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圣人立言”辨偽

史 前 進

“有恒產者有恒心”說是“亞圣”說的；“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可進”說是“洋什么圣”首相說的。言之者鑿鑿，辯之者昏昏，“代圣人立言”，天下當然信以為真。這兩條圣訓，前幾年熱鬧了一陣子，今年“兩會”審議物權法過后又活躍了。先是領導干部、人大代表，大講“有恒產者有恒心，物權法就是要保護私有財產”，報紙竟相轉載，謬種流傳。這些天，官員、學者、律師也者紛紛跑出來，解說物權法，凡所言私有財產、私有財產權的場合，總是有恒產者有恒心、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可進，顛來倒去，沒完沒了。看來，現在仍有必要讀一讀原著，將“圣言”與“代圣人立言”加以對照，以深入體會代言者之用心。

《孟子》梁惠王上講過“無恒產因無恒心”，騰文公上講過“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兩處語境大致相同。《孟子•梁惠王上》是這樣說的：

孟子別了梁襄王后到齊國，見齊宣王 ，還是講“治國”之道。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于罪，然后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據楊伯峻先生的解釋，這句活的意思是說：“沒有固定的產業收入卻有一定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的，只有士人才能做到。至于一般人，如果沒有一定的產業收入，便也沒有一點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這樣，就會胡作非為，違法亂紀，什么事都干得出來。等到他們犯了罪，然后去加以處罰，這等于陷害。哪有仁愛的人坐在朝廷去做出陷害老百姓的事情呢？所以英明的君主規定人們的產業，一定要使他們上足以瞻養父母，下足以撫養妻兒；好年成，豐衣足食，壞年成，也不致餓死。然后再誘導他們走上善良的道路，老百姓也就很容易地聽從了”。

綜觀《孟子》原文可以認為，那些代圣人所立之言，盡為假言：

其一，將孟子的“恒產”說成“私有財產”，把“恒心”說成“不變之心”，閹割了孟子的原意。根據楊伯峻先生的解釋，“恒產”為“固定的產業收入”，“恒心”為“一定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臺灣《國學基本叢書》之《孟子》，將“恒”解釋為“常也”，“產”解釋為“產業 ”，“恒心”解釋為“恒久之善心”。關于“產業 ”，今人通常解釋為財產、生產和生產經營活動，如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而說成“私有財產”即不見經傳，又不見學人著述；楊說和叢書說對“恒心”的解釋，是準確的，有說服力的。把“有恒產者有恒心”，說成“有私有財產就有不變之心”，顯然是任心杜撰。

其二，孟子講的“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是建言齊宣王施仁政，每家授給他五畝宅地、一百畝田地，顯然是從使民有事業可做的角度講的。齊時一畝有多大面積？我未及考證。史有“百步為一畝”、“二百四十步為畝”的記載。也有依“以縱橫五尺為方步，二百四十方步為畝”計算之記載。綜合諸說，似100畝相當于現在大約20畝。如若讓齊宣王通過全國每家每戶授給五畝宅地、一百畝田地的辦法，實行私有化及所謂平等保護私人財產權，是辦不到的。

其三，孟子主張“法先王”，恢復井田制度，使“黎民不饑不寒”，反對土地私有制度，以緩和尖銳的社會矛盾。為此，孟子提出了具體的土地管理制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這是說，將土地分成九塊井字形田地，每塊100畝，中間最好的一塊是公田，周圍八塊分給八戶，這八戶先做好公田事，后做私事。“同養公田”，說的是公字當頭，共同耕護公田。孟子主張恢復的井田制度，是公田制，在井田制里，禁止買賣土地，找不到“恒產”就是私有土地的根據。

其四，早在齊桓公時期，齊國即實行“案田”制度。當時齊國井田制已遭破壞，私田增多。“案田而稅”制度，就是凡公田（井田）和私人開墾的私田，一律登記、納稅。“案田而稅”，實際上是承認了私人開墾的私田的合法性。與私田不同，其“租田者”和“受田者”，只有土地使用權，而無所有權。當時國有土地仍占很大比重，使用國有土地采用的是租佃和受田等形式。孟子所言“明君制民之產”，“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顯然指的不是私人開墾的私田，不是國有土地的所有權而是經營權。經營權是不能稱為“私有財產”和“私有財產權”的。

其五，這里，孟子講的是如何“治理” 國家，如何“施仁政”，不是講私有制、私有化，不是從私有制、私有化找出路。孟子向梁惠王、齊宣王講到“五畝之宅”、“百畝之地”，都開宗明義地指出，作為明君要止戰、鼓勵農耕、使子民教化、刁民歸服。實際上，表現了“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的思想。這一思想，成為幾千年歷代統治者興國安邦的信條。對此，把孟子的“治國之道”納入當代的私有制、私有化軌道上來，無論如何是說不通的。

