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我們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有的時候

　　我也很憂慮。說不想，不憂慮，那是假的。”

　　話說1966年4月20日，昨日出訪歸來的劉少奇出席了杭州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4月22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

　　“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問題只是吳晗問題，后面還有一串串‘三家村’。文化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革命，是意識形態的斗爭，觸及的很廣泛，涉及面很寬。朝里有人，比如中央宣傳部、中央文化部都發生這方面的問題，朝里都有人。”

　　“逐步地展開，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評一兩個。軍隊也有。所謂朝里，不光中央，部門包括各區、各省市。朝里那樣清，我不相信。”“2月3、4、5、6、7，五天嘛，不忙那么不忙，一忙那么忙。2月3日急于搞一個5人小組文件（指《二月提綱》——筆者注），迫不及待。在武漢談整左派，我不同意。”

　　“過去沒有系統管，首先從我起，沒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統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現在抓嘛。”“中國出不出修正主義當權，兩種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遲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界，黨政軍也要出，特別是黨和軍出了修正主義就大了。”

　　4月23日，毛澤東對高教部黨委部署深入開展學術批判情況簡報寫了一個批語：

　　此件好，發各同志看。各地區大學師生，中學教員和高中學生，都應參加到文化革命運動中去。

　　毛澤東 1966年4月23日

　　4月24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基本通過了中共中央的《通知》稿和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名單，決定提交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

　　4月24日這一天，葉劍英、蕭華、楊成武、劉志堅將中央工作組《關于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及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4個人的發言材料，還有羅瑞卿寫于3月12日的檢查，一同呈報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

　　4月27日，毛澤東又在江青等修改的《通知》稿上作了部分修改。

　　4月29日，毛澤東在談話中繼續嚴厲地批評彭真和北京市委，他說：

　　“北京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滴不進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觀改造黨，事物是向他的反面發展的，他自己為自己準備了垮臺的條件。這是必然的事，是從偶然中暴露出來的，一步一步深入的。歷史教訓并不是人人都引以為戒的。這是階級斗爭的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攻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黨內的渺小的人物，沒有什么了不起，一個指頭就捅倒地。‘西風落葉下長安’，告訴同志們不要無窮地憂慮。灰塵不掃不走，階級敵人不斗不倒。

　　贊成魯迅的意見，經書不可不讀，不可多讀。不讀人家會欺侮你。

　　現象是看得見的，本質是隱蔽的。本質也會通過現象表現出來。彭真的本質隱藏了三十年。

　　要不要告訴阿爾巴尼亞同志？沒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1966年5月4日，劉少奇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一共有76人，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有關方面的負責人外，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8人，以中央文件起草小組成員身份了出席會議。這次會議后來一直延續到5月26日。其間，毛澤東一直在杭州，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但這次會議的程序和各種文件的起草，都是由毛澤東安排的。會議的情況由康生負責向毛澤東請示報告。

　　會前，李雪峰接到會議通知后剛到北京，葉劍英就跑來對他說：

　　“又發生事情了，你知道嗎？”

　　李雪峰聞言，不由得一怔，說：

　　“不知道啊！”

　　葉劍英隱隱約約地把毛澤東批評彭真的《二月提綱》的消息給他透露出來。李雪峰心里暗暗叫了一聲：“糟糕！彭真出問題會連累許多人的，因為他那個匯報提綱各大局都貫徹執行了呀！”他問葉劍英：

　　“彭真和羅瑞卿的問題有沒有關系？”

　　葉劍英說：

　　“彭真實際上是保羅瑞卿的，這一點，我們都看出來了，但是沒有什么具體的事實。林彪曾經給我打過招呼：要我注意彭真的言行，不要和他拉扯得太緊，沒想到這么快就出了問題。”

　　擴大會議開始時，彭真緊挨著李雪峰坐。李雪峰看得出來，彭真有許多話想和他講，李雪峰故意不多搭理他，而且還刻意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會議首先由康生傳達了毛澤東在最近一個時期的講話，集中批判了彭真、陸定一。

