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現代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們的全部

　　政策中所實際遵循的，也就是美國牌的實用主義哲學。”

　　話說1963年9月初，也就是在“一評”即將發表的前夕，毛澤東已經著手修改“二評”的9月2日稿了，他將原標題《為什么甘當斯大林的敵人》改為《關于斯大林問題》，并在文章開頭加寫了一段文字：

　　“斯大林問題，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大問題，曾經引起了世界各國一切階級的反響，至今還在議論紛紛。各個不同的階級，代表各個不同階級的政黨或政治派別，意見不同。估計在本世紀內，這個問題還不可能做出結論。但是，在國際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范圍之內，多數人的意見其實是相同的，他們不贊成全盤否定斯大林，而且越來越懷念斯大林。就是在蘇聯，也是如此。我們同蘇聯領導人的爭論，是同一部分人的爭論。我們希望說服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進革命事業。這就是我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

　　關于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毛澤東又加寫了一段文字，他寫道：

　　“對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錯誤方面，應當作為歷史教訓，使蘇聯共產黨人和各國共產黨人引以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這也是有益的。正反兩面的經驗，只要是總結得正確，合乎歷史實際，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對于一切共產黨人，都是有益的。”

　　關于中國共產黨人對待犯錯誤同志的態度問題，毛澤東補充了一個重要內容：

　　“對待犯錯誤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們不改，也可以等待他們在實踐經驗中逐步覺悟過來，只要他們不組織秘密集團，暗中進行破壞活動。”

　　9月6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了編輯部文章“一評”，題目是：《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文章中不指名地批評了赫魯曉夫。

　　9月6日這一天，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分析了國民經濟形勢，再次確定毛澤東提出的從1963年起堅持繼續調整3年，作為第2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到第3個五年計劃（1966—1970年）之間的過渡階段。這一過渡階段的任務和目標是：農業生產達到或超過1957年的水平，工業生產在1957年的基礎上提高50％。國民經濟各部門力爭取得基本協調，經營管理走上正常軌道，工業各部門搞好配套、協作，等等。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必須貫徹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總方針，按照解決吃穿用，加強基礎工業，兼顧國防和突破尖端的次序來安排經濟計劃。

　　中央工作會議還將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提出的新問題。這次會議后來一直開到28日才結束。

　　9月6日下午，毛澤東收到了康生和吳冷西送來的修改后的“二評”9月5日稿。他在文章中評價曾經犯過錯誤仍不失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人物如盧森堡、倍倍爾等人一處，加上了一段文字：

　　“倍倍爾、盧森堡等人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遠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個歷史時代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的領導人，對他的評價，應當更加慎重些。”

　　9月7日，毛澤東在《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9月6日的稿子上，加寫了一段文字，他寫道：

　　“我國從19世紀40年代起，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共計105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戰爭，由于國內外各種因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現在，我國社會制度變了，第一個原因基本解決了，但還沒有徹底解決，社會還存在著階級斗爭。第二個原因也已開始有了一些改變，但要徹底改變，至少還需要幾十年時間。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當然，帝國主義現在是處在衰落時代，我國，社會主義陣營，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都是處于上升的時代，世界性的戰爭有可能避免。這里存在著戰爭可以避免和戰爭不可避免這樣兩種可能性。但是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后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

　　9月11日，毛澤東對“二評”作了最后的修改。關于赫魯曉夫等人對斯大林的否定，他加上了一段文字：

　　“絕大多數蘇聯人，不贊成這樣謾罵斯大林。他們越來越懷念斯大林。蘇共領導人嚴重地脫離了群眾。他們時時刻刻感覺到斯大林的陰魂不散，在威脅著他們，其實是廣大人民群眾對于全盤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滿意。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至今不敢拿出來同蘇聯人民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見面，其原因就在于這個報告是一個見不得人的報告，是一個嚴重脫離群眾的報告。”

　　9月13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了編輯部文章“二評”：題目是：《關于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9月中旬，江青向周恩來提出了舉行京劇革命現代戲會演的建議。

　　此后，周恩來指示中宣部和文化部，讓他們立即進行全國京劇現代戲會演的籌備工作。他還特意對周揚等人說：

　　“毛主席對這個會演十分重視，特意讓江青同志來過問一些事情。江青對文藝可是內行，你們要高度重視，細心布置，一定要拿出好的水平來。不然，是無法向黨中央、毛主席交代的。這次會演，要在1964年春節前后進行，不要推時間，我們還要有其他的安排呢。”

　　周揚和夏衍等人說：

　　“現在輪到江青對我們發號施令了，江青我們可是熟識得很呀，我們會做好這方面的工作的。”

　　據林默涵后來回憶說：“這是一個信號，準確地說，是毛主席發出的一個要破要立的信號。江青在一天晚上跑到總理那里發脾氣，說京劇院不尊重她，不聽她的意見，糾纏到快天亮。總理無奈，只好對她說：‘你先回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親自抓！’第二天，總理的秘書許明同志打電話告訴我這些情況，她說：‘總理說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親自抓。’我說：‘這樣的事情怎么好麻煩總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請總理放心！’”“周揚、夏衍沒有把這件事情和黨內的政治斗爭和什么路線問題聯系起來。他們請示了陸定一。陸定一、周揚這些人看不起江青，于是，就對總理的指示采取了敷衍的態度。”

