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桃林10號的遺產

文｜[加拿大]李彥

　　1

　　已是大雪的節(jié)氣了，多倫多的天空，陰霾重重，但尚未落雪。

　　汽車緩緩馳入這條偏僻狹窄的街巷時，望著兩旁櫻桃樹光禿禿的枝干，我腦中閃出了惶惑。三十三年前那個夏天，我是怎樣踏入這條小巷的呢？那時的我，既無汽車，也舍不得乘出租。奇怪，我竟無論如何也記不得了。

　　1990年夏天，尚在溫莎大學歷史系就讀的我，曾乘坐五個小時的火車，專程來多倫多，向約克大學歷史系的教授們，請教一些學術領域的問題。在系主任的指點下，我踏入了櫻桃林街10號，拜見了漢學家文忠志（Stephen Lyon Endicott）教授。此前，我對他知之甚少，僅僅風聞過他那位大名鼎鼎的父親——紅色傳教士文幼章（James Gareth Endicott）。

　　文忠志

　　那天午后的一番傾談，至今留在我記憶深處，絲毫未消散。不僅是文忠志教授那口流利的四川話，還有他漲紅的面孔，激動的聲音，有力的手勢。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文忠志教授曾數次回到出生成長的那片土地上，一面在四川大學英文系授課，一面搞田野調查。當時許多東西，他都看不慣。

　　但這種毫不留情的批評，令我極為驚愕。須知身后的祖國，人們仍處于思想解放的歡呼中。我深感困惑，不知該如何闡述歷史，才能走出誤區(qū)，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判。

　　那次分手后，我返回溫莎，與他有過幾封書信往還。記得其中一封，他提到了某芭蕾舞團到訪多倫多，記不清是來自上海還是北京了，只記得演出的是《白毛女》。他去看了，思緒萬千。

　　我一直期盼著，想尋找個機會，與文忠志教授再度會面，推心置腹，交換意見。但也許是隱隱地擔憂著，懼怕引發(fā)激烈爭執(zhí)，也許是我脆弱的神經，不敢面對嚴酷的現實。矛盾的心理下，漸漸疏了與文忠志教授的聯(lián)絡。

　　但那根琴弦，卻并未折斷。悠悠歲月里，時不時地，那根琴弦便會在我心頭悄然撥響，令我陷入莫衷一是的惆悵。

　　誰想時光荏苒，三十幾年飛逝而去了。再次踏入櫻桃林街，推開那扇漆成淡粉色、吱呀作響的舊門板時，已人去樓空了。

　　客廳里光線幽暗，堆滿了雜物，頗為凌亂。四壁墻上，大大小小，掛了許多水彩畫和剪報。地板上，摞著十幾只裝滿文件的硬紙箱。靠窗的那張淺駝色長沙發(fā)上，鋪了條深紅色的毛毯。一旁的小茶幾上，罩了藍白兩色的蠟染桌布。

　　依稀記得，當年的我，身穿碎格子連衣裙，腦后垂著烏黑的發(fā)辮，坐在沙發(fā)對面那把木椅上，聽他侃侃而談。

　　燈光下，椅子依舊在，孤零零地，面對著空蕩蕩的沙發(fā)。

　　側頭望去，古老的海因茲曼鋼琴上方，擺著一張黑白舊照。白發(fā)蒼蒼的文忠志教授一面彈琴，一面仰起頭，引吭高歌。

　　他唱的，是哪首歌呢？是雄渾的《游擊隊之歌》？激昂的《打倒土豪》？還是他在“安樂死”前，孩子們用合唱為他送行時，他親自選定的《國際歌》？

　　2

　　屈指一算，文忠志教授，應是文氏家族的第三代川人。

　　英文姓氏Endicott，音譯是“安迪考特”。這個家族選擇了“文”這個漢字，作為他們的中文姓氏，也神奇地成為中國社會百年滄桑的見證人，青史留名了。

　　文氏家族的第一代川人，要追溯到一百三十年前。文忠志教授的祖父文煥章（James Endicott），是個有理想抱負的加拿大青年。他深受那個年代蓬勃興起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影響，同情底層百姓，立志獻身于社會改造。

　　一番苦讀，獲得了牧師資格后，文煥章于1894年帶領妻兒，離開了加拿大，遠赴中國。沿著長江，在纖夫蒼涼的號子聲中，他們一路逆水上行，深入四川盆地，來到了樂山大佛的腳下。

　　文煥章在這座偏遠的小城扎根幾十年，試圖通過傳播現代理念，改變當地社會，尤其是農民階層極度貧困落后的面貌。年近半百時，他才返回加拿大，并榮任基督教聯(lián)合教會的領導人，直至去世。

　　第二代川人文幼章，是五個孩子中的老三，繼承了父親的衣缽。他1898年在樂山出生，在大渡河畔度過了青少年時代，熟諳當地民情，是個地道的中國通。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學貫中西的文幼章牧師，曾為國民政府的“新生活運動”擔任顧問，也曾一度支持蔣介石夫婦，認為這對基督徒一定能為改造中國社會的落后狀況帶來希望。然而，目睹了國民黨政府無可救藥的腐敗墮落后，他深感失望，幻想徹底破滅了。

　　不少人都知道，文幼章在重慶工作期間，因與周恩來的頻繁交往，深受其影響，從此開始全力支持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戰(zhàn)爭期間，文幼章在重慶鴨兒凼的寓所，一度成了地下交通站，供進步人士秘密聚會。也是在周恩來的動員下，文幼章才從重慶搬到上海，創(chuàng)辦了反對蔣介石獨裁政權的刊物《上海時事通訊》，希望沖破新聞封鎖，讓西方各界了解中國社會的真相。

　　1947年，文幼章回到加拿大后，與他父親一樣，因其德高望重的身份，長期在基督教的聯(lián)合教會擔任領導，屬政壇矚目的核心人物。然而，他旗幟鮮明的左翼傾向，招致媒體的污蔑辱罵，因此遭到了教會的排擠。

　　這個飲著大渡河水成長起來的川人，卻無所畏懼，依然到處發(fā)表演說，還創(chuàng)辦了《加拿大遠東通訊》這份刊物，勇敢地為中國革命高聲吶喊。

　　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由于文幼章訪問過毛澤東領導下的新中國，并公開指責美國在朝鮮戰(zhàn)場上使用生化武器，因而被媒體列為“頭號敵人”。加拿大政府甚至威脅，要以“叛國罪”和“煽動罪”起訴他。也有不少人鼓噪，要求吊銷他的護照，取消他的通信自由。

