洲這個最老的工業化地區，當時就向洲外轉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英國這個“日不落帝國”，當年向外轉移了三分之一人口，英倫三島中的蘇格蘭，因為是高原地區，經濟不發達，農業收益水平也不高，所以，蘇格蘭地區向外轉移人口是二分之一。這些歐洲轉移出去的貧困人口占領了世界上的四個大陸，北美、南非、澳洲、非洲，把當地的人差不多殺光，占領了當地的資源。然后，又把工業化過程中那些反抗的貴族中的一部份轉到新的占領地當總督。這些轉移出去的貧困人占領了新資源的時候，也就富裕起來了。

　　有人說，澳大利亞是一個囚犯建立起來的國家，這是因為歐洲的老工業化國家把在社會矛盾中產生的、多的連本國監獄都容納不下的那些囚犯轉移到澳洲等殖民地去的結果。這就節省了國家管理成本，政府就不用開支那么多錢來管監獄了。當然，伴隨著發達國家的殖民地開拓這個過程，發展中國家人民飽嘗苦難。

　　歷史常識告訴人們，發達國家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并不是沒有發生過尖銳的社會矛盾。只不過是通過殖民化向外轉移來化解了。西方的殖民化大約搞了五百年，直到20世紀中葉才基本結束。其中，中國收回香港是在1997年，收回澳門不是更近嗎？再比如東南亞，不是直至70年代才真正爭取到獨立嗎？

　　所以盡管我們說，發達國家或者說是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是放在我們前面河里的石頭，都可以摸著走，市場經濟、資本經濟都可以摸，可一旦摸到這里（社會矛盾問題），沒法再摸了。因為這塊石頭上寫著“堅船利炮”、“殖民戰爭”。只怕是剛一伸手，就有人打你了。

　　我國已經走到這個階段，內部矛盾必然出現；而向外轉移人口又根本不可能。于是乎，就出現了象福建、浙江個別的大量向外偷渡人口的地區。這是因為人們的發展受到資源條件的限制，只好向外轉移。出去的人口多的地方往往是受資源限制太嚴重的地方。這些情況，也說明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必然面臨的矛盾。

　　西方現在是文明社會，可當年呢？文明嗎？美國陸軍成立的第一年，打了1200多場戰斗，主要是打印第安人。美國開發西部是血與火的過程！到1992年老布什宣布說：印第安人在美國作為民族已經不存在了。因為只剩下四萬多人了。現在有些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就象動物一樣被人參觀。這至少讓人在現象層次上看到了西方人解決國家內部矛盾的辦法。

　　我們現在有些專家、學者批評中國沒有完全照搬西方的做法。但是，我們不能搞殖民化，這一步我們無論如何也照搬不了。別說我們不能殖民化，就是日本人在上世紀初葉號稱是歐洲人最好的學生，他的口號是要“脫亞入歐”，日本作為后起的工業化國家一直看不起亞洲人，全心全意想學習歐洲，也在亞洲施行殖民地戰略，掠奪滿蒙、臺灣和東南亞。但結果呢？不是仍然在二次世界大戰被徹底地打回了日本本土的哪些島上去了嗎？誰打的呢？有亞洲人民的奮起抗戰，但主要還是歐美老師打的。

　　如果換位思維，細想一下：假如你是歐洲人，明明知道這么干是不道德的，是血與火的殖民擴張，誰要是這么干，誰都會白得資源。那現在建起發達國家了，還能容許別人也這么干嗎？

　　再看現在美國人在世界范圍內的戰略布局，無論是打伊拉克，打阿富汗，還是準備收拾伊朗，這些地方都是在世界上命脈性的戰略資源最集中的地方。難道僅僅是為了美國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嗎？美國人自己都說，布什父子兩代打的戰爭是石油戰爭。只有國內一些天真爛漫的知識分子說美國人給伊拉克帶去了民主自由。從這種理念出發就看不到這是人家的一個戰略布局，看不到這是一個典型的石油戰爭！這與當年的殖民擴張的手段不是一樣的嗎？

　　而中國人呢？剛剛想在緬甸承包修個港口，立刻就被西方指責為想在孟加拉灣修海軍基地。長期以來，我們已經非常小心了。從周恩來時代起，我們就宣布海外沒有一兵一卒，即使我們參加聯合國維和部隊，也只派警察，能象日本、韓國那樣派兵嗎？盡管向外宣稱“和平崛起”，我們至今在海外確實沒有一兵一卒，足以證明我們是和平的。但是，西方卻幾乎沒人相信。

　　舉一個例子。1999年被美國定義為“惡棍”國家的，有北韓鮮、中國、伊拉克、伊朗等。以什么標準來衡量“惡棍”國家呢？第一是集權，說你是非民主國家。第二，內部存在嚴重的民族矛盾，有社會沖突；我們有疆獨、藏獨不斷地制造事端。第三，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有核武器等，這些中國當然有。在它的五條標準中，中國有三條。

　　再看另外一個例子，在世紀之交的時候，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機構－哈佛大學的“費正清中心”的主任寫了一段被西方世界廣泛認同的話：二十世紀，曾經因為日本和德國崛起，改變了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二十一世紀，因為中國的崛起而試圖改變世界政治、經濟秩序，這將是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挑戰。他的意思很清楚，二十世紀的兩次大戰是德國、日本挑起的，二十一世紀中國崛起，也會引發大戰。

　　因此，千萬別天真。我們從來不向海外派一兵一卒，據此說和平崛起，還是沒人信。這是因為，憑著他們的既往經驗，進一步發展工業必然要帶來社會矛盾，內部解決不了就必須向外轉嫁。而現在，中國按照西方的市場經濟、資本經濟建立起了一個體制、制度的時候，我們的內部矛盾不僅也加劇了，而且還確實難以解決。

　　我們內部有什么重大矛盾呢？

　　首先是90年代以來的兩次圈地運動造成城鄉差距拉大，無地農民增加，導致農民的群體性事件大面積發生。第一次圈地運動期間，在廣東省的群體性治安事件中，有一半左右是因為征占土地而引發的；在第二次圈地運動期間全國接近四分之三的農民上訪告狀是因為征占土地。

　　從經濟學角度來解釋，最能夠產生增值收益的就是直接占有資源，并把它轉化成可供交易的資產，甚至是進入虛擬交易的題材。而能夠最快形成收益的資源就是占地。只要占有了土地資源，就可以用土地作抵押，銀行貸款就幾乎非常平滑地拿到了。因為，只要圈占了一塊土地，那么，土地作為一種短缺資源，它的潛在升值預期和產生附加的“機會收益”就非常高。

　　因此，金融資本是最容易與房地產資本結合的。

　　此外，還因為市場條件下一般產業資本的風險比較大。比如，今天辦一個工業企業，明年黃了是非常可能的。競爭加劇，產品沒有技術含量，不很快就黃了嗎。更何況，對中小企業來說，市場是越來越難做了。地方搞中小企業需要多少年的奮斗才能打開銷路，所以，銀行給企業貸款必須非常慎重。可是，在投機性的領域，無論你是搞房地產，還是搞股票，銀行貸款一般是比較容易得到的，除非有政策限制。

　　總之，兩次大規模圈地運動引發的大量社會矛盾，在中國只能內部解決。對此，我們應該有一個正確的、客觀地認識，那就得實事求是，就得與時俱進。

　　講了上面的道理，大家就應該明白了，我們在九十年代進入了市場經濟，隨后進入了資本經濟，特別是進入世紀之交的時候，社會的兩級分化必然加快。內外矛盾都很復雜。因此，就得與時俱進地提出了十六大的“全面小康”。這些情況告訴我們，不可以簡單地認為只要按照一般市場經濟的理論思路繼續下去，我國的問題就解決了。

