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周日文學沙龍活動
主題：點評曹征路中篇小說《豆選事件》
時間：10月7日下午2：30——4：30
地點：北京大學資源賓館三層1308室烏有之鄉書社
主辦：烏有之鄉網站（http://www.wyzxsx.com） 左岸網站（http://www.eduww.com）
下面是青年記者魯太光先生的發言，根據錄音整理，已經本人審閱。
魯太光：
這個作品剛剛出來的時候我就看過這個作品，前兩天云雷說要討論這個作品，把這個作品發給我，我又看了一遍。我兩次讀這個作品的感覺是一樣的，腦子里就出現兩個字：“可憐”，特別特別的可憐！
誰可憐呢？方繼仁可憐。用農村的說法那是被戴了綠帽子，做了烏龜。你看小說開頭寫他那個屈辱感的時候，那個影子像一個烏龜頭一樣，剛開始看，不大理解，為什么一個人會把自己想象成烏龜，到后來才明白了，這是為了突出他內心的屈辱感。他是非常可憐的：在改革開放之后為了發家致富，把自己的老婆主動的，或許是默許的，或許是半推半就的，推到別人床上去了，推給別人做情婦去了。用把自己的老婆給別人做情婦從而贏來一點財富，這個代價太大了，因為，這么一弄，他整個人幸福的基礎就土崩瓦解了。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非常可憐的。
我覺得方繼武也是非常可憐的，剛才云雷說了，繼武是一個新人的形象，是一個抗爭者的形象。我表達一點不同的意見。我覺得方繼武他身上確實有很多抗爭的色彩，確實是我們今天農村建設中值得提倡的一個人物，但可能由于這是一個中篇作品，人物性格沒有特別成分的展開，所以，他作為新人表現得不動人。在整個抗爭的過程中，因為有環境的壓迫，因為斗爭的殘酷，方繼武有一個變化，由最初的滿懷自信、充滿智慧變得囂張乖戾、不通人情了——這個變化是可悲的，而且，我強調一點，我們不能把這個變化完全歸因于外部環境的殘酷，因為，你選擇了起來，就必須承擔起來的艱難困苦。我覺得菊子的死亡，方繼武起了關鍵的作用，或者換句話說，他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讀完這個作品之后，一個問題在我腦海里始終縈繞不去，即我老是考慮菊子應不應該死亡的問題，或者說她就這么死去有沒有價值的問題。在我看來，價值有限，因為小說沒有給死亡的充分理由：難道就是為了幫助方繼武？或者說，為了反抗方國梁對她的侮辱？或者是為了傾訴丈夫對她的壓抑？小說表現得都不十分充分。恰恰這個“不充分”使方繼武成了罪人——沒有充分的理由就先獻上一個生命，代價太大了。更加重要的是，方繼武一直說自己從事的是政治斗爭，是政治活動，可結果呢？他卻陷入了一個“怪圈”，由于種種原因，由于外界的壓迫，從政治出發卻離開了政治，甚至走向了反面。這是對自我的否定，對方繼武來說，這是最可憐的。
菊子就更可憐了，本身就是一個窮苦的孤兒，以為嫁給方繼仁能得到幸福生活，結果被老公拱手相讓做了禮物，最后又為了另一個男人——方繼武——的事業而懸梁自盡，這也是非常可憐的。
當然，我并不是為可憐而說可憐，而是為了追問為什么這么可憐。剛才老范也說了，它的對立面，它的反對性力量是非常強大的。這幾個反面對象的名字起得非常好：方國棟、方國梁，方國材，方國寶，“棟梁材寶”，背后還有一個“點子叔”（音），這個方國棟是村支書，方國梁是副鄉長，方國材在省委某部門干處長，方國寶在國外還讀博士。這不就是現在的“精英聯盟”嗎，是現在我們說的“腐敗的鐵三角”嗎！說到這里我們就明白方國仁、方繼武、菊子為什么可憐了，因為他們是分散的，而對方是組織起來的，他們不僅是經濟的，而且是政治的，甚至是文化的組織，這是非常可怕的。這個文化組織顯現在什么地方呢，顯現在“點子叔”這個地方。