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

　　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

　　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

　　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

　　話說1966年6月10日下午，毛澤東在杭州召集各大區負責人談話。據王任重日記記載，毛澤東說：

　　“關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要怕。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一定派工作組，右派搗亂也不可怕。北大一張大字報，把文化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這是任何人壓制不住的一場革命風暴。這次運動的特點是來勢兇猛，左派特別活躍，右派也在頑抗、破壞，但一般不占優勢。打擊面寬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類排除。”

　　毛澤東還說：

　　“要在運動中把左派領導核心建立起來，使這些人掌握領導權。不要論什么資格、級別、名望，不然這個文化陣地我們還是占領不了。在過去的斗爭中出現了一批積極分子，在這場運動中涌現了一批積極分子，依靠這些人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

　　6月12日，毛澤東在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匯報工作時插話說：

　　“派工作組太快了并不好，沒有準備。不能讓他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清楚了再派？”

　　他還說：

　　“學生不讀書了。半年之內，我看不讀書，最活的是讀報紙。”

　　6月13日，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等人回到北京，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發出了《關于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的通知》，通知說：

　　“鑒于目前大專學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興起，要把這一運動搞深搞透，沒有一定的時間是不行的。”“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

　　6月13日這一天，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名義在批轉中南局、西北局關于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的報告上寫道：

　　“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于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

　　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辦公廳主任、8341部隊政委汪東興和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陪同下，乘專列離開杭州，向西駛去。

　　說起8341部隊的來歷，并不像坊間傳言那么神秘，它最早是在解放初期從延安時期就擔任中央警衛的1個師中抽出來的1個團，組建成中央警衛1團，番號為“總字001部隊”。這個團的番號幾經變化，在1963年底到1964年初又改為8341部隊。后來，8341部隊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參加了“三支兩軍”工作，在社會上公開亮相，這才一舉名揚天下。沒想到十幾年后，“思想解放”了，神鬼邪說盛行了，一些“氣功師”、“星象家”、“易學家”便胡謅出“8341”是毛澤東“壽命83歲、執政41年”的讖語。這種低級的無稽之談不但沒有人出面駁斥，反而為十幾億中國人所津津樂道，不能不說是歷史與毛澤東他老人家這位反對宿命論的唯物主義大家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

　　且說毛澤東在專列上接見了江西省委幾個負責人，他說：

　　“這次運動，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我們的青年人，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缺乏政治經驗，應該讓他們到大風大浪中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面，讓他們得到一個鍛煉的機會。使他們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想通過運動，練練兵。”

　　是日晚，毛澤東在南昌住了一夜。

　　6月16日，專列直奔長沙，毛澤東在九所6號樓住了一個晚上。

　　6月17日下午3時，毛澤東在湖南省公安廳副廳長高文禮和接待處處長蕭根如的陪同下，直奔湖南省湘潭縣老家韶山沖的滴水洞。這是毛澤東繼1959年之后第2次回故鄉。他坐在一輛吉普車上，前面和后面，均有車輛同行。張耀祠和高文禮坐在前衛車上，一輛大客車尾隨在小車隊的后面，里面乘坐的是隨行的8341部隊的警衛人員。

　　滴水洞離上屋場約4公里，位于韶山沖西邊，韶山水庫東邊，處于南面的龍頭山、北面的黃峰山、西面的牛形山3座山峰環抱之中。以前，這滴水洞即使是在大旱之時，也依然是滴水不斷，回聲悠揚，其韻如琴。在滴水洞前邊有一座橋，橋下是一條小溪，這溪水就源自于滴水洞中。后來在大搞農田基本建設中，截斷了山溝，滴水洞從此不再滴水，成了一個名不副實的大石洞。

　　湖北省委第二書記張平化在接替了湖南省第一書記周小舟的職務后，為了完成毛澤東想在滴水洞蓋一個茅棚的心愿，專程到滴水洞考察了一番。他發現這個地方果然是山勢險峻，既安全又便于保密，即使發生武裝政變，也可以在山上憑險抵抗。張平化將建房計劃呈報給中南局書記陶鑄，經陶鑄批準，撥一筆款子進行興建。湖南省委立即組建了一個領導班子，由省委秘書長任總指揮，又任命省建工局工程師劉鴻慶為總設計師。由于3年經濟困難的原因，領導者便因陋就簡，參照中南海毛澤東住所的建筑式樣，吸收蘇式建筑保暖防寒的特點，設計出1、2、3號主體工程。1號樓為毛澤東專用。2號樓是2層的客房，共24間，供陪同的中央負責人居住。在與1號樓相鄰的2號樓的回廊邊，有數間偏房，由毛澤東的貼身衛士、服務人員居住。3號樓有數層，距1號、2號樓約百米之遙，在距滴水洞洞口不遠的山腳下，是隨行的警衛部隊戰士和省委接待人員的留宿處。一個代號為203工程的秘密建筑，在1960年下半年開始破土動工，整個工程和從韶山到滴水洞間的唯一一條柏油馬路，一直到1962年年底才完工。