　　接著，與會者紛紛發言，批判彭真。彭真見康生、陳伯達等人都把矛頭指向了自己，立刻和那些人頂起來，他要求中央對他進行審查。劉少奇說：

　　“你彭真到現在還嘴硬，你的個人主義膨脹，我早就看出來了，你為什么要打著毛主席的旗號來騙我們？你就是一個陽奉陰違的兩面派，中央的修正主義就是你！”

　　大家見劉少奇說出了這樣的話，都跟著指責彭真。

　　李雪峰回憶當時的情形說：“會議的氣氛緊張起來了！人家一切都是事先準備好的，彭真根本沒有辯護的權利，開始就陷入孤苦境地。彭真一開口，就被康生和陳伯達頂回去了。”

　　中央決定，停止彭真參加會議。

　　劉少奇在和華北局書記李雪峰談話的時候說：

　　“彭真在歷史上和現實工作中都是反對我的，他總是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對我搞封鎖，不講真話。我多次在毛主席面前說過：彭真這個人可是不好領導呀，動不動就以功臣自居，其實他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東西。這一次把他揪出來也是我們黨多年來爭取黨內生活正常化的努力。你要抓住對他的黑幫勢力的清理和斗爭。”

　　李雪峰也說：

　　“彭真過去是從來看不起我的，多年來我們對北京市的工作無法過問。名義上北京市屬于華北局領導，實際上是北京市在指揮我們。”

　　據《戚本禹回憶錄》說：“在1964年底討論《二十三條》時，劉少奇頂撞毛主席的事情發生以后，彭真批評劉少奇批得很厲害，說這是對毛主席不尊重，還說劉少奇在農村問題上老想單干等等。在農村問題上彭真倒是有資格批評劉少奇的，因為彭真一直是不主張單干的。劉少奇問毛主席，你老說走資派，那到底誰是‘走資派’？毛主席說，張霖之就是。彭真說，你劉少奇這樣逼問毛主席，結果是害了這些干部。所以在這次的會議上，劉少奇對處理彭真是很積極的。劉少奇說過，彭真不僅反毛主席，而且也根本不把他和其他中央領導人放在眼里。”

　　5月5日，毛澤東會見以謝胡為團長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周恩來、林彪、鄧小平、伍修權參加了會見。毛澤東在同謝胡的談話中說：

　　“我的身體還可以，但是馬克思總是要請我去的。事物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馬克思、恩格斯就沒有料到首創的社會民主黨在他們死后被他們的接班人篡奪領導權，變為資產階級政黨，這是不以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為轉移的。他們那個黨開始是革命的，他們一死變成反革命的了。蘇聯也不以列寧的意志為轉移，他也沒有料到會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

　　“事物不斷地走向反面。不僅是量變，而且要起質變；只有量變，不起質變，那就是形而上學。我們也準備著。你曉得哪一天修正主義占領北京？現在這些擁護我們的人搖身一變，就可以變成修正主義。這是第一種可能。第二種可能是部分分化。”

　　“你曉得哪一天修正主義占領北京？現在這些擁護我們的人搖身一變，就可以變成修正主義。鑒于這些情況，我們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