這個點子叔在這個作品里像個影子，但很重要，在我看來，他是一切惡的驅動力。小說里有一個“憶苦思甜”的情節——一般情況下，都是好人“憶苦思甜”，但這這個小說里，壞人來“憶苦思甜”了。當農民要起來的時候，當菊子也有一點反抗色彩的時候，當方國梁也猶豫起來、搖擺不定的時候，他就跑到養雞場給他“講古”，“講歷史”，說你們這些人——其實，他跟方國梁是同輩人，因為他有文化，有權力，他就覺得長了一輩似的——要忘本啊，你們不知道咱們是怎么富起來的，就講你爺爺方大勤如何如何，從乞丐的歷史講到社會主義的傳統。但上面講的這些都是虛的，實的是他的潛臺詞。他的潛臺詞很簡單：你們富起來是因為我，因為我在路邊修了一個收費站，現在改革開放都富了，你們都忘本啊，現在你們生活都不錯了，你們就要反我們家！
就這一句話，幾乎瓦解了反抗者所有的動力：方繼仁回過頭去壓制自己人了！你說這個文化力量可怕不可怕？
另外，我剛才也提到了這一點，就是我一直思考菊子應不應該死亡。我為什么思考這個問題呢？我是思考她的死亡有沒有意義。小說嘛，是從現實中來的，但是有一點虛構的色彩。假設方繼武不是那一天出獄，沒有碰上菊子出葬的話，按照小說的邏輯發展，甚至按照我們現實的邏輯發展，她是不是就被悄無生息地埋了？已經被對方用權力給壓下去了？這是我覺得值得考慮的一個地方。
剛才馮敏老師也說了，說理解豆選事件，一定要跟《那兒》聯系起來，要理解背后的歷史線索。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建議。曹征路在作品中，非常善于用象征，《那兒》是象征色彩非常濃的作品，最后主人公是在一堆錘子、鐮刀、斧頭之間死去了，在小說的結尾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延伸的思想空間。這是一個象征，象征英特納雄耐爾迷失了，因為他“英特納雄哪兒”了，找不到方向了，或者說在呼喚一個方向。同樣，《豆選事件》也是富有象征意義的一個名字。剛才老范也講了，在延安的時候，當時農村的識字水平不高，要選一個代表，選一個村支書什么的，那就是放上幾個碗，放上兩個碗，豆子有紅豆、黃豆，白豆，黑豆，誰代表黃豆你就往誰碗里放這個東西。所以說，《豆選事件》反映了今天農村民主的一個新的動向，但是這個民主實踐，這個“豆選事件”，我覺得他的悲劇色彩比《那兒》還要強烈一些。最后完全是一個偶然性的事件，促成了一個差強人意的結果，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結果，這是十分悲哀的。
方繼仁當選了，作家寫了他的覺醒，但能把自己老婆送給別人的人當了村長，即使他覺醒了，我也不敢在他身上寄予太高的期望。對一個那么沒有胸懷，那么沒有智慧人，我不敢抱有很大的期望。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對方繼武也不抱太多期望。
這不是說作家的這個作品寫的不好，它恰恰顯示了我們當下農村現實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因此，提醒我們思考怎樣在紛繁蕪雜的現實中為新農村建設找出一個好一點的方向。我覺得這是曹征路這個作品最大的意義。他寫了一個徹頭徹尾的悲劇。悲劇是為了把美好的事物打碎了讓人看，看了之后讓人心痛，心痛之后才有動力，才有思考的勇氣和智慧。至于曹征路給出了多少答案，這個答案好不好等，我覺得是另外一個問題，另外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我先說這么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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