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星火》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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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有之鄉2月10日周六沙龍公告
主題:從《那兒》到《星火》看文藝作品的社會意義
嘉賓:韓毓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星火》總編劇)、劉毅然(《星火》導演)、鄒小提(《星火》制片人)、黃紀蘇(《中國社會科學》副主編、《切·格瓦拉》、《我們走在大路上》編劇)、張宏良(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柴衛東(《星火》熱心觀眾)、董昕(《星火》熱心觀眾)
時間:2007年2月10日星期六下午2:30
地點:北大資源賓館三層1308室(電話:010-62760856)
主辦:烏有之鄉書社(網址:http://www.wyzxsx.com)
協辦:左岸文化網(地址:http://www.eduww.com)
內容簡介:
2004年春天發表在《當代》上的小說《那兒》在夏天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大討論的熱潮中成為被社會公眾關注的文學作品,這在1990年代以來文學被邊緣化的背景下有著深刻的意義。2007年新年伊始,電視劇《星火》在中央電視臺黃金時間播出,創下了很好的收視率,超出同期播出的大片《大明王朝》等,而觀眾主要是農民和農民工群體。這兩部文藝作品所展示的魅力讓我們深刻思考文藝作品的社會功能和文藝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歡迎關心這個話題的朋友參加本次沙龍活動,一起探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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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從左至右:鄒小提(《星火》制片人)、劉毅然(《星火》導演)、韓毓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星火》總編劇)
主持人:電視劇《星火》是根據1930年代左翼作家葉紫作品改編的,在中央電視臺黃金時段播出后,出人意料地以12.65%的收視率,創下了近10年來收視高峰,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反響,對《星火》的討論,也由街談巷議擴展到網絡媒體乃至思想界和知識界。今天我們烏有之鄉和左岸,很高興請到了《星火》的總導演劉毅然先生、總編劇韓毓海老師和制片人鄒小提女士,我們先請他們談一下創作體會。
劉毅然:《星火》是我們第七部作品,過去拍過茅盾先生的《霜葉紅似二月花》,以后拍了郁達夫先生《春風沉醉的晚上》、徐吁的《江湖行》、劉云若的《紅杏出墻記》,接下來是林語堂的《風聲鶴唳》,《風聲鶴唳》看的人比較多,當時收視率比較高,《星火》是第七部作品,開始我跟毓海我們準備改的是《二月》,后來我們剛剛要改人家已經拍了,我們就改成《星火》,毓海在北大是講現當代文學,他建議改編葉紫先生的《星》、《火》、《豐收》,我們看了以后覺得很有意思,寫了農民運動,寫了當年農民受的那種痛苦。中央臺審完以后定在一套播出,中間等了大概一年,中間有幾次中央臺說八套播,我們覺得還是在一套播。