　　9月17日，周揚、夏衍搞了一個《關于舉行小型京劇現代劇目觀摩演出的通知》。江青看到這個通知后，大發其火，她找到陸定一和周揚，質問道：

　　“你們這個通知，為什么不貫徹毛主席對戲劇工作的重要指示，根本不提舉辦這次會演是思想和文化領域里的革命？為什么你們要把周總理指示的在全國范圍內的京劇現代戲會演縮小為7省2市的部分地區的小型觀摩？你們把現代戲的題材范疇擴大到包括近代的歷史題材，甚至說反映鴉片戰爭以來的舊民主主義各個歷史時期的劇目都可以，究竟是什么意思？”

　　陸定一和周揚一時說不出話來。江青氣憤地甩手而去。陸定一馬上把江青批評他們的話報告了劉少奇，劉少奇聽后，沒有說話。

　　江青回到家里，也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了毛澤東，毛澤東指示說：

　　“讓總理出面，把這件事情擺平。中央一定要在這塊領域里打開一個突破口，再不能允許這些人繼續統治我們的陣地了。我就不相信社會主義的中國，就沒有我們的發言權！”

　　9月21日，蘇聯政府發表了一個聲明。法新社評論說：這個聲明“使中蘇爭論進入一個新階段”。

　　9月25日，中國駐蘇大使館給中共中央發回一個對蘇聯政府21日聲明的分析報告。

　　9月26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了編輯部文章“三評”，題目是《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9月26日下午，毛澤東翻閱《參考消息》，在第1版上畫圈的文章有：法新社記者馬居奇撰寫的《中國的物質條件和糧食情況已大大改善》；法新社電訊《蘇聲明使中蘇爭論進入新階段》。他在第4版上畫圈的文章有：共同社報道《美國遏制中國的政策到處碰壁》，美國參議院外委會主席《富布賴特主張美應同中蘇都保持關系》；美國記者巴雷特報道《美帝國主義害怕一個強大的中國》。他又給江青寫了一個批語：

　　江青閱。只看不研究，毫無用處，并且要反復看幾遍。第1版、第4版都應研究。

　　毛澤東 9月26日

　　9月27日，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由鄧小平、譚震林主持起草的《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草案）》，爾后呈送毛澤東審批。這個文件也是10條，所以被稱為《后十條》。

　　9月28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先讓楊尚昆將駐蘇大使館25日發回的分析報告念了一遍，爾后，他在講話中說：

　　“大使館他們在前線，這個分析很近乎事實。大家擔心的是形勢問題，尤其是國際形勢。有些同志擔心蘇、美合作對我們不利。我總相信《紅樓夢》上王熙鳳說的那句話，‘大有大的難處’。現在，美、蘇兩國都很困難。美國政策委員會主席羅斯特曾發表一篇文章，基調是說美、蘇都碰到了許多困難，而且是沒有辦法解決的。我也不認識這個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謀而合，差不多。美國不論國內、國際到處都碰釘子，赫魯曉夫也是這樣。不要忘記這一點。還是《紅樓夢》上冷子興說的，‘百腳之蟲，死而不僵’。美國《錘與鋼》雜志也說：美國像一株空了的大樹，里邊已被蟲子咬空了，外邊還枝葉茂盛。

　　我看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日本、加拿大對美國是不滿意的。以戴高樂為代表的，有6國共同市場，都是些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東方的日本，是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對美國不滿意，對蘇聯也不滿意。東歐各國對蘇聯赫魯曉夫就那么滿意？我不相信。情況還在發展，矛盾還在暴露。過去幾年法國人鬧獨立性，但沒有鬧到今天這樣的程度。蘇聯與東歐各國的矛盾也有明顯發展，關系緊張得很。什么緩和國際形勢，不要相信那一套。蘇美達成協議，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許多國家也不贊成美國。戴高樂到處說法國不當衛星國，他們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爭。赫魯曉夫說我們同戴高樂站在一條戰線上，其實我們同戴高樂也沒有見過面。我們無論國內、國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國領袖。靠人民靠得住。”

　　“我們的方針是確定的。去年在這個地方少奇同志講了一篇話，今年小平同志講了一篇，剛才總理又講了一篇。還是這個方針，叫作堅持原則，堅持團結，堅決斗爭，留有余地，后發制人，反對分裂。我們按照這樣幾句話去做。每一篇文章總是留有余地。現在蘇聯也學我們，它也是留有余地。凡是氣勢洶洶的，你不要看它氣勢洶洶，其實有問題，外強中干。它不敢發表我們的東西。只看這一條，就知道它怕。究竟我們怕修正主義厲害些，還是修正主義怕我們厲害些？我看，它怕我們怕得厲害些。它有三怕，就是那一天小平同志講的，一怕帝國主義，二怕‘教條主義’（就是我們），三怕人民、老百姓。”

