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上海解放后，我華東局社會部在繳獲的敵偽檔案中，發現了一大批潛伏特務名單，其中一個人名引起了社會部的高度重視，這個人就是原軍統（保密局）鷹犬有“冷血閻王”之稱的人渣陳亦川。

　　中共中央華東局判斷：既然陳亦川作為國民黨的特務，潛伏于上海，那么在上海就一定會留下蹤跡。于是，中共中央華東局社會部向全市公安干警下達了緝捕令。但一直沒有發現陳亦川的蹤跡。

　　一九五零年二月，中共中央華東局社會部改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公安部后，繼續對陳亦川進行搜捕，仍無所獲；

　　一九五零年四月，華東軍政委員會公安部改為上海市公安局，再次下發《敵情通報》，通緝特務陳亦川。

　　上海市各公安分局大海撈針，全力搜捕，但陳亦川卻像人間蒸發了一樣，毫無蹤跡。

　　楊帆簽發的抓捕特務的文件

　　一、抓獲保密局上海匪首，打開突破口

　　一九五零年五月，上海市公安局在時任公安局局長楊帆的帶領下，抓獲了保密局上海站站長劉葆珊，經過審訊，劉葆珊供出一批潛伏在上海的國民黨特務。旋即，上海市公安局按照劉葆珊供出的名單，將這些特務一網打盡。然而，依然沒有抓獲陳亦川，訊問了所有特務，他們對陳亦川潛伏在何處一無所知。

　　陳亦川何許人？

　　陳亦川是戴笠手下殺手之一，軍統內稱之為“冷血閻王”。陳亦川軍銜為中校。官職不高，但做事果斷，戴笠對他的評價是十六個字：“干練沉穩、腦子靈活、行動力強、殺伐果決”。

　　在軍統時期，陳亦川參與過多起暗殺活動，且多為暗殺的“后手”，常常是行動組行動失敗后，作為后手的陳亦川，突然殺出，幫助行動組完成，且多次得手。受到過戴笠的多次表彰。由少尉一步一步升為中校。

　　戴笠死后，毛人鳳接掌保密局，陳亦川一改過去的暗殺風格，由“后手”變為直接行動者，屢次完成任務，又受到毛人鳳多次表彰。

　　解放前夕，毛人鳳命陳亦川潛伏下來，等待蔣介石反攻大陸時再派上用場。于是，陳亦川便留在了上海。

　　我公安部門之所以一再通緝捉拿他，是因為他設計誘殺了愛國人士、曾令日偽漢奸和蔣逆介石都感到恐懼的“鐵血鋤奸團”負責人王亞樵。

　　愛國志士王亞樵

　　二、義薄云天的王亞樵

　　王亞樵，一八八九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北鄉磨店鎮，辛亥革命時參加合肥獨立起義，后又投身北伐革命，出任安徽副宣慰使。

　　一九二七年后王亞樵因義憤走上堅定的反蔣道路，八年中一直把暗殺行動作為反蔣、抗日的主要手段，先后組織過行刺

　　安徽省建設廳長張秋白、上海招商局長趙鐵橋、長宋子文、蔣逆介石、日本關東軍司令官白川大將、國聯調查團團長李頓、汪逆精衛等中外要人的行動。

　　“九一八”事變后，王亞樵又派人向張學良“送”了一枚炸彈，警告他要么重返東北抗日戰場，要么自殺以謝國人。1932 年“一·二八”事變后，王亞樵還曾組織淞滬義勇軍協助 19 陸軍抵御日本侵略軍。

　　傳奇愛國志士王亞樵，將暗殺作為抗日和反蔣的主要手段，行刺侵華日軍大將、蔣逆介石等，蔣逆介石曾懸賞一百萬大洋的天價緝拿他。

　　但是這位古今中外無人出其右的抗日義士，最后卻不幸死于大人渣陳亦川的誘殺。

　　王亞樵1915年追隨孫中山投身護國討袁斗爭，多次上書孫中山，建議成立暗殺組織暗殺反動軍閥，孫中山批駁他說：“解決革命問題，應以武裝力量徹底推翻其組織，不在于殺死一兩個人。”