　　不僅國內的矛盾已經尖銳了，國際上還被美國人視為“惡棍”國家。隨之，從99年的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中，我們已經知道下一步面臨的危協是什么了。所以，***總書記1999年6月份采納了各個方面的意見和建議，提出要建立陸上能源供給通道，同時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這時候，又有些人說：我們把資金投到東部，一年可以打十幾滾，為什么要開發西部？也許這些短視思維的人不能理解國家的戰略意圖。我們海上石油運輸70%的份量要經過馬六甲海道，這不是與當年日本的毛病一樣嗎？日本當年為什么要打東南亞？就是因為海上石油通道被歐美控制。日本沒有石油。而它在滿、蒙地區的殖民擴張，投入現代化軍隊，沒有石油是不行的。中國東北當時沒有石油。所以，只能經過馬六甲海峽向中東要石油。而馬六夾海峽被歐美控制，那里可是日本的生命線呀。所以它就往東南亞打。得罪了歐美，就被消滅了。

　　而如今，我們70%的進口石油要經過馬六甲海峽（現在已經是三分之一以上靠進口了）。無論是發展現代國防、現代工業，還是老百姓的現代生活等等，都得有石油。一方面是靠內部挖潛，另一方面是靠海上運輸（包括我們三都澳港的開發，將來朝哪個方向去努力呢？如果國家還是大規模靠海上石油運輸，那沿海就要建立石化基地、石油戰略儲備等，那就搞這些了。）

　　我們的領導人已經預見到了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的惡化。所以，一方面出動大型國有公司到中亞五國去買石油資源，買石油勘探權；另一方面，建立上海“中亞五國合作機制”，這五國是世界第二大油氣資源豐富的地方。我們給投資幫發展，互利的結果是得到資源供給。于是，就著手建立從新疆到上海的油氣管線，這條管線4600公里在中國境內，如果再往西修2000公里，就進入中亞。

　　但是，阿富汗戰爭一打，美國、俄國相繼在中亞駐軍，卡住了向中國輸石油天然氣的陸地通道；此后，美國又動員歐洲銀行，從里海往西亞往歐洲修輸油管道，這可能卡住中國的石油補給。俄國人則是從中亞一直南下到阿富汗北部，至今還控制著阿北方的軍閥。為什么呢？維護的是俄羅斯的利益。所以，普京是落實“三個代表”的典范。

　　我有一次與西方學者討論，當他們叫板的時候我就說，咱們算一筆帳，如果把歐洲向外的移民都計算回歐洲，會有多少人？歐洲人口坐地增一倍。現在老歐洲三億多人口，就變成七億多。歐盟十五國不打翻了天那才見鬼。如果把在外的混血人口也都計算回來，歐洲人口會超過了十億，都集中在歐洲這個半島型的大陸上，請問有環保嗎？有人權嗎？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嗎？

　　所以，不要拿今天西方的標準來衡量中國。其實我們不過是遇到人家300百年前的局面。怎么解決呀？內部解決當然就得用內部的手段。我們只是矛盾內部化處理了，沒有向外轉嫁而已。因此不能隨便照搬西方通過殖民化大量轉移貧困人口之后才形成的現代制度。

　　看來，今天的思想之混亂，主要在于沒有、或者不愿意把我們所處的歷史階段搞清楚。我們身處其中的這個歷史階段，是一個矛盾非常復雜、非常集中、隨時爆發的時期。只能采取中國特色的、特殊的手段，才能解決。

三大差別問題嚴重

　　我們的矛盾嚴重到什么程序呢？大家都知道三大差別不斷擴大。第一大差別就是上面提到的城鄉差別。盡管還有區域差別，收入差別，但最主要的矛盾是城鄉差別。

　　那么，為什么城鄉差別加大呢？

　　第一看最基本的財產關系。這些年的城市發展，很大程度是靠著以地生財。哪個地方的政府都懂，只要從農民那兒圈一塊地，就可以坐地生財，轉手一賣就是幾何級的倍數增值，十倍、二十倍地往上翻，誰不會干這事？城市得到基礎設施的投入，亮起來了，而農民呢？失地、失業，而且無低保。這樣城鄉矛盾當然就加劇了。

　　其次看公共開支。現在所謂國家財政只保城市，只要姓“農”就都不保。以前國營農、林場連低保都不能享受。十六大以后最近這幾年，政府更加理性了最近兩年才把國營農場保了。那么，廣大農村地區有低保嗎？有失業保險嗎？有醫療保險嗎？所有這些本屬于公民應該享受的基本國民待遇，農民都沒有。連最起碼的國民基本權利——教育－－這一本應是國家承擔的義務卻下放給縣級以下；結果在農村的義務教育卻成了農民承擔的義務。所以，國家財政僅僅是城市財政。

　　舉個制度上不合理的例子。比如，城市土地所有權歸國家所有，給房地產開發商的是五十年的使用權，房地產開發商可以到銀行抵押，套取成規模的資金。那么，同樣的是，農村中的土地所有權歸集體，農民也擁有30年土地使用權，能抵押嗎？有些農村專業戶，開發了一萬畝的茶園，或者五千畝的果園，可以抵押嗎？也不能。雖然地面上的每顆茶、每株果都可以賣錢，而且風險很小。為什么不能？城鄉主體擁有的都是土地使用權呀！我在福建泉州地區考察一個林場，場長說：我有三萬畝的速生豐產林，每年都是綠色銀行，每年樹徑增加多少，我就能增多少財富。可我現在是高負債，因為到銀行貸款只能用農場的固定資產抵押，否則銀行不承認。這是什么道理？既然都是使用權，土地上的地面物也都是可變現資產，但卻遭受不同待遇。這說明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條件下有兩種制度，鮮明地體現著城鄉之間的差別和對農村的歧視。

　　十六大具體地體現實事求是的思想，就是在提出全面小康的同時，針對城鄉差別擴大這一根本矛盾，把城鄉的二元結構這個理論的概念，寫進了黨的政治報告，前所未有的把城鄉二元結構問題變成了政治語言。隨之，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城鄉統籌發展，提出了不要單純GDP增長，而應追求綜合發展時，提出了五項統籌，第一項就是城鄉統籌，成為五統籌之首。

　　縱觀十六大前后，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黨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三農”問題的嚴峻。在2003年1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黨中央提出“三農”問題是我們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這就在城鄉二元結構成為政治語言的同時，把“三農”問題政治化了，不再是一般意義上所說的經濟收入低等等。2003年的政府換屆，在“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又把“三農”工作說成是全國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這還不夠，2004年年初黨中央再次強調“三農”工作是我們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短短一年里連續三次把“三農”問題強調到無以復加的高度。

　　黨中央這樣強調，道理是非常充分的，是客觀、現實的。就在十六大召開的2002年，按照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的說法，我國城鄉差別已經高達1：5.9（如果只算現金收入，城鄉差別是1：3.4），成為世界之最。***同志當年搞改革開放的時候說，如果我們的改革開放搞了多少年以后，出現了貧富兩級分化，造成了資產階級，那我們的改革開放就失敗了。可是現在不是已經出現了貧富兩極分化嗎？據說貧富差別在世界上排名前幾，而我們的城鄉差別，已經排名世界第一了。

　　一般所說的區域差別，其實也主要是城鄉差別。

　　中央財政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在中央提出的西部大開發之后曾經說，西部大開發要重點解決西部的農村問題，因為，西部的城市并不窮。確實如此，你到烏魯木齊，到蘭州，還是到貴陽等等西部的任何一個大城市，都一樣是燈紅酒綠。但是，如果到農村，那怕是東部沿海地區的農村，不照樣是窮困的嗎？所以，城鄉差別是最大的差別。因此，黨中央把城鄉二元結構寫進十六大政治報告，城鄉統籌成為五項統籌之首，黨中央、國務院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這是既是政治問題，也是戰略問題。

