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雅與張文木對話：地緣政治中的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景

文/瑪 雅   

內容提要：1. 美國進入新世紀后其國家戰略能力嚴重下降。2. 中東是國際政治的“百慕大三角”，入侵的結果基本都是有去無回。3. “尼克松主義”將在中東出現，中東由此會出現巨大的地緣政治真空和中亞及其周邊大國為填補真空而產生的新競爭。4. 中國原先估計的“戰略機遇期”將會延長；但美國穩定后，對中國的壓力又會加大。中國應該把握時機，早做準備，但準備應是積極和具有攻勢的。5.中國的地緣政治位勢有利于中國承接新的文明形態。

35年前，理查德•尼克松成功完成了對中國的“破冰”之旅，實現了中美關系和世界戰略格局的根本性轉變。隨后，華盛頓借中國之力遏制蘇聯，施壓越南，緩解美國在東亞實行地區性控制的壓力，最終擺脫了曠日持久的越南戰爭困局。

尼克松尋求與中國緩和，透過地區和世界戰略均勢的調整為美國爭得喘息之機，從而更加有力地遏制蘇聯并最終打敗對手。這一外交戰略上的精彩之筆，即是國際政治理論中著名的“尼克松主義”。

時過境遷，中國已經成長為真正的地區性大國，并正大步邁向世界大國之列。而美國的國家戰略能力卻呈衰落之勢，且出現似曾相識的情景——至2007年3月20日，伊拉克戰爭已持續4年。美軍深陷中東沙漠的困境，讓人自然而然回憶起越南的叢林泥沼，以至于連駐伊美軍指揮官都無奈承認：我們面臨越南式崩潰。

是什么原因導致美國在中東重蹈越南戰爭覆轍？“尼克松主義”會否在中東出現？中國應當以怎樣的姿態應對世界政治變局？而在這一切中，地緣政治特點又發揮著怎樣的作用？就此，筆者與國家安全戰略問題學者張文木進行了對話。

小布什陷中東，美國國家戰略能力下落

瑪  雅：今年是美國已故總統尼克松對中國的“破冰”之旅35周年。1972年2月，尼克松政府在美國深陷越戰泥潭、難以自拔的情況下，果斷地打出了“中國牌”，通過轉變美、中、蘇戰略格局，使美國擺脫困境，重整旗鼓，最終贏得了冷戰的勝利。

今天，美國在其單極世界的絕對優勢下卻再度陷入戰爭困局。伊拉克戰爭大大消耗了美國的軍事力量，削弱了它的政治意志，使美國治理世界的能力明顯下落——從老布什時代留下的外交資源，經過克林頓時代的平穩過渡，到小布什時代出人意料地大幅透支。從歷史經驗來看，美國近年來國家戰略能力衰落的主要表現和原因是什么？

張文木：美國國家戰略能力衰落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國家戰略文化、國家戰略思維和國家戰略管理。

先看國家戰略文化。現在的美國人跟古羅馬人相似，有大量的外來資源供其揮霍，自己不用勞動。不勞動就沒有了智慧，尤其沒有政治智慧。美國現在每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熱鬧猶如聯歡晚會，整個過程重表現而非重實績，選出來的多是政治表演家而非政治戰略家。這說明美國的國家戰略文化衰落。

再看國家戰略思維。蘭德公司作為美國的智庫，是美國戰略思維發育水平的標志，其能力與上世紀五十年代已不可比。那時的蘭德公司有一批打過仗、有經驗有理論的軍人參與，研究成果頗有份量。現在蘭德公司的報告大而無當，不著邊際放大炮，因為研究人員嚴重脫離實際，僅僅憑在學校學到的邏輯來推論“戰略目標”，所以好看但不中用。而且目標之大，以至于不可能有相應國家資源去支持。戰略目標與戰略資源不匹配，是戰略研究的大忌。小布什上任后將伊朗、敘利亞、朝鮮等“七個邪惡軸心”作為美國的戰略對手，幾年下來將美國政治折騰得疲憊不堪。這說明美國的國家戰略思維衰落。

在國家戰略管理方面，以小布什為代表的這一代政治領袖人物，是在無憂無慮的環境中長大的，不但政治經驗缺乏，而且眼高手低，一付舍我其誰的富家子弟習氣。小布什的個性爭強好勝，表現在國際事務中，使得他有勇無謀，有戰無略，就像西班牙斗牛，見紅布就沖。他提出的國家戰略目標鋪天蓋地，且遠遠超出美國資源可承受的底線。前國務卿鮑威爾是小布什內閣中最有謀略的人，但是對小布什的霸蠻無可奈何，黯然離去。這種逆向淘汰戰略人才的現象，是國家戰略管理能力下降的重要標志。

