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的根據及對經濟的影響


                        中國政法大學 商學院教授   楊帆

                                                  李勇

    摘要：目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實質是匯率水平長期低估應該調整，而不是匯率機制的改革，擴大浮動只能成為水平調整的形式，出現單邊浮動升值的情況，而且加劇人民幣升值預期。因此首先不能回避的，就是人民幣升值或者不升值的理論依據。本文綜合運用國內外經濟平衡理論，均衡匯率理論，購買力平價理論，實際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理論，特別是研究可貿易品和貿易品價格的雙重運動，深入發掘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來源。同時全面評估了人民幣升值對經濟的影響，指出重化工業化時期大量進口資源和技術，貨幣升值首先可以降低進口成本，緩解通貨膨脹，促進技術進步，因此不會打擊出口，不會擴大貿易逆差，可以改善貿易條件，提高人民幣資產價值。文章指出最大的風險在于升值預期而不在升值本身，果斷升值并采取系統對策，可使中國經濟接近穩定的國內外平衡。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  均衡匯率  可貿易品  非貿易品 實際有效匯率  
　　
　　
    1994年人民幣名義匯率借并軌時機一次性貶值50%，實際上超額貶值的幅度大約10%，以后就進入一個升值期，但理論界缺乏認識，政府為了促進出口和積累外匯的目標進行干預，不斷發行人民幣基礎貨幣收購多余外匯，同時收縮其它貨幣渠道進行對沖，使外匯占款占到基礎貨幣發行的70---80%，縮小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這一種在國家特殊目標下，使用特殊干預方式強制維持的特殊國內外經濟平衡，并非唯一政策搭配，也不可能是長期不變的最佳選擇。如長期維持貿易與資本雙順差，積累5000億美元巨額外匯資產存放海外生息，就缺乏遠見。如將一部分早日變成國家掌握的人民幣實物資產，如石油等戰略物資儲備，對未來經濟發展與安全就可能有利得多。
　　2004年上半年出現68億美圓外貿逆差，成為反對人民幣升值的最有力理由。但如我一再預測，國際收支順差只增不減，國家外匯儲備仍然猛增637億美圓，到2004年底超過5000億美圓是肯定的，這不僅是外商直接投資猛增的結果（上半年339億美圓，全年可能達到600億美圓），也是投機資本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作用下持續進入的結果。政府一再宣布人民幣不升值并不能消除升值壓力和升值預期，4年以來有500億美元左右的國際投機資本進入，成為國內經濟過熱和泡沫經濟的一個來源。
　　目前經濟宏觀調控進入關鍵時刻，爭議越來越大。經濟問題的性質是以腐敗加房地產泡沫形成的局部畸形過熱，加劇能源資源損耗，危害經濟安全，醞釀金融危機，必須堅決打擊。但控制投資總量和通貨膨脹不能依靠提高利率，否則會進一步吸引國際資本投機流入；可考慮通過匯率升值降低進口品價格控制通脹。我們計算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就在9%，目前既控制通脹又保持經濟速度的宏觀經濟政策，就是在3年左右把人民幣升值20----30%。我們不理解，為什么不經認真研究就把這一政策列入禁區？因此首先要判斷的就是：人民幣名義匯率究竟是不是低估了。
　　
  

一、可貿易品與非貿易品價格的雙重運動——人民幣升值壓力的特殊根源

（一） 短期匯率決定理論，主要是國際收支與利率平價理論

　　匯率作為貨幣對外價格（對內價格是利率），其短期水平由外匯供求關系所決定，統計上有國際收支平衡表和結售匯表。決定國際收支的基本因素是貿易項目，影響進出口的基本因素是可貿易品平價，匯率，關稅和各國經濟周期。隨著全球資本運動的擴大，資本流動對短期匯率影響越來越大，于是有利率平價理論。在資本自由流動條件下，兩國之間短期資本流動主要受名義利率影響，兩國間利率差等于預期匯率變動率，高利率國家存在匯率貶值預期。貶值預期引起貨幣超額貶值，然后產生升值預期，使匯率緩慢升值向均衡水平靠攏。因為體制因素,人民幣沒有完全的交易市場和市場價格，政府進行資本管制，利率平價理論對人民幣匯率的解釋力不強。但由于中國對外開放度的提高，資本管制的放松，也包括實際上無法徹底管制資本國際流動，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利率差對人民幣匯率影響越來越大。最現實的案例，中國目前經濟調控就受制于美國加息。如果中國先行加息，所擔心的就是刺激國際資本流入。現在美國開始逐步加息，中國如果隨之加息則可避免人民幣升值；如不加，則可減少投機資本流入，為人民幣升值創造時機，我們希望是第二種選擇。因為加息在中國除打擊股市以外并不能控制通貨膨脹和房地產泡沫，反而進一步刺激投機資本流入，對人民幣升值產生更大的壓力。
　　
（二） 以貨幣數量論為基礎的中長期匯率理論，或者稱為名義匯率理論
主要是購買力平價理論。
    
     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以一價定律為基礎，認為匯率取決于兩種貨幣購買力的比值。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認為匯率變動由兩國通貨膨脹率之比例決定。PPP 方法對中國的研究如下；克拉維斯（1994）計算中國當年人均GNP為 4789美元，相當于美國 18.5%。任若恩（1987） 計算購買力平價，1美元等于 1。41元人民幣。易綱和范敏（1997），1995年中美兩國PPP 為 1∶4.2。至今各種計算仍舊在1:4左右。絕對購買力平價水平與人民幣名義匯率相差一倍。
　　許多學者如任若恩否認購買力平價理論對匯率的解釋力，所謂“巨無霸指數”不過是個游戲，發展中國家購買力平價與名義匯率存在2—3倍差異是正常的。即使如此，國際通行理論仍舊認為購買力平價有“殘存有效性”，可作為匯率決定與變動的參考。這是因為兩國貨幣比價畢竟與國內購買力有聯系，而國內物價綜合水平，就是貨幣綜合購買力的倒數。根據購買力平價和均衡匯率理論所指示的長期趨勢，也根據外匯儲備反映的市場供求關系，結論是人民幣匯率水平低估，有巨大升值壓力和預期，必吸引國際投機資本流入。此時從制度角度奢談“匯率機制改革”是沒有效果的，擴大浮動只會成為升值的形式，連續擴大浮動即連續升值。在升值20--30%接近均衡水平以前不會停止。因此實質問題不是匯率機制改革，而是匯率水平調整，只有在接近均衡水平以后，才能真正浮動起來。
　　
（三） 研究非貨幣因素所決定的中長期匯率，屬于實際匯率范圍，有多種均衡匯率理論