　　“三農”問題到底嚴重到什么程度？

　　最近這兩年，中國社科院原社會科學研究所的所長兼黨委書記陸學義同志，受領導同志委托，認真做了一次全國抽樣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我們國家形成了十大社會階層。有人說這是在搞毛澤東的階級分析。這可能不了解社會科學不同學科的區別。政治學搞階級分析，社會學搞的就是階層分析。因此，他做的確實是社會分層研究。科學研究本身沒問題，問題出在研究結果顯示的十大階層的差距實在太大，而且屬前兩位的上層是企業家和官員，最下層的第九、十位則是工人和農民。

　　在紀念小平同志百年的時候，人們對他當年的一些話重新提出討論。改革開放之初他說讓一些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我們還是要追求共同富裕的。這在邏輯上是正確的。***接著說到：如果我們出現了兩極分化，再產生一個資產階級，這個改革就失敗了。可十大階層分析這個科研成果恰恰表明我國出現的上層是企業家和官員。這不是老百姓說的官員傍大款嗎？而下層是工人和農民，導致兩極分化的不正是權力資本化，資本權力化，工人農民邊緣化嗎？***同志90年代中期就曾告誡全黨，這樣下去，“恐會釀成大禍”！而這種現實，共產黨做為執政黨是不應該容許的，三大差別擴大是應該著力防止的。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提出全面小康，所針對的就是這種現象。因此，全面小康這個大目標的提出，從本質上體現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共產黨堅持的與時俱進、實事求是的改革思想路線。

　　十六屆三中全會前后，我在我主編刊物上發了一個封面專題，叫“胡溫新政”，重點介紹***總書記，溫家寶總理針對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進一步調整政策的作法。此后很多媒體引用這個提法。當然，理論界確實有人對我們正面評價黨中央“新政”很反感。但我仍然建議大家正確理解。只有把干部、黨員的思想統一到中央十六大以后的這一系列戰略轉變的高度上來，才能防止小平同志所警示的改革開放失敗這樣的一種悲劇結局的出現。現在調整還為時不晚，否則就來不及了。

　　中央戰略調整與兩種“四化”的分析

　　下面再講一下，和重大戰略轉變時期有關的具體措施，以及有關的討論情況。既然中央已經明確現在發生的主要問題是以城鄉二元結構為首的三大差別擴大。那就要針對性地開展討論，提出化解三大差別的政策措施。

　　應該意識到，自從錦濤同志擔任總書記、家寶同志擔任總理以來，確實有一些值得關注的新的政策意圖已在討論之中。首先必須在思想認識上，對九十年代發生的一些問題有一個新的分析。

　　以往，一般都認為從市場經濟到資本經濟的過程中，在制度安排上突出的是“四個化”的實質。首先，所謂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就得要先明確產權主體，有了產權最清晰的私有經濟主體，才會有市場經濟。所以理論界必然傾向于私有化。其次，既然是市場化，當然就有自由化的要求；因為商品有天然的平等要求。其三，只要是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就必須全球化，納入全球分工體系。

    在這種傾向下，很多干部的思想認識，基本上被這新“四化”的內在邏輯所束縛、所局限。似乎我們只要搞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我們的問題就解決了。

    是不是這樣簡單呢？我們可以做一些比較分析。

　　如果只從經濟過程來看，那么中國現在正在經歷的，無外乎是另外的四個化

　　第一，我們正處在工業化時期；第二，我們處在城市化加快的時期。而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都會創造大量的投資機會、帶動大量就業，也都會推動經濟的高速增長。世界上任何國家概莫能外。這是一個普遍性的經驗。

　　那另外兩個化呢？那就是我們同時在本幣和資本市場不開放的有利條件下推進貨幣化和資本化。結合我才剛講到九十年代的現象，就能很清楚認識到這個過程。

　　什么叫貨幣化？咱們以和大家息息相關的政策為例。八十年代我們城里人住的房子大多數是單位分配的，連交的房租每平方米也不過是1元錢左右。到九十年代末期開始住房制度改革就不再分房，而是根據工齡、職務，計算應得多少平方米，但是需要用貨幣來購買。比如我在北京分得了一個89平方米的房子，按照我30年工齡得繳8萬元。這就得有8萬多元貨幣才能得到房子，還要每月繳比過去房租貴得多的物業管理費、水電、取暖、停車費。此外，還得支付與私人住房相關的其它費用，如裝修、買家具等。這些都導致增加貨幣發行。于是，九十年代僅住房制度的改革就帶來了大量的貨幣增發和貨幣化的交易。這就把住房和相關產業貨幣化了。而過去住房在分配制度下是不需要貨幣交易的。類似的改革不斷把過去不能交易的資產推向市場，帶動貨幣化，導致九十年代以來貨幣發行的增速遠快于GDP 增長速度。這就是所謂貨幣深化。過去不完全使用貨幣的，基本上全部使用貨幣了。再如，在座的老同志都記得，過去買糧、油、布等，在北京甚至連買白菜都是憑票購買，價格也很便宜。到92－93年全部取消了票證，原先憑票購買的低價的消費品就變高價了。這就需要得到更多的貨幣。當人們完全使用貨幣進行交易的時候貨幣化才基本完成。

　　貨幣化的好處是使用貨幣的每一次交易，都被記入GDP，變成高速增長。而越多增發貨幣，越廣泛地開放過去非貨幣交易的領域，GDP總量和增長速度也就越大。所以，貨幣化其實是造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第三個“化”。

　　第四個“化”是資本化。例如，過去沒有股市，國有資產不可交易，現在不僅可以交易，而且可以創造出“概念”擴大交易；再進一步改革，還可以產生出各種各樣的衍生品，推進虛擬化的吸納更多投資的資本交易等。而每一次交易也都進入GDP。所以，如果不討論國際局勢的影響，我們國內的資本化也會造成高增長。

　　看中國改革開放的真實經驗，未必一定要用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來歸納。并不矛盾的但容易被接受的、真正具有普遍意義的經驗，應該是工業化、城市化、貨幣化、資本化。

　　但是這四個化的解釋，跟學術界主流和黨校老師上課那兩個極端對立的說法，都有相當大的差別。如果我們在思想上，不對這些討論中的問題有相對清醒的認識，那么在實際工作中，往往會產生重大偏差。

　　比如說土地問題。有人強調只要把農村土地私有化了，完全變成農民個人所有，就可以到銀行抵押，農村資金缺乏的問題就解決了；農民成為土地所有者，誰要是征占，農民就可以有談判地位。農村與城市的矛盾也就解決了。似乎只要全面私有化，問題也就都自然地解決了。

　　從兩種不同“四化”的解釋可以看出，前者是一個“意識形態化”的問題。國家能不能就按這種意識形態化的解釋來討論政策、安排制度呢？從中國現有的國情來說，即使大家不爭論，政策執行也很難。為什么呢？

　　剛才說到，我去了30多個國家，特別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以來去的大多是發展中國家。更關注的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大國，如印度、巴西、墨西哥、孟加拉等這些人口過億的國家的情況。