拍這個片子在江西,江西的農民尤其是老區農民特別支持我們,一聽說拍當年農會運動的片子,很多老鄉都自發地來,然后里面有很多戲,比有斗梁冠華演的地主,那些老鄉拿菜葉子往他臉上,都是發自內心的,梁冠華臉都打腫了,最后曹立秋為了農民運動犧牲的時候,我們的兩個演員往下一跪,幾百個群眾演員全都跪下了,當時我拍的時候后脊梁一陣發麻,特別震撼,當地百姓對農民運動領袖,對當年共產黨領導農民翻身,這種感情真讓人非常感動。有一個老媽媽八十多歲了,來給我們當群眾演員,演狗腿子那個演員一推把她推一個跟頭,老大娘摔倒了,頭磕在墻上,磕了一個包,我非常緊張,怕老人家出點什么事兒,她說沒關系,拍完之后把她送上車,她拉著我的手說孩子這個片子我能看到嗎?我說我好好拍爭取讓你看到。她說要看到的話只有在一套播出,因為在中國廣大農村地區還沒有有線,收不到八套,當時我們答應了老媽媽,我都不知道她還健不健在,看沒看到這個片子,對她有這個承諾,我就在想一定要堅持在一套播,這是其一。
其二,我們參考了毛主席的中國社會階級的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每個人在這里都有代表,很豐富。我們非常認真地看了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我們這個年代的人過去看老三篇比較多,這篇著作看得比較少。看了以后發現毛主席是一個非常好的小說家,他在著作里有很多細節,比如說把表現好的放在政策里,表現不好放在另冊里,還有毛主席說放手放腳,女人要把小腳布解開很生動,我們把一些情節放在戲里頭,使它很有意思。我沒想到播出之后會引起很強的反響,當時我還在擔心,我那天跟制片人開玩笑,我們就像紅軍長征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前面是《大明王朝》,六七千萬造價,陳寶國領銜的,還有八套在播陳道明的《臥薪嘗膽》,他們也是造價幾千萬,而且宣傳攻勢極其強大,我們從來沒有宣傳過,臨播出之前中央電視臺搞了一個很小的新聞發布會,告訴各報紙有這么一個片子播,所以當時演員說,怎么跟這兩個大片撞在一塊,我說沒關系,該好看老百姓會看,不好看再吹也不好看。
結果第一周,給我們報來收視率9%,在中央電視臺所有電視劇播出首周收視率第一,遠遠超過《喬家大院》、《亮劍》、《京華煙云》,到我們這個片子播出結束的時候,收視率高達百分之十二點幾,占全國電視劇劇場份額是百分之二十八點幾。再一個就是收到很多江西農民,湖南農村親戚朋友的電話,他們都在看,農村很多朋友都在看,這樣我感到很欣慰,因為是給農民兄弟拍的。同時這部片子又在知識分子中引起很強的反響,這我沒有想到,在人民網和新華網,甚至于像百度、新浪這樣通俗的網站上都有很多論爭,尤其是人民網,人民網有幾百篇文章之多,有很多文章上萬字、幾千字,寫得非常深刻,有一篇文章我晚上12:50打開網站看,講的是“《星火》中的一段臺詞叫我痛徹心肺”,寫得非常好,他寫男主人公說我們要建一個新的社會,這個社會窮人不會再因為饑餓去乞討,女人不會因為金錢去賣身,孩子不會因為貧窮而輟學,很樸實的話,這個作者說看完以后他就淚流滿面。我早上九點一刻我又打開了,一共有1300多個作者點擊,那真是讓我想不到,這么多人下半夜看這篇文章。
再有就是新華網有一個討論,叫做《星火》論壇,題目是“中國共產黨不能重蹈國民黨的覆轍”,這是毛主席著名的一句話。他就想不能重蹈國民黨的覆轍,今天雖然依靠精英、依靠知識分子、依靠高科技,但是我們不能忘記農民,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民的國家,農民不富裕起來,農民沒有真正的覺醒,農民沒有參加到現代化建設里,我們依然是一個窮國,這個片子本來是一個文學系列電視劇的延續,引起這么多反響,是我們沒有想到的,沒有大腕演員,制作也不大,這可以說明點問題吧,我這兩天也一直在想為什么。當然這個片子還有很多問題,看看朋友們有什么批評意見,我接受以后慢慢改進,謝謝大家!