     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以“貨幣中性”為前提，假設長期貨幣發行、物價水平和匯率成比例變化。如貨幣發行量增加100%，物價水平就上升100%，名義匯率相應貶值50%。如名義匯率變動與購買力平價出現偏差，就被歸因于非貨幣因素，用“實際匯率”概念表示。實際匯率定義為：名義匯率扣除通貨膨脹率，或是名義匯率除以兩國通貨膨脹率之比；其深層次含義是：在中長期排除貨幣因素后，研究技術進步、經濟結構、生產率和工資變動等非貨幣經濟因素對匯率的影響。貨幣分析與名義匯率關系密切，非貨幣分析則屬于實際匯率范圍。許多經濟學家應用數理方法對各種長期因素進行測算，得出理論上的實際均衡匯率。
　　納克斯1945年將均衡匯率定義為，在貿易與資本流動自由、國際收支平衡和充分就業情況下，內外經濟同時達到均衡時的匯率。斯旺進一步指出，內部均衡是指經濟實現潛在產出水平，外部均衡則指資本項目實現國家之間可持續凈要素流動。目前均衡匯率研究方法主要四類:基于購買力平價的均衡匯率模型，局部均衡框架下的均衡匯率模型，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均衡匯率模型和簡約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單方程協整模型。
　　基于購買力平價的均衡匯率模型是最早使用的均衡匯率模型。香港中文大學的Chou和Shih(1997)利用購買力平價計算過人民幣均衡匯率，他們使用的是1997年以前的數據。局部均衡框架下的均衡匯率模型主要是指那些基于進出口貿易方程的均衡匯率估算方法。它是早期計算均衡匯率的主要方法之一，至今仍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經濟研究所等諸多國際組織廣泛應用。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均衡匯率模型也被國際組織普遍采用，其步驟是首先建立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定義均衡匯率水平的決定因素和決定機制，然后從一般均衡的框架中計算相應的均衡匯率。這兩種方法各有優點和缺陷，目前還沒有看到應用于人民幣均衡匯率的測算。簡約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單方程模型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均衡匯率模型的最新成果，它得益于經濟計量學中協整技術的推廣，自誕生以來得到了理論界的廣泛支持和采用。許多研究表明，利用單方程模型計算得出的均衡匯率往往更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但研究者往往無法判別匯率失調的原因，其政策含義與結構性的均衡匯率模型相比大大降低。張曉樸(1999)、Zhang(2001)、林伯強(2002)、劉亞莉（2002）和張斌（2003）都利用單方程模型測算人民幣均衡匯率。
　　張斌在模型中采用真實變量，結論是人民幣實際均衡匯率1994- 2001年期間平均每年升值2.6%，原因是貿易品部門生產率以較快速度提高，和外資持續流入。劉亞莉和任若恩（2002）測算1980年以來人民幣實際均衡匯率與實際有效匯率，結論是：實際有效匯率始終圍繞均衡匯率波動， 亞洲金融危機時沒有嚴重高估，1999年接近均衡水平。林伯強（2002）認為：改革開放后，均衡實際匯率長期處于貶值狀況，現實實際匯率長期被低估；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人民幣實際匯率明顯高估；1999年高估緩解，2000年根本性好轉，但他們是用均衡匯率與實際有效匯率比較，沒有與名義匯率比較。
　　
　　
（四） 特殊的實際均衡匯率研究：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巴拉薩—薩繆爾森假說”和“新貿易理論”
　　
   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模型以工業化大國為基礎，假定均勻統一完整的市場存在且發達，貨幣股票外匯商品期貨市場互相連通，與國際市場連通，此時貨幣與匯率變動直接影響價格總水平和貿易條件。傳統理論還假定所有產品都可進行國際貿易，實際存在大量不能參加國際交換的“非貿易品”，在發達國家可以被忽略，在發展中國家就不能不考慮。
     20世紀90年代西方經濟學家開始研究非貿易品，研究小開放經濟，提出“新貿易理論”，將商品分為貿易品和非貿易品兩類，一國在資源既定情況下，可貿易品和非貿易品之間有各種組合，有不同的相對價格比，貿易平衡狀態是由可貿易品的生產和本國對該貿易品的消費來加以確定的。如果可貿易品在滿足本國購買以后還有剩余并全部出口，則該國出現貿易順差，如果本國對可貿易品的需求大于該產品的生產，則需要進口，于是出現貿易逆差。可貿易品和非貿易品的生產組合如果等于它們的相對價格比，則表明可貿易品的生產剛好滿足本國需求，該國貿易收支平衡。當支出增加時，如可貿易品和非貿易品相對價格不變，可貿易品和非貿易品的需求都超過供給，從國外進口可貿易品則出現貿易逆差，為消除逆差貨幣即貶值，本幣貶值后非貿易品相對價格下降，部分資源從非貿易品部門轉移到貿易品部門，直到生產非貿易品和可貿易品邊際收益相等。本幣升值降低可貿易品的相對價格，國內資源從可貿易品向非貿易品部門流動。消費一部分會轉移到相對便宜的可貿易品上。
　　大國傳統模型強調本幣貶值的擴張效應，升值的收縮效應，新貿易模型表明在發展中國家貨幣貶值和升值同時帶來兩方面效應，它不僅表現在產品需求方，也表現在供給方。關于關稅的局部均衡分析指出，增收關稅會減少“消費者剩余”，本幣升值因進口價格下降關稅收入也下降，增加私人部門可支配收入及支出，對經濟產生擴張作用。升值會減少政府用本幣表示的外債，降低中間投入品進口價格，促使國內消費品價格下降抵消通貨膨脹壓力，使工人實際工資上升等等。
   區分可貿易品和非貿易品，打破了“均勻市場”的假設，尤其適用于發展中國家，是研究匯率問題的關鍵。現在讓我們回到以貨幣數量論為基礎的購買力平價理論。相對購買力平價假定物價變動決定匯率變動，高通貨膨脹率國家的匯率有貶值壓力。但許多時候如中國1994年，通貨膨脹率高達20%，名義匯率并未貶值。關鍵問題在于區分物價的雙重運動。
　　巴拉薩—薩繆爾森假說對價格雙重運動有所描述，它把“實際匯率”定義為可貿易品價格與非貿易品價格之比。
　　Q（實際匯率）=E（名義匯率）P*/P    
                           (P*為美國的價格，P為國內價格)…………（1）
　　按購買力平價：E（名義匯率）=Pt/Pt* ……………………………………（2）
　　P（總價格）=αPt+(1-α)Pn
       (α為貿易品比重，Pt為非貿易品價格，Pn為貿易品價格)………（3）
　　P*=αPt*+(1-α)Pn*………………………………………………………（4）
　　將（2）（3）（4）式帶入（1）式得：
　　  Q（實際匯率）=[α+(1-α)Pn*/Pt*]/[α+(1-α)Pn/Pt]………………（5）
　　這里有四組價格：中國可貿易品價格，中國非貿易品價格，美國可貿易品價格，美國非貿易品價格。有四種比價關系：國內可貿易品比非貿易品（稱為人民幣實際匯率），美國可貿易品比非貿易品（稱為美圓實際匯率），國內可貿易品比美國可貿易品（稱為可貿易品平價），國內非貿易品比美國非貿易品（稱為非貿易品平價）。這四種比價的相互關系決定了實際匯率變動。
　　一般性談論相對購買力平價，沒有區分貿易品和非貿易品，大多數人誤用通貨膨脹率，以為兩國通貨膨脹率之比就是相對購買力平價。通貨膨脹率的依據是消費物價指數（CPI），以食品、住宅水電服務和各類消費品為主，大部分是不能直接出口的“非貿易品”。通貨膨脹率再高，也不是可貿易品價格的反映，不會對匯率產生直接的貶值壓力。
　　國際經濟學上的“可貿易品價格”，是指可直接參加國際貿易的進出口商品價格。出口成本上升導致可貿易品價格提高是匯率貶值的主要根源，首先取決于工資和地價水平。我國工資在出口產品成本中只占10%，即使因通貨膨脹而提高，也不會對匯率有明顯影響。其次是設備折舊和原材料，分為進口和國產兩部分。進口價格由國際價格，匯率和關稅決定，國內價格以工業品出廠價格近似表示，而不以消費品價格表示。國內通貨膨脹率提高，滯后于設備和原材料價格的上升大約一年。人民幣升值壓力主要來自國內可貿易品價格和非貿易品價格的“雙重運動”，其含義有三。
    第一， 國內可貿易品價格相對于非貿易品不斷下降。這是由于出口部門生產率的提高快于非貿易部門生產率的提高，也快于本部門工資提高，因此出口產品的價格相對下降或者絕對下降。非貿易部門工資比照出口部門提高，超過本部門生產率提高，因此非貿易品價格絕對上升或者相對上升。
　　第二、發展中國家出口產品價格相對于發達國家不斷下降，特別在工業化大量引進技術階段是如此。中國出口部門生產率的提高不僅快于國內非貿易部門，也快于發達國家出口部門；其工資的相對提高不僅慢于國內非貿易部門，也慢于發達國家貿易部門。按照“工資生產率彈性”，即工資提高與生產率提高之比，中國的出口部門應該是最低的。人們可理解中國出口部門工資提高比美國慢，卻不能理解中國出口部門生產率提高速度比美國快。認真思考就會明白，這是技術“后發優勢”造成。中國原創技術少，但這一定時期集中引進技術設備和原材料可迅速提高生產率并降低成本。當本國可貿易品生產率提高快于發達國家而工資提高相對慢于發達國家時，出口和貿易順差就會增加，產生匯率升值壓力。
　　第三、中國和美國如果有相同的通貨膨脹率，人民幣將有升值壓力，因為兩國可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的相對變化不會相同。發展中國家是二元結構，缺乏統一均衡的市場，歷史所遺留的價格體系，服務教育醫療和房地產等價格很低，必然連續大幅度上升，不象發達國家價格體系已經比較均衡。因此中國非貿易部門價格的上升一定比美國更快，可貿易品價格上升相對比較慢。如果兩國通貨膨脹率相同，一定是中國可貿易品降價，而非貿易品漲價。直接決定匯率的，恰恰是可貿易品的價格變化，可貿易品價格下降就意味著對匯率產生升值壓力。
　　上述三個特點的核心是：發展中國家國內貿易品部門生產率上升快于工資上升，使出口價格相對或者絕對下降，從而產生匯率的升值壓力。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匯率變動的確與貨幣發行量和物價有關，但主要不是消費品價格，而是出口品價格，統計方面應參照工業品出廠價格或出口價格指數來表示，這是對相對購買力平價的修正。
　　“巴拉薩—薩繆爾森假說”對價格雙重運動有所描述，把“實際匯率”定義為可貿易品價格與非貿易品價格之比，是以可貿易品價格衡量的非貿易品價格。可以看出，兩類商品價格運動的不一致性與宏觀經濟周期和貨幣總量發行沒有很大關系，它反映的是不同部門生產效率的變化，是實質經濟領域中非貨幣性因素的影響。因此這個理論及其研究的匯率，屬于實際均衡匯率范圍，不屬于貨幣數量論的名義匯率范圍。兩類商品價格運動的不一致性與宏觀經濟周期和貨幣總量發行沒有很大關系，它反映的是經濟結構的變化，是實質經濟領域中非貨幣性因素的影響。因此，這個理論及其研究的匯率，屬于實際均衡匯率范圍，而不屬于貨幣數量論的名義匯率范圍。
　　既然非貿易品相對于可貿易品價格提高較快,而物價上升是兩者的結合，又以非貿易品為主，那么當出現總需求拉動的投資膨脹時，首先出現的是出口價格上升和匯率貶值壓力，大約一年以后真正的“通貨膨脹“到來，已經是非貿易品價格上升。
　　在大量引進技術和外資時期，可貿易品價格在發展中國家相對下降，絕對下降也有可能。如果以非貿易品為一，貿易品價格指數相對于非貿易品下降，這就是“實際匯率”的升值。名義匯率如果不能隨實際匯率升值，就稱為“匯率錯位”，在固定匯率下往往如此。這就是說，通貨膨脹（在發展中國家主要表現為非貿易品價格上升），一定造成實際匯率升值，而未必出現名義匯率升值或者貶值。
　　巴拉薩——薩繆爾森假設已經說明，由于非貿易品和可貿易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勞動生產率存在差異，發展中國家可貿易品勞動生產率提高快，發達國家差異不是很大，不僅如此，發展中國家可貿易品勞動生產率甚至高于發達國家出口部門，如以下公式（6）所示：
　　[Pn*/ Pt*]/[Pn/Pt]=Xt*/Xt<1………………………………公式（6）
　　Xt*是發達國家可貿易品生產率，Xt為發展中國家生產率。
　　結果導致，發達國家非貿易品與可貿易品的價格差異小，非貿易品相對價格低，即Pn*/Pt*小，而發展中國家非貿易品與可貿易品的相對價格差異大，非貿易品相對價格高，即Pn/Pt大，則從（5）式可以得到結論，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匯率Q小，即實際匯率升值。
　　非貿易品
　　
　　                 發達國家
　　            
　　                       發展中國家
　　                                       可貿易品
　　圖中邊際轉換率或切線斜率為可貿易品相對價格，即Pt/Pn，發達國家Pn*/Pt*小，則Pt*/ Pt*大，所以貼近縱軸，同理，發展中國家貼近橫軸。
　　日元升值過程可以驗證巴拉薩—薩繆爾森假設。1950～1971年，日元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固定在360：1，70年代以來不斷升值，1995年突破1：80：25年升值兩倍。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出現結構性物價上升，可貿易品生產率上升帶來全國工資水平提高，非貿易品部門生產率的提高趕不上工資提高，不得不提高價格。日本以可貿易品衡量的非貿易品相對價格比美國上升得更快，而可貿易品價格比美國下降得快，最終導致日元升值。理查德·馬斯頓仔細研究1973～1983年行業數據，發現美國可貿易品生產率的提高比非貿易品生產率高13%；而日本高73%。美國非貿易品相對價格上漲12.4%，日本上漲57%。日本可貿易品價格下降無法抵消非貿易品價格上升，導致日元實際匯率升值。價格因結構性矛盾剛性上升，只有變動名義匯率才能調節通貨膨脹率，如果日本名義匯率升值幅度低于實際匯率升值幅度，通貨膨脹率就高于美國，這正是1950--1971年的情況，日本平均通膨率5.4%，美國3%。當日元名義匯率升值超過實際匯率升值幅度，通貨膨脹率就低于美國，這是1979---1993年的情況，這一時期日本通脹率2.3%，美國是0。7%。升值期所帶來的進口原材料和設備價格下降，促使日本企業降低成本，出口持續增加，進一步導致日元升值。
　　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在中國是否有現實性，答案是肯定的。1979～1994年中國經濟增長的42%以上由生產率提高所致，機械制成品生產力提高最快。可貿易品相對于非貿易品的勞動生產率，1999比1978年上升2.47倍，而美國同期只上升0.70倍（裴權中，2004）。1990--2000年,中美兩國非貿易品價格指數均高于可貿易品,但中國差距更大。1990～2000年間中國價格總上漲幅度為100%,可貿易品價格指數178,非貿易品價格指數311。中國的Pn/Pt為311/178=1.78，美國可貿易品價格指數從1990年的100上漲到2000年的124,非貿易品價格指數是143,Pn*/Pt*=1.15，小于中國2.7倍（陳志昂，2004）,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實際匯率是升值的。1994年通脹之所以沒有引起人民幣貶值，主要是因為，高達20%的通貨膨脹率主要是糧食等非貿易品價格的上漲。至于1992—1993年投資膨脹所引起的以鋼材為中心的生產資料價格猛烈上升50---70%，當年就誘發大量進口并出現貿易逆差，形成人民幣貶值壓力。就在此時，1994年1月1日匯率并軌，將人民幣從1：5.7變為1：8.7，貶值幅度達50%。這基本符合相對購買力平價，但這是生產資料價格（與出口價格關系比較大）上升引起的匯率貶值。在此以后，當1994—1995年出現的通貨膨脹，已是非貿易品價格的上升，許多專家又來鼓吹人民幣貶值，就顯得有些驢唇不對馬嘴。
　　讓我們看一看中國的消費品價格籃子：糧食，住宅，水電，醫療，服務費用，或者遠遠低于國際價格水平，或者極端短缺需要持續提高價格，比如北京市在2004年把水價從每噸2。8元提高到3。7元，到2010年可能提高到10元。出口成本因為引進技術設備，使用進口原材料，發展加工貿易，所產生不斷降低的壓力，將抵消通脹和工資增加的壓力，只要肯定這一長期趨勢，人民幣升值壓力就會長期存在。
　　既然非貿易品相對于可貿易品價格提高較快,而物價上升是兩者的結合，又以非貿易品為主，當總需求拉動投資膨脹時，出口價格首先上升和產生匯率貶值壓力，名義匯率如果要貶值，應該是在這個時候或者更加提前。大約一年以后真正的“通貨膨脹”到來，已經是非貿易品價格上升。此時可貿易品與非貿易品價格之比可能從1：1，變為1：1。2這就是“實際匯率”升值。此時名義匯率沒有貶值壓力，因為可貿易品與美國可貿易品的比價（稱為可貿易品平價）并沒有發生變化。
　　日元升值過程可以驗證“巴拉薩—薩繆爾森假說”。1950——1971年，日元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固定在360∶1，70年代以來不斷升值，1995年突破80∶1，25年日元升值兩倍。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出現結構性物價上升，可貿易品生產率提高帶來全國工資水平提高，非貿易品部門生產率的提高趕不上工資提高，不得不提高價格。日本以可貿易品衡量的非貿易品相對價格比美國上升得更快，而可貿易品價格比美國下降得快，最終導致日元升值。理查德·馬斯頓仔細研究1973～1983年行業數據，發現美國可貿易品生產率比非貿易品生產率高13%，而日本高73%；美國非貿易品相對價格上漲12.4%，日本上漲57%。日本可貿易品價格下降無法抵消非貿易品價格上升，導致日元實際匯率升值。價格因結構性矛盾剛性上升，只有變動名義匯率才能調節通貨膨脹率。如果日本名義匯率升值幅度低于實際匯率升值幅度，通貨膨脹率就高于美國，這正是1950—1971年的情況，日本平均通膨率5.4%，美國3%。當日元名義匯率升值超過實際匯率升值幅度，通貨膨脹率就低于美國。升值期所帶來的進口原材料和設備價格下降，促使日本企業降低成本，出口持續增加，進一步導致日元升值。
　　“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在中國是否有現實性？答案是肯定的。1979—1994年間中國經濟增長的42%以上由生產率提高所致，機械制成品生產率提高最快。可貿易品相對于非貿易品的勞動生產率，1999比1978年上升2.47倍，而美國同期只上升0.70倍（裴權中，2004）。1990—2000年,中美兩國非貿易品價格指數均高于可貿易品價格指數,但中國差距更大。1990—2000年間中國價格總上漲幅度為100%,可貿易品價格指數從100上漲到178,非貿易品價格指數從100上升到311。美國可貿易品價格指數從100上漲到124,非貿易品價格上升到143,上漲差距小于中國2.7倍（陳志昂，2004）。
　　1992—1993年中國出現投資膨脹，以鋼材為中心的生產資料價格猛升70%，當年就誘發大量進口并出現貿易逆差，形成人民幣貶值壓力。就在此時，1994年1月1日匯率并軌，將人民幣從1∶5.7變為1∶8.7，貶值幅度達50%。這基本符合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這是生產資料價格（與可貿易品價格關系比較大）上升引起的匯率貶值。1994——1995年出現“通貨膨脹”，是非貿易品價格的上升，此時許多經濟學家鼓吹人民幣貶值，就顯得有些驢唇不對馬嘴。
　　
（五）匯率錯位：實際有效匯率與名義匯率的偏差
    