　　王亞樵見自己的暗殺革命理念不被孫中山接受，于是出走上海，在安徽籍上海工人中成立了“安徽勞工上海同鄉會”，并出任該組織首領，不久便擁眾數百人。

　　有了自己獨立的組織和勢力后，王亞樵放手實施他的暗殺理念，開始了暗殺大王生涯。他揮刀舉槍馬不停蹄，封建余孽殺，反動黨政要人殺，日本鬼子殺，流氓惡霸殺，眾多不知名的漢奸特務不過是下酒小菜，于是，他成為許多人談之色變的“民國第一殺手”。

　　“有幸”成為王亞樵刀下第一個“無頭鬼”的，是淞滬上海警察廳廳長徐國梁。徐國梁鎮壓革命黨人和愛國人士不遺余力。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王亞樵著手布置暗殺徐國梁行動。十一月十二日有手下向王亞樵報告：徐國梁進了溫泉浴室。

　　這溫泉浴室在大世界游樂場對門，是個熱鬧繁華的地方，王亞樵清楚這是一個下手的好機會，于是連忙派出得力干將鄭益庵帶領一批人趕到溫泉浴室。

　　徐國梁簽發的文件

　　鄭益庵到了地方一看，果然徐國梁的轎車停在浴室門口，他的十幾個負責警衛的武裝警察守衛在附近。鄭益庵向手下的人發出了隱蔽信號。

　　大約過了兩個小時，徐國梁終于從浴室內走出，鄭益庵瞅準時機發出攻擊命令，行動組的人立即擁上街面，徐國梁快要靠近車旁時，突然一齊開槍，徐國梁被當場打死。鄭益庵在撤退途中不慎絆倒，被法國巡捕逮捕。

　　江蘇督軍齊燮元接到徐國梁被暗殺的電報大為震怒，立即派人去上海交涉引渡人犯，可是王亞樵先動手，通過上海黑社會關系和一筆重金，將鄭益庵悄悄送出了上海。

　　一九二七年，蔣逆介石卑鄙無恥叛變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王亞樵目睹無數革命志士慘遭殺害，十分悲憤，決定暗殺蔣逆介石。

　　一九三一年夏，在王亞樵的組織下，刺客潛入廬山，朝正在甬道上散步的蔣逆介石連開兩槍，因距離較遠沒有命中，蔣逆介石逃過一劫。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北火車站刺殺宋子文，但誤將宋秘書唐腴廬認作目標，宋子文僥幸逃脫。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后，王亞樵召集部下緊急宣布“全力以赴抗日”，成立淞滬抗日義勇軍，自任司令，同時組織成立了以日軍高級軍官和鐵桿漢奸為對象的“鐵血鋤奸團”，并親自擔任團長。淞滬停戰后，四月二十九日在日軍祝捷大會這天，王亞樵派手下尹奉吉進入會場，引爆炸彈，日本原關東軍總司令、上海侵華日軍總指揮白川義則大將當場斃命，其余十余名日本軍政大員也都非死即傷。

　　上海侵華日軍總指揮白川義則大將當場斃命

　　“一·二八”事變后不久，英國外交官李頓率國際調查團來華實際調查中日沖突，李頓竟然連續發表偏袒日本的談話。王亞樵決定給李頓一個“血的教訓”。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日，王亞樵派出的殺手在李頓住的賓館正準備行動時，不慎被警察逮捕。李頓受此驚嚇慌忙逃離中國，國際輿論的冷嘲熱諷讓李頓顏面盡失。隨后，“國聯”連連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懲辦王亞樵等“兇手”。王亞樵一波接一波的驚天暗殺大案，讓國民黨所有顯要人物都感到如芒刺在背。

　　王亞樵的頻頻出手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形成了巨大威脅，他把王亞樵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嚴令戴笠緝捕王亞樵。戴笠早年曾投身王亞樵門下，還與王亞樵結為”把兄弟“，深知王亞樵的厲害，本不愿趟這渾水，但受到蔣介石的“欽點”，不得不硬著頭皮和上海軍警合作追捕恩師王亞樵。戴笠盡管下了很大功夫，卻沒能在上海捉到王亞樵。