　　墨西哥人口約在1.3億，而且緊鄰在美國的家門口，它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程度都比我們高。但是，墨西哥面對的三大差別問題解決了嗎？社會矛盾不是非常尖銳嗎。有一次在墨西哥碰到一個農場主。我說，你的農場在哪個州呢？他說，你的問題錯了，應該問哪一個州在我的農場里。意思是說他的農場很大，已經超過了一州的范圍。墨西哥38個州，在拉美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人均收入超過4000美元，比我們2020年全面小康要達到人均3000美元還多，但是，墨西哥仍然有高達百分之三十四的貧困率，農村仍然凋弊，小農仍然破產。大量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的貧民窟。只不過是從空間上把農村的貧困平移到了城市，變成了城市貧民窟人口。

　　可在城市，一旦形成大規模的貧民窟，那么，正規的政府治理根本沒有辦法進去。那就是黑社會控制，黃、賭、毒泛濫，社會矛盾就會以暴力形式空前加劇，正常的法治社會就無法建立。昨天晚上新聞報道說，墨西哥監獄爆亂。那是因為囚犯太多，國家無法治理，就從囚犯中選最有實力的人當獄警，那就是囚犯中的黑社會。甚至由于解決不了囚犯的問題，要安排妓女到監獄中去工作。這樣的社會矛盾，連監獄警察都解決不了，難到不是典型的前車之鑒嗎？在墨西哥，被主流知識分子宣傳貫徹的“四化”，應該要比我們要深刻的多了，也徹底的多了，但能解決問題嗎？按照墨西哥國內非主流的學者計算，貧困比重超過50％，比陸學義老師在中國做的大十階層分析嚴重的多。

　　再比如巴西。今年7月份我到巴西去貧民窟調研，同時了解農村人口失去土地的情況。特別是小農，發生個三長兩短的，就沒有辦法就得賣地。更何況，農業是靠增加規模得到收益的，這是個基本規律。越是強調農業現代化，越是使用機械、化肥農藥，甚至使用天上的衛星定位、大型機械、精量點播與測土施肥一步到位等，總之越是使用現代技術，農業成本就越高，就越是逼使農場主擴張面積。巴西就是這個規律作用的典范，9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一片綠色，農業資源條件非常好，不象我們的平原面積只占12%，水土條件匹配的平原耕地只占9.4%。巴西農場的規模動輒就是數百上千公頃。經濟學家追求的規模經濟實現了。但是農村照樣貧困，而且全國范圍內還有饑餓。所以，巴西勞工黨工人出身的總統競選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許諾：只要我當總統，一年之內消除饑餓。他的口號是巴西沒有理由饑餓。因為是世界上人均耕面積最大的國家，農業資源最好的國家。

　　但是，為什么巴西有大規模的農業，卻讓老百姓饑餓？盡管巴西想消滅饑餓，容易嗎？因為，農場主不管國家的事，政府要達到什么目標跟私人農場沒關系。私營農場主追求的是效益，種經濟作物效益才高；種大豆向中國出口，種甘蔗、花生，也是為了出口獲得利潤，而不是為政府解決饑餓。所以，盧拉競選當上了總統一年了，要解決巴西的饑餓在多年來完全私有制條件下是非常困難的。這就是巴西存在全國的無地農民示威的原因，早已成為一場全國性的運動。那是和平的運動，目前尚有三十五萬戶住在帳篷里表示抗議，要求政府分配土地。

　　再看印度。跟咱們中國可相似了，人口十個億以上，百分之七十在農村，人均耕地規模比較小，農村三分之一以上農民無地，于是乎，印度的貧民窟也是世界最大。

　　再到東南亞這些人口超過1億的國家去看看。有一次我在孟加拉開會，所有黃頭發的老外都沒人敢出賓館的門，當時我估算，單保衛一個賓館的武裝警察就至少有一個排，進門要通過安檢，警察沿著賓館圍墻站崗。因為離開賓館沒幾百米就是貧民窟。為什么呢？因為土地私有化了，進城打工或流浪的老百姓沒地方住，只能住在公有的土地上。在哪兒呢？就是道路、鐵路、河流、廣場、公園、寺廟，所以公園周圍、鐵路兩旁、河流岸邊、公路沿線往往都是貧民窟。

　　請問，為什么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是印度的10倍以上？那是因為印度搞基礎設施建設太困難。鐵路兩邊全是貧民窟，想將鐵路從單軌變成雙軌，就得搬遷貧民窟，容易嗎？試試看？只要一動，就遇上成千上萬的貧民窟百姓，往哪兒搬呀？公路從兩車道變成4車道，試試？公路兩邊也是貧民窟，幾乎無法搞基礎設施建設。

　　印度北方有農民起義，墨西哥那么好的資源條件，南方也照樣有農民起義。中國的主流學者出去，很少有調查貧民窟的，很少有下鄉的。像我這樣到游擊區、到農村地區去調查的更少。我先后四次去墨西哥，先摸清外圍，最后才得到機會深入到它的“游擊區”，就是農民解放軍控制的區域里，這個區域游擊隊控制著1000 多個土著社區。當時，真是穿越原始深林，坐老百姓用一顆大樹做成的獨木舟，才進入到他們的游擊區。當然，生存條件非常艱苦，但能得到真實情況。了解到為什么他們會造反？墨西哥1994年的農民起義到現在堅持了10多年。2003年夏天他們出山的時候，就好象咱們現在講的恐怖主義，成千上萬的老百姓，無論大人、小孩、婦女都蒙臉。我發現，區別游擊隊戰士和老百姓的辦法，就是老百姓一般用一條手巾圍著臉，游擊戰士則是戴著滑雪帽，無論天氣多熱也都是這樣，戴著滑雪帽，穿著軍靴，排著隊的，這是游擊戰士，用手巾蒙著臉的散漫的是老百姓，但那是擁護游擊隊的老百姓。現在都擔心的恐怖主義嗎？他們不是，而是和平反抗。平時這些人不帶武器就是老百姓，政府也就沒有理由鎮壓，但是，游擊隊確實有成千上萬。

　　盡管有大規模、高效益的農業，但既沒有解決貧困問題，也沒有解決饑餓問題。簡單地講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那是真正解決中國問題的靈丹妙藥嗎？去看看這些發展中國家，哪一個不比中國更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卻有哪個真正解決了國內矛盾？哪個社會矛盾不比中國更嚴重？

　　作了比較分析后，最后得出了一個初步認識：這些國家尚未完成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提出的土地革命的任務。舊民主主義革命內容是什么？驅除撻虜，恢復中華、平均地權、建立共和，可見“平均地權”原本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唯獨中國完成了。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是得繼續堅持平均地權。在農村給老百姓每家每戶分地。

　　請注意土地制度的中國特色：不是每人，而是把個人計算到農戶家庭，給每個家庭三十年不變的土地使用權。這只有在中國做到了。

   其它國家盡管有土地法律，既規定農民應該得到土地，但事實上是執行不下去。因為土地是完全私有化的，完全市場交易的，制度是自由化的，全球化的。因此就做不到。

    而我們這個農民平均占有土地的權利，是經過上個世紀前五十年打了三次土地革命戰爭，農民成千上萬的犧牲，打出了這個基本權利。很多人說不行，再重新來一次。就會重新造成地主。城里人有錢誰不會去農村買點地？買個十畝地，就意味著有三至五戶人家、十幾口人無地。現在已經是三千萬到四千萬無地農民，土地不足以謀生的農民已經很多了。福建人均耕地面積多少？寧德人均耕地面積多少？為什么那么多人口向外遷移？是因為沒有資源了。

　　04年1月從印度考察回來寫了一篇報告叫《無地則反，黨爭則亂》，引起很多人的批評，說溫鐵軍似乎在維持公有制、集權制。其實我不過是實事求是而已。無論誰，只要做了發展中國家比較研究就會明白。如果我們放手推進土地私有制，就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們現行的土地制取得的最大的制度收益，就是這個社會相對穩定。盡管城鄉差別全世界第一，農民被剝奪的程度并不亞于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但是卻仍然沒有出現農民起義，充其量不過是砸個鄉鎮政府，掀翻幾輛警車，打了幾個警察。還沒有出現農民武裝起義，沒出現農民大規模造反。不是農民老實，也不是不想反。很大程度是給了農民一塊地，他得保住這塊地。

