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部按】此書為曾擔任蘇聯武裝力量總參謀長、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蘇聯總統軍事顧問，在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自殺殉國的蘇聯元帥、蘇聯英雄謝·費·阿赫羅梅耶夫與曾擔任蘇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的蘇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格·馬·科爾尼年科在1991年合著的著作，于1991年12月26日由俄羅斯國際關系出版社出版。以下編譯刊發的是此書的結尾章節。

　　蘇聯元帥А.Ф.阿赫羅梅耶夫元帥遺著：

　　《透過元帥和外交官的視角：1985年后的蘇聯外交政策的批判家》

　　結論部分譯本

　　譯者：冷西陳慧

　　科爾尼年科——

　　當我在思想上回到1985年，并放眼今日我國所發生的一切，不禁產生許多疑問。其中最主要的有三個：

　　1）當時，我為何全心全意支持后來被稱為“改革”的進程？

　　2）為何我們如今的處境與當初的設想相距甚遠？

　　3）若當年就知道今日國家面臨的局勢，我還會支持那場改革嗎？

　　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十分明確：在1985年，對我以及大多數與我志同道合的同志而言，非常清楚的是，我們的社會現實已無法維持原有狀態。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亟待深刻、實質性的變革，而非停留在表面修修補補。因此，當戈爾巴喬夫作為一位向過去挑戰并號召進行改革的政治領袖出現在公眾視野中時，我毫不猶豫地給予他支持。

　　然而，為何在今日我不得不提出上述的問題？為何許多規劃沒有如愿實現，或者結果與最初構想大相徑庭？若嘗試簡要回答，恐怕主要原因在于：在我們稱為“改革”的進程中，未能遵守一條對成功重塑社會至關重要的基本原則——無論是采取革命性的方式還是漸進的方式，都必須使“推翻”的力量與“重建”的力量保持適當的平衡。但實際上，在改革中，破壞的力量遠遠超過了建設的力量。

　　這一缺失的根本原因，可追溯到改革發起者們忽略了馬克思的一個極富常識性的思想——此思想歷久彌新，永不過時。馬克思指出，建筑師與蜜蜂的區別在于，建筑師在動手建造之前，會在腦海中形成所要建造物體的理想藍圖（思想模型）。而要對一棟已有人居住的建筑進行徹底改造，比在空地上建造一棟新樓難度更大。在這種情況下，不必事先決定每個房間的地板或墻紙的顏色，但至少應當明確是否需要更換或加固地基與承重結構。在改造社會這一比建筑改造難度更高的工作中，這樣的原則更為重要。

　　令人遺憾的是，發起改革者們沒有采納馬克思的這一理性建議，反而采用了拿破侖的信條：“先卷入戰斗，再看如何行動。”我曾多次親耳聽到戈爾巴喬夫引用這句格言，盡管他并沒有點名拿破侖，而是提及列寧在特定情境中也用過類似表述。

　　首個帶來嚴重后果的例證，就是那場著名的反酗酒運動。我有幸親歷了1985年4月高層對該問題的首次討論以及同年5月作出的那項臭名昭著的決議。當時，我就感到詫異：為何一句“不能再灌醉人民”的口號就能輕松否定所有建議謹慎行事的呼吁？如此復雜的問題卻未經過縝密的分析和準備就貿然決策。

　　然而，問題并不在于這場反酗酒運動本身（它既缺乏合理開端，又以失敗告終），而在于它沒有成為引以為戒的教訓，警示我們避免在其他領域繼續采取草率無序的做法。相反，這種行為模式似乎成為一種典范，用來構建許多其他改革措施。每次都只是宣布一個美好的目標，卻不對實現路徑與手段進行深入研究，一切都靠試錯和無休止的臨場應變。這種雜亂無序的方式甚至一直延續到了我們向市場經濟和私有化過渡的進程中。

　　如果改革的主要倡導者既沒有，也拒絕擁有對未來社會形態的深思熟慮的藍圖，那么就會有其他人（包括身邊的人）設計出自己的模型。他們如同運用“基因工程”手段，將背離社會主義理想的“基因”植入改革的“代碼”中。這里強調的是背離社會主義的理想，而非背離我們當時的社會主義現實——畢竟，我們的確有許多方面需要變革。

