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延安
1945年6月11日
七大在團結勝利的氣氛中圓滿完成各項議程。
毛澤東在閉幕詞中號召全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國人民一起，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6月19日，
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
選舉產生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這為爭取光明的前途、建設一個新的中國，提供了堅強保障！
第一部分：理論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后改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
毛澤東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也充滿著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社會主義社會不斷地向前發展。
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自我調整和完善，不斷得到解決。
這一論斷第一次科學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更為社會主義改革奠定了理論基礎。
實際上，早在100多年前，心懷遠大理想的青年毛澤東，面對中國封建王朝的衰落與西方文明持續而強烈的沖擊，就已經前瞻性地提出了
“東西文明會合問題”！
他不僅糾正了五四時期社會上廣泛流行的對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而且還為他最終發現
“愿自己好，也愿別人好”
的世界主義道路提供了基礎。
從《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來看，他對中國與西方文明關系的思考具有豐富內涵。
首先，在為學之道上，提倡中西交融。
鴉片戰爭之后，清王朝的腐朽落后促使許多心懷救國理想的知識分子探索學習西方、改造中國的道路。在他們眼中，西方的富強不只由于自然科學技術的先進，還在于社會制度與人倫關系的開明。因而，那一時期中國的知識文化界對于西方文明總體持推崇態度。維新運動、新文化運動更是將西方政治學術思想的傳播推向高潮。
1910年，毛澤東來到湘鄉的東山學校求學，第一次接受了“新法教育”。在讀到梁啟超的《新民說》時，深受感染。在《新民說》中，梁啟超列舉的“新民”所具備的諸多特質大多來自西方，并認為我們國家的道德雖然發展很早，但僅“偏于私德，而公德闕如”。
不過，梁啟超也同時意識到中國文化的永恒價值，認為對西方世界不必一味傾心。他在《論道德之大原》中強調：“德必有本，何新非舊；德貴時中，何舊非新”，意在呼吁傳統道德仍然具有時代價值。
受當時一些新說的影響，毛澤東1912年來到了湖南省立圖書館自修。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19世紀西方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的代表著作，比如赫胥黎的《天演論》、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和盧梭的《民約論》等。
在1915年《致湘生信》中，毛澤東向友人推薦了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治學方式，表達了
自己對待中西方學問的態度，
即雙方各有優長，應當平等相待：
“為學之道，先博而后約，
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專門。”
在深入了解了很多西方文化思想后，毛澤東更加贊嘆中華文明的廣博。他在《致蕭子升信》中說：“國學則亦廣矣，其義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萬載之紀述，窮年竭智，莫殫幾何，不向若而嘆也！”
其次，在對待西方文明的沖擊時始終保持不偏不倚。
青年毛澤東提倡治學要中西交融的觀點受到了他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的老師楊昌濟的影響。在那個弘揚西學的時代，留過學的楊昌濟對待西學的態度一直是中立與辯證的。他認為“一國之文明，不能全體移植于他國”。他也非常清楚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蘊藏的豐厚寶藏，主張中西文明應該“合一爐而冶之”。
在老師的影響下，毛澤東不僅對待學問嚴謹與客觀，而且對中西文明的看法也更具兼收并蓄的包容性。
1917年8月，毛澤東在《致黎錦熙信》中指出：“日本某君以東方思想均不切于實際生活。誠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也。”
在《倫理學原理》的批注中，毛澤東更是在強調對中西文明辯證對待的基礎上提出：“故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國之三綱在所必去，而教會、資本家、君主、國家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
在此批注中，毛澤東還對中西文明思想中的相通之處進行對比，寫有“吾國先儒之說亦然”“吾國宋儒之說與康德同”等。這些批注均反映了毛澤東學貫中西的視野。
那一時期，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針對東西文化、文明差異展開了大論戰。如陳獨秀認為，西方文化已經進入了“近代文明”時期，而中國文化還停留于“古代文明”時期。在《憲法與孔教》中，陳獨秀強調了中國傳統的孔教與西方先進文明不能相融，必須要有徹底變革的決心與勇氣，“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胡適等人主張全盤西化，“再造文明”。
