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我們的部長、副部長、司局長和省一級的干部中,相當一部分人,出身于地
主、富農和富裕中農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爺是地主,現在還沒有選舉權。這些
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講那么一些壞話,無非是合作社不行,長不了。”
話說1957年1月18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后人把這次歷時10天的會議稱作“一月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參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他說:
“這次會議,要討論的問題主要是3個:思想動向問題,農村問題,經濟問題。今天我講一講思想動向問題。”
“現在有些干部爭名奪利,唯利是圖。在評級過程中,有那樣的人,升了一級不夠,甚至升了兩級還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3級才起床。”“他們不是比艱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闊氣,比級別,比地位。這種思想在黨內現在有很大的發展,值得我們注意。”
“農業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還是沒有希望?是合作社好,還是個體經濟好?這個問題也重新提出來了。”“前年反右傾,去年反‘冒進’,反‘冒進’的結果又出了個右傾。”“我們的干部中間刮起了這么一股風,像臺風一樣,特別值得注意。我們的部長、副部長、司局長和省一級的干部中,相當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農和富裕中農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爺是地主,現在還沒有選舉權。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講那么一些壞話,無非是合作社不行,長不了。”
“在學校里頭也出了問題,好些地方學生鬧事。”“我們高等學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20%。全國恐怕也差不多。”“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
“去年這一年,國際上鬧了幾次大風潮。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大反斯大林,這以后,帝國主義搞了兩次反共大風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有兩次大的辯論風潮。在這幾次風潮中,歐洲、美洲有些黨受的影響和損失相當大,東方各國的黨受的影響和損失比較小。蘇共‘二十大’以來,有些從前擁護斯大林非常積極的人,這時候也反得很積極。我看這些人不講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問題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包括無產階級的革命道德。你從前那么擁護,現在總要講一點理由,才能轉過這個彎來吧!理由一點不講,忽然轉這么180度,好像老子從來就是不擁護斯大林的,其實從前是很擁護的。斯大林問題牽涉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各國黨都牽涉到了。
對蘇共‘二十大’,我們黨內絕大多數干部是不滿意的,認為整斯大林整得太過了。這是一種正常的情緒,正常的反應。但是,也有少數人起了波動。每逢臺風一來,下雨之前,螞蟻就要出洞,它們‘鼻子’很靈,懂得氣象學。蘇共‘二十大’的臺風一刮,中國也有那么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他們聽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搖過去,喊萬歲,說赫魯曉夫一切都對,老子從前就是這個主張。”“墻上一蔸草,風吹兩邊倒。”“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臺風一刮,動搖分子擋不住,就要搖擺,這是規律。”“他們中間有相當多的人,雖然艱苦奮斗多少年,有所鍛煉,但是馬克思主義學得不多,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還是跟稻子一樣,風一吹就要搖。”
毛澤東最后說:
“在匈牙利,大民主一來,把黨政軍都搞垮了。在中國,這一條是不會發生的。幾個學生娃娃一沖,黨政軍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們這些人完全是飯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亂子,那個膿包就好解決了,這是好事。帝國主義,我們從前不怕,現在也不怕。我們也從來不怕蔣介石?,F在怕大民主?我看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來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就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總而言之,去年這一年是多事之秋,國際上是赫魯曉夫、哥穆爾卡鬧風潮的一年,國內是社會主義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現在還是多事之秋,各種思想還要繼續暴露出來,希望同志們注意。”
陳云在1月18日的會議上作了《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講話,提出了3條措施:一、開展增產節約運動;二、適當壓縮基本建設的投資額;三、有計劃地控制社會購買力增長的速度。
此后,會議進行分組討論。
1月27日,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就要結束了,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了長篇總結講話(參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他一共講了7點意見:要足夠的估計成績;統籌兼顧,各得其所;國際問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鬧事問題;法治問題;農業問題。
關于國際問題,毛澤東在談到中美關系時說:
“我還是這樣看,遲幾年跟美國建立外交關系為好。這比較有利。蘇聯跟美國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17年。1929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持續到1933年。這一年,德國是希特勒上臺,美國是羅斯福上臺,這個時候,蘇美才建交。我們跟美國建交,可能要在第3個五年計劃完成以后,也就是說,要經過18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我們也不急于進聯合國,就同我們不急于跟美國建交一樣。我們采取這個方針,是為了盡量剝奪美國的政治資本,使它處于沒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們進聯合國,不跟我們建交,那么好吧,你拖的時間越長,欠我們的賬就越多。越拖越沒有道理,在美國國內,在國際輿論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個美國人講過,你美國100年不承認我們這個政府,101年你還不承認,我就不信。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那時美國人跑進中國來一看,就會感到后悔無及。因為,中國這個地方變了,房子打掃干凈了,‘四害’也除了,他們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點細菌也沒有多大作用了。”
