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巒含黛層林盡染的閩西群山南麓，有一處莊重古樸的清代磚木結構建筑。遠遠望去，“古田會議永放光芒”8個大字熠熠生輝，格外引人注目。1929年前那個大雪紛飛的寒冬季節，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這里勝利召開。在歷史的轉瞬之間，它見證了一個神奇而偉大的轉折。歷史的鐘聲縈繞耳畔，先輩的偉績歷久彌新。打開塵封的記憶，追尋95年前那段難忘的歲月，在傳承先輩們用鮮血和生命鑄就的榮光中傾聽那個永恒的故事。

　　風起于青萍之末：紅四軍在建軍原則問題上產生爭論

　　1929年1月，為打破敵人對井岡山的“會剿”，毛澤東、朱德等率紅四軍主力3600余人下井岡山，開始在贛南、閩西地區尋機外線作戰，并乘勢開辟閩西革命根據地。大柏地大捷后，紅四軍乘勝揮師寧都。后又在長汀門戶長嶺寨打響了入閩第一仗，解放了長汀縣城。紅軍在閩西發動當地群眾，進行土地革命，建立紅色政權，革命呈現出“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良好勢頭。

　　紅四軍雖然英勇善戰，百折不撓，但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極端民主化等錯誤思想普遍存在，農民出身的紅軍士兵身上自由散漫、無組織無紀律的現象比較嚴重。由于征戰中傷亡較大，中下級軍官及各級政治工作人員“損失太多”、“十分缺乏”，導致一些人對黨代表制度和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產生了懷疑和動搖。在長期緊張、艱苦的環境中轉戰，黨內和軍內存在的不同主張和意見分歧始終未能得到解決。

　　遠在上海的黨中央一直密切關注著這支當時全國紅軍中隊伍最大、戰斗力最強、建設得最好的“朱毛紅軍”，不斷通過福建、江西、廣東省委向他們發指示，并派出一批又一批的軍事政治人才。但由于赤白區域間的嚴重封鎖和交通險阻，加之紅軍一直在流動作戰，通信聯絡十分困難，中央對紅四軍的情況很難得到及時而具體的了解。而從各種渠道匯集的消息來看，紅四軍又確處在極其危急的處境之中。

　　1929年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會議討論紅四軍問題。會議對紅四軍的行動方針展開討論，多數與會者認為紅四軍應“將武裝力量散入各鄉村去”，避免被敵人所“消滅”；擔心朱德、毛澤東兩同志“目標既大徒惹敵人更多的注意”，決定讓他們“離開部隊來中央”。會后，由周恩來起草了中央致毛澤東、朱德并轉湘贛邊特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二月來信”。

　　剛從蘇聯回國的劉安恭受中央軍事部委派，攜帶“二月來信”赴江西尋找紅四軍。幾經輾轉，當他趕至瑞金時已是4月3日。此時，紅四軍接連取得大捷，又在吉安東固地區同贛西特委領導的江西紅軍獨立第二、第四團勝利會合。這氣氛與充滿憂慮語調的中央“二月來信”顯得格格不入。中央的指示信在廣大官兵中沸沸揚揚地傳開了，悲觀的內容產生了非常消極的影響，為日后紅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滋生混雜及紅四軍的爭論埋下了伏筆。

　　其時，由于贛南閩西根據地的擴大，軍隊和地方的工作陡然增多，前委頗覺“兼顧不（過）來，遂決定組織軍的最高黨部（即軍委）”。于是，成立了紅四軍臨時軍委。由于劉安恭留過學，又有著“中央代表”的特殊身份，到了紅四軍以后很快便被委以要職，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并接替了毛澤東的政治部主任職務。

　　但劉安恭自視甚高，對蘇聯軍事體制和用兵之道推崇備至，對毛澤東的建軍治軍和作戰原則卻不屑一顧，很想照搬蘇聯紅軍的那一套規程對這支農民武裝進行訓練和整頓。

　　在擔任軍委書記后不久，劉安恭就在一次主持軍委會議時提出：“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同時還強調說蘇聯紅軍正是這樣做的，并提出恢復正式軍委的主張。這個決定實際上限制了前委的領導權，在當時的條件下，非常不利于革命斗爭的開展，自然引起了許多同志的不滿。

　　5月底，毛澤東在永定湖雷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就黨內軍內的思想分歧進行了討論，爭論的焦點是紅四軍要不要設立軍委的問題。各方展開了激烈的議論，爭執不下，甚至一度達到白熱化的程度，但始終未能取得一致意見。