歷史經驗表明，世界上沒有一個大國有力量與兩個以上的大國對抗。古羅馬人開始為了自衛，與北方的高盧人打仗，后又與南方迦太基人交戰，勝利后繼續向整個地中海國家進攻，結果導致羅馬帝國滅亡；19世紀初，拿破侖與英國作戰，取得勝利，繼而深入俄國，三年便遭到失敗；20世紀40年代，德國希特勒初與英國作對，贏得西歐后，得意之際進攻俄國，又是三年便敗；同期的日本一開始侵略中國，初期取勝，1941年又對美國開戰，還是三年失敗；20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美國與中國和蘇聯對陣，三年便敗；60年代美國又在越南戰場上與中國和蘇聯交手，也是敗得沒有面子。小布什上臺后，指名道姓向七個“邪惡軸心”國家叫板，但凡有一點歷史知識的人，都會明白他這是老虎吃天。所以說，大國崛起于地區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擴張，誰擴張，誰失敗，失敗的速度與擴張的廣度成正比。縱觀歷史，蓋莫能外。

毛主席曾說，美國就那幾個人，東邊出點事兒調兵，西邊出點事兒又調兵，調得過來嗎？世界出現一百多個國家，就是因為誰都管不過來。各國的能量都是有限的，美國的能量也是有限的。在太平洋地區，美國的有效力量邊界最遠就到關島，關島以西，它就是一只“紙老虎”，真打仗，就失敗。朝鮮和越南兩場戰爭的結果就是明證。

瑪  雅：我們理解國際政治，通常分析國際、國家和領袖個人三個層次的原因。美國在小布什當政后國力大幅衰減，這與小布什個人因素有什么直接聯系？

張文木：聯系非常密切。有人說小布什外交是“保守現實主義”，其實他既不“保守”也不“現實”，他頗像11世紀發動“十字軍東侵”的教皇烏爾班二世，宗教狂熱加上極不現實的理想主義。

小布什的個性爭強好勝，這在日常生活中表現明顯。2002年小布什訪問中國，登長城時問導游，尼克松當年登長城走到哪兒。當上到北側760米高處時，導游告訴他，尼克松當年就到了這兒。小布什又往前走了幾步，超過尼克松當年的高度。這種好勝的性格表現在國際事務中，使得小布什有勇無謀，有戰無略，就像西班牙斗牛，見了紅布就往上沖。

小布什這代人在無憂無慮的環境中長大，沒有經歷過殘酷的戰爭，用不著為衣食發愁，受的教育也多是快餐文化。沒有磨礪，哪來智慧？不像從二戰過來的美國政治家。他的父親老布什，海灣戰爭打得多漂亮，但他打敗了薩達姆又保留了薩達姆。為什么呢？因為他知道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他要用薩達姆南面牽制科威特，東面制衡伊朗。反觀小布什的表現，毫無政治智慧，活脫一個現代版的堂吉訶德。

瑪  雅：塔利班日前稱，基地組織的自殺式爆炸志愿者多達數千人。美軍在中東身陷囫圇，兇多吉少。而在這種顯性的危險之外，還有沒有隱性的危險？中東在地緣結構上的特殊性對美國戰略能力的衰敗有什么影響？

張文木：中亞地緣政治特征有點像中國黃河的地質特征，是松散的泥沙狀，人不能往里跳。跳一個，下去一個，跳多少都是有來無回。中亞不是現代化的地方，整個經濟細胞都是由松散的部落群構成，建立其上的政治結構也呈蜂窩狀，打壞一個局部，不僅不影響它的整體，它自身還會迅速繁衍彌補。所以我把中東政治稱作國際政治的“百慕大三角”，誰進去都是有去無還。美國人現在還沒意識到這點，還要增加兩萬兵力。兩萬人在海上拿炮打還起作用，要想深入進去，再加十倍兵力都沒用。