韓毓海:毅然剛才講了電視劇的制作過程,電視劇是一個集體的工作,毅然也說過還不夠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多批評。離開電視劇我說兩個問題,可能諸位剛才一直看我在翻這個書,這叫《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這個書我看了以后還是很有觸動。因為《星火》這個戲從某種意義上也牽扯到重上井岡山的過程,毛主席為什么在1965年走很長時間,經過蚌埠、合肥、南寧、廣州到井岡上去?在中央文獻的《毛澤東傳》當中,毛澤東說,為了新中國死了多少人,誰想過這個問題,我是經常想這個問題的。有一句是很有意思,我現在還活著呢,怎么有人就這樣,我不能讓他們這樣。因為我沒有私心,我知道中國的老百姓在受苦受難,所以要依靠群眾,這就大概是“前奏”。我們今天再回頭看毛澤東從秋收起義到1964年左右這段時間,他看到1927年所遭受的挫折和1942年以后到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他在1965年又想到兩個問題,一個是帝國主義,再一個就是國內依靠誰。我覺得毛主席思考第一是帝國主義不可靠,第二從陳獨秀到洛甫,我們黨“五朝總書記”好的不多,他們共同缺點是一到關鍵時刻就依靠帝國主義,依靠靠國內精英,毛澤東認為每一次都吃了大虧占了小便宜,最后都把中國革命引向了失敗。1965年毛主席想的這兩個問題今天有沒有意義,為什么要重上井岡山,1949年勝利的經驗就是不能聽他們,這也是《星火》啟示我的。
第二個問題我們應該正視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那些問題,我們今天不能說沒有問題,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在哪里,這太大了,我們小人物不應該考慮這個問題。我考慮來考慮去中國是大家的,社會主義、中國革命是眾人拾柴火焰高,社會主義不能搞得清一色。就是“中央文革”幾個人,你比我革命,我比你更革命,這樣下去回家老婆孩子不能活了,所以很多人說《星火》是奇怪的組合,《星火》創作隊伍當中真正主持人就是鄒小提,她默默無聞地做了全面組織工作。《星火》里面有一些好人,有一些壞人,創作的隊伍當中有一些跟著瞎混,說句不好聽的話,反革命成功要拉一部分革命者,革命要成功要拉反革命就是這樣的,否則搞得清一色,什么事也搞不成,文革是教訓,搞得清一色,你比我革命,我比你更革命,不能光在這兒喊,看到了問題要一點一滴的做,不是幾個人坐在咖啡廳里高談闊論,這革命也失敗,反革命也失敗,所以《星火》最大成績我覺得就是。再一個做什么事情都需要胸懷寬闊去做具體事情,一步一步去做。我就說兩個點是感想,請批評,謝謝!
鄒小提:我最想講的話就是,很感謝大家能在周末到這里來跟我們討論《星火》,大家很關注讓我很感動,我是做幕后工作的人。我覺得我是非常幸運的制片人,因為我的合作伙伴都思想深刻、敏銳,而且有正義感,有社會責任心。很多人都覺得我是一個非常極端的制片人,因為我們的選題不市場化,好像是受眾面比較窄,制片人是經營者的角色,有商業運作考慮在里邊。但是我們這個集體很一致,觀點都很一致,我們也是在堅持這樣,說是一種事業心也好,說是一種理想也高,我們一直在做。《星火》是我們文學名著系列的一個延續,我跟導演和編劇的感想一樣,我們希望它有意義,但是沒有想到會引起這么廣泛的關注,從這點上我感覺很欣慰。導演講我沒有給他一個大制作,我實在是不敢,因為這樣一個題材現在這樣一個中等制作,我覺得我已經承擔了非常大的風險和壓力。這樣一個題材實際上非常不適合做,我們只能打中央電視臺,全國實際上90%幾的電視劇進不了中央電視臺,要進到一套更是少之又少,在一套能夠播出,要有耐心,因為這個耐心要頂住資金的壓力,中央臺曾經有過退片,有過協議,甚至是簽了協議,他覺得壓的片子太久了,不適合今年播也退片了,如果這個退片情況面臨到《星火》,我可能就去跳樓了,就有這么大的壓力。
