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蕭衍（公元464—549年），南北朝時期梁朝的開國皇帝，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今江蘇常州西北）人，西漢開國名相蕭何25世孫。史稱他“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干”；“六藝備閑，棋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蕭衍治下既有令人稱道的成功，更有讓人惋惜的失敗。一代開國之君，最終竟卑微屈辱地餓死于叛將侯景的囚室。對這樣一位一生跌宕起伏、反差巨大的歷史人物，毛澤東注入極大興趣，在讀《南史·梁高祖本紀》中作了許多圈畫和批注，既肯定了他軍事上、政治上的成功，又指出了他許多發人深省的教訓。

　　勇略過人  英雄氣概

　　蕭衍原為南北朝時期齊朝的雍州刺史，為報其兄蕭懿被殺之仇，起兵攻陷齊都建康，迎立蕭寶融為帝，被封梁王。后滅齊，建立梁朝。南北朝時期，朝代更迭頻繁，“皇帝輪流做”，獨蕭衍執政48年，在位時間最長，最有作為，且享年86歲，又是一個長壽帝王。

　　（一）政治頭腦清醒，處理大事果斷。早期的梁武帝勇略過人，較有作為。當其兄蕭懿無辜被齊東昏侯冤殺，他起兵討齊時，有人勸他把齊和帝帶走，免得別人“挾天子以令諸侯”，陷己于被動。他不以為然，說：“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功業克建，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毛澤東在這段話的天頭上畫著三個圓圈，每句都加了旁圈。梁武帝還清醒地覺察到齊朝政權被某些地方官員所把持的弊端，認為他們“皆口擅王言，權行國憲”，“政出多門，亂其階矣”。毛澤東在前兩句旁畫著曲線，后兩句旁畫著密圈，在兩處的天頭上畫著三個大圈，流露出贊同之意。

　　（二）有軍事才干，懂用兵之道。在《南史·梁高祖本紀》及其他史書中，記載著梁武帝不少善于用兵的史實，也留有不少毛澤東的圈畫和批注。《南史·梁高祖本紀》記載：當年蕭衍在襄陽起兵反齊，面對前來鎮壓的齊軍，他派人離間對手，并對部屬說：“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戰為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毛澤東在此處的天頭上畫了三個大圈。蕭衍率軍爭奪郢城，及時在加湖打擊齊的援軍，梁“眾軍乘流急進，鼓噪攻之”，很快取勝。毛澤東在記載這段的天頭上批注：“打援。”（《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185頁）齊在救援郢城的同時，派軍鎮守江州，為之助威。蕭衍告訴諸將：“夫征討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加湖之敗，誰不詟服。……我謂九江傳檄可定也。”毛澤東在這段旁加了曲線。后來的戰事發展果然一如蕭衍所料，郢城、江州守將紛紛求降，證明了蕭衍對戰局判斷和決策高人一籌。《南史·曹景宗傳》記載：梁武帝天監五年（公元506年），徐州刺史昌義之被魏軍圍困，曹景宗、韋睿等受命并力馳援。但曹景宗欲專其功，違詔獨進，卻不料突遇暴雨，淹死不少人，只得退回。梁武帝聞訊，非但不憂，反而高興地說：“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眾軍同進，始可大捷矣。”毛澤東對此加了旁圈，在天頭上批注：“此時梁武，猶知軍機。”（《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197頁）梁武帝面對風云變幻的戰場，面對暫時的失利，能夠準確判斷軍事形勢、預見戰爭勝負，毛澤東給予贊賞。

　　然而，作為開國之君，梁武帝和其他絕大多數開國皇帝一樣，在使用將領上多是“唯才是舉”，只看重其能打敢闖的一面；而對于其道德人品則往往忽略不計，致使部下軍紀渙散，殺人越貨，禍害百姓。比如梁武帝縱容開國大將曹景宗貪腐就是突出一例。《南史·曹景宗傳》記載，在大航之戰中，“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毛澤東在此處批注道：“曹孟德、徐世勣、郭雀兒、趙玄郎亦用此等人。”（《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196頁）曹孟德，即魏武帝曹操；徐世勣，即李勣，唐太宗李世民的開國大將；郭雀兒，即后周開國皇帝郭威；趙玄郎，即大宋開國皇帝趙匡胤。毛澤東評點梁武帝和其麾下大將，順便點出這一系列封建時代的風流人物打天下時，為了“激勵”部下為其賣命，也都有過重用這些兵痞無賴，“縱兵大掠”，搶劫財物的劣跡，彰顯出他對軍事歷史的熟稔。梁建國后，曹景宗任郢州刺史，“景宗在州，鬻貨聚斂，于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人頗厭之”。在這段描述曹景宗貪贓枉法，欺壓百姓之處，毛澤東不無激憤地從旁批注道：“使貪使詐，梁武有焉。”（《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196頁）直接指斥了梁武帝治軍不嚴，縱容曹景宗貪污腐敗的行為。

