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為了保衛祖國、維護世界和平而進行的一場正義戰爭。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以后，美國立即進行武裝干涉，同時令其海軍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自己的領土臺灣。當戰火燒到鴨綠江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危急、中國大陸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之時，根據朝鮮勞動黨、朝鮮政府的請求以及中國人民的意愿，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組織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與朝鮮軍民并肩作戰。經過兩年零九個月的浴血奮戰，終于以劣勢裝備打敗了具有現代技術裝備的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實現朝鮮停戰。“這一勝利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包括美、蘇在內的世界各國都感到必須重新估計中國在亞洲和國際事務中的分量。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通過這場戰爭，人民軍隊建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向國防現代化建設邁出了一大步。我國東北大工業基地的邊防得到鞏固，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改革獲得了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帝國主義從此不敢輕易地欺負和侵犯中國。”（《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第381頁）

　　這些年來，一些媒體特別是在互聯網上，有些對抗美援朝戰爭的評頭論足，已經在背離歷史事實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主要有，抗美援朝是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抗美援朝得不償失論，等等。

　　兼聽則明。那么，我們先不妨來看看，多年以來，美國輿論是怎么看待中國的抗美援朝的。這或許可以對所有那些質疑抗美援朝戰爭的正義性、正當性、正確性的人們有所觸動，對那些跟風者可以起到清醒劑的作用。

　　首先，有個概念應該再重新明確一下：抗美援朝戰爭不等同于朝鮮戰爭。朝鮮戰爭是美國介入朝鮮內戰而引起的一場戰爭；抗美援朝是由于朝鮮戰爭威脅到中國國家安全而引起的中國的“保家衛國”之戰。兩場戰爭的結局也不一樣。朝鮮戰爭是一個和局，即南北朝鮮各自回到了最初戰爭的爆發地三八線。抗美援朝則不但達到了“保家衛國”的目的，而且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得到空前的提高。

　　因此，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從來就不是一場侵略戰爭。關于這個問題，美國社會其實早有共識，即：“朝鮮戰爭不是中國發動，如果‘聯合國軍’沒有打到鴨綠江邊，中國大概不會出兵，因此是防御性的。”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美國國家博物館也有類似的內容：當他們（指中國）的邊界受到了威脅時，共產主義中國派出百萬軍隊投入戰爭，一支兇猛的中國反攻部隊把聯合國部隊又驅趕到南邊。

　　關于毛澤東的研究一直是世界各國的熱門課題。2010年，美國紐約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中國問題專家瑞貝卡·卡爾女士出版了“迄今為止涵蓋新成果的毛澤東傳記”。她在書中寫道：正當新中國以主要精力抓建設時，“被迫卷入了一場戰爭”。這場發生在南北朝鮮之間的戰爭，“是一場朝鮮的內戰，起因是‘二戰’結束后朝鮮半島未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由于美國向臺灣的國民黨政府提供軍事庇護，中國共產黨又一直警惕國內出現任何反革命活動，美國對朝鮮戰爭的介入對中國產生直接威脅。在共產黨政府看來，美國介入朝鮮戰場的意圖，就是為了入侵中國做準備，美國政府的很多聲明也透露了這方面的跡象。在華盛頓，支持國民黨的‘中國游說團’也傾盡全力，把美國往這個方向上推。”當美軍逼近到鴨綠江時，“美國有些參議員鼓噪要‘核攻擊’中國，推翻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毛澤東看到情勢緊迫，于10月8日發布命令……中國就此出兵，全面介入朝鮮戰爭。”（瑞貝卡·卡爾：《毛澤東傳》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第148-149頁）

　　鄒讜是一位卓越的美籍華人學者，曾出版了六部著作及多篇學術論文。其中《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一書更令其聲名大噪，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該書出版于1963年。當時，40年代美國外交政策的檔案尚未解密。鄒讜利用國會聽證會和國會記錄等文件對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到朝鮮戰爭這十年的中美關系進行了系統研究。他的這部著作是60年代美國研究中美關系的代表作。