　　關于國內問題，毛澤東說：

　　“我們現在搞農村十條（指《前十條》——筆者注），城市‘五反’，實際上是在國內反對修正主義，打下基礎。這中間，要包括意識形態方面，除了文學之外，還有藝術，比如歌舞、戲劇、電影等等，都應當抓一下。現在各省都在抓，多數地方都注意到了，也有一些地方還沒有大注意。要推陳出新，不應推陳出陳。過去唱戲，凈是老的，帝王將相，家院丫頭，保鏢的人，黃天霸之類，那個東西不行。推陳出什么東西呢？陳就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要把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推出去，出社會主義的東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舊形式要搞新內容，形式也得有些改變。總而言之，老是帝王將相，劉、關、張，凈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中國經濟形式已經變化了，是社會主義經濟了；上層建筑應該適應這個經濟形式，上層建筑的形式也應該有所改變，內容也應該有所改變。只有這樣，才能鞏固經濟基礎。現在，作為上層建筑一部分的文化藝術部門沒有變化，如果這些部門不革命，那就會瓦解社會主義經濟基礎。”

　　1963年10月1日，首都各界5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4周年。廣場上人潮涌動，共慶祖國生日。

　　群眾游行方隊簇擁著模型彩車從天安門前經過，游行隊伍中首次出現了毛澤東的偉大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的宣傳畫。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休息室里會見了日本前首相石橋湛山及其夫人。

　　石橋湛山是日本著名的記者和政治家，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在戰前進行反戰、反侵略主義活動；戰后當選為日本第55任內閣總理大臣，為恢復發展中日友好關系做出了貢獻。他在1959年首次訪華，這是他第二次來到中國訪問。

　　10月5日，劉少奇將經過多次修改的《后十條》報送毛澤東。毛澤東拿到稿子后，沒有表態，也沒有立即看。

　　10月7日，毛澤東為日本前首相石橋湛山書寫了曹操的《龜雖壽》一詩。他寫的是：

　　曹操詩一首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應石橋湛山先生之囑為筆，毛澤東 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

　　這一件毛體書法作品點畫雄渾，走筆縱橫奔放，濃墨酣暢，渾厚老成。

　　10月10日晚，毛澤東離京南下，先后到了河北、河南、湖北。

　　10月20日，毛澤東在陶鑄、王任重、汪東興陪同下，來到長沙，住在9所，聽取李瑞山、華國鋒的工作匯報。

　　華國鋒早在4月2日發表了一篇題目叫《貴在鼓勁》的文章，介紹了湖南省農業生產先進典型岳陽縣毛田區的先進經驗和革命精神。他在文章中把岳陽縣委書記毛致用在一篇調查報告中提出的“要鼓實勁，不要鼓虛勁”的論點，發展為“鼓干勁，必須是鼓實勁，而不是鼓虛勁，鼓蠻勁”。并且提出，要“把革命熱情和求實精神結合起來”。

　　華國鋒在這次匯報中給毛澤東背誦了關于毛田區過去生產狀況的一段順口溜：

　　毛田塅里莫種花，十家種花誤九家。種得花來不結果，結了果兒不炸花。

　　他說，經過科學種田、苦干實干，毛田人民取得了種植棉花的成功，不結果的棉花結了果，不炸花的棉桃炸了花，改變了傳統的觀念，實現了產業結構的一大調整。毛澤東聽后興致大發，問毛田是哪個“毛”字？華國鋒說：

　　“是毛主席的‘毛’字。”

　　他又介紹了毛田區主要是搞集體經濟、科學種田、多種經營，在山上植樹、田埂種豆、地里栽棉，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民家中掛了不少臘肉。

　　此時，湖南省3級干部會議和省委二屆七次會議在長沙召開，毛澤東特地召來岳陽地委書記談話，詢問這里的工作情況。他還在9所禮堂前坪接見了兩會的全體代表，準備同大家合影留念。他同前排的省級干部握手后，又問道：

　　“哪個是岳陽縣委書記？”

　　岳陽縣委書記張月桂趕緊回答：

　　“我是，我叫張月桂。”

　　毛澤東當面表揚說：

　　“岳陽的毛田搞得不錯嘛！”

　　10月22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了編輯部文章“四評”，題目是《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四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10月2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印發和宣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的兩個文件的通知》草稿，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

　　在今年9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制定了《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這個文件之后，10月間，我們又同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廣東5省省委、若干地委和中南局的領導同志分別開會商量，然后我們又同華東局領導人、華東各省委的領導人再商量了一次。大家認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應當點、面結合去做為最有利。因此，在9月文件上作了修改，加進了點、面結合的一段。此外，還有一些小的修改。由于這一改變，中央在1963年5月20日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通知，也要在一些問題上加以改變。5月20日的通知規定，中央“決定（草案）”，凡是暫時不準備推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縣、社和大隊，暫時不要下達。現在改為：

　　一、5月20日的“決定（草案）”，9月的“規定（草案）”這兩個文件，要向全國農村每個支部發出2本，由縣委、區委、公社黨委領導干部負責向全體黨員和全體農民宣讀，要講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文件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印發。“決定（草案）”原有的7個附件，這次不再重印，各地可以選擇一些在本地區內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好的典型材料印發。在黨內外宣讀“決定（草案）”和“規定（草案）”的時候，對這些典型材料，可以只讀有關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和“四清”方面的一、兩件。