　　滴水洞及其建筑的確是一個非常隱秘、十分僻靜的所在，哪怕飛機從上空掠過，也拍不到這里的任何建筑，只能從飛機上看到一個拳頭形狀的山窩。就是從龍頭山、牛形山、黃峰山上走一圈，從任何地方向谷底俯瞰，也看不到一點建筑物。只有站在毛澤東祖父墳頭的大石鼓上，仔仔細細向下眺望，才能看得見萬綠叢中有一抹青灰色的屋脊，那就是第1號樓。

　　車隊到了滴水洞洞口，毛澤東下了車，沿著1號樓邊走邊看，他抬頭望望蔥綠的群山，高興地說：

　　“這個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錢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壞了。”

　　張耀祠和高文禮請毛澤東住1號樓，他們倆則住在2號樓。8341部隊的戰士們住在3號樓。

　　在滴水洞外圍的高山要道上，由當地部隊部署了警衛，滴水洞的內衛警戒則由8341部隊負責。

　　此時，天氣十分炎熱，滴水洞還沒有冷氣設備，省接待處處長蕭根如指揮工作人員從卡車上將從長沙拉來的幾個大水桶和冰塊搬入1號樓中。這次隨同來滴水洞照料毛澤東起居的，是專列上的兩位女服務員郭國群和張玉鳳，還有一位男服務員小周。他們把冰塊分放在木桶里，用電風扇把冰塊吹溶成冷氣，使室內的溫度降低。毛澤東高興地說：

　　“這種‘土空調’不錯嘛。”

　　盡管如此，毛澤東還是熱得直冒汗。

　　此后，一架專機往返于北京與長沙之間，每天給毛澤東傳遞著北京和各地的最新消息。

　　毛澤東在滴水洞期間，任何外人都不見，他除了看書、批閱文件，就是思考問題。有時他拿著書躺在床上看，有時又像是煩躁不安，在室內猛抽著煙踱來踱去。按照他的習慣，凡有重大事情，工作人員是不能打擾他的。毛澤東將他的思慮凝聚于筆端，賦七律詩一首，題為《有所思》，其手跡全文如次：

　　有所思

　　1966年6月

　　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叢枝。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

　　一陣風雷驚宇宙，滿街紅綠走旌旗。憑闌靜聽瀟瀟雨，七億人民有所思。

　　據說在經毛澤東審定的抄件中，“踏叢枝”為“踏芳枝”，“驚宇宙”為“驚世界”，“七億”為“故國”。一并抄錄于此，留待對詩詞有研究的學者們去考證吧。

　　在這段時間里，毛澤東還常在山下散步時仰望虎歇坪，很想上去看看祖父的墓地。

　　這虎歇坪是滴水洞南面的龍頭山后面的一小座山，山上有一塊大石，其狀如鼓，人稱“大石鼓”，毛澤東的祖父毛翼臣就葬在這里，他的很多親人也葬在這一帶山上。

　　有一次，毛澤東徑直朝著右邊的虎歇坪陡峭的山路上走去。工作人員擔心他年事已高身體吃不消，連忙勸阻道：

　　“主席，山上沒有路，荊棘多不好上去。”

　　毛澤東這才打消了上山的念頭。

　　再說6月16日至18日，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在上海錦江飯店小禮堂召開中央文革小組會議，起草了《文化部為徹底干凈搞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而斗爭的請示報告》，《報告》提出：文藝界有一條“又長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要對這條黑線實行“犁庭掃院”，“徹底清洗”。

　　后來在6月20日，中共中央以（66號）文件向全國轉發了康生、江青、張春橋起草的《文化部為徹底干凈搞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而斗爭的請示報告》。

　　6月18日，北京大學發生了一個被劉少奇稱為“反革命事件”的“618事件”。

　　原來在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后，他們把所有的干部和教師劃分成為四類人：好的，比較好的，有嚴重問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工作組還成功地利用了剛剛建立起來的紅衛兵組織，使之成為工作組和黨委的一支重要力量——“老文革”，指導他們對工作組指定的打擊對象進行斗爭。那些被整的干部和教授雖然表示愿意檢討自己，“改正錯誤”，但是他們仍然遭到了“老文革”窮追不舍的“揭發”和“批判”。

