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小慶按：《五星閃耀中國——我們回到新中國的故事》（Five stars over China：The story of Our returned to new China）1953年5月在加拿大多倫多出版。全書468頁。

　　作者文月華（Mary Austin Endicott，1897-1967）1925年從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畢業后，追隨丈夫文幼章先生（James Endicott,1899-1993）來到中國，直到1947年，在中國生活了25年。她1947年與丈夫一道回到加拿大。1952年，應中國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Chairman of the Chinese Committee for World Peace） 郭沫若同志的邀請，與丈夫一道來華訪問4個月。這本書記錄了她此次重回中國的所見所聞所思。

　　在華期間，文月華走訪了工廠，農村，學校，醫院，政府機關，宗教場所，采訪了工人、農民，國家領導人，政府官員，中小學教師，資本家，牧師，主教，大學教授，科研人員，在華工作的外國人，等等。圍繞土地改革，城市工商業改革，援朝戰爭，科學研究，婦女解放，醫療保健，防治傳染病，三反五反運動，掃盲，教育普及，稅收，水利建設，思想改造，宗教政策等許多問題，介紹了實際狀況，進行了討論。

　　在此書的扉頁上寫道：“送給綠玉：她告訴我的故事，講述了苦難、英雄主義和對未來的信念，正是這種信念導致新中國取代了舊中國，如我們已經見證。”

　　這里是此書中關于“綠玉”的一章。

　　“綠玉”就是我的母親盧玉。家母1924年在成都出生，2009年在北京去世，享年85歲。

　　像所有中國女孩一樣，綠玉（Green Jade）[1]在下一個女兒出生之前，家人都叫她妹妹。之后，伴隨弟弟妹妹的出生，她成了大姐，其他的妹妹則成為了二姐，三姐……。在她的父母為他選擇的名字中包含自己對她的期望。那些目睹了她在革命中所曾受到考驗的人，認為“玉”這個名字很適合她，因為她謙虛、強壯、美麗，就像玉石一樣。玉石是中國自古以來被視為珠寶和用作珍貴飾品的彩色石頭。她的臉頰紅潤，臉上沒有皺紋。她的眼睛閃爍著生活的喜悅；她那隨時準備好的微笑和自信的舉止，預示著平靜和精神振奮。一般人會認為她過著一種安全而平靜的生活。乍一看，看到她肩上的辮子，我以為她只有二十歲或更小，但是，我驚訝地知道，她已經近三十歲了，生了五個孩子。她的生活故事證明，她的耐力就像玉一樣：我指的不是她那曾承受極限壓力的身體，而是她那從未動搖的精神。

　　綠玉的人生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她對婚姻伴侶的選擇。他們的故事將展示：為什么不同家庭背景的人在舊中國成為了共產主義者。

　　張林是自流井（今自貢市）一位富商的兒子。自流井以井鹽聞名，官僚們靠井鹽致富，但是，為了生產這種珍貴的鹽而長時間工作的窮人，只能得到微薄的報酬，他們的勞動缺乏保護，他們的生活困苦。從出生起，張林就熟悉這些丑陋的鹽井和悲慘的工人，他曾經將這些視為這片土地上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這并不是養尊處優的張家少爺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

　　綠玉、張林和他們最小的孩子。

　　小時候，他舅舅的那張興奮的、熱切的臉給小張林留下了深深的印象。那天半夜，舅舅來到張林家。他聽不懂媽媽與舅舅兩人低聲交談的內容，但那天晚上媽媽給他蓋被子時，把他緊緊地抱了起來，一滴眼淚落在了他的脖子上。他問她媽媽為什么哭，她沒有回答，只是又吻了他一次，說等他長大后再告訴他。幾年后，媽媽的娘家來了一封信，讀信后她哭了一整天。她告訴張林，他的舅舅被國民黨秘密警察殺害了，因為他是共產黨人。

　　孩子們都被母親的悲痛所感動。張林一次又一次地問媽媽，讓她給自己講舅舅的故事，告訴自己舅舅留下的書中說了什么。媽媽拂去書上的灰塵，讀了起來，試圖理解弟弟為什么冒著生命危險去參加共產黨。她把弟弟關于封建地主對農民殘酷壓迫的故事講給了熱切期待聽到這些故事的兒子。講述中，她感到減輕了一些自己的悲痛。這個少年被舅舅要清除這些社會不公的堅定信念深深打動。他的父親雖然像他一樣心地善良，但他認為，生活就是這樣，這是命，天命。

　　隨著年齡的增長，張林和他的母親仔細閱讀了舅舅留下的書。這些書是馬克思和列寧的中文譯本，以及毛澤東的演講。隨著時間的推移，張林密切關注著毛澤東的思想。最終，在我們教會在自流井和成都開辦的學校中，在華西聯合大學中，張林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在那里，他遇到了綠玉。