　　舉措失當  前振后衰

　　梁武帝文武兼備，登位后，“制造禮樂，敦崇儒雅，自江左以來，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獨美于茲”。隨著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的發展，南梁出現了難得的承平局面。可惜的是，面對大好形勢，梁武帝的心態和執政風格卻發生了重大改變。尤其是他晚年，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建設上的種種失策，導致了南梁王朝由盛轉衰，梁武帝也不可思議地由開國之主變成了亡國之君。對梁武帝前振后衰的原因，毛澤東認為主要表現在：

　　（一）“予智自雄，小人日進”。梁武帝晚年，自以為聰明和英雄蓋世，親近小人，疏遠賢人，聽不進不同意見。他重用朱異、朱石珍、蕭正德等奸佞之輩，而把正直的周舍、謝舉、賀琛等大臣冷落一旁。他不顧朝臣們的反對，執意接受反復無常的東魏叛將羯族人侯景歸順，引狼入室。結果，侯景起兵反梁，勾結臨賀王蕭正德為內應，攻破建康，梁武帝被困臺城，活活餓死。據《南史·梁高祖本紀》記載：在梁武帝去世前五年，大臣賀琛曾上了一份奏折，指出當時南梁的種種時弊，建言糾正四件事情：一是百姓不得安寧，天下戶口減少，都是由于牧守（官員）的過錯，因此要加強吏治。二是現有官員罕有清廉的，究其原因是由風俗侈靡所造成。因此應嚴加禁制，教導他們要節儉，貶黜雕飾之人，糾奏浮華之事。三是有些小人用不正當的手段向上爬，不管國家的大體，提出分外的要求，以嚴峻刻薄為能事，吹毛求疵，致力于糾舉他人過失而將其斥逐。此種做法貌似奉公，實則成就了他們的威福。四是當前國家沒有戰事而國庫空虛。國家疲困時應減少不必做之事，事少則能養民，制止浪費則能聚財。只用五年，倘若沒有戰事，必能使國豐民富。這份奏折很有針對性，是糾正南梁痼疾的一劑良藥。但驕傲自大的梁武帝覽表大怒，一句也聽不進去，立即口授敕書，一一加以駁斥。他說：我做皇帝40多年，一直想聽取好的意見。你賀琛在朝為官，學問淵博知識豐富，不應與猥賤的人一樣講話，借此索取名聲，炫耀自己。毛澤東在這段記載的天頭上批注：“此等語，與孫權詰陸遜語同。”（《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207頁）孫權，三國時吳國開國之君；陸遜，孫權手下繼周瑜、魯肅、呂蒙之后的一代名將，官至丞相。黃武五年（公元226年），陸遜針對當時朝廷刑法嚴苛、賦稅繁重、老百姓不堪重負的現實，上書孫權，勸他“施德緩刑，寬賦息調”。但晚年的孫權與晚年的梁武帝一樣，下詔對陸遜的規勸表面上褒揚之，但明褒實貶，語含譏諷，根本不納諫。梁武帝還擺出自己生活簡樸、勤于政事的事例斥責賀琛：你說教導官員要節儉，而最好的治理辦法是以淳素為首要。孔夫子也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我不和女人同居已30多年，至于住處大小不過一床之地，雕飾了的東西不許入宮中。不飲酒，不聽音樂，不分晝夜，廢寢忘食地處理國事，我過去腰腹寬過了五尺，今日瘦成了二尺多，舊的腰帶還保存著，不是瞎說。毛澤東在這段記載的天頭上批注：“蕭衍善攝生，食不過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進，良佐自遠，以至滅亡，不亦宜乎。”（《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207頁）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梁武帝雖然生活簡樸，善于養生，不接近女人，但驕傲自大，任用奸佞，拋棄賢人，他的滅亡不過是順理成章罷了。