　　6月11日，北大歷史系一些“老文革”的學生把大字報貼在教授汪篯住室的門框上，不知道大字報是被風吹掉了，還是汪篯要出門把大字報撕了，那些學生便譴責他仇視“文化大革命”，故意破壞大字報。工作組也命令汪篯認錯并把大字報貼好復原。汪篯忍受著屈辱，照著他們的要求做了，于當晚喝殺蟲劑敵敵畏自殺，毒性發作，非常痛苦，他嚎叫著并以頭撞擊墻壁。鄰居聽到他那可怕的聲音，前去救他，但由于他反鎖了門，最終還是死于家中。

　　這個時期，北大校園內那些受到“老文革”排斥和壓抑的青年學生，常常和工作組對著干，雙方對立的事件時有發生，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工作組的正常工作，于是，工作組就以“反干擾”為借口對他們實施壓制。這就是“618事件”發生的背景和原因。

　　在6月18日上午，北大一些系里受壓抑的學生和教職員工，在6月16日《人民日報》關于南京大學批斗該校黨委書記兼校長匡亞明的報道和社論《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的影響與鼓舞下，未報告工作組，自發地在校園內批斗了一些被揭發為修正主義的領導干部和反動學術權威，會場里曾發生了給被批斗者戴高帽、抹花臉的現象，最終被工作組和“老文革”學生強行制止。

　　北大工作組雖然大力鼓勵學生揭發批判“黑幫份子”和“反動學術權威”，并計劃懲罰那些被劃入“第四類”的人，要把他們送去“勞改”，但是對于6月18日出現的這種不受工作組領導的行動，是堅決反對的。

　　6月19日，劉少奇聽取了北京大學工作組的匯報，認為在北京大學批斗干部和教師的“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指示李雪峰馬上派人前往北京大學調查處理。

　　這一天，劉少奇又給李雪峰打電話說：

　　“我考慮了很久，想讓王光美同志到清華大學蹲點，以便取得運動的發言權。最好讓她擔任清華工作組的一個領導職務，給她創造一個提高和學習的條件。你看怎樣？”

　　李雪峰說：

　　“很好，清華大學是北京運動的重點，王光美同志去那里最好，我很快辦好這件事情。”

　　6月19日下午，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指示來到清華大學蹲點，正式參加了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領導工作。她在清華大學看大字報時，對學生們說：

　　“我是按照劉少奇同志的吩咐來看大字報的。”

　　據《戚本禹回憶錄》說：“清華大學的情況更是劉少奇直接干預指導、鎮壓不同意見學生的典型。1966年6月19日，劉少奇派夫人王光美去清華大學，出任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顧問，實際掌控了清華大學的文革運動。因蒯大富貼出懷疑批評工作組的大字報，蒯大富和他所在化902班被工作組關注。因工作組說王光美要來化902班聽取意見而后又未來這件不大事件，竟引發了一場長達25天的反蒯運動。工作組提出‘反蔣（蔣南翔，中央教育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高教部部長、黨委書記，兼清華大學校長、黨委書記——筆者注）必反蒯’的口號，在王光美的指導下，有700多名師生受到批判打壓，多人被逼自殺。”

　　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革命的大字報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鏡》的社論，社論中寫道：

　　“對待革命的大字報采取什么態度，是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區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區分無產階級革命派和資產階級保皇派的一個重要標志。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須歡迎大字報，保護大字報，帶頭寫大字報，放手讓群眾寫大字報，放手讓群眾揭露問題。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對大字報怕得要死。見了大字報臉色發黃，渾身出汗，千方百計壓制群眾的大字報。害怕大字報，就是害怕群眾，害怕革命，害怕民主，害怕無產階級專政。”

　　6月20日這一天，北京大學工作組將處理“618反革命事件”的簡報即《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9號）》呈送中共中央。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名義批轉了這一處理報告，他在簡報的批語中寫道：

　　“現將9號簡報發給你們，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斗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以參照北大的辦法辦理。”

　　據《戚本禹回憶錄》說：“在這個簡報里，他們用片面、夸大的方法，歪曲報道了事情的經過，說當天上午北大所發生的群眾批斗會不僅存在嚴重的亂打亂斗，而且‘還很有可能是有組織、有計劃地陰謀活動’，是‘反革命黑幫和一些新生反革命分子相結合，對我們發動的一次突然襲擊’。工作組領導人張承先號召組織力量進行追查、反擊。張承先他們在學校開會追查了3天，但除了查出在參加運動的人中間，有一個歷史上當過國民黨軍隊連長的工人和幾個有盜竊或流氓前科的工人、學生外，并沒有查出任何一個反革命分子。可就是這么一個簡報，劉少奇卻把它作為‘反干擾，抓游魚’的依據，迫不及待地在‘簡報’上加上一個批語。”“劉少奇的這個批示與《9號簡報》，不經主席批準就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轉發給了全國。這實際上就是要全國各地學習北大工作組，嚴厲打擊革命群眾的革命行動。”