　　“總之，要把兩個可能放在心里。頭一個可能是反革命專政，反革命復辟。把這個放在頭一種可能，我們就有點著急了，不然就不著急，太平無事。如果你不著急，太平無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樣。光明的一面現在看出來了，還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們在做地下工作。列寧講過，被打敗了的剝削階級長期還強于勝利的無產階級。列寧又講，農民、小資產階級每日每時都生長資本主義。打敗了的階級是哪些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而群眾就是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還有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我們都包進來了。還有地主階級的兒女。過去我們的大學生大多數是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兒女。工人、貧農、下中農都進不起學校，小學都進不上，進上小學進不上中學，何況進大學？舊的知識分子至少有幾百萬人。群眾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們手里，我們沒有掌握。那么多小學，我們沒有小學教員，只好用國民黨留下來的小學教員；我們也沒有自己的中學教員、大學教授、工程師、演員、畫家，也沒有搞出版社和開書店的人員。那些舊人有一部分鉆到黨內來，暫時潛伏不動，待機而起。等于赫魯曉夫潛伏不動，待機而起一樣。第二個可能就是剝筍政策，一層一層地剝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壞的剝掉。從1921年到1966年45年了，我們就初步地剝了一遍，剝掉了不少反動的：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張國燾、張聞天、高崗、饒漱石、彭德懷、羅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幾十個中央委員，還有睡在我們身邊沒有發現的。”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時候我也很憂慮。說不想，不憂慮，那是假的。但是睡覺起來，找幾個同志開個會，議論議論，又想出辦法來了。”

　　5月6日，張春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他系統地介紹了彭真、陸定一等人在八屆十中全會后對抗文化革命路線的情況。

　　5月7日，毛澤東看了林彪寄來的中央軍委總后勤部《關于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非常興奮。他浮想聯翩，揮筆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來的總后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干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后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做出適當的指示，請你酌定。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當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3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是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2次世界大戰的8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當然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3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產品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么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于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毛澤東 1966年5月7日

　　這封信后來以中央正式文件發往全國各地，成為著名的“五七指示”。

　　5月9日，《解放軍報》發表了江青撰寫的署名為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江青在文章中寫道：

　　“鄧拓是他和吳晗、廖沫沙開設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這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一個頭目。他們把持《前線》、《北京日報》以及《北京晚報》作為反黨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

　　“對黨和社會主義懷著刻骨仇恨的鄧拓一伙，從1961年開始，就拋出了他們的《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他們以談歷史、傳知識、講故事、說笑話作幌子，借古諷今，指桑罵槐，含沙射影，旁敲側擊，對我們偉大的黨進行了全面的惡毒的攻擊。辱罵我們的黨‘狂熱’、‘發高燒’，說‘偉大的空話’，害了‘健忘癥’。惡毒地攻擊總路線、大躍進是‘吹牛皮’，‘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了現實’，把‘一個雞蛋的家當’，‘全部毀掉了’，在事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竭力為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喊冤叫屈，吹捧他們的反黨‘骨相’和‘叛逆性格’，鼓勵他們東山再起。誹謗無產階級專政，極力煽動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滿情緒，宣揚腐朽沒落的封建道德和資產階級思想，為資本主義復辟鳴鑼開道。鄧拓甚至狂妄地叫嚷要我們黨趕快下臺‘休息’，什么話都不要說，什么事都不要做，一切聽從他們的‘指導’，由他們來專我們的政。”

　　“鄧拓的《燕山夜話》，是地地道道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我們一定要抓住它，識破它，戳穿它，剝掉它的畫皮，讓鄧拓這一小撮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丑惡面目，統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欠債總是要還的。鄧拓要想‘瞞天過海’，要想‘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是絕對辦不到的。不僅鄧拓滑不過去，他的同伙也滑不過去；不僅《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要鏟除掉，《海瑞罷官》、《李慧娘》、《謝瑤環》，以及《長短錄》中的毒草，等等，凡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東西，都要一一鏟除，毫不例外。”

　　文章最后寫道：

　　“有階級，就有階級斗爭，這是個必然的規律。在我們內部揪出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不是壞事，而是一件大好事，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污蔑和攻擊，只不過是幾個蒼蠅嗡嗡叫而已，絲毫也無損于我們黨的偉大光輝。我們要正告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是你們早就向黨向社會主義開了火。‘來而不往，非禮也’。我們一定不會放過你們，一定不會放過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把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同時刊登姚文元撰寫的長篇文章：《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嚴厲地批判了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和吳晗在《前線》雜志“三家村札記”專欄上所發表的雜文。姚文元在文章中寫道：

