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9。1
最后再修改完畢

"郎顧之爭是如何升級的？"
----2004。8。28。會議回憶

楊  帆

    2005年7月， 顧雛軍被拘留，給1年以來的"郎顧之爭" 打上的句號。 案件背后是學術界尖銳的對立，一方是強大的權力資本集團，他們開一次研討會，每個人可以拿到顧雛軍8萬元出場費， 能夠在他們"領袖年會"上發言的，大概標價是 25萬。 大多數媒體都支持他們， 權力資本的勢力已基本控制媒體，比收買學術界還要厲害。 于是，代表弱勢群體和國家民族利益的一方，就只能作為"非主流"，在網絡上與民意結合，與主流抗爭。 現在，連網絡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限制，包括官方的限制， 私人以官方名義的限制，和私人直接的起訴等。 那里有什么老百姓的言論自由，和為老百姓的言論自由？
    什么是"主流"？ 老左派說"主流是馬克思主義"。 否！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已經被邊緣化了，實際的"主流"是：以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念主導中國改革開放，支配和控制其他社會科學，控制社會輿論，為腐敗的權力和腐敗的權力提供理論基礎。 把他們單純定義為"新自由主義"也不恰當， 這是老左派一貫只反資本不反權力的思路， 我們反對的是權力資本化，這是國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與中國無所不包的權力體系相結合的產物，我現在找到了一個詞："瓜分派"，可能比新自由主義更加準確，可以和老左派劃清界限。
    15年以來，我們非主流和"主流的瓜分派"進行了長期的論戰， 1年以來集中表現在郎顧之爭。 我現在非常想知道；是誰批準抓顧雛軍？ 證監委能下這個決心嗎？ 這不是抓一個人的問題，顧已經成為中國瓜分派的典型代表，成為收買和支配理論界的代表，這一抓，豈不是改變了理論生態？  難怪大小刊物對此諱莫如深，只報導顧的案子，不提其背后的理論斗爭。 這也說明， 理論斗爭比抓一兩個人重要得多。 權力資本集團可以拋棄幾個代表人物，但是不能拋棄他們的理論支柱，否則就形不成"自覺的利益集團"了。
    在中國，瓜分派的力量是十分強大的， 理論斗爭和群眾抗議無法戰勝他們。 他們如果失敗，那是因為他們理論水平低， 他們的理論不能使他們更理性，有節制，而是使他們更狂妄， 瓜分無度。 這樣會把中國帶入金融崩潰，或者敗于國際強權，只有此時，他們才能被清算，中國付出的代價就太大了。 第二就是他們其實形不成穩固的集團，內部總是有人太狂妄，不斷出現象張五常顧雛軍這樣的，國際標準犯罪分子，不僅自己敗亡，也毀滅了自己這派理論的前途。
    在此顧雛軍被拘留的時刻，我寫下這篇文章，紀念這位以特殊方式參與，并且影響了中國經濟學界論戰的企業家。從經濟思想史的意義來看，顧雛軍是有價值的。 就好象毛澤東經常調侃的： "感謝日本人打我們"差不多。如果他行賄的面再大一些，我們的理論對手豈不是全盤喪失了"公信力"？  