　　再說劉少奇作了批示后，又對李雪峰指示說：

　　“我和總理、小平、陶鑄、伯達、康生于6月9日至12日到杭州向毛主席匯報了北京及全國的文化大革命情況，我向主席說明，學校的文化革命可以采取3種辦法，一是奪權，這是少數，也就是像北大那樣把黑幫黑線篡奪的領導權奪回來。二是批判學術權威，如批判像翦伯贊、匡亞明那樣的反動分子。三是搞教學制度的改革，解決考試和教材等一系列的問題。城市和農村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和四清結合起來搞，有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我講話后，主席說：‘聽聽群眾的意見吧，我們不忙著下結論，也不要匆匆忙忙派人下去。吳晗這些人搞資本主義復辟，我看也可以。社會很復雜，只搞社會主義而不讓搞資本主義，不是太單純了嗎？不是沒有對立統一只有片面性了嗎？我看就讓他們猖狂進攻，也可以上街游行，拿上槍來搞政變、搞叛亂，我都贊成。事情都是要有一定的限度的，到了一定的時候這些東西都會出現。出現了也好，也是正常的，我們無非退出城市，再到農村打游擊，或者叫我們的后代再搞一次革命罷了。’ 所以，大家對派工作組的問題沒有明確的結論。主席的這些話，應該是極而言之的，我們不能讓它到了那個地步，所以，該怎么辦，一定要有決心和辦法。”

　　據《戚本禹回憶錄》說：“后來工作組壓制群眾的情況愈演愈烈了。我們中央文革的幾個人就向劉少奇提出，學校出現的壓制學生的情況是不正常的。但劉少奇認為那是正常的。劉少奇對我們說，群眾要給黨提意見，黨是歡迎的，要鼓勵他們。但有些情況不對啊，有些別有用心的人是在乘機反黨啊，我們就是要利用這次文化大革命，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渾水摸魚的人都抓出來。有個材料，說有個人利用大字報攻擊領導，講的東西都很尖銳，也不署名，結果一查是個歷史反革命。這個就是劉少奇他們一貫的邏輯，以偏慨全，抓住群眾運動中混入的個別壞分子，來作為鎮壓群眾運動的借口。在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中是這樣，在‘四清’運動中也是這樣。在這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他們又故伎重演了。他們的目的主要并不是為了抓什么壞分子，他們真實的目的是用這種方法壓制群眾，以免自己遭到群眾運動的沖擊。”“在6月20日的中央文件發出以后，各學校工作組就有了尚方寶劍，全國各地都出現了批斗學生和群眾的高潮。在這前后50多天的時間里，大批學生、群眾被工作組打成了‘右派’、‘反動學生’和‘反革命分子’。北京、陜西、江蘇、湖北等地數以千計的學生和教職員工被工作組揪斗和關押，甚至遭到逮捕。在批斗的時候還給他們戴上了高帽子。各地發生的跳樓、跳井、臥軌、上吊的事件接連不斷，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6月下旬，陳伯達在懷仁堂會議上根據上海的意見，給鄧小平遞了一個條子，說：

　　“不要用工作組的形式，因為容易形成包辦代替，妨礙群眾自己解放自己。”

　　鄧小平批評陳伯達說：

　　“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亂了套嗎？會形成自發、自流、無政府主義，放棄黨的領導。工作組是在黨中央領導下，才能保證黨中央的方針貫徹。”

　　陳伯達說不出道理，回到釣魚臺14號樓就坐在地毯上哭，他說：

　　“上海不要工作組，這里又批評得這么兇！”

　　陳伯達將北京的情況報告了上海，江青傳話說，文革小組要執行毛主席的路線，要到有工作組的單位支持群眾反對工作組。

　　再說6月22日上午，毛澤東在滴水洞1號樓看見大門口旁邊擺著一個輪椅，感到很有趣，就想坐一坐，出去轉一轉。他從1號樓出來，張耀祠、高文禮、中辦警衛局處長曲琪玉、新華社攝影記者錢嗣杰4人陪同他，來到了大門口，讓他坐在了輪椅上，由曲琪玉、高文禮2人推著。毛澤東顯示出一種天真的童趣。

