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0月5日，鄧中夏出生在湖南省宜章縣一個封建知識分子家庭，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國文門。五四運動前夕，鄧中夏等發起組織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再到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創建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逐步成長為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國工人運動的杰出領袖。他的一生雖然短暫，卻播下了彌足珍貴的革命火種。

　　1928年5月至1930年7月，鄧中夏遠赴莫斯科工作。本文簡單梳理了鄧中夏革命生涯中的共產國際因素，從中瞥見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歷史片斷，謹以此紀念鄧中夏誕辰130周年。

　　參加中共六大籌備工作，并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1928年5月中旬，鄧中夏一行數十人從上海啟程，取道海參崴，到達莫斯科。隨后，他參與了中共六大的相關籌備工作。6月14日至15日，鄧中夏與周恩來、瞿秋白、蔡和森等部分六大代表出席由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談話會，圍繞“過去的教訓”“對目前局勢的估計”“黨在目前的主要任務”三大問題展開了討論。這實際上是中共六大的一次小范圍預備會。在發言中，鄧中夏坦陳：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何時開始的，“確切的時間很難說清楚，但是從廖仲愷遇害時起這種傾向就發展的很嚴重了”，“此后從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和三二〇事件起直到武漢叛變時期，機會主義已經完全成熟了”，“險些把我們黨葬送了”。關于黨的組織改造，中央曾提出要多推舉工農分子進入黨的領導機構。一些地方同志借口黨的改組是形式主義，“機械地計算出要有多少工人、多少農民”，竭力反對中央。鄧中夏則呼吁，“改組有很大意義”，即便是“機械辦法也有積極的方面。我們應當繼續進行這項工作，不要裝成反對機械改組的樣子”。

　　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銀色別墅”秘密召開。鄧中夏與斯大林、布哈林、周恩來、瞿秋白、蘇兆征、向忠發、李立三等21人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在大會成立的10個專門委員會中，鄧中夏同時擔任政治委員會（附蘇維埃委員會）、組織委員會（附章程委員會）、職工運動委員會、農運土地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委員。6月22日，鄧中夏在第五次全體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他就張國燾昨日的錯誤演說直接批評稱，后者“態度完全是攻擊的形式”，有“在朝在野”的傲慢。鄧中夏對瞿秋白的政治報告亦是直言不諱：“過去的機會主義的解釋，并不完全正確，多少含了些為自己回避的意思”，以及“八七會后中央是否有錯誤也未明白指出”。他認為：

　　八七會議救了黨，“八七”是我們黨的重要關頭。“八七”的優點我們不可抹殺，然而它的缺點我們也是不能否認的。缺點不在別的地方，就在于缺少一個對時局的估量和任務的決議案，一直到“八七”后好久，中央才補救這一缺點。還有一個缺點就是留戀左派國民黨，在南昌暴動時，還要用國民黨的旗幟

　　最后，一向敢言和暢言的鄧中夏提醒道：

　　同志們過去很忽視軍事問題——建立紅軍自己的武裝。……過去因為有“軍事機關”這個名詞，大家不敢談軍事，固然中國革命是要領導廣大群眾，可是軍事問題卻不能忽視的，不然，那就很上當的。

　　鄧中夏在六大發言中對中國革命若干重要問題的正確見解，是基于自身馬列理論修養，和對中國政治社會環境實情的深入觀察。

　　7月10日，第二十一次全體會議，投票選舉第六屆中央委員會。鄧中夏、史文彬、羅章龍等13人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黨的六大認真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存在嚴重爭論的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明確中國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并提出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十大政治綱領，為中國革命事業的復興和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成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調查“江浙同鄉會”真相

　　1928年7月11日中共六大閉幕后，在19日召開的六屆一中全會上，向忠發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同時，布哈林宣布共產國際不再向中國派遣代表，改由中共在共產國際設立常駐代表團，并提議中共中央從政治局委員（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項英、蔡和森、瞿秋白、張國燾）中挑選1人或2人，留駐莫斯科。7月20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指派鄧中夏、余飛為中共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王若飛為中共駐農民國際代表，與瞿秋白、張國燾二人組成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瞿秋白為代表團負責人。