但是我們不是壓得最長的,希望在中央臺播就要承受這些。所以我們承受這些的時候很難受。到最后的時候,中央臺希望干脆八套播,因為八套認為我們的戲情節性很強,可是沒有強大陣容,也許八套播對他們來講他們更有信心。我們要等,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每天在家里想播還是不播,然后導演就說,導演給了我很大的支持包括毓海,他們就講我們做了一個好東西,我們因為堅信跟我們有共同愿望的人,應該堅信關注會喜歡,可能就是因為這些堅信,讓我們等到比較好的結果。我就講這么多,寶貴時間給大家來討論,然后給我們提一些意見我們在不斷地改進。
主持人:我們先請熱心觀眾柴衛東講一下。
柴衛東:我是搞理工科的,在這塊談這個問題也是班門弄斧,我大概從幾方面講《星火》帶給我的思索。第一,為什么說《星火》引來這么多的關注?我覺得第一點從根本上講它回答了中國革命道義合法性的問題,應該說是觸動了大家內心深處關注的問題。比如說現在要和諧,是應該楊白勞退一步大家和諧,還是說黃世仁你退一步大家和諧,還是說經過斗爭才能和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無產階級專政,《星火》給出了真正共產黨人應該考慮的回答。我認為這是工人和農民工觀眾,他能夠堅持坐在電視劇前頭看《星火》的根本原因。
第二點,我注意到《星火》里面關于教育的情節,就是曹立秋回來以后辦文化班,識字班,給農民普及文化,要不要教農民老百姓,勞動人民學文化我想這是一個根本的事情,曹立秋辦學校這個事情確實是第一代共產黨人覺悟的事情,這是真實的背景。我們今天也有一些大人物,大專家,牢牢壟斷住法律的解釋,排斥“你看不懂”,看不懂來討論什么,只有從這個角度才可以解釋失學現象根本根源,也是從這個高度才可以理解毛澤東把教育和教育革命放到那么高的一個位置。
第三點,關于對決策的思考,我特別欣賞的是余啟蒙這個演員,從讀了書以后意氣風發一個女學生,到最后被農民苦難所震撼,最后一直到都身于農民運動,背叛她自己所出身的階級,這個角色非常感人。我再說一下陳燈籠,這個角色真值得重視,他出身于一個敗落小康之家,他很有意思,吃喝嫖賭抽他都占全了,當然因為有了這種追求,高瓜子就可以去操縱他,這個角色不光是沒有文化的陳燈籠會這樣,即使到我們今天恐怕有相當文化的一批人也是這樣,咱們有相當一批知識精英不是美國人,不也夢想著做一個美國人?
最后一點,小時候我們學的英語課文里面有一篇很有意思的課文,說的是在一個小島上實行最完美的民主,一有什么事兒全島居民大家集中起來,甲方意見大家怎么辦?吹喇叭,乙方意見也吹喇嘛,最后哪邊聲音大哪邊對。后來典型場景:一邊人很多,但是喇叭聲非常小,另一邊人很少,但是喇叭非常聲非常大。后來一問這個喇叭是黃金做的,花錢買的,所以人多的這邊有人但是沒錢買不到喇叭,按照這個民主的程序,很完美,大家程序上非常完美,誰聲音大聽誰的,結果就造成所謂沉默的大多數,英語里面的詞Voiceless,叫沒有聲音,漢語里面叫弱勢群體。為什么說《星火》有將近13%的收視率,就是因為《星火》給了那些Voiceless發不出聲音的人,讓他們聽到了想聽到的聲音。 毛主席曾經尖銳地批評文藝戰線沒有執行無產階級的路線,這曾經被一些人說是老人家的晚年錯誤,成為高等華人抨擊的笑柄,那么對照今天我們屏幕,我們銀幕我們報刊雜志上,我們有沒有無產階級的聲音,還好《星火》的存在回答了這些問題。所以我們歡迎《星火》橫空出世,只有把人類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面臨的問題,當做藝術和學術根本問題,中國藝術和學術才有出路,才會有出息,再一次感謝《星火》,謝謝大家!