　　二、城市工廠、機關、學校、街道的一切黨支部都要發給2本，由市委、區委指定負責干部用口頭向一切人宣讀，使他們懂得黨的政策。

　　三、人民解放軍、人民公安部隊、人民警察，照此辦理。

　　四、民主黨派成員，由統戰部召集大會小會宣讀，并發給他們閱讀。

　　五、對農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壞、右，也要宣讀和講解這兩個文件，以利于對他們的教育和改造。

　　六、效果如何，隨時總結經驗。糾正缺點，發揚成績。

　　七、總之，要使全國人家喻戶曉，做一次偉大的宣傳運動。這樣一來，一切黨內外干部，一切戰士，一切人民，都會大進一步；地、富、反、壞、右的大多數人，也會受到教育，得到改造。

　　八、本通知要向黨內各級黨委、直至支部宣讀。

　　九、本通知不要向黨外宣讀。

　　中央 1963年10月25日

　　10月26日，毛澤東將略作修改的《后十條》即《規定（草案）》和《關于印發和宣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的兩個文件的通知》草稿，批示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羅瑞卿、陳伯達、謝富治、楊尚昆、田家英閱，說請他們開會討論一次，“如認為可，即照辦；如認為不可，即再商量。”

　　就在10月26日這一天，周揚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第4次擴大會議上，作了《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斗任務》的長篇講話。

　　毛澤東曾經在周揚這篇講話稿上做了20多處的重要修改，闡述了許多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道理，其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現代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們的全部政策中所實際遵循的，也就是美國牌的實用主義哲學。”

　　10月下旬，在浙江進行調查研究的公安部部長謝富治來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了浙江省諸暨縣楓橋區干部群眾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創造的“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楓橋經驗”。毛澤東說：

　　“這叫作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依靠群眾專政。”

　　他指示謝富治要好好總結這一經驗。

　　10月31日，劉少奇在北京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后十條》的第6稿，將文件標題改為《中共中央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的規定（草案）》。

　　1963年11月1日，毛澤東在上海視察，他請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毅乘飛機到上海商量與法國建交問題。

　　周恩來接到毛澤東的通知后，馬上告訴在華訪問的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的特使、法國前總理富爾說：

　　“毛澤東主席正在上海，我將陪同你們到上海去見毛主席。”

　　這天上午，周恩來和外交部長陳毅陪同富爾夫婦，乘飛機前往上海。

　　11月2日下午5時，周恩來陪同毛澤東會見富爾夫婦，富爾向毛澤東遞交了戴高樂關于中法建交問題的親筆信。毛澤東風趣地對富爾說：

　　“兩位來得正是時候。我們做個朋友吧，做個好朋友。你們不是共產黨，我也不是你們的黨。我們反對資本主義，你們也許反對共產主義，但還是可以合作。”

　　富爾說，我衷心祝愿中法關系迅速發展。毛澤東說：

　　“在我們之間有兩個根本的共同點，一是不許有哪一個大國在我們頭上拉屎拉尿，不管資本主義大國也好，社會主義大國也好。二是兩國在經濟上和文化上可以加強來往。”

　　他還說：

　　“要把兩國關系建立起來。”“你們要派就派個大使來，不要學英國那樣，搞了十幾年，還是個代辦，不要鉆美國的圈套。這一點不搞清楚，我們不接納你們的大使，我們也不派大使到你們那里去。”

　　11月7日，毛澤東在張鼎丞、黃火星陪同下會見了阿爾巴尼亞總檢察長阿拉尼特·切拉，他在談話中提到了浙江省諸暨縣楓橋區干部群眾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創造的“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楓橋經驗”，并提出了著名的“矛盾不上交，依靠群眾專政”的方針。

　　毛澤東在談到改造人的問題時，說到了對溥儀撰寫的《我的前半生》一書初稿的意見，他說：

　　“我覺得這本書寫得不怎么好！溥儀把自己說得太壞了，好像一切責任都是他的。其實，應當說這是一種社會制度下的一種情況。在那樣的舊的社會制度下，產生這樣一個皇帝，那是合乎情理的。”

　　11月12日，毛澤東第4次來到河北中部災區視察。他鼓勵省地市領導人說：

　　“今年麥子種了不少，要管好。今年受災了，明年夏收還是會好的，前途是光明的。”

　　他指著衡水地委書記趙樹光說：

　　“你那個地方的水災情況，我從照片上看到了，只露著幾間房，可慘哩！”

　　毛澤東點燃了一支煙，接著說：

　　“衡水是歷來遭災的。為什么叫衡水？衡水就是洪水橫流，患難于中國。這是禹王時的事，書經有記載。”

　　他掰著手指一年一年地計算河北的年景，從1949年到1963年14年間，3年大災，5年中災，3年豐收，4年中收，受災率占一半多，心情顯得很沉重。他還一面看著河北省水利工程長遠規劃圖，一面指著閻達開和劉子厚，語重心長地說：

　　“你們都是河北人，你們要把河北從災難中救出來，要把水切實的治起來。”