美國今天在中東的困局是它自己折騰的，它要“跳黃河”，別人勸不住。普金當時還告誡小布什，有很多帝國都消失了，希望美國不要步它們的后塵，但是他不聽。沒有一個國家去跟美國戰斗，是美國打到人家家里，還指望人家不反抗？這就是孟夫子說的，“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美國目前在中東最大的危險不是塔利班，也不是伊朗的“核問題”，而是中亞的社會結構：蜂窩似的，你往哪個鉆？蜂窩結構像一塊大海綿，有多少外來資源都能被吸干。所以，中東盡管內部有很多落后的東西，但這個地方是入侵者的“百慕大三角”，根本就不是西方國家進去的地方。英國19世紀后期曾經三次進入阿富汗，都敗了。敗在哪兒？就在這種社會結構上。你總不能一個山洞、一個山洞找啊。找完山洞，還有無數多的部落，都用精確導彈打，你有多少導彈？這種蜂窩狀社會結構就是中亞社會的基礎，是決定上層建筑的東西。他們不靠現代化的商品生存，他們在任何地方都能戰斗，一把鐵鏟、一些種子就能生長出糧食。這種被馬克思稱作“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社會結構也是整個東方國家的基礎。英國人在海上打敗中國，可在中國“三元里”卻是敗得一塌糊涂。如今小布什進了中亞，就仿佛來到“黃河”岸邊，跳得越歡，陷得就越快越深。美國人想救他，讓他撤軍，他還不愿意，還要跳，那還有救？

瑪  雅：美國新防長蓋茨將伊拉克戰爭描述為一個錯綜復雜的沖突的集合體，實際上存在四場戰爭：一是什葉派內部的戰爭，二是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戰爭，三是當地遜尼派的反美戰爭，四是美國與“基地”組織的戰爭。

張文木：這正說明中東社會的復雜性和小布什有戰無略的性格特征。美國打阿富汗就是一個錯誤，這是鮑威爾都已經意識到的一個錯誤：美國在阿富汗壓根就沒得到什么，不過充當了伊朗和俄國的戰略清道夫。美國進入阿富汗，把曾經幫助它的塔利班給干掉了，等于左手打了右手。打完以后不得已，只能讓親俄的北方聯盟接管，俄國人當然高興。美國接著又南下，打掉過去的盟友薩達姆，結果上來一個什葉派政權，又當了伊朗的戰略清道夫。一旦美國撤兵，伊拉克的什葉派政權就會和伊朗、科威特改善關系，美國戰略利益就失去了。

老布什當年打下的結果是什么？是“鷸蚌相爭”——科威特跟伊拉克是作對的，伊拉克跟伊朗是作對的；沙特、巴基斯坦、塔利班頂著俄國，構成了相互抵頂的有利于美國利益的積木式結構。小布什上來三下五除二，把這個結構全打掉。中東本來是部分反美，現在全部反美，小布什為俄國和伊朗打出了一個伊斯蘭反美新世界。

來中國談哲學，“尼克松主義”救了美國

瑪  雅：當年美國在越南戰場騎虎難下，尼克松政府推行“尼克松主義”，使美國擺脫了戰爭困局。尼克松外交在相當程度上倚仗基辛格，人稱“基辛格外交”。小布什眼下缺的就是這樣的“高人”。

張文木：尼克松是美國歷史上比較有戰略思維的政治家，還有老羅斯福、小羅斯福、艾森豪威爾等，都是治理世界的高手。他們明白，美國是海洋國家，必須通過大陸制衡才能治理世界，美國才能從中漁利。美國正是因為有這樣一批戰略家，才有今天主導世界政治的局面。35年前尼克松來中國，說是來和毛澤東談哲學，這話很有味道，因為順利時的美國人在得到財富的同時卻失去了哲學，所以他到中國來談哲學。哲學講的是有限性，講理性邊界。尼克松之后，尤其是蘇聯解體后，美國再次進入巔峰期，大量財富涌入美國，美國人再次失去哲學，滿腦子都覺得自己是上帝的子民，想怎么著就怎么著。

小布什這屆班子基本算不上政治家，只是一班巴頓式的軍人，所以小布什使用國力的范圍遠遠越過了美國可以承受的邊界并不奇怪。小布什和拉氏、賴斯三個人的名字也很有意思。Bush，叢林；Romsfield，田野；Rice，稻米。三個加一起，構成一個“叢林狀態”——state of bush。鮑威爾跟他們走不到一起，只好離去，并承認他曾在聯合國發言中提出美國入侵伊拉克的理由，是他個人歷史上的一個“污點”。