毛澤東在談到中蘇關系時說:
“我看總是要扯皮的,不要設想共產黨之間就沒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個扯皮的主義,就是講矛盾講斗爭的。矛盾是經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爭?,F在中蘇之間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們想問題做事情的方法,他們的歷史習慣,跟我們不同。因此,要對他們做工作。”
“依我看,形勢比一些人強,甚至比大官強。在形勢的壓迫下,蘇聯那些頑固分子還要搞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行不通了。我們目前的方針,還是幫助他們,辦法就是同他們當面直接講。這次我們的代表團到蘇聯去,就給他們捅穿了一些問題。我在電話里跟恩來同志說,這些人利令智昏,對他們的辦法,最好是臭罵一頓。什么叫利呢?無非是5000萬噸鋼,4億噸煤,8000萬噸石油。這算什么?這叫不算數。看見這么一點東西,就居然脹滿了一腦殼,這叫什么共產黨員,什么馬克思主義者!我說再加10倍,加100倍,也不算數。你無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點東西,變成鋼材,做成汽車飛機之類,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當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則都不顧了,這還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當了第一書記,也是一種利,也容易使頭腦發昏?;璧脜柡Φ臅r候,就得用一種什么辦法去臭罵他一頓。這回恩來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氣了,跟他們抬杠子了,搞得他們也抬了。這樣好,當面扯清楚。他們想影響我們,我們也想影響他們。我們也沒有一切都捅穿,法寶不一次使用干凈,手里還留了一把。矛盾總是有的,目前只要大體過得去,可以求同存異,那些不同的將來再講。如果他們硬是這樣走下去,總有一天統統捅出來。”
關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毛澤東說:
“這個方針,是在批判了胡風反革命集團之后提出來的,我看還是對的,是合乎辯證法的。”“真理是跟謬誤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禁止人們跟謬誤、丑惡、敵對的東西見面,跟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東西見面,跟孔子、老子、蔣介石的東西見面,這樣的政策是危險的政策。它將引導人們思想衰退,單打一,見不得世面,唱不得對臺戲。”“我勸在座的同志,你們如果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那就需要補學一點它的對立面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档潞秃诟駹柕臅鬃雍褪Y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不懂得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沒有同這些反面的東西做過斗爭,你那個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不鞏固的。”
毛澤東還談到了擴大《參考消息》的發行范圍,準備從過去的2000份擴大到40萬份,并且贊成出蔣介石全集。他說:
“要見世面,要經風雨,不要藏在暖室里頭,暖室里頭長大的東西是不牢固的。”
1月29日,毛澤東在公安部黨組就處理在押病殘戰犯問題的報告上作了一個批示。
報告中說,考慮到劉煥東等12名蔣介石集團的戰犯在關押期間患有重病,有的因病致殘,而表現一般較好,公安部與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商妥,擬準予保外就醫。
毛澤東批示道:
“不但這些人應當處理,其他戰犯凡犯罪較輕、表現較好的,都應考慮判決釋放,因為已關了七八年了,只留下犯罪較重的和最重的兩類,待后處理。請公安部將戰犯全體審查一下,定出一個方案送中央審閱。”
1957年2月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轉發中央組織部《關于縣、區、鄉的組織形式和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的報告》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
現將中央組織部關于縣、區、鄉的組織形式和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發給你們,供參考。
關于現有鄉干部的工薪待遇問題,中央不作統一規定,由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根據當地具體情況作出決定,報告中央備案。一般說來,大鄉應具有區級領導能力(人數應少于原來的區級),大多數干部應該是原有的區級各種干部,他們的待遇一般應該是原來的區級各種干部的待遇。小鄉則應按原有鄉干部待遇,這種鄉干部的待遇應當比照當地農民經濟情況去規定,不可超出當地農民收入過多,以免使鄉干部脫離群眾。各地應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對于鄉干部的成份和待遇進行適當的調整,并教育鄉干部在實際生活上與群眾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在工作方法上注意克服命令主義,密切聯系群眾,警戒脫離群眾的危險。
撤銷區級機構,擴大鄉的范圍,是為了減少領導層次,加強鄉級領導能力,充實農業生產合作社領導骨干。因此,凡撤銷區級機構的縣,應將區干部下放到鄉,鄉干部下放到社,而不是上提,在必要時應從縣、地兩級抽出適合到鄉工作的干部放到鄉去,使鄉一級至少具有原來區級的領導能力。
撤區后,縣直接領導的單位增多,縣委和縣人民委員會如何領導鄉級工作,這是一個新問題,目前尚無成熟的經驗,希望各地隨時注意總結這一方面的經驗,報告中央。
中央 1957年2月7日
2月11日,毛澤東給黃炎培先生寫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澤東在1956年12月間將《水調歌頭·游泳》書贈黃炎培,黃炎培收閱后,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問及何以用“極目楚天舒”一詞,還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
毛澤東在復信中寫道:
任之先生:
惠書盛意可感!那些東西,既已發表,不改也可。游長江兩小時飄30多里才達彼岸,可見水流之急。都是仰游側游,故用“極目楚天舒”為宜。順致敬意!