     關于人民幣匯率水平的爭論，集中于中長期實際均衡匯率，名義匯率是不是就沒有意義呢？答案是否定的。人民幣名義匯率是與美元掛鉤的，名義匯率預期和利率的關系構成利率平價，左右國際資本流動。但在國際貿易領域，起決定作用的卻是“有效匯率”。它在實質上是一種名義匯率，而不是實際匯率，它是與“一籃子貨幣”掛鉤的名義匯率，這個“籃子”，就是東道國主要貿易伙伴匯率的加權平均，權數是各國與東道國貿易額在東道國貿易總額中所占比重決定的。按照扣除貨幣因素的原則，有效匯率扣除物價變動，就成為“實際有效匯率”。如名義匯率與貨幣籃子掛鉤，就接近于或等于有效匯率。
　　 與美元掛鉤的名義匯率的缺點是假定美元價值不變，只有不變的東西才能作為價值標準去衡量別人。但美元波動非常劇烈，人民幣幣值也隨美元升降。10年以來人民幣名義匯率基本沒變是對美元沒變，美國人因為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太大，提出人民幣應該對美元升值。中國反駁說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已升值40%，就是說美元升值40%，人民幣隨美元對其他貨幣升值40%。近幾年美元又貶值30%，人民幣隨之對其他貨幣貶值30%，中國的國際貿易摩擦就從對美國擴大到其他國家。美元越貶值，人民幣有效匯率就越貶值，國際貿易摩擦就越大，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壓力就越大。如果美國提高利率而中國不隨之提高，國際資本流向美國，美元亦隨之升值，那么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的壓力就小一些。
　　我們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進行了測算，方法是加權平均法②。
　　即                                      （1）
　　這里，n表示本國選擇的一組外幣的數量，為本國貨幣對第i種貨幣的匯率，為第i種外幣的權數，這一權數的大小取決于本國與i國的貿易總額的大小，通常的解釋是，本國對i國的進出口貿易額占本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例。
　　我們計算貿易加權有效匯率，并且主要計算人民幣升值貶值的比例，所以進行指數化處理，運用貿易加權的名義有效匯率指數的定義，其公式為：
                       =                    （2）
　　是指名義有效匯率指數，是指中國在當年的對外貿易總額。是指在選取的一組國家中，當年，中國對i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是i國貨幣對本國貨幣的匯率。是指i國貨幣對本國貨幣的基期匯率。則是指匯率指數。如果設定一個基期標準，并假定基期的是100，那末，如果某一年的大于100，則表明本幣相對于基期貶值，小于100，則意味著本幣相對于基期升值。
　　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要剔除價格因素。我們運用購買力平價公式，即實際匯率，其中，為名義匯率，代表外國價格水平，代表本國價格水平。
　　代表性國家的選擇：截取1994——2002年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香港、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新加坡、澳大利亞、德國、法國、英國13個國家和地區作為樣本國家，中國與它們的貿易額超過超過總貿易額的70%。
　　名義匯率的選取，根據IMF的“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列出包括中國在內的14個國家的貨幣與IMF特別提款權（SDR）的匯率，即1個SDR折合多少人民幣、美元等，然后套算出人民幣與這13個國家貨幣的名義匯率。1999年歐元流通，1歐元=1.95558德國馬克=6.55957法國法郎，1999---2002年馬克與法郎的SDR匯率是通過當年歐元與SDR的匯率以及歐元與馬克法郎的兌換比例套算出來的。
　　我們使用兩套價格體系：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出口物價指數（EPI）。由于EPI數據相當缺乏，用工農業商品綜合比價指數代替。
　　用CPI和EPI得出的相關的實際有效匯率見表1和表2。
　　
　　　　表一：以CPI計算的中國的相關的實際有效匯率指標      
　　
時間
消費價格
指數（CPI）
中美名義
匯率
以（CPI）計算的
實際有效匯率指數
1994
87.11
861.87
116.78
1995
100
853.07
100.00
1996
106.09
831.42
89.48
1997
106.94
828.98
78.65
1998
104.16
827.91
84.91
1999
101.04
827.83
87.55
2000
99.52
827.84
83.68
2001
99.82
827.70
79.90
2002
98.02
827.70
85.17