瑪  雅：美國近期向海灣增調航空母艦，引發輿論對美國是否會攻打伊朗的推測和分析。你對此有何評估？

張文木：美國為什么動伊朗？是因為解決不了伊拉克的問題。正如美國當年遏制中國是因為解決不了朝鮮、越南的問題一樣。但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都知道，動朝鮮可以，動越南可以，但是動中國不行。小布不懂這些，他解決不了伊拉克問題，就要動后邊的伊朗。這樣就陷入一個邏輯悖論：伊朗還解決不了，難道還要打俄羅斯？真要跟俄國打，那只有用原子彈了。對俄國用原子彈？那不是真瘋了就是真傻了。現在從美國國內政治看，增兵是在“暗渡陳倉”；但從小布什的性格分析，他還真想“明修棧道”，到伊朗窮兵黷武。越是困難的地方越是要去，小布什外交基本如此。他這人確實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愣勁。

戰略是要有哲學的。前面說的那個登長城的例子，尼克松“登長城”思考的是美國必須向中國妥協的邊界，小布什找的是“舍我其誰”的豪氣和滿足感。尼克松說到中國來與毛澤東談哲學，今天的小布什不談哲學。從某種意義上說，政治哲學是設計力量邊界的學問。航空母艦可以在海上開，卻不能在沙漠開。伊拉克離海還不遠，伊朗則是在中亞腹地。小布什得讀讀書，讀讀英國在阿富汗三次失敗的教訓。

瑪  雅：美國最新民調顯示，56％的民眾認為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是錯誤的選擇，要求從伊拉克撤軍。駐伊美軍指揮官近日也承認，美國面臨越南式崩潰。在這種情況下，小布什非但不撤軍，反而增兵。他這種一意孤行，是典型的美國人說的“富家子弟病”。

張文木：要不是國會制約，小布什真敢打伊朗。現在總的趨勢是，別人都不想打了，就小布什想打，拉姆斯費爾德也換掉了。這讓人想起美國在朝鮮戰場撤換麥克阿瑟、在越南戰場上麥克納馬拉辭職的結果。中途換帥是轉折的標志。拉氏下臺和2006年12月美國跨黨派組織“伊拉克研究小組”都具有風向標意義，意味著美國的中東政策可能做“尼克松式”的調整。但從根本上講，美國目前這屆政府還未真正意識到它對外戰略的失誤所在，還可能有一個“回光返照”，戰略性的調整可能要靠下一屆政府來推動。

瑪  雅：英國有分析認為，由于美國領導能力削弱和全球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美國單極時代已經過去，但多極體系的形態和發展動力還不明顯，造成了國際格局出現“真空”狀態。你對這個分析是否認同？

張文木：現在已有“西風”壓不倒“東風”的感覺。小布什無法在軍事上解決中東問題，便造成一種可能，就是在四五年之內，尼克松主義將在中東出現。如此，就會造成中東的巨大真空，這反會刺激中亞及其周邊大國的競爭。“尼克松主義”是“美國勢力真空狀態”的另一種說法。單極霸權的過度擴張容易造成地區性反霸力量的高度聯合，而霸權撤出后留下的真空則容易出現地區性沖突——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主義出現之后，亞洲地區就出現沖突，比如越柬沖突、中越戰爭等。蘇聯解體后，東歐和中亞地區更是發生動蕩。未來幾年，如果尼克松主義在中東出現，美國對其消化期大概有10年時間，這對中國來說，原先估計的“戰略機遇期”就延長了；但美國穩定后，對中國的壓力又會加大。所以，中國應該把握時機，早做準備，多做準備，并且中國的準備不能是消極的，而應是積極和具有攻勢的。

當前可謂“形勢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古語云：“運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這前一句是送給中國和整個第三世界的，后一句則是送給小布什的。

運來天地皆同力，中華民族能否承接世界文明？

瑪  雅：說到中國的運勢，你在《論正在崛起的中國及其治理世界能力的預備》一文中談到，面對美國的衰敗，中國應該作好治理世界能力的預備。從世界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中國將要承接世界文明的根據是什么？

張文木：歷史是一個文明輪回的過程。如果我們把文明比作天鳥，它總要有個地方落腳歇息。世界上能落腳文明的國家和地區有哪些特征呢？最關鍵是它要有一個洲際主體地理板塊。如果它的板塊是破碎的，主體文明就很難扎根。歷史上，古典文明最早是在東方扎根，這就是四大文明古國：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其中巴比倫主體板塊條件較差，所以衰落得比較早。其次是埃及衰落。印度大約是在19世紀50年代后期衰落的。中國是最后一個衰落的，但仍有余威。

