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赤腳醫生手冊》給社員開藥，另外用上了之前學的針灸手藝，第一次享受了為人民服務的快樂；生產隊窮，挪用了知青的安家費，但想方設法給知青做了補償。

　　第一次為人民服務

　　來到印象特別深的第三家門口，李永昌喊了一聲：“老華房，來客人了！”一個30多歲的女子，帶著三個男孩，抱著一個吃奶的男孩，從屋里走了出來。看是我們知青，她笑呵呵地說：“是來訪貧問苦的吧？上這兒算是找對人了，我們家世代貧下中農。”李永昌問她：“老洪浩呢？”華房回答：“他病了，在床上躺著。”“咋了？”她回答說“還是腰疼那個老毛病，過年都沒下地走走。”我們進屋看了看付洪浩。他躺在床上說，本地的醫院看了半年，也不見好轉。有人建議他去武漢大醫院看，可是一提到來回的路費、看病的費用，他就發愁。當時我非常詳細地了解了他的病情，并把問到的情況記在小本上。我說：“我能幫你治病嗎？”他說，那感情太好了。我說我不能打包票，只能試試，但我肯定不會出問題。老華房說，死馬當作活馬醫。

　　吃完晚飯在煤油燈下，我們五個人議了議，隊里有三戶五保（老地主不算），有一戶工屬，一戶軍屬。我們五個知青一人包一戶，要求常上門看看，幫著挑挑水、掃掃院子，做點雜事。開完會后各人干各人的事，我從箱子里拿出《赤腳醫生手冊》，對照洪浩的口敘判斷他的病情。當時我確定他得的是腎盂腎炎，便想好了我的治療方法。我背著挎包，打著手電筒，摸著黑去洪浩家。說明一點，1965年毛主席說“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在農村去”以后，天津市革命委員會便組織學者專家編了一本《赤腳醫生手冊》，這本書共七百零八頁，售價一塊九毛錢。這本書包括了內科、外科、兒科、婦產科、五官科，以及常見病、傳染病、計劃生育等章節，淺顯易懂。這本書是專門寫給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看的，我實際是個小學畢業生，這本書我看得懂。我給洪浩開了兩種常見的消炎藥，磺胺惡唑和呋喃坦啶，我寫了個條子讓他們的大兒子大黑到大隊衛生室去拿。

　　我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扎針灸。關元穴扎一針，兩個腿上的陰陵泉穴各扎一針。喝了藥，扎了針，我便在他家堂屋里坐了一會。坐著聊天時，我寬慰老華房，我說醫生給病人扎的針，都是在自己身上扎過試過，找到了感覺，找到了最佳的位置。至于用藥，只要不過量，服藥以后勤觀察，一般是不會出問題的。像我開的那兩種常用的消炎藥，更不會出問題。老華房說：“醫得好，我們家會記住你的大恩大德；醫不好，我們也不會埋怨你。總之我知道你是個好心，不求名利。”

　　老華房給我倒了一碗白開水， 我不敢喝。因為晚上吃了兩大碗紅薯稀飯，再喝一碗水怕半夜起床受不了。大黑在送我回家的路上，扯著衣角問我：“洋學生，我該喊你啥？”我說：“按公社規定，喊啥我都比你長一輩。”他說：“那我是叫你叔好，還是喊你舅好？”我想了想說，“叫叔吧！”大黑親切地叫了一聲“魯叔”，這一叫就是五十年。前年我回朱家灣，大黑的孫子叫我老太，大黑一米八高的兒子喊我爺，搞得我不好意思。其實我比大黑大不了多少，最多五六歲。

　　第二天晚上，我去華房家時付洪浩在院子里散步，他牢記我的話：多喝水，多走動。看他的精神狀況，就知道針灸和藥起了作用。我第一次給農民看病就收到最好的效果，真是個開門紅！我心里非常高興。付洪浩在床上躺著，我給他扎了針炙。我和華房在堂屋里聊天，華房問我：“兄娃，你從哪兒學的這個魔？年紀輕輕的還會扎個針灸？”她這話把我的話匣子打開了，我說：“我哥我姐是前年上山下鄉的知青，去年他們回家過年，說到貧下中農待他們怎么好，他們無以回報。當時我就想要能學會幾種為人民服務的真本事就好了，只會理發這一件事太少了。我們家兄弟四個，為了省錢，都是自己在家里理發。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發現住在我們家隔壁的夏叔叔在給自己打針灸。咦！這可是門好手藝！架不住我死纏爛磨，夏叔叔收了我當徒弟。夏叔叔原來是荊門縣的辦公室主任，祖上幾代都是中醫。荊門縣原來是省委書記王任重搞三自一包的試點縣。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戰勝了修正主義路線，王任重的秘書梅白把他的工作組撤回了武漢，順便把夏叔叔也調到了湖北日報。夏叔叔的醫德很好，他要求我凡是給病人扎的針，一定要先在自己身上扎。夏叔叔的馬列水平也很高，他是中央黨校畢業的，他還跟毛主席照過相。夏叔叔不光教我學針灸，還教我辯證法，因為中醫里充滿了辯證法。可惜我只跟夏叔叔學了半年的針灸，學了點皮毛而已。”

