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10日，在遵義附近的茍壩，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會議由張聞天主持，討論紅軍的下一步行動方向，是否攻打打鼓新場。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一個議題？因為當天，林彪、聶榮臻給中央發來一封急電，建議紅軍主力向打鼓新場、三重堰方向開進，攻打打鼓新場。

　　會上除了毛澤東外，幾乎所有人都同意林彪的建議，攻打打鼓新場的黔軍尤國才旅。

　　只有毛澤東堅決不同意林彪的建議，毛澤東認為紅軍從遵義城要在兩天后才能趕到打鼓新場，那個時候滇軍就會追趕過來與黔軍匯合，再加上北面的川軍和東面的國民黨中央軍，紅軍有可能面臨敵人的四面合圍。

　　但會上沒有誰支持毛澤東，毛澤東情急之下，火了，如果非要攻打打鼓新場，那就辭去前敵總指揮的職務，不干了。

　　最后，按組織原則，舉手投票，現場表決，毛澤東只有一票。會議通過了攻打打鼓新場的決議，毛澤東只當了6天的前敵總指揮的職務被撤銷，由彭德懷接替。

　　紅軍再一次面臨危機。

　　為什么會出現林彪的建議和這次特殊會議？

　　二渡赤水，取得遵義大捷后，中央再次看到了在貴州創建根據地的希望，為了實現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滇根據地，中央決定與追擊紅軍的國民黨中央軍主力周渾元部展開決戰。

　　為了這個決戰，中革軍委決定特設立前敵司令部，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為前敵政治委員并擔任前敵總指揮之務。

　　3月8日，中央發布了《黨中央為粉碎敵人新的圍攻赤化全貴州告全黨同志書》：

　　“赤化全貴州”

　　“赤化整個云貴川三省”

　　“打打勝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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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些口號中，可以看出當時中央的自信和滿懷激情，但同時也暗含了急于求成的焦躁情緒。

　　3月5日，紅軍在鴨溪準備“突擊周敵”，未等到周渾元部。

　　3月6日，又準備在白臘坎以西伏擊周敵，未等到周渾元部。

　　周渾元不是吳奇偉，從朱毛紅軍起，周渾元就在江西跟紅軍打仗，對于毛澤東的“誘敵深入”、“圍點打援”、“運動中殲滅敵人”的游擊戰術非常熟悉。

　　兩次誘敵沒有效果，林彪決定給中央建議，改變行動計劃，于是就有了文章開頭的會議。

　　林彪不想打周渾元，毛澤東卻要打周渾元部。而周渾元部主力在魯班場。所以，林彪建議打打鼓新場，而毛澤東卻要打魯班場。

　　怎么辦？

　　最后挽救局面的是周恩來，也是毛澤東自己。

　　當天夜里，毛澤東無奈之下，決定去找周恩來聊一聊，爭取下最后的機會。按遵義會議的決議，周恩來是“黨內軍事上下最后決策者”。

　　毛澤東提著一盞馬燈，走了三里多地，來到周恩來住處。毛澤東懇請周恩來再想一想，把攻打打鼓新場的命令，晚一點再發。

　　在關鍵的時候，周恩來采納了毛澤東的意見。

　　但周恩來不是神，在一天之內說服政治局成員，是不太可能的。

　　3月12日，軍委二局截獲了蔣介石的《關于在烏江以西、赤水河以東消滅中央紅軍的部署》，在蔣介石的部署中，打鼓新場在其“圍剿”行動第一線，這正好驗證了毛澤東的判斷是正確的，打鼓新場不能去。

　　事實才能勝于雄辯，何況是事關紅軍生死存亡的決策。軍委二局截獲的情報，促成了紅軍行動計劃的變動。

　　3月11日凌晨，周恩來再次召集會議，根據最新的形勢，取消攻打打鼓新場的計劃：紅軍要到12日才能趕到打鼓新場，到時候可能會面臨黔軍、滇軍的雙面夾擊，另外還有周渾元部的側面攻擊，攻打打鼓新場的時機已失。

　　為了軍事指揮真正機動靈活，不再出現開會討論、爭論不休、舉手表決的情況，毛澤東提議成立“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全權負責軍事指揮。這就是與博古、李德、周恩來老三人團對應的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的新三人團。

　　毛澤東從遵義會議后“周恩來軍事上的幫助者”，到新三人團成員，從軍事輔助者到決策者的轉變算是完成了。

　　成功和勝利從來都不是偶然的，即使后來被譽為杰出軍事家的毛澤東，從局外到參與軍事領導，到成為軍事決策者，也是靠一次次成功軍事實踐和事實證明換來的。

　　3月13日，新三人團發布的第一個軍事戰略方針《關于我野戰軍戰略方針的指示》，主要設想是在消滅黔軍的戰斗中調動周渾元、吳奇偉縱隊，相機殲滅之。

　　周渾元部第二縱隊三個師于3月11日到14日，先后抵達魯班場，開始修工事、挖戰壕、筑碉堡。

　　紅軍的游擊戰術回來了，國民黨的碉堡戰術也回來了。

　　所以，攻打魯班場，也不是很適宜。

　　毛澤東反對攻打打鼓新場，因為敵軍固守，紅軍沒有運動戰的活動空間。在戰略上，是要求在消滅黔軍的同時，調動周渾元、吳奇偉縱隊，相機殲滅之，兵力有分散。

　　魯班場東有涼風埡，其上摩天嶺海拔1400多米。西接馬鞍山，南通三元洞。途中有五六公里的槽形田壩，東北面是起伏的丘陵地帶。下場口兩山對峙，形成鉗形口，地形險要，易守難攻。