　　（二）“忘情干戚”“馳于刑典”。《南史》作者李延壽在“論”中評價梁武帝時，先是指出他的成功在于“豈曰人謀，亦惟天命”：不只是靠“人謀”即個人的主觀努力，也憑借了“天命”即某種程度上的機遇。接著論及梁武帝的失誤：“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釋教，馳于刑典。……自古撥亂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樹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喪。追蹤徐偃之仁，以致窮門之酷，可為深痛，可為至戒者乎！”毛澤東顯然大體贊同李延壽的評語，在這段評論的天頭上用紅筆批注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185頁）在“忘情干戚”“馳于刑典”兩句旁畫著密圈，天頭上畫了三個大圈。在“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喪。追蹤徐偃之仁，以致窮門之酷”這幾句話旁，畫著著重線。梁武帝是個博學多才的皇帝。雖貴為天子，仍然手不釋卷，勤于著述，撰有《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約200余卷。在文化建設上，他廣增設施，制禮作樂，創設文治氛圍，可謂“文物之盛，獨美于茲”。但隨著社會承平日久，他對軍國大事反而逐漸懈怠下來。他十分留意祭祀之禮，即所謂“留心俎豆”；認為天下太平了，不打仗了，便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不再重視武備，即所謂“忘情干戚”；十分崇佛，乃至不愛江山愛袈裟，前后四次舍身佛寺，大臣們不得不費錢數億給寺廟以贖其身，即所謂“溺于釋教”；寬縱皇族，優容士族，法制不嚴，吏治黑暗，統治集團極其奢侈腐朽，即所謂“馳于刑典”。當侯景圍攻建康急需救援時，手握重兵的梁氏諸王等，竟各懷鬼胎，按兵不動，瞪眼看著國都淪陷。李延壽提到的“徐偃”，即西周時建都于泗水的徐國國君徐偃王。此君對下屬滿懷仁義，有36個小諸侯向他朝貢臣服。后周穆王發兵聯合楚國進攻徐國。徐偃王篤信仁義不肯戰，遂敗逃，國破家亡。他臨終時悲嘆：“吾賴于文德，而不明武務，以至于此。”可悲的是，梁武帝本明武務，但他執政后期“明”而不“務”，自廢武功！更為可悲的，建康被侯景攻破之時，梁武帝竟說：梁王朝“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臨死不思教訓、不明失敗在何處，與西楚霸王項羽臨死妄言“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同樣不可救藥！

　　（三）“專聽生奸，獨任成亂”。即獨聽一個人的就會發生奸邪的事情，僅僅信用一個人就會引發禍亂。歷史的經驗教訓表明，偏聽偏信、獨斷專行，是統治者執政的大忌。就拿前面提到的賀琛上書言事這件事來說，晚年陷入“專聽生奸，獨任成亂”怪圈的梁武帝，為了拒諫飾非卻拿出這句話用來駁斥賀琛的進諫：你說當今做官的都通過向皇帝奏事，謀求進取，但也不能因噎廢食，不讓他們講話呀！否則，豈不“專聽生奸，獨任成亂”嗎？毛澤東在此處批注道：“‘專聽生奸，獨任成亂’，梁武有焉。”（《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208頁）直接指出：偏聽偏信、獨斷專行，你梁武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挑明梁武帝敗亡的重要教訓即在于此。

　　梁武帝文采武略，開創梁朝且頗有作為，應該說是封建時代的英雄；但自己親手打下天下又親手于在位期間失掉天下，在中國歷代帝王中卻十分罕見。這是一個自身充滿矛盾、教訓多多的悲劇性人物。唐朝詩人羅隱有一首頌揚諸葛亮的著名詩篇《籌筆驛》，詩曰：“拋擲南陽為主憂，北征東討盡良籌。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千年山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恨譙周。唯余巖下多情水，猶解年年傍驛流。”詩人對一代英杰諸葛亮為蜀漢征戰一生，但終因時運不濟而難以掌控自己的命運，寄予深深的同情。毛澤東從此詩中，信手拈來“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一句評價梁武帝，既有對他前期英雄業績的首肯；但更多的，是對這位悲劇性帝王因后期執政失誤而導致“運去英雄不自由”的惋惜與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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