　　
　　
　　表二：以出口價格指數（EPI）得出的相關的實際有效匯率指標
　　
時間
出口價格指數
（EPI）
中美名義
匯率
以（EPI）計算的
實際有效匯率指數
1994
104.6
861.87
91.67
1995
100
853.07
100
1996
101.9
831.42
92.77
1997
107.9
828.98
74.46
1998
114.8
827.91
68.53
1999
127.1
827.83
61.6
2000
130.4
827.84
56.43
2001
130.4
827.70
52.76
2002
130.4
827.70
54.92
　　結論是：
　　用消費價格指數計算的2002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是85.17，以1995年為基期100，到2002年已升值14.83%［即（85.17-100）/100］（見圖1），名義匯率應該向實際有效匯率靠近，1995年是1∶8.53，2002年應為1∶7.26［即8.5307（1-14.83%）］，實際是1∶8.27，人民幣名義匯率低估12%［即（8.2770-7.2656）/8.2770］。
　　按出口價格指數計算，2002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是58.33，以1995年為基期100，2002年已升值41.67%（見圖2），名義匯率應等于14.9760［即8.5307（1-41.67%）］，人民幣名義匯率低估40%［即（8.2770-4.9760）/8.2770］。
　　
　　圖1：按照消費價格指數計算的實際有效匯率指數與名義匯率指數（1995=100）
∶
　　說明：以消費價格指數計算，1994----=2002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趨勢。
　　

　　圖2：按照出口價格指數計算的名義匯率指數與實際有效匯率指數（1995=100）

　　說明：按照出口價格指數計算，1994----2002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升值趨勢。
　　
        
          
           二、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一）出口彈性小于一，決定出口數量與金額呈反方向運動而不是同方向運動，因此人民幣升值不會減少出口金額

   “匯率升值必定打擊出口”，是反對人民幣升值的最主要理由，有學者竟然進行可怕的描述：人民幣升值40%，出口價格提高40%，出口，就業和經濟滑坡，中國經濟崩潰----不知有何根據？大量新興工業化國家如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在經濟發展某階段都經歷過貨幣大幅度升值，出口不降反升。中國大陸1994---2002年，人民幣相對于美元、歐元(2001年前為德國馬克)和日元的名義匯率升值幅度分別為5.1%、17.9%和17%，實際匯率升值幅度分別為18.5%、39.4%和62.9%，此間中國對美歐日的年出口增長率分別為17.3%、14.4%和14.1%；1994---1995年國內通貨膨脹率超過20%，1997—1998年亞洲許多國家貨幣貶值，人民幣貶值之聲不絕于耳，但人民幣不貶反升，出口在90年代翻了一番。可預料人民幣升值即使20—30%，我國出口增長率可能有所下降但不會絕對下降，貿易逆差會擴大，但可控制于300億美圓之下，而且貿易逆差的原因主要不是人民幣升值，而是國內經濟過熱。
　　流行的說法往往發生常識性錯誤，是因為忽視了理論的前提條件和歷史時期的特點。所謂“貶值促進出口限制進口，升值促進進口打擊出口”，首先是指一般貿易而言，而不是指加工貿易。其次忽視了進出口數量與金額之間的區別，二者同方向變動的其理論前提是：進出口產品價格彈性之和大于一，這就是所謂的“馬歇爾----勒納條件”。如果小于一，進出口產品的數量和金額之間就會出現反方向的變動，匯率升值反而會使出口額增加，進口額減少，貿易順差增加。范金（2004）計算我國中長期出口產品價格需求彈性為-0.857932，絕對值小于一，就是說人民幣每升值1%，假設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同比例提高，出口數量就會減少0.857932%，但是由于出口價格提高的幅度超過了出口數量減少的幅度，出口金額反而提高。這本來是大學課本是上的基本常識，但是卻被許多研究者所遺忘，他們根本不考慮出口彈性，就在那里盲目地鼓吹“人民幣升值打擊出口，加大貿易逆差”，造成“升值恐懼癥”，說明我們的經濟學研究特別是對策研究仍舊十分膚淺，人云亦云。