　　他問了林鐵、閻達開和劉子厚的年齡，深情地說：

　　“你們10年能把水治好吧！我已經70歲了，不一定看得見了。你們這一輩子把水治好吧！”

　　林鐵等人提請毛澤東為抗洪展覽題詞，毛澤東當即答應了。他還說：

　　“我現在不做湖南人了，要做河北人。生在湖南，死在河北。”

　　11月14日，劉少奇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后十條》，并決定將《前十條》和《后十條》以及毛澤東10月25日起草的《關于印發和宣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的兩個文件的通知》（將《通知》中原來所署的時間改為1963年11月14日），同時下發到全國城鄉。

　　后來，毛澤東在11月16日批示：“已閱，退尚昆即辦。”

　　《后十條》中說階級敵人反對我們的新特點是對干部拉攏腐蝕，和平演變，建立反革命兩面政權，進行合法斗爭。因此，《后十條》強調說，領導干部要親自蹲點，要把放手發動群眾放在第一位，訪貧問苦，扎根串連，開展揭發斗爭。這是“徹底或者不徹底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根本界限”。“團結95%以上的群眾，是團結95%以上的干部的基礎”。“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對基層干部和基層組織在扎根串連以后，能依靠就依靠，不能依靠就改組。”

　　11月17日，第二屆全國人大4次會議在北京開幕，李富春在工作報告中正式宣布了松遼油田的偉大成就，他說：

　　“我國需要的石油，過去絕大部分靠進口，現在已基本自給了。中國使用‘洋油’的時代已經結束。”

　　11月17日，毛澤東應邀為河北省抗洪展覽會題詞，他寫的是：

　　“一定要根治海河”。

　　11月19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了編輯部文章“五評”，題目是《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五評”發表以后，赫魯曉夫已經受不了啦，不久，他便向毛澤東發出了一封求和信。且待下文詳細敘述。

　　11月20日，毛澤東在審閱公安部長謝富治擬在第二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稿時寫了一個批示，他寫道：

　　富治、彭真同志：

　　此件看過，很好。講過后，請你們考慮，是否可以發到縣一級黨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寫幾句介紹的話，作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應提到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

　　毛澤東 11月20日

　　11月22日，毛澤東與公安部副部長汪東興談話時說：

　　“你們公安部，日常的具體工作很多，如鞏固邊防的工作，搞一些特大案件，投靠外國使領館的案件等等，這是經常要做的。還要研究情況，提出一個時期的政策。但最重要的一條，是如何做群眾工作，教育群眾，組織群眾，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

　　他還說：

　　“從諸暨的經驗看，群眾起來之后，做得并不比你們差，并不比你們弱，你們不要忘記動員群眾。群眾工作做好了，可以減少反革命案件，減少刑事案件。我們公安工作，歷來是與蘇聯的不同。諸暨縣有經驗，要好好總結一下，整理一個千把字的材料批發下去，回答兩個問題：一、群眾是怎么懂得這樣去做的；二、依靠群眾辦事是個好辦法。材料要短一點，長了沒人看，短了就有人看了。你們經常要蹲點，做這種工作。”

　　1963年11月，毛澤東對《戲劇報》作了重要批示，他寫道：

　　“《戲劇報》盡是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很多，文化部不管。《戲劇報》盡是牛鬼蛇神，聽說最近有些改進。文化方面特別是戲劇，大量是封建落后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東西很少，在舞臺上無非是帝王將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應當注意這方面的問題，為之檢查，認真改正。如果不改變，就改名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國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對這些牛鬼蛇神，把他們統統趕下去，不下去，不給他們發工資。”

　　這個批語應該是毛澤東對文藝界的第1個批示。

　　廖沫沙聽到傳達毛澤東的批示后，和周揚、夏衍這些人都打了招呼，他說：

　　“毛主席已經給你們打了招呼了，你們趕快要采取一點主動，否則麻煩事情就會出現。”

　　周揚滿不在乎地說：

　　“沒有事啊，毛主席是和大家說笑話呢。文化工作從來都是這樣的，說什么的都可以，本身就是要人們充分地發表議論和引起大家的爭論嘛。”

　　后來在1964年1月3日，劉少奇召集文藝座談會，中宣部和文藝界人士30多人參加了會議，鄧小平、彭真、周揚到會聽取大家的意見。

　　周揚在會上作了中心發言，他講到了對毛澤東對文藝界的批示的看法和文藝方面存在的問題。劉少奇、鄧小平、彭真也講了話。他們幾個人對文藝界狀況的估計，與毛澤東在批示中的說法很不一致，他們沒有把文藝界的問題看得那么嚴重。

　　且說11月26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了古巴詩人、作家和藝術家聯合會文學部主任比達·羅德里格斯和夫人，他在談話中說：

　　“魯迅是中國革命文豪，前半生是民主主義左派，后半生轉為馬列主義者。魯迅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斗爭很明確，他是從那個社會出來的，他知道那個社會的情況，也知道如何去斗爭。舊知識分子說他具有二心，是叛徒，所以他寫了《二心集》。又說他運氣不好，正交華蓋運，他就出了一本集子叫《華蓋集》。還說他是墮落文人，他就用了洛文的筆名。魯迅對那些人的批評毫不放松，被他批判的人，有一部分轉到革命隊伍里來，另一部分跟美帝國主義走了。”

