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周日文學沙龍活動
主題：點評曹征路中篇小說《豆選事件》
時間：10月7日下午2：30——4：30
地點：北京大學資源賓館三層1308室烏有之鄉書社
主辦：烏有之鄉網站（http://www.wyzxsx.com） 左岸網站（http://www.eduww.com）
曹征路《豆選事件》簡介
《上海文學》2006年第6期
推薦人：李云雷
 
曹征路的小說總是與眾不同，不少作家都寫過鄉村選舉，但《豆選事件》卻有著獨特的觀察與思考。小說著重描寫選舉過程中村民對惡勢力的反抗，寫出了不同人的心態，方繼仁是個敢怒不敢言的農民，在他身上存在著農民幾千年來“精神奴役的創傷”，方繼武則是一個“新人”，他勇于反抗，勇于追求民主，而方繼仁的妻子菊子則介于他們二者之間，是一個從逆來順受轉而反抗的典型，小說以細膩的筆觸描寫了當下農村政治生活的復雜性，并以菊子的自殺將矛盾推到了高潮，故事的結局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而小說對方繼武雖敗猶榮的描述，則為中國農村未來的發展提供了一種光明的前景。

下面是烏有之鄉志愿者通訊員寫的簡訊稿。

從《豆選事件》看新農村建設

10月7日下午兩點半，烏有之鄉召開了主題為“從《豆選事件》看新農村建設”的座談會，到會嘉賓就曹征路先生的小說《豆選事件》展開了一系列討論，對新農村建設發表了各自的觀點。

主持人首先介紹了這篇小說的主要內容，并對小說發生的背景和文中的人物性格作了簡要的說明。該小說通過描寫鄉村選舉過程中村民與惡勢力的斗爭，寫出了這一過程中各種人物的心態，揭示了存在于農村生活中的一些問題。接下來，大家圍繞這一小說與新農村建設展開了討論。

烏有之鄉網站的范景剛先生首先談了自己的閱讀感受。他覺得這個小說的題目很巧妙，自己首先想到了延安時期的農村選舉，小說中有“豆選豆選，先斗后選”的語句，富有哲理，富有生氣，揭示了選舉的實質；此外“豆選”還與“都選”諧音，“豆選豆選，大家都選”，有普遍動員的意味。選舉中的斗爭，是現實社會矛盾的反映，這些矛盾早在選舉前就已經積累下來并已展開了，選舉只是斗爭的一個環節，斗爭的一種方式。方繼武在斗爭中所面對的，是方國棟一家的“精英聯盟”，而要對付他們，必須有集體的團結。但是現在大家都各顧各，沒有人敢去同他們斗爭。要斗爭就要有集體主義精神，但是集體主義精神為什么喪失了，這是村里很多青年的困惑，引起了方繼武的思考。方繼仁的爺爺方大勤，在六十年代當支書時，正逢自然災害，村里人都出去逃荒，但他留下來看守種子糧，最后活活餓死。逃荒回來的村民看到了這個情景才開始講集體，才激發出了集體主義精神。菊子的自殺是一個巨大的悲劇，但是給她送葬的群眾表現得麻木和無奈，方繼武被放出來后看到此景，就給大家講道理，號召大家起來抗爭，促使了村民的覺醒。雖然他沒有當選，但是菊子的死讓大家重新找回了集體主義精神。要產生集體主義精神，就必須有一些人做出犧牲。近代以來，社會主義時期的集體主義精神盛行，與革命先烈的犧牲有很大聯系。現在工人農民的利益受到了侵害，需要發揚集體主義精神來維護大家的利益，同樣需要一部分人作出犧牲，來喚醒人民的集體主義精神。

《文藝理論與批評》編輯李云雷先生認為小說可以從現實農村的狀況和文學本身的傳統兩方面來討論。曹征路的小說和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文學傳統是結合在一起的，方大勤是當時的社會主義新人，走在社會思潮的前列，而方繼武也是以這種新人的形象出現的。小說中的徐改霞與《創業史》中梁生寶的愛人同名，這表明作者從這種文學傳統中繼承了不少東西。不同的是，社會變了，現在的社會環境沒有當時的那種理想，也沒有一種可為之奮斗的遠景，只能針對眼前的問題進行個人努力。這篇小說寫出了現實中豐富復雜的層面，也表明了需要集體主義精神來改變不合理的現狀。