　　綠玉的家

　　綠玉不是大學的學生，這讓具有敏銳頭腦和冒險精神的她很失望。當她從女子中學畢業的時候，她曾渴望和朋友一道去讀大學，成為大學中的同學。

　　綠玉是十一個孩子中的第五個。前兩個孩子出生時，她的父親是一位著名畫家的學徒，這位畫家后來成為了成都城的第一位攝影師。能夠有幸成為這位畫家的徒弟，得益于她的祖父。她的祖父是一位技藝精湛的裱畫工匠，將那些著名藝術家的畫作裱裝在卷軸上。對于綠玉的父親來說，裱畫不足以滿足他成為藝術家的渴望。他的不滿足激發了他對生活的好奇和渴望。

　　綠玉的母親來自一個非常貧窮的農民家庭。盡管家庭的伙食很差，她還是個健康的女孩。她很高興嫁給了一個和她同齡的善良和藹的小伙子。她很慶幸，因為她聽說過農民女孩是如何被抵債送給老地主，或被賣給工廠成為合同工。她喜歡她那些胖乎乎的小嬰兒，他們來得太快了，幾乎無法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食物和衣服。當流行病席卷而來時，其中三人在嬰兒期死亡。她為他們傷心，但她知道自己比許多母親更幸運。許多母親生了十幾個孩子，除了兩三個孩子外，其他都夭折了。她忙于照顧家人，雖然能識少量的一些字，但沒有接受丈夫教她讀更多書的善意。她寧愿忙于家務，將讀書畫畫的事情留給丈夫。但是，她為綠玉像她父親一樣思維敏捷而感到自豪，盡管綠玉本可以成為家中的幫手，她并沒有反對綠玉繼續學業。

　　日本入侵期間，形勢變得尤為艱難。雖然成都從未被占領，但通貨膨脹摧毀了許多努力工作的勞動者，尤其是在奢侈品消費領域。中產階級人士的工資跟不上通貨膨脹的步伐，他們停止了購買照片、繪畫作品和畫像。此外，攝影師完全依賴國外的補給，隨著戰爭的持續，這些補給變得稀缺而昂貴。如果不是可以從黑市投機商人那里獲得照相器材和耗材的補給，綠玉一家人可能早就餓死了。

　　母親靜靜地聽著丈夫和大女兒對黑市的抱怨。當第十一個孩子出生時，她一出生就失去了他，而且幾乎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她沒有時間擔心這個國家的情況。她忙于縫補漿洗，常常補衣服一直到深夜，還要早早起床去市場買最便宜的蔬菜。她的家庭永遠無法翻身，永遠需要精打細算地花每一分錢。

　　綠玉不可能像她自己和她父親所希望的那樣上大學，她需要為家庭賺錢，就像哥哥們在結婚并組建自己的家庭之前所做的那樣。

　　最后一天，綠玉放學回家，臉上閃閃發光。她媽媽本來很擔心，擔心女兒離開學校會很傷心。沒有想到，女兒看起來很平靜。很明顯，聰明的女兒有了某種計劃。

　　“我要去助產學校，”她高興地宣布。“有一些獎學金可供選擇，我的科學老師認為我在中央醫院有很好的機會獲得獎學金。三年后，我將以助產士的身份畢業。媽媽，接生方面總是有生意的。”

　　她笑著給了媽媽一個擁抱，然后抱起她兩歲的弟弟，當她高舉他時，弟弟高興地尖叫起來。當她的父親問她是否會在這份工作中感到快樂時，她說：“雖然這不完全是我自己的選擇，但它會對我的人民有所幫助。我知道母親經歷了什么，對那些對衛生一無所知的人來說，情況更糟。新生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新生命永遠不應該面對死亡。是的，我會快樂的。也許有一天……”

　　“女兒，總有一天，你會繼續你內心所渴望的學習進程！我們國家的情況會更好，而你還年輕。”

　　助產士學校對學生的要求很嚴格，但綠玉很享受這份工作，也在她自己的學校里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初出茅廬的助產士應邀參加了與大學生舉行的會議和聚會。

　　綠玉學習助產和政治

　　在一次來自不同部門的進步學生聚會上，她在一場舞會中遇到了張林。他握住她的手，高興地牽引著她，翩翩起舞。一曲結束，她笑得喘不過氣來，發現他就在她身邊。舞會開始前，他們從幾句漫不經心的話開始，很快切入了吸引大家的那些嚴肅話題。當人群散去時，張林就在她身邊。當她走出門時，他說：“我陪你走一走，你介意嗎？”她笑了。“你住在校園里，而我住在城里！”

　　他們的友誼迅速發展，張林建議她讀高爾基的作品，讀高爾基在中國的著名同道者魯迅的一些作品。托爾斯泰也是激發她年輕心靈的作家之一，她渴望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偉大文學。張林對社會正義的熱情感動了她，她很快就開始閱讀重慶共產黨出版社發行的小冊子。她還開始購買《新華日報》。[2]

　　張林從金陵大學（抗戰時期從南京西遷成都的一所大學）社會學系畢業，留校成為一名教師。這時，綠玉已經完成了助產士課程，開始在成都郊區的一家公共衛生中心工作。她盡可能地向自己的病人解釋，他們的極度貧困是由于國家缺乏民主，最重要的是由于征兵導致的人力枯竭。國民黨政府在日本戰敗后仍繼續征兵。她向他們講述了新兵訓練營的情況，在那里，數以千計的新兵因腐敗官員貪污倒賣了他們的口糧而挨餓。