　　一九三三年八月，王亞樵知道上海已非久留之地，便化裝成碼頭工人，帶領二十多名骨干成員隨船偷渡到香港。到港不久，王亞樵很快又與“西南派”首領李濟深等人取得了聯系，共同謀劃再次刺蔣。王亞樵派手下大將華克之到南京晨光通訊社任社長一職，以記者身份廣泛接觸國民黨高層，打探蔣介石的行蹤，伺機下手。

　　李濟深將軍收留王亞樵在梧州

　　一九三五年年十一月一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舉行。

　　這次會議由于有閻錫山、張學良等國民黨內的反蔣派人士參加，連久居泰山的馮玉祥亦起程來寧出席，真可謂國民黨內空前“大團結”。

　　按大會議程，上午九時二十分左右，一百多名國民黨中央委員魚貫步出大禮堂，一齊來到中央政治會議廳門前攝影，坐在第一排的有汪精衛、張靜江、閻錫山、張學良和張繼等人，

　　可蔣逆介石看到外面有些混亂就沒來。記者和工作人員面對中委們站成一個半圓形，相機閃個不停，一切似乎很正常。

　　九時三十五分，攝影結束。委員們陸續轉身走上臺階，準備登樓參加預備會議。

　　突然，記者群中閃出一人，從大衣口袋中拔出左輪手槍，一邊高呼“打倒賣國賊”，一邊向汪精衛連擊三槍，一槍射進左眼外角下左顴骨，一槍從后射中左臂，一槍從背后射進第六、七節脊椎骨旁部位，汪精衛應聲倒地。

　　會場秩序頓時大亂，中委們四散奔逃，坐在椅子上的張靜江滾落到地上，孔祥熙顧不上新馬褂被扯破，慌忙鉆到旁邊的汽車底下躲藏起來。

　　汪精衛連中 3 槍，身受重傷

　　慌亂中，和汪精衛一起站在第一排的張繼和張學良急奔上前和行刺者搏斗，刺客手腕一松手槍落地。汪精衛的衛士立即開槍還擊，刺客胸、肺連中兩彈倒地。有人從他的身上搜出新聞記者證一張，號數是 63，上面寫有“晨光通訊社記者孫鳳鳴”幾個字。

　　汪精衛的被刺在全國引起軒然大波。蔣逆介石召來戴笠，限他三天內破案。戴笠分析：共產黨不主張搞恐怖暗殺，最大可能就是反蔣派，而在反蔣派中，除了王亞樵，在中國找不到第二人。他還得知，晨光通訊社社長胡云卿其實就是王亞樵手下的華克之，而他這時候早已不知所蹤。

　　知悉這樁驚天巨案又是王亞樵所為，蔣逆介石狠狠地給戴笠下達了死命令：“把王亞樵的懸賞金額從十萬元提高到百萬元，捉不來活的，就要死的！我知道你和王亞樵的關系，如果這次再讓王亞樵漏網，你就不要來見我了！”

　　戴笠和王亞樵是結拜兄弟。前幾年對捉拿王亞樵還有少許應付或者幻想為己所用，可眼前則被逼到了死角。當時，蔣逆介石對王亞樵非常恐懼，在下達的“懸賞緝拿”名單中，王亞樵的賞格最高，為 百萬大洋。據斯諾所著的《西行漫記》所記，當時蔣逆介石對林彪、徐海東等紅軍高級將領的賞格也不過十多萬大洋。可見蔣逆介石對王亞樵的懼怕程度。

　　戴笠派出特務在各地查找，終于獲得王亞樵藏匿于廣西梧州的消息。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派出“冷血閻王”陳亦川等特務成功將王亞樵暗殺，并按事先策劃的方案乘汽船逃離梧州。

　　不久，該血案被梧州市警察局察覺，值班警員隨即出動前往現場查看。由于王亞樵的臉皮被特務揭去報功，一時竟無法確認死者身份。經連夜反復調查，初步認定死者可能是王亞樵，并找來與王亞樵有手足之誼的鄭抱真和華克之辨認。