　　6月8日，紅四軍又在上杭白砂再次召開前委擴大會議，繼續就軍委問題進行討論。毛澤東認為：“今日兩種不同的意見最明顯的莫過于軍委問題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現在軍黨部要不要的問題”。他據此提出了四點意見：“第一，前委、軍委存在分權現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擔負，陷于不生不死的狀態；第二，根本分歧在前委、軍委；第三，反對黨管一切，反對一切歸支部，反對黨員的個人自由受限制，要求黨員有相當的自由，這三個最大的組織原則發生根本動搖，成了根本上的問題——個人自由主義與無產階級組織紀律性斗爭的問題；第四，對于決議案沒有服從的誠意，討論時不切實際的爭論，決議后又要反對，且歸咎于個人，因此前委在組織上的指導原則根本發生問題，完全做不起來。”

　　朱德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第一，“黨管理一切為最高原則，共產主義中實在找不出來”，這種口號“是違背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第二，對于“一切工作歸支部”的原則，他是“極端擁護的”，但是紅四軍在原則上堅持得不夠，成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對外代替群眾機關，對內代替各級黨部”，“這樣何嘗有工作歸支部呢？”第三，黨員在黨內要嚴格執行紀律，自由要受到紀律的限制，只有“贊成執行鐵的紀律方能培養全數黨員對黨的訓練和信仰奮斗有所依歸”。

　　劉安恭在會上慷慨陳詞，堅持要設立正式軍委，說這是完成中央指示，并進而攻擊“前委專權”，指責毛澤東“不執行中央指示”、“自創原則頂中央”等。誠如陳毅向中央匯報所說：“這次會議，劉安恭等完全攻擊毛，毛則好些，從政治上來說明一切問題；劉是軍委書記，大會表決贊成劉意見的沒幾票。”

　　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在會議召開的當天夜里，請時任秘書長的江華轉交給毛澤東一封信。他以支持毛澤東的姿態，在信中對黨內的這次爭論直抒己見，表示不贊成毛澤東離開前委，希望他有決心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經過討論，與會人員仍然各執己見，相持不下。毛澤東憤然提出辭職，說不能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馬上斠換書記”，讓他離開前委。這次會議共有41人參加，在舉手表決時以36票贊成、5票反對通過了撤銷臨時軍委的決定，并否決了成立正式軍委的提議。劉安恭的臨時軍委書記自然免職，他所任的軍政治部主任一職也由前委委員李任予接替，隨后改由陳毅擔任。這個結果引起了劉安恭的極大不滿，他散布了許多挑撥離間和攻擊毛澤東的言論，說紅四軍領導人中存在“反對中央派”和“擁護中央派”兩派，這樣，就在紅四軍黨內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

　　白砂會議后，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并沒有能夠消除紅四軍黨內的爭論，反而使爭論更加公開化和激烈化。面對這樣的局面，前委研究決定，把爭論問題發下去討論，并“特指定毛澤東、朱德、劉安恭三位同志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們自己的意見”。

　　6月14日，毛澤東以給林彪回信的形式，以7000多字的篇幅全面闡述了這場爭論的歷史淵源、爭論的主要問題、他的主要觀點及態度。實際上，他是將黨在軍隊中的領導作用問題放到了最根本的位置。

　　在毛澤東給林彪回信的第二天，朱德也給林彪寫了一封信。這兩封信連同林彪的信和毛澤東在白砂會議上的書面意見及劉安恭的意見同時刊登在6月中旬出版的前委機關刊物《前委通信》第三期上，并號召“同志們努力來爭論吧！”朱毛的這兩封長信由于各自觀點的不同，更由于是兩位最高領導人不同的意見，用這種方式展現在全軍黨員面前，其引起的反響是不同尋常的。

　　面對這種情況，陳毅感到特別為難和擔憂，他說：“矛盾公開了，實際上就是你們朱毛兩人的矛盾。”陳毅采取的方法是“各打五十大板”，以期阻止紅軍內部的分裂，加強團結。但毛澤東對這種調和的“陳毅主義”非常不滿，他主張對錯誤思想展開堅決的斗爭，“一定不肯調和敷衍模棱兩可，是非不分”。親歷者蕭克回憶這段歷史時說，“從湖雷會議開始，大會小會進行討論，有時甚至爭論起來……到了新泉看到公開發表的毛澤東、朱德分別寫給林彪的信，各縱隊、支委黨委討論得更加熱烈了，甚至連朱、毛的去留問題都提出來了。”