四大文明中，中華文明的主導作用持續最久，就得益于它是一個洲際主體板塊。它的東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別人不容易進入。中國同時還有一個在當時較先進的生產方式，即小農業經濟，因此它能最快地汲取地區資源，最大限度地容納世界其他地區的文明。國家最開始是保護人的。國家起來后，就異化成生命體了，也得“吃飯”。這時人便成了為國家找“糧”的人。土地是較早的國家資源。有土地就有人口，有人口就有人當兵打仗，能打仗就有人貢賦。越打仗貢賦越多，貢賦越多越能打仗，結果國家就成為一個帝國。四大文明古國都具有這個特征。

歷史上有幾千年歷史的國家不少，但并不是都能形成主體文明。世界是多元的，但主體是少數的。五千年智慧積淀下來的東西，只要國家主體板塊不解體，就有希望。中國承載了當時的文明，在四大古國中最后一個衰落，說明它的持續力是非常強的——即使在西方文明發展到很高的程度時，西方人還憧憬著東方中國。法國大革命時期國家是非常落后的，和中國沒法比。正因此，拿破侖說，中國如睡獅，讓它睡著吧，別去把它惹醒。

瑪  雅：中國在亞洲的主體板塊延續千年至今，且疆域遼闊，但它所承載的東方文明還是衰落了。而西方文明為什么是在英國興起，卻不是在歐洲大陸？

張文木：這是由于世界汲取資源的方式發生了變化。工業出現后，支撐國家的資源需求不一樣了，土地不那么重要了，市場、礦產成為支撐國家的主要資源。基于此，不列顛島上率先出現了新文明。

為什么不是在歐洲大陸呢？這是因為英國相對于歐洲大陸而言，還是一個比較大主體的板塊。歐洲曾得益于羅馬帝國的大一統帝國。歐洲人今天特別懷念羅馬時期，原因是歐洲現在深受破碎型地緣政治之苦。公元800年查理大帝時代又出現統一，但被他的三個孫子在843年時給分裂了。這一分，就像是一個孩子被摔成了粉碎性骨折，一劈三塊：一塊是法蘭西，一塊是德意志，一塊是意大利。從此這三塊就打個沒完沒了，英國由此大獲其利。英國崛起就與歐洲破碎型地緣政治條件有關，使它成為一個“矢量和”最小而“標量和”最大的板塊。這也是西方文明“天鳥”落戶于不列顛島的基本原因。西方文明崛起后，東方財富先從非洲和拉美，后從亞洲，被西方暴力掠到歐洲。在巨大財富的支撐下，歐洲才出現了19世紀70年代的維多利亞時代——這也是一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

歐洲的地緣政治特點，使它沒有能力長期承載工業文明，只是由于北美洲主體地緣政治板塊即美利堅合眾國的出現，才將歐洲工業文明承接過去。美國吸取了歐洲的經驗，堅決不允許國內出現多板塊分裂狀況。從華盛頓到林肯完成了國家建立到統一的任務，后來又不斷擴張，最終成為一個絕對完整的文明板塊，這為西方文明“天鳥”落腳北美打下了基礎。

瑪  雅：與美國相比，中國的板塊在地緣政治中處于什么樣的位勢？

張文木：美國地緣政治有其不利的地方，絕對主體板塊的特點，使美國版圖無遮無掩，有些“光膀子”的味道。兩邊的大洋不能起到遮掩美國“身體”的作用，這更使美國處于“裸奔”狀態。為了不讓別人看到，它必須將對手逼得遠遠的，為此它也得把兵派得遠遠的。但能越洋的都是大國，所以美國天定必須永遠和大國作對。這就加大了美國的防務成本。

中國地緣政治位勢處于最佳狀態，呈“螃蟹”狀，東北這邊有個朝鮮半島抗護著，東南有個印支半島擋著。新中國誕生時，朝戰和越戰原本是對著中國的，結果東北東南“兩個胳膊”北南開弓，跟美國打了十幾年，大陸“身體”沒有受到損傷，堅持進行經濟建設。中國周邊國家為中國的“減震”作用，是中國地緣政治天然優于美國的方面。