主持人:柴先生講得很精彩,看得很細,想得很深遠,我們接下來請黃紀蘇先生給我們講講。
黃紀蘇:我的小孩已經上大學二年級,他跟我說一個挺有趣的事兒,他說今年高三歷史題有那么一道題,就說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的時候,毛澤東跟什么人進行了斗爭,然后挽救了紅軍,最后抵達陜北。在底下有一個選擇,第一個是張國燾,第二個是張國立,第三個是張國榮(眾笑)。
我就覺得這件事說明,對于中國革命我們今天這種無知這種茫然都已經到了這么一個地步。上一次在《星火》播之前,在網上朋友發來一些讀物,其中有南方廣州的袁偉時先生,他在《南方周末》有一篇文章就叫“我的秘密書架”,寫他自己的讀書經歷,我覺得這個東西非常有意思,袁偉時先生今年大概有七十多歲,他成長的年齡大概在中國革命成功1949年的前后,他那時候讀的書都是中國近代史,還有什么帝國主義這一類的東西。他說第一撥書看的都是這樣的,然后跟著共產黨一個心眼不帶一點懷疑干革命。他第二撥書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像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什么“開放社會的敵人”,我們看到這么從一個極端到了另外一個極端。中國革命成功了,然后我們對這些知識分子開始跟著一塊起哄,比如到了七十度可以到八十度甚至到九十度,然后給你變本加厲,到文革失敗以后就迅速滑向另外的極端。他自己對這件事情還有一個說法,他的精神導師教導他,應該“凡事要疑而后信”,所以我就想到,袁偉時這個人以及他所代表一大批知識分子,他們恰恰做到的不是“疑而后信”,而是“信而后疑”,他一上來就相信了,他看農民革命特別好,帝國主義侵略特別壞,這是百分之百的,我們知識分子需要一種什么樣的思想方法對于中國革命,對于今天,我覺得最好是半信半疑,最好是將信將疑,這個東西紅得發紫的時候,不要跟著起哄。當時在革命走向高潮的時候,應該對他的一些失誤,對他可能發生的一些問題,對他可能產生的一些弊端甚至罪惡,你要警醒。
上次聊天我開了一個玩笑,我說這很像什么?這很像談戀愛的,談戀愛就是一驚一詐的,今天一看這男的覺得特好,他簡直有一個金子一般的心,明天一發現人家有問題就是壞蛋就是騙子。先是大冷,然后大熱,然后大暑,大寒,我覺得作為普通人談戀愛這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得到同情,但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如果你也這樣,作為一個獨立知識分子你還不夠格,你就缺了一根筋,缺了真正的獨立性,魯迅先生說一個時代真正需要的是有獨立思想的。所以我就想我們對中國革命應該有這么一個態度,應該有獨立思考的態度。當年對中國革命我們應該有一分為二的態度,今天我們對改革開放,我們要跟英美主流接軌,我們應該也同樣持一種反思的態度。我就覺得在今天能夠出這么一部作品,我覺得它在這方面反映出了我們知識界、文藝界的一種反思聲音。
我有一個朋友他跟王朔好像是朋友,他說王朔在私下里為人不錯,一個挺正派的人,怎么大家看了他的東西,都跟著學壞啊。我想王朔他也是大時代的一個產物,他也是整個中國革命失敗,隨著文革走向高峰,隨著文革中國革命被“文革”拖下深谷,這是一次。1990年蘇東解體也是一次。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自己怎么合適怎么占便宜,怎么把別人PK了,現在都是這樣一套東西。這些東西深入人心,我小孩兩三歲的時候讀的讀物,他就問我山中之王厲害還是森林之王厲害還是百獸之王厲害,他說的都是厲害沒有是非。上至七十歲下至十幾歲的孩子,這些人的世界觀空前一致,別吃虧,要占便宜。這個社會就是一個競爭場,不是你把人家打倒,就是人家把你打倒。我們今天談《星火》,第一天我跟同事在單位里面看,他說這跟五六十年代革命題材有點差不多。但是我越往后看,我真有點放不下。每天琢磨這事,等我回家再把盤接著往下看。現在打開電視難得碰到一個正派人,在大街上都是紅男綠女,難得看到一個神色安靜的,眼光澄澈的,穿著衣服都很干干凈凈的,這是我這次看《星火》一點感受。我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作品,我建議大家都能一塊看看。