             一．8．28 會議的由來與過程

    2004年8月20日，我正在南京參加"東部戰略研討會"，連續接到幾個記者的電話，希望我們聲援郎咸平，原來他因為質疑國有資產流失，遭到顧雛軍起訴。 我言：這樣的問題我們已經呼吁多年，傳媒很少報道，郎咸平也沒有聲援我們呀，為什么我們就一定要聲援他？是不是因為他是美國回來的，就特別值得炒作呢？
   當記者們一再解釋以后，我覺得應該出面支持。 第一，是郎咸平表示"不希望孤軍奮戰"，呼吁國內經濟學界支持他，許多媒體例如《北京晨報》專門發表評論，把國內大多數"主流派經濟學家"保持沉默，稱為"集體失語"，并且開始"敲打"經濟學家的良心。 第二， 顧雛軍在香港起訴郎咸平是非常愚蠢的，他為媒體擴大了傳播的空間，只要題材涉及個人官司，不僅吸引大眾，而且各媒體對此很少限制。當局面失控以后，張維迎們氣勢洶洶指責媒體，要求他們管住記者，實在是找錯了對象。 這次是顧雛軍自己打倒自己，而且壞了"瓜分派"的大事。 即使他不被抓，也應該被"瓜分派"清理門戶了。會后顧雛軍不服氣，竟然使用高額出場費聘請國家機關研究官員和著名學者替他吹噓，一付有錢能使鬼推磨的嘴臉。 如果真的被香港方面調查，暴露出問題怎么辦？ 顧雛軍不害怕有人害怕，他的敗露是早晚的事情。第三，據許多記者反應，京城各位"著名經濟學家"的態度實在惡劣， 善者以沒時間或者不懂為托詞，惡者則說郎咸平不是經濟學家，不知道這個人等等。這就引起了我的憤怒。
    雖然我早已經被"瓜分派"列為另類，被許多媒體負責人做為"新左派"而加以限制，我也正式宣布和經濟學主流派恩斷義絕，而自稱"非主流"，但我還是替中國經濟學界感到恥辱。 他們"以沉默封殺對手"的手段我太熟悉了。對于MBO之類的分國有資產，更是諱莫如深，幾年以來大家不斷聽說各地在分國有資產，不斷爆發工人抗議，但就是不見大多數媒體報道， 如果沒有網絡，再過兩三年，一次"靜悄悄"的瓜分真正會在中國實現了。
    于是，我與兩個年輕人策劃，由邵振偉直接聯系郎咸平，他欣然接受，地點安排在搜狐網，因為郎咸平是他們顧問。 正巧那幾天《中國青年報》三個記者找我采訪，這個消息就在8月24日上了他們網站。 以后三天，數十名記者詢問開會事宜，搜狐網也受到壓力，在27號晚上表示不當發起單位，只提供場所。 我和邵振偉商量，以他個人名義充當發起人，與烏有之鄉范景剛聯合主辦。 有報紙會后報道："一神秘人物宣布自己為此次會議的發起人，引起轟動。"  搜狐網重點報道郎咸平，沒有刊登我們"非主流"的發言，我們發言全文發表在烏有之鄉網站上（www.wyzxwyzx.com）。
    為防止會議當天再出意外，我們商定了臨時轉移方案， 如果實在找不到開會地點，就轉移到我家里開。----在改革開放30年以后，開一個討論重大公共問題的討論會居然還要準備受這樣打壓，究竟是為什么？ 我們一直在等待"有關部門"打電話來封殺這個會，但是居然沒有，這也是天意，我至今認為這不是失控，而是"上邊"有意放了一下，馬上釀成網絡上全體人民聲討權力資本瓜分國有資產的強大浪潮， 400多學者參加了辯論。這樣的氣氛有利于9月份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的順利召開。
    8．28 上午我們見了郎咸平，他說官司已經開始不宜談， 這次要批判新自由主義。 是邵振偉在中午幫他準備的發言。 下午郎咸平公布了請而不到的"主流派"學者名單，這也是雙刃劍，一方面表示對主流不滿，一方面與非主流劃清界限。 會上他表示自己是主流，要以在國際刊物發表文章確定學術地位，對我們的發言也很不耐煩，引起我的反感和批評。
    隨后幾位"非主流"經濟學家的發言支持郎咸平，維護國有企業制度，主張強化管理監督。國資委宏觀部部長趙曉不參加會議，但寫了發言稿痛斥郎咸平不了解中國情況，破壞改革大局，"好象一頭公牛闖進了瓷器店"。
    "國資委企業部部長，反方代表張文魁單刀赴會"， 得到我們的鼓勵和善待。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們極力避免單方話語霸權。張文魁當時是滿意的，但會后卻為顧雛軍單獨舉辦討論會進行吹噓。 還有國資委研究所所長王忠明在2002年請張五常講演，就此掀起張五常熱，除去貶低馬克思以外，反復就是一句話：把國有企業送給當權者就是了。 在他們舉辦的學習班里，大量宣揚新自由主義的產權理論。有的高級官員這樣說："把國有企業送給經營者，好比舊社會，窮人養不活自己的孩子就送給富人。"----這樣的國資委能否管好國有資產令人生疑。
    張五常在2003年初被美國法庭以偷稅罪判刑，并且沒收全部財產，他宣揚20年科斯產權理論，在中國已經變成為權力瓜分理論和政策策劃，突然面臨滅頂之災，是"瓜分派"的主將某人積極活動找某"大人物"力保，才渡過這次危機。歷史真相還會進一步繼續被揭露。
事情就這樣拖延了2年， 瓜分國企大大升級了，而且是靜悄悄的，成系統策劃的，也難怪事情被郎咸平突然捅破，瓜分派有些氣急敗壞。 我們幫助郎咸平打破封鎖卻是偶然的，多少有些天意，天意就是民意，民意，不是民粹，是老百姓的意志，中國古代叫做"天道"，理論上高于天子的。 這是中國人老祖宗的信仰，不知中國的精英們知道否？
    8．28．會議既然順利召開，為避免輿論一邊倒，我最后作了一個中性的發言： 
    第一，組織這次討論會的目的在于打破經濟學"主流派"的話語霸權，創造平等自由的對話平臺，這比壓倒對方觀點更加重要，這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
    第二，針對上海〈外灘畫報〉記者挑釁性的提問（他問：郎咸平是不是和新左派合流了），我否認自己是新左派，并且指出，所謂"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論，是中國一部分自由主義者為了打擊不同意見制造的概念，是一頂政治帽子，在理論和實踐上都不能準確地概括中國的真問題。真問題是經濟學領域"主流與非主流"的爭論。 這個概括在這次大辯論中成為流行話語，"經濟學主流派"及其瓜分綱領成為過街老鼠，而"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劃分，因為不能概括爭論雙方自然被拋棄----這才是歷史與實踐對理論概念的最終選擇作用。
    第三，我肯定國有企業需要改革，但不能被當權者瓜分，我建議暫停MBO，把國企出路定位為"國家戰略產業"，以超越左右翼。我隨后的文章《國有企業改革要超越左右翼》，當時被上海《國資雜志》部分發表，在9月15日被《社會科學報》和深圳《開放導報》發表，并收入許多文集。超越左右翼是我1994年提出的， 10年以后被實踐驗證其價值。