　　紅四軍七大：毛澤東前委書記一職落選

　　1929年6月，紅四軍第三次攻占龍巖后，殲滅了城內守敵陳國輝大部，為部隊休整創造了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于是，前委決定乘機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解決紅軍建設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重點是有關黨內爭論的問題。

　　22日，紅四軍“七大”在龍巖縣城公園右側小路下的公民小學（紅四軍政治部駐地）召開。會議由時任政治部主任陳毅主持，各支隊干部和士兵代表四五十人參加了會議。前委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民主空氣很是濃厚，會場氣氛十分熱烈。代表們對毛澤東、朱德提出了很多意見，劉安恭甚至指名道姓地對毛澤東進行了批評，態度十分偏激。

　　陳毅向大會作了前委工作報告，毛澤東、朱德等相繼發了言。陳毅在報告中強調，要解決黨內爭論，加強紅四軍中黨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要堅持實行“民主集中制”，“反對家長制和極端民主化的傾向”；提出要“提高黨員政治水平線”，“改進支部生活”，“反對一切非無產階級意識”，等等。同時，他對毛澤東、朱德都作了批評。批評朱德“有舊軍官思想，不重視思想政治工作，對劉安恭的宗派活動姑息”，批評毛澤東“有個人英雄主義和家長制領導方式”，并且十分為難地說：“你們朱毛吵架，一個晉國，一個楚國，兩個大國天天吵，我這個鄭國在中間簡直不好辦。我是進出之間為難，兩大之間為小，我跟哪個走？站在哪一邊？就是怕你們分裂，希望你們兩方團結起來。”當時年僅28歲的陳毅在面對如此重大的矛盾分歧時，陷入了兩難境地。

　　大會只開了一天，對紅四軍長期存在的爭論作了一次展開，部分地解決了一些問題，但是并不徹底。陳毅自己也認為，大會通過的《紅軍第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只是一個折中的決議案，“并沒有把問題徹底解決了”，即便寫到決議上的內容，也還有待于中央的指示和批準。

　　紅四軍“七大”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時空條件下召開的一次特殊會議。由于時間緊，準備不充分，對黨內分歧和矛盾的復雜等認識不足，加之解決分歧和爭論的條件還不成熟，會議缺乏正確的政治方向，因而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黨內分歧。時任紅四軍秘書長的江華給出了這樣的答案，“是客觀的歷史局限性所決定，并非任何個人的主觀意志所能轉移。”在這次會上，與會代表們未經中央許可改選了前委，使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落選。

　　之后，毛澤東離開了紅四軍前委的領導崗位，帶著譚震林、江華等赴閩西上杭蛟洋，指導閩西特委工作。而新被推選為前委書記的陳毅，則前往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陳毅將紅四軍的情況以及黨內發生的分歧與爭論，向周恩來、李立三等黨中央負責人作了客觀的報告。中央專門成立了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組成的委員會，進一步全面深入地總結紅四軍創造的經驗，討論研究和解決他們所爭論的問題。在反復研究討論取得一致意見的基礎上，由陳毅起草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史稱中央“九月來信”。來信正確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充分肯定了紅四軍兩年來的斗爭經驗和正確做法，并對紅四軍黨內的爭論問題作了結論，明確要求朱毛團結合作，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

　　9月下旬，朱德在上杭主持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旨在穩定干部戰士情緒，整頓部隊。但由于毛澤東在蛟洋患病未能出席會議，陳毅赴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未歸，前委領導不健全。大會準備不足，事先沒有拿出意見，而是放手讓代表討論，結果“無組織狀態的開了三天”，“毫無結果”。此后，紅四軍因執行中央指示和福建省委要求冒進東江遭遇失敗，前委領導又只朱德一人，應付不開，部隊思想更加混亂，士氣不振，逃跑現象日益嚴重，紅四軍建設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陳毅離開上海后，立即馬不停蹄地趕赴閩西。剛一落腳，當即派專人把中央“九月來信”送往蛟洋給毛澤東，并附上自己的一封親筆信，促請毛澤東回到紅四軍前委領導崗位。