　　聽到這話，老華房說：“這就不得了了！你瞅娃子他爹今天比昨天強了不少，一天都沒聽到他哼哼唧唧的。”之后華房又說：“隊里面把你們要用的農具買回來了，明天你們五個跟我們女的一等勞動力一起鋤麥草。”我說：“明天我拜你為師，你教我。”她說鋤麥草簡單，你沒聽說‘莊稼活不用學，人家咋做我咋做’”。說罷，心情相當高興的她唱起了《朝陽溝》里那段“你前腿弓，你后腿蹬……”第二天鋤麥草，我們五個知青是丑態百出，女一等里的一二十個老嫂子、大閨女、小媳婦個個笑得前仰后合。

　　知青安家費的挪用與補償

　　鋤麥草的事就不說了，老洪浩的病情繼續好轉也不說了，單說那第三天晚上，我給付洪浩扎完針留針以后，聊天時老華房跟我透露了一個重要的消息，就是隊委會開會的秘密決議。老華房的情報是她的好友、副隊長李永昌的老婆張遠房給她說的。隊委會那天晚上的會是在她家開的。會上李永昌先發的言，他說：“前天公社韓會計把我們各隊管知青的都叫到公社開會，狠狠地訓了我們。韓會計說：‘據調查，不少生產隊挪用了知青的安家費，不給知青蓋房子，僅把倉庫或者牛棚拾掇拾掇就算給了別人一個家。生產隊窮，沒現錢，看到白花花的千兒八百塊大洋能不眼饞？這個我理解：你們要買農具，你們要給五保戶添衣服，你們要給隊里的耕牛看病，都得要錢，可你們沒有錢。但是你們總得‘堤內損失堤外補’吧，總得給人家知識青年點補償吧！要是鐵公雞一毛不拔，我有辦法收拾你們的。知青的安家費有一半是蓋房子的，我們叫人家住牛棚子是有點虧良心。大家議議看咋樣補償？”

　　老隊長付洪章說：“這五個學生娃正在長身體，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不能跟‘男一等’一起干活。我的意見，讓他們跟‘女一等’一起干，但是記‘男一等’的工分。”當時的工分是這樣的，“女一等”干一天10個工分，“男一等”干一天12個工分。生產隊每天每人給我們補兩個工分。上一年我們隊的分值是“兩分五”，就是兩個工分值五分錢，干一天十個工分值兩毛五分錢。這是相當低的水平。

　　我媽他們后來在湖北天門五七干校，那里生產隊的工分高，他們干一天的工分值兩塊多，我們才兩毛多，差十倍。因為天門是產棉區，他們主要是種棉花。李永昌說：“生產隊是種莊稼的，小青年在我們這兒連飯都吃不飽，我們對不住他們的父母。”1969年生產隊因干旱欠收，1970年開春也就是我們下農村的時候，生產隊在吃周轉糧。李永昌說：“這一季就算了，艱苦點，下一季，也就是收了麥子以后，我建議由著他們的意吃，吃多少算多少，只要不浪費。”老隊長插了一句：“要不了多久60畝地水庫就要開工了，到時候讓他們知青去修水庫。”

　　公社的工程，公社有補助，別的不說，一天三頓飯吃飽是沒問題的。當時是這樣的，如果是國家的工程，吃糧食國家有補助，縣里有補助，公社有補助，生產隊有補助，自己帶不了多少糧食，這是國家工程。當時我們棗陽縣有個國家工程，就是引唐灌溉的大崗坡。那個時候我們沒上大崗坡，但是我聽別人說過。修大崗坡國家補助糧食，地方政府補助糧食，公社補助糧食，生產隊補助糧食，修大崗坡的干勁大得很，一天干十幾個小時，一天吃五頓干飯。我們這是公社的工程，公社的工程當時是一個人每天公社補助半斤糧食，補助六七分錢的菜金。

　　當時有些地方農民吃糧還蠻緊張，還有吃不飽的時候。我跟別人說，有一些人不相信，說我是污蔑毛澤東時代，說毛澤東時代農村哪有吃不飽飯的？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們年輕人聽說過沒有，就是知青上山下鄉的68年，或許是69年，記不住是安徽省還是江西省，有一個叫李慶霖的老師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李慶霖是福建人，給毛主席寫信是1972年——編者注），說他兒子插隊落戶，吃不飽飯，病了，看病也難，希望主席過問一下。當時毛主席專門給他寫了一封回信，表示了歉意，并給他寄了兩三百塊錢，這是真實的事情。后來整造反派的時候，李慶霖還因此受到了牽連。關于農民“吃飯”的問題毛主席還有個指示，意思是，忙時吃干點，閑時吃稀點，糧食不夠瓜菜代。

　　生產隊的民兵排長說：“知青不會種菜，吃菜難。聽說前兩年下放的老知青有的還偷農民的菜。既然糧食能由著他們隨意吃，我看菜也由著他們吃。他的種的菜不夠吃的時候，讓他們到隊上的菜地去薅幾棵菜，到隊上的豆腐坊去端幾塊豆腐，我看也行。”

　　婦女隊長萬青說（婦女隊長是那個姓朱的老婆）：“等他們從水庫回來，叫我們當家的（指老朱）幫他們買一只殼郎豬（指半大的豬）過年殺了，每人提十幾斤肉回家孝敬父母。再買幾只雞，每天生幾個蛋，改善一下生活。”會計鄭秀理也出了個點子：“生產隊分東西一家算一戶，小青年五個人五個姓，當然算五戶。這樣干社員們沒有話說”。這就是生產隊隊委會給我們知識青年的補償，因為他們挪用了我們的安家費。這是多么重要的一個情報！給老洪浩取完扎在他身上的針以后，我跑步回家去給幾個同學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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