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文學沙龍
主題:詩人、作家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
嘉賓:陳立紅(詩人,著有詩集《文明的呼喚》,“民族魂”、“血鑄中華”網站執行主編。)
蔡詩華(詩人,著有詩集《兵之情•毛澤東和我們》《兵之頌•不落的太陽毛澤東》《兵之風•走近毛澤東》《兵之種•民族英雄毛澤東》《兵之龍•親人毛澤東》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代郵政》編輯部常務副主任)
李云雷(《文藝理論與批評》編輯)
吳可(作家,新著《國器》)
時間:2007年12月22日星期六下午2:30——4:30
地點:北大資源賓館三層1308室 烏有之鄉書社
網站:http://www.wyzxsx.com 電話:010-62760856
主辦:烏有之鄉書社
參加范圍:感興趣者皆可參加旁聽。
說明:詩人、作家等文藝工作者身處社會變遷的歷史過程中,對人民的命運、國家和民族的變化,都有著自己的觀察和思考乃至痛切的體驗。他們所創作的作品應當反映這一切,為社會大眾提供出優秀的作品。然而,現實是具有這種自覺意識的詩人和作家太少了,能夠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優秀作品太少了。我們舉辦這次沙龍活動,就是要向文藝工作社呼喚人民性的回歸,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進程中,詩人和作家要承擔起應有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而不能繼續“躲避崇高”。詩人和作家應該與人民、國家、民族共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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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沙龍“詩人、作家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活動簡訊
“文藝為誰服務”本是一個非常明了的問題。
中華文明的第一部精彩篇章《詩經》,以反映那個時代人民大眾的真實生活、采用瑯瑯上口的民歌形式,流傳數千年,經久不衰。
但時間走到今天,這個問題我們似乎又迷茫了,爭論之聲四起。
詩人、作家等文藝工作者身處社會變遷的歷史過程中,對人民的命運、國家和民族的變化,都有著自己的觀察和思考乃至痛切的體驗。
他們所創作的作品應當反映這一切,為社會大眾提供出優秀的作品。然而,在這個社會各階層急劇變化的時代,現實中具有這種自覺意識的詩人和作家太少,能夠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優秀作品太少。
基于此,12月22日下午,烏有之鄉舉辦了題為“詩人、作家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的文學沙龍活動。本次活動邀請的幾位從事詩歌、文學創作或與之相關工作的嘉賓,就這個主題,各自發表了他們的體會和見解。
“有夢想,就有希望,有理想,就有方向”
上述話出自本次活動的第一位講話嘉賓陳立紅之口。
這是一個冷靜文雅之人,講話之中處處透著謙遜與理性 。亦是一個有著血性和理想之人,身兼“民族魂”、“血鑄中華”網站執行主編,以推動“民族復興”為自我使命,在一個詩人被普遍冷落甚至“嘲笑”的時代,而仍以“詩人”堅守,懷著對底層人民的情懷,二十多年筆耕不輟。
“詩以言志”。 對于詩人來說,詩是其抒發心聲的最好載體。
很自然,陳立紅的講話從其新出版的詩集《文明的呼喚》講起。他介紹說,這本書的出版源于兩個目的,一是為了紀念“新詩誕生90周年”,二是呼喚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
這本詩集從歷史、現實、未來到鄉土、國家、國際的廣闊題材,既有對田園、家鄉、人生的深情吟唱,也有對社會丑陋現象和世界霸權行徑的嚴厲批判,是一部反思歷史、審視現實和展望未來的抒情詩劇。編此書是要表達一個中國詩人對未來的希望和暢想。
四十多歲的陳立紅談起二十多年前他上初中時就立志當一個詩人,前些年接手“民族魂”、“血鑄中華”網站之后,進一步深切體會到詩人要勇于承擔社會責任,同時,更要勇于承擔歷史使命。
陳立紅悲憤惋惜地談到,在物欲化、商品化、利己化泛濫的今天,本來“神圣”的詩歌、文學成為了不少脫離民眾的文人吟風弄月、無病呻吟、追名逐利的手段,只要文章好賣、只要能吸引眼球,便拋棄立場、拋棄社會責任、拋棄倫理道德。“下半身文學”、“情色文學”充斥今天文壇。
在這些人的作用下,詩歌在今天社會進一步被冷落、被邊緣化,“詩人”漸成為被一些人嘲笑的符號。