　　文幼章能在逆流中挺立，堅持仗義執(zhí)言，不畏迫害打擊，離不開妻子的支持和信任。

　　他的妻子文月華（Mary Elsie Austin）雖然出身于加拿大安省南部的富貴人家，自幼生活優(yōu)越，卻深為贊同基督教教義中蘊含的社會主義理念。在大學讀書期間，她便結識了從樂山返回加拿大求學的文幼章，二人志趣相投。1925年結婚后，她追隨文幼章赴華，陪伴著他，在華夏大地上度過了數十載崢嶸歲月。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文月華的著作《五星照耀中國》（Five Stars Over China）在多倫多出版發(fā)行了。這部客觀真實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書，銷量高達一萬冊。在地廣人稀的加拿大，堪稱暢銷書了。

　　在文氏后代收藏的歷史文獻中，有一篇1956年的《人民日報》文章，報道了國際友人在京參觀游覽的消息。文幼章夫婦的名字赫然在列。報紙早已發(fā)黃，保存至今，可見其象征意義，在文氏夫婦心中的分量。

　　文幼章子承父業(yè)，頭上也頂著基督教牧師的頭銜。他雖然從未加入過共產黨，卻畢生致力于提倡基督教與共產黨之間的和平共處，因此在1952年曾獲得“斯大林和平獎”的榮譽。

　　然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中蘇分裂后，社會主義陣營中的派系矛盾紛紛呈現。加拿大共產黨也分裂成了兩派。文幼章因同情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拒絕了擔任受蘇聯(lián)控制的“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一職。那時，加拿大共產黨總書記蒂姆·貝克（Tim Buck）、斯坦利·懷爾遜（Stanley B. Ryerson）等幾位資深領導人皆為親蘇派。雖然文幼章與這些人都是老朋友，但他還是開誠布公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毅然決然，宣布了與蘇聯(lián)的決裂。

　　此后，文幼章頂著巨大壓力，創(chuàng)立了“加中學會”，繼續(xù)在他的《加拿大遠東通訊》中介紹新中國的發(fā)展，始終致力于和平事業(yè)。他的真誠坦蕩，贏得了中國人民的贊賞。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xié)會曾授予他“中國人民友好使者”的光榮稱號。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這個為人類正義事業(yè)奮斗了終生的基督徒依舊堅信不疑，《共產黨宣言》是顛撲不破的真理，而失誤僅僅是個人的不完美所造成的。

　　1993年初冬，九十五歲高齡的文幼章牧師告別了這個世界。第二年春天，文忠志教授遵照父親的遺愿，捧著他的骨灰盒，飛越太平洋，送他魂歸故里，在樂山大佛腳下，把他的骨灰撒入了滔滔東流的大渡河。

　　3

　　第三代川人文忠志教授，是在重慶郊區(qū)的鴨兒凼長大成人的，自幼便領受了來自父母的言傳身教，奠定了清晰的人生目標。

　　在文家老少幾代人中，至今流傳著一個寓意深長的故事。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文忠志大約三歲時，父母曾帶著幾個子女，到重慶的監(jiān)獄里，參加基督教會為囚犯們舉辦的圣誕音樂會。監(jiān)獄里關押的，多數是政治犯，其中很多人都是共產黨員。當音樂會結束后，全家人步出監(jiān)獄大門時，六歲的哥哥低聲問道：“爸爸，這些囚犯也出來了嗎？”

　　父親回道：“沒有。”

　　哥哥驚訝地睜大雙眼，開始詢問有關共產黨人的問題，想知道他們試圖在中國做什么。“爸爸，共產黨會努力幫助窮人嗎？”他問。

　　“是的。”父親肯定地說。

　　“那，這不也是基督徒想要做的事情嗎？”

　　“是的，當然。”

　　“那，為什么共產黨人被關進了監(jiān)獄，而我們基督徒卻沒有呢？”

　　我不知道，父親是如何回答兒子的。但毫無疑問，文幼章牧師所信仰的，是追求社會的平等、尊嚴，是為勞苦大眾服務，創(chuàng)造一個和平繁榮的世界。而他已清楚地看到了，中國共產黨人，正是為了這些原則，而頑強不屈地前赴后繼，奮斗犧牲著。

　　當年幼的文忠志跟隨父母和家人，在波濤滾滾的長江激流間乘風破浪，在巴蜀大地上翻山越嶺，輾轉城市鄉(xiāng)村時，每情每景，都已刻印在他腦中，留下了永不磨滅的痕跡。

　　十三歲那年，文忠志離開出生成長的華夏大地，回到了祖籍國加拿大。毋庸置疑，早已埋藏在心靈深處的那顆種子，在青春期發(fā)芽、開花了。

　　尚在高中讀書時，這個年輕人就投身政治，從此畢生致力于為社會的平等公正而奮斗的神圣事業(yè)。

　　“是的，父親年僅十六歲，就加入了共產黨組織。”文忠志的大女兒美蘭（Marion Endicott）肯定地說。

　　我們在狹小的廚房里相對而坐，品著她斟上的綠茶。餐桌上，擺著精巧的青花瓷茶具。四周墻上、冰箱上、櫥柜上，都掛滿了文忠志的妻子文麗納所創(chuàng)作的水彩畫。

　　1950年，文忠志二十歲出頭，便擔任了加拿大共青團總書記，受黨組織派遣，前往加拿大西部的英屬哥倫比亞省，從事進步青年運動。

　　在溫哥華，他結識了一位富有藝術天分、淳樸善良的年輕姑娘——麗納·威爾森（Lena Wilson）。

　　我讀到過一首小詩，《獻你一支鳶尾花》。雖不知其創(chuàng)作年代，我卻深信不疑，它應當誕生于這對青年男女熱戀的歲月里。

　　燭光像蝴蝶的翅膀，

　　溫柔地棲息在綠瓶子上。

　　里面插著一支野生的鳶尾花，

　　小島上那瞬間，

　　從此銘刻在了我心上。

　　你從獨木舟上伸出手，

　　在草叢中為我摘下了它。

　　麗納出身于一個貧寒的工人家庭，父母均為加共建黨早期的老黨員。這對志同道合的年輕人從此攜手，相伴終生，并養(yǎng)育了四個聰明美麗的女兒。在女兒們眼中，熱愛音樂與詩歌的父親，與藝術家母親，堪稱完美的結合。他們喜歡并肩散步，癡癡地關注著在樹梢或房頂筑巢的小鳥。