　　鄭抱真

　　三、有仇難報、時機未到

　　鄭抱真，安徽壽縣人，一九二九年赴上海參加王亞樵反蔣抗日集團，成為上海“鐵血鋤奸團”的骨干。“一·二八”事變時，擔任十九路軍軍需主任，深受王亞樵信任。華克之，也是王亞樵“鐵血鋤奸團”的骨干，曾被稱之為“百變刺客”，用的化名至少有幾十個，而他的真名其實叫華克之。因為與王亞樵一起策劃刺殺汪精衛，他的人頭曾被懸賞十萬大洋，戴笠曾四處抓捕華克之，而他卻在江湖上神秘的失蹤了。

　　鄭抱真和華克之來到現場，一眼便確認，死者就是王亞樵。兩人大哭不止。王亞樵被害后，鄭抱真和華克之發誓要為王亞樵報仇。

　　于是，鄭抱真回到家鄉組織抗日武裝，并擔任安徽人民抗日自衛軍第一路軍第二支隊支隊長。次年率部參加新四軍；華克之也秘密加入了共產黨，成了黨的隱蔽戰線的秘密戰士。

　　陳亦川由于在暗殺王亞樵行動中立下大功，受到了蔣介石和戴笠的嘉獎，可惜官運不佳，一直到毛人鳳執掌國防部保密局時依然是個中校。上海解放前，陳亦川“臨危受命”，在上海潛伏了下來。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中共中央華東局社會部在繳獲的敵偽檔案中發現了一大批潛伏特務的名單，其中便有陳亦川，于是向上海市公安局下達了緝捕令。但查來查去一直沒有發現陳亦川的蹤跡。

　　1950年6月，原軍統特務、保密局上海站站長劉葆珊在滬落網，由此挖出了一批潛伏特務。上海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圍內進行了一次對反革命分子集中緝捕行動，數百名特務分子、反動軍警、還鄉團頭子、反動會道門首領等在一夜之間落入法網。

　　由于被捕的人犯太多，公安人員一時無法一一訊問被捕者，就分門別類對其進行處置，重要的人犯先提審，次要的后訊問，再次的暫時緩一緩，讓他們先寫一份《個人自傳》，交代自己的問題。

　　大約一星期后，上海公安局偵查員馬新民在審查一個名叫姜深義的軍統特務的《個人自傳》時，發現其中提到陳亦川，便立即提審姜深義。

　　姜深義，一九四零年參加軍統。當時，對加入軍統的人都要進行嚴格審查，還要有兩個軍統上尉以上軍銜的特務做擔保人簽字畫押才行。姜深義的兩個擔保人中，有一個就是陳亦川。但他對陳亦川的下落卻并不清楚。

　　姜深義記得，他和陳亦川最后一次見面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當時他接到命令，從南京去上海押解一名以“通匪”罪名被捕的國民黨將軍。在保密局設在上海虹口的一個機關里遇到了陳亦川，陳以老大哥的口吻關照了姜幾句，但對自己的情況只字未提，姜也沒有問。

　　馬新民聽后，稍作沉思，問道：“你是否從其他人那里聽說過陳亦川的情況呢?”姜深義想了一想，說：“對了，我聽說陳亦川跟保密局一個女報務員關系非常好，兩人在南京還借房子同居過。”

　　馬新民問：“你幾時聽說的?”馬新民頓時來了興趣。姜深義答道：““我是去年三月下旬聽說的，這件事保密局里知道的人不少，因為據說毛人鳳曾經對此發過火，說陳亦川那樣做會惹出事情來的。但因為陳亦川資格老，又在謀殺王亞樵那件事上立過大功，很受戴笠稱贊，連蔣介石都表彰過他，所以拿他也沒有辦法。”

　　據姜深義交代，與陳亦川同居的女報務員叫申少珍，二十九歲，原是南京郵電局的職員，抗戰勝利‘還都’后，經人介紹進了軍統局，在電訊處當報務員。馬新民問，這個報務員現在哪里?