   （二）中國外貿結構的特殊性即加工貿易的發展，使進口與出口之間呈同方向運動而不是反方向運動，因此匯率升值不會擴大貿易逆差。
  
    第一， 加工貿易是推動貿易增長主要動因，占出口55%，超過一般貿易。
　　　　　　　　　　　
　　　　　　　　　　　
　　　　　　　　　　　表三  加工貿易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
                                                         單位：億美元
年 份
　出口總額
加工貿易出口額
占總出口的比重%
1991
718.4
324.6
45.1
1992
849.4
396.1
46.6
1993
917.6
442.5
48.2
1994
1210.1
569.8
47.1
1995
1487.8
737.0
49.5
1996
1510.5
843.4
55.8
1997
1827.0
996.6
54.5
1998
1837.6
1044.7
56.9
1999
1949.3
1108.8
56.9
2000
2492.0
1377.0
55.3
2001
2661.0
1475.0
55.4
2002
3256.0
1799.4
55.3
2003
4383.7
2418.5
55.2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海關統計年鑒》各年數據計算而成
　
　　第二，加工貿易“大出大進,兩頭在外”的特點使我國進口呈剛性，出口增加的同時，進口也在增加，進口對出口的彈性為0.8182，即我國進口一個單位商品時，其中就有82%用于出口來料加工裝配貿易（任永菊，2002）。我國加工貿易進口占總進口40%，1997年達到49%，再考慮到外商機械設備進口和一般貿易中原材料和投資品進口，這個比例還有很大的上升余地。
　　
　　　　　　　　
　　　　　　　　　表四 加工貿易進口占總進口的比重
　                                                    單位：億美元
　
年份
進口總額
加工貿易進口額
占總進口的比重
1991
637.9
250.3
39.2
1992
805.9
315.1
39.1
1993
1039.6
363.6
35.0
1994
1156.2
475.7
41.1
1995
1320.8
583.7
44.2
1996
1388.3
622.7
44.9
1997
1423.7
702.1
49.3
1998
1402.4
685.7
48.9
1999
1657.0
735.7
44.4
2000
2250.9
924.8
41.1
2001
2435.5
940.2
38.6
2002
2952.0
1222.2
41.4
2003
4128.4
1629.4
39.5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海關統計年鑒》各年數據計算而成
　　
　　
　　第三，中國加工貿易的進口依存度，即加工貿易出口的產品中，進口成本比重非常高。　隆國強對565家加工貿易企業調查顯示，原材料與零部件的國內采購,32%的企業在10%以下,66%的企業低于50%，在75%以上的只有18%，機器設備的國內采購率只有30%%。
　　
　　
　　　　　　　　　表五　加工貿易企業國內采購比率
　　　　　　　　　
資料來源：《加工貿易——工業化的新道路》第170頁


    第四， 加工貿易凈出口是中國外貿順差主要來源，2003年加工貿易順差占外貿順差的比重高達309%。加工貿易出口之所以不受匯率變動影響，是因為全部使用進口設備和原材料，在國內增殖部分只有20%。人民幣升值首先降低進口成本。從貨幣標價角度，既然進口的設備和原材料又復加工出口，進出口都是由美圓標價，那么人民幣變與不變就沒有影響。

　　
　　　表六   1996——2003年中國加工貿易順差占外貿順差的比重
      
年份
外貿順差（1）
加工貿易順差（2）
一般貿易順差
（2）/（1）*100%
1996
122.2
220.7
-98.5
180.6%
1997
403.3
264.5
165.8
65.6%
1998
435.2
359
76.2
82.5%
1999
292.3
373.1
-80.8
127.6%
2000
241.1
452.2
-211.1
187.6%
2001
225.5
534.8
-309.3
237.2%
2002
304
577.2
- 273.2
189.9%
2003
255.3
789.1
533.8
309.1%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海關統計年鑒》各年數據計算而成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幣升值可能改變進出口結構，減少加工貿易而促使一般貿易技術升級。加工貿易程度不高，真正體現技術水平和要素含量的高新技術設備和中間投入品要進口，加工收益80%屬于外國產值的轉移1，增加值低于制造業非來料加工部門。人民幣升值可能減小出口對來料加工行業的依賴，增加加工貿易企業的國內采購，延長加工貿易企業的國內價值鏈，增強上下游企業的關聯。
　　
　　（三）動態考察出口產品成本與匯率變動的關系，適當升值將引起出口成本與結構的相應變化，總體來說有利于出口和貿易收支。
　　
　　現在我們來進一步考察匯率變化與出口成本的動態關系。
　　可以說，所有出口產品成本都有人民幣和外幣兩部分，加工貿易屬于外幣標價的進口成本100%的特例（不計工資），而完全采購國內設備和原材料的一般貿易屬于人民幣標價100%的特例。實際上，一般貿易越來越多地使用進口設備和原材料。我們把出口產品按照成本構成分為兩類，一類是進口品超過50%的，包括全部加工貿易和一部分一般貿易；一類是低于50%的一般貿易。兩類產品對于本幣升值的反應不同。另一個因素是成本變化對于匯率變化的彈性（e）。
　　假設：
　　
     ………………………………（1）
　　并假定該式中涉及所有產品均以外幣（美元）計價，人民幣匯率采用直接標價法：
式中：為出口產品的成本，假定其以外幣（美元）表示
　　　為工資，假定其為人民幣形式
　　　為折舊，假定其為外幣（美元）形式
　　　為出口產品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國內自產中間產品的數量
　　　為出口產品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國內自產中間產品的價格
　　　為出口產品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進口中間產品的數量
　　　為出口產品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進口中間產品的價格
　　　名義匯率
　　　對進口產品的依賴度2，即單位出口產品中所使用的進口中間產品的比重
　             ……………………………………………………（2）
　　對（1）式進行全微分，可得3：
　　        ………………（3）
　　令：　        ………………………………………………………………………（4）
　　
　　
　　
　　當人民幣升值時，進口中間產品的外幣價格下降，使成本構成發生變化，降低成本的對外依存度，降低成本水平。企業進口原材料越多，這個效果越顯著。假設一個汽車加工裝配企業，進口全部零部件裝配出口，成本為100億美圓，在國內加工增殖20%，20億美圓相當于200億人民幣（按照1：10匯率）出口成本中人民幣與外匯的比例是200億人民幣：100億美圓（1000億人民幣），1：5。總成本是1200億人民幣，或者是120億美圓。
　　如人民幣升值20%為1：8，進口成本100億美圓，折算為800億人民幣，國內200億人民幣支出不變，成本中人民幣與外匯的比例會變成200億人民幣：800億人民幣，現在的比例是1：4。總成本是1000億人民幣，按照人民幣計算降低了20%，可以抵消出口價格的上升，因此企業可以不漲價，出口不會減少。注意，這種選擇是以不擴大投資，沒有技術進步為前提的。
　　
　　但是，企業也可以選擇擴大投資，提高技術水平，提高出口價格的辦法。因為人民幣升值20%，使得進口原材料，零部件和成品的價格全部降低了20%。企業可以不再進口零部件，而把節約下來的外匯集中進口先進的技術設備和原材料，把自己的組裝企業變成加工企業，以獲得更多的增殖收入。此時企業成本中間，外匯的比例還會降低，因為國內增值部分是人民幣。但是總的進口可能增加，因為隨著技術進步，生產規模往往擴大。
　　一般貿易有相反的變化趨勢。假設出口成本中間進口品不到50%，那么人民幣升值會鼓勵企業直接擴大設備和原材料進口，代替國內采購以降低成本，必然提高成本中外匯的比例。總體來說，人民幣升值會擴大設備和原材料的進口，擴大貿易逆差，但長期來看只要進口的技術含量高于原來（一般來說新投資總是具備更高的技術含量），就會提高出口能力，這樣的逆差是暫時的，并不可怕。
　　人民幣升值使得成本中人民幣比例自動提高，也會促進加工貿易向進口替代的加工工業升級，有一個含義就是國內工資會提高。但是工資水平的提高不可能是憑空的，與擴大投資和進口相似，一定是與技術水平的提高相適應的，技術工人的工資會有大幅度提高，企業會加強工人的技術培訓等等。