　　這種對改革基因的操縱正符合某些個人或群體的利益，他們分布于國內外。他們起初并不打算更新蘇聯的社會主義，而是想徹底拆解它，讓國家重回資本主義道路。對此，仍然相信社會主義這一更公平社會制度的人無疑難以接受。然而，那些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包括我們在內，卻在改革過程中被嚴重誤導和瓦解。其原因在于，一些領導人實際推動的是拆解社會主義體制，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偽裝成“革新派”，而改革的主要設計者在“革新”與“拆解”之間不斷搖擺。

　　我認為，我們犯下的一個根本錯誤是：在未能清晰選擇并認真構建新的經濟與政治治理結構之前，就開始親手摧毀原有結構。為了加速這一進程，最高領導層甚至親自參與詆毀國家機關，隨后對黨的機關也大加貶損。盡管黨和其機構擁有實際的權力，當然需要逐步解除其中不合理的權力功能，但這應當是在建立起新的權力結構基礎上的有序過程。沒有新結構作為替代，任何現代社會都無法正常運轉。

　　相反，我們采取的卻是毫無章法的做法：不是有計劃地改革國家機關，將其治理功能針對問題進行修正，而是全盤否定和摧毀。最高領導層甚至發起了對“1800萬名管理者”的攻擊，并將廠長、工地工長、校長、醫院主治醫生、幼兒園園長以及打字員、勤雜人員等全部歸為“官僚”，成為抨擊的靶子。那些以批判“管理者”自居的人，甚至沒有查閱資料，未曾意識到如果按他們的統計方式，美國作為他們心目中高效率的典范國家，其管理者比例其實比蘇聯還要高近一倍。

　　總而言之，我們當初的改革沒有做到在破與立之間取得恰當平衡；缺乏對未來模式的理性構想，取而代之的是盲目行動、不斷試錯的路徑。這種情況導致了最終改革方向背離社會主義的初衷，也使得仍相信社會主義理想的人陷入被動與困惑。結果就是，我們的國家走上一條與最初期待截然不同的道路。

　　對既有管理體系（包括經濟領域）造成解體影響的，還有那條從高層發出的口號：“凡法律未禁者皆可為。”而當時的新法律尚未建立，加之社會整體法治意識低下，人們長期以來對法律的態度都可以用一句俗語概括：“法律如同車轍，想往哪兒拐就往哪兒拐。”在這種條件下提出上述口號，實際上就是為無法無天大開方便之門，這種做法的后果必然令人費解和驚訝。

　　同樣有害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社會向混亂滑落方向的，是領導層所選擇的“民主化”路徑。民主化本身不僅讓人欣慰，更是社會長期以來的訴求，但遺憾的是，它的啟動和推進同樣缺乏深思熟慮的工作方案。在幾乎沒有民主治理經驗的社會環境中貿然推行民主化，如同讓一個長期挨餓、未曾進食的人驟然暴飲暴食——他的生命將因此受到威脅。同理，從未經歷過民主和言論公開化的社會如果突然過量攝入這類元素，也會面臨類似風險。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我們的領導人并未看到這一點，他將這一至關重要的領域實際交給了一些要么并不清楚其重要性、要么深知實情卻有意借此實現自身破壞性意圖的人。

　　在民族關系領域缺乏工作方案的現象同樣以悲劇的方式展現出來，并伴隨著人員傷亡。在這一對我國社會而言至關重要的領域，高層決策表現出隨意性、自相矛盾，有時甚至袖手不作為，著實令人驚訝。

　　談及對外政策，自1985年以來的六年間，盡管在縮減軍備競賽、減少軍事威脅方面取得了相當顯著的成功，但我們的對外政策中仍存在不少嚴重的失誤。書中已對其中若干問題及低估外交專業性的重要性進行了具體論述。