毛澤東 2月11日
2月14日晚,毛澤東由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陪同,在勤政殿接見了全國學聯第16屆委員會主席胡啟立和田海亭、葉紹賓、伍慧蓮、孫壽珠、黃紹康、傅杰6位副主席,同他們交談了40多分鐘。接著,他又接見了參加全國學聯第16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的全體學聯委員。他同大家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爾后坐下來同大家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
2月16日,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集中央報刊、作家協會、科學院和青年團的負責人座談文藝思想問題。在參加會議的28人中,有幾位是黨外人士。周恩來、鄧小平也參加了座談。毛澤東在談話中一開始就說:
“王蒙最近寫了一篇《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這篇小說有缺點,需要幫助他。對待起義將領也要幫助,為什么對青年人不采取幫助的態度呢?王蒙寫正面人物無力,寫反面人物比較生動,原因是生活不豐富,也有觀點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評王蒙,說他寫得不真實,中央附近不該有官僚主義。我認為這個觀點不對。我要反過來問,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會產生官僚主義呢?中央內部也產生壞人嘛!用教條主義來批評人家的文章,是沒有力量的。”
“我們對人民中的錯誤采取如何處理的方針,有大量的人是沒有弄清楚的。”“屬于精神世界的問題,屬于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斗爭,只能用說理的方法和爭鳴的方法來解決,決不能用壓制的方法來解決。列寧是怎么寫《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的?他是以大量的材料充分說理的。”
關于批判胡適的問題,毛澤東說:
“開始批判胡適的時候很好,但后來就有點片面性了,把胡適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寫一兩篇文章補救一下。對康有為、梁啟超也不能抹煞。”
他又說:
“對思想上有嚴重錯誤的人,有敵對思想的人,也要團結他們,改造他們。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貫徹‘統籌兼顧,各得其所’。應該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以便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應該貫徹‘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筆下也是如此。”“片面的打,不能鍛煉出真正好的文學藝術。只允許香花,不允許毒草,這種觀念是不對的。香花是從和毒草作斗爭中出來的。香花和毒草齊放,‘落霞與孤鶩齊飛’。斯大林的教條主義不是兩點論,而是一點論,我們的同志看事物應該是兩點論。同時,一點里面又有兩點。”
“我們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要有準備才有說服力。有這么多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我們要靠少數人教育多數人。開除很簡單,但這絕不是好辦法。應該懂得壞分子里面也有兩重性。一是不好,一是可以當‘教員’。一切事物都有它的產生、發展和滅亡,都有始有終。如果馬列主義叫永恒的真理,就不叫馬列主義。馬克思沒有看到社會主義,列寧也看得不久。蘇聯有成績,也有問題。社會主義的時間不長,還沒有充分的經驗,許多問題要創造,要發展。不要怕交鋒,真理是越斗越明。我們的同志應該記住,我們要警惕采用簡單化。”
毛澤東在談話中還批評了當年的“小人物”李希凡,他說:
“過去當小媳婦時兢兢業業,到了高級機關當了婆婆后就板起面孔了,吃黨的飯,說黨的話,寫文章也不講理了。”
原來早在1954年,領導上為安排李希凡的工作問題征求他的意見,李希凡向鄧拓和周揚表示,愿去文學研究所。毛澤東說,那不是戰斗的崗位。于是李希凡就在1955年被調到了《人民日報》社文學藝術部,擔任了編輯工作。在不久前的2月9日,他寫了一篇棒殺文章《評<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發表在《文匯報》上,毛澤東看了很不滿意,由此引出了毛澤東上面的批評。
接著,毛澤東在談話中表揚了姚文元,他說:
“最近姚篷子的兒子叫姚文元,寫了一篇文章,登在2月6日的《文匯報》上,題目是《教條與原則》,我看是不錯的。”
姚文元,祖籍浙江省諸暨縣姚公埠,父名姚夢生,筆名姚篷子,母名周修文。姚文元1931年出生于上海,姚篷子用祖父姚寶槐當年秀才匾上“文元”兩字為自己的兒子取名叫姚文元,意思是希望兒子將來也能成為“文中魁元”。
2月下旬的一個晚上,夜已經很深了,衛士封耀松還陪伴在正在工作的毛澤東身旁。
一個時期以來,毛澤東一直在忙于思考、整理一個有關“就人民內部矛盾的處理和解決問題、敵我矛盾與是非問題”(即后來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方面的講話提綱,早先已經修改了4遍,又經過7次征求意見,也都一一作了修改,現在依然還在繼續修改著。
每臨大事,他總是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工作。特別是在進行像這一類重大理論創作的時候,他的生活更是毫無規律可言了。衛士長李銀橋交代封耀松說:
“你得想個辦法讓主席休息一會兒,老人家又是兩天兩夜沒睡覺了。這兩天兩夜只吃了一頓正經飯,喝過兩茶缸麥片粥。”
封耀松嘴里答應著,卻不敢去打擾毛澤東。過了許久,封耀松見毛澤東放下筆,身子靠著椅背,將頭往后一仰,兩只手在額頭上揉了揉,捏了幾下,又打了個哈欠,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便抓住時機趕緊走上前去,問道:
“主席,你已經很長時間沒吃飯了,給你搞點吃的來吧?”