　　向忠發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公開宣布“江浙同鄉會”的存在，“這完全是一個事實的東西”。很快，由他主持制定的《對于江浙同鄉會的意見》，將“江浙同鄉會”正式定性為“有中央、有支部、有章程、有正式會員與名譽會員、有會費”的反黨反革命集團。7月22日，因事件牽連，而被伏龍芝軍事學院開除的學生胡世杰、左權、陳啟科、尤赤、郭景惇等人前往克林姆林宮，請求向斯大林、莫洛托夫面訴。適逢斯大林等出席共產國際六大，聯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雅羅斯拉夫斯基親自接見了這幾名中國學生。雅羅斯拉夫斯基在了解學生們的境況后，當即致電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要求調閱關于“江浙同鄉會”的全部卷宗。胡世杰等人還給中共代表團寫信，申訴冤屈。于是中共代表團著手同聯共（布）中央監委進行磋商，重新審理“江浙同鄉會”一案。

　　7月27日，“江浙同鄉會”事件調查委員會正式成立。雅羅斯拉夫斯基任主席，成員來自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蘇聯軍方和“格別烏”（蘇聯情報組織）。鄧中夏參與其中，他走訪莫斯科中山大學，聽取證詞、調閱材料。兩周后，雅羅斯拉夫斯基向委員會遞交《關于所謂“江浙同鄉會”或“互助會”事件報告大綱》，徹底否定了反黨秘密組織的存在。報告說：

　　江浙同鄉會形成的原因是中國留學生之中各個派別爭奪權力的斗爭，中國留學生的成分及其所受的革命教育都不甚佳。他們有地方主義色彩。但對于被懷疑為“江浙同鄉會”的同志，其最大的錯誤莫過于：一方面成立了互助會組織，另一方面他們沒有通知黨部，沒有用適當的方法來反對這種沒有監督的公共組織的存在。

　　報告明確談到：“江浙同鄉會”只是一個思想認識和組織紀律的問題，對違犯黨紀者，可給予必要的批評教育。最終，中共代表團放棄追究和處罰有關學生，“以免進一步惡化中國學生之間已經極不正常的關系”。錯綜復雜的“江浙同鄉會”事件至此不了了之。

　　然而其時學生彼此之間的嫌隙已深，感情對立。逢會必鬧，逢吵必打。原中山大學學生毛齊華回憶：

　　那時，中共駐國際代表的成員也時常到“中大”來。在交往中，我對鄧中夏的印象最好。鄧看到“中大”內部派性斗爭這樣激烈，很覺不安。一次，他找校領導人，把在學員中聽到的各種反映，都向他們作了匯報，并建議校領導認真考慮學員們的意見，努力做好調解工作。……但是，校黨支部局的領導并不重視鄧中夏的建議，認為他是在搞“調和”“折衷”。

　　在這場風波中，王明充當反對“江浙同鄉會”的意見領袖，其政治地位日益舉足輕重。王明派系污蔑瞿秋白和鄧中夏是“右傾機會主義”和“調和主義”，是“江浙同鄉會”的幕后老板，矛頭直指中共代表團。后來王明一伙對鄧中夏的打擊報復，便肇始于此。

　　與妻兒團聚，拍下唯一一張全家福

　　1928年8月，鄧中夏的妻子李惠馨在上海產下男嬰。幾個月后，在黨組織的安排下，李惠馨帶著孩子來到莫斯科，一家三口得以團聚。這是鄧中夏第一次見到自己的兒子，他高興地為孩子取名鄧鋼，寓意像鋼鐵一般堅強。

　　1929年農歷新年的大年初一，鄧中夏與妻兒一起在中共代表團駐地附近的照相館拍了一張全家福。這是鄧中夏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全家福。照片中的鄧中夏，蓄著一叢俄式小胡子，懷抱兒子，滿面春風。妻子則站在身旁，握著孩子的小手。母子二人都是傳統的中式裝扮。在照片背面，李惠馨用俄文工整地寫著：“只給無所畏懼的男人。”這既是妻子對丈夫的深情告白，亦是革命者對革命戰友的欽佩和褒揚。