　　綠玉的工作是在一個農村衛生中心。她既從事普通醫療診所的工作，也承擔接生工作。她拜訪了貧困農民的家，每天都能看到他們的痛苦。他們只能吃一些被富人扔掉的小紅薯（紅苕）充饑。許多家庭都只有一個盆，既用來做飯，也用來給嬰兒洗澡。他們住的房子是建在肥料坑上的稻草棚，就像她母親兒時的家一樣。

　　人們向綠玉吐露心聲，她看到了一些男人，為了逃避征兵而弄瞎自己的一只眼或剁下自己一根手指。他們知道，新兵訓練營的條件比他們自己的棚屋更糟糕，如果他們被帶走，他們的家人就會餓死。這些新兵通常會像罪犯一樣被捆在一起，然后被拖到訓練營。（我自己在國民黨時代也見過這些被抓的新兵，印象深刻。有一天，一名被抓的新兵對我的轎夫喊道：“告訴我媽媽，我被抓走了！”真是可怕的景象！）

　　在內戰中，就像軍閥時代一樣，國民黨軍隊將抓到的“壯丁”捆綁串連在一起，強征入伍。在北方，在人民解放軍從日本解放出來的地區，這些被強抓的“壯丁”，數以千計的人投降或逃離。在解放區，窮人獲得了土地。

　　診所的條件遠非良好，沒有足夠的醫生或藥物來治療所有需要治療的人。綠玉不忍心從貧苦農民那里拿錢治病。她一直很焦慮，因為太多的事情需要做，遠遠超出了她的能力，超出了她的時間。她把這些問題寫信給張林。同時，她寫信給重慶的《新華日報》，呼吁編輯發表更多關于農民問題的文章，尋求更多對農民的有組織幫助。

　　她開始明白，中國的舊體制很難完成這些任務，需要系統的改變。她也開始意識到，在中國，由于國民黨根深蒂固的腐敗和地主對農民的壓迫，幾乎沒有發展民主的機會。回想起來，她意識到，那時自己對“階級斗爭”尚知之甚少。

　　當她和父親談論這些事情時，父親談到了對中國生活影響最為深遠的兩位哲學家。（他們都生活在公元前的幾個世紀。）老子一直關心地主手下平民的苦難。他的建議是被動抵抗、冷漠和安靜，而不是革命。道教是從他的教義中產生的。另一位是孔子，他畢生致力于建設一個凈化的社會，他建議人們在家庭中和國家中嚴格服從當權者。這種哲學結晶為一種倫理體系，通過這種體系，封建社會被證明為是符合道德的。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之間的鴻溝很深。她的父親引用了《禮記》中孔子的這樣一句話：“禮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

　　綠玉開始根據張林所介紹的馬克思主義來思考自己熟悉的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背景。她期待著問他這件事。她不常見到張林，他的信也沒有討論過這些問題。如果年輕教授被發現表達了“顛覆思想”，那么，他不僅有失去職位的危險，甚至可能失去生命，甚至在國共聯合抗日的統一戰線瓦解之前。只要統一戰線沒有崩潰，只要國共雙方的停戰談判仍在繼續，綠玉就可以在診所附近一家不起眼的書店買到共產黨的報紙《新華日報》。她發現這份報紙總是站在窮人一邊，報道警察的暴行，這些暴行針對無法支付過高租金的農民，或試圖逃避征兵的農民。她自己的經歷證實了這些說法的真實性。因此，在這些事件的壓力下，她開始研究政治理論和政策，她開始相信，共產黨有解決中國人民基本問題的辦法

　　在空閑時間，綠玉經常回家或參加大學的會議。在這些場合，她通常會在張林有空時見到張林。這時，她知道他和他的一些朋友是共產主義者。她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知之甚少，但她覺得，《新華日報》所倡導的東西，正是今天中國需要的。她開始想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她不再相信一些國民黨制造的謠言，諸如共產黨在北方控制的地區殺害不能工作的老人，在國民黨控制的地區燒毀公共建筑物，等等。

　　當時，共產黨人“共產共妻”也是一種常見的八卦。她認為“共產”很好，但無法接受“共妻”。綠玉發現，她遇到的共產黨人都是品德高尚的人，這與國民黨的宣傳恰恰相反。她和父親討論了這些事情。他警告她要小心。盡管他承認自己對政治知之甚少，但仍然擔心綠玉會加入共產黨。

　　綠玉告訴父親，她遇到了去過北方解放區的人，他們看到了共產黨控制下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對父親說：“如果你有機會去那里親眼看看，我的父親，窮人是如何解決他們的經濟問題的，你就會認同我的朋友們的看法”。她常常將《新華日報》帶回家。父親讀了，開始被她的話打動。她的年輕朋友把馬克思主義書籍帶到她家，他們在那里暢所欲言。她爸爸的態度是：“讓他們來吧。我不太了解，但他們似乎都是善解人意、品行端正的好人。也許我們越早交流越好！”（這些關于張林等人的看法，與綠玉向我談起他們時所講的話，幾乎相同。）綠玉的媽媽什么也沒說。她相信自己的丈夫和大女兒。