　　若分析對外政策失誤的原因，主要有三點值得指出：

　　首先，我們逐漸將蘇共二十七大上提出的正確見解偷換成另一種說法。二十七大曾明確指出，在當代條件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抗只能以和平競賽與和平角逐的方式進行。這一主張后來卻演變成了對抗本身已不復存在的論調，好像國際關系中只剩下伙伴關系、共識與其他和諧景象。而在國內，我們明智地重提社會內部始終存在矛盾及其不斷被克服的觀點，將其視為社會發展的動力；但在對外政策領域，我們卻假裝國際關系可以在沒有矛盾的情況下發展。這種邏輯顯然荒謬。

　　其次，我們從過去低估人類共同價值和個人權利的重要性，突然一躍至另一個極端：仿佛除了全人類利益和個人利益之外，世上再無集團、階級、民族、區域利益。這不僅在理論上站不住腳，在實踐中也有害無益，因為其他國家和政黨在國際舞臺上考慮的利益遠不止所謂的“全人類利益”。

　　第三，我們的行為舉止仿佛一個基于人類共同價值的新世界秩序即將到來，或者就在轉角處。然而，盡管這種秩序早日建立無疑是理想的，但將其視為近在眼前卻是錯誤的。如同赫魯曉夫當年預測蘇聯將在八十年代初建成共產主義，這種過于樂觀的預言注定落空。要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仍需漫長時間，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一目標仍然只是理想，若不想以愿望代替現實，就不能假設全世界（除我們之外）都已經奉行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準則。

　　我堅信，如果我們的對外政策更加穩健、務實和專業，那么在過去數年里我們本可取得更大成果，并以更低代價實現這些成果。對于我們內政而言，一直缺乏的正是這種務實與專業精神，對外政策同樣面臨相同問題。

　　對于內政與外交事務而言，戈爾巴喬夫的一項性格特征造成了同樣有害的影響：他在選人用人時，更看重個人的服從與對他的私人效忠（盡管這種效忠常常只是在他轉彎處仍未顯露的短暫姿態），而不是看重這些人是否具有真正的專業能力和對共同事業的忠誠（這種忠誠意味著在主要方向上保持一致，但無需事事苛求相同）。

　　現在很難回答，如果當時就知道改革會令國家陷入今日的境地，我是否還會支持。當時的改革必要性無疑是存在的，我肯定仍會支持這一根本性的需求。然而，不同之處在于，我會從一開始就更堅定地捍衛改革初衷中所宣示的社會主義更新目標，而非讓改革走向拆解社會主義。若那樣，也許我會在1988年底之前就被迫辭職。然而，如果所有社會主義道路的擁護者都能及時意識到在沒有清晰愿景和堅定掌舵者的航程中隨波逐流的危險，也許我們本可避免當前的局面。

　　阿赫羅梅耶夫——

　　作為一名外交實踐者，我將更加務實地分析過去六年的結果。我基本同意合作者對改革不順原因的總體評價，并認同在蘇共和國家領導人中確實缺乏成熟的改革規劃和策略指導方針。

　　同樣令人痛苦地承認，在這六年半的改革實踐中，無論改革者出于何種主觀愿望，其行動中“破壞”的因素遠大于“建設”。實際情況是，我們這些共產黨員在某些出于非社會主義理想的人的誤導下，用巨大的熱情和毅力拆毀了自己曾以巨大犧牲建立的社會主義大廈——盡管這座大廈確有嚴重的扭曲和不足。我們既不清楚要改造什么，更不真正明白要怎樣改造。批判過去時，我們明顯缺乏勇氣在當前承認事實，對人民講出真相，直面現實并檢討自身錯誤。

　　在評價改革進程時，必須理解并考慮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特性。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改革是在一個規模龐大、結構復雜的國家進行的，這個國家跨越多個時區，擁有多民族、多宗教的人口構成，具有深厚的歷史與文化傳統。在這種條件下，不僅需要非常審慎的計劃與步驟，更要在推進過程中考慮到社會與民族間的差異性和復雜性。