毛澤東又作了一個深呼吸,先是搖搖頭,后來又點點頭,勉強說:
“不用搞別的了,你給我烤幾個芋頭來就行。”
說完,他又埋頭寫起來。封耀松趕緊來到廚房,向侯師傅說明了情況。侯師傅一聽就不高興了,嚷道:
“你胡鬧!主席一天沒吃飯了,你怎么烤幾個芋頭?”
封耀松說:
“主席說讓烤幾個芋頭么。你不胡鬧,你做飯你送。”
侯師傅沒辦法,只好烤熟了6個小芋頭,放在一個小碟子里。封耀松端著碟子回來了,誰知一進門,就聽見了響亮的鼾聲,近前一看,毛澤東斜靠在床墊上,左手拿文件,右手抓著筆,就那么睡著了。封耀松不敢打擾,便把碟子輕輕地放在暖氣片上,退到門口坐下等候。十幾分鐘后,毛澤東咳嗽了一聲。封耀松忙進屋去,手捧碟子小聲說:
“主席,芋頭烤好了。”
毛澤東放下筆和文件,雙手搓搓臉,說:
“噢,想吃了,拿來吧。”
他拿起一個芋頭認真地剝著皮,自得其樂地吟誦起他很早以前寫的一首詩:“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
大約過了十幾分鐘,封耀松在外邊隱隱約約聽到了呼嚕聲,他躡手躡腳地進屋,見碟子里只剩一個芋頭了,毛澤東頭歪在右肩上睡著了。封耀松踮著腳走過去,端起盤子準備退出,突然感覺到毛澤東的呼嚕聲與往常不一樣,就探過頭去打量了一下,揉揉眼睛仔細一瞧,不由得大吃一驚:天哪!毛澤東嘴里竟然含著半個芋頭!那半個芋頭隨著呼嚕聲在不住的顫抖著!另外半個芋頭還拿在他的手里。封耀松鼻子一酸,眼淚就出來了。他趕緊放下碟子,輕輕地去摳毛澤東嘴里的芋頭,芋頭摳出來了,毛澤東也被驚醒了。他那一雙熬得通紅的眼睛盯著封耀松,氣沖沖地大聲問:
“怎么回事?”
封耀松叫了一聲“主席”,就哭了,手里捧著那摳出來的半個芋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唉——”毛澤東看著封耀松,嘆了一口氣,說:“我不該跟你發火。”
“不,不是的,主席,不是因為你……這芋頭是從你嘴里摳出來的。你必須睡覺,必須休息了,我求求你了。”
毛澤東勉強笑笑,抬起右手,手指在頭頂上劃兩個圈,說:
“天翻地覆,天翻地覆。”
他又望著封耀松,說:
“好吧,小封,我聽你的,我休息吧。”
后來,封耀松在回憶毛澤東的生活情況時說:“毛主席多數時間是一個人吃飯,或在書房,或在臥室。由我用飯盒提來,2菜1湯,1碗二米飯(大米小米蒸在一起),兩個小碟,辣椒和醬豆腐。除非有客,毛主席吃飯總是手不離卷。有一天,毛主席在吃飯時,他斜坐在木椅上,左手拿著一張報紙,兩眼緊緊盯著報紙,右手像一只機械手,在盤子和嘴之間來回運動,筷子始終落到盤子的一個位置上。那是一盤空心菜,他已經夾走了半邊的菜,另一半的菜眼看就夾不住了。我悄悄轉動盤子,讓他的筷子能落在有菜的位置上。毛主席全然沒有感覺到菜盤的變化。停了一會兒,我又將葷素兩個盤子調一個位置,毛主席依然沒有察覺到飯桌上的變化。‘嗯?’毛主席嚼了幾口,突然一怔,說:‘味道不對呀?’說著,他想吐掉嘴里的菜。我趕緊說:‘是我把兩盤菜調個過兒。’‘嗯!’毛主席咽下嘴里的菜,說:‘我說不對勁兒。剛才還咯吱咯吱的,一下子變得那么軟綿呢。’人們都知道,毛主席的飲食既隨便又艱苦,簡直太苦了。好了么,4菜1湯;差了么,1碗面條。很多時候只是用搪瓷缸子在電爐上燒一缸麥片粥,就著生活秘書葉子龍做的醬豆腐喝下去。這情況如今講給周圍人聽,他們多數不信。他們習慣拿身邊的某局長、某書記或某某縣太爺作比較,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毛主席當時情況確實完全如此。我們在毛主席身邊,他老人家入口的東西是必經我們之手的,我跟毛主席身邊的十幾年中,他老人家沒吃過任何補品,若一定說他吃了什么補品也可以,當他腦力消耗過度、饑餓感強烈時,必定吩咐一聲:‘來碗紅燒肉吧,肥點的,補補腦子。’衛士中有個小李,現在某公司任副經理,與外商少不了飯桌上的交道,他曾感嘆道:‘唉,我經常一頓飯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費喲,我是沒有臉去見他老人家啦!’”