　　鄒讜在該書的前言中寫道：“本書旨在剖析從珍珠港事件到朝鮮戰爭中麥克阿瑟將軍的‘回家過圣誕節’的總攻勢崩潰這一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原因。”“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中國曾是美國的盟友；在朝鮮戰場上，共產黨中國打敗了美國軍隊，并且作為強國出現在世界上。”

　　該書在第十三章“朝鮮戰爭及共產主義中國以強國姿態出現”中寫道：

　　“也許，共產主義中國跟美國之間的軍事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北京的外交政策的意識形態成分及對偉大目標的追求——這種追求總是深深地埋藏在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之中，這種追求在一個世紀的屈辱和失敗之后，被恢復了的力量和統一的感覺所復活了。但是，未能在1947年與1950年間迅速從華撤退，福摩薩海峽的中立化，及越過三八線的決定等等，卻把潛在的可能變成了眼前的現實。這樣，它就剝奪了美國為適應新的遠東力量對比的機動的余地和調整的余地。即使不發生朝鮮戰爭，在一段時間以后，也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性產生這種新的力量對比。因為，在共產黨領導下的覺醒了的中國的革命利益和民族利益，跟美國的遏制政策有尖銳的矛盾，跟美國扶植亞洲的非共產主義政權的努力有尖銳的矛盾。但朝鮮戰爭促使這個國際力量對比突然出現，并給力量均衡增添了新的政治上的和感情上的因素，不然的話，這些因素是不會存在的。”

　　“從朝鮮戰爭中演化出來的新的力量對比，包含兩個主要的成分。其一是中國在遠東以強國姿態出現，其二是在北京、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的新的斗爭模式。北朝鮮戰役是中國軍隊對一個大國作戰所贏得的第一次偉大勝利；自從鴉片戰爭揭開了現代中國的序幕以來，這一勝利對于一場國際戰爭的結局，具有持久性的影響。它標志著羅斯福總統在戰時的要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政策獲得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部分的實現。自從朝鮮戰爭以來，遠東的力量均衡就是共產主義陣營在亞洲大陸上的陸軍，跟基于島嶼環形線上的美國海空軍的互相對峙。朝鮮半島和東南亞成為兩個陣營政治軍事斗爭的目標。”（鄒讜著王寧 周先進譯：《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2年1月第467頁）

　　這兩段可以說是作者評述中國抗美援朝的重點。第一是分析了中美兩國兵戎相見的深層次原因，并且認為有“不可避免”的因素。第二是闡述了“中國軍隊對一個大國作戰所贏得的第一次偉大勝利”的深遠意義。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一書在“譯者的話”中指出，《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出版后，美國的有關檔案逐步開放，涌現出一大批專著和文章，“例如已翻譯出版的邁克爾·沙勒的《美國十字軍在中國》。自然，70年代的這些著作比鄒讜的資料更為豐富一些。”

　　邁克爾·沙勒是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他的《美國十字軍在中國》（邁克爾·沙勒著 王揚子 劉湖譯 王恩光校 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6月 以下只標頁碼）是在查閱大量的美方解密檔案資料基礎上，溯源美國人18世紀進入中國后的歷史，重點對1937年以后至1979年中美建交這一時期的中美關系的研究成果。這部著作的第六章“紅禍與黃禍”中有“朝鮮戰爭”一節。這一節在評述朝鮮戰爭后，在下一節《共和黨執政》中還特別陳述了停戰后兩國不同的態度。

　　中國為什么會參戰？“在麥克阿瑟打到鴨綠江邊時，中國人不能再繼續保持沉默了，與朝鮮接壤的東北是中國的工業基地。如果讓美軍接近這個地區（或許最終國民黨軍隊就會出現在這一地區）這是不能想象的事。即使這些軍隊不進攻中國，適可而止，但是北京怎么會允許美國建立一個新的反共的朝鮮而不考慮今后嚴重的后果呢……一旦美軍進入中國，再要他們撤出，那就幾乎是不可能的了。”（第144頁）

　　中國參戰后戰局起了什么變化？“美國無視北京的多次警告，麥克阿瑟不理睬中國軍隊已經做好抵抗美軍的準備的情報。甚至與中國軍隊幾次交鋒都未引起麥克阿瑟的重視。”“由于沒有料到中國會反抗，美軍遭到有史以來最慘重的失敗。”（第145-146頁）