　　然而，現實是完全相反的。改革的發起者在許多問題上缺乏明確構想，既沒有扎實的社會學研究作為決策依據，也沒有認真傾聽來自實踐一線的聲音。由于這些不足，我們常常按照“試錯”和“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行事，這使得某些決策中蘊含的潛在風險無法得到及時警惕和規避。當問題逐漸浮現并釀成嚴重后果時，再去補救，往往為時已晚或付出高昂代價。

　　同樣重要的是在改革過程中未能形成一個有效的協調機制。由于缺乏強有力的、得到廣泛信任的權威中心，改革舉措在中央與地方之間、在不同部門和機構之間缺乏統一協調，致使部分措施在推進時相互掣肘，甚至相互抵消。長期積累的官僚主義弊病也在此時凸顯出來，進一步削弱了改革的方向感與執行力。

　　若從這個角度審視問題，就能理解為何改革初衷雖好，卻未能如愿實現。并不是因為當初的想法完全錯誤，而是因為執行過程缺乏整體規劃和實施策略，更沒有在困境中及時調整方向。可以說，這種局面是多方因素綜合疊加的結果。

　　最后，如果從實踐者的立場來看，對這場改革的評價應該更加謹慎。我們必須正視那些為改革付出代價的人們：他們的生活、工作以及社會地位在急劇變動中遭受沖擊。在沒有明確藍圖和穩健過渡機制的情況下，許多人的社會期望落空，產生了對改革的不信任情緒。這對于一個國家的長期穩定和發展潛力無疑是巨大的損耗。

　　總而言之，我們應當在反思中汲取經驗教訓，明確改革應以目標清晰、步驟有序、協調統一為基本前提。在當時的語境下，如果能夠做到對未來社會模式更為清晰的構想和更為穩健的政策推進，那么改革的結果或許會與今天大為不同。

　　蘇聯在1989年之前的權力結構與體制完全獨特。世界上從未有過與之相似的權力架構。從上到下，各個層級都受到共產黨的影響。70年來，蘇共黨中央政治局一直是蘇聯事實上最高權力機關。蘇維埃政府是執行機構，負責落實政治局的決議。蘇聯最高蘇維埃這一正式意義上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只不過是為政治局的決議賦予法律效力的組織。類似地，共產黨在各加盟共和國、邊疆區、州、市和區級的委員會，也指導并監督相應的蘇維埃、經濟組織，對工廠廠長、國營農莊場長、集體農莊主席的工作施加影響。任何蘇維埃機構或經濟負責人員若無相應黨組織的同意，都無法做出重大決定。

　　可以說，共產黨各級委員會是國家權力、經濟管理體系以及社會道德規范形成的“大腦、骨骼和血液、神經系統”。關于這一體制在何時適宜、何時已落伍是個特殊的問題。但必須指出，這一體制是在斯大林及其繼任者以強硬意志歷經數十年塑造而成的，經過長期運行而較為成熟，并培養出大量具有豐富治理經驗的干部隊伍。

　　我個人在生命的大部分歲月里堅信這一體制是正確的。但在70年代末，我曾在中央機關工作一段時間后，親身體驗了其中的官僚主義與遲緩性，于是產生了疑問。到80年代中期，我們已然認識到該權力體系不合時宜，它阻礙了社會的發展，亟待改變。但是，要對這一根深蒂固的體系進行激進改革并在其基礎上創建新體制的人，必須對這種改造的后果有清醒認知。須明白：他的決策與行動不僅影響當下，更關乎全民族的未來。必須明白，這種改造將從根基上震撼國家；一旦從蘇共手中剝離權力職能，將等于拆除統一從高層權力機關直到市、鄉（村）蘇維埃的支柱?，F有的經濟管理體系也將分崩離析，成為各自獨立、互不隸屬的部分。依據蘇聯憲法，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并不服從于相應的全聯盟機關，兩者先前只能通過黨的影響和紀律保持統一。此外，這種巨變還將對科學、文化、教育、衛生保健等領域產生決定性影響，因為在我們國家，這些領域僅依賴國家經費維系和發展。更為關鍵的是必須考慮到，不可能在短短兩三年內建立起哪怕最低限度可接受的新權力結構和經濟管理體系來取代原有體制。為此必須培養新干部，而當時并無此類人才，或至少需要對現有干部進行再培訓。