而以杜亞泉、章士釗為代表的東方派則堅持東西文明的差異并不代表著先進與落后之分，對于傳統文化不能一味批判而是要繼承發展。
這場論戰在當時的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也為更多人了解東西文明各自的優劣提供了基礎。
毛澤東對杜、章二人僅用儒家思想拯救世界的主張提出反對意見，同時并不完全認同西方文明的所謂先進性。
1957年6月19日
經過多次修改和補充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這一綱領性、指導性的文件正式公開發表。
第二部分：實踐之理論
青年毛澤東在實踐上
尋求愿東西方都好的世界主義道路
毛澤東認為，中西兩大文明都既有精華又有糟粕。
古代文明有壓抑和束縛人性自由的缺點，也有倡導“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君子人格與“世界大同”的至善理想。若能人人如此，則能共同躋身于圣域之中。“彼時天下皆為圣賢，而無凡愚。”
西方文明有倡導自由、法治等價值的長處，也有霸權與掠奪思想的弊病。這種強權思想愈演愈烈，不僅使得國與國之間自相殘殺，還會將人類引上絕路，為整個世界帶來危機，目前最經典的案例就是俄烏戰爭、巴以沖突！
故而，毛澤東提倡要匯中西百家之說而成一學，“取精用宏，根茂實盛”。要“搜羅萬有，以博其心胸”，將古今中外各種思想加以去粗取精，“挈其瑰寶，而絕其淄磷”。
1919年10月，《北京大學日刊》刊載了毛澤東從長沙寄來的《問題研究會章程》。他在文中提出要將“東西文明會合問題”進行專門研究，并將之與教育問題、女子問題、孔子問題等視為還未得到解決，以致影響現代人生之進步的問題。
與此同時，毛澤東逐步將其對中西文明的探索轉移到實踐上來。
他認識到，不管是哪種文明，要想在中國土地上發揮作用，都需要加以實地調查研究。在向李大釗等人請教并閱讀了大量馬列主義的著作之后，他慢慢尋找到了一個能夠融通中西文明，并能在實踐中得以應用的觀點。
在致信給張國基時，他創設性地提出了一種“愿自己好，也愿別人好”的世界主義。
這種世界主義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所極力倡導的社會主義。
基于其對西方文明深刻的認識，他還同時強調了絕對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等都不能達成建設共產主義的目的。
只有列寧的“激烈的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可以看到，毛澤東最終確定了馬列主義作為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指南。
這一切的發生并非偶然，也是對東西文明會合問題思考后的必然產物。
毛主席那首《念奴嬌·昆侖》，具有窮盡八荒、涵蓋環宇之氣魄，把中國愿與世界各國交往、中華民族愿與世界人民共享大自然和人類文明智慧成果的思想抒發得淋漓盡致！
毛澤東的世界眼光在詩中展露無遺。
毛澤東一生僅出國兩次，
卻對世界情況了如指掌！
“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
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意識到學習國外事務的重要性。
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專門就吸收外國進步文化進行論述，提出要“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頁。。
毛澤東認為外國的進步文化，凡屬于我們用得著的東西，我們都應該吸收。
毛澤東對學習方法也加以探討，主張學習外國文化“如同我們對于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頁。
1944年7月，毛澤東在會見美國記者莫里斯•武道時，再次談到批判地學習國外事務的問題，他說：
“我們批判地接受中國長期的傳統——繼承那些好的傳統，而揚棄那些壞的傳統。我們以同樣的態度對待來自國外的事物。我們曾經接受了諸如達爾文主義、以華盛頓和林肯為范例的民主政治、18世紀法蘭西哲學、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來自德國的馬克思主義以及來自俄國的列寧主義。我們接受一切來自國外的、對中國有益和有用的東西，我們揚棄壞的東西，例如法西斯主義”。
他最后總結說，在接受和評價中國歷史和外國條件時，應采用適當形式極其重要，不可盲從。《毛澤東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臺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頁。
這種批判地學習、不可盲從的思想一直貫穿至新中國成立后。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的《論十大關系》報告，是他長期思考后的一個總結。
文中專章論述了“中國與外國的關系”，明確提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頁。
毛澤東認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提得是對的，只不過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不愿提、不敢提。提這種口號是需要有一點勇氣的，提的時候“要把戲臺上的那個架子放下來”。《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3頁。
毛澤東長期以來所持的“向外國學習”的思想在本文第一部分談到的《論十大關系》中得到了很好體現。
至于怎樣向外國學習，也就是學習的方法問題，毛澤東在文中也做了充分論述，將其主要歸結為三點：