最后我再稍微提一點意見。還是回到剛才的話題,我們看歷史,我們畢竟經過三十年,這三十年對后三十年有反思,反思有走得太過,但是也有合理的一方面。中國革命的確出現了很多問題。我記得改革開放剛剛開始的時候,當時茅盾對于當年大革命他們都有一些反思,當然他們也是把文革作為一個參照系,他們的結論也有可疑之處,但是我想作為過來人,作為很真誠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思考是值得今天的人作為參考,當時大革命的確有搞得很過火的東西。整個中國革命完成了最基本整合社會,然后發展社會的任務,但是也是一路犯錯誤過來的。所以我們改革開放對這些東西進行反思,一些人又跳到另外的極端,但是即便是這樣,這種反思也有理論性。雖說我們把葉紫這個改編了,但是我們三十幾年回首來看,跟六十年代反映這種革命題材應該是有所區別的。但我的感覺這種新的東西還沒有太加進來,還應該有更多反思的內容。另外對文藝我是門外漢,我坦率來說有些人物顯得比較單薄,比較簡單,比如說像曹立秋,我覺得演得特別單薄,高瓜子是壞分子,他比較漫畫式的,我覺得冠華演得非常好,層次非常多。鄒女士剛才也提到,不斷地要做現代文學名著改編的,我非常希望他們以后在工作中能夠把歷史往前走一步,要把三十年對歷史審視合理的東西吸收進來。
楊帆:我剛回來,我沒看這個電視劇,看了一個尾巴,看了最后幾分鐘是一個革命烈士的事。文藝界我是一直支持韓毓海的片子。最近我跟我的學生又生氣了,我的學生應該是好學生,但不知道基本的中國革命史,共產黨幾個總書記背不下來,不知道聶榮臻是誰,我說林彪是誰知道不知道,他說好像有這個人。這樣的學生我能讓你畢業嗎?很多歷史情況我們都可以重新評價。但是首先得知道歷史,要熟悉歷史,知道之后自然就會有結論,所以文藝方面就很重要。這三十年對我們倒無所謂,因為我們不是這個時代培養出來的,對于后三十年代這些人實在是影響太壞,我就不知道現在這年輕人他琢磨什么,不知道是咋回事兒,他們還挺忙。我想起小時候毛主席看我們也是這樣,毛主席看我跟我看我兒子孫子差不多,你們什么都不懂,你們要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不能夠到第三代,我們屬于第三代,到第四代就快不行了。
韓毓海:毛主席說你們這一代不行,下一代起來就行。
楊帆:整體來說我們這一代不行,因為我們都是非主流,主流確實不行。你是不是也是非主流?恐怕你們也不是主流。所以毛主席說我們不行我們就行了。因為他讓我們下去,毛主席看出來一個問題,這些精英脫離群眾,你上大學當然不應該停學,但是學社會科學要當工人,當農民當解放軍,社會科學就是學社會,這個意思是好的,但是事兒搞得太過分了,所以造成一個反彈,有些人說全都是毀掉,其實我沒覺得被毀。怎么被毀了?我看是現在這代人被毀了。我們這些人雖然數學外語都沒學好,當不了主流,但熟悉和了解中國大多數人,這確實是中國革命和毛主席培養出來的,這一點東西確實和后來這些大不一樣,究竟誰的培養更深刻更好,這是需要反思的東西。
主持人:我們請北大中文系的邵燕君老師講一講。
邵燕君:我是搞當代文學的,也搞文化研究,一般來講熱門電視劇對我來講是一個觀賞的對象,應該也是一個研究對象。剛才談到收視率這么高,我想一個關于歷史的影片收視率高絕對是有當下的原因,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為什么有這段歷史,表達了當下人們什么樣的境遇和思想,這是收視率最基本的要素。