　　圣誕的夜晚，在燭光映照下，伴著留聲機美妙的樂曲，父親會輪流挽起母親和女兒們的手臂，在狹小的客廳地板上旋轉，邁步，翩翩起舞。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全家人搬入了多倫多北部櫻桃林街這座簡樸的小樓。

　　“這一帶的居民，大多數是低收入的建筑工人。”美蘭說，“與工人家庭們相聚一處，父母才感到心安理得。他們在這里居住了一輩子，招待過數不清的來訪者，有國際團體人士，包括中國的訪問學者，也有無家可歸、需要幫助的人們。”

　　其實，即便是這樣一座不帶車庫、與鄰居的墻壁近在咫尺的小樓，一生清貧的文忠志夫婦也是負擔不起的。美蘭告訴我，是奶奶用她自己的積蓄，幫父母繳納了首付。至于那架名貴的海因茲曼鋼琴，則是一個加共老黨員的慷慨饋贈。鋼琴運來時，她父親拆掉了里外兩道窄小的門框，才得以將其搬入客廳。

　　“父親幼年時就學會了彈鋼琴。在重慶鴨兒凼居住時，我奶奶親自擔任教師，所有課程都是她一人負責。學生不僅有她自己的四個孩子，也有當地的中國兒童。”美蘭說。

　　我看到了幾張黑白舊照。一張攝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重慶，是少年文忠志與中國孩子黃崗偉、陳維熙、陳理查中規(guī)中矩的合影。另一張，是半個世紀后耄耋之年的老友在北京開懷大笑的重逢。

　　4

　　文忠志的一生，應了一句中國老話：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

　　“我父母一直對我們說，”最小的女兒瓦萊莉(Valerie Endicott)告訴我，“你們選擇何種人生道路，完全由你們自己決定。因為要成為一個共產黨員，必須要做一個正直坦誠、處處堪為道德楷模的人，那的確很難。”

　　為了他所追求的理想信念，文忠志遭遇過數不清的人生挫折。

　　瓦萊莉說，父親直到晚年，才看到了解禁后的加拿大皇家騎警刑偵處的檔案，里面記錄著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巨細靡遺，令他吃驚。

　　文忠志1949年大學畢業(yè)后，就從多倫多搬到了溫哥華，從事加拿大共產黨在當地的組織工作。

　　關于他那段時間的活動，警方刑偵處有如下記錄：“文忠志正在全國勞工青年聯(lián)合會日夜不停地工作。他給共產黨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所有跡象都表明，青年人在他的指導下，運動將會取得比以往更好的進展。”

　　比起敵人的贊揚，來自同志們的肯定，當然令文忠志的心情更為舒暢。

　　他的一位黨內戰(zhàn)友曾這樣評價他：“文忠志是個一流的組織家，因為他善于傾聽。無論是一件小事，還是一場危機，他都會認真聆聽，即使發(fā)言者的觀點截然不同，他也從不打斷別人。然后，他會以一種鎮(zhèn)定自若、不慌不忙的態(tài)度開口，闡述他的指導性觀點，自始至終都保持著冷靜，與大家討論，并最終做出決策。”

　　“父親拿到了碩士和博士學位后，曾在很多地方求職，”瓦萊莉說，“每次，雇主都會收到警方的通知，說父親是馬克思主義者，對他的求職千方百計地阻撓破壞。”

　　雖然自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起，加拿大政府已經承認共產黨為合法組織了，但明里暗里，對共產黨人的迫害，卻從未停止過。

　　1959年時，安大略省曾出現了教師短缺的現象。文忠志持有合法的教師資格證，但學校卻拒絕聘用他。據說，當多倫多某個學院的校長聽到“安迪考特”這個姓氏時，他的第一反應是：“什么？安迪考特？在民主國家里教歷史，這個名字可是不怎么妥當啊，難道不是嗎？”隨即便掛斷了電話。

　　文忠志把這些故事講述給子孫后代們聽，是希望青年一代了解，為了破壞共產主義理想的傳播，這個國家所選擇的，恰恰是真正的反民主之路。

　　文忠志明白他所選擇的是什么道路，也對所處的困境一清二楚。但他對孩子們說，與許多艱苦奮斗、犧牲了生命的共產黨員相比，與全世界仍然在面臨的種種災難相比，自己的困難，根本無足輕重。

　　他并沒灰心喪氣。他曾帶領共青團員們一起到街頭賣報紙。也許是為了克服緊張情緒，大家編了一首《賣報歌》，邊賣邊唱：

　　無論刮風還是下雨，

　　我總會準時來賣報。

　　看報看報!

　　為團結、和平、自由而戰(zhàn),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世界!

　　這就是你為何會看到我。

　　無論刮風還是下雨，

　　我總會準時來賣報。

　　看報看報！

　　文忠志曾躋身加共中央，成為最高機構十四人之一的領導核心人物。然而，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譴責斯大林主義路線后，在加共中央內部也發(fā)生了激烈的爭論，分裂為兩派。正是在那一年加共組織召開的會議上，年輕氣盛、血氣方剛的文忠志在發(fā)完言后，毅然辭職，退出了加共中央。

　　“你父親是否加入了加拿大共產黨的馬列毛派？”我問。

　　美蘭搖頭否認了。她說，父親雖然不再參加黨組織的活動了，卻從內心深處認為，自己仍然是一名共產黨員，也堅定不移地相信，中國的做法，才更符合共產主義理念。

　　說來有趣，六十年代，恰恰是一批在中國出生的傳教士子女攜手運作，在加拿大朝野呼吁推動，才促成加拿大與中國在1970年正式建立了外交關系。

　　派往北京的第一任、第二任、第三任駐華大使，皆為在中國出生的傳教士子女，人人能講一口流利的中文，不是操著濃郁的四川腔，就是河南調。他們熟悉了解華夏的山川河流。在他們眼里，傳教士歷經數代人，辛苦奮斗了百年之久，都未能改變舊中國的貧窮落后面貌，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大刀闊斧，短短幾年間就得以實現了社會的平等。土地改革、婦女解放、集體所有制、工商業(yè)改造、知識分子下鄉(xiāng)、合作醫(yī)療、赤腳醫(yī)生、教育改革，在他們眼里均為上帝旨意。七十年代，在加拿大不少高校蓬勃興起的“紅衛(wèi)兵運動”，參與者和領導者多為加拿大共產黨馬列毛派的成員。