　　“凡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凡是阻礙社會主義革命前進的，凡是同中國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敵對的，不管是‘大師’，是‘權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全都揭露出來，批判他們，踏倒他們。”

　　5月11日，《人民日報》和全國各報刊均轉載了姚文元的《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一文。

　　5月11日這一天，《紅旗》雜志第7期發表了戚本禹撰寫的題目為《評〈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的資產階級立場》的文章。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姚文元的文章是他在上海和江青、張春橋一起討論過的，主席也知道。我的文章則是與在京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陳伯達、康生、尹達、王力、關鋒等人一起討論的。因為是登在《紅旗》雜志上的重要文章，所以大家討論得非常認真。在討論的時候，康生提出，要徹底批判鄧拓，就一定要聯系他的歷史來批。他說，你們不知道吧，鄧拓是個叛徒。康生說，這是聽彭真說的，鄧拓在歷史上曾經被捕過，在受審的時侯，他把共產黨的內部情況招供了。所以康生說，在我的文章里要加上‘鄧拓是叛徒’這句話，在場參加討論的所有人都表示同意。康生又對我說，關于鄧拓的變節問題，你要跟安部長（中央組織部的安子文）核對一下。于是，我就在康生那里用紅機子給安子文打了電話，一位姓陸的秘書接的電話，她是個女同志，之前我們都認識。我說，我想請示一下安部長，現在《紅旗》雜志編輯部在討論一篇批判鄧拓的文章，在文章里要指明鄧拓是叛徒。這件事須要跟你們核封一下。我還說，這是伯達、康生提出來要核對的。隔了一天，陸秘書就打電話給我，她說，安部長已經看過檔案，據檔案材料，他在敵人那里是招供了，所以可以說是叛徒。但是在批判文章中提不提這個問題，這個要由中央來決定。我說，是要請示中央的，謝謝你的提醒。這個稿子定稿出清樣以后，由陳伯達簽了名。然后就直接送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送上去以后，劉少奇、鄧小平和其他中央領導也都在清樣上畫了圈。我們特意在‘鄧拓是叛徒’這句話下面加了橫桿，他們也沒有提出異議。清樣退回來以后，我問，還要不要請示主席？陳伯達、康生都說：不用了。安子文都說是了，劉少奇、鄧小平同志也看過了，都沒有意見，這就是通過了。對鄧拓變節的事，當時我也沒有產生過什么疑問。因為那次我和關鋒在彭真家里的時候，談到了鄧拓的文章。我們都說鄧拓的文章寫得不好。彭真就悄悄地跟我們說，鄧拓以前叛變過，只是沒有給黨造成什么大的危害。本來‘八大’要選他為中央委員的，是他自己給中央寫信，說他在歷史上有問題，不能當中央委員。”“對于鄧拓和吳晗、廖沫沙，在《北京日報》、《前線》雜志上發表的諷刺現實的文章，有的我贊成，有的我反對。而且早就寫過批評他們的文章（是發表在當時的《光明日報》上的）。他們不僅僅是在發牢騷，有些地方可以說是對黨和毛主席的攻擊，而且攻擊得很過分。鄧拓在大躍進期間擔任《人民日報》的總編輯，《人民日報》上大量登載了‘放衛星’，‘假高產’的消息和報道，他是有責任的。當然，當時在中央分管《人民日報》工作的鄧小平也有責任。毛主席早已批評鄧拓是‘死人辦報’，就把他的總編輯撤了。這也可能引起了他對毛主席的不滿。鄧拓在1966年5月18日凌晨自殺。聽到這個消息，我馬上就想到，他是不是因為看到5月11日我的文章，受到了刺激，因而自殺的？可能有這個因素。但我后來知道，在這篇文章發表之前，他已經寫過很長的東西，表示要自殺了。文革被否定后，負責我專案的審判庭在準備審判我的時候，也把我這篇點鄧拓是叛徒的文章作為鄧拓自殺原因而定為我的一個罪名。我跟他們說，關于這件事的經過，你們可以問安子文去。他們去問了以后，安子文倒是說：有這事，戚本禹是來問過我們的，是我們跟他講鄧拓歷史上有過背叛行為的。當時他還請示過中央書記處，后來審判庭就把起訴書上的這一條拉掉了。”