《小說選刊》副主編馮敏先生覺得要理解《豆選事件》，應該結合作者的小說《那兒》來進行，這兩篇小說是一脈相承的。他認為當下的文學作品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可以進入銷售排行榜的，而另一類可能進不了銷售排行榜，但卻要進入文學史。曹先生的作品就是要進入文學史的，在談到底層文學的發展時，不能回避他的作品。底層文學的出現與上世紀90年代的市場化密切相關，隨著市場化而出現的“國企問題”，“三農問題”，反映在文學作品中，就被稱為“底層文學”。底層文學的出現，表明在中國改革的攻堅階段，作家沒有放棄思考，在整體上沒有缺席。還有一個問題，是關于苦難描寫的。有人指責底層文學把工人農民描寫得太苦了，“苦哈哈的干啥呀？”但這是社會的真實情況，并不是作家想像出來的。苦難問題不是底層文學的獨有專利，80年代的傷痕文學不也是在描寫苦難嗎？無非是在描寫知識分子和干部的苦難而已，他們的苦難是苦難，難道工人農民的苦難就不是苦難？工人農民的苦難就不該描寫嗎？另外，描寫苦難也不是中國文學的獨有傳統，俄羅斯文學不也有描寫苦難的偉大作品嗎？我們的文學作品不是不能描寫苦難，不是不應該描寫苦難，問題是用什么態度去描寫。曹先生的作品為大家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鑒的寶貴經驗，不是一味的展示苦難本身，重點放在人對苦難的抗爭，在抗爭中表現出人性的光輝，人格的魅力，可貴的精神，這樣寫出來的作品才能吸引人，打動人。曹先生的小說具有很強的思想性鋒芒，占領了思想的制高點，使得他的作品在眾多的底層文學作品中脫穎而出。他對社會問題的深刻認識，使得他的作品更具思想穿透力，展示了一個思想者的風采。

北大中文系博士畢業的青年記者魯太光先生談了他對這部小說的看法。在讀過小說之后，他感覺到主人公命運的可憐，也感覺到農村的不幸。他還思考菊子的死到底有沒有意義，如果方繼武在出獄后沒有碰到菊子的出喪，那么菊子會不會被悄無聲息地埋掉，白白死去！他覺得《豆選事件》的悲劇色彩比《那兒》還要重，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毀壞了給人看，在這種悲劇中，讓大家找到力量，至少是思考的力量，至于作者給的答案好不好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曾經在任鄉黨委書記時上書總理痛陳“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的三農專家李昌平先生發言時給予了這篇小說很高的評價，他說這是反思改革的一部文學力作，如果能改編成電影，電視劇或者話劇，肯定有廣泛的受眾，而且將具有深遠的社會意義。他覺得作者對農村的政治經濟很有研究，比一般的作家要有深度。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篇小說的影響力將會很大。作者在小說中反映了改革背景下的中西部農村現實，反映了中西部農村的局面和發展趨勢。上世紀90年代，中西部很多農村出現了兩個非法生存狀態。一是普通勞動者為了降低生存成本，選擇了非法生存，無尊嚴地生存。例如人死之后，按照有關法規要火化，但是在此期間的一系列花銷代價高昂，按照普通農民的收入，根本不足以支撐他去遵守這些法規，合法的生存幾乎是不可能的，實在是守不起法！再比如進城打工的農民，按照規定要辦暫住證，健康證等證件，但是有的人花不起這些費用，有的人根本不知道去什么地方辦理，只好選擇了非法生存。另外一個非法生存是基層干部的非法生存。村長和鄉長并不天然地壞，他們的處境決定了他們也不得不做出一些非法的事。目前，鄉村的經濟和政治正在出現灰色化的趨勢。這部作品反映出鄉村變化的一些本質性的東西。當然，作品中有些地方還是可以再進一步完善的，比如關于農村的一些法律法規，小說中的一些情節，還可以再深入挖掘一下。

中央民族大學楊思遠教授沒來得及看小說，根據大家的發言發表自己的一點觀察，提供給大家作為思考的參考。在中國能不能當上官，過去一直是眼睛往上看的，因為上級的看法對官員有很大影響。在很多人心中，認為民主選舉選出來的人是會向下看的，但是從現實來看，不完全是這樣。在舊體制下，村官的產生會出現兩個矛盾，即基層官與上級之間的矛盾，基層官之間的矛盾。現在矛盾依然存在，候選人與村民之間，候選人之間都由矛盾，家族勢力，黑社會勢力，經濟勢力，賄選，在選舉中起了很大作用。選舉之后的情況，跟以前相比，沒有多大變化，因為多數人當村官的目的不是為全體村民造福，而是為了自己得好處。賄選的出現，可以看作是一種進步，它起碼表明候選人對選舉制度是認同的，有了一些眼睛向下看的趨勢。基層民主的進程，還需要繼續推進。