　　看了中央“九月來信”和陳毅的親筆信后，毛澤東一掃往日內心深處的陰霾，在福建省委巡視員謝漢秋的陪同下，心情舒暢地從上杭蛟洋蘇家坡極速動身趕回長汀。

　　11月28日，他主持召開了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會議氣氛融洽而熱烈，這是自“七大”以后半年多來第一次團結民主的會議。針對紅四軍黨內出現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和問題，“這次會議除發出擴大閩西革命根據地，建立閩西政權的建議外，更重要的是進一步檢查了紅軍的一般情況，決定了紅軍的整頓和訓練問題，議論了十二月的工作，準備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

　　新泉整訓：古田會議的預備會議

　　為避開同由贛入閩向長汀襲來的贛敵金漢鼎的攻擊鋒芒，毛澤東同朱德、陳毅率紅軍主力撤離長汀開往連城新泉，轉向閩西革命根據地的腹地，與第四縱隊會合，開展訓練整頓。

　　這是紅四軍第三次進駐新泉。在這一年的5、6月間，毛澤東、朱德、陳毅等率領紅四軍先后兩次進抵新泉休整，傳播紅色思想，組建紅色武裝，建立紅色政權。

　　紅四軍部隊以縱隊為單位，分散駐扎在東南、西、北三個自然村和附近的鄉村。前委、軍委機關設在新泉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張育才的“望云草室”。在這座古色古香、格式典雅的平房里，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預備會，研究決定將在這里進行為期10天的大規模軍事、政治整訓，即著名的“新泉整訓”。政治整訓由毛澤東和陳毅主持，軍事整訓由朱德主持。

　　政治整訓旨在明確紅軍的性質、任務，引導官兵自覺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糾正舊軍閥作風。整訓一開始，毛澤東便舉行士兵、農民等各種調查會，召開大隊、支隊以上干部聯席會議，深入連隊、農村進行調查，多方聽取紅軍戰士和農民群眾的意見建議，摸清部隊官兵思想問題及其根源。賀子珍在回憶這段歷史時曾說：“毛澤東很忙。他既要為大會準備文件，又要深入部隊調查了解情況，傾聽戰士們的意見。十二月的閩西，雪花紛飛，他迎著風雪，奔走于紅四軍的駐地之間，從一個紅軍縱隊到另一個紅軍縱隊，召開戰士座談會。他還分批會見紅軍的各級指揮員，虛心傾聽他們的意見，誠懇地同他們交談，啟發他們的覺悟。不僅這樣，毛澤東還走訪了一些村莊，征求農民對紅軍的意見，聽取他們的批評。”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領導開展思想教育運動，在分別做好黨員干部、普通士兵思想工作的基礎上，發動部隊內部展開討論，以統一認識、提高覺悟。

　　十余天的軍內和農村調查，毛澤東收集到了極為豐富的材料，為起草紅四軍“九大”決議案提供了生動而又鮮活的素材。當夜幕降臨，他就借著幽暗的煤油燈光，細心地整理、分析和歸納從調查中得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他時而凝眸聚思，時而揮筆疾書。“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黨的組織問題”“黨內教育問題”“紅軍宣傳工作問題”……8個決議案，2萬余字，一個我黨我軍建設的偉大綱領——《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就在“望云草室”簡陋的小屋子里孕育誕生。

　　陳毅在協助毛澤東開展政治整訓的同時，負責編寫了十余萬字的整訓材料，內容包括“什么是共產主義”、“紅軍的性質任務”、“怎樣批評同志”、“被批評者應注意哪些問題”，等等。這些材料既讓部隊整訓有章可循，也為活動取得實實在在的效果提供了重要的保證。

　　軍事整訓也是熱火朝天。在寬闊的新泉背頭山上，朱德親自帶兵出操，針對軍內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和一些干部抱有“我們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簡直無所謂訓練”的錯誤認識，要求全軍部隊嚴格執行各項軍事訓練。針對“軍事技術太差，作戰只靠勇敢”等問題，朱德主持制定紅軍的條例、條令等法規，組織編寫并親自講授《新游擊戰術》等課程，就戰斗中如何散開、前進等深入淺出地講解、示范。同時，還通過上軍事課對地方武裝進行了培訓，培養了一大批地方武裝干部，為以后地方開展革命工作，建立和鞏固地方政權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新泉整訓”是繼“三灣改編”之后又一次新型民主整軍運動，不僅使紅四軍官兵提高了思想政治覺悟，錘煉了打仗本領，也使地方蘇區干部和武裝得到了一次很好的洗禮和歷練，同時為古田會議的勝利召開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和組織準備。