　　再說5月12下午，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徐業夫打電話到釣魚臺找戚本禹，通知說：

　　“主席有重大的事情要召見你們，要你和陳伯達、楊成武3個人必須在明天一早趕到上海。”

　　戚本禹放下電話就通知了陳伯達，又打電話給楊成武。楊成武說：

　　“我也接到徐業夫的電話了，并且已經安排好飛機，你和陳伯達明天一早去北京郊區的軍用機場乘專機去上海。”

　　《戚本禹回憶錄》記載了他們此次上海之行的整個過程：

　　5月13日凌晨3時，楊成武打電話催戚本禹和陳伯達出發。戚本禹、陳伯達坐車來到機場，與楊成武會合。他們剛登上飛機，飛機就起飛了。這是一架中型專機，飛起來很穩，里面還有可以辦公的小房間。戚本禹心里一直在嘀咕：主席這么緊急召見我們，究竟是為了什么事？現在正在傳說北京有發生軍事政變的跡象，這次又有代總參謀長同行，是不是與軍事政變有關？

　　大約飛了3小時左右，楊成武一行抵達上海虹橋機場。徐業夫已在機場等候他們。在去賓館的汽車上，徐業夫把印好的林彪轉呈給毛澤東的解放軍總后勤部的一個報告,以及毛澤東在5月7日為這個報告寫給林彪的信，發給了陳伯達、楊成武和戚本禹，要他們先看看這些文件。

　　毛澤東也是剛從杭州抵達上海不久。大概清晨7點左右，陳伯達一行到了毛澤東下榻的西郊賓館12號樓。此時毛澤東還沒有起床，但他事先有交代，說陳伯達3人一到就馬上叫他起來。護士長吳旭君請陳伯達等人在客廳里先坐下，轉身去叫毛澤東。

　　這間客廳不是很大，在客廳的一端是兩張單人沙發，對面是一張3人沙發，在沙發的兩側各有一把椅子。楊成武硬要讓戚本禹坐沙發，他自己坐旁邊的椅子。戚本禹想，你是老革命，我一個小青年，怎么可以我坐沙發，讓你坐椅子呢？一番推讓，最后還是戚本禹坐了椅子。

　　不一會兒，毛澤東穿著睡衣從客廳旁邊的一間臥室里出來了。他通常都是晚上工作，很少有這么早就起床的。他和陳伯達3人一一握手打招呼，對戚本禹說：

　　“好久不見了。”

　　入座后，毛澤東拍了拍他旁邊的單人沙發，讓戚本禹坐在他身邊。此時，江青從臥室里走了出來，戚本禹馬上起身讓座，請她坐在毛澤東身邊。毛澤東以手示意，要戚本禹還坐在他邊上。江青在3人沙發一側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戚本禹敘述至此，在《回憶錄》中加寫了一段話，他說：“我從秦城出獄后，聽到了鄧小平一次講話的傳達，說什么早在建國初，毛主席與江青就各住各的，實際上是已經離異了。可我親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時仍與江青同住在一起。那時主席73歲，江青51歲。建國時，主席56歲，江青34歲。江青都是和主席住在一起的，兩人感情是很好的。主席住在釣魚臺的時候，江青也經常和主席住在一起。直到1967年我因寫《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這篇文章，常從釣魚臺到中南海找主席和江青，仍見到她是同主席住在一起的。雖然江青平時住在釣魚臺的11號樓里，主席住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但江青仍時常回去看主席的。”