　　1925年6月爆發的省港大罷工，由鄧中夏、陳延年和蘇兆征等人領導，前后堅持了16個月之久。規模之大、歷時之長、聲勢之壯、涉及面之廣，世所罕見。在此期間，鄧中夏認識了同為罷工委員會負責人李啟漢的妹妹李惠馨。兩人日久生情，許下了一生的盟約。鄧中夏對李惠馨感情甚篤，親昵地叫她“妹妹”，還教她讀書寫字。

　　李惠馨在鄧中夏的幫助下努力學習文化，接受革命思想。1926年8月，劉少奇夫婦作為證婚人，鄧中夏與李惠馨舉行了婚禮。同年11月，李惠馨經鄧中夏的兩位秘書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然而婚后，革命形勢急轉直下，這對革命夫妻總是聚少離多，顛沛流離。在莫斯科，他們度過了一段幸福安寧的時光。

　　1930年7月，因為國內革命工作的需要，鄧中夏與妻子相繼回國，將孩子寄養在莫斯科的一家保育院。后來，鄧鋼在保育院解散時“失蹤”，至今下落不明。第二年，鄧中夏遭到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迫害，夫妻二人相互扶持，艱難度日。1932年11月，擔任地下交通員的李惠馨在執行任務途中不幸被捕。鄧中夏此時剛被中共中央任命為全國赤色互濟總會主任兼黨團書記。互濟總會的任務是動員和組織一切社會力量營救被敵人逮捕和關押的革命同志。其中風險可想而知。妻子被捕后，鄧中夏的生活陷入窘境。據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胡允恭回憶，1933年春天，他曾在上海浦東遇見鄧中夏。鄧中夏穿得很破舊，并告訴他，“經濟很困難，有時弄得沒飯吃，當搬運工人”。胡允恭則提醒鄧中夏：“碼頭你不能立足，須得仔細。”事實上，鄧中夏因領導罷工被國民黨反動派視為重賞通緝的對象，互濟總會的工作又需要拋頭露面與社會各界人士接洽，隨時可能會暴露身份。正是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下，經過鄧中夏的艱苦努力，上海及各地被敵人破壞了的互濟會組織在短短的幾個月內便恢復起來，會員人數更是超過了以往。

　　然而，意外還是發生了。1933年5月15日，鄧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因叛徒出賣，后被解往南京國民黨憲兵司令部看守所，9月21日于雨花臺英勇就義，時年39歲。1934年5月15日是鄧中夏被捕一周年的日子，李惠馨仍被關押在獄中，只能通過文字來寄托哀思：

　　世事感創傷，你啊！信中不是說寄書給她的嗎？若是現在的你沒有一點事的你，那我現在不是也有很多書看了嗎？現在呢？現在只送了我竟是萬感的悲痛啊！……時常希望你的她上進著，你的心靈時刻在愛護著她了。親愛的，她真太負了你的愛意了。她現在雖有學習的機會，可恨現在的你又沒可能幫助她了，這只恨她自己沒有福享受你的愛護呀！親愛的啊，她想到此，她好似發狂了。唉！無惡不作的這現在的這萬惡的社會，吃人不吐骨頭的魔王們，是這種勢力之下的我們，不免要受這些磨練，關鍵中的我們呀——使我追痛悼念難忘的你啊！在半夜里醒來，難禁又思念到你，你昨晚不是到我的夢里來了嗎？那種堪狀，使我痛楚……

　　李惠馨的日記，字字泣血，句句真情。凡是到5月15日的時候，鄧中夏被捕的日子，李惠馨記得比自己入獄的時間還要牢。她曾說：“他的這個日子，我永遠要記住的。”1936年，李惠馨經黨組織營救出獄。出獄后的李惠馨，改名李夏明，決心秉承丈夫鄧中夏遺志，繼續投身革命事業。她用自己的后半生搜集整理鄧中夏的資料，想為鄧中夏作傳，歷盡波折。直至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鄧中夏傳》，李夏明終于了卻了近半個世紀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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