　　毛澤東還談到了清朝末代皇帝溥儀，他說：

　　“我見過溥儀。我請他吃過飯，他可高興了。”

　　他又說：

　　“溥儀很不滿意過去不自由的生活，當皇帝是很不自由的。”

　　1963年12月3日下午，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爾科向楊尚昆和伍修權遞交了一封由赫魯曉夫署名的給毛澤東的信件。信件所署的日期是11月29日。

　　此時，毛澤東正在主持全國人大二屆第4次會議閉幕式，他讓鄧小平在會議上宣讀了赫魯曉夫的來信。

　　赫魯曉夫在信中向毛澤東提出：要求停止中蘇兩黨之間的公開論戰；希望改善兩黨兩國關系，加強兩國間的經濟、科技合作聯系；蘇聯可以向中國提供成套設備，可以派專家到中國幫助建設，在制定新的五年計劃時兩國能夠互助合作；對中蘇邊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過談判解決分歧。他在信中還說：“蘇聯報刊已經停止發表論戰性的材料。”

　　全國人大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對赫魯曉夫這封信如何答復？要不要繼續發表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毛澤東說：

　　“考慮到我們對他們7月14日的公開信還沒有答復完，他們發表的兩千多篇反華文章還沒有開始答復，還有40多個兄弟黨發表的攻擊我們的決議、聲明，我們也都沒有答復；在這種情況下，對于他們的呼吁停止公開論戰，我們不忙答復，還是繼續寫我們的評論。關于貿易問題，關于五年計劃問題，無非是想做生意，現在也沒有完全斷絕貿易往來，無非想增加一些。關于邊界問題，可能他們也想談一談，摸摸我們的底。至于專家問題，那真是豈有此理，他們要撤就一下子全部撤走，現在又想派人來，我們并不是傻子。下一篇講和平共處問題的文章，要說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我們首創的。要把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同列寧的和平共處加以比較。要引用杜勒斯的話戳穿美國所謂的和平共處是搞和平演變。”

　　12月11日，毛澤東將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寫于12月9日的關于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報告批給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

　　王鶴壽在報告中說，他們在企業里學習解放軍的政治工作，發揚《鞍鋼憲法》的精神，“找到了做好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范例，而且解決了許多過去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

　　毛澤東在給薄一波的批示中寫道：

　　“此件請你看一下。別的工業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請你查告我。看來學解放軍，并且調一些解放軍好干部到工業部門工作，是一個好辦法。請你考慮一下這個問題。”

　　12月12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了編輯部的文章“六評”，題目是《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六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給赫魯曉夫的復信，毛澤東一直拖到1964年3月1日才發出。詳情容后再敘。

　　12月12日下午，毛澤東把《文藝情況匯報》上登載的《柯慶施同志抓曲藝工作》一文批給了北京市委的彭真和劉仁，他在批語中寫道：

　　“此件可以一看。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話劇、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問題也不少。至于戲劇等部門的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筑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一個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抓起來。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關于毛澤東對文藝界的批示，不少資料都認定是“兩個批示”，并把這個批語稱之為第1個批示。實際上，毛澤東在這方面先后作過3個批示，除了前面說到的11月間的第1個批示，這個應該是毛澤東對文藝界的第2個批示。第3個批示在1964年6月27日。

　　12月間，江青到康生家里談京劇改革的問題，她問康生說：

　　“有一出新編歷史劇，叫《海瑞罷官》，是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寫的。不知道康老看過沒有？”

　　康生說：

　　“我知道他們寫了這個劇本，但是還沒有看過這出戲。你看有什么問題嗎？”

　　江青笑了笑說：

　　“等你看完我們再討論一下。”

　　過了幾天，江青再一次約康生談話，康生已經有了意見了，他說：

　　“這出戲，嚴重地違反歷史事實。歷史上的海瑞可不是那樣的。盡管海瑞是一個清官，對清官我們現在也要作歷史的和階級的分析。他對明朝的嘉靖皇帝可是忠心耿耿呀！”

　　江青含而不露地說：

　　“看來你這個肅反專家還是沒有看出根本問題所在。在我們黨內，有一個人可是自稱是海瑞的，你知道是誰嗎？”

　　康生說：

　　“彭德懷嘛，那個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什么資格自稱海瑞呢？我看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王莽式的人物。這一點，我曾經和主席說過，彭德懷好像王莽。”

　　江青說：

　　“不管彭德懷是什么人，我們黨內可是有人把彭德懷當海瑞了。我就親耳聽到過這樣的議論。我在這出戲上演的時候，在劇場里就有人說彭德懷就是當代的海瑞，總有一天會有人給他平反的。”

　　康生說：

　　“彭德懷夠格嗎？根本不夠格！但是這說明了黨內路線斗爭的復雜性。我早就聽說，彭德懷要翻案，我們政治局里也有人支持他站出來工作。聽說主席已經點頭了。有這回事嗎？”