　　接著，戚本禹記載了毛澤東會見他們的情形和談話內容：

　　這時，護士長吳旭君給毛澤東送來了早餐。她拿著一杯乳制品，顏色淡黃。另有一個小碟，上面盛著幾片烤饅頭。毛澤東喝了幾口麥片奶，開始講話了。他說：

　　“今天找你們來就是為了研究你們手里看的文件。從遠古以來，人類一直沒有什么社會發展的長遠計劃，人類社會發展應該有個遠景計劃，這才是人類文明。我們講的人類文明，是共產主義。它是馬克思根據現代生產力發展情況設想的，馬克思在批評哥達綱領等書中講了一些關于共產主義的具體的設想。只有共產主義社會，才是文明社會。我以前談過張魯，張魯是東漢末年的農民領袖，與黃巾一黨，他也有些共產主義想法，這些想法大概來源于古書上講的大同世界，只是古書上那個大同世界講得很模糊，因為那時沒有新的生產力，對將來的大同世界無法具體化。張魯的時代社會進步了點，所以張魯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體化。在張魯那里治病不要錢，吃飯也不要錢，但不能亂吃，吃飽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貴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費那么大，總不好！我們現在找到比張魯更好的辦法了，解放軍總后勤部總結的這個經驗，就是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未來的萌芽，每個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業為主，全面發展。解放軍戰士除了軍事，可以做工，務農，又能學習文化知識，發展藝術才能。勞動者的勞動不要那么緊張，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勞動與學習相結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領導的也要勞動，定期勞動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許有點差別，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為一個特殊階層。林彪同志有個報告過來，我給他寫了幾句話，請你們來一起修改一下。”

　　他問陳伯達等人看了文件有什么意見？陳伯達首先發言說：

　　“文件剛拿到，雖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這個批示非常重要。我們在大躍進時，探索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模式，這又是一次探索，主席這次的指示非常明確，而且可行性很大。我們不久前提倡的‘半工半讀’也是一種探索，不過做起來像是勤工儉學，沒有提到共產主義理想的高度。還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產主義過渡，搞得太雜，不大可行。嵖岈山的設想沒有主席這個指示好。主席的指示指出了在現在的生產條件下，怎樣做到人的全面發展，完全符合馬克思講的在新制度下，人的全面發展的理論。”

　　楊成武說：

　　“部隊搞生產意義很大，照這樣下去，我們都可以不領軍糧了，這對戰備是很有意義的。”

　　毛澤東插話說：

　　“我歷來主張軍隊糧食自給。”

　　楊成武接著說：

　　“戰士學文化好，這樣軍隊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隊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糧食又能學文化。這個好。東北有個部隊搞得比總后報告中說的還要好。”

　　毛澤東聽了，讓他把材料拿來看看。楊成武回答說：

　　“已經送上去了，可能還沒有送到主席這里。”

　　接下來戚本禹開始發言，他從毛澤東對《張魯傳》的批語說起：張魯搞了五斗米教，設置 “義舍”，窮苦老百姓到他那吃飯不要錢，而且都能吃飽；他用草藥和符咒治病，也不要錢。草藥能治病，符咒是迷信，但有時也能治病，因為它是一種心理療法，至少可使病人增強抗病的信心。當戚本禹說到張魯統治的地區“不置常吏”時，毛澤東插話說：

　　“就是不要當官的，‘皆以祭酒為治’。‘祭酒為治’就是由群眾公推出的人來管理地方的各種事物。”

　　戚本禹說起在長辛店二七機車廠勞動時看到工廠邊上就有很多土地，如果也能用來搞農業，工人生活就會大大改善。他在楊成武講戰士學文化時心里就想，主席的指示不光是說要戰士學文化，還說要批判資產階級。所以他又著重談了對批判資產階級的看法，他說，前些天剛去“南京路上好八連”體驗生活，沒想到，我們的戰士也會批判《海瑞罷官》。原來以為那些古代的事情，戰士可能不清楚，哪知道戰士都很清楚。毛澤東很注意地聽了他復述的戰士的話，問道：