關于毛澤東的生活情況,李家驥也曾回憶說:老人家的飲食非常簡單,他對我們說過:“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不是為了吃世界,而是為了改造世界。這才是人,人跟其它動物就有這個區別。”
且說2月26日下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10次會議上將他整理好的“就人民內部矛盾的處理和解決問題、敵我矛盾與是非問題”的講話提綱先講了一遍。參加這次會議的有37人。
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第11次(擴大)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出席會議的各方面人士共有1800多人。
這天下午從3點到7點,毛澤東在會議上正式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長篇講話,提出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除劉少奇外,都出席了這次會議。
毛澤東的講話共分為12個部分:1、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2、肅反問題。3、農業合作化問題。4、工商業者問題。5、知識分子問題。6、少數民族問題。7、統籌兼顧、適當安排。8、關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9、關于少數人鬧事問題。10、壞事能否變成好事?11、關于節約。12、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參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在講到第7部分“統籌兼顧、適當安排”時,專門講到了計劃生育問題,他說:
“我們這個國家有這么多的人,這一點是世界各國都沒有的。它有這么多的人,6億人口!這里頭要提倡節育,少生一點就好了。要有計劃地生產。我看人類自己最不會管理自己。對于工廠的生產,生產布匹,生產桌椅板凳,生產鋼鐵,他有計劃。對于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無政府,無組織,無紀律。(全場大笑)這個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設一個生育計劃部好不好?(又是一陣大笑)或者設一個委員會吧,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組織個人民團體來提倡。因為要解決一些技術問題,要撥一筆經費,要想辦法,要做宣傳。”
此后,毛澤東又談到了解決失業問題,適齡兒童的入學問題,畢業學生的就業問題等,說這些都需要統籌兼顧,適當安排。講到這里,毛澤東提議休息。15分鐘后,會議繼續進行。
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講話時,一些高級領導人起身離開會場,以示抗議。
《人民日報》報道這次會議所發的照片,既沒有劉少奇的,也沒有朱德等5位政治局委員的。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毛主席的這個講話,雖然已過去半個多世紀了,但是對我這個當年在現場的聆聽者來說,卻是言猶在耳。毛主席講話激情洋溢,風趣幽默,各種典故,信手拈來,隨便什么問題,他借典故一點就通徹透亮。整個講話氣勢非凡,高屋建瓴,振奮人心。大家都全神貫注,生怕少聽了一個字。這個講話,在我看來,不但在當時具有強烈的現實指導作用,就是在今天和將來的相當長的時間里,還是具有偉大的理論和實踐指導意義。著名作家、翻譯家傅雷當年也在現場聽了主席的原始講話,他也對主席的講話佩服得五體投地,后來還在一封家信中說到當時激動的心情。他說毛主席‘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毛主席胸襟博大,思想自由,當然國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會貫通的人’。”“1957 年 6 月 19日,《人民日報》以《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題,發表出來了毛主席的這篇講話。但是,它不是原始講話,它是由胡喬木、田家英和陳伯達等人根據毛主席的原始講話文件修改而來的,與原始講話有很大的不同。”“主席當時提的是應該在全國搞民主,沒有什么反右派,沒有什么六條,沒有什么釣魚,都沒有。反右派是后來根據整風運動中右派的乘機進攻的情況加上去的,是主席在這個問題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見補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誠地希望大家幫助黨整風。主席說了,人們總是會有些不同的意見,就是有些不對的,也不要緊,不用怕。”“傅雷看到正式發表的文章就大失所望了。這個翻譯家很是可惜,他真心愛人民,真心擁護毛主席,但他不知道中央上層有那么復雜的情況。社會上確有右派進攻,主席受到他上下左右人的影響,要平衡各種力量和意見,包括他的那些老戰友、老部下和他們的意見,所以才同意修改他的原始講話,違心放棄一些本來合理的主張。傅雷若是了解和理解了這些情況,或許就不會自殺(在文革初期自殺的——筆者注)了。”
再說2月28日,出席擴大會議的全體人員分組討論毛澤東的重要講話。
1957年3月1日,是最高國務會議第11次(擴大)會議的最后一天。
上午,各組繼續討論毛澤東的長篇講話。
下午,進行大會發言。發言的人有李濟深、章伯鈞、黃炎培、馬敘倫、陳嘉庚、陳叔通、郭沫若、程潛、馬寅初、許德珩、達浦生、劉文輝、車向忱、盛丕華、孫蔚如、黃琪翔,共16人。
會議結束前,毛澤東作了45分鐘的總結講話,其內容有的是對2月27日講話的補充,有的則是對討論中提出的問題的答復。茲將他的總結講話提綱抄錄如下: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要普及,要提高,京戲原來是地方戲,將來也可能轉化。
散花野草也有用處,其中有些可能轉化為香花,香花也可能變得不香了。
共產黨也總有一天變得無用了。
馬克思主義應當宣傳,不能強迫人們相信。以工人階級、共產黨、馬列主義(指導思想)為領導,是否不妥?