　　1972年，文忠志已經四十四歲了，才終于進入了約克大學任教。美蘭告訴我，當時皇家騎警的刑偵處立即通知了約克大學相關部門的負責人，要求其監(jiān)督文忠志的一言一行，并定期向警方遞交匯報。

　　文忠志從合同制的講師做起，年復一年地續(xù)簽，憑著他出色的學術研究成果，才終于脫穎而出，獲得了終身教授的職位，并成為享譽四方的著名漢學家。

　　然而，我在櫻桃林街見到他的那個夏天，他才剛滿六十二歲，卻決定要提前退休了。

　　為什么呢？他說，他需要有充足的時間，去完成未泯的心愿。

　　這座小樓的閣樓，曾是文忠志教授的書房。里面擺著一部部凝結了他心血的厚重之作。瀏覽之下，便知他情系何處：《外交與企業(yè)：1933—1937年的英國對華政策》《文幼章傳：出自中國的叛逆者》《紅色大地：四川一個村莊的革命》《紅色巨龍：1949—1990年的中國》《美國的細菌戰(zhàn)：來自冷戰(zhàn)早期和朝鮮的秘密》《1931年薩斯凱撤溫省的礦工暴動》《高擎工人的旗幟：1930—1936年加拿大勞工團結協(xié)會》。

　　5

　　文忠志教授生前曾多次前往中國，有時在大學任教，有時下鄉(xiāng)調研。

　　《紅色大地：四川一個村莊的革命》，就是他八十年代初在四川什邡馬高橋村搞調研的成果。

　　讀過之后，我深深敬佩文忠志教授實事求是、毫無矯飾的學術風范。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土改運動、合作化運動等一系列舉措，他都通過對眾多親歷者進行采訪，做了真誠翔實的記錄。其中不少資料，與我在文學和影視作品中所獲取的知識，相去甚遠。

　　毫無疑問，能夠不通過翻譯，便在識字不多的村民和鄉(xiāng)鎮(zhèn)干部間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忠實地展現歷史，得益于文忠志教授自幼便諳熟于心的四川話。

　　美蘭清楚地記得，1975年時，她和幾個妹妹在祖父文幼章、父親文忠志的陪伴下，首次踏上中國大地的情景。全家人參觀了工廠、村莊、學校、幼兒園，與普通人交談，親眼看到了社會主義中國的風貌，被人們建設新中國所表現出的熱情所深深震撼。

　　美蘭打開一本厚厚的相冊，指點著那些黑白的和彩色的照片，向我介紹了家人在華期間豐富多樣的活動。我看到了文忠志教授挽起褲腿、戴著草帽與農民在稻田里勞作，揮動手臂與群眾暢談，也看到了身穿肥大的中式衣褲的文麗納在峨眉山上為農民畫像。

　　翻到全家老少躲入峨眉山尼姑庵里過夜時，在黑暗中開懷大笑的照片，美蘭的眼角濕潤了。

　　姐妹倆回憶起2011年，全家人最后一次跟隨父母到四川故鄉(xiāng)游覽時，那一幅幅難忘的場面。

　　那年夏天，一家三代十六口結伴旅行。他們乘上了一艘游輪，沿著長江航行時，發(fā)現自己是船上僅有的西方旅客。有天晚上，船上組織旅客們舉行才藝表演。文忠志興致勃勃地建議，讓孩子們演唱一首中文歌曲，《打倒土豪》。那首歌是中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第一次大革命時期流行的，歌詞有不同版本，譬如《打倒列強》《兩只老虎》，等等。

　　孩子們了解這首歌曲的內容，因此頗為猶豫，擔心這種古老的革命歌曲不合時宜，會受到觀眾冷落。大家建議，不如唱一首悠揚婉轉的英文歌曲《白樺樹之鄉(xiāng)》吧。

　　文忠志聽從了孩子們的建議。沒想到，他們演唱的這第一首歌曲，收到了中國旅客的熱烈反響，滿船人鼓掌歡呼，要求他們“再來一個”！

　　這種場面，對孩子們是極大的鼓舞。于是，文忠志毫不猶豫地決定了，推出《打倒土豪》！

　　打倒土豪，打倒土豪，

　　分田地，分田地，

　　我們要做主人，我們要做主人，

　　真歡喜，真歡喜！

　　令孩子們喜出望外的是，每個中國人都驚喜地看著他們，報以微笑。很快，所有人竟然都加入了進來，用普通話和他們一起高唱：“打倒土豪，打倒土豪……”

　　瓦萊莉說：“早在出發(fā)去中國之前，父親就彈著鋼琴，教全家人用中文練習了這些歌曲。”

　　文忠志感慨萬分，這首老歌，是他幼年時從中國朋友那里學來的。他跟著他們學會了唱中文歌曲，也吸收了許多政治常識。而年過八旬，他卻又把這種精神帶回了生養(yǎng)他的那塊土地。

　　文忠志深愛中國的一切，不僅是優(yōu)美的山水、可口的食物，還有普通人的微笑。

　　這次，他帶領全家人，返回度過童年時光的重慶，停留了兩天。在這個如今發(fā)展得異常龐大的城市里，他們參觀了祖父文煥章參與建立的重慶精益中學（現重慶十一中）、第五醫(yī)院等舊址，也踏上了龍門浩、文峰塔、鴨兒凼、彈子石，在留下了少年文志忠足跡的地方，流連忘返。

　　一路上，鶴發(fā)紅顏的文忠志教授用地道的重慶話與路人攀談，引來了無數贊嘆。

　　乘車通過長江大橋時，他翻開母親文月華留下的詩集，手指著江心小島，吟誦起母親當年為這里的壯美景象所作的詩歌，久久地陷入了兒時的親切記憶。

　　在文忠志的帶領下，全家人也參觀了紅巖魂陳列館，還有歌樂山下的渣滓洞監(jiān)獄。

　　那時，文忠志的哥哥已去世多年了，遺憾未能與他們結伴同行。

　　那個曾經睜大好奇的雙眼問父親“為什么監(jiān)獄里會關押共產黨員”的天真的孩子，中文名字叫文少章（Norman Austin Endicott）。他1926年在重慶出生，因此最愛自豪地宣稱，他是“第三代中國人”。