剛才說這個電視劇在中央一套來放,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聯想到是2003年的時候,中央一套放的電視劇叫《走向共和》,那是一個事件,中央臺也是前所未有,那是59集長篇電視劇,投資巨大,當時要打造央視宣傳航空母艦,要在一套播完八套重播,接下來是其他電視臺重播,我算了算大概要在兩三個月時間全面覆蓋,非常有趣的是《走向共和》這個片子就是革命最初發生的歷史。首先這個電視劇賣點是一種完全顛覆以往教科書的歷史觀,我們以往首先最反對的是清政府,然后比較好的是唯新派就是洋務派,更先進的是戊戌變法,接著是孫中山革命,接著是共產黨革命,我們教科書是這樣系列,那個電視劇完全顛覆這樣,維新比革命要好,洋務比唯新要好,最后保守和洋務派是最穩健,最對中國歷史負責,而且有能力負責的這樣的一群人。這樣的重述革命的觀念基礎,就是我們當下這些年來主流意識形態就是求穩,安定一切,用這種意識形態重述歷史,其實是完全重新解釋革命發生,完全否定革命發生合理性這樣一部大型電視劇,能在中央一套黃金時間,而且以這樣方式播出,其實在反映一種訊號,最后禁播也是反映各種矛盾,這非常有趣。
剛才幾位老師談到很多年輕人并不知道歷史,我覺得這個電視劇如此巨大傳播力的話,對于很多年輕人來講,第一個刻入心中的孫中山就是這個形象,這個形象下一次很難讓人對革命對孫中山有好感,而那個李鴻章和袁世凱形象那也是難以磨滅,文藝的力量就是如此強大。這個電視劇做得很漂亮,而且藝術全都達到,怎么過得關,其實說明當時政策寬容度在哪里,其實它反的是表面上的教科書,順應的是這個社會真主流,是政府和廣大社會上下一致真正認同的那個價值觀,所以它才能出,收視率也是非常好,流傳很廣。后來為什么停播,我覺得是有一個問題,就是網民出現了,網民在網上拼命地說話。其實編導在打擦邊球,審查這些人也在玩擦邊球,這個劇在大家心照不宣游戲規則中出臺的,網民最終把這個游戲觀念捅破,《走向共和》是這些年來我們學術界、民間各方面都有的歷史觀,背后保守主義傾向非常明顯,這樣的體現在文學里也有。比如說莫言的《生死疲勞》,劉醒龍的《圣天門口》,還包括余華的《兄弟》。
在這個意義上,《星火》是另外一種文學觀念,借助大眾傳媒在這里出現,這是非常重要的,至少這樣一種觀念在文學上,在藝術上有一種生動的表達。
主持人:最后我們請董昕老師講一下。
董昕:大家好!我看了中央臺播出《星火》這個電視劇當時我特別激動,我第一件事我趕緊給范老師打電話,我說這個電視劇播得特別好,我看了以后特別激動,因為我是一個普通的工人,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現在電視劇都是才子佳人,帝王將相,戲說乾隆,皇上都是好皇上,隨著工農地位的下降,這種歌頌工農的電視劇很邊緣,或者根本看不見。后來我就想,先說公共汽車票價打折,然后又是火車票春節不漲價,然后中央一套播出打土豪分田地電視劇,這幾件事兒連起來看,我很激動。這么多天我跟朋友還有幾個老師打聽,他說這個電視劇沒有改天換地的那種能量,但是能有一部出氣的電視劇,我代表我的工友,代表工人和農民受壓迫的農民,我給這幾位老師鞠個躬,向他們表示感謝。
順便我再說說,這么多年我在維權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我是通州天運出租汽車公司職工大會主席團主席,我這個主席不是冒牌,不是說上面指派或者暗箱操作,是我們自發租了禮堂,印的會標,通過無記名投票按照程序選舉出來的,我們當時也沒有什么經驗,票箱是找一個包方便面的紙盒子,寫上票箱兩字,大伙鄭重地投票,我以最高票當選職工大會主席團主席。我們想干什么,是因為我們出租公司都是自己出錢買的車,實際上執照是集體所有制,集體所有制按照我們國務院頒布的集體企業條例規定,集體企業條例屬勞動群眾所有,你投資不光是車,包括公司都是我們大伙的。