（四）人民幣升值可以改善貿易條件
　　
　　
　　1978---1994年，中國人民幣名義匯率貶值了550%，在80年代中期即出現通貨膨脹與匯率貶值的惡性循環，這種依靠貶值增加出口的戰略必將惡化貿易條件，即出口價格指數越來越低，而進口價格指數越來越高，國民財富外流，國際經濟學上稱為“外貿貧困增長”。 1993年-2000年中國整體貿易條件下降了13％，其中制成品貿易條件下降了14％，初級產品貿易條件下降2％。2003年出口商品價格指數為104.7 ，進口商品價格指數為109.7，貿易條件指數為95.4%，低于上年的98.8%。貿易條件惡化的原因與人民幣匯率低估和產業結構不合理有關。據宋國清（2003）計算，人民幣匯率升值5%，貿易條件將得到改善，有利于我們更好地利用世界資源和國民福利增加。
　　貿易條件的改善首先是出口產品價格在理論上隨匯率升值成比例提高，比如3年之內人民幣升值30%，出口價格即提高30%，說不會打擊出口無人相信。問題在于第一，由于J曲線效應，出口的下降將在1年以后；第二，加工貿易部分基本不受影響；第三，一般貿易出口產品成本中，進口部分也在60%以上；第四，
工資不會隨匯率升值有很大提高；第五，進口價格下降會促使其它更多地使用外國原材料和設備，從而提高生產效率。以上原因使企業能夠消化大部分升值因素，出口價格并不會隨名義匯率的升值而成比例提高，比如人民幣升值30%，一般貿易品的出口價格可能只提高15%。
　　人們最擔心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價格提高，其實是有好處的。一條褲子在美國賣50美圓，現在提高到60美圓，沒有理由認為美國消費者就會不賣褲子，或者轉向墨西哥購買。即使如此，我國減少廉價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數量而提高售價，也不會降低出口金額，同時可以減少國際貿易摩擦。
　　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出路是升級換代。規范的宏觀經濟分析是短期分析，假定沒有技術進步和體制創新，這在中國是不適用的，因為中國正處在加速技術引進和體制改革時期。對于匯率升值對于企業的影響，必須進行動態分析。一臺普通25寸彩電在美國賣200美圓，價格提高到230美圓，可以轉向中國農村降價銷售。企業應引進先進技術，生產新型大屏幕，多媒體彩電在美國銷售，價格還可以大大提高。機電產品本來就是要持續快速地升級換代的，人民幣升值降低了企業進口新設備和原材料的成本，正可促進這一過程。國家必須支持出口產品升級，但是不能使用貨幣匯率政策，而應使用財政政策如出口退稅，加速折舊等。貨幣政策解決總量問題，財政政策解決結構問題，不能混淆。為保持人民幣不升值而降低出口退稅率，以降低技術進步速度來消化外匯儲備壓力，是不合適的。
　　中國的出口25年以來從95億美圓增加到4000億美圓，但貿易條件沒有改善甚至出現惡化，貿易結構有“一高一低”的特點。“一高”是勞動密集型產品比重過高,占出口總值70%,其中紡織品與服裝占出口23%。“一低”是指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出口比重低,占32%,低于主要發達國家47%的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42%的水平。依靠廉價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數量擴張實現出口導向戰略，在中國持續25年，已難以為繼。國際對華反傾銷直線上升，2003年上半年中國受到12起反傾銷起訴，在WTO成員中排名第一位。美國商務部裁定中國電視機生產向美國傾銷，四川長虹傾銷幅度為45.87%，TCL和康佳分別為31.35%和27.94%，廈華為31.35%。為緩解反傾銷的勢頭，中國也應該促進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勞動---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型，實現比較優勢的動態升級，而人民幣升值是符合這一戰略的。
　　
　　范金（2004）采用社會核算矩陣技術，從一般均衡分析角度，以2005年中國社會核算矩陣為沖擊對象，就人民幣分別升值3%、5%、10%、20%和30%對我國的進出口所受影響進行情景分析，得出以下結論：第一、人民幣升值3%會促進出口增加0.43個百分點，并且隨著升值幅度的增加，出口增加的幅度也在上漲。當人民幣大幅度升值30%后，出口會增加4.26個百分點。這表明人民幣不論是溫和升值還是大幅度迅速升值，都不會損害中國的出口，反而有利于出口的增加。第二、人民幣升值對進口具有促進作用，人民幣升值3%可以促進進口增加0.32個百分點，并且隨著升值幅度的增加，進口增加的幅度也在上漲，但速度慢于人民幣升值幅度的增加；當人民幣大幅度升值30%后，進口會增加2.32個百分點。總之，人民幣升值會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幣升值從3%升值到30%，出口增長速度始終大于進口，一方面，說明人民幣升值并不會改變中國的貿易順差狀況；另一方面，可以改善自1999年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狀況惡化的現狀。

         表九  中國進出口增長率變化統計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出口增長率
15.7
18.2
8.0
31.9
22.9
1.5
進口增長率
19.6
26.3
28.9
11.3
14.2
5.1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出口增長率
20.9
0.5
6.1
27.8
6.8
22.3
進口增長率
2.5
-1.5
18.2
35.8
8.2
21.2
　　（資料來源：1991—2001年源自《中國經濟年鑒2002》；2002年數值源自商務部統計資料）
    
    
  
   （五）匯率政策不是孤立的，而是與財政貨幣政策共同起作用的，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于總需求擴張及其他原因，而非匯率升值。
　　
　　范金計算的進口彈性絕對值略大于一，為-1.077378，就是說人民幣每升值1%，進口價格會降低1%，進口數量則增加1.08%，進口數量的增加基本被價格的下降所抵消,所以進口金額只是略有增加。進出口彈性之和為1.93531，大于1，基本符合馬歇爾一勒納條件，說明人民幣升值可能會擴大貿易逆差，但馬歇爾——勒納條件只是匯率變動影響貿易收支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彈性理論是建立在局部均衡分析基礎上的。貿易收支還受到其他因素制約,如收入水平、貿易管制程度及管制效率等，焦軍普（2004）的回歸分析證明了，匯率變動與貿易差額相關性不強。謝建國、陳漓高(2002)對1978-2000年人民幣匯率與中國貿易收支關系的經驗分析,匯率變動僅能解釋3%。我們認為，90年代的外貿體制改革，出口鼓勵措施包括外匯留成、出口補貼與退稅、信貸優惠，以及工資成本低廉，控制通貨膨脹，都是刺激出口的重要因素。1998年以后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人民幣有貶值預期但沒有貶值，政府提高了出口退稅率2.56個百分點, 在1999年下達出口退稅指標570億元的基礎上,又追加65.85億，保證了出口增長。
　　2004年中國連續5個月出現貿易逆差，匯率并沒有變動。貿易逆差的原因之一是出口退稅率平均下降3%，每出口1美元增加成本0.25元人民幣，促使企業由國內采購轉為進口原材料；原因之二是世界價格水平普遍提高；之三是國內以房地產泡沫為中心的局部經濟過熱，導致進口急劇增加。1984，1993年貿易逆差也都是投資過熱引起，與匯率無關。長期來看我國貿易收支由順差轉為逆差是必然的，但匯率升值肯定不是主要原因，防止國內經濟過熱才是控制貿易逆差的根本措施。未來時期貿易逆差只要控制在每年200---300億美圓就沒有大問題。因為進口統計中每年有500億美圓是外商直接投資的設備進口，國內沒有支付外匯。這種“貿易逆差”是假的。引進設備最終匯出利潤的真實記錄，是在國際收支平衡表經常項目的“非貿易收支”中，貸記“利潤匯出”，現在每年大約200億美圓，并且每年增加數十億美圓。可以把貿易收支逆差每年200億美圓，經常項目逆差每年500億美圓，作為政策調整的臨界點，2008---2010年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因為進出口呈同方向變化，不大可能出現巨額貿易逆差。
　　
                    