　　1958年，在多倫多當律師的文少章組織了一個律師代表團訪問中國，曾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他不僅致力于推動日內瓦條約，提倡國際和平，也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辟了中加貿易之路，還創(chuàng)立了中加友協(xié)多倫多分部。

　　我早已知曉，文忠志教授和他哥哥一樣，對世界各地人民的進步事業(yè)都曾全力聲援，更不用說，他在加拿大從事工人運動時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了。他是如何面對近年來西方社會流行的反共思潮呢？

　　美蘭告訴我，她的父母親結婚后，在歐洲和亞洲都曾工作過，他們置身于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度中，親眼看到了，在那里勞動力不是被視為市場上買賣的商品，而是被視為人類社會的需求。

　　“我父母十分理解，也并沒有要求一個社會要盡善盡美，而是逐漸了解那些國家的政策和具體環(huán)境，并看到他們在許多方面所取得的良好進展。”美蘭說。

　　2011年去中國那次，文忠志曾帶領全家人，專程前往大邑縣新場鎮(zhèn)看展覽。

　　據說，在當地舉辦的歡迎晚宴上，八十多歲的文忠志，再次帶領全家老少，唱起了《游擊隊之歌》和《打倒土豪》。

　　他在留言簿里寫道：“這次參觀新場的展覽，我感到非常高興，深受鼓舞。這讓我回想起為了中國和中國人民的福祉，我們的先輩所做的努力和貢獻。向展覽的舉辦者表示祝賀。”

　　美蘭說：“父親相信，政治和大眾輿論一樣，都總是翻來覆去、搖擺不定的，從長遠來看，共產黨人在世界各地所奠定的事業(yè)的真相，早晚會走出困境，彰顯其結果！”

　　瓦萊莉說：“父親從未忘記過共產主義理想！他把這項偉大的科學，視為他與生俱來的使命。為了這個畢生追求的目標，他經常會在即興講演時，帶著燦爛的笑容，舉起拳頭，眼含熱淚。為人們講述工人階級的生動歷史時，還會突然間爆發(fā)出高亢有力的歌聲！”

　　姐妹倆提到，文忠志教授的一位中國朋友曾告訴他，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文氏一家三代川人，都是中國人民真正的朋友，因為在中國最困難的時候，他們選擇了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

　　2011年那次旅行，是文忠志教授最后一次返回故土。他目睹了中國社會的飛速發(fā)展，也留意到了貧富差距拉大、鄉(xiāng)村人口流失、自然環(huán)境遭到破壞等嚴峻挑戰(zhàn)。

　　美蘭說：“在他看來，中國是個大國，面臨著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然而，在探索前進的道路上，仍然應該堅守基本的原則。”

　　我默默點頭，在心里贊嘆。相對于趨炎附勢、隨波逐流的蕓蕓眾生，能堅持獨立思考，永不放棄對真理的追求，需要莫大的勇氣，也是最令人敬佩的品格。

　　6

　　“父親臨終前不久，我們也曾好奇地問他，是什么力量推動著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那么執(zhí)著地為社會、為他人做奉獻？”瓦萊莉回憶，“他沉思良久后，才說，冥冥之中，還是有一種創(chuàng)造力在指引著人們吧！”

　　“創(chuàng)造力”這個詞，引起了我的好奇，于是問道：“你父親所指的，應該是上帝吧！雖然他是共產黨員，不信神，但他畢竟出生成長在一個幾代人都是基督教牧師的家庭氛圍里，從兒時起，便受到了有意無意的宗教熏陶。”

　　姐妹倆搖頭，堅決地否認了。美蘭強調說，雖然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基督教的資深牧師，甚至是加拿大教會的領導層人物，但不僅父親和母親二人均非基督徒，連她們四個女兒也都不是。

　　“我父親所指的創(chuàng)造力，應當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學說中所強調的，人的主觀能動性，而非上帝。”她說。

　　瓦萊莉同意姐姐的意見。她補充說，在自己的婚禮上，父親曾引用毛澤東的話，說，無論是社會生活，還是個人生活，都是在矛盾中發(fā)展前進的。靜止，只是暫時的，變化，才是永恒的。這就是創(chuàng)造力成長的模式。這是一種辯證的舞蹈。當然，除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同樣強大的影響，還有父親對大自然能夠不斷再生、由此產生出鼓舞人心的力量的深刻體驗。

　　姐妹倆提到，父親活著時，最喜愛的運動，是到野外露營，承受雨雪風霜，在湍急的河流中駕舟，劈波斬浪。他常會高聲背誦英國作家威廉·華茲華斯的長詩《丁登寺旁》中的句子：

　　我已學會了怎樣看待大自然，

　　因此不再懵懂無知，像青澀時那樣，

　　而常能聽到人生低沉憂郁的樂聲，

　　不粗糲，不刺耳，

　　卻有足夠的力量，使人沉靜安詳。

　　我感到了某種令我驚奇的東西，

　　它帶來了崇高思想的歡暢，

　　那超凡脫俗之感，像高度融合的物體

　　來自落日余暉，

　　來自清新的空氣，海洋，

　　來自藍天與靈魂之光，

　　那種動力，那種精神，

　　推動著有思想的萬物，穿越一切，走向前方。

　　所以我依舊熱愛草原，樹林，山峰，

　　熱愛這綠色大地上的萬般鏡像。

　　7

　　我沒與姐妹倆爭辯。腦中浮現的，是伊莎白·柯魯克（Isabel Crook）端莊優(yōu)雅的面容。

　　伊莎白與文幼章一樣，也出生在四川，同樣來自加拿大傳教士之家，也同樣有個地道的中文名字，饒素梅。兩家人的后代也有諸多交往。

　　2019年，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授予高齡伊莎白“友誼勛章”。2023年夏天，她以一百零八歲高齡在北京安然離世，贏得了無數人的敬仰。