　　姜深義搖頭說：“這我就不清楚了。不過我估計她不大可能去臺灣。當時我們內部都在說，凡留在大陸上的都是當替死鬼的，都是被上峰認為‘無能’、或者有能力愛‘抬杠’的人，還有就是上峰看不中的人。申少珍已經被毛人鳳點過名了，當然不可能讓她去臺灣。”

　　馬新民立即將了解到的情況向局長楊帆作了匯報，局領導決定派他帶兩名偵查員前往南京查摸申少珍的情況。

　　一九五零年四月五日，馬新民等三人趕赴南京市公安局。由于南京曾是國民政府的首都，國民黨的特務、情報機構的總部都曾設在這里，所以全國各地到此調查敵特情況的人員很多，市公安局專門成立了一個接待各地外調人員的部門。經查，敵偽檔案中確有申少珍其人，是保密局電訊處的報務員，一九四九年一月剛剛晉升少尉。檔案顯示就這些情況。接待部門又給他們出了一個主意，申少珍既然原來是南京市郵電局的，如果人還在南京，肯定會露面，她在郵電局的同事也許見過她，何不去郵電局了解一下情況。

　　馬新民等人立刻找到南京市郵電局的保衛部門。在對方的協助下，他們找到五位申少珍原先的同事，果然有人說不久前曾經見過申少珍，說她現在一個戲班子里唱戲，可究竟是哪個戲班子，在何處活動就說不上來了。

　　馬新民等趁熱打鐵又去查戲班子，發現在南京地區出沒的戲班子雖然很多，但凡屬南京本地的戲班子在文化管理部門都有登記。他們又去文化管理部門翻著登記簿，一一細查，終于在一個名叫“吳家班”的紹興戲班子的花名冊上，發現了申少珍的名字。

　　正好，“吳家班”當天晚上在秦淮河夫子廟就有演出，于是決定接觸申少珍。這時，南京市公安局也正在尋找申少珍，因為她是“在敵偽機關任職的人員”，卻沒有按照市軍管會公告規定的期限向公安局登記，這種行為當時被視為與新政權的對抗。

　　就在馬新民等三人跟南京警方聯系當晚去夫子廟找申少珍時，警方正好也開出了拘留證，于是議定由南京警方派兩人和馬新民一行一起前去。

　　馬新民一行趕到夫子廟時，“吳家班”的紹興戲已經開場了。因為怕驚動太大，想等到演出結束后再下手。但申少珍畢竟是軍統特務，警覺性高，申少珍竟然察覺到公安局準備抓她，于是利用去后臺化妝的機會逃跑了。

　　馬新民向上海公安局楊帆電告了情況，當時，上海局因人手緊張，決定讓三人先回上海接手其他案子。馬新民返回上海后，南京很快就在江寧發現了申少珍。這個有幾分姿色的女人正準備嫁給一個資本家做“填房”。就在舉行婚禮的前夕，警方將她逮捕歸案，關進了羊批巷看守所。

　　上海方面得到消息后，立即派馬新民二赴南京，向申少珍了解陳亦川的情況。考慮到申少珍可能裝聾作啞拒絕回答問題，還帶去了對姜深義的訊問筆錄和兩份有關申少珍、陳亦川兩人密切關系的材料及照片。

　　在大量證據面前，申少珍不得不招供：她確實跟陳亦川保持了三年多的情人關系，一直到1949年4月才中斷，兩人不僅在南京借房子同居了一年多，一度還常去上海陳亦川借用的房子度假。

　　“陳亦川現在在哪里?”馬新民追問！

　　申少珍回答不上來，因為1949年4月23日后，兩人就中斷了聯系。申少珍估計，陳亦川可能逃往臺灣了。

　　此時，殺害王亞樵的案犯幾乎全都落網了，只有陳亦川在逃，上海市公安局在向全市各公安分局下發的《敵情通報》中，列出了陳亦川的名字和罪行，要求各分局“密切注意該犯線索”。

　　偌大一個上海，被公安局翻了了個底朝天，但就是找不到陳亦川。

　　那么，陳亦川到底去哪兒了呢？

　　四、惡有惡報時候已到、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說來也巧，其時，陳亦川已經藏匿在上海公安機關看守所里，只不過他使用了徐慶楚的化名，沒有人知道他就是陳亦川。