　　綠玉嫁到重慶

　　1945年元旦，張林放棄了在大學的講師職位，加入了位于重慶的《新華日報》社。綠玉對此感到高興。閱讀這張報紙拓展了她的政治理解。她的第一次政治活動，她對“我能做什么？”這一挑戰的第一反應，就是給報社寫信。

　　在張林去重慶之前，他們訂婚了。綠玉的家人歡迎了這位體貼而快樂的年輕人。他們對他的政治熱情有些疑慮，因為他們知道這會帶來嚴重的風險。但是，對日本侵略的長期抵抗喚起了每個人的愛國熱情，年輕人愿意為人民爭取更好的生活而奉獻甚至犧牲，已不足為奇。

　　她的母親為她嫁給一位革命者的前景而淚流滿面，但綠玉向她解釋說，愛國主義意味著為人民服務。她的母親，一個完全務實的人，可以理解這一點，并準備成為小革命者的祖母，希望年輕人有一天能夠實現他們對美好生活的所有夢想。她的父親只是簡單地說：“我很自豪能稱張林為我的兒子。”此時張林的父母已經去世，老家也已經不存在。[3]張林真希望綠玉能夠認識自己的媽媽，她們兩人是同樣優秀的女性：勇敢、果斷、充滿活力。

　　1945年春，張林在重慶為綠玉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作單位是《新華日報》的醫務室，職責是向《新華日報》和新華社的工作人員及其家屬，提供醫療保健服務。他們結婚了，在這個集體中開始了他們的新生活。這個集體大約200人。張林加入了共產黨，但綠玉暫時尚沒有加入，盡管她想加入。她覺得自己對這件事的了解還不夠，也還沒有證明自己配得上“共產黨員”這一稱號所帶來的榮譽和責任。

　　綠玉在診所的職責是助產士，她接受過這方面的訓練。但在她到赴任不久，原來的一位全職醫生就因故離開了診所。于是，她承擔了全職醫生的工作。除了一些嚴重病例要送到市醫院外，她需要處理各種疾病。她雖然學習過一些醫學基礎課程，但她仍然感到非常困難。那時，只有兩名護士幫助她。在報社所屬的眾多銷售點中，缺乏經驗的年輕干部發生了許多意外事故。報童經常因賣報紙而被警察毆打，因為該報尖銳地批評國民黨政策，揭露其腐敗官員。

　　綠玉要求調到托兒所工作，但由于中國醫生嚴重短缺，沒有人來接替她。此外，報社的同事們堅持說，他們更喜歡她的工作，而不是以前那位醫生。因此，她只能盡力堅持。她從曾在成都教過她的重慶醫生那里借來醫學書籍，從中尋求幫助。只要她能進城，她就會去咨詢他們。他們幫助她讓重癥患者盡快住進擁擠的醫院。

　　在重慶呆了五個月后，綠玉被選為單位婦女部的組織人。這一安排讓綠玉感到“如芒刺背”。因為，報社中的一些女性是共產黨的高級成員——編輯、政治作家和其他經驗豐富的人。但他們堅持要她干。于是，她承擔了新的責任。1946年春天，她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

　　因為報社中大多數母親都在工作，所以，報社有一個很好的托兒所。成為媽媽后，綠玉繼續她的醫療工作和組織工作。她調整了時間，這樣她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喂養嬰兒并享受照顧他的樂趣。他們擠在兩個小房間里，但她想起了數百萬中國嬰兒，他們出生不久就夭折了，因為他們的父母太窮，太無知，無法養活他們。她覺得她的工作正在幫助她的國家走向一個每個嬰兒都受到歡迎和安全的時代。只有在這樣的社會里，她自己的孩子才能真正安全。

　　蔣介石結束停戰；綠玉去延安

　　在她兒子出生的第一年，戰爭的陰云再次籠罩著中國。在馬歇爾將軍的主持下，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停戰談判時斷時續地已經進行了幾個月。馬歇爾率領的由400名美國人組成的停戰觀察小組，分散在共產黨從日本占領軍手中解放出來的各個地區。許多中國人擔心，這種時斷時續的談判策略不過是蔣介石用美國援助來裝備和訓練軍隊的掩護。馬歇爾將軍后來告訴美國政府，他“經常覺得（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希望將美國的調解作為其展開軍事行動的盾牌”。

　　無論談判失敗的原因是什么，1946年7月蔣介石的軍隊對共產黨控制的東北城鎮發動全面進攻時，中國人民普遍感到震驚。中國人民解放軍（當時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沒有試圖保衛這些城市。由于人民對蔣介石領導國家的不信任日益加深，共產黨在農村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國民黨軍隊與游擊隊發生了小規模沖突。國民黨軍隊中那些來自勞動人民的士兵，開始了解形勢，并開始攜帶他們的美制武器向共產黨投降。