　　伊莎白在青年時代，與文忠志教授一樣，也曾撰寫過一部主題類似的著作《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但她在書中詳細記錄的，卻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她在河北武安縣農村親自參加土改運動和整風的全過程。在改天換地的社會主義熱情吸引下，伊莎白這位英國共產黨員決定留下來，把畢生奉獻給了中國。

　　2023年金秋十月，我應邀回國，參加在山東舉辦的“尼山國際文明交流論壇”。在京停留期間，曾與伊莎白的兒子柯馬凱（Michael Crook）會面，大家相談甚歡。

　　他不但完全贊同我對《圣經》中“銖必離”這一概念的闡釋，認為可以用來解析意識形態(tài)領域斗爭的矛盾糾葛根源，也與我討論了應該如何翻譯“傳教士”這個詞語。

　　柯馬凱覺得，當初把missionary翻譯成“傳教士”，就為之蒙上了一層宗教色彩，有誤導讀者之嫌。

　　對此，我深有同感。一個詞語如何翻譯，往往因文化和種族的差異，而產生不應有的誤解和影響。

　　譬如多年前，我與系里的日本同事聊起抗日戰(zhàn)爭時，想說“漢奸”這個詞，但卻感到，英文里沒有一個準確的字眼，能表達出漢語中所深藏的輕蔑。日本同事見我猶豫，便好奇地探問：“你是否想說‘與日本人合作者’呢？”我先是搖頭否認，但緊接著便意識到了，站在不同角度看問題，就會產生出不同的解讀。

　　回到對“傳教士”的翻譯上來，這個詞的英文本意，原指某個有宗教背景的團體，集資派遣醫(yī)生、工程師、教師等年輕人到異國他鄉(xiāng)去，或為傳播自己的信仰，或為當地人民提供服務，譬如在教育、扶貧、醫(yī)療保健、經濟發(fā)展等方面。他們的工資，都遠遠低于本國人在這個行業(yè)里的收入。

　　舉文幼章為例，他雖然是在中國出生的基督徒，擁有牧師身份，但他卻長期在成都的華西大學擔任倫理學和英語教授，而且是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曾為國共兩黨工作過的舉足輕重的社會活動家。

　　再舉我曾撰文介紹過的甲骨文專家明義士（James Mellon Menzies）為例。他原本畢業(yè)于多倫多大學土木工程系。假如留在加拿大工作，年薪會是他去海外當傳教士的六倍之多。但1910年時，明義士自告奮勇，當了一名傳教士，抵達河南安陽后，不僅用自己的學識專長為當地人鑿井造房，在饑饉年間協(xié)助慈善機構賑災，還鬼使神差地成為最早研究殷墟甲骨的學者之一，并最終轉身，成長為一名杰出的考古學家，去齊魯大學擔任教授了。

　　八十年代我來加拿大留學，在溫莎大學舉辦的皇家學術研討會上，偶然與明義士的兒子明明德（Arthur Menzies）同桌就餐，曾為他那一口地道的河南話備感驚愕，因而結識了這位第三任加拿大駐華大使。

　　我筆下介紹過的，還有更多加拿大人，如出生成長在豫北的傳教士家庭、抗日戰(zhàn)爭中擔任過“國際紅十字會”華中華北地區(qū)主任的加拿大醫(yī)生羅布特·麥克盧爾（Dr. Robert McClure），與白求恩并肩去五臺山為八路軍救治傷員的加拿大醫(yī)生理查德·布朗（Dr. Richard Brown），他們均為在中國鄉(xiāng)村服務了幾十年之久的外科醫(yī)生，頭上卻都頂著“傳教士”這頂敏感的帽子。

　　我也撰文介紹過來自其他國家的國際友人，如秘密訪問過中共領袖、撰寫了《1937，延安對話》的美國傳教士托馬斯·亞瑟·畢森（Thomas Arthur Bisson），朝陜北派遣過外國醫(yī)療隊的英國駐香港主教何明華（Ronald Owen Hall）， 冒著生命危險為八路軍醫(yī)院運輸藥品的新西蘭傳教士凱瑟琳·霍爾（Kathleen Hall）。

　　因此，公平而言，傳教士的工作性質，其實類似于“海外義工”，也就是今天人們所說的“國際志愿者”。

　　8

　　文忠志教授離世后，我在英文媒體上看到的訃告，里面有這樣一句話：“我們的父親死去時，與他活著時一樣，始終不渝地堅守著那個深刻信仰，致力于建設一個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和平世界。”

　　我問姐妹倆：“你們知道嗎？‘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句話，原本出自《圣經》啊！”

　　她們面露訝異，隨即承認，從小到大，她們幾乎從未讀過《圣經》，也不去教堂聽牧師布道，只是偶爾聽說過一些家喻戶曉的《圣經》故事罷了。

　　我又追問：“那你們是否知道，《舊約》中‘銖必離’（Jubilee）這個詞的原始含義呢？”

　　見她們搖頭，我解釋道：“那是上帝的旨意，規(guī)定每隔五十年就必須對全社會的財產進行一次重新分配。相當于每隔五十年就要搞一次土改那樣。”

　　姐妹倆被我的比喻逗樂了。

　　我也半開玩笑地說：“真正的基督徒，其實會很容易就成為真正的共產黨！像你們的爺爺奶奶和父親母親一樣。”

　　美蘭點點頭，同意我的觀點，“毫無疑問，我們的祖父母文幼章和文月華都是熱愛正義的基督徒。而許多理想信念，都是首先由他們灌輸給父親的，為他奠定了人生基礎。”

　　說著，她帶我登上狹窄陡峭的樓梯，來到了父親的書房，指著門旁墻上貼的一張發(fā)黃的白紙，說：“這是教堂里基督徒們所唱的一首贊美詩，《圣城之門》。我父親很喜歡，很多年了，一直貼在這里。”

　　聽吧，

　　從那些生命比商品更廉價的男人那里，

　　從那些為面包苦苦掙扎的婦女那里，

　　從孩子們饑餓的哭聲中，

　　傳來了人類的呼喊，

　　請求盡快豎起你的墻。

　　哦，可恥的是，

　　人們滿足于從人類的痛苦中

　　榨取金錢的貪婪欲望。

　　在盲目的絕望中，

　　我們悲憤地呼喊：

　　“基督白白地死了！”