　　原來，陳亦川解放前夕搬到了位于榆林區的另一處住所。上海解放后，公安局全力查找敵特分子，陳亦川明白，若不采取特殊辦法，遲早會被公安機關抓獲。

　　于是，他化名徐慶楚并編造了簡歷。

　　他故意在簡歷中露出一些破綻，公安機關在審查他的簡歷時發現這些破綻，于是，1950年4月中旬被“請”進了公安局，陳亦川很快承認自己是一名小特務，當初為了生計，被迫參加了保密局外圍組織。于是，他被關押在看守所里。

　　由于當時公安局人手緊張，對陳亦川這樣的“小特務”的審查，無暇顧及。這樣，陳亦川就一直在看守所關押著。

　　原以為可以蒙混過關的陳亦川，每天積極參加看守所組織的對敵特分子的政治學習，吃得飽也睡得好，人還長胖了一圈。但誰也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

　　說來也巧，一天放風時，一個剛剛落網的軍統特務認出徐慶楚就是陳亦川，立刻向看守所方面報告，這樣，陳亦川的真實身份終于暴露了。但陳亦川卻拒不承認。

　　陳亦川在滬被捕的消息傳開后，王亞樵的長子王繼哲立刻向有關部門申訴，要求清算陳亦川殺害其父的罪行。

　　于是，公安部門找到其父王亞樵的老朋友、時任合肥市人民政府市長的鄭抱真前輩，鄭抱真當然非常重視此事，立即趕到上海。

　　鄭抱真，一九二九年赴上海參加王亞樵領導鐵血鋤奸團，先后參與廬山刺殺蔣介石、上海北站刺殺宋子文等驚天暗殺，一九三二年年參加一二八淞滬抗戰，參與策劃轟炸日軍旗艦出云號、炸死日本陸軍大將白川義則。

　　一九三六年追隨王亞樵前往廣西梧州，躲避軍統追捕，不久，王亞樵遇難。

　　鄭抱真返回家鄉壽縣組織抗日武裝，擔任安徽人民抗日自衛軍第一路軍第二支隊支隊長。

　　1938年秋，率部參加新四軍，1940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歷任新四軍第四支隊淮南抗日游擊縱隊縱隊長、新四軍江北游擊縱隊副司令、新四軍淮南津浦路西聯防司令部司令、淮南津浦路西專員公署專員、蘇皖邊區參議會副參議長。

　　1946年8月，鄭抱真率部奉命北撤，歷任華中分局駐魯辦事處副主任、政委，華東駐通化辦事處主任、黨委書記。

　　許習庸

　　一九四九年解放后，鄭抱真擔任新中國首任合肥市長，作為王亞樵的老朋友，鄭抱真當即出面聯系了許習庸。

　　許習庸曾在合肥加入王亞樵組織的中國社會黨安徽支部，算是王亞樵的另外一個老朋友。

　　當年，他曾親耳聽過陳亦川說的謀刺王亞樵的經過！

　　鄭抱真要許習庸將他當年親聽陳亦川講述的謀殺王亞樵的經過，寫成舉報材料。

　　鄭抱真

　　鄭抱真又給時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楊帆寫了一封信，請求查明陳亦川罪行后予以法辦。

　　這封信函和王繼哲的申訴狀、許習庸的舉報材料一并派專人送往上海，直接交給楊帆。楊帆指示迅速查明情況，依法懲處。

　　到了這一步，陳亦川只好交代了所犯罪行和全部特務活動，其中包括參與殺害王亞樵的經過。

　　記錄

　　一九三五年十月，王亞樵、華克之等人組織了轟動全國的“六中全會刺汪案”后，蔣介石嚴令偵緝王亞樵及其部屬。不久，王亞樵集團的得力干將余立奎在香港被捕，隨即引渡至南京接受審判，一審判處死刑。陳亦川以同鄉的名義出面找余立奎說：“只要你把王亞樵藏身的地點說出來，就可以免你一死!”余立奎沒有理睬他。陳亦川碰壁后，又設了一計，允許余立奎的小妾余婉君去監獄探望余立奎，并派人跟蹤，指使一名特務住到其隔壁，尋機接近余婉君做勸說工作。