        二． 8．28 會議的意義與作用

   8．28．會議的順利召開， 第一個重大歷史作用，就是打破了經濟學主流派的封鎖，把學術爭論通過網絡擴大到全社會，形成全民自由討論公共政策的高潮，影響了政府決策。
    瓜分派對此懊惱不已，他們馬上召開一個"傳媒的社會責任研討會"，向媒體施加壓力，要他們管好自己的記者。 他們甚至向政府呼吁控制網絡民意。 事后他們總結教訓時，把這一個月的討論歸納為：學術界新左派利用網絡煽動"民粹主義"，形成了互動，攪亂了思想，干擾了改革大方向。 改革出現了危機，因此需要把2005年定為"改革年"，并恢復綜合性的體改研究機構。他們懊惱之極，說明了8。28 會議的價值。
     8．28 會議的第二個意義，是迅速打亂了經濟學主流派的陣腳， 使其中的"瓜分派"暴露出來。
中國龐大的主流派經濟學家隊伍，奉"瓜分派"為代表人物。 面對郎咸平的挑戰他們不約而同地以集體沉默加以封鎖，但8。28會議打破了沉默。趙曉，張文魁，王忠明，陳志武等已不能控制局面，許多老資格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均不出馬，如歷以寧，蕭灼基，茅予軾，張曙光等。中年的如魏杰，劉偉，鐘朋榮，石小敏等也不出馬。樊綱曾多次批評國有企業占有70% 金融資源，但只生產30%的國民生產總值，鼓吹私有化，這次卻表示：得罪老百姓的事誰干呀。
    林毅夫以"先解決社會保障再改革"的表態推托了，他曾與張維迎辯論，認為產權不是最根本的問題。 吳敬鏈既堅持反對"權貴資本主義"，又表示"國企改革不能停"，這是針對我的。在目前形勢下，不先暫停下來就無法制止權力瓜分。 二人均提出把一部分國有資產劃歸社保基金以保持中間態度。
    此時，"瓜分派"兩位中年主將不得不親自出馬。
    8。28。當天晚上張維迎就在深圳回應說："要善待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以后又說：傳媒要負社會責任，真正的學者要敢于對抗大眾，我不和無恥的人辯論等等。 兩天以后，幕后主將周其仁出馬，已按耐不住對郎咸平的怒火，一反平時溫文而雅，大罵郎咸平，比起1989年京豐賓館改革大會上的風采，這次是敗走麥城，不僅在理論上沒有打贏，而且破壞了自己的形象。 主將出馬過早，沒有留預備隊，這是兵家大忌。 他們沒有想到的是一出馬就敗落，問題出在網絡民意的強大對抗，挫傷了他們的銳氣。他們平時只在富人俱樂部中出入，極大地脫離了人民群眾，再不是莫干山時代的"中青年"了。他們不習慣"民粹主義"的話語環境， 面對網絡民意沒有經驗，很快就發生對抗，這是最大敗筆。
    8，28 會議的第三個意義， 促成一般自由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分化。 有人把中國學術界劃分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 即改革與反改革，我一直反對。認為這是自由派打擊對手，設立假想敵的政治策略。 我是不戴"新左派"帽子的。
    我的劃分是經濟學界的"主流和非主流"，所謂主流，就是以西方經濟學樹立自己學術霸權地位， 為改革提供經濟學依據，但是默認中國的權力資本化，實際成為"瓜分派"的那些"著名經濟學家"。主流與非主流的爭論，真正抓住了中國改革最核心，準確概括了改革焦點。 在這次全民大辯論中，大家自發拋棄了所謂"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概念，把"經濟學主流派"作為批判對象。
    自由主義左翼的秦暉多年以來批判"掌勺人私分大鍋飯"， 這次關鍵時刻南方周末資深記者鄢烈山尤其出色。 包括許多法學家出面強調依法改革，表明越來越多的自由主義者開始識破"瓜分派"的陰謀并與他們劃清界限。
     歷時一個月的大辯論， 人民群眾與愛國主義學者相結合，依托網絡，取得了10年來從來沒有過的大勝利。瓜分國有資產的陰謀既然被揭露，就很難再推行。 大辯論與中央十六屆四中全會配合默契。 這樣的配合，瓜分派也有一次，那就是2002年的"張五常熱"，由于美國審判張五常，他們演了一次鬧劇。這次，是一次列入史冊的雄壯喜劇。 人民群眾歸根到底可以創造歷史，決定改革的方向和命運。