中國西部地區有兩個大國，俄國和印度。印度的攻擊力弱；且中國的西部空曠，這使中印俄有廣闊的緩沖空間，其“減震”條件較充分。中國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位勢，使它伸縮自如，這個條件在未來的世界政治中，將繼續產生優勢作用。所以說，不要忽視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五千年能存在下來的并一直保持大國版圖的資源豐富的國家，世界上沒有幾個。西方一直都想分裂中國，但都沒能得逞。僅此一點就可知中國必然是有天命的國家，是新文明“天鳥”將再次落腳歇息的國家。

美國現在打中東，是“柿子撿軟的捏”，與大國作對它尚無力量。從美國二戰后的歷史看，它的亞太政策都在回避與大國直接作對。朝鮮戰爭是這樣，越南戰爭也是這樣。中國一出兵它就想退兵，只不過是想怎樣體面地退兵而已。最后沒招了，在文件中說要用原子彈，實際上不敢用。美國不跟大國作對，就找小的，到中間地帶去。上世紀找朝鮮和越南，現在又跑到中東去了。

瑪  雅：如此分析，美國為了臺灣同中國發生全面戰爭的可能性也不大。陳水扁前不久拋出“四要一沒有”，美國明確提出反對。

張文木：美國可給“臺獨”之實，但不會給臺灣“獨立”之名，因為美國不愿意讓臺灣回歸祖國，更不愿意把臺灣放在日本人手里。美國人不傻：臺灣如果獨立于中國，那它更會獨立于美國而轉向日本。美國對臺灣的政策是既不能回到中國，也不能獨立于美國，更不能滑向日本。臺灣是塊肉，美國跟中國交換時可以一點點地割，不斷地割，讓臺灣在不死不活、不強不大中對美國俯首聽命。等將來有一天中國真正強大了，它會把已被榨得皮包骨頭的臺灣整個甩給大陸，以換取中國對其某種戰略目標的支持。看看戰后史，美國從來沒有把臺灣當成盟友，因為臺灣對美國并不是必需的，臺灣東面美國還有關島攔著中國東進。臺灣對日本是致命需求，而“臺獨”要想形成合力只有倒向日本。美國太遠，遠水解不了近渴，也救不了近火，這使“臺獨分子”對美國的承諾并不信任。所以說“臺灣獨立”根本沒戲，只要我們內部不搞所謂與“臺獨”立場合污的“新思維”，臺灣回歸祖國是必然的。因此，我們不能像當年戈爾巴喬夫那樣，真的被各式各樣的“新思維”忽悠暈了。

美國目前對臺灣擺的“防御”態勢是太平天國用過的“守險不守陴”的策略，也就是守住城四周的險地，自可保住城郭安全。美國是通過在沖繩、關島及菲律賓的駐軍而不是在臺灣駐軍，從北、東、南三面反制中國的。臺灣其實只是座軍事“空城”。毛澤東不占金門馬祖，而是將其與臺灣作為一個整體收回的方式應當對我們有所啟示，臺灣問題也應與中國對西太的格局需求聯系起來，作為一個整體一道解決。美國對臺灣所需要的并不是臺灣的所謂“民主樣板”，美國對臺灣的希望在于阻擋中國改變西太戰略格局。所以說，臺灣問題是地區格局問題，格局問題又是臺灣周邊問題。解決臺灣問題的關鍵是臺灣周邊的“社會關系”，就是美國、日本及其他企圖從中謀利的國家，周邊的問題解決了，臺灣問題迎刃而解。陸游有話，“功夫在詩外”。這話這話在思考“臺灣問題”上改用一下，那就是“功夫在島外”。

瑪  雅：印度也是古老東方文明，也是正在崛起的大國，印度人自信“21世紀將屬于印度。”為什么有可能承接新的世界文明的國度不是印度？

張文木：印度版圖很大，現在也是個大國，但它的版圖是英國人留下的，幾乎是個空殼，“內臟”雖沒掏空，卻已被破碎。如果說歐洲地緣政治好比“踝骨粉碎性骨折”，那印度則就是“盆骨粉碎性骨折”。印度國家政治沒有主體性，它的民族心理是分裂的，所有制是分裂的，各邦之間的權力是分裂的，國內政治矢量繁多，各政治矢量間的“夾角”大，由此形成的合力要比中國小得多。到印度去旅游，它給人的感覺是國內的“長城”多，這說明它的政治單位在古代是破碎的。中國的特點是，長期以來只有邊界盈縮，沒有內部器質性裂變。這點是非常重要的，底盤尚在，能夠復蘇、再生。印度不同，不僅邊界有盈縮，內部更有器質性裂變。在這樣的條件下，印度承接一個新文明的社會條件遠不如中國充分。