　　喬治·馬歇爾將軍至少在名義上還沒有放棄停戰談判。但1946年10月，三支國民黨軍隊集結在北京以北的重要鐵路樞紐張家口。共產黨軍隊從這個戰略重鎮撤軍，這在國共雙方的支持者中都引起了轟動。

　　在重慶《新華日報》的報社內部會議上，人們討論了這次撤退。綠玉了解到，共產黨的政策是，在馬歇爾為了避免內戰所主持的停戰談判的所有希望都破滅之前，不打正面戰。在這次討論中，綠玉也學習了革命戰爭中的戰略戰術。

　　后來，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情況看起來很糟糕時，她理解了當時共產黨領導人所說：“當你聽說蔣介石征服了一百座城市時，你就會知道，他已經輸掉了戰爭”。他們知道，贏得人民支持的一方會變得更強大，而另一方會削弱，因為防御被包圍的城市沒有任何好處。

　　當張家口落入蔣介石之手時，《新華日報》智慧的領導人依然信心十足。他們知道，一個轉折點已經到來。很明顯，蔣介石已經放棄了進行停戰談判的借口。馬歇爾開始使用美國飛機將共產黨人員向北運送到他們在延安的總部，以確保在會談期間留在國民黨領土上的所有共產黨人的人身安全。1946年12月，新華社的婦女和兒童被空運到延安。綠玉和嬰兒先走了一步，隨后，張林也到了延安。

　　綠玉被延安的氣氛所震撼。官員的淳樸和誠實反映在整個城鎮的生活中，成千上萬的人住在從黃土丘陵上挖出的窯洞中。她遇到了來自中國各地的年輕男女，他們冒著生命危險來到革命大學學習。他們正準備成為共產黨員干部，領導中國數百萬農民和工人為贏得勝利和建設新社會而斗爭。

　　綠玉還想學習馬列主義和其他她一直想探索的學科。但在這里，和中國其他地方一樣，醫務人員嚴重短缺，所以她還必須繼續承擔助產接生工作，盡最大努力照顧病人。

　　1947年冬天，延安每天都遭到國民黨飛機的轟炸。人們在山村里不斷地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村民們把革命者帶回家。綠玉驚嘆于人們適應過度擁擠的原始環境的能力。他們必須在田野中或道路上面對來自國民黨飛機的俯沖掃射，還要面對飛機投下的致命炸蛋。

　　隨著春天的到來，蔣介石最無情的將軍之一胡宗南率領的軍隊也來了。他被稱為“小拿破侖”，因為他在過去五年里在西安為所有反對國民黨的人——無論是自由派還是共產黨人——設立了殘酷的集中營。他大張旗鼓地走進了毛澤東從1935年長征結束后一直居住的山區總部。胡將軍抵達延安時，什么也沒發現。共產黨人已經收拾行李，隱入了陜西省的山區。

　　穿越北方的兩年跋涉

　　于是，一個史詩般的時期開始了，在兩年的時間里，成千上萬的人帶著成千上萬的駱駝、馬和驢在貧瘠的北方農村跋涉，運送他們的必需品。孩子們被放在掛在馬背上的籃子里。生病的女人也騎馬，但身體健康的所有男人和女人都步行跋涉。當共產黨人的家庭從一個解放區走向另一個解放區時，綠玉陪伴照護著孕婦們，并隨時接生嬰兒。

　　1947年春，胡宗蘭的一支部隊向東奔襲數百英里追擊延安撤出的軍民。北方的山區使胡宗南那些從南方征招入伍的士兵遭遇挫折，而當地的農民拒絕與他們合作，也拒絕透露共產黨家屬們的行蹤。胡宗南的部下開始逃亡，把武器留給游擊隊。（胡宗蘭的主力部隊在陜西省向北推進，最終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擊敗。）

　　從延安撤出的軍民，無論走到哪里，都幫助當地的農民，鼓舞他們對未來的信心。這支隊伍向北京以南的河北省中部前進。軍事專家曾估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北部和東北部的反攻不久就將發生。1949年冬天，反攻提前實現了。

　　綠玉現在已經記不清她在這種動蕩的條件下接生了多少嬰兒。她估計大約有三十個，其中三個是非常嚴重的病例，她不得不使用儀器。這些她永遠不會忘記。抗戰時期，盡管雙方都在與日本作戰，但國民黨仍然在北方對共產黨實施了長期封鎖。因此，藥物非常稀缺，因此所有人都沒有麻醉。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UNRRA）和其他救濟機構的物資被送往中國，本來應該用于非政治的目的，但幾乎完全被國民黨扣留，未能送到共產黨管轄的地區，盡管這些地區的人民在日本侵略中遭受了時間最長、最深重的苦難。

　　盡管缺乏藥物，但綠玉并沒有放棄每一位母親或嬰兒。只要有可能，最嚴重的病人就會被送到最為訓練有素的醫生負責的地方。沒有足夠的醫生來照顧這么多人，他們因為行軍的需要而分散。有時，綠玉會被叫到她自己的單位以外的其他單位去接生。之后，她會趕緊趕上自己的單位，那里，有她的家庭，還有她的一份定量供應的食物配額。