　　上帝啊，請賜給我們力量，

　　去建造這座夢想已久的圣城，

　　它的法律是博愛，

　　它的冠冕是為人民服務，

　　而上帝對全人類的恩典，

　　是普照萬物的陽光。

　　美蘭解釋說：“這首贊美詩，清楚地向我父親表明，大同世界，并非來世的獎賞，而是我們可以在地球上建立一個平等正義的社會。”

　　9

　　文忠志教授的死亡方式，彰顯了在和平年代一個真正的人大無畏的精神世界。

　　2016年一個冬天的夜晚，文忠志教授在外出時滑倒摔傷，因沒有手機，無法呼救，在空曠無人的雪地里躺了數小時之久，延誤了最佳時機，導致骨折。

　　從醫(yī)院回家后，孩子們把客廳里那張沙發(fā)移開，換上了一張簡易小床。雖有醫(yī)護人員按時登門照料，但三年過去了，文忠志教授的健康未能恢復，永遠失去了行走的能力。

　　那年，他九十一歲了，不愿再給家人增添負擔，也不愿繼續(xù)耗費社會的醫(yī)療資源。他選擇了“安樂死”，鎮(zhèn)定地告別這個他不再能為之奉獻的世界。

　　對于深愛著父親的女兒女婿和孫輩們來說，這是個撕裂人心、異常艱難的決定。

　　但文忠志教授不允許任何人改變他的心愿。他笑著安慰孩子們：“你們的母親去世整整七年了，我一直很想念她，盼望能早日與她團聚啊！”

　　他選定的那個日子，是2019年5月4日。為什么是這個日子呢？不言而喻，那象征著中國人民的覺醒、奮起、抗爭、努力。

　　日子確定下來后，最后的兩個星期里，每日晨昏，家人和老友們或結伴，或輪番，紛紛來到櫻桃林街這座小房子里，為躺在小床上的老人吟詩、彈琴、唱歌、跳舞，與他聊天，回首往事。

　　在最后一個星期里的某天，孩子們開著車，把文忠志教授帶回了他的母校，多倫多大學維多利亞學院，再投去最后一眼。

　　他指著教學大樓石碑上刻著的一行字，“真理將使你獲得自由”，對孩子們說：“這的確是個值得努力踐行的好主意啊！”

　　遠在中國的朋友們，也聞知了這個令人震驚的消息。

　　在文忠志教授告別這個世界前的最后那個夜晚，曾擔任四川大學副校長的石堅教授打來了隔洋電話。1981年，文忠志在該校英文系做訪問學者時，石堅曾是他教過的學生之一。

　　“他們倆都說了些什么？”我問。

　　美蘭搖搖頭，“我不知道，因為我不懂中文。雖然石堅的英文很好，但父親喜歡和中國人在一起時說中文。”

　　我又想起了三十三年前那個下午。我用英文與文忠志教授交談時，他總是固執(zhí)地用帶著濃郁川味兒的中文回答我，似乎刻意要強調什么，抑或說，要糾正什么。

　　“直到最后一刻，父親都頭腦清晰，思路敏捷。”美蘭克制著眼中淚水，“他平靜，安詳，不愿制造出任何悲傷氣氛。”

　　最后的那個早晨，全家老少都來了，十三個人，在鋼琴前坐好，一個接一個，輪流上前，與躺在小床上的親人道別。

　　最后，美蘭的兒子奧立昂坐到了爺爺身旁，代表全體孫輩，朗讀了大家共同撰寫的告別詞：

　　親愛的爺爺，我們很幸運，能與您一起，留下人生的回憶，記住您高亢的歌聲，頑皮的笑語，優(yōu)美的華爾茲舞步，還有您的經典手勢。

　　我們曾因您的幽默而深感慰藉，因您淵博的學識大為驚奇，也總是為您源源不絕的故事而著迷。

　　爺爺，您曾教導我們，社會主義需要熱衷于集體利益的人們，需要放棄某些個人利益以便能支持整個社會的權利，而這些事情均需付出極大的努力。您曾以身作則，向我們展示了個人自律和責任感這些重要品質。

　　爺爺，在您生命的最后幾天，您曾告訴我們，只要有花崗巖和白松的地方，您就會在那里流連忘返。我們知道，這兩個元素對您來說，象征著堅強和柔軟，代表了艱苦奮斗，還有美好的生活。

　　爺爺，我感覺到，您的思想很滿足，您的內心也很充實。我希望，這一切都是真的。

　　此時，文忠志伸出手來，撫摸了一下奧立昂的手，看著他，輕輕地說：“是的，這是真的。”

　　奧立昂忍住淚水，繼續(xù)朗讀了下去：

　　爺爺，您已經超越了我們所有的人，您不僅是一把火炬，而是許多把火炬，我們自豪地高舉著它們，讓它們放出的光芒，幫我們照亮前進的道路。

　　爺爺，您是我們政治方向的火炬，堅信我們終將會建設一個公正、民主與和平的世界，在那個世界里，人們將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在那個世界里，每個人都擁有權利和尊嚴，也都能享受到玫瑰與面包。

　　爺爺，您是鼓勵我們勤奮努力和時刻準備著的火炬。共產主義運動要戰(zhàn)勝資本主義的力量，需要以雄辯的事實和論據、杰出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來武裝。

　　爺爺，您是互相關懷、信任與友愛的火炬，無論是對家人和朋友，還是對勞動人民。

　　爺爺，您是國際團結和互相理解的火炬，您和前輩們懷揣著使命，奮斗不息，在東西方之間建立了跨越國界的真誠友誼。

　　如今我們身處的，是一個右翼勢力肆意散布對中國的恐懼，而某些左翼人士居高臨下評判一切的荒謬世界。

　　您繼承了我們的曾祖父文幼章的事業(yè)，您對中國人民所取得的成就的信念、您對中國歷史和未來的關心，贏得了深深的理解、尊重和熱愛。我們將珍惜這一切，并將把這種珍貴的友誼維系下去。