    其實，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現在在城市里還沒有形成大規模的貧民窟的原因。

　　去年5月在孟加拉。首都的街頭一到晚上就是一個景，什么景呢？進城打工、流浪的人沒地方住，沿街一兩公里的排開像大搖籃一樣手工編成的竹筐子，每個人一個筐子，頭和腳在外邊搭著，人在里邊睡覺。這是那些進城時間不長的人，連去搭一個紙板子、破鐵皮棚子的能力都沒有，只能睡筐子。這是在南亞，北回歸線以南，氣候濕熱，頂多不過是下場雨，權且當作洗一個澡，要是在咱們這兒呢？北方地區冬天結冰，那是要凍死人的。中國真地要這種局面嗎？今后無論誰談私有化，讓他去那些貧民窟，也許就明白了。

　　中國得到大致穩定的根本原因，在于農村仍然實行土地按人分配、村社所有，老百姓至少寄希望于三十年后還能再分一回地，所以就穩定，就不鬧大事。

　　那上哪兒鬧事呢？他上城里。農民一旦離開本村，誰也不知道我是誰了。而在城里，現在社會的刑事犯罪的高峰不斷往上走，一年上一個臺階。而刑事犯罪的主要發案來源于流動人口犯罪，八十年代人口不流動的時候，流動人口犯罪比例不到50%，90年代超過60%，90年代后期達到70%，進入21世紀超過80%。因此，弄得城里人家家戶戶要上鐵門鐵窗戶。就好象動物園把自己關在籠子里。這就是社會矛盾尖銳的表現。之所以現在還沒爆發社會沖突，沒像墨西哥、印度有農民起義，就是因為土地按人平均分配。所以這種土地制度的最大的收益就是社會穩定，而全黨同志都知道安定團結是一個大局，要力保穩定這個大局，我們這個國家亂不起！

　　這個制度當然會有成本，成本就是農業沒有規模效益。永遠不要想著在小農平均占有土地這樣一個制度條件下，還會有什么土地的規模效益。很多人到美國參觀農業，美國的大農場多好哇！你到中國來試試，根本搞不成。

　　所以我們說這個制度的收益是社會穩定，制度成本是農業沒有效益。因此，三農問題才是重中之重，才必須創造出中國特色的解決方式。很難把西方現成的制度照搬過來解決問題。

　　據此可以認為，小農村社經濟很可能是長期化的制度現象，或者是經濟基礎；過去那種短期內改變小農經濟的設想在毛澤東時代就沒成功，最近25年改革也沒成功。只有承認小農村社經濟是長期的，我們才能穩住社會，漸進改革。

　　而且還得踏踏實實地承認，即使加快城市化，城市能夠容納的人口也是有限的。很多人說只要對外開放了，外貿帶動制造業增加，農民人口就轉移了。那么容易嗎？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有人測算，全部發達國家的制造業使用勞動力的總量9千多萬，有可能把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全部都搬到中國來嗎？不可能。人家的飛機、大炮、坦克得自己生產吧？否則憑什么維持所謂國家競爭力？不能簡單地說對外開放引進制造業，勞動力過剩就解決了。

　　中國勞動力總量是多少？溫家寶同志就任總理時答記者問，第一個脫口而出的數據就勞動力數量。他說：我們這個國家呀問題很復雜，歐美發達國家勞動力總量才不過三億多。我中國一國勞動力總量現在就是7億多，幾乎是你們的兩倍。他很注重國情分析。如果進一步把農村半勞動力加上，是7億多嗎？農村60歲以上老人不能退休，沒人給退休金，還得下地干活。至少50%以上的十幾歲的孩子上不起中學吧。干什么呢？不都得下地干活？都算成半勞力，僅中國農村的勞動力總量就在5個億以上。已經遠遠超過發達國家勞動力的總和了。

　　那么，中國到底需要多少農業勞動力呢？國務院發展中心測算，按現在的生產力水平只需要一個億的農業勞動力，對付這十幾億畝的耕地就夠了。如果按照要達到的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只需要5千萬。現在農村5億勞動力，農業只需要1個億勞動力，那潛在的失業半失業不是得有4個億嗎？靠什么解決呢？

　　基本國情問題搞不清楚就空談這化那化，空談誤國。

　　十六大以來特別強調以人為本，為什么？上半部分已經講了，我們的人口轉移不出去，發達國家的模式就照搬不了。而且不僅我們現在勞動力嚴重過剩，將來會更進一步過剩。因為我們人口最高峰值是16個億，將會在2020-30年出現。轉移不出去，內部又消化不了，現在才4億城市人口，怎么設想16億人口的時候可以實現70%-80%的城市化率？那就有十二億在城里，怎么可能？

　　城里的人均生活用水消耗是農村的20多倍。這個倍數大家可能不理解，城里人每天洗澡，農村人每天洗嗎？城里人洗衣機洗衣服是農村人端個盆洗衣服耗水量的多少倍？30多倍。大力發展城市的結果，首先是水資源哪兒來？我們現在600 多個城市一半以上缺水，其中100多個城市屬于嚴重缺水城市。城市化怎么擴張？哪兒來水資源？顯然城市化擴張是要受到資源限制的。昨天晚上的電視報道，溫家寶總理在召開能源問題的會，請了一批專家來談，最后提出我們只能走節約型經濟、有效經濟、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才能緩解能源危機。

　　最近熱炒了一兩年的尤科斯石油公司案，是什么問題？普京代表了俄國人民最大多數的根本利益，得了70%多的選票，他為什么對尤科斯石油公司下刀子，其實客觀上制約了中國。因為當年***和朱容基先后訪問俄國，曾經跟葉利欽簽了協定，俄國向中國每年供應不低于3000萬噸以上的石油。靠誰供應？就是尤科斯石油公司。普京不能公開撕毀合同，但他是克格勃出身，這個尤科斯公司被干掉當然是有理由不再執行原來的協議，公司連運費都沒有，沒法再向中國輸送石油。可當時，我們做了很大讓步才簽了合同。尤科斯公司給我們石油，管線應該從西伯利亞修到大慶，叫安大線。普京上臺后認為這不符合市場原則，只賣給中國一家，賣不出好價錢，要另外修安納錢到沿海，對日、韓、中三國賣石油才能抬價，這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等等。中國沒辦法。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原來指望這條北部的石油補給線告吹了。西部石油補給被人家做了安排，在中亞駐軍，卡住石油脖子；北部的這條石油補給線陸上通道又被干掉了。都是戰略伙伴關系。桌面上握手，桌子底下踢。全球化的實質是什么？沒有哪個國家愿意中國崛起，中國太大了。于是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

　　看到這個局面，難道是因為沒有照搬美國的制度嗎？哪怕中國人把美國的制度復制一萬遍，大國也不會允許中國崛起。普京代表俄國人民最大多數的根本利益，就是不能讓自己的身邊再崛起一個工業化大國。就好比當年日本對付中國，兩雄不能在亞洲并立，道理是一樣的。民國年間，蔣介石政府大局甫定就加快工業化，立刻召來日本侵略，不能讓中國起來。李登輝秉承日本人的意志講要把中國切成七塊，切成更多小塊，亞洲就沒有威脅了。

　　現在這些言論恨不得中國馬上散攤子。內部一些小知識分子遙相呼應，不考慮國家民族大計，以為自己翻了幾本英文書，讀了幾本理論就能治中國。思想理論體系的混亂已經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