            三． 會后較量與中國改革的未來

    "瓜分派"在國慶節期間才清醒過來， 組織多次反擊， 包括：接受顧雛軍之類的資助，召開了北京華僑賓館會議，專門為顧雛軍鼓吹， 隨后在搜狐網組織瓜分派的反擊。民營想到的是又被華生痛加批判，華生是80年代改革的主要設計者之一。
    "瓜分派"又做改革的文章，其綱領是把2005年定為"改革年"， 實質是抵制中央新領導關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科學可持續發展觀"，" 統籌兼顧"，調整社會矛盾的基本綱領， 急于按照他們已經設計并且正在推行的"權力資本瓜分"，把所謂改革強行推行下去，而不顧一切社會后果。 在理論上維護新自由主義，在經濟上維護房地產泡沫， 進一步組織利益集團， 這是他們力量的顯示。
    他們所謂的"改革設計"確實陰險。瓜分派一些人是80年代參與改革開放的佼佼者，有貢獻，許多人是我好友，共同為推動改革開放奮斗了15年。 許多人信奉哈耶克，痛恨集權官僚體制， 崇拜西方人權自由，但是為了推進市場化改革，他們竟然越來越選擇了一條制造權力腐敗，讓他們所痛恨的官僚利用權力先發財的道路。 把國有企業有意搞垮，然后低價賣給企業經營者，就是其中最惡劣的一個。
    為什么他們有市場，能夠得到強勢集團的贊助和包庇，就是因為這樣做能夠給當權者帶來他們從來沒有過，甚至不敢想象的利益。 這個"當權者"是廣義的，包括所有有投票權，評審權，支配權，出版權，錄取權，話語權，審判權，監督權的人在內，都可以參加瓜分。 這就是他們的力量所在，他們很可能成功，就象越王勾踐送西施給吳王夫差， 20年，也足夠亡了他的國。
     所幸的是陰謀暴露，騙術不靈，人民群眾的力量正在壯大。國家應該通過立法，進一步加強人民群眾的博弈力量。
----網絡是天然的低成本的自由與民主，現代社會，任何陰謀瓜分的事情實際是已經無法進行了。 瓜分派失敗于網絡，說明他們不代表先進生產力。
-----外部勢力的威脅，促使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空前高漲，今年通過網絡，形成數千萬人簽名反對日本入常的壯舉， 加上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瓜分派所謂"改革年"
爭取話語權，至今沒有奏效。
-----國家監管力量加強， 揭露一個又一個的腐敗和犯罪分子， 和理論爭論相互促進形成合力。 顧雛軍被抓，給一年來的爭論做了結論。 以后還有更多犯罪被揭露，為他們服務的理論和經濟學家將隨之敗落。
----全社會的反思逐步深化， 經濟學界的老前輩繼陳岱孫以后，紛紛發言批判市場經濟教條。 劉國光以80歲高齡撰寫長文，強調社會公平的意義；周叔蓮指出市場經濟自身有缺點； 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的批評醫療改革市場化的報告，引起極大社會支持；可預見，教育，科技，國防，社會保障，政府機關和學術界在權力資本化中間受到的損害，也必將一個一個被反思和糾正。
    我們最近提出"新改革開放觀"， 主張在改革中間更加強調公平重于效率，在開放中更加強調國家安全。 關于國有企業的爭論已經涉及國家安全，社會穩定，人民基本權利問題，全面爭論和博弈將在各個領域展開。
中國向何處去？ 我們需要象30年前那樣，再來一次思想解放，從新的市場教條中解放出來，堅決揭露和制止改革中的權力資本化和開放中的買辦化傾向，使中國遵循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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