瑪  雅：地緣板塊是外在條件，中國文明的內在優勢是什么？

張文木：看看中國近百年的變化，會發現從19世紀末的衰落到新中國的復興，速度在世界史上是非常快的。中國在1940年前后分了五六塊：東北、華北、華東、西南、西北、新疆，都是有實在權力板塊。可十年后即1949年，成為一個統一的全國性政權。更令人驚訝的是，三年后，中國打敗了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到了1964年，中國有了原子彈！

很多人可能都沒細想過在如此短的時間中國完成從分到合，從奴隸到將軍的過程的深層原因。如果說20世紀40年代日本勝于中國在于力，而五年后敗于中國在于智。中國人思維中有著濃厚的辯證法積淀，善候天時，善守力量邊界，準確地把握“翻牌”的時機。用現在這話說就是中國人“講政治”的能力比較強。比如，1941年6月，德國人向蘇聯宣戰，1942年7月發動斯大林格勒戰役。10月12日，毛澤東說：“拿破侖的政治生命，終結于滑鐵盧，而其決定點，則是在莫斯科的失敗。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侖的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滅亡的決定點。”結果，1945年日本人和德國人均因“事尚徹底”和“不懂政治”（蔣介石語）而遭滅頂之災；而當時“不堪一擊”的中國順勢而為反成了后來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并于1953年在朝鮮戰場上打服了曾在太平洋戰場上打敗了日本的美國。從1937年中國全面抗戰到1953年的朝鮮停戰談判，其間只有16年的光景。究其因，不外乎中國人有那種基于大哲學和大歷史且充滿辯證思維的文化素養。由此而論，中國和諧辯證的世界觀及祖國統一高于一切的思想，是保證未來中國崛起的文化原因。

中國現在包括新農村建設在內的科學發展觀，其宗旨就是在發展的同時減少兩極分化。這對中國來說是絕對有利的。中國要崛起，它的發展對資源的需求極大。西方對資源的需求主要是靠對外戰爭和殖民地，中國做不到這些。那靠什么？就得靠人心。今天講和諧，首先得跟自己家里的大多數人講和諧。一個國家，主體不支持你，就會陷入永無休止地內亂。家里不和外人欺；自己不亂，就沒人敢動你。毛澤東看明白了，他緊緊抓住工農。中國當時能打敗美國，關鍵是在國內有工農聯盟政策的支持。今天也是這樣，沒有外邊的資源來彌補，又要得到人人滿意，既要資本效率，又要國內公平，惟一的方法就是優先多數人的利益，獲得多數的政治支持，不然就出現格瓦拉。從這個意義上說，保障占人口多數的工人農民的利益，是比地緣政治條件更具決定性且能保證中國崛起的政治基礎。

瑪  雅：胡錦濤總書記在2006年“七一講話”中說，民心向背是檢驗黨的先進性的試金石。溫家寶總理近日重申“社會主義的本質”，強調要讓全國人民共享改革成果。這體現了中央高層對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注重。

張文木：得人心者得天下，其實人心才是最核心的生產力，因為人是最具決定性的因素。但人心不能靠“好施小惠，言不及義”來贏得，而是靠切切實實地從所有制上保證人民手上的生產資料，能夠在現有體制中獲得可讓人民共享的利益。現在中國農民雖有土地，但土地不能贏利，農民還是會陷入貧困。國家要保證農民的土地產品可以持續贏利，這應該是“新農村建設”的重中之重。是要一個可持續性發展的中國還是一個不可持續的中國？今天拯救中國的是科學發展觀，是以人民優先公平為目標的和諧政策。堅持這個，行穩致遠，中國的前途就是偉大的。

瑪  雅：這說的是中國自己家里的事。走出家門承接新的世界文明，中國文明的內在優勢又是什么？

張文木：今天全球化出現這么多問題說明什么呢？說明美國承載的文明模式的弊端可能要用東方傳統文明來矯正，這與過去東方傳統文明的弊端也受到西方文明模式的合理矯正的道理一樣。西方文明的思維形式是形而上學的，是用成本量的增加來解決問題。這種模式曾推動過人類科學技術發展，解決了人類的機械思維勞動問題。電腦的出現，是這種思維模式達到了極致的物質化成果。但是這個模式的最大缺點是解決不了包括經驗在內的綜合性問題。在辯證法上，歐洲有大家，但不成為主流。歐洲基本上是形而上學思維統治。一切要講究精確，要量化細化，要標準化，其結果社會為這些形式付出的成本無限增大。