匈牙利要2年至3年才能恢復。錯誤:官僚主義,脫離群眾,工業方針錯誤,工人減薪,資本家簡單地被打倒,知識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沒有鎮壓。
批評問題。不要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馬克思主義是不怕批評的,應允許互相批評,批評政府不犯罪。老干部不怕批評。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沒有安排,安排不夠。
大民主,小民主,一般適用小民主,局部(不實行小民主地方)允許大民主。
罷工、罷課、游行示威、請愿。
在法律范圍內(不允許行兇,毀物)。
紀律,為了增進紀律,我們人民是很守紀律的。
以軍隊民主為例。
遵師愛生。
局部的,個別的,不是一般提倡。
作為克服人民內部矛盾、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方法,因為官僚主義存在。
發至縣級(指將他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發至縣級——筆者注),還要研究。
官僚主義。
曲折、波浪式、螺旋形的前進。
科學。橡膠50一60年。
對唯心主義是否可以批評?問題是要有說服力。
發行參考消息40萬份(2000—30萬)(即準備由2000份擴充到30萬份,發到縣一級——筆者注),蔣介石選集(他贊成出蔣介石選集,但不公開發行——筆者注)。
不要潑科學家的冷水。參觀科學院。
控制在六億人口(控制一個時期少增長,以待條件具備,再作適當增長)。
單純技術觀點抬頭。
美國經濟危機,美國同各國的矛盾。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恥!
毛澤東在講話中針對有人在討論時提出馬克思主義能不能批評的問題,答復說:
“馬克思主義是不怕批評的,馬克思主義如果能夠批評倒,能夠證明馬克思主義不是真理,那么這個東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存在馬克思主義可不可以批評的問題。”
針對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評的問題,毛澤東說:
“老干部如果批評倒了,那就是該批評的。怕批評,總是有弱點就是了。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點,弱點方面都應該批評,并且要成為一種習慣。人們范圍之內的事,人民是有批評的權力的。我們只是不把這個權力給反革命。批評對了當然很好,批評不對也沒有事,這就是言者無罪。”
針對有人提出2月27日的講話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講得不夠,毛澤東說:
“這講得對,這也是一種批評。前天沒有大講這個問題。什么叫‘長期’?就是共產黨的壽命有多長,民主黨派的壽命就有多長。如何監督?就是屬于批評、建議。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評,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達到團結,把工作改善。”
接著,毛澤東講到了小民主和大民主,他說:
“現在工作方法已經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實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沒有,橫直是官僚主義。這樣逼出一個大民主來了,于是乎罷工、罷課。我們不提倡罷工、罷課,提倡在人民范圍之內的問題使用批評的方法來解決。如果個別地方官僚主義十分嚴重,在這樣一種范圍內允許罷工、罷課。我們把罷工、罷課、游行示威、請愿等,看做是克服人民內部矛盾、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補充方法。”
針對有人提出的單純技術觀點抬頭的問題,毛澤東說:
“技術觀點是好的,就是要發展科學技術,要有科學技術觀點,要發展到大家都熱心。但是,不要搞單純技術觀點。希望我們的同志們關心新的政治,關心新的大局。我們有些所謂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無非是一種教條主義的,沒有說服力,引不起他們的興趣。所以,應該改善我們這個政治工作。”
在會議結束幾天后,李立三由于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把他和陳獨秀、張國燾、王明等同而論,而且還把他作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中典型的壞例子,告誡全體黨員要加強學習,加強改造,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當然是錯誤的,任何時候都可以當成壞的例子來教育全體黨員引以為戒。但是,作為黨員的李立三,不能因為犯了路線錯誤就永遠是一個壞黨員,永遠是一個反面教員。允許一個同志犯錯誤,更允許一個同志改正錯誤,這是您的一貫思想。我現在是一個服從黨中央領導的黨員,我更爭取做一個忠于黨的事業的好黨員。為了表達我對黨的忠誠,今天我有這么一個想法,就如實向您匯報,不對請批評指正。”
毛澤東看了李立三的信,接受了他的意見,當即修改了其中一些欠妥的有關段落。
后來,毛澤東又把《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稿子寄給老朋友李達征求意見,李達十分感動地說:
“毛主席真是謙虛極了!這樣的著作,我只能好好學習,哪里還能談得上提意見呵!”
3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破例邀請科學、教育、文學藝術、新聞、出版等方面的黨外人士160多人參加。會議主要議題是傳達貫徹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
與會者首先聽了毛澤東的講話錄音,然后分組討論。
毛澤東在討論期間先后召開了6個座談會,這實際上是他又一次大規模的調查活動。
6日晚,毛澤東召集9省市宣傳文教部長座談會,康生在座。關于思想工作問題,毛澤東說:
“第一書記要抓思想,回去告訴他們,希望第一書記把思想工作抓起來。第一書記才行,第二也不行。光是宣傳部,孤單單的不好辦。管業務管得很好,不管思想工作,結果來了大民主,就會把你搞掉。各部門、各黨組一定要管思想工作。省委要抓好思想工作,特別是第一書記,各司局都要管思想工作。”
康生插話說:
“團結,批評,團結,但往往一批之后,沒達到新的團結,是批回去了,急得很,主要是倉促應戰。”
毛澤東說:
“領導要對問題進行研究分析,才能解決問題。”
上海反映,黨員與黨員在報上斗。毛澤東說:
“黨內思想也很混亂,不要害怕,要放手,怕什么,難道地球會炸了!”