　　江青點點頭，說：

　　“許多人在主席面前吹風，主席把這個問題壓了很長時間。看來這個問題未必能壓得住。因為國內連續3年的自然災害，上上下下的謠言很多。不是有一出叫《竇蛾冤》的戲嗎？那是偉大的戲劇家關漢卿的名作。說竇蛾被冤枉處斬時，發下三樁誓愿，一是血濺白練，二是六月下雪，三是讓楚州地方旱3年。我們從1960年開始也是連續三年史無前例的大旱，有人就把自然現象加到彭德懷一伙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原因上了，說我們反右斗爭是冤枉了他們。于是，也冒出一些自稱要學關漢卿的所謂秀才和作家，迫不及待地要寫戲、拍電影、出小說，等等，為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和代表人物平反、翻案。”

　　康生說：

　　“對文化界的這場階級斗爭和思想斗爭，我們可是千萬不能放松警惕呀！”

　　12月13日，毛澤東起草了一個《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相互學習，克服固步自封、驕傲自滿的指示》，他寫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軍委，中央各人民團體黨委，各部委會黨委、黨組：

　　現將湖南省委李瑞山、華國鋒兩同志1963年11月6日寫的一個參觀廣東農業生產情況的報告以及附在上面的湖南省委1963年12月7日寫的一個指示，發給你們研究。中央認為，這種虛心學習外省、外市、外區優良經驗的態度和辦法，是很好的，是發展我國經濟、政治、思想、文化、軍事、黨務的重要方法之一。固步自封，驕傲自滿，對于自己所管區域的工作，不采取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分析方法（一分為二，既有成績，也有缺點錯誤），只研究成績一方面，不研究缺點錯誤一方面；只愛聽贊揚的話，不愛聽批評的話；對于外省、外市、外區、別的單位的工作，很少有興趣組織得力高級中級干部去虛心地認真地加以考察，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區、本單位的情況結合起來，加以改進；永遠限于本地區、本單位這個狹隘世界，不能打開自己的眼界，不知道還有別的新天地，這叫作夜郎自大。對于外國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讓看好的，不讓看壞的。只向他們談成績，不向他們談缺點和錯誤，要談也談得不深刻，敷衍幾句了事。中央多次對同志們提出這個問題，認為一個共產黨人必須具備對于成績與缺點、真理與錯誤這個兩分法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思想。事物（經濟、政治、思想、文化、軍事、黨務等等）總是作為過程而向前發展的。而任何一個過程，都是由矛盾著的兩個側面互相聯系又互相斗爭而得到發展的。這應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通常識。但是，中央和各地的同志中，有許多人卻很少認真地用這種觀點去思索工作。他們的頭腦長期存在著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脫。所謂形而上學，就是否認事物的對立統一、對立與斗爭（兩分法）、矛盾著對立著的事物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走向他們的反面這樣一個真理；就是人們固步自封、驕傲自滿，只見成績、不見缺點，只愿聽好話，不愿聽批評話；自己不愿意批評（對自己的兩分法），更怕別人批評。中央有幾十個部，明明有幾個工作成績、工作作風較好的部，例如石油部，別的部卻視若無睹，永遠不去那里考察研究請教一番。一個部所管企業事業，明明有許多廠礦、企業、事業、科學研究所及其人員，工作做得較好，上面卻不知道，因而不能提倡人們向那些單位學習。

　　同志們，中央在這里所說的犯有形而上學錯誤的同志是指一部分同志，不是指全體同志。但是，應當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卻被那些高官厚祿、養尊處優、驕傲自滿、固步自封、愛好資產階級形而上學的同志，亦即官僚主義者，所壓住了，現在必須加以改革。凡不虛心地不認真地對本地本單位本人作分析，對別地別單位別人作分析，拒絕馬克思主義辯證分析方法的同志，都要進行同志式的勸告和批評，以便把不良情況改變過來。把向別部、別省、別市、別區、別單位的好經驗、好作風、好方法學過來這樣一種方法，定為制度。這個問題是一個大問題，請你們加以討論。以后還要在中央工作會議及中央全會上加以討論。

　　湖南省委在過去一個時期內，不做調查研究，主觀主義的下達許多指標，往下灌的東西多，由下面反映上來的真實情況少，因而脫離群眾，產生很大困難。從1961年起，他們開始改變了，以致情況大好起來。但是他們認為還是遠不如廣東和上海，所以他們派遣大批省、地、縣3級干部，還有省和市的干部，組成兩個考察團，分別到廣東、上海去學習。這一點，請你們注意研究，是否也可以這樣辦。中央認為，不但可以而且應當這樣辦。如有不同意見，請你們提出。

　　中央 1963年12月13日

　　12月13日這一天，毛澤東給周世釗寫了一封信。

　　原來湖南一師一位姓田的老人因生活困難，曾向毛澤東寫信求助。毛澤東便通過周世釗來幫助這位姓田的老人。他在信中寫道：

　　惇元兄：

　　看了田仁尊兄的信，表示生活較為困難，似有求助之意。送上500元，請予轉交田仁尊兄為盼。祝好！

　　毛澤東 1963年12月13日

　　12月14日，毛澤東在6張宣紙上給林彪寫了一封回信，并在信封上寫了“送交 林彪同志 毛緘”幾個字，此件手跡堪稱毛體書法中的精品，在互聯網上可以查閱。

　　原來在12月5日，林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他看到兩個文件《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和《中央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即《后十條》），很高興。毛澤東便在給他的回信中寫道：