針對當今文壇種種不良現象,陳立紅堅決地提出作家要勇于承擔起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這是因為,首先,承擔社會責任是由作家的社會性所決定,作品的社會性也決定著要承擔社會的責任。同時,從更為深遠的意義講,一個優秀的作家應是中國幾千年優秀文明的傳承者,文藝作品應是中華優秀文明的結晶、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人民生活的寫實。
相較于其它幾大古老文明和當今非洲等地的土著文明,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延續下來,中國之所以能夠保持較長時間的大一統局面,源于中華文化的巨大凝聚力和傳承性。在這里面,詩歌和文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傳承載體的作用。陳立紅進一步談到,西方文明是一種攻擊性文明,而中華文明是守勢的、自在的文明。西方文明、工業化文明對今天社會帶來的一些弊端。中華文明對其是一種反思,對于人類的前途命運,中華文明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
陳立紅堅信,好的東西是能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優秀的文藝作品終究能夠發揮其積極的社會作用。有良知、有理想的作家要用自己的堅守和努力去承擔起社會責任,并主動擔當起更高層次的歷史使命。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有著二十多年軍隊經歷的詩人蔡詩華,以一個標準的軍禮開始了他的談話。
蔡詩華首先以一個詩人的身份,談到了他對同為詩人的陳立紅的解讀,他說,陳雖身在北京,但這本新詩集中飽含著的是對故土的眷戀,飽含著對底層群眾、對人民的情懷。
接著,蔡詩華以其軍人特有的血性和直率,暢談了他對今天這個研討會主題的思考。
他說,新詩90周年應是有巨大成功的。
我們要做人民的詩人、做底層人民的詩人。
詩人也是人,天生就要有社會責任感,沒有社會責任感不要寫詩。
同時,詩人也應有尊嚴。
詩仙李白,以“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的情懷,“喚高力士脫靴,使楊貴妃研墨”,吟唱著“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放白鹿于青崖之間。
詩圣杜甫,憂國憂民,嫉惡如仇,針砭時弊,對社會生活中的黑暗現象給予尖銳地批評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為解救人民的苦難甘愿做自我犧牲。
但在今天社會,詩人的地位很卑微,被社會異化了,一些詩人、作家成為了附庸風雅、依附權貴之徒。
真正的詩人,就應該有著李白、杜甫這樣的尊嚴和人民情懷。
同時,蔡詩華談到,今天社會中一些人把“阿慶嫂”、“楊子榮”等等形象扭曲、改變,這不是最重要的,人們不應把主要的目光和批判的聲音集中于此,現實中最為惡搞的是一些人在貪污腐敗的同時還在口口聲聲地說著要“為人民服務”。
最后,蔡詩華站起來以一首七言詩結束了他的講話。
親民醞釀文曲星
——有感烏有之鄉“詩人作家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研討會
寒冬臘月夢雪花,
使命責任及其他,
親民醞釀文曲星,
閉門浸泡孤魂茶。
和諧社會和諧淚,
聲聲入耳綴繁華。
人間正道誰滄桑,
底層百姓笑天涯。
接下來,在國資委工作的吳可,以一個作家和政府工作人員的雙重身份談了他投身于創作事業的心路。
因在國資委工作的機緣,吳可趕上并目睹了國企改革前前后后的過程,種種事情觸發著他的靈魂和思考,自身的親歷改變著他舊有的認識,一個念頭在他心中漸漸增強,“一定要把國企從有到沒的歷史記錄下來”。
由此,一部反映國企改制歷程的長篇小說《國器》誕生了。
說起這部小說名字的由來,吳可講,他費了很大的心血,也傾注著他對國有企業的感情和國企改制的憂思。
“國企者,國器也。”
“國器,取‘國企’諧音,同時意為國之重器,是國家的重要基石。”
“國有企業,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是社會主義事業的保障”。
吳可談到,為思考清楚國企改制這些問題,后來也是為寫這部小說,幾年來他先后從烏有之鄉網上下載了上千萬字的文章資料。對大量文章的閱讀和他現實工作的經歷、思考,改變著他對國企改制的態度、思考。
起初之時,看到由工人們幾十年來辛苦建立、積累起來的國有企業,在一步步被一些國企老總腐蝕、掏空、搞垮,處于半死不活,成為吸取人民勞動的“社會毒瘤”,還不如將其改制、私有化、“減員增效”,實行主流經濟學家所指導的方案。
但多年以來改制的現實、工人的遭遇和理論的思考,改變了他的這些想法。
“沒有國有企業,就沒有共產黨。沒有公有制,解決不了14億中國人的生存問題,私有化的道路解決不了中國的前途命運問題。”
“國企改制說到根上就是改變這會主義的公有制。公有制沒了,共產黨的性質也就變了,何搞社會主義?”