　　正當整訓運動緊張進行的時候，國民黨調集閩、粵、贛三省兵力，準備對閩西蘇區進行第二次三省“會剿”。擔任“會剿”總指揮的金漢鼎率部由贛入閩，從長汀撲過來，向連城新泉方向逐步推進。強敵壓境，毛澤東、朱德、陳毅果斷研究決定：紅四軍除留下一部分在新泉警戒長汀來犯之敵外，其余移師上杭縣古田鎮，繼續進行政治軍事訓練，為召開黨代會作準備。

　　古田會議：黨和人民軍隊建設的光輝里程碑

　　紅四軍到達古田以后，毛澤東和朱德、陳毅繼續為召開“九大”進行準備。白天，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黨代表聯席會議繼續進行調查研究，晚上則在前委機關駐地“松蔭堂”整理調查得來的材料。通過大量的調查和座談，他對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種種表現、產生的根源以及糾正的辦法，有了全面透徹的理解和把握，《古田會議決議》草案也得到不斷修改和完善。

◆古田會議會址。

　　1929年12月28日，一個雪花飛舞的日子。在古田鎮溪背村廖氏宗祠廳堂里，呈現一番熱氣騰騰的景象。大會主席臺上方懸掛著鮮紅的黨旗和馬克思、列寧的畫像，會場里張貼著“中國共產黨萬歲！”“反對盲動主義！”“反對冒險主義！”“反對機會主義！”等標語。包括各級黨代表和一些班、排長及戰士在內的120多位代表坐滿了大廳，人們的臉上洋溢著過節般的喜氣。

　　中國共產黨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這里隆重召開了。會議由大會秘書長陳毅主持。會上，毛澤東代表前委作了關于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的政治報告，并發表了多次講話。朱德作了軍事報告，從建軍之初一直講到了現在。陳毅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和相關指示精神，還專門作了關于廢止肉刑和槍斃逃兵的報告。

　　與會代表們熱烈討論了中央的指示信精神和會議的各個報告，共同總結了經驗教訓，統一了思想認識，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并改選了前委委員。選舉出新的紅四軍前委，其中正式委員由毛澤東、朱德、陳毅、李任予、黃益善、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宋裕和、田桂祥等11人組成，楊岳彬、熊壽祺、李長壽等3人為候補委員。在這些委員當中，除了大家熟知的毛澤東、朱德、陳毅、羅榮桓、林彪、譚震林、熊壽祺等人外，李任予時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后出任縱隊黨代表、軍政治部主任，1932年因叛徒出賣不幸被捕犧牲；黃益善時任紅四軍前委秘書長，中央紅軍長征后留在閩西堅持游擊戰爭，于1935年在福建長汀犧牲；伍中豪時任紅四軍第三縱隊司令員，曾是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生，紅軍早期優秀的高級指揮員，1930年10月在江西安福英勇犧牲；宋裕和時任紅四軍軍需負責人，1934年參加長征，全國解放后任中央軍委總后勤部副部長等職；田桂祥和李長壽都是士兵代表；楊岳彬時任紅四軍前委宣傳科科長，1934年叛變投敵，建國后被人民政府處決。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時任紅四軍代理軍委書記的熊壽祺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對此曾作過一段生動的記載：九次大會，“糾正極端民主化的領導傾向，一切問題要集體領導，因此九次大會的各種提案都是在大會前由前委召集支隊以上的書記、宣傳、組織開會起草，前委審查以后提交大會。大會選舉，也事先準備意見。提出要‘政治觀念正確，各種積極，有斗爭歷史’三個條件的人才當選，反對從前那中國分割式的以各縱隊為條件的辦法，并提出名單，供獻大會。這樣一來，九次大會便有精神了，只開了兩天，決定了很多的工作路線。從此會后，自前委直到支部各級指導機關的指導路線就改變過來了。”

　　古田會議是一個堅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之上召開的團結勝利的大會，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設史上的光輝里程碑。據時任二縱隊四支隊十二大隊黨代表的賴傳珠后來回憶說：“這個會議，總結了毛澤東同志的一整套建軍經驗，奠定了中國人民軍隊中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線，使其完全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之上，得以肅清一切舊軍隊的影響，成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

　　古田會議以后，紅四軍在毛澤東、朱德等的直接領導下，由古田轉向贛南，打破國民黨軍的重重圍阻，終致敵人喧囂一時的“會剿”黯然收場。1930年1月下旬，毛澤東與朱德各自率領的部隊在江西廣昌東韶會師。在古田會議光芒的照耀下，朱毛紅軍的歷史又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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