比如打仗，盡管克勞塞維茨的思想具有辯證特征，但他那種打仗方式是典型的形而上學，是用量增加和“決戰”取得勝利。跟醫學上化療相似，有紅細胞有白細胞，全部殺死，活過來的一方就是決定結果的一方。東方文化不這樣，講究的是釜底抽薪，是使用成本的有效性。你這兒發炎，我在那兒給你敗火，身體就平衡了，問題也就解決了。治感冒，中國人號脈，五六塊錢一副藥病就好了；西醫先動用一大堆機器化驗，好幾百塊錢。中國改革所謂“摸著石頭過河”與中醫“號脈”是一個道理，隔幾天號號脈，及時對癥下藥。戈爾巴喬夫是“西醫”式改革，上來就拿刀子往心臟捅，結果將本來可醫的蘇聯硬給捅死了。

現在這個世界在發炎，“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是發炎。這病西醫已不靈了。西方人著急，動輒動粗打人。打了阿富汗、伊拉克，現在又嚷著要打伊朗。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發如韭，割復生。頭如雞，割復鳴。民不畏死，小民從來不可輕”，美國這下真沒轍了。沒轍，就說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模式已走到盡頭。當今世界出現小布什這種人，并不是小布什個人的問題，而是治理世界的“西醫”出了問題。反之，近百年來東方人為了翻身，積極學習和掌握了西方文明優秀成果，同時也結合東方文明的優點形成新時代的東方文明，這對未來的世界治理當會做出大的貢獻。

瑪  雅：如果說，中華文明的復興已有天時地利，那么從“人和”的因素來看，是否存在著不定數？

張文木：中國社會病重，其中部分病因不在于病本身，而在于治病方式，為治病而濫用“西藥”藥方。中國社會病主要是“脾胃不合”、“腹寒上燥”，也就是兩極分化。這樣的病持續用“西藥”是很危險的。好在我們現在有科學發展觀，可以調過來，最終可能渡過這個難關。現在構建和諧世界，特別是建設新農村，就是在用“中醫”調理中國。“炎癥”發在城里，可用藥“消炎”在農村；“炎癥”在局部，“消炎”在總體。房地產泡沫正在被挑破；局部腐敗重災區反腐部門強力介入，用“西醫外科手術”迅速解決問題。中醫為主，西醫為輔，雙管齊下，中國就會調理過來，恢復健康的狀態。再加上我們太平洋東岸的那個“建設性戰略伙伴”，現在智商急速下降。他們治理世界不信“中醫”，那就無可救藥了，就得讓賢中國，讓中醫和諧辯證的方式來試試世界治理。

但中國也存在著潛在的頃刻倒塌的危險。危險不是來自外敵，而是來自內心。蘇聯解體時，軍事上照樣可以向美國“亮劍”，可思想之劍，在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那里，早已銹跡斑斑。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認為，西方能夠用以打敗中國的不是炮彈而是糖衣。那時的共產黨人經受住了考驗。21世紀前半葉，西方能用以打敗中國的也不是導彈，而是西洋墨水和中國一些人食洋不化的口水。現在一些人有意妖魔化中國人民的革命歷史，虛化中國民族英雄人物。什么“岳飛不是英雄”，雷鋒也不是宣傳的那種榜樣人物，黃繼光其實也是為了自己才去堵槍眼，等等。這些話說多了，中國人的脊梁骨就會被蝕斷，靈魂被蝕裂，我們民族的存在就沒有道德價值和歷史意義了，知識分子就不能進行思考了。這是要命的，是會亡國的。好在現在這些人的洋人主子不爭氣，他們也是日薄西山。

今天的中國人能否經得住這“生命難以承受之輕”的考驗？我認為，人生如攀巖，有人起步抓的藤枝是綠的，卻中途跌入深淵，這是由于藤根已腐爛；有人起步抓的藤枝是枯的，最終卻登上山頂，這是由于藤根已泛綠，因而越拉越堅實。國家也是這樣。現在春天到了，祖國的樹根已經發綠了，所以愛國主義將越來越有生命力。

瑪雅，鳳凰周刊副主編       

全文刊于：《決策與信息》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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