　　政治局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領導層是否意識到這一切？他們本應意識到。畢竟，政治局成員本身就是這套體制的產物，他們長期在黨的權力與經濟管理體系中擔任要職。他們為何還要采取這樣一個可以說是輕率的決定——在頃刻之間剝奪黨組織在經濟治理中的權力職能？這無異于宣判國家經濟的破壞性命運。“先卷入戰斗，然后再看情況”的口號正是這類行為的寫照。1989年，在黨中央全會上討論經濟管理問題時，曾發生過激烈較量。許多中央委員會成員——既有黨務工作者，也有經濟管理者——都警告：不應同時進行政治權力改革與經濟管理體系（尤其是垂直管理結構）的破壞性改變。然而他們的意見未被采納，領導層決定同步進行這兩大改革。1990年初，隨著多黨制的引入，共產黨對各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和政府的影響依法被取消并立即消失。最糟糕的擔憂都成真了。國家行政體系崩潰，各加盟共和國不再執行全聯盟權力機關的決議。在數周之內，一個基于集中化管理和統一供給的國民經濟管理體系即告瓦解，權力與經濟管理體系同時陷入癱瘓。

　　在某些由反蘇勢力上臺執政的加盟共和國中，為分裂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滋長提供了最有利的土壤。對異族公民的歧視開始有組織地展開，蘇維埃社會被有計劃地破壞。這種令人痛惜的結局并非過去時代的必然產物，其主要原因在于1985年后領導層的決策錯誤。

　　當年是否有另一種改革路徑？現在已無法得到明確答案。但是在1989年，無論是在高層還是基層，都有不少專業政治家和經濟學家認為應先引入市場經濟，而暫不激進改變政治權力體制。當然，這在現實中絕非易事，引入市場關系是一場巨大轉變，可能會遭到黨務系統中相當一部分人以及許多經濟管理者的強烈抵制，改革步伐可能放緩，但不至于如反對分兩步改革的人所聲稱的那樣徹底受阻。其他國家的經驗也可作為佐證。政治局以及后來身兼蘇共中央總書記的總統握有巨大權力，他們本可像主張穩健改革的人所說的那樣，依靠黨員多數的支持，通過壓制黨務系統的阻力來逐步改造經濟。只有在市場關系得以落實后，再著手改革國家政權體系。如此漸進的根本變革雖需更長時間，但可避免國家政權毀于一旦，也能使數以千萬計的人免于極度貧困、困苦和痛苦。

　　領導層為何選擇這種高風險的同步轉型路徑？是什么因素驅使他們如此行事？他們是否清楚自己肩負的責任？對這些問題的答案，應當從當時做出并執行這些決定的人那里獲得。

　　我個人并不認為蘇共在1989年之前在國家權力體系、經濟管理和社會生活所有領域所扮演的角色今后仍應保持不變。事實上，將多黨制確立為憲法原則及其所有派生后果是正確之舉。但是，專業人士、黨務和經濟工作者的觀點中或許也包含一定的道理：讓蘇共退出權力（即修改蘇聯憲法第六條）應當稍晚于推動經濟市場化的進程?，F在看來，同步變革政治權力結構、經濟管理體系以及經濟關系是1985—1990年戈爾巴喬夫領導下的蘇聯決策中最嚴重的錯誤。如今國家與人民正為此錯誤付出代價。

　　關于改革時期的對外政策，社會中存在激烈爭論，意見兩極分化。有些人將其視為改革年代最有分量的成就之一；另一些人則持強烈否定態度，認為此舉只造成了蘇聯威望的受損、國際角色與地位的削弱，以及對以往巨大代價換來的成就的喪失。然而，那些了解蘇聯于80年代中期真實國情與經濟狀況的人明白，對外政策的重大調整是不可避免的。1985年后，繼續同美國和北約進行軍事對抗已超出蘇聯經濟承受能力。