　　“會不會是知道你要去，他們指導員事先請人來跟他們講課，做了些準備？”

　　戚本禹說，這個我倒不清楚，但戰士們有些問題說得很好，比我寫的文章還要好。比如戰士們說，那個“清官”也是壓迫人民的，而且有些“清官”壓迫人民更厲害。因為“清官”有民望，受老百姓擁護，所以他們鎮壓農民起義往往更沒顧慮，也更殘酷，來了就殺，比貪官更兇狠，曾國藩就是如此。毛澤東說：

　　“對！曾國藩殺人厲害，范老說老百姓叫他‘曾剃頭’。《老殘游記》上也講 ‘清官’殺人厲害。說‘清官’的紅頂子是用血染的。”

　　陳伯達說：

　　“太平天國洪秀全的《天朝田畝制》，康有為的《大同書》，都沒主席的批示提得好。”

　　毛澤東說：

　　“太平天國起初也是有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后，它的上層很快就腐敗了，領導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統治者，他們還會認真去搞什么天朝田畝制嗎？我們讓大家都來批判資產階級，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資產階級來。共產黨雖然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部隊，要是脫離群眾，不繼續革命，甚至腐化變質，轉過來壓迫人民，那么人民也會起來反抗的，也會出陳勝、吳廣，瓦崗寨。”

　　戚本禹說：

　　“主席的設想挺好，人不能一天一天老是干同樣的活，一邊干活一邊學習，學工的可以學農，學農的可以學工，還要學文化批判資產階級，那樣人就可以得到全面的發展。如果工廠、公社、機關、學校要都按照主席的這個設想去做，那這個社會就越來越理想了。我感到主席描繪的這種社會前景，比陶淵明的‘桃花源’和康有為的《大同書》都好。而且都是可行的，起碼它在我們解放軍的部隊里已經實現了。”

　　毛澤東聽了笑著說：

　　“你是年輕人，你們只要貫徹不斷革命的精神，把革命進行到底，也許能看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曙光。”

　　這次談話，毛澤東的興致很高，主要都是他講，江青沒說什么話。凡毛澤東在場的時候，江青一般都不多說話的，這次也一樣，一直是畢恭畢敬地在聽。

　　到吃午飯的時候了，毛澤東讓陳伯達3人下午修改文件，回去后再向政治局做匯報，看看還有什么修改補充的，然后提交中央會議討論一下，通過后再以中央文件發下去。

　　從毛澤東那兒出來，陳伯達3人就入住到錦江飯店。吃過午飯，他們3人就一起坐下來討論毛澤東的講話和文件，對毛澤東的批示沒做什么改動，只是對總后勤部報告的標點、字句做了一點小的修正，接著又討論起草了一個中央通知的文稿。

　　5月14日，毛澤東的回批就下來了，說陳伯達他們寫的東西可用，讓他們當天上午帶回北京。一回北京，陳伯達立即向中央政治局作匯報，戚本禹向中央文革小組作傳達，楊成武則去向林彪匯報。第二天，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便一致通過了這個文件，并正式下發了這個文件。

　　戚本禹敘述了這件事后，還在《回憶錄》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主席和我們的那次談話過去半個世紀了。我自己也已到了暮年了，當年主席曾滿懷信心地對我說，像我這樣年輕的人，只要堅持革命，是有可能看得到共產主義曙光的。可惜，我至今看到的不是什么共產主義的曙光，我看到的只是資本主義在很多領域猖獗地復辟，還有美、日帝國主義包圍并企圖像瓦解蘇聯那樣，演變與分裂中國的不祥之兆。”

　　就在5月14日這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林杰撰寫的《揭破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一文。文章中寫道：

　　“4月16日《北京日報》發表一批所謂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材料，并且加了《前線》和《北京日報》兩個編輯部的按語。無論是按語，無論是所編的關于《燕山夜話》的材料，都是竭力掩蓋鄧拓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這是借批判之名，行掩護之實，打著斗爭的幌子，干著包庇的勾當。”