　　主流學者們強調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解決中國問題。這“四化”對還是不對？去跟發展中國家比較，去看看周邊的國際環境就明白了。我03年在德國經濟研究所討論問題。他們說，中國為什么不放開匯率？為什么人民幣不對外？我說舉一個例子：人們知道美元是嚴重高估的貨幣，高估了70%。人們也知道美元應該貶值。但為什么大家還都要美元？美元99%跟交易沒有關系，主要是在泡沫經濟“錢生錢”的那個游戲里邊在滾。除了戰略命脈、國防工業保留之外，美國的一般制造業已經移出了，不外乎就只有靠軍事霸權才能夠強行變成強勢貨幣。是因為美國的自由民主嗎？不是，是因為美國維持了全世界最大的軍事實力，最大的軍事霸權，所以它的美元值錢。那我接著再問一句：為什么人民幣值錢？一般都知道國內的銀行不良資產的比重相當高，那為啥大家還往銀行存錢，人民幣幣值還堅挺，國外還都說人民幣應該升值呢？不就因為中國是一個中央集權國家、中央政府占有全國資源嗎嗎？中國的貨幣是否堅挺根本上看不絕對地取決于銀行的資產質量，而是要從全國有多少資源，有多強大的國力來看。因此有些意見就得懷疑，銀行全面私有化行嗎？金融體系全面對外開放行嗎？

　　不妨去看一看蘇東國家，政治改革優先，政權跨掉，立刻就有一個算一個，蘇東國家幾乎都是貨幣體系隨之崩潰，本幣大幅度地、百分之幾千地貶值。我曾經到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實地考察過，那個鈔票拿到手以后，后邊零太多，中國人不習慣，都數不出是多少錢，但它只夠買一個公共汽車票。請問，中國人民真地要這個嗎？盲目地講這些道理的人，似乎不看那些轉軌國家曾經有過的教訓。

　　我們這個思想理論體系，包括黨校的教學，都已經極其混亂了。大多數人不知道中國到底應該要什么？無論什么主義，都得適合國情，因為主義可以換，就是國情這東西換不得。

　　所以我說，早已經不再是照搬個西方貨幣理論體系就能解釋現在的國際金融現象了，何況照搬來解釋國內金融現象！世界上的貨幣發行從1944年放棄“黃金本位”起，就早已不再根據有多少黃金儲備作為貨幣發行基礎了；早就演變成政權信用的貨幣表現。當年兩個超級大國的時代，盧布比美元貴得多；反映出的就是有多大的政治軍事強權，就有多大的貨幣信用。這道理有人講嗎？蘇東國家解體的時候，首先崩潰的是支撐金融體系背后的政治強權和政府信譽。我當年曾經在那些蘇東國家考察，清楚地看到了這種金融崩潰局面發生的過程，老百姓的儲蓄短期大幅度貶值，這難道真是所謂的自由民主和社會公平嗎？

　　那些教訓使得中國人不再敢盲目地去把那些東西搬過來，即使要搬，也得看我們的現實條件。而我們九十年代最大的失誤就是盲目照搬了。不僅是學者，有些高級官員也主張盲目照搬。

　　進入新世紀、尤其是十六大以后，當我們正處在這個國家面臨戰略轉變階段的時候，當黨中央強調“三農”問題的時候，能照搬一套西方的說法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嗎？我看照搬不得。而你們看***同志就任總書記之前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是去西柏坡，后來他強調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這是一個執政黨領袖的高明之處。你們再看看溫家寶總理就任總理之前干了什么？到東北下礦井，跟礦工用一個飯盒吃飯，用一個杯子喝水，他先表明自己的立場。以此提醒我們的各級干部，九十年代傍大款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天該去幫農民、幫工人了。今后如果你們的鏡頭仍然出現在大款的宴會上，早晚出事。如果你們也出現在農村，象溫家寶總理一樣到工人、農民中間，那就是親民，是立黨為公的表現，是貫徹胡溫新政的表現。如今強調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這是執政黨要求各級干部應有的起碼的標準，強調以人為本應該是執政的前提。如果不轉過來，仍舊還是招商引資傍大款，那是九十年代的圖景，說明你落伍了，既沒跟上胡溫新政，也沒跟上十六大以來的戰略轉變。

　　所以，給大家提個醒，再不能把原來九十年代盲目照搬過來的理念拿來解決我們今天的問題了。很多過去正確的口號都應該重新認識。比如說依法治國。***同志在提出“依法治國”后不久就做了修正，強調“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并重，結果被有些知識分子批判。甚至共產黨懲治腐敗搞的“雙規”，都有很多法學家批評說是違法的。這不迂腐嗎？當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都宣誓為黨的事業獻出一切對不對？現在根據誓詞就能對黨員干部進行“雙規”。黨員不是一般的公民，首先自己愿意宣誓作一名共產黨員，承認黨的利益高于個人的一切。何況，現在哪幾個被“雙規”的沒問題？雙規很好。比如安徽的王懷忠。當年（八十年代）是安徽省毫州市這個縣級市的副書記，分工就是管農村試驗區的工作。我是搞農村試驗區工作的，所以我認識他，眼看著他一步步當上副省長。即使知道他有問題，你能查證嗎？現在不僅“雙規”，而且不在本地，拿到山東來“雙規”，他跟本地沒有任何聯系了，誰也不能出假證了。還沒走司法程序他不就交待了嗎？最后判死刑。另外，那個云南省的李嘉廷省長，不也是下了飛機就車接走了，說是開會，直接拉到“雙規”地點。不靠這種手段怎么解決？靠地方上的司法程序？一年兩年、三年五年都未必能解決。

　　我們去年關門討論了一次，當時提出，執政黨轉型期間要加強執政能力，要格外防范政治風險。什么政治風險呢？第一，現在要想推進美國式的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碼的健康力量。一是我們的官員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問題，越是權力部門的官員越有此問題，能全揪出來嗎？不能。能指望有問題的官員公正地執行政策嗎？也不能。二是我們的知識分子大部分有非稅收入問題，大家都滿天飛地走穴講課，拿的錢難道都報稅了嗎？越是大腕學者，越是可能有大額的非稅收入，比較普遍地有偷漏稅問題。其三是我們的企業家很多有非法經營的問題。而既然中產階級主要是官員、企業家、知識分子這三部分。在這種三部分都有問題的條件下，能搞出一個良性政治嗎？不能，那怎么辦呢？目前只能加強執政黨的一元化領導。

　　任何執政黨，包括美國的黨爭，不也是執政的共和黨想加強自己執政黨的地位嗎？執政黨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加強地位符合政治規律。所以，我們討論的結果是認識到，中央政治改革的唯一目標不可能是別的，只能是加強執政黨的地位。否則這么大個中國，這么多人口，又沒法像西方國家那樣走出去，矛盾只能內部消化，不靠執政能力的加強，是要出事的。自由化這條路在中國現在條件下，咱們不說永遠，只是現在，暫無條件。不論大家心中的自由化理念多么強烈，只能先把它壓住，先服從一下中華民族在進入新的歷史階段的需要，執政黨在轉型時期，社會需要穩定。尤其是黨內干部，至少先服從一次黨中央。現在不可以向中央叫板。

　　還得再提醒一下在座的各個權力部門的人，包括公安、工商，教育、衛生，所有這些部門的同志們，你們也照搬不得現代法制。你們老說農民素質低，法制意識淡薄，其實錯了。現代法制建立在什么基礎上呢？當然是在現代社會基礎上。那我問你們，農村大包干以后，事實上恢復了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呢？恢復的是傳統的小農村社制的經濟基礎。大家都應該知道一個常識，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不是反過來由上層建筑決定經濟基礎。那好了，問問這些權力部門，你們是上層建筑呢，還是經濟基礎？當然屬于上層建筑。那請問，難道不是小農經濟的經濟基礎決定你們嗎？