一個普通讀者高先生在評價小說時談到，自己看完小說感到很壓抑，雖然結果還算差強人意，但是這個結果是在付出一條人命的代價后才得到的，這樣的代價有些太大！他認為民主的真正含義是可以說“不”，而現在的情況是，大家都很漠然，遇見事情繞著走，要么沉默，要么對黑暗投贊成票。這種情況不僅存在于農村，也存在于城鎮，大家的民主意識很成問題。在延安時期，也有豆選，那時大家都沒有顧慮，為什么在這個號稱是民主科學的時代顧慮這么大呢？這與近幾十年來，民主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擊有關。

中國農業大學的何慧麗副教授結合自己掛職蘭考副縣長期間在農村搞合作社實驗的經歷談了對選舉的一些思考。她坦言在蘭考期間，為了把合作社搞好，在選舉時沒有發揚大民主，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支配選舉的作用。她不覺得新農村建設一定要與選舉掛鉤，她也在不斷思考選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小說選刊》副主編馮敏先生認為文學不是社會學，也不是經濟學，作家沒有責任和義務去為社會改革開藥方，他的任務就是反映人物的精神世界，把小農經濟下農民的精神表現出來。他覺得從專業的角度講，菊子是個很有個性的形象，她的死有很強的悲劇力量，但是在操作上，死的理由顯得不夠充足。了解農村真實情況的李昌平倒是認為，菊子的死理由非常充足，他做鄉黨委書記時看到很多農村婦女自殺的情況。

自由學者曾先生提出兩個問題：第一，民主或選舉是不是必要的？第二，民主選舉能達到目的嗎？他覺得，民主是一個過程，需要代價，而且不一定能解決問題。他還認為不僅要有新人，還要有新文化，而且還要傳播開來，讓更廣大的人民掌握，讓農村不再依附城市。

李昌平提醒大家閱讀這篇小說應該在反思改革的大背景下來看，不要落入民主與選舉的陷阱中，民主與選舉已經有很多的論說了，從這個角度看這篇小說就降低了該小說的品位和意義。這篇小說并沒有給出方案，只是揭示了問題，預示了趨勢。

烏有之鄉網站的范景剛先生補充說，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篇小說是新世紀社會主義啟蒙的一個作品。方繼武身上表現出的民主意識其實是一種追求公平正義的斗爭精神，僅僅只是為了自身利益他不值得那樣去做，他是為了一個“理”，為了一口氣。在斗爭的過程中，他遇到了重建集體主義精神的問題，這時歷史和現實走到了一起，社會主義時期方大勤的死和市場經濟條件下菊子的死從新世紀社會主義重新出發的方向上看具有了同樣的意義。方大勤的死讓具有小崗村意識的村民開始產生了集體主義精神，開始了講集體。菊子的死，在方繼武的努力下，使村民產生了新時期的集體主義精神。選舉僅僅只是民主斗爭的一個環節，一種方式，而不是民主的全部。認清這點至關重要，這是區分民主浪漫主義和民主現實主義的一個標志。在討論中，選舉不值得受到太多重視，否則就容易陷入民主浪漫主義的陷阱。另外，方繼仁覺悟的轉變值得注意，第一，他不怕副鄉長方國梁了，他敢于站起來做人了，不覺得比方國梁矮了；第二，他當上村長后既怕又不怕的心態，展示了民主條件下人民公仆應有的心態，這是有積極意義的，應當是新文化建設的一個亮點。第三，小說開頭有方繼仁反思自己人生心態的內心描寫，就是什么是“成功的人”這個問題。小說提出了人生意義的這個最深刻問題，給人留下了深入思考的空間，但是小說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這倒是新文化建設需要真正面對的深刻問題。最后，他總結說，這篇小說在三個層面上有其深刻的意義：第一，揭示社會問題，引起人們反思，這是李昌平先生指出的最為深刻的社會意義；第二，啟蒙民主精神，鼓舞人們斗志，這是新世紀新時期新條件下社會主義重新出發的新啟蒙，這是范景剛先生指出的一個思想意義；第三，為抗爭人群指明斗爭前進的方向，這是人們的期待，需要思想家重建宏大敘事的整體視野，這是小說還顯薄弱的地方，這是當前整個左翼思想界的現狀所決定的。

在后面的時間里，大家就這篇小說和新農村建設，以及一些嘉賓的發言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不少人發表了自己對小說和新農村建設的看法，也與到會嘉賓就一些觀點進行了交流。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