　　如果在1985年后繼續進行軍備競賽并與西方對抗，那么3至5年后，蘇聯勢必將面臨與今日同樣嚴重的經濟危機，而且國際環境比現在糟糕得多。

　　自1986年起實施的蘇聯對外政策旨在改善并隨后使與美國和北約其他國家的關系正?；?，停止軍備競賽和世界各地的武裝沖突，恢復與中國的友好關系。

　　然而，只有在我們放棄干涉華約成員國內政的前提下，西方才能理解并接受我們的政策。許多人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關鍵條件。在此基礎上，蘇聯領導層與這些國家的黨政領導人達成一致，不再干預其內政。作出這一決定并不輕松，它已隱含許多后來在這些國家發生的變化。但對蘇聯領導層而言，回旋余地有限，別無他途。

　　作為軍方領導人，我們既看到了實施新對外政策的客觀必要性，也預見到了這可能帶來的嚴重隱患。新的國際環境下，蘇聯的安全保障能否得到可靠維護？1986年之后，這一問題始終縈繞在軍方領導層的心頭。我們不斷追問：部署在東歐國家的蘇聯軍隊將何去何從？這才是令我們擔憂的問題，而非其他所謂傳聞。西方和國內關于軍方反對新外交政策的說法毫無根據。

　　那么，為何作者們如此強調外交部長（負責貫徹實施該政策）在工作中的錯誤和不足？

　　界定蘇聯的外交路線與在實踐中執行這條路線是兩回事。最初的政策構想涉及多個部門，而總統和蘇聯最高蘇維埃則賦予這條路線合法地位。至于實際執行方面，主要由蘇聯外交部負責。

　　我認為改革時期蘇聯對外政策的主要方向總體是正確的，但有一點例外：這涉及到其中“人類共同價值”與“國家利益”之間關系的失衡。至于政策實施，則遠非事事恰當。對外政策執行中的缺陷首要與謝瓦爾德納澤（時任外長）的活動有關。

　　對武裝力量而言，這六年改革期充滿艱難，甚至是戲劇性的。作為軍人，我在1986年就已意識到，我們對外政策的巨大轉變和經濟改革必將給陸海軍帶來艱巨的考驗。在社會變革的年代，社會緊張度不可避免地上升，維持正常秩序和保障公民安全的條件更為復雜。

　　然而，大多數軍方領導人從未料到改革會以如此自發而具有破壞性、甚至反社會主義的方式展開。坦率地說，軍方領導層并未為經受當前國內危機的嚴峻考驗做好充分準備。（我認為其他部門的領導者迷惘或許更甚。）實際上，完全做好準備是不可能的。誰能預見事態會以這種方式發展？我們從未在如此政治化的社會中生活和工作過，而現在卻必須在這樣的環境下行動。此外，現實要求軍隊和海軍投入到全新的任務和截然不同的條件中。這種新對外政策和自1986年以來實施的防御性軍事學說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與西方的關系，國際緊張局勢有所緩解，軍事威脅減少。但是，這種急劇轉變并非毫無代價。短短三四年內，政治與軍事力量對比出現巨大變化：東歐國家政權更迭、德國統一、華沙條約軍事組織解散，蘇聯的戰略地位發生根本轉變。

　　同樣，陸海軍內部的變化也如雪崩般發生：裁軍50萬人，從東歐撤軍、在本土重新部署兵力，為可能的侵略重建新的國防結構。這些都是以人組成的軍隊和海軍，而變革如此迅猛，甚至軍方最高領導層都難以及時理解、籌劃并落實必要措施。然而，我們必須行動，必須對國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變化作出反應，向陸軍、空軍和海軍的將軍、軍官以及士兵和軍士們解釋正在發生的事及軍隊與海軍在新形勢下的作用和地位。