                     表七    2004年1――6月中國進出口
                                                     單位：億美元
月份
進出口總額
同比增減%
出口額
同比增減%
進口額
同比增減%
進出口差額
同比增減
1月
714.5
17.5
357.2
19.8
357.4
15.2
-0.2
-98.1
2月
761.9
57.9
341.6
39.5
420.3
77.0
－78.7
－
3月
922.4
42.8
458.5
42.9
463.9
42.8
－5.4
32.0
4月
965.0
37.6
471.2
32.4
493.8
42.9
－22.6
－
5月
876.3
34.1
448.7
32.8
427.7
35.4
21.0
－4.8
6月
991.5
39.1
505.0
46.5
486.5
50.5
-18.4
13.7
1－6月
5229.7
39.1
2580.8
35.7
2649.0
42.6
-68.2
－
     （根據海關各月數據整理而成）
　　、
                    
　　　　　　　 表八  2004——2008中國國際收支平衡預測

                                                 單位：億美元
　　　　　　　
項目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一、經常項目差額





（一）貿易項目差額
88
-147
-466
-893
-1455
1 出口總額
5042
5798
6668
7668
8818
2 進口總額
4954
5945
7134
8561
10273
（二）非貿易往來項目





利潤匯出（投資收益）
-170
-204
-245
-294
- 353
二、資本和金融項目





外商直接投資
589
647
712
783
862
    其中：外商人民幣利潤再投資
136
163
196
235
282
　
　在上表中，假設外商直接投資的年增長率為10%，投資收益（利潤匯出）在1994—2003均值的基礎上年增20%,利潤再投資比例為80%。進口按年增20%，出口按年增15%。外商人民幣利潤再投資占其全部投資收益可能匯出值的80%。
　
　

　　

　　　　　　（五）能源資源和技術大量進口時期貨幣升值的積極意義

　　
　　20世紀60年代，C.L.Barker提出“有效保護率”概念，指出國家可以對中間產品的進口減免關稅，提高對國內產業的實際保護程度。據海關統計，2003年我國最重要的進口商品是：
　　機電產品2249.9億美元，同比增長44.6％；
　　高新技術產品1193億美元，同比增長44％；
　　集成電路及微電子組件 411億美元，同比增長60.3％；
　　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零部件228.9億美元，同比增長43.7％；
　　鋼材3717萬噸，進口額199億美元，同比增長61.1％；
　　原油9112萬噸，進口額198億美元，同比增長55.3％；
    電視、收音機及無線電訊設備的零附件進口額72億美元，同比增長75.4％；汽車零件62.6億美元，同比增長109.1％；
    成品油2848萬噸，進口額58.6億美元，同比增長54.3％；
    大豆2074萬噸，進口額54.2億美元，同比增長118.2％；
    鐵礦砂及精礦14813萬噸，進口額48.6億美元，同比增長75.4％；
    小轎車進口額30.8億美元，同比增長91.0％。
    可以看出，我國的進口商品主要是中間產品，匯率升值和減免這類產品的關稅，都可以起到保護國內產業發展的作用。
　　我國在經歷了輕工業高速發展之后，正進入重化工時期，典型特點是對于資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2003年最令人不安的并不是通貨膨脹，而是資源大量進口和能源消耗系數上升。中國GNP占世界1/30，但鋼鐵消費卻占世界的1/4，煤炭占1/3，水泥占1/5。經濟增長率9%，而電力增長15.4%，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增長14%，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增長16.6%;鋼2.22億噸,增長了22%；鋼材2.41億噸,增長了25.3%；一次能源生產總量16億噸標準煤，增長11%;發電量19108億千瓦小時，增長15.5%；原煤16.67億噸，增長15%;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增加22.6%，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增長18%，能源原材料消耗彈性系數大幅度上升。以民間和外資為主體的投資高潮剛剛興起，就加速損耗能源，究竟是為什么？或者是經濟增長率遠不止9%，或者是民間投資的能源使用效率比國家投資還要低。無可避免的是：重化工業時期高耗能源資源的特點開始顯現。中國的資本與勞動雙過剩，凸現資源短缺。基本資源的不足，資源使用效率的低下，經濟增長方式造成的巨大浪費，進口不穩定不安全，構成資源危機四大內容。
　　少部分人已先富，能帶動多數人共同富裕嗎？第一個共同富裕大群體是城市中等收入的4億人，人均住房要達到40平方米才能滿足，每家一輛車就是1億輛。我國汽車的家庭擁有率只有0.4%，而發達國家已達到70%。所謂“中產階級”的車和房是要鋼鐵石油電力喂養，吃雞肉喝啤酒是要8倍糧食轉化的，周圍花草樹木，洗汽車泡溫泉打高爾夫球，要消耗大量的水，一個高爾夫球場一年耗費的水相當于5000戶居民的消耗。第二個共同富裕更大群體是10億農民，城市化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是1200萬農民進城，需300萬套住宅，每套拉動20萬需求是6000億，相當于GDP的4%。但城市單元房生活用水是農村的25倍，自來水，抽水馬桶，洗衣機，淋浴，種樹種草養化養魚都需要水，至少在北方，水從何來？
　　2015年中國人口14.5億，要達到小康社會，需要多少資源？
　　------城市化占地人均1.23畝，2015增加3億城市人口，占耕地2.5億畝。我國19億畝耕地，平原只有12%，優質耕地不多。
　　------糧食1.5億噸，全世界糧食貿易是2億噸。
　　------鋼鐵14億噸，年進口鐵礦砂10億噸。目前世界產量是7億噸。
　　------石油7億噸。發達國家每年人均消費石油1噸，美國4噸，日本2噸。中國的7億噸是按照每人每年0.5噸安排的，進口50%就是3.5億噸，目前世界石油貿易是每年16億噸（王建，2004）。中國的小康社會需要進口大量國際資源，并影響到國際資源價格和匯率的變化。
　　在主流經濟學中資源危機并不存在，空氣和水不屬于稀缺資源所以沒有價格。各國可依據相對比較利益進行資源的交換，這種理論以沒有壟斷和國家戰略利益為前提。實際上維持資源進口需要強大國防力量，以為有外匯就可以買到任何東西未必天真。海灣戰爭時突然感到石油儲備不足。當我們計劃建立石油儲備時，國際油價已從28美元漲到40美元一桶。
　　這就提出了以國家經濟安全利益為中心進行戰略調整的問題。國家經濟安全，其出發點不是理性人即資本利益，而是國家利益，其核心不是企業短期利潤最大化而是國家長期利益最大化。國家經濟安全的三個核心內容是：水資源開發，高科技，石油外貿運輸線的保障。前者需要組織上億農民進行國土整治，挖掘湖泊與全國水渠網，這是解決勞動力就業、資源環境、城市化、貧困和三農問題的基礎。后者需要發展國防力量和國家戰略產業。在經濟安全戰略下考慮匯率問題，應該是在大量進口技術和資源時期果斷升值，降低進口價格，控制奢侈品進口，集中外匯進口能源資源和高新技術。