對于這部長篇小說的寫作,吳可談起他單位的領導曾經說過這樣一段有意思的話,“作為領導,我認為你寫小說不務正業;作為朋友,我支持你,要把這些東西都寫出來”。
吳可最后說,一個作家的作品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同時也是作家的社會責任。
烏有之鄉的老朋友,《文藝理論與批評》、《左岸》網站的編輯李云雷簡明扼要的談了他對這個話題的思考。
他說,作家的社會責任有三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藝術層面,這是眾多文化工作者所注重的層面。
二是思想文化層面,文藝作品要有深度,要參與到社會重大問題的思考和討論。
三是社會立場層面,就是“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文藝作品理應為人民大眾服務。
這三個層面不應被割裂開來,真正優秀的文藝作品應把這三個層面良好的結合起來。
烏有之鄉的另一位老朋友、自由時評家郭松民,談到他昨天參加了博客中國所舉辦的一個聚會。其中活動的主持人特別介紹了同時到場的風云詩人——趙麗華。
趙擁有著“國家級詩人”的頭銜,以其特有的“梨花體”詩歌在文壇掀起軒然大波,其中,“一根黃瓜,又一根黃瓜,是倆黃瓜”是趙麗華所做的一首現代詩。
另一首,《傻瓜燈——我堅決不能容忍》
我堅決不能容忍
那些
在公共場所
的衛生間
大便后
不沖刷
便池
的人
上面這首“詩”即為趙麗華轟動詩壇、名聞天下的“大作”。
“趙麗華現象”是當今文學界的一個縮影。越脫離生活,越會受到眾人的追捧和鼓勵。
由趙麗華,郭松民想到了另外一位網名叫“浪淘沙”的女詩人,這位女詩人的作品有著深刻的底層情懷,其一首《腳手架》將爬上腳手架討薪民工的形象與把紅旗插上南京總統府士兵聯想在一起,給人以強烈的震撼。
腳手架
是什么力量驅使你
十有八九拿不到工錢的手
攀上城市的懸崖
把饑餓插在
這繁華的最高點上
可正是這力量敦促我們
九死一生的勞動者
攀上一個世紀的塔尖
把紅旗插在
南京總統府的
琉璃瓦頂
呵,這夜
正在顫栗的力量
緊裹著寒冷和悲苦的風衣
他攀上了世界的頂峰
看,神把自己的頭顱
插在了黑暗之中
這首詩歌穿越時空,將兩個極為相似又截然相反的形象非常有深意的放在了一起,給人以刻骨銘心的猛醒。
但是,以浪淘沙為代表,這樣有著人民情懷和社會思考和深度的詩人在今天是默默無聞的,是被邊緣化的群體。
由此,郭松民進一步談到了由《色戒》引發的對“張愛玲現象”的熱論。
他講,“張愛玲現象”的產生實際上是近三十年來整個社會發生重大變化的縮影。
自七十年代末起,革命退潮。社會上漸起“躲避政治”、“躲避崇高”的思潮。“從廣場到廚房”這句口號是反映那個時代的很好寫照。
人們追求所謂的“個人自由”與“解放”,希冀拋棄以往觀念的束縛。
而張愛玲的作品最擅長的就是用性欲反抗傳統道德觀念,逐漸成為了“欲望”的符號。
許多年青人喜歡張愛玲。大家都認為張愛玲是一個遠離政治的人。
但郭松民發現,事實并非如此。前段時間有雜志社約他寫了一篇文章,查資料的時候他發現,張愛玲跟政治是結合得很緊密的。對于這個話題,在烏有之鄉網站“理想之旅”欄目中,《郭松民:政治的張愛玲——在烏有之鄉《色·戒》影評沙龍上的發言》一文有著詳細的闡述。
在民眾,特別是文藝界追捧張愛玲的過程中,便逐漸放棄了作家的社會責任。也無怪乎在今天這個時代,近年評選最優秀的文學大師時,張愛玲硬是把把魯迅、茅盾“擠到了”臺下。
在后面的自由討論中,有兩三位在場聽眾朋友也熱情洋溢的發表了他們對這個主題的看法,并與前面幾位嘉賓進行了互動交流。
最后,本次沙龍活動的組織者和主持人范景剛做了一個簡明扼要的總結。
他講,烏有之鄉舉辦這次沙龍活動,就是要向文藝工作著呼喚人民性的回歸,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進程中,詩人和作家要承擔起應有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而不能繼續“躲避崇高”。詩人和作家應該與人民、國家、民族共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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