　　林彪同志：

　　你的來信早收到了。身體有起色，甚為高興。開春以后，宜到戶外散步。

　　你對兩個文件的看法是正確的。國內外形勢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確的軌道。可以預計，更大的發展是會到來的。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兩個文件，11月中旬就發出去了，本月上旬各省已有反映，有一些地方的生產大隊全體社員及五類分子，（有的多到700多人聽講）開會時向他們宣讀，分組討論，效果很好。軍隊如能照此辦理，那也一定會好的。由團營兩級理解力強的軍政干部向連隊一切人員分幾次宣讀、講解、討論，由群眾提出意見，講解員解答疑難問題，是會成為一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不知已按你的意見布置了沒有？軍、師兩級也可派一部分強的干部下去，雜在團營干部中，向連隊宣讀、講解，作為軍官當兵的一種形式。至于高級首長，例如（羅）瑞卿、蕭華、楊勇、廖漢生、許世友、黃永勝、劉亞樓等等同志，也應該選擇一兩個連隊去做一、二次講解。講解要聯系環境，先要對準備去講解的連隊的情況做一些大略的調查。因為不能耽誤操課任務，宣讀文件只能夾在正常操課中間去做，所以需要幾個星期。如果暫停操課，那就一、二個星期夠了。據我從北京幾個軍事基層單位的少數同志接觸，他們尚不知道此事，沒有看過文件，也沒有聽過宣讀。此事其實不難，只要由總政下一個通知，叫各軍區各兵種印發文件，每個支部一本，傳下去。由團營合組宣講隊伍，分頭下到連隊，照本宣講，以排或班為單位進行討論，自由發言，容許講不同的意見，甚或反對意見，就可以在一個短時期內（例如幾個星期）出現一個高潮，提高政策水平。一次宣講之后，過幾個月再作一次宣講，使人們得到更深理解。軍隊一動起來，還可抽出一些干部幫助地方，向工廠、農村做宣講工作。這樣可以使軍民聯合起來，人民了解和擁護軍隊，軍隊了解和幫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是否可以如此做，請你和羅（瑞卿）、蕭（華）諸同志商酌處理。

　　祝好！

　　毛澤東1963年12月14日

　　曹操有一首題為《龜雖壽》的詩，講養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來一讀，可以增強信心。又及。

　　12月16日，毛澤東給林彪、賀龍、聶榮臻、羅瑞卿、蕭華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賀龍、榮臻、瑞卿、蕭華同志：

　　國家工業各個部門現在有人提議從上至下（即從部到廠礦）都學解放軍，都設政治部、政治處和政治指導員，實行4個第一和三八作風。我并建議從解放軍調幾批好的干部去工業部門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幾年完成，一年調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樣。據薄一波同志說：現在已有水利電力部、冶金工業部、化學工業部正在學習石油部學解放軍的辦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學解放軍的詳細報告，他們主張從上到下設政治部、處和指導員。看來不這樣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個工業部門（還有商業部門，還有農業部門）成百萬成千萬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要這樣做，政治干部的來源，我想有4個辦法解決：一是從解放軍調出一部分強的而又可能調出的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軍事干部，送到工、商、農部門中去（先著重工業部門）；二是由工業及其它部門派得力同志到解放軍的軍、師、團去學習幾個月；三是由他們派人到現在莫文驊管的政治學院去當學生，按期畢業，回去工作；四是他們自己抓起來做，將解放軍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條例、辦法，拿去略加改變（必須適合各個不同部門的情況），作為自己的東西去實行，現在已有4個部這樣做了。看來這第4項辦法是主要的，因為解放軍不可能調出很多的干部。但解放軍要給他們以幫助，是肯定的。請你們考慮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同你們談一下（有個別管工業的同志參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針確定下來。

　　這個問題我考慮了幾年了，現在因為工業部門主動提出學解放軍，并有石油部的偉大成績可以說服人，這就到了普遍實行的時候了。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經林彪同志提出4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后，比較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更理論化了，因而更便于工業部門采用和學習了。

　　毛澤東 12月16日

　　附薄一波同志給我的信一件。

　　欲知毛澤東以后如何讓人民解放軍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中發揮重大作用，待以后慢慢敘述。

　　東方翁曰：毛澤東對于浙江省諸暨縣楓橋區干部群眾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創造的“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楓橋經驗”非常重視。由此，他提出了“依靠群眾專政”的方針，并在給謝富治、彭真的批示中說：“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而劉少奇等人則在《后十條》中強調說：“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對基層干部和基層組織在扎根串連以后，能依靠就依靠，不能依靠就改組。”于是，一個與“楓橋經驗”和毛澤東“依靠群眾專政”的方針正好相反的“桃園經驗”，便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深入開展之際，被劉少奇等人推向了全國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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