　　眾人擁著毛澤東出了大門，順著馬路前行。毛澤東坐在輪椅上，左看看，右瞧瞧。馬路左側緊靠大山，右側是一條20米寬的深溝，小小的溪水在溝底流淌著。再往右，仍是大山。在毛澤東的記憶里，大雨滂沱時，山洪便直瀉而下，匯入這條小溪，轟轟作響，直往韶山奔去。毛澤東環視著群山，青山依舊，溪水如常，他沒有多少興趣了，就“唉”了一聲，說：

　　“我們還是往回走吧。”

　　這樣，走了不過300米遠，大家推著他又從原路返回了1號樓。

　　6月23日，李雪峰召開有關方面人員會議，動員大、專院校師生抓捕參與批斗干部和教師的壞人和反革命分子。他說：

　　“毛主席早就說過‘一個游魚三尺浪潮 ’，有幾個反革命分子并不可怕，抓出來就是了。現在我們對文化革命一定要加強領導，絕不能讓各種‘游魚類’制造混亂。黨員干部要挺起腰桿來，加強黨的領導。我們不可一日無黨組織！黨組織垮了的那些單位，要像救火那樣迅速派出工作隊！”

　　據團結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紅衛兵秘錄》一書記載：“據北京24所高校的統計數字，1966年6月23日止，被宣布的‘反革命’、‘右派’的學生10111個，支持他們被同樣宣布為‘反革命’的教師達2591人。”

　　6月26日下午，毛澤東在滴水洞1號樓前，接見了湖南省委開會的全體人員，并一塊合了影。

　　原來，湖南省委因毛澤東住在滴水洞，就有意把工作會議安排在離滴水洞不遠的韶山賓館召開。湖南省委書記王延春得知毛澤東要在28日走，便請毛澤東跟他們開會的人們照個相，毛澤東欣然同意了。在接見結束時，毛澤東對大家說：

　　“以前我帶你們長征，現在，我又要帶你們‘長征’了。”

　　此時，滴水洞的工作人員也向張耀祠提出請求說：

　　“我們大家都想和毛主席照個相。”

　　張耀祠說：

　　“你們等著，我跟主席說說。”

　　張耀祠向毛澤東說明了大家的愿望，毛澤東說：

　　“好嘛！”

　　于是，毛澤東又跟工作人員們合了影。

　　6月27日，以葉林為首的清華大學工作組召開師生批判大會，批判21歲的青年學生蒯大富。

　　蒯大富是清華大學化學系3年級的學生，他爺爺是新四軍老戰士，他父母都是40年代的老黨員。蒯大富仗著自己“根正苗紅”，不懼怕劉濤、賀鵬飛這樣的高干子弟，不把駐清華大學工作組放在眼里，始終堅持反工作組的立場。6月21日，蒯大富在一張大字報上批了這樣一句話：“要向工作組奪權”，被工作組視為“右派學生要奪權”，“是一種反革命行為”。從6月24日開始，工作組多次召開大會斗爭蒯大富，提出“要把蒯大富當活靶子打”，“小牛鬼蛇神”“要奪共產黨的權”，“是反面教員”。

　　王光美沒有在這次批判大會上露面，她在校園里收聽了大會的實況轉播。劉少奇的女兒劉濤和賀龍的兒子賀鵬飛在大會上先后發言，批判了蒯大富。

　　蒯大富此后宣布絕食，以抗議工作組。他被關押了18天，并被開除團籍。工作組在各系各班抓“蒯氏人物”。

　　據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共和國史記》一書記載：“清華大學工作組進行的反蒯斗爭中，有數百人被當作反革命和右派受到斗爭，被斗者有一人自殺身亡。”

　　6月28日，毛澤東在滴水洞已經住了11天了，這天上午，他同省委接待處的工作人員合影留念。照完相，工作人員未經毛澤東同意，悄悄地把其他人員叫走，只留下少數干部和毛澤東照相。毛澤東環顧了一下，發現其他人不在了，便帶著責備的口氣說：

　　“哼！你們把他們都趕走了。”

　　毛澤東坐在坪里不停地朝山上仰望，沉思良久。一會兒，他又進了1號樓，坐下來，點上煙。服務員見毛澤東又折了回來，便急忙端上茶。毛澤東呷了幾口，把煙滅掉，然后才依依不舍地離開了滴水洞。在臨上車時，他握著管理員廖時禹的手，深情地說：

　　“我還要回來的。”

　　毛澤東到了長沙，在大托鋪鐵路支線上了專列，他自言自語地說：

　　“又要到白云黃鶴的地方了。”