　　面對這些不利條件，很多人都不同意攻打魯班場。

　　3月13日，彭德懷、楊尚昆向前敵司令建議：時間倉促，地形于我不利，敵人陣地工事堅固，已無破敵之可能，建議迅速擺脫當前敵軍，控制仁懷、茅臺西渡，以吸引川軍、滇軍向西，尋求機動戰機。

　　應該說彭德懷、楊尚昆的建議是比較合理的，后來紅軍的行動計劃正是這樣部署的，但是這個建議沒有被中央采納。

　　毛澤東為什么堅持要打周渾元部？

　　當時，紅軍要想在貴州一帶立足，非打掉周渾元這支強敵不可以，沒有其他選擇性。

　　毛澤東堅持要打周渾元部，還有一個原因，周渾元部是唯一沒有吃過紅軍虧的部隊。所以，很有可能主動出擊，這就給紅軍運動戰創造了機會。

　　但周渾元非常謹慎，就是不主動出擊。

　　15日拂曉，戰斗打響。紅軍向周部第五師發起正面攻擊，遭到猛烈反擊。隨后，紅軍向敵軍發起數次全面進攻，都被敵軍重火力壓制，屢攻不克。

　　仗打到黃昏時分，紅軍連續數次攻擊，均不得手，只能停止攻擊，與敵對峙。

　　夜晚時分，敵軍開始向紅軍后方迂回撤擊，黔軍兩個團也開到魯班場附近，為避免被敵軍夾擊，紅軍撤出戰斗，連夜轉移到茅臺、仁懷。

　　魯班場戰斗失利了。

　　1956年在八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說自己打過四次敗仗，魯班場戰斗就是其中一次。

　　失敗需要勇氣，承認失敗并從中汲取教訓，更需要勇氣和智慧。毛澤東后來說，“錯誤和挫折教育了我們，使我們變得比較聰明了起來”。

　　剛成立三人團，毛澤東剛進入中央軍事決策層，就面臨著魯班場戰斗失敗，可以想象當時的毛澤東壓力有多大。

　　土城戰役失敗，不得不放棄赤化四川的戰略計劃；魯班場戰斗失敗，不得不放棄赤化貴州的戰略計劃。

　　下一步該去往何處？中央采納了彭德懷的建議。

　　3月16日，紅軍在茅臺開始三渡赤水，向古藺、敘永方向前進，尋求北渡長江的機會。

　　但蔣介石已經不相信紅軍還有北渡長江的實力。

　　魯班場戰斗失利，紅軍三渡赤水，老蔣開始判斷紅軍可能要化整為零，分散游擊了。

　　于是，老蔣又開始大搞“碉堡戰術”了。

　　湘軍李韞珩部，在遵義城周圍修筑碉堡；上官云相第九師在桐梓、遵義之間修筑碉堡；劉湘川軍到長江以南敘永、土城、古藺一帶構筑堡壘封鎖線；滇軍孫渡部開進到畢節一帶修筑碉堡；

　　蔣介石企圖用堡壘戰術，把紅軍困死在貴州。

　　局面已經非常危急，如果敵人的封鎖線形成，紅軍將再一次面臨第五次反“圍剿”的局面，要想打破包圍圈，難度很大。

　　三渡赤水，但很快古藺、敘永地區已面臨三面受敵的局面。緊急關頭，毛澤東決定再渡赤水，在赤水河東岸再次尋求戰機。

　　3月16日晚三渡赤水，3月20日四渡赤水，間隔四天。

　　3月21日，中央紅軍分別經二郎灘、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河。

　　蔣介石最初以為紅軍會在川、黔、滇一帶分散打游擊，所以計劃用“碉堡”戰術把紅軍封死。

　　封鎖線還沒有形成，紅軍就四渡赤水河，蔣介石的“碉堡”計劃破產。

　　蔣介石認為紅軍反復徘徊于此，是大方針未確定的表現，所以還有殲滅紅軍的機會。于是，調整了戰術為為碉堡戰術加重點進攻相結合，令各路軍隊向遵義開進，南北夾擊。企圖將紅軍一舉殲滅在遵義、鴨溪地區。

　　局勢再一次十分危急。

　　25日，三人團做出部署，致電各軍團，首先鉗制周渾元、吳奇偉部，消滅黔軍，由此擴大機動區域轉向西南方向，然后在運動戰中殲滅剩余敵部，以扭轉戰局。

　　當時紅軍連續作戰，已相當疲憊，傷員多，糧草給養不足。所以，中央三人團的計劃，很不現實。

　　關鍵時候，彭德懷、楊尚昆給中央建議，紅軍轉向東南烏江，渡過烏江再尋找戰機。

　　這次，毛澤東采納了彭德懷的建議。

　　27日，中央紅軍“搶渡”烏江。

　　在“搶渡”烏江時，軍委二局再次發揮了重要作用。軍委二局利用掌握的敵軍密碼和格式，冒充在貴陽的蔣介石越級指揮，給周渾元、吳奇偉部發電部，命令兩部向泮水、新場前進，將敵軍主力調開。

　　敵軍果然中計，使紅軍避免了一場血戰，為南渡烏江贏得了時間。

　　3月31日，紅軍全部渡過烏江，四渡赤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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