　　國內局勢同樣迅速改變。社會實現多黨制，共產黨在軍隊中的優先地位迅速消退。反對派展開爭奪政權的斗爭，時常采取違憲形式，而這也是軍官們首次面臨的局面。更糟糕的是，“新民主派”積極嘗試將武裝力量卷入這場斗爭中。然而，軍隊與海軍始終忠實履行憲法義務。軍官們清楚，武裝力量不是一支政治力量，不應參與政治博弈。他們的職責是嚴格執行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和蘇聯總統的決定。但這種立場并不符合反對派的利益。因此，在改革年代，“民主反對派”發動了反軍隊的宣傳攻勢，詆毀軍方領導人，進而詆毀整個軍隊。

　　然而，這種在改革期間由“民主反對派”發動的反軍狂熱實質上損害了國家的國防能力，將在其政治名譽上留下污點。反對祖國保衛者從未給任何人帶來榮光。

　　高加索地區乃至中亞地區的民族沖突與武裝沖突有時達到如此嚴重的程度，以至于蘇聯總統不得不決定派遣部隊加以制止。一些加盟共和國不執行蘇聯的普遍兵役法，公開號召青年拒絕服兵役，還頒布了歧視軍人與其家屬的地方法規。這些行為導致波羅的海共和國、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等地的當局與軍方指揮部門之間關系緊張。

　　由此可見，遍及整個社會的全面危機迫使軍隊與海軍的軍官們面臨前所未有的問題和任務。然而，軍官們并未慌張。他們正氣凜然地履行自己的義務。

　　武裝力量的領導層在困難面前也沒有退縮，他們在新條件下找準自己的位置。面對形勢的快速變化和改革年代賦予軍隊的眾多全社會性任務，領導層在調整軍隊和海軍結構。如今，我們需要數量更少但質量更高、現代化的軍隊。要在嚴重的經濟危機和人民生活水平惡化的條件下完成這一任務十分艱難，但卻必要。軍事威脅尚未完全消失，國家利益仍需捍衛，我們祖國的領土完整亦需保護。

　　與改革年代許多失去社會影響力或徹底解體的社會力量和國家機構不同，武裝力量保留了其戰斗力與組織性。軍隊在社會中的影響力并未削弱，大多數人民仍信任軍隊。這首先歸功于軍隊和海軍的軍官們。

　　總結武裝力量領導層在改革六年期間對軍事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我認為他們妥善應對了新形勢下，往往是突然出現的任務。今天，武裝力量仍有能力保護國家免受外部威脅，也能在進一步的社會改造中完成可能和將會出現的各項任務?？紤]到國內形勢，這是不小的成就。

　　陸軍、空軍和海軍的主帥、元帥和將軍和軍官們深知自己的職責并準備為之奮斗。陸海軍始終忠實于國家憲法，竭力防止政治對立升級為武裝沖突。我相信，將來人民會對此給予應有的肯定和評價。

　　最后，我想坦誠回答我的合著者在結語開篇提出的三個問題。他是對自己提問，但在整個改革期間，這些問題對我同樣具有現實意義。

　　1. 為什么我在1985年支持那些不久后被稱為“改革”的社會變革？

　　1985年社會改造伊始，我自覺且積極地支持它。因此我追隨了戈爾巴喬夫。老路已行不通，國家與社會正走向危險的危機。

　　2. 為什么我們最終與最初的設想大相徑庭？

　　我在本書中已坦誠地表達了我的看法。

　　3. 如果當時就知道今天的局勢，我還會支持改革嗎？

　　這是最困難的問題。但人類天生無法詳盡預知未來，并根據未來情況決定自己的政治立場。他只能隨著社會發展參與其中，并在可能的范圍內改變自己。但問題可換一種問法：在1991年，已經知道國家當前的局勢后，我是否會支持1985年開始的改革？

　　答案如下：

　　以我在1985年所持有的社會與國家發展觀而論，我不會支持。甚至可能會反對目前的改革。

　　然而，1991年的我仍是并將繼續是共產黨員，仍然主張社會主義道路。但我對社會和國家發展的認識在過去六年中已發生改變。如今已無退路，只能繼續向前，為勞動人民的利益、為社會主義而奮斗。

　?。▉碓矗豪霾呔W【授權】，轉編自“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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