　　一路上，毛澤東顯得一副很沉悶的樣子。

　　6月28日晚，毛澤東回到武漢，下榻在東湖賓館。他看到陳伯達等人報送的關于北京大學“618事件”及劉少奇的批示后，勃然大怒，說道：

　　“怪不得到處鎮壓群眾，現在才明白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

　　于是，他當即批示道：

　　“‘618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

　　6月30日，毛澤東給劉少奇、鄧小平寫了一封回信。

　　此前，劉少奇、鄧小平曾致電毛澤東說，要在7月1日發表毛澤東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在復信中寫道：

　　少奇、小平同志：

　　來電早已收到。經過考慮，那篇講演現在發表，不合時宜。在這次文化大革命過去之后，一定有許多新的經驗可以對這篇講演加以修改，那時再議是否發表不遲。王任重同志也不贊成現在發表。另外，請告伯達、康生、陶鑄同志，將指導文化大革命運動的12條草案，擴成為20條左右。因為12條草案中有許多條混淆不清，有若干條，每條可分為兩三條，使每一條只說一件事，明白曉暢，讀者易懂，較為適宜。希望在一星期內，在北京討論幾次，并草成第二稿，給我送來兩份為盼。另外，華東局21日給中央報告華東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部署那些方面，值得參考。

　　毛澤東 1966年6月30日

　　1966年7月1日，《紅旗》雜志第9期重新發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紅旗》雜志在按語中說：《講話》“最完整地、最全面地、最系統地總結了文化戰線上的兩條路線的斗爭。”“是無產階級革命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最完整、最徹底、最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路線。”

　　《人民日報》同日發表了一篇社論：《毛澤東思想萬歲》。

　　這篇社論是由陳伯達起草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在修改草稿時，將原稿中“毛澤東同志在我國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在全世界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一句刪去了。增添了劉少奇、鄧小平一些指示，如：“劉少奇同志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指出……”，“早在二十年前，劉少奇同志就向全黨指出……”，“鄧小平同志指出……”等等。

　　7月1日這一天，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領導機關正式成立，由向守志任司令員，李天煥任政委。機關設立了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

　　7月初，周恩來出訪結束回到北京。

　　周恩來是在6月16日到7月1日先后訪問了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巴基斯坦。回到北京后，他從《紅旗》雜志1966年第14期社論中看到了這樣一段文字：“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展開了群眾性的批判”，他很不理解，就把《紅旗》雜志負責人王力找來，問道：

　　“黨內路線問題只有‘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提法，怎么用了資產階級，還‘反動’呢？”

　　王力回答說：

　　“這是主席定的。”

　　周恩來說：

　　“我要去問主席。”

　　7月3日，王任重給湖北省委寫了一封信：《關于中等以上學校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即“73指示”），他在信中說：“要引蛇出洞，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抓住根子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來。”“把最壞的右派學生揪出來，集中地斗……”

　　7月上旬，陶鑄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批準了王任重的“73指示”，對革命群眾組織進行了大規模的圍剿。

　　7月6日，劉少奇發出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指示，《指示》要求：

　　“中學文化革命8月份解決三分之一，9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學教師要集中交代問題，像四清中公社開3級干部會一樣。”

　　鄧小平也同時發出指令，要求：“中學教師按四清辦法，集中交待問題。”

　　7月8日，毛澤東給擔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第一副組長的夫人江青寫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寫道：

　　江青：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還是照魏、陳二同志的意見在那里住一會兒為好。

　　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后行止再告訴你。自從6月15日離開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個山洞里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28日來到白云黃鶴的地方，已有10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么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作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

　　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道：世無英雄，隨使豎子成名。魯迅曾對于他的雜文也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的直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于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相信。

　　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后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后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于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紙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在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么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

　　全世界100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講過不知多少次，你還記得吧？4月在上海還講過。

　　以上寫的，頗有點近乎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但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只說對于我所起的作用，覺得有一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們的區別。

　　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礎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后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么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后的一個什么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布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要倒霉了。

　　中國自從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20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黃埔軍校，收羅了一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這20年中，他從來沒有統一過，國共兩黨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的戰爭，中日戰爭，最后是4年大內戰，他就滾到一群海島上去了。

　　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

　　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久不通信，一寫就很長，下次再談吧！

　　毛澤東 1966年7月8日

　　信寫好后，毛澤東讓秘書徐業夫抄寫一遍，待徐業夫抄完，他又在抄件上訂正了幾個錯別字。

　　7月11日下午，周恩來在武漢由王任重陪同，見到了毛澤東，匯報了他的歐亞之行。毛澤東稱贊他6月27日在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群眾大會上發表的關于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講話，他說：

　　“你講得好，在世界上把我們這場大革命的意義和目的都講清楚了。不是很多人都不理解嗎？讓他們好好學習一下你的講話吧。這是在向全世界的修正主義者宣戰啊！”