                （六）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

　　外商到中國投資主要受到兩個因素吸引，一是廉價勞動力，二是潛在市場。人民幣升值會導致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喪失嗎？聯合國發布的《2002貿易和發展報告》說，美國1998年的平均工資是中國的47.8倍。中國勞動力成本在出口產品的成本中不過10%，而發達國家在40%左右。發達國家工資優勢的喪失，絕不是市場競爭的結果，而是工會壟斷的結果。中國有4億過剩人口，作為流動于城市與農村之間的農民工，無法變成固定的城市人口并且組織工會，無法形成像發達國家那樣的勞動壟斷，在自由市場體制下作為弱勢群體長期難以改變。在日益激烈的國際貿易摩擦中，中國勞動力成本過于低廉已成為國際社會反傾銷的借口。我們真正應該擔心的不是人民幣升值之類的國家政策會大幅度提高工資、從而影響出口這種天方夜譚式的信口開河（這包含了對中國勞動者的漠視和輕蔑），而是勞動者待遇很難提上來，影響社會穩定，降低國家和企業整體競爭力。從根本上講，工資的提高要依靠工會強大和技術進步，技術工人的工資將首先提高，因為有生產率提高為基礎，單位產品工資成本只會降低不會增加。如果人民幣升值真會提高工資，正是我們求之不得的，可以改善工人生活，增加學習機會，提高勞動生產率，從提高企業競爭力。
　　吸引FDI 是為了彌補國內儲蓄不足，引進先進技術管理。但中國儲蓄長期大于投資，屬于凈資本外流的資本輸出國。外匯儲備只能存放海外，并購買大量美國國庫券，收益率3%。外國跨國公司在中國平均利潤率是13%。如果不是外資含有更高的技術，商業渠道和管理含量，這樣的資本循環對中國是完全沒有效益的。令人擔憂的是，中國吸引FDI 到2008年會達到臨界點：外商匯回利潤每年達到500億美元，與每年外資進入額持平；在總量上達到5000億美元，與國家外匯儲備總量持平。因此外資進入不是越多越好。何況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是中性的，一方面增加外商投資成本，一方面提高利潤匯出比例。
2000年以來國際大型跨國公司大量進入中國，估計為了數年可能由每年500億美圓上升到600億美圓，主要是看中中國未來的市場，與匯率無關。
　　
　　　　　　     （七）對股票和房地產的影響

　　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貨幣面臨升值壓力或貨幣持續升值的情況下，在升值前如把外幣換成本幣，一旦本幣升值，投資者便能獲得與升值幅度相應的收益（把本幣兌成外幣即可兌現該收益），這促使投資者追逐該國資產，最有吸引力的是股票和房地產，投資者不但獲得升值收益，還能獲得股票房地產本身增值收益。巨額資金進入股市和房市，促使股價房價上漲，進一步吸引資金，促使股價房價進一步上漲，從而出現泡沫經濟。
　　臺幣在1983年開始升值，從1∶40到1986年的37.84，4年升值5%；到1992年為25.47，平均每年升6%，1996年為27.5，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則突然貶值10%。 貨幣升值引起股市大漲，股價指數從1985年7月的600點上升至1986年9月的2505點，1987年升至4600點。全球股市風暴使指數跌到2298點，稍作整理再度上漲，1988年9月26日達到8870點，到1990年股市13608點，5年時間股市上漲23倍。隨后下降，到1990年2565點，1997年10,200點，比1985年仍上漲17倍。
　　1985年日元從1∶250開始升值，至1995年的1∶78，10年平均每年升值12.4%。至今維持在1∶110左右。股市從1985年12月的13113點升至1987年9月26000點，1989年12月29日達到歷史最高點38915點。1987年東京證券交易所股票市值猛增至26600億美元，超過紐約證券交易所的26520億美元。1989年4月官方利率上調引發股市下跌，1992年8月降到14309點。東京等六大城市的地價，從1960——1990年上漲56倍，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了17.4，其余則是貨幣升值引起的泡沫經濟。
　　匯率升值的真正危險是進口失控，泡沫經濟和投機資本進出。中國充分吸取日本的教訓，應該在匯率升值期控制奢侈品進口，控制股票和房地產泡沫。真正引起投機資本進入的是升值預期，即使匯率不升值，只要升值預期存在，投機資本照樣進入。正當國內經濟學界驚呼“資本外逃2000億美元”，政府配合美國反恐參加“國際反洗錢運動”的時候，國際投機資本已經靜悄悄地大舉進入中國，2000—2002年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誤差與遺漏”項目，竟然從每年負200億美元（表示資本外逃），變成了正的78億美元。估計至少有400——500億美元由于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埋伏”在中國，它們每進入1美元就可以購買8.2人民幣的廉價中國資產。
　　如果確認貨幣升值或升值預期容易導致泡沫經濟，那就應該讓人民幣盡早升值。如果堅持不動，隨著均衡匯率不斷升值，名義匯率偏離均衡匯率的幅度越來越大，泡沫經濟出現的風險也就會越來越大。實際是房地產泡沫已經非常嚴重，成為這次宏觀調控的重點，但恰恰與人民幣升值預期有關，而不是人民幣升值所引起。而且房地產泡沫的主要因素銀行信貸失控，不能歸咎于匯率。
　　
    
    
　　　　                                 結   論
    
    第一，確認升值的依據，方式與幅度。
    人民幣名義匯率長期低估產生升值壓力。升值預期誘導投機資本大量進入中國購買廉價人民幣資產。國家為維持匯率不變不得不收購外匯，形成特殊的資本循環與國內外經濟不平衡。在中國大量進口能源資源與技術設備階段，在目前中國面臨經濟發展與通貨膨脹的兩難選擇中，將人民幣升值是可考慮的政策選擇。
　　人民幣升值有三種辦法：第一種，一次性超額升值以后擴大匯率浮動范圍，以消除升值預期。第二種，改變人民幣定值基礎與一籃子貨幣掛鉤，把人民幣名義匯率與實際有效匯率并軌，靠近均衡匯率，這意味著人民幣對美元一次性升值15%。第三種最為實際，繼續與美元掛鉤，先升值10%，再擴大浮動到3-5%，估計人民幣會連續升值2—3年，大約20-30%，然后穩定下來。這種辦法對企業和沖擊小，風險是小幅度升值期間會強化升值預期，我們只能承擔這一風險。
　　第二，全面估計升值的影響。
　　3年左右的升值期可容忍年200---300億美圓的貿易順差，400億美圓左右的經常項目逆差。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可能受到影響，但總體出口額不會下降，只是增長率會減慢。出口退稅作為匯率升值的配套政策不能削弱，可在升值期加速技術升級。
　　進口增長率超過出口增長率是必然趨勢，其原因不是匯率升值，而是國內經濟高速增長和結重化工業化。中國作為資源進口大國，需要人民幣升值降低進口價格，當然這是指石油、糧食、礦砂、生產資料和技術設備而言。
　　人民幣升值意味著人民幣資產價值提高，擁有人民幣資產的人會因此而受益，在中國收入和資產占有程度非常不平均的情況下，升值會惡化收入分配，繼續擴大財產占有的不平均。因此需要國家調節，征收財產稅，遺產稅和所得稅。
　　目前國內經濟面臨高速增長與通貨膨脹的矛盾，爭論極大，正是開始人民幣升值的最好機會。貨幣對外幣升值意味著國內通貨緊縮，是通貨膨脹的天然克星。特別是中國不得不大量進口國際資源能源，出現“輸入性通貨膨脹”的時候，人民幣貨幣升值可遏止物價上升，促進技術進步。2003年突然出現的經濟高速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給了人民幣升值的機遇，否則可能出現匯率升值與國內通貨緊縮的惡性循環。借此機會實現新的國內外經濟平衡，值得認真考慮。
　　第三，決策的魄力與政策配套。
　　害怕承擔升值期間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于是采取“以不變應萬變”的辦法，實際是消極等待國內通貨膨脹出現，而不是以升值來克服通貨膨脹；減少出口退稅放慢技術進步速度而不是促進技術進步；長期低估人民幣惡化貿易條件造成中國國民福利的損失，而且會進一步把人民幣資產廉價賣給國際資本；在大量進口國際資源能源和技術時期維持低匯率，損失是巨大的。我們應該主動地去迎接風險，克服風險，這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如收入分配，控制奢侈品進口，控制泡沫經濟，促進企業技術升級等等。
　　如果說還有什么認識問題沒有解決，就是我們一定要克服“自由市場教條”，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之所以瞻前顧后難以決策，在邏輯上把“人民幣自由兌換”作為前提是一個錯誤。所謂“三元定理”說貨幣自由兌換，獨立貨幣政策，固定匯率不能兼得。如果我們無條件首先肯定貨幣必須盡快自由兌換，那么后兩者就無法兼得了。維持固定匯率并且不升值，國內貨幣政策就無法獨立；放棄固定匯率任其浮動，必定引起人民幣匯率的大幅度升值和波動。因此，在升值期間不能實行貨幣自由兌換，特別是要嚴格管制投機資本。擴大匯率浮動范圍是可以的，但必須明確，在匯率水平嚴重偏低時會出現單邊升值，不斷擴大浮動幅度成為人民幣升值的一種形式，而且會加強人民幣升值預期，引起投機資本大舉進入。此時放棄外匯管制，宣布人民幣自由兌換無異于自殺。貨幣自由兌換只能夠放到最后，那就是人民幣匯率達到均衡水平，國內各項改革基本完成，經濟發展狀況良好而且穩定的時候，才能夠實現。
　　
（作者單位：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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