　　以往的教訓告訴我們：違背規律，必受懲罰。有的領導同志不懂這個規律，罵我們的基層干部是土豪劣紳。其實，基層干部90%以上本質是好的，恰恰是強壓了一個現代上層建筑給基層，既讓他們去貫徹這個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又不給足額經費，只能迫使對小農收錢來支持這個龐大的高成本的上層建筑，小農經濟支持不了，就弄得七所八站、鄉村干部都上農民那兒拿錢。所以農村就雞飛狗跳，結果當然要跟農民發生矛盾。而反過頭來罵他是土豪劣紳。到底誰錯了？干群矛盾尖銳，難道賴那些執行這種錯誤政策的人嗎？都是本鄉本土的，誰愿意干壞事。也有個把壞的，老百姓說是“騎著摩托掛著槍，村村都有丈母娘”。欺男霸女干壞事的也有。但大部份基層干部是好的。要是基層干部都變成土豪劣紳了，這個政權的基礎還存在嗎？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今天農村基層社會矛盾這么復雜，不就是錯誤地強加了一個高成本的現代上層建筑在那個小農經濟基礎上嗎？那么，我們如何看待過去造成的問題，怎樣去處理已經發生的矛盾呢？中央又該怎么辦呢？中央正在推行善政，以具體實施重大戰略轉變，已經有一系列的具體措施。比如，最能夠引起大家討論的，就是農村稅費政策。在富裕地區如江蘇，財政豐厚，推行全省減免農業稅一步到位。農民不交稅了，干群關系自然理順了。可黑龍江財政虧損，也一步到位，一推矛盾全出來了。

第一大矛盾：誰養活干部？

　　過去靠稅，就得靠做統計上的游戲，說年收入遞增10%，稅就遞增10%，可老百姓收入增了嗎？沒有。之所以是個統計游戲，是因為誰都弄不清楚具體每個農民增收多少，神仙都弄不清，更何況人呢？我干了二十多年農村調研，讓我到老百姓家里邊去幫他算帳，年收入多少？能算清嗎？去問老百姓今年收入多少？他說我不知道。那你打了多少糧食？他說五個蛇皮袋的麥子。蛇皮袋有高有低，你幫他拿去稱？另外，你怎么能知道這五個蛇皮袋麥子是自己吃呀，還是賣了？有多少可以計算成現金收入，有多少是老百姓自己消費？怎么能弄清楚呢？問他打了多少玉米？他說，那不是一囤子，用席子圍著，上邊披著稻草，怎么去弄清這有多少玉米？其中又有多少是水分？怎么能知道他這玉米有多少自家喂豬、喂牛，有多少是賣了？根本就弄不清楚。那怎么能夠說他有多少收入？只好是上級說咱們縣今年按計劃農民收入應該增長多少，那就層層下達計劃指標，然后到了村會計那兒給添個數再逐級上報。這就是農民收入增長。各地其實是根據這個計劃增長數，來倒算出農民應該交多少農業稅，否則怎能滿足開支。

　　這回斧底抽薪，農業稅全免。黑龍江全免就出問題了，干部開始上訪告狀了。過去是村向鄉交上訪抵押金，鄉再向縣交，層層干部是緊著拉著農民說：你別上訪啊，我給你磕頭都行。甚至有一個鄉，幾個鄉干部合謀暗殺了一個上訪農民。為啥呢？交了上訪抵押金，也與他交流思想了，但他就是越級上訪，這個上訪抵押金就沒了。這是利益問題，悄悄把他干掉，上訪抵押金就能拿回來了，結果事發了，這幾個人就犯殺人罪。現在倒過來了，基層干部開始上訪了，一個鄉養了幾百個基層干部，現在一斧底抽薪，國家財政按照定額下撥財政經費，那么多七所八站，事業單位，七大姑八大姨都在這里頭呢。你們想想，一個村的老書記干了二十多年了，自己一個黃花閨女，是讓她下地干活，還是給她一個計生站的什么員啊？人之常情，他也得想辦法跟鄉里書記說：給我安排一下吧，我不容易呀，給你干了二十年了。可現在要開始砍干部了，一個幾百人的鄉級班子和干部隊伍就得改成五十多人。那可是大多數要下崗啊。以往干部讓工人下崗的時候，干部是有保障的。現在大一點的鄉鎮能留50多個人，小一點的鄉只能留到30多個人。那留誰不留誰呢？就算完全公平，也會有人說不公平，因為根本利益被牽涉。這種事情必然要發生的。

　　第二，誰管事？

　　只保干部工資都困難，連摩托車的油費都沒了，怎么辦呢？想再下鄉，去村里邊，連個帶路的都沒了，基層干部有情緒，既然對我們這么不講信用，說讓我們辭了就辭了，那就不干事了。農村基層原來的那套上層建筑的功能弱化，有的幾乎癱瘓；過去那套管理秩序也沒法再用了。

　　第三，過去累積的債務矛盾爆發了。

　　你們知道一個鄉多少債務嗎？最重的債務4000萬，少的也有個百把萬的債務，有的鄉鎮政府的樓已經抵押了好幾回了，現在，債務人全找上門來了。怎么還債？過去他們還能指望每年按照遞增比例多拿點錢，慢慢還。過去虛報稅，買稅這些事確實是有的，現在，這種做法累積的矛盾全爆發了。不光鄉這一級債務，村這一級債務問題也爆發了。那誰是債權人呢？恰恰主要是這些干部。往往最能罰款的單位，最有放債的可能。公安、工商、計生、稅務、衛生、防疫等等，凡屬于能罰款的部門，大都是放債部門。這回放出去債權仍然在手里邊，債收不回來了，利息更別談。怎么辦呢？基層的這個矛盾就爆發了，很多人都束手無策。

    但是如果真的是共產黨員，真的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真的以人為本，真的顧慮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那這時候就真得按照規律來。

　　《財經》雜志發了一篇記者訪談，專門對黑龍江稅費改革做評價。我說，人家（咱們且不說人家江蘇、浙江財力雄厚）江蘇、浙江在推進全免農業稅之前，干了一件事。那里沒有把鄉級政府取消，而是搞了“中心鎮戰略”。在一個縣，只保留三到五個中心鎮。許多鄉改成了派出機構或辦事處。對上級，他們沒有取消鄉（鎮）這一級政府，因為《憲法》上寫著幾級政府，不能動，否則違憲。但撤鄉并鎮允許，全國多少地方都在搞。黑龍江省事先也說要干這事，但沒干。江蘇、浙江先把中心鎮建立起來，給中心鎮享受副縣級待遇，然后把那些撤消的鄉級單位的七所八站和六套班子、五套班子取消了，主要干部安排成中心鎮的副職，逐步消化。中心鎮財力比較雄厚，把原先的主管書記、鄉長先安排了，帶頭鬧事的人就沒了。按照基層政治潛規則，哪個主官沒有一班人馬呀？沒有一班人馬，能當得成鄉長、書記嗎？中心鎮的改制把本來可能出現的矛盾先化解了。從副鄉級干部中挑有能力的當辦事處的書記、主任。這就全安排了。這樣，其它干部也就好解決了。這種中心鎮戰略過渡性地安排了一批干部，中心鎮又有相對比較雄厚的財力來化解各個鄉鎮撤鄉并鎮的債務矛盾。這時候再取消農業稅，可以一步到位。事先把相當多的鄉變成派駐機構，五套班子取消了，不用再下去伸手了，因為派駐機構都沒權收稅。矛盾就化解了。黑龍江在干稅費改革之前，沒有先行這種辦法，矛盾就比較集中發生。