　　中共秘密黨員華克之

　　與此同時，陳亦川又派了一名特務偽裝成犯人關進余立奎的監號，不時進行挑撥說：“你被捕后，王亞樵已經跟余婉君有了勾搭，你這樣為王亞樵拼命，有這種必要嗎?”余立奎雖然還是不為所動，拒絕說出王亞樵的藏身之處，但這種挑撥還是起了一些作用。當余婉君再來探監時，余立奎表示不見。余婉君深感委屈，大哭不已。

　　陳亦川對余婉君說：“余立奎說只有你知道王亞樵的住處，說你如果要表明跟王亞樵沒有關系的話，就領我們去把王亞樵捉來換他出去。”余婉君聽后半信半疑，提出要見了余立奎再說。陳亦川拒絕了，說：“余立奎有話，不把王亞樵捉來，就不跟你見面!”余婉君信以為真，便帶領陳亦川一行去廣西梧州。

　　一九三六年春末，王亞樵偕鄭抱真、許志遠、余亞農、張獻廷、蔡克強、王國屏，為躲避蔣介石、戴笠的追殺，逃往廣西梧州，居住在梧州市西江岸邊一幢房子里，改名匡盈舒，隨行人員均分住于梧州市。

　　曾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辦公廳主任和訓練總監的李濟深將軍，與時任廣西綏靖公署主任的李宗仁、副主任白崇禧正聯合反蔣，三人商定，對王亞樵加以保護，由廣西省政府每月撥給 500 元生活費。

　　余婉君

　　余婉君跟王亞樵聯系上后，騙王亞樵說她跟一個親戚一起從余立奎那里來，有要事與王商量。王亞樵一點兒也沒有懷疑，立即動身去了旅館。

　　帶了旅館后，他敲了敲門，沒聽到動靜，又敲了一下門，感覺有動靜卻沒有人出聲，畢竟是武林高手，心中一怵，雙槍的保險立即打開。他低聲叫了兩聲，發覺還是沒人應，頓時明白墜入了陷阱。

　　于是抬腳猛然踢開房門，俯身向前一滾，眼光掃處瞅見兩條人影伏在門后正準備撲出，手中雙槍應時已響，兩聲慘叫中兩人已就地了結。王亞樵知道已身陷重圍，于是飛身下樓，在樓道里東躲西藏，開槍還擊，又放倒幾個特務。眼見就要沖出旅館了，心中大喜。

　　然而，陳亦川安排的“后手“”特務，突然出現在門口。當王亞樵正準備舉步沖出旅館時，突然，胸口傳來一陣劇痛，一股鮮血噴涌而出。

　　他心知中了暗槍，身形一滯，此時槍聲大作，子彈如雨點般向他射來，身上已中 10 多槍。曾令日偽漢奸和蔣逆介石恐懼的名震中外的“暗殺大王”，就這樣倒在血泊之中。

　　隨即，軍統特務陳資平、王魯翹等人為讓戴笠確認王亞樵已死，就將王亞樵的臉皮揭走。

　　余婉君一看大驚，緊緊抓住陳亦川說他失信，并大呼警察，特務王魯翹當場開槍，將余婉君殺死。

　　陳亦川被執行死刑

　　這就是陳亦川交代的殺害王亞樵的過程。

　　1950年9月17日，陳亦川被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判處死刑。

　　當天下午，陰沉沉的天空飄著細如牛毛的雨絲。一支由一輛美式小吉普、三輛囚車和一輛載著十幾名解放軍戰士的軍用卡車組成的車隊，押解著敗類陳亦川來到上海市閘北區郊外的刑場，執行了槍決。

　　所謂的“冷血閻王”陳亦川這垃圾伏法斃命。

　　通過此案，可知：

　　若沒有毛主席率領以人民子弟兵浴血奮戰為突出代表的人民革命，又怎能把這些惡魔人渣繩之以法、血債血償，徹底斷絕其繼續為害人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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