　　在這兩年里，綠玉自己又生了兩個孩子。當她講述自己的故事時，她沒有強調自己的困難，而是將其視為整體的一部分。女人們互相幫助照顧孩子，父親們也承擔起責任。張林經常幫助綠玉做醫療工作。對于難產，四個強壯的男人不得不讓病人保持靜止，這樣綠玉就可以在沒有麻醉劑的情況下使用儀器進行接生。她說話的時候，我想象著這些英雄人物，在農民的泥屋里，在小小的植物油燈昏暗的照明下，他們從事著艱難的工作。這些工作，即使在最理想的條件下，也屬于非常復雜而困難的工作。

　　他們不僅忍受著缺乏醫療設施，還忍受著食物短缺和他們所旅行的貧瘠山區的嚴寒。一些在艱難的分娩中幸存下來的嬰兒，在渡過黃河時被為了抵御嚴寒而捆綁的衣物所窒息。羊毛在中國很稀缺，不論是嬰兒或成年人，都只能靠棉衣和棉被御寒。

　　綠玉告訴我們她在北方尋找燃料的困難。她那時常常爬上沙質山坡，尋找樹枝和干草，為她的家人做飯。我可以想象這一幕。當年我曾看見四川的婦女和兒童沿著曾經是唯一道路的狹窄小路行走，尋找倒下的樹枝和枯葉來裝滿背上的籃子。在光禿禿的北方山區，很難找到枯枝和樹葉。

　　在穿越北方的漫長跋涉的后半段，戰爭的形勢轉向了。國民黨軍隊先是以營為單位投降，后來是以師為單位投降。后來，恰如共產黨領導人所曾預言，被包圍在東北城市中的國民黨軍隊，在補給被斷絕的情況下，不得不全軍投降。許多國民黨士兵認識到人民解放軍的戰斗目的是結束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權力，認識到這個目的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于是，他們加入了解放軍。

　　隨著兵力和裝備的增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反攻勢頭增強，國民黨軍隊在1948年秋季戰役中被橫掃，并沿原北進的路線后退。張家口和天津被解放軍奪回；北京則是通過談判而獲得解放。京漢鐵路線上的鐵路樞紐石家莊被解放。這場決定性的戰役為1949年春天奪取南京和上海開辟了道路。

　　綠玉和張林和他們所在單位的數千人一道，從延安一路走來。在取得偉大勝利之前，他們已經到達了石家莊周圍共產黨控制的村莊。當他們的軍隊從國民黨軍隊手中奪取了這個中心城市時，這些長期受苦的人民歡欣鼓舞。他們看到，自己的軍隊空前強大，相反，曾經擁有精良美國裝備的國民黨軍隊，在紀律松弛、作風腐敗的官員的領導下，現在已經變得心灰意冷。

　　綠玉、張林和他們在重慶、延安的同志們，今天不再是被裝備先進的敵軍追擊的逃亡者，他們成為了勝利者。他們已經使四分之一的同胞擺脫了國民黨的壓迫，已經開始重建被摧毀的城市和村莊，修復鐵路，組織土地改革。新社會的基礎正在奠定。當初的流浪者，今天已經獲得安全感。

　　醫院中的思考與決策

　　但是，當過度的壓力被解除時，綠玉感受到疲憊。她不情愿地同意在石家莊白求恩醫院休一個長假。她的第三個孩子只有幾個星期大，但她病得太重，無法照顧他。她所在單位的女同事建議她將孩子放到臨時托兒所。但是，當綠玉去醫院時，一位沒有孩子的朋友若有所思地看著這個新生兒。她說：“我很樂意照顧他，就像照顧我自己的孩子一樣。我自己的孩子不幸夭折了”。綠玉對她深表同情。在醫院里，她和張林決定把最小的孩子交給這對沒有孩子的夫婦撫養，作為他們的孩子。綠玉告訴我時笑了，但從她談論孩子的方式來看，我知道這不是一個輕松的決定。

　　幾個月來，綠玉一直在醫院里，心臟腫大，血壓異常。在經歷了二十四年中最艱苦的三次煎熬之后，她又瘦又累。這位苦苦掙扎的藝術家的認真女兒，一位貧窮農民的孫女，在身不由己的閑暇中，反思了丈夫和他們在重慶時代的大多數同事所為之獻身的運動的意義

　　最讓她印象深刻的是1948年發生的“三查運動”，當時從延安出發的一支隊伍正在太行山中長途跋涉。共產黨內部的這場運動類似于1952年我們在中國時發生的全國道德大掃除。在勝利前夕，這些持續了幾個月的“三查”學習具有特殊的意義，使革命隊伍成員的思想覺悟水平獲得提高，為即將到來的勝利和相伴而來的更復雜的工作做好準備。屆時，他們將在全國建立政府。當他們試圖建設他們所宣稱的那種拯救中國人民所必需的社會時，所有人的目光都會聚焦在他們身上。

　　在他們所屬機關臨時定居的每個村莊，他們都進行了長時間、仔細和完全坦率的討論。每個人都在審視自己的歷史、思想和所屬社會階層，聽取同志們對自己的看法。這是共產黨的關鍵時刻；在這個關鍵的歷史時刻，他們進行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整頓。