　　第二，很多地方既然知道要這樣改，那就率先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及時地讓現在縣鄉各級干部下到基層去，幫助農村發育各種社會中介組織，如老年協會、婦女協會、養殖協會、種植協會，以此來替代鄉村兩級政權弱化時留下的組織空白，緩解農村基層無人辦事的矛盾。甚至什么紅白喜事理事會啊，婦女禁賭協會呀等等，都有重大作用，讓鄉村自治搞起來，基層矛盾就不用什么局、所出面了。比如，過去誰家老人受虐待，那就要司法解決，就得花多少錢。現在組成老年協會，叔叔、伯伯、大嬸、大娘都去勸解這個兒子媳婦，不就解決了嗎？農村社會很多問題，用自治的方式，用社會組織的方式，把這個政權弱化留下的空間填補了。而且也不用花那么多的組織成本，又戴銬子、又是警車......不用這個也化解了很多社會沖突。那些合作經濟就替代了政府把經濟抓到基層，達到了農民自我發展的目的，達到用自我組織的方式來化解基層矛盾的目的。在那些農民合作社、各種社會組織發展好的地方，就不會出現組織空白、無人辦事了。

　　但是，政府怎樣資助這些事情呢？

　　據我所知，中央財政會拿錢資助的。因為中央財政增收，明年要把新增的部分財政來支持基層的公共開支。那基層得有承接載體呀，得讓上級看到具體辦了什么事才給錢。所以，我們這兒既然是試驗區，干點這事不行嗎？早點做準備，把市、縣、鄉三級干部調動起來，與其等著裁撤，不如早點下去幫助基層把農民合作組織發展起來，明年也好向上級報告，有一批公共事業需要財政支持。如果晚準備，到時就被動，干部還可能上訪。

　　參與政策研究的人也許早就知道，農業稅的減免很早就提出了，而且是在***同志任總書記時候就已經初步確定了。2001年定下要全免農業稅的時候，江總書記說：不要我們這屆班子把這件好事做了。他說，要給下一屆留一個寬松環境，這種好事留給下一屆班子去做吧。這就是黨中央領導的胸懷。希望大家不要聽社會上的謠傳。

　　中央歷屆領導人，從毛澤東同志到現在的***同志，都不象社會上傳的那樣離譜，什么這個那個的，都不是。黨的歷屆領導人，每一個領袖的胸懷和人格都是很好的。就說這一屆領導吧，都是相當平和的。有個領導告訴我，家寶總理為了得到真實情況，下鄉不按事先安排好的路線走，他自己到司機旁邊一坐，對司機說，聽我的，前面拐彎。司機說不行呀，沒有安排呀。他就說，你按我的做沒錯。司機只好拐彎。開到哪兒去呢？開到開不動為止。到那兒他下車去做調查。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領導人。錦濤總書記比較平和一點，他前腳考察完，人走了，后腳就安排人去回訪。前不久在一個發達地區，他去勞動力市場，秩序井然，所有人跟他一談，都是對答如流。他回去以后安排人回訪，到那兒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上午是機關干部組織起來到這兒來的。當然，這事兒也不能怪地方對不對呀？我覺得，這屆領導班子現在提出的戰略轉變和有關問題，不止是這一屆領導班子要做的事情，上一屆領導已經有了決定，而這個領導班子在執行過程中是認真的，嚴肅的。如果不這么做，還按這套九十年代盲目照搬的、龐大的、高成本的上層建筑繼續下去，農民非給逼反了不可。一定要結合稅費改革真正貫徹鄉村自治。當年，村民自治怎么提出的嗎？那是彭真委員長1988年提的，因為他很清楚大包干以后的農村上層建筑，不可能搞那種完全政府體制。

　　第二大政策，2003年1月黨中央決定，把國家財政收入增加的部分用于縣以下農村，發展基層的公共事業。可當時相關的四部委都不同意。不同意也是有道理的。比如衛生部門，我們現在防非典？依靠的不都是縣以上衛生院嗎？再說現在鄉鎮下面衛生醫療機構是什么情況？許多都已經改變為私有的，國家要投入的是公共建設，錢怎么能夠下到基層？再如教育，很多大學還欠著債呢，既然要求跟國際接軌，創辦一流大學，哪個不得需要后續投資？得多少億，國家還得不斷增加呢，怎么能把投資摁到下邊農村去呢？科技部門呢，基層已經是人散、網破、線斷。老百姓說農技站，“遠看象要飯的，近看是農技站的”。又怎能把資金下到那里去呢？很多已經完全變成自收自支，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了。資金下不去。面對這樣的局面，就是中央拍了板，想讓農村基層得到公共財政支持，也難以實施。其實，基層的工作不是不能做，不是不好做，而是沒做，或者是朝著反的方面做了。看來今后有機會了，因為中央已經定了，新增公共財政主要用于縣以下基層。就看下面怎么執行了。

　　第三個大政策也很好，要把國家計劃投資（不是新增的），用于農業的部分主要投入與農民相關的小型項目。

　　過去大約四分之三以上的農業投資其實是用到與城市相關的項目了。例如大江大河的治理、水庫的建設，發電什么的，不都主要有利于城市嗎？防洪不也都是防城市的洪嗎？有關部不是也把錢用于搞樓、堂、管、所，被審計出來了嗎？即使違法挪用，不是也在城市嗎？所以這次中央決定把農業開支主要用到跟村以下農民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小型項目上去。

　　但是，即使這樣定了，也執行不下去，為什么呢？問問咱們各級部門，無論是電力的、水利的，還是交通的，有多少部門是下到農村基層去幫助設計與農民息息相關的那些小項目呢？這不是批評寧德，說到這兒的時候，好象面對的是一些部委，哪個部門安排過這樣的工作？如果都沒有，那中央的善政怎么落實啊？

　　所以，我說胡溫新政的善意是真的，善政的思考也是真的。但在轉變過程中，農村基層這些年體制不順，沒有誰認真地去幫助農民發育自己的組織來作為載體，承接中央的善政。

　　比如說加強農業投資，可農民是2億3千萬戶，給誰，怎么給？怎么決定？張三要、李四要、還是王二麻子要，說的清楚嗎？還是工作沒做到家。不幫助農民組織成合作社，中央如果明年拿幾百個億來支持合作社，可能就得不到。不發達地區其實沒有打開思路。有很多事情該做而沒做，等到出臺政策的時候就趕不上。

　　應該根據什么開拓思路呢？不要老揣摩上邊，最好的辦法還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辦事，理解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好好下基層調研，去摸清到底農民需要什么。然后按照合理的安排去做工作，才能夠有效地化解矛盾。現在，在今年的一號文件中，中央已經明確把三農問題的責任交給地縣兩級，地方干部責任重大。

　　我希望大家聽了我剛才一番話后，不要對我那些比較偏激的說法產生什么情緒，接受其中的值得大家參考的健康的部分，結合自己的本職工作多思考。

　　今天時間有限，不能講得太多，到此就打住了。感興趣的可以上網輸入“溫鐵軍”，有數以萬計的信息可以供你下載。如果你是愿意看書的人，有兩本東西比較通俗。一本叫做《解構現代化》，是我的演講錄，就象我今天跟你們這樣講的一樣，誰都能讀得懂。另外一本叫做《我們到底要什么》，那是我八十年代以來的文集，對建國以來的，乃至于建國之前的很多重大的問題，我都作了解釋。有點理論偏好的人可以去看。

　　就講這么多。說錯的地方請大家批評，說對的地方請大家參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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