　　爺爺，您已經準備好，就要出發(fā)了。在您離開這個世界時，我們想告訴您，我們將站在河水對岸向您揮手，支持您前行。

　　我們將自豪地高舉起您留下的火炬，當面對嚴峻的現實時，提醒自己站得更高，用開闊的心胸，看待人類社會的力量。

　　時針指向了十一點整，選定的時刻到了。

　　在家人的合唱聲中，醫(yī)生靜靜地走上前去，拿起了注射器。

　　幾首歌，都是文忠志教授早已選好的。有溫柔悠揚的《白樺樹之鄉(xiāng)》，也有雄渾悲壯的《國際歌》。

　　當那顆偉大的心臟停止了跳動時，家人們唱出了最后一曲，《野天鵝》：

　　今日清晨，在修補背篼時，

　　聽到了野天鵝的歌聲。

　　冗長的音符，劃過灰色的天幕。

　　河水依舊暢通，湖泊卻已結冰。

　　在林中度過了金秋，冬日即將來臨。

　　野天鵝在提醒我，需整裝出發(fā)。

　　多么希望是一只野天鵝啊，

　　與你們一起穿越高山，

　　回到溫暖的家中。

　　歌聲里，文忠志教授不朽的靈魂，伴隨著野天鵝的翅膀，飛往了遙遠的天堂。

　　10

　　下午三點半，日影西斜，灑入玻璃窗的光線，更趨幽暗了。我凝視著空空的沙發(fā)上那條深紅色的毛毯，沉默無言。

　　不久之后，這座小樓將被賣掉，里面所有的遺物將被清理一空。地板上那十幾個紙箱里，承載著文忠志教授保存多年的信件。臥病期間，他一一整理好了。此刻，卻不知歸向何方。

　　我知道，對于研究國際共運史的學者們來說，這會是無價之寶。于是，我向姐妹倆提出了建議，希望她們與親人協(xié)商，建立一座紀念館，不論是在加拿大，還是在中國，妥善保存文氏家族幾代川人留下的珍貴遺產。

　　“就像白求恩紀念館所發(fā)揮的作用那樣。”我說。

　　我掏出隨身帶來的書，《重讀白求恩》，贈給了姐妹倆。那是我與同事合編的英文選集。

　　姐妹倆聽了我的建議，十分高興。她們說，父親生前也曾有此心愿，希望能在爺爺文幼章出生的地點，樂山白塔街212號，建立一座博物館，不但展出歷史文物，也可成為一個研究中加兩國關系史的交流中心。假如他的遺愿能夠實現，文家后代不僅將捐贈相關文物、史料，也將不遺余力地奉獻他們的精力和時間。

　　幾十年來，美蘭和她的丈夫一直在多倫多的法律機構工作，致力于為被剝削壓迫的勞動者主持正義、討還公道。她十分欣慰地告訴我，兒子奧立昂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為追求人類社會的平等公正、繁榮昌盛奉獻力量。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的日子里，美蘭曾接受中國新聞社的采訪，談到了自幼便從父輩口中聽到的動人故事。她說：“在艱苦的斗爭年代，那么多共產黨人為了人民的利益英勇奮斗，犧牲了生命，令人敬仰。幾十年來，在一個人口眾多的龐大國家嘗試新的改造、實驗，肯定會充滿了起伏和艱辛。”

　　美蘭告訴我，面對當前形勢，她經常會給加拿大政界人士寫信，批評西方社會對中國的不友好態(tài)度，直言不諱地指出，我們需要一種與中國相互尊重與合作的方式，而非破壞。

　　臨別之際，姐妹倆回贈給我的禮物，是母親文麗納的水彩畫。我選中了兩幅。一幅是峨眉山風景，竹籬茅舍，天高云淡。另一幅是農家陋室，敞開的兩扇木板門外，可見翠竹叢叢。門板上掛著笨重的木閂，殘留的紅色門神，依稀可辨。

　　不難猜想，這些繪于八十年代初期的畫作，洇染著文忠志教授魂牽夢系的故鄉(xiāng)。

　　其實，在來多倫多之前，我已經聽說了，文忠志教授在人世間的最后一個夜晚，對他昔日的中國學生石堅教授，說了些什么。

　　這年秋天我回國交流時，應四川外語大學加拿大研究中心之邀，專程飛往重慶，為師生們做了兩場講座。閑聊間，人們提到了文氏家族幾代的感人事跡。

　　有個朋友說，石堅教授打電話與他告別時，文忠志教授問了他一句話：

　　“中國還能紅多久？”

　　“您放心吧，會永遠紅下去的！”

　　文忠志教授生前所說的最后一句中文，我沒告訴姐妹倆。畢竟，那只是傳說。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yè)，那么，我們就不會被任何重負所壓倒，因為這是為全人類所作的犧牲；那時我們感到的將不是一點點自私而可憐的歡樂，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yè)并不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步出櫻桃林10號時，我腦中回蕩著的，是年僅十七歲的馬克思在高中畢業(yè)時發(fā)出的誓言。

　　2023年圣誕節(jié)于加拿大滑鐵盧

　　補記：

　　采訪完文氏姐妹后，回到家當晚，我立即聯(lián)系了四川外語大學加拿大研究中心的陳曉瑩教授，談了關于建立“文氏家族紀念館”的建議，并囑托她征詢國內意見。在我完成這篇文章的當晚，傳來了喜訊。據悉，在四川大學石堅教授等人的努力下，樂山市政府欣然同意，將在該市建立紀念館。我深感欣慰。

　　在圣誕節(jié)到來之際，我謹以此文向文忠志教授致以我遲來的悼念和永不磨滅的敬意，并衷心感謝文氏家族后代Marion、Lorraine、Irene、Valerie、Gabriel、Laura、Orion、Vivien、Vern、Hannah和Gareth為我的采訪所提供的熱忱幫助。

　　（刊于《當代》2024年第4期，文中照片由作者提供）

　　李彥女，北京人。1987年赴加拿大留學，1997年起在滑鐵盧大學瑞納森學院任教，2007-2022年兼任孔子學院院長，現為文化及語言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加拿大華文教育學會理事。長期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1985年起從事中英文雙語創(chuàng)作、翻譯，曾獲中外多個文學獎項，主要作品包括英文長篇小說《紅浮萍》《雪百合》，中文長篇小說《海底》《嫁得西風》，自譯中文小說《紅浮萍》，紀實文學《蘭臺遺卷》《不遠萬里》，作品集《尺素天涯》《呂梁簫聲》《羊群》，譯作《1937，延安對話》《白宮生活》，合著中英文雙語對照《中國文學選讀》、英語文集《沿著絲綢之路》《重讀白求恩》等。其中譯作《1937，延安對話》榮獲《當代》文學拉力賽年度致敬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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