　　綠玉說，學習中，特別強調要克服領導干部脫離人民群眾的官僚主義態度。毛澤東教誨他們說：“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毛澤東告誡他們，要用實際效果來檢驗方法，而不能用動機來檢驗。

　　當綠玉回首往事時，她說自己深受兩位長征老干部的感動。沒有想到，這種老資格的同志，卻如此認真地進行著批評和自我批評。從1934到1935年，共產等領導的紅軍曾經從位于從華南福建、江西的根據地長征到陜北延安，其中數千人在穿越遙遠西部的雪山時死于疾病或疲憊。這場史詩般的長征中的英雄們受到了極大的尊重。

　　綠玉很驚訝，就連這樣參加過長征的老同志也需要反省自己。在同志們坦率的批評幫助下，他們也發現，有時他們把個人利益置于人民福祉之上。十天來，這兩位久經考驗、值得信賴的黨員一直是討論的中心。綠玉印象深刻的是，他們沒有表現出怨恨和抗拒，而是很高興大家幫助自己改正了缺點，從而可以在今后更好地為革命做出貢獻。因為，他們曾經親眼看到許多同志為革命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綠玉說：“當我躺在那里回顧這些事情時，我意識到，我在從延安到石家莊的路上，在階級意識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從經驗中，我明白了什么是下意識的思想和態度，這些下意識的思想和態度常常在勞動人民和那些不靠汗水生活的人之間造成隔閡，在工人農民與那些掌握權力的人之間造成隔閡。

　　她解釋說，這種態度可能不是刻意的。的確，許多人不知道它們的存在，因此，很難發現和消除它們。

　　綠玉被迫休息了一年半。住院期間，她認識到，從自己三年的革命經歷中，已經理解了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含義，學會了如何使用它，盡管她沒有時間像自己所期望那樣讀更多的書，尤其是讀更多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她第一次覺得自己已經準備好加入共產黨了，并且非常渴望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她擔心自己現在很沒用，因為生病，無法參加活動。因此，她沒有大聲說出自己的愿望。這對她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悲傷，也許她還沒有學會如何估計自己的價值

　　當她能夠出院時（但還不能恢復醫療工作），共產黨已經在解放后的石家莊郊區建立了華北大學。終于，綠玉有了學習的機會，她很好地利用了這個機會。張林是大學里講授辯證唯物主義的老師之一。兩個孩子在幼兒園得到了很好的照顧。

　　1949年春，新華通訊社在北京成立。當時共產黨領導人正在制定由各行各業、各個階層的人民團體代表組成聯合政府的計劃。從重慶經延安最終走進北京的這一批新聞出版人，開始出版報紙和小冊子。他們夢想并為之奮斗的那一天已經到來。隨著軍事形勢的穩定，每個地區都迅速開展了大規模的教育工作，需要大量有用的人。

　　對掃盲班的需求是無限的。但首要任務是培訓教師。這些教師需要了解新社會的基本含義，能夠理智、自愿地與新政權合作，而不僅僅是順從。綠玉對我說，這些是很緊迫的事項，一開始，需要創造一種單純的興奮氛圍，激發了所有人“參與游戲”的愿望。

　　從擁有大學學位的人到幾乎沒有受過什么正規教育的人，需要幫助所有的人理解革命的必要性，理解中國革命的目標。并不像一些西方人所解釋的那樣，共產黨人不認為這種教育是一種導致服從的教條式灌輸，這種教育的目的是創造一種氛圍，在這種氛圍中，新的社會模式會在理解的基礎被人們接受，而不是由于權威的強制。

　　共產黨并不指望立即成功地避免一種新的官僚主義。在他們的黨代會上，在他們的文件中，他們都坦率地承認自己的缺點，并力圖在如此廣闊的領土上、在如此眾多的人口中，盡可能地糾正自己的缺點。

　　學習的基本指導文獻是毛澤東1940年在延安寫的《新民主主義論》。

　　綠玉在北京做學生和老師

　　當他們到達北京時，綠玉感覺身體好多了，感覺可以作為一名非全職教師參與到這項偉大的教育事業中，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她被分派到河北北京中學任教。工作堆積如山，她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她的工作熱情高漲，新社會的整個氛圍鼓舞人心，她再次變得活潑快樂。這一變化反映在她健康狀況的迅速改善上。現在，她終于覺得自己可以申請加入共產黨了。黨組織已經對她的工作觀察了三年，所以不再需要通常的預備期。她的入黨申請被批準了。此外，那一年，她被選為模范教師。現在，她覺得自己雖然并沒有做到最好，雖然與他人相比還缺乏經驗，但是，自己干得還不錯。

　　1950年，她到人民大學學習研究生課程，專業是心理學和哲學。該課程為期兩年，但一年后，由于她的學習成績優異，提前畢業，被教育部任命為教師，以滿足對教師需求的日益增長。她為期一年的課程由蘇聯專家授課，他們采用與西方教師不同的方法教授心理學。中國教育工作者認為前者比后者更現實，更貼近日常生活