其六，孟子反對“為富不仁”，主張國家應整治“仗富欺人”，解決日益嚴重的“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兩極分化。孟子最后說：“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弄于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這是說，現在的情況是，富貴人家的豬狗吃掉了百姓的糧食，卻不加以檢查和制止；道路上有餓死的人，卻不曾想到應該打開糧倉加以賑救。大王你如果不去歸罪于年景收成，而是從政治上考慮得失，那么天下百姓就都會紛紛歸順了。孟子見梁惠王時說：“王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勸告梁惠王講仁義，不要總講利。我們的“代圣人立言”者只講保護私有財產，“要善待富人”，站在富人一邊，只講“利”而不講“仁義”，與孟子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明確指出：孟子根本沒有講過“有恒產者有恒心”就是“有私有財產就有不變之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就是“沒有私有財產就沒有不變之心”；孟子根本沒有講過他要廢除公田制，而其國家向百姓“授田”、向接受封地的諸侯“受田”就是搞私有制、私有化；孟子根本沒有講過國家可以任其富人“為富不仁”、“仗富欺人”。《論語》10卷、20篇、512條，《孟子》7卷、14篇、258條，就那么一些文字，可多少年來，注家蜂起，“代圣人立言”，虛應故事，演繹了何止幾千本、幾萬本《論語》、《孟子》。

還有，據說外國有個“洋什么圣”的人，說過“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可進”。如果翻譯沒有問題的話，這里的“進”，指進入，包括公然、秘密或者以欺詐手段進入他人住宅。這話并不錯，可我國一些“代圣人立言”者，聽風就是雨，出于某種需要，即刻演繹成“國王也不能侵犯他人的房屋財產權”。洋圣人明明說的是“進入”，是“居住自由權”，其主體是“他人”，可到這些人那里，就變成了“房屋財產權”，而“風”、“雨”也變成了主體，也能侵犯他人的“房屋財產權”。

非法闖入他人住宅或經要求退出仍拒不退出的，是犯罪行為，罪名為“非法侵入住宅罪”。住宅是公民休息、生活或工作的場所，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侵犯了公民的居住自由權。我國憲法規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行為。外國亦有類似的規定，稱“妨害居住自由罪”，或“擾亂家庭安寧罪”。把沒有任何理由而進入他人家宅屋室定為犯罪，我國由來已久。西周時規定：“若今時無故人入室宅廬倉，其時格殺之無罪”（《周禮•秋官》鄭玄注）。《漢律》也作了相同的規定。唐宋時規定：“諸夜無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時殺者，勿論”（《唐律疏議•賊盜律》、《宋刑統•賊盜律》）。唐宋后，元、明、清均設此規定。由此可見，古今中外的法律，都規定了類似我們現在稱之為的“居住自由權”。  

新中國建立以來，立法從來都有效地保護著公民的居住自由權。公民的住宅，包括私有住宅、公有住宅、常居住宅、不常居住宅、家庭住宅、經營性居住場所等。司法人員進入公民住宅，必須出示搜查證或緊急情況下出示工作證，否則，屬于非法侵入；雖有法律依據但不依法定程序而強行進入，亦屬于非法侵入。對于出租的住宅，未經承租人允許，出租人也不得擅自進入，否則，屬于非法侵入。

原來，“代圣人立言”，是把“有固定的產業收入就有一定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篡改為“有私有財產就有不變之心”，把公民“居住自由權”篡改為私人“房屋財產權”。中華文化向以嚴謹著稱，篡改之事不為正派學人所為。犬門而入，是盜竊罪；去掉一點，變成大門而入，就是搶劫罪了。再進一步，大丟人（大字丟掉人字），就剩下一了，老子天下第一。這實在是不得了的事情。

市井坊間，以訛傳訛，幾乎人人都要經歷。兒童連環畫《咕咚來了》說的是，在大森林里，木瓜墜地，咕咚一聲，把小白兔嚇壞了。小白兔急忙跑開，遇到了猴子。小白兔說：“有妖怪了，咕咚來了”！猴子聽了，趕快去告訴長頸鹿，長頸鹿定了定神，粗聲粗氣地邊跑邊喊：“咕咚來了！咕咚來了”！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整個大森林里的老老少少都嚷著咕咚來了。于是，山羊公公帶著大家走到一棵樹下，看見一個木瓜，問小白兔說就是它嗎？小白兔點頭不語。小白兔聰明過人，把咕咚說成怪物，是把“聲音”當成了“物”。什么都是物，動物世界也被物化了。

咕咚來了，不過小兒時節，童話故事，而“代圣人立言”，“銅鐵爐中翻火焰”，煉就的不是童言而是妖言。如妖言若煙花爛漫，山河盡染，然鉛華洗卻，風流又奈幾何？

2007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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