　　“1962年2月22日，鄧拓發表了《智謀是可靠的嗎？》。這篇雜文的矛頭是指向誰的呢？鄧拓大肆議論所謂當皇帝的要傾聽人民群眾的意見”，“即借古諷今地評論說：這些古人的見解都很不錯。特別是范堯夫所說的‘不必謀自己出’，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有的人常常喜歡自己逞能，自作聰明，看不起群眾，不管什么事情總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圖出奇制勝，而不接受下面群眾的好意見。”

　　“人們自然會想起吳晗在《海瑞罵皇帝》中所說的：‘你自以為是，拒絕批評，你的錯誤太多了’。鄧拓說的‘喜歡自己逞能，自作聰明，看不起群眾’，這是對吳晗的《海瑞罵皇帝》的進一步發揮。鄧拓所說的‘群眾’，就是鄧拓之流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家。”

　　“在《“偉大的空話”》這篇雜文中，鄧拓更露骨地攻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鄧拓說：‘東風是我們的恩人，西風是我們的敵人’，這是‘偉大的空話’，是‘無濟于事’的‘陳詞濫調’，‘越說得多，反而越糟糕’。”

　　“上面這些咒罵，鄧拓認為還不足以發泄他內心敵視我黨的資產階級仇恨。1962年7月25日，他在《前線》發表了一篇叫作《專治“健忘癥”》的雜文。”“文章引了《艾子后語》中一則故事，據說，齊國有一個人得了健忘病，去請‘滑稽多智’的艾子治病，剛出家門幾十步，自己的屋子、自己的老婆就認不得了，甚至連自己剛拉的屎，都不認得。鄧拓說，這是‘健忘癥的一個典型病例’。”“在這篇文章里，他用了最惡毒的語言來攻擊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辱罵我們黨‘自食其言’，‘言而無信’，‘裝瘋賣傻，不堪信任’。”“鄧拓還編造了‘專治健忘癥’的所謂‘積極的’方法：一是用狗血淋頭；一是用棍子打擊病人頭部，使之休克，然后再把他‘救醒’。”“鄧拓竟要對我們黨狗血淋頭、打棍子，這是多么的惡毒！只是狗血淋頭、打棍子還不夠，鄧拓這位‘專治健忘癥’的專家，還命令‘病人’：‘必須趕緊完全休息，什么話都不要說，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一切聽從他這位‘高明的醫師指導’，‘健忘病者本人切不要亂加干涉’。鄧拓所攻擊的‘健忘病者’就是我們偉大的黨。他要我們黨什么話都不要說，什么事都不要做，‘完全休息’，這就是要我們黨下臺。”

　　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有人歡喜有人愁。物極必反爾可知？自作孽時禍臨頭！

　　欲知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如何開展，情況怎樣？請看本傳第九卷：玉宇澄清。

　　東方翁曰：關于黨內在文化戰線上發生的那些斗爭的起因，葉永烈曾經引用過史學家黎澎的一段話。黎澎說：“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實是個探測器。《清宮秘史》、《武訓傳》、《紅樓夢》研究、《海瑞罷官》，都是她先出面，說她認為應該批判，大家從來不認為她有多高明，所以聽過也就罷了。然后她回去報告——‘他們不聽你的！’然而，就算她這個位置上換個人，老實本分，不會干這些事，也會換個形式出現的。”黎澎的這些話，是針對毛澤東和黨內其他一些領導人在文化藝術上的不同立場和觀念而說的，無非是要說明事物發展的必然性，也就是說黨內的這一場斗爭是不可避免的。葉永烈似乎也是同意這個觀點的。就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情況看，如果說彭真的《二月提綱》是直接導致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的話，那么可以說，江青的《座談會紀要》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顆重要信號彈，而后來中共中央發出的《五一六通知》，則無疑是“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向“以劉鄧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發起進攻的大決戰的宣言書，從而拉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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