　　蘇聯的教學方法強調小組學習討論（seminar）的重要性，學生們在小組討論中分析他們在課堂上學到的知識，并討論理論怎樣在實踐中應用。

　　綠玉與她的老大和老二。

　　綠玉現在在北京一所大學[4]主持學生的小組學習討論，該校使用的是蘇聯教科書。

　　張林在北京的另一所大學教授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綠玉學校隔城相望。兩人都有自己的職責，都喜歡在課后接受學生咨詢。倘若不是革命者，這無疑是很大的問題，但他們感覺很自然。他們分居，各自住在各自大學的教員宿舍，只在周末見面。

　　“這真是一種犧牲！”我說。

　　他們微笑著搖了搖頭。星期六，兩個大一點的孩子會被從幼兒園接回家，一家人在一起時，他們會很開心。綠玉進北京后生的兩個最小的孩子住在綠玉的房間里，由保姆照顧。去年夏天，孩子們都被送進了幼兒園，父母則跟著一個土地改革小組去了四川。

　　“我們的國家幅員遼闊，短時間內有很多事情要做，”綠玉回答我的震驚時說。當她準備與我們告別時。她那張生動的臉被一種難以形容的內在光芒照亮了。

　　“今天下午坐在這里，”她說，“在我看來，我好像在告訴你一個與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你知道，當你參與斗爭時，尤其是在軍事對抗的局面中，你的精神會振奮起來，你會感到興奮，能夠承受那些許多人聽起來似乎是難以承受的艱苦”。

　　“至于我們目前的生活，沒什么可抱怨的。我們知道，不久之后，我們的大學將進行重組，我們兩人可能都會遷入即將在郊區建設的新文化中心。隨著越來越多的教師完成培訓，教育部將會更多地考慮個人因素，這樣，像我們這樣的夫婦就可以和孩子一起享受家庭生活。這可能需要一兩年或更長時間。但是，我們現在在家庭生活方面中失去的東西，將會得到加倍的補償。這個加倍的補償就是：我們的孩子將生活在一個沒有戰爭、貧困和恐懼的社會，生活在一個人人有機會的社會。幾年前，誰能想到呢？幾年前，這還僅僅是一個夢。今天，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夢想已經變為可能！”

　　綠玉的老大對我說：“給我講講你加拿大的孫子的故事吧”。

　　在北京，綠玉帶來了她最小的兒子。他尚不滿2歲，但已經

　　能夠唱《東方紅》的前兩句。《東方紅》是一首新中國的新歌。

　　我要求見孩子們，一個星期天，他們帶我們去了綠玉所工作大學的附屬幼兒園。這個幼兒園雖然沒有中國福利院運營的模范幼兒園那么寬敞，但孩子們擁有玩耍所需要的足夠空間和設備，還有我們在所有托兒所和幼兒園都曾看到的那種歡樂、輕松的氛圍。我告訴孩子們，我的四個孩子都是在中國出生的，現在他們已經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們的孩子最喜歡聽關于中國的故事。綠玉摟著大兒子說：“他不像同齡的其他孩子那么健壯。他曾在嬰兒期跟著我們在北方的農村行軍，沒有足夠的食物，營養方面的缺失尚未得到充分的彌補。”

　　在我們離開北京之前，張林和綠玉把最小的嬰兒帶到酒店來看我們。他營養很好，很漂亮。綠玉站在那里，驕傲地把他指給我看，緊緊地抱了他一下，吻了他一下。

　　當告別的時候，我希望北京離加拿大更近，這樣我們就可以更經常地見到我們的年輕朋友。我們在中國遇到的所有人中，他們最生動地代表了那些改變了這片古老的土地的人，代表了這些人的快樂和無私。當我向他們道別時，不小心“犧牲”這個詞又溜了出來：“你們兩個人犧牲了那么多，而我自己為一個更好的世界所做那么少，你們讓我我感到羞愧。”我說。

　　綠玉緊緊地握住我的雙手。她微笑著，但語氣認真地說：“不，不，我們沒有犧牲；我們是最幸運的。我們遇到的困難與那些沒有活著看到這一天的人，與那些像我們一樣渴望看到這一天的人，與那些像張林的舅舅一樣在二十年前就為革命而犧牲的人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他們確實做出了犧牲，而我們沒有。”

　　張林補充道：“我們是幸運的，我們知道我們所承受的一切是為了什么。并非所有的中國人都對未來充滿信心，因為有些人還沒有完全意識到革命帶來了什么。一些人抱怨甚至逃跑，向往過上更舒適的生活。但人民知道，但億萬農民知道，但正在建設新工業的工人們知道！他們知道！他們會保護革命的成果。倘若我們的孩子被剝奪了革命的成果，那才是犧牲。為了避免這種犧牲，沒有什么困難可以阻擋我們。”

　　[1]譯者注：原名劉祖玉，參加革命工作以后使用的名字是盧玉。

　　[2]譯者注：《新華日報》是當時中國共產黨在重慶出版發行的報紙。

　　[3]譯者注：此處不確。事實上，當時張林的父親已經去世，但他的母親健在。

　　[4]譯者注：北京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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