　　周恩來向毛澤東提出了他對《紅旗》雜志社論中“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展開了群眾性的批判”這一提法的疑問，毛澤東耐心作了解答。后來周恩來回到北京后告訴王力說：“主席同我用英文講了‘反革命路線’、‘反對革命路線’、‘反動路線’這3個詞的區別。我對主席說‘我懂了’。”

　　7月12日上午，毛澤東在武昌東湖賓館繼續同周恩來、王任重談話，并讓周恩來看了7月8日寫給江青的那一封信。周恩來看完后，建議找林彪談談。毛澤東表示同意。

　　關于毛澤東寫給江青的這一封信，王任重在第二天即1966年7月13日的日記中作了這樣記載：“11日總理來，下午到主席處談了3個小時，12日上午9時又到主席處談了2個小時。主席寫給江青的一封信，不贊成過分吹他的作用，不贊成最高最活、當代頂峰的說法，這是強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強加于人。”

　　《戚本禹回憶錄》中則說：“這封信是主席在外地時叫總理交給江青的。總理和王任重都把它抄下來了。后來陶鑄也抄了一份，可能是從王任重那里轉抄的。總理的軍事秘書周家鼎告訴我，他親眼看見，總理親手用行書抄了一份。”

　　7月14日，周恩來到大連同林彪談話，轉達了毛澤東那封信的意見。林彪表示接受，答應回北京后修改5月18日的講話。

　　7月15日，毛澤東對張耀祠說：

　　“你們去看看武漢大學，看他們現在干什么。”

　　于是，張耀祠和另外3個衛士到了武漢大學，他們看到好多學生在扎木排。張耀祠問：

　　“你們扎這個干什么用啊？”

　　一個學生說：

　　“我們明天要橫渡長江，這個木排用于插彩旗的。”

　　張耀祠回到東湖賓館，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也沒說什么。

　　7月16日早晨6點，毛澤東對張耀祠說：

　　“上午8點去游長江。”

　　張耀祠不敢怠慢，馬上同湖北省公安廳副廳長徐耘云取得了聯系，告知他毛澤東要去游長江。張耀祠又與警衛部門進行了各種準備工作。

　　上午9點20分，毛澤東穿著睡衣，在王任重陪同下，乘坐轎車來到長江邊。

　　這一天天氣很好，毛澤東下了車，舉目四望，然后，邁步登上事先準備的渡船，開始檢閱武漢大學經過嚴格挑選出來的5000名游泳健兒。

　　大學生的游泳方隊，推著迎風飄揚的彩旗，伴著高音喇叭里激越的革命歌曲和嘩啦啦的江水，向前游動。毛澤東站在船頭上，興致勃勃地看著他們，臉上充滿了欣喜的容光。

　　突然，大學生們發現了毛澤東，他們大聲喊著：

　　“啊！是毛主席，是毛主席，果然是毛主席！”

　　頓時，整個江上歡呼起來，兩岸的群眾也歡呼起來！

　　在漢口等待毛澤東接見的3批外賓，在外辦廖承志、外交部韓念龍的陪同下，也來乘船觀看學生們橫渡長江。外賓們也看見了毛澤東，熱烈地鼓起掌來。毛澤東扭過頭，向外賓們揮手致意。

　　毛澤東看完大學生渡江后，乘船向上游駛去，到達武漢大壩。他說：

　　“我最喜歡今天這樣的游泳，走吧，我們都下去，都去感受一下長江的浪濤。”

　　衛士和工作人員，一個個躍入水中，毛澤東也興奮地下了水。他雖然已經是一位73歲的老人了，但他的精力、興趣不減當年。他一會兒搏擊奮進，一會兒又仰著身體翹起雙腳，雙手交叉放在胸前，好像躺在床上休息一樣，一動不動地隨著波浪一起一伏漂著走。衛士們以為他累了，哪知他忽然一個側身，沖破波浪，揮臂向前，把小伙子們撇在了后面。衛士們奮力趕上去，毛澤東對他們說：

　　“游泳是很好的休息，輕松自在，沒有其它任何雜念，一切都順其自然。長江又寬又深，水流湍急，是游泳的好地方。”

　　他還說：

　　“橫渡萬里長江，不僅可以鍛煉身體，而且更能鍛煉一個人意志。如果在游泳池里面游泳，那就沒有多大意思了，要到大江大海中去游，到大風大浪中接受鍛煉。”

　　毛澤東一直游到武漢鋼鐵公司附近才上船，游程15公里，歷時1小時零5分鐘。他在船上對王任重說：

　　“長江，別人都說很大，其實，大，并不可怕。美帝國主義不是很大嗎？我們頂了他一下，也沒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東西，其實并不可怕。”