這個時候開始有什么收車,公司要轉賣,老板把公司給賣了,那時候我讀了條例,覺得沒有職工大會那就是貪污,那送法律制裁。在這個背景下,我組織召開職工大會,形成職工大會決議,我覺得票箱子的票還不牢靠,職工大會決議找了一個A3的紙,大伙簽名,這就牢靠了。所以我們公司到現在沒有改制成,要不然變成老板股了,但是就因為我們這一屆職工大會,引起了很大的政治上的風波,我們區工會當時覺得不得了,這幾個人組織職工大會是合法還是不合法,現在又有好多法規,沒有必須在共產黨組織下職工大會才合法,他們突然發現法律出現空缺,讓我們鉆了空子,你說不合法我有全體職工的選票,還有職工大會的決議,《工人日報》特別堅定支持我們,在2000年2月29號一篇專訪,然后3月1號到10號出現了五期專家學者大討論,就為這屆職工大會到底合法不合法,工人自己當家作主對不對,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發表署名文章,支持我們這屆職工大會。當時正在全國兩會期間,3月1號到10號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人手一份工人日報,當時這個政治風波是不小,然后有政協委員提議修改工會法,就是有我們這件事兒作為起因。當時那種轟轟烈烈,和《星火》電視劇農民運動很相似。
那時候我們局領導年終開會,職工把我擁到臺上,你跟他們說我們要自治,我把職工大會決議宣布一遍,當時局長必須答應我們自治,把你們管理人員撤走,我們要自己當家作主。當時局長在臺上僵上了,那時候司機把禮堂大門堵上了,就是把管理人員撤走,我們自治自己選經理,局長也耍了滑頭,他說行行行全都答應,但是在這兒亂哄哄不成,你們派代表,然后咱們協商具體怎么辦,大家讓局長先走,咱們有時間再聊,再操作這事兒,當時臺下有司機,說你要當宋江你要招安不行,鬧得特別亂。我當時想,不行咱們刻一個職工大會公章,然后把財務封了,把人趕走,我們現在自治了。可是將來驗車,驗公司的執照,然后有好多問題都解決不了,僵在這兒最后執照廢了,返過來這些司機都埋怨你,把公司都給弄黃了。可是局長一走就是放虎歸山,接著把十幾個局長副局長,分批地五個人一找,要退出董昕召開的職工大會,然后你們去開車,要不然走人,一撥一撥,當時司機給我打電話,我趕緊到會場,她們根本不讓我進。當時有幾個黨員非常堅定支持我,當然里面也有很激烈的爭吵,后來被老板開了。那時候我心情特別難受,我在會場外面不讓我進,我覺得一批工人社員都倒下,最后讓區工會的行政領導把我們一批批司機全都解雇,我在公司待了十年,在法規上說工作十年如果企業繼續錄用,應該簽不定期合同,我把簽合同做了錄音,我又有十年工作的發票,我鉆了一個空子,不得不跟我簽無定期合同,所以現在拿我沒辦法,但是不給我車。我到公司就是宣傳工會,組織職工開職工大會,現在讓我待崗,不讓我上公司去,給我一個最低工資回家養老就完了,就是這么一個情況。這《星火》給我感覺是我夢寐以求,我就想工農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我們公司是我們出的錢,還不是說地主原來有的土地,本來是我們出的錢,怎么我們出的土地還要交他租子,最后都變成他的,我覺得他比《星火》里面老財主還惡劣,我們能不盼著清算那一天嘛,我們能不盼著變天那天嘛,我今天借著這個話題向幾位老師表示感謝,也叨嘮我的事兒,謝謝大家!
主持人:各位老師和朋友都對《星火》發表了很好的意見,這部片子不僅是電視劇的問題,而且涉及到了很多思想、文化界的重要話題,比如如何認識中國革命,如何認識中國農民,如何認識“左翼文學”等等,我們希望這次座談只是深入研討的一個開端,也希望能有更多類似《星火》這樣的優秀作品出現,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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