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的“馬腳”　

盧周來 

　　　　　　　　　　　　　　　　　　　　　　
傳媒時代的殘酷性大約在于：任何一個突發性災難事件，在給局中人帶來痛苦的同時，卻也為媒體以及“知識人”創造了“吸引眼球”的機會。幾年前，“非典”一出，各路經濟學家就“非典”引發的經濟話題紛紛拋出自己的觀點，而且“語不驚人實不休”。孰料在匆忙中卻不小心露出了經濟學功底欠深以及經濟研究欠現實考慮的“馬腳”。

關于非典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當時的《中國新聞周刊》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歷史之鑒：大規模傳染病的經濟后果》（下簡稱《史》），此文在各網絡以及紙質媒體轉載率極高，并被視為“非典不影響經濟”的最有力的文本之一。作者試圖以人類歷史上大規模瘟疫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影響為鑒，來解釋“非典”的經濟影響。

按此文的結論性說法，“相對于目前的‘非典’型肺炎來說，美國1918年流感似乎更可用來看‘非典’的長期影響”。而據作者說，這次僅在美國就造成了67.5萬人死亡、導致當年美國人均預期壽命下降了11.8歲的傳染病，從長期影響看，竟然在10年內提高了經濟增長率。作者援引所謂“美國兩位學者的測算”，“流感導致的死亡率每上升千分之一，其后10年的平均年經濟增長率提高0.2個百分點！”如此說來，“非典”對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竟然有利？

且看一看作者給出的“傳染病有利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兩條最關鍵的“經濟學理由”：首先，人口下降后，每個勞動力平均擁有的資本數量提高了，而“人均產出水平是由每個勞動力平均擁有的資本數量決定的?！逼浯?，“資本都是由儲蓄形成的。所以人均資本擁有量最終是由儲蓄率決定的，儲蓄率越高，最終的人均資本占有率就越高，生活水平就越好?！薄皞魅静≡斐傻目只判艽?，總體儲蓄率就要上升，從而提高經濟增長率?！?/p>

作者的觀點中將人作為手段的殘忍且不去說。且從經濟學角度看，這種觀點看似有理，但卻犯了經濟學研究中兩個最常見也是最低級的謬誤：一個叫“后此謬誤”（the post hoc fallacy），另一個叫做“合成謬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

所謂“后此謬誤”，即如果A事件發生在B事件之前，就想當然認為是A導致了B結果的出現，并且尋找各種理由來論證這種本不存在的“因果”關系。有人將其形象地比喻為“認錯了孩子”。在《史》文中，僅僅因為1918年流感發生于其后十年美國經濟處于擴張期之前，就認定是流感導致了經濟增長，就是犯了“后此錯誤”。因為按最權威的經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過程中除了資本品增長外，還必須有勞動力的增長，而不是勞動人口的下降。因此，恰是1918年后美國從非洲與亞洲大量進行勞工輸入時期。

所謂“合成謬誤”，即如果對于部分來說是對的事情，就想當然認為對于整體來說也是對的。有一則笑話：某個富人因為整日價吃山珍海味，自己覺得肥肉是世界上最難吃的東西；他那些朋友富翁也是如此，于是他就認為對于所有的人來說，肥肉是最難吃的東西，而不知道在他家賣苦力的長工多么想能吃到肥肉。于是，這個富翁用于懲治手下長工的方法就是“強迫”他們吃肥肉，而長工們也正好利用這點，想吃肥肉時就怠工，吃肥肉時故做痛苦狀。在《史》文中，傳染病流行時期，僅僅因為個人可能由于恐慌而減少消費增加儲蓄，就認定總體儲蓄率會上升，并進而提高經濟增長率，就是最典型的“合成謬誤”。因為經濟增長要靠消費與投資需求拉動，而儲蓄率的提高僅僅是為更高的投資在準備更多的資本品上創造了可能性，并非一定會轉化為投資。而且，在大規模傳染病時期，消費與投資活動都急劇下降，導致社會總產出下降，進而連累到社會收入總體下降，從而不但不會提高社會整體儲蓄率，反而還會減少社會總儲蓄。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所指兩個經濟學研究錯誤，恰是現代經濟學入門教材、薩繆爾森與諾德豪斯主編的《經濟學》在“緒論”中就告誡過的，并且更巧合的是，所舉的兩個關于經濟增長的錯誤觀點中，前一例與作者的觀點類似，而后一例子恰就是作者的觀點即個人儲蓄率上升會導致社會儲蓄率上升（參見該書第14版的中譯本第10-11頁，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奉勸作者不妨翻一翻這本經濟學入門讀物。

再稍申發說開去，犯上述低級錯誤的還有中國最出名的經濟學家。有位經濟學家常發表各地市場化程度分析報告，為此自己設計了一套指標體系，并對每個指標賦以權數，然后將各項指數進行加權。其中有一項指標是“國企民營化”，他賦予了這項指標以遠超過別的指標的權數，這表明他已先驗地認為，國企民營化程度高低與市場化程度最緊密相關，國企民營化程度越高，市場化程度也就越高。這本沒有什么，甚至不能說不科學。而問題在于，在報告發布后，他反過來說：他的分析成果表明，哪個地區的市場化程度高，哪個地區的國企民營化程度就高；反之，市場化程度低的地區，國企民營化程度也就低。明明是自己作為分析前提的指標，到這里卻成了結論，這種“因果循環論證”的結論竟然在中國經濟學界一路橫行下去，竟然被視為權威觀點。

看來，中國經濟學界迫切需要回歸到最基本的經濟學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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