　　7月16日下午，毛澤東派秘書給來到武漢等待陪同他接見出席亞非作家會議代表的郭沫若送去一封信。郭沫若打開一看，是一幅毛澤東手書的《西江月·井岡山》。

　　原來早在1965年初夏，郭沫若到井岡山觀光，作了《七律·黃洋界》一首。當地負責人告訴郭沫若，他們計劃在黃洋界立一塊紀念碑，可是找不到毛澤東那首《西江月·井岡山》的手跡，希望郭老幫忙。郭沫若回京后，也沒有找到毛澤東的這幅手跡，于是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并沒有提立碑之事，只是說自己希望得到這幅手跡。郭沫若知道，如果提出立碑的事，毛澤東是不會同意寫的。即便如此，他將信發出后，也沒有得到回音。沒想到，今天卻意外地得到了毛澤東寫在10幾張8開宣紙上的珍貴手跡。郭沫若高興極了，激動地對毛澤東的秘書說：

　　“請你回去代我謝謝毛主席。”

　　送走毛澤東的秘書，郭沫若讓他的秘書把手書擺在地毯上，請攝影記者拍成照片，寄給了井岡山管理局。后來，他回京后又將原件送榮寶齋裝裱加框，掛在自己辦公室正中的墻壁上。

　　郭沫若曾經這樣評價毛澤東的書法：“毛澤東的書法和他的文章、詩詞一樣，豪邁瀟灑，深邃流暢，奔放自如，自成一體，風格獨創，使你百看不厭，給你一種美的享受。有人形容毛澤東的書法是‘龍飛鳳舞’，我看一點也不過分。”

　　7月中旬，劉少奇在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周恩來、鄧小平、康生、謝富治、陶鑄等人都參加了會議。與會者就派工作組等一系列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李雪峰多次發言，表示支持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問題上的一系列措施，他認為派工作隊進學校是正確的，起了“積極決定作用”。

　　陶鑄和陳毅在發言中也全力支持李雪峰的意見。后來過了很長時間，陳毅見了李雪峰，還說：

　　“7月會議上除了你以外，就數我講得多！”

　　7月18日，毛澤東從武漢啟程，回到已經離開了半年的北京。

　　劉少奇聞訊毛澤東回到了北京，便前往毛澤東住處，打算匯報前一段的工作。可陳伯達、康生等已先于他見到了毛澤東，正在談話，秘書就請他改日再來。

　　關于此事，《戚本禹回憶錄》中說：“7月18日毛主席從武漢回到北京。他一回來，就住進了釣魚臺的12號樓。當天，徐業夫通知我，讓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去12號樓開會。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和我等人去了以后，主席和我們一一握了手，隨后就讓我們把前些日子所看到的，和了解到的情況跟他匯報一下，一些已經向他匯報過的情況他也還要我們都再講一遍。在我們匯報的時候，主席對北大發生的‘618’事件特別關心，還特別關心劉少奇對‘9號簡報’作的批示發下去以后，學校所發生的死人事情。他聽得很仔細，反復問，是真死人了嗎？我們說，是真死人了。他就問，怎么死的？我們回答，清華有一個青年教師被逼服農藥自殺了，有的是跳樓，有的是臥軌等等。主席聽著聽著，表情顯得很凝重。看得出來他對學生的死非常難過。這時張春橋把北大的‘9號簡報’和劉少奇批發的中央文件送給毛主席看。主席看后說，怪不得到處鎮壓群眾，現在才明白有一個司令部。在我們匯報的過程中，我看到徐業夫進來，他到主席那里不知說了什么，又馬上出去了。后來聽說是劉少奇要來見主席，因為主席在同我們開會，要他先回去了。這件事是不同尋常的，恐怕對劉少奇的打擊很大。因為以前劉少奇要見主席，是隨時可以見的。后來謝富治也跟我說起，主席是劉少奇都不見，先見了你們。”

　　欲知毛澤東回京后有何重大舉措，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7月16日，73歲高齡的毛澤東檢閱了武漢大學5000名大學生游泳大軍，又親自下水，再次橫渡長江。這一壯舉，是很有深意的（請看下一章7月25日《人民日報》報道）。毛澤東說：“如果在游泳池里面游泳，那就沒有多大意思了，要到大江大海中去游，到大風大浪中接受鍛煉。”“長江，別人都說很大，其實，大，并不可怕。美帝國主義不是很大嗎？我們頂了他一下，也沒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東西，其實并不可怕。”這些話無疑是對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年一代的巨大鼓舞。不經歷那個時代的那一場波瀾壯闊的階級斗爭，是無論如何也體會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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