康生插話說:
“黨外也怕,怕宗派主義,不讓人爭鳴。”
有人反映老教授對“爭鳴”還有顧慮,寫文章不容易,第一天文章一登,第二天給人一批,學生對自己也不尊敬了。毛澤東說:
“那第三天再寫一篇批回去就是了。”
關于鬧事問題,毛澤東說:
“特殊的、個別的犯法分子當然要按法律處理。一般鬧事的不要開除,總開除不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去,他總要有個立腳點,還不是到學校、機關、工廠、合作社去。西安抓了100多個流氓,社會很高興,但學生中‘流氓’跟社會流氓不同,知識分子不是社會那樣‘流氓’法,如不犯法,仍不要開除。”
有人提出,蘭州原要開除幾十個學生,現在不開除了,又有點草率收兵。毛澤東說:
“開除幾十個學生是國民黨辦法,事情結束如不解決問題,將來還是要鬧事的,如講到蘭州林業學校、護士學校招生騙人家,學生鬧事,我是站在學生這方面的。你欺騙人家么!(康生等:欺騙就是犯法,可以告到法院,有罪的。)像這樣學校,你說是什么問題?這兩校都是官僚主義,欺騙,又有官僚主義。”“我們要向黨內外宣布,在人民內部無所謂專政,在人民內部講專政是錯誤的!馬克思什么時候說過人民自己專自己的政?個別犯法是例外,不犯刑法就不能法律制裁!”
有人說,有些教師認為不需要繼續改造了。毛澤東說:
“不要改造?我60多歲了,還要改造,一萬年還要改造。人要前進,就要改造,這是合乎規律的。如果還是老一套,像過去騎在馬上打蔣介石那樣,就不行,就要改。共產黨還是有點人情,是做事的。說到學術,人家說我們‘不學無術’,我們這方面的確也是不多,所以很需要學習研究。”
3月7日晚8時40分,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普通教育工作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錢俊瑞、張際春、董純才、羅承烈、曲乃生、何啟君、劉建飛、古楳、周世釗、吳江聲。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各省教育廳的負責人。彭真、康生、胡喬木也參加了座談會。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出了不少問題,他說:
“我們的教學計劃、教科書都是全國一致的。這種做法是不是有問題?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制?各省是不是還有私立中學?私立中學還是可以辦的,辦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私人辦了,又被接收,私人辦學的積極性就高不起來了。辦戴帽中學還是一種好辦法。中學辦在農村是先進經驗,農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學,畢業后可以回家生產。”
會議一直開到晚12時零5分才結束。
3月8日晚8時,毛澤東在頤年堂邀集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徐平羽、方紀、于黑丁、周鋼鳴、常蘇民、蔡楚生、路坎、胡采、趙丹,座談文藝界的問題。彭真、康生、陸定一、胡喬木、周揚、錢俊瑞在座。毛澤東在談話中說:
“《新觀察》上有一篇《在惠泉吃茶記》的文章,你們看過沒有?”
沈雁冰看了看周揚說:
“我們沒有注意到。”
毛澤東說:
“就在1月份第2期上,我建議你們去找來看看,作者叫姚雪垠。這篇文章寫得很好,很講求藝術技巧。作者姚雪垠,你們知道不?”
周揚說:
“他在30年代就是作家,現在的政治態度為中間偏左!”
沈雁冰補充說:
“他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經寫過轟動一時的小說。”
毛澤東說:
“看來,姚雪垠很會寫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閱后給人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感覺。恐怕作者有知識分子的清高吧。他輕視那些喝茶的群眾是不對的,這就是‘君子’、‘小人’的觀點。‘君子’在那里喝茶,‘小人’也來了,文章就顯得這個作家在群眾中落落寡合的樣子。駁他的文章,我也看了一些,有個姚文元,寫得還是比較有說服力的,我還得看下去。還是要幫助姚雪垠。”
他還說:
“中國自覺的文學批評的歷史是從哪里開始的呢?從曹丕的《典論·論文》和曹植的《與楊德祖書》開始的吧?以后有《文心雕龍》等。韓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實他那個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沒有什么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說好的,他說壞,人家說壞的,他說好?!墩衙魑倪x》里也有批評,昭明太子蕭統的那篇序言里就講‘事出于沈思’,這是思想性;又講‘義歸乎翰藻’,這是藝術性。單是理論,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藝術性。”
“放一下就大驚小怪,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鑒別的力量。不要怕。出一些《草木篇》(流沙河的一組散文詩——筆者注),就那樣驚慌?你說《詩經》、《楚辭》是不是也有草木篇?《詩經》第一篇是不是《吻》這類的作品(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 詩經》中的第一首詩《關雎》,通常認為是一首描寫男女戀愛的情歌。十九世紀奧地利畫家克里姆特的代表作《吻》,是一幅抽象主題的寓意畫。畫面表現的不是某個人的愛,而是人類普遍的對異性的愛——筆者注)?不過現在發表不得吧?那《詩經》第一篇,我看也沒有什么詩味。不要因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
整個座談會充滿著寬松活躍的氣氛,開到晚11時55分就結束了。
3月9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由總理西羅基率領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團,他在談話中說:
“匈牙利事件證明,我們每個國家把工作做好是多么重要。中國的群眾很好,就是很窮,經濟落后,文化落后,還要幾十年才能改變這種情況。政治情況較好,這就是說人民是團結的。在團結方面也還有些問題,人民內部不是沒有矛盾的,工作中也有缺點,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也還存在,有些地方影響了黨和群眾的關系。這些缺點要整,我們準備在全黨整頓作風,準備在幾個月或更長一些時間,一面工作,一面學習、批評,把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整一整。我們的黨很大,掌握權力,做了許多好事,人民就拍掌,毛病就產生了,官僚主義就出來了。”
3月10日下午3時,毛澤東在頤年堂邀集鄧拓、金仲華、徐鑄成、趙超構、楊永直、范瑾、吳象、李超、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彥修、黃洛峰、王蕓生,座談新聞出版方面的問題??瞪㈥懚ㄒ?、胡喬木、周揚、錢俊瑞在座。毛澤東在談話中說:
“前年年底,北京幾天就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宣布進入社會主義,本來對這樣的消息就要好好考慮,后來一廣播,各地不顧本身具體條件,一下子都干起來,就很被動。”
有人反映,現在報紙編出來群眾不愛看。毛澤東說:
“報紙是要有領導的,但是領導要適合客觀情況。群眾愛看,證明領導得好;群眾不愛看,領導就不那么高明吧!”
毛澤東聯想到主持上?!缎旅裢韴蟆返内w超構提出的“軟些,軟些,再軟些”的辦報方針,就說:
“報上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對的;‘軟些,軟些,再軟些’,就要考慮一下,軟到哪里去呢?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愛看,可以把軟和硬兩個東西統一起來,要軟中有硬。文章寫得通俗、親切,平等待人,不擺架子,由小講到大,由近講到遠,引人入勝,這就很好。板起面孔辦報不好。你們贊成不贊成魯迅?魯迅的文章就不太軟,但也不太硬,不難看。有人說雜文難寫,難就難在這里。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說得好:‘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沒有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現在的雜文怎樣寫,還沒有經驗,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他的雜文寫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學、藝術等等都講,特別是后期,政治講得最多,只是缺少講經濟的。魯迅的東西,都是逼出來的。他的馬克思主義也是逼著學的。他是書香門第出身,人家說他是封建余孽,說他不行。我的同鄉成仿吾他們,對他就不好。國民黨壓他,我們上海的共產黨員也整他,兩面夾攻,但魯迅還是寫。”
關于在報紙上如何開展批評?毛澤東說:
“對人民內部問題進行批評,鋒芒也可以尖銳。我也想替報紙寫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這個職務辭了才成。我可以在報上辟一個專欄,當專欄作家。文章要尖銳,刀利才能裁紙,但是尖銳得要是幫了人而不是傷了人。在報紙上開展批評的時候要為人家準備樓梯,否則群眾包圍起來,他就下不了樓。反對官僚主義也是這樣。‘三反’的時候,有許多部長就是中央給他們端了梯子接下樓來的。過去搞運動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傷人太多,我們應當接受教訓?,F在搞大民主不適合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對別人總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學、新聞等方面,解決問題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個‘小’字,就是毛毛雨,下個不停。”
這次會議開到傍晚6時40分結束。
3月11日晚8時30分,毛澤東在頤年堂邀集部分大學負責人座談。參加的人員有:楊秀峰、陳望道、彭康、匡亞明、彭迪先、馮乃超、楊獻珍、馮友蘭、胡錫奎。彭真、康生、陸定一、陳伯達、張際春、胡喬木、周揚、錢俊瑞在座。
馮友蘭來到會議廳,毛澤東微笑著對他吟誦道:
“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
在場的人見毛澤東如此幽默,全都被逗笑了,馮友蘭也笑了。原來在不久前,馮友蘭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論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一文,其中對孔子的“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發表了一些新議論。顯然毛澤東是看過了馮友蘭的文章。馮友蘭見毛澤東在百忙中還這樣關注他的研究成果,倍感榮幸。
這次座談會開到晚上11時25分才結束。毛澤東送馮友蘭到門口,握著他的手說:
“友蘭先生,百家爭鳴,你就是一家嘛,好好地鳴吧,你寫的東西我都看。”
欲知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將要發表什么遠見卓識,請往下看。
東方翁曰:《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毛澤東在新中國建立后的又一部重要文獻。正像以前一樣,在研究重大理論問題的時候,他是極其慎重的。他反復地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見,反復地修改提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會議傳達《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期間,他又召開了6次座談會,廣泛地調查研究,征求意見。會議結束后不久,他又乘車南下,一路宣傳《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收集反饋意見,繼續修改,直到6月19日才在《人民日報》上正式發表。其良苦用心,你越往下看才會越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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