　　停戰后中美兩國各自是什么態度？“這場戰爭拖到1953年3月，才在實際停火線上重新建立了戰后的邊界。但那時，美國已經參與了亞洲的一項巨大的新任務——對共產黨中國進行長期的軍事和政治遏制政策。”（第147頁）“在朝鮮戰爭停火前后，華盛頓進行了包括中國為假想敵在內的軍事演習。”（第149頁）“朝鮮戰爭結束之后，艾森豪威爾政府繼續反對任何的與中國關系的緩和。相反，新的更大的遏制計劃在策劃中。1954年9月，杜勒斯創立了東南亞條約組織。東南亞條約組織是一個中國周圍的反共集團，它是在美國倡議下組織起來的一個區域性的防務聯盟。”“除了這些政治遏制之外，艾森豪威爾政府還采取戰略性的貿易禁運措施，在經濟上封鎖中國。無論是美洲人、歐洲人，還是日本人，只要同美國做生意的，都不允許同中國進行商品和技術貿易。華盛頓希望，貿易封鎖會削弱中國的經濟結構和軍事結構，促使這個共產黨政權的瓦解。”（第150頁）“與朝鮮戰爭之后的美國外交政策不同，中國沒有對西方采取一種強硬的和武斷的政策。而華盛頓卻設法遏制并且希望顛覆北京政權，中國共產黨卻保留了美國的某些利益。就在1954年到1955年間，中國總理兼外長周恩來一再敦促美國直接對話，以求改善兩國關系。杜勒斯對于周恩來的接近不予理睬，拒絕了與這樣一個‘邪惡’政權打交道的可能性。這種不妥協的政策，從杜勒斯把狂熱的反共分子卡爾·蘭金派到臺灣出任大使一事可見一斑。蘭金斷言，除非在‘共產主義陰謀旗幟’下竊據中國的‘掠奪成性的政權’被一個真正的中國政府所取代，亞洲就不會有真正的和平。他的意思就是要蔣介石在中國復辟。這種觀點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把美國推入同中國發生一系列軍事對抗之中。”（第153頁）

　　在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中，費正清堪稱是以西方視角觀察中國問題的權威學者。他的著作《美國與中國》是美國中國學的經典著作。在這部著作中“我國的對華政策以及在朝鮮和越南的戰爭”一章中，作者寫道：“1945年日本戰敗后，我們拒不承認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內戰中的勝利。1950年6月，我們在聯合國的旗幟下，為保衛南朝鮮反對北朝鮮的侵略而進行了侵略。每次我們都認為自己是反對專橫的自由保衛者。”“然而朝鮮戰爭變成了中美戰爭，并且終于僵持不下。在1953年締結了至今仍然有效的朝鮮停戰協定后，我們在1954年同臺灣結盟，并支持法國在印度支那的行動。”（費正清著 張理京譯：《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9月第434頁、435頁）

　　朝鮮停戰后中國的表現也令費正清感到驚異，同時引起了他的反思。

　　“奇怪的是，事實證明毛澤東領導的人民共和國并不是擴張成性的。它把部隊從朝鮮撤走，容忍國民黨在金門設置的‘前線’，在1962年與印軍作戰只是為了維護邊界的權利，而且并沒有出兵干涉越南來反對我們。”

　　“多年來我們的政策思想是多么無知和愚蠢。如果要在今天和平共處并繼續生存下去，我們就必須設法重新理解亞洲的現實和我們自己的侵略性。”（同上書第439頁）

　　1950年10月27日，毛澤東在與周世釗談話時說：“現在美帝的侵略矛頭直指我國的東北，假若它真的把朝鮮搞垮了，縱不過鴨綠江，我們的東北也時常在它的威脅中過日子，要進行和平建設也有困難。所以，我們對朝鮮問題，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兇。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們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國的頭上，以臺灣一把刀插在我國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三個方面向我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

　　看看上面面那些美國學者的論述，再重溫一下毛澤東當年的分析判斷，中國為什么要抗美援朝，其理由難道不是明明白白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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