一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學。
毛澤東認為：向外國學習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
對外國的自然科學，我們也要有批判地學。
在技術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辦，因為那些我們現在還沒有，還不懂，學了比較有利。但是，已經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辦了。《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742頁。
二是要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地學。
毛澤東認為，學習馬列主義，要學習屬于普遍真理的東西，并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即一方面要堅持并在實踐中應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總結自己的實踐經驗和吸收外國的實踐經驗，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是要吃大虧的。
要把中國和外國的東西有機結合起來，而不能簡單套用國外的東西。
三是變為己用地學。
毛澤東主張：“要向外國學習科學的原理。學了這些原理，要用來研究中國的東西。”《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8頁。
換言之，不僅要簡單學習，還要學會運用，并且中國化的運用。
毛澤東曾打比喻說，學外國織帽子的方法，要織中國的帽子。
外國有用的東西都要學到，用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
向外國學習，目的還是要創作中國的東西，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民族風格的東西。
對于外國進行學習和借鑒也是毛澤東世界眼光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毛澤東曾說，我們要熟悉外國的東西，讀外國書，但是并不等于中國人要完全照搬外國辦法辦事，并不等于中國人寫東西要像翻譯的一樣，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
向國外學習，包括學不學、學什么、怎么學，毛澤東既體現了對中國的堅守，又體現出了寬廣的世界視野。毛澤東從來不吝嗇對國外的學習，但保持了難得的清醒，一方面他說“一切國家的好經驗我們都要學，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
另一方面他也說“對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都要堅決抵制和批判”。
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
第三部分：理論之實踐
新中國成立后，面臨著國內一窮二白、百廢待興+國外被西方最惡毒卡脖子的困境。
1949年12月，毛澤東親自率領代表團訪問蘇聯，爭取蘇聯對中國經濟建設的援助。毛澤東的這次訪蘇之行，不僅為中國帶來了3億美元貸款的經濟援助，還為中國帶來了援建50家企業的技術支持。
到1955年，中國確定向蘇聯引進的項目達到156個。
除引進先進設備外，毛澤東也很重視人才智力的引進。
自1949年8月劉少奇從蘇聯帶回第一批專家開始，到1960年蘇聯全部撤走專家為止，援華的蘇聯專家總人數超過了18000人。
而前往蘇聯學習的中國人人數更為龐大，1950年至1960年間，蘇聯共接受38000多名中國公民前去學習或實習，1949年至1966年，蘇聯的學院和研究機構共培養中國大學生、研究生和實習生11000多人。
這群留學生中很多人學成歸國后成長為各條戰線的領軍人物，江澤民、李鵬等還走上了國家領導人的崗位。
在向外國學習先進器物方面，毛澤東的眼光宏大而深遠！
1956年4月10日，毛澤東在會見丹麥駐華大使時指出，中國雖然地域廣博，擁有6億人口，但是力量還很弱。中國不會向別人翹尾巴。中國愿意向丹麥學習，也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國家學習。
如果美國人愿意的話，我們也愿意向他們學習。
每個國家都有值得學習的長處，我們也愿意向冰島學習。如果我們有翹尾巴的行動，你們可以批評我們。《毛澤東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臺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頁。
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破裂后，中國開始將對外貿易和引進技術的重點轉向西方。
“四三方案”
是毛澤東實踐改革開放的又一個杰作
所謂“四三方案”是指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初向美國、聯邦德國、法國、日本、荷蘭、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國家大規模引進成套技術設備的計劃。
這是中國繼20世紀50年代引進蘇聯援助的“156項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規模的技術引進。
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聯名提交了國家計委《關于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報告中建議引進4億美元的化纖、化肥設備，
得到毛澤東批準。
同年8月6日，國家計委根據李先念的批示，提出了《關于進口一米七連續式軋板機問題的報告》，設備價值約為4億美元，
也得到了毛澤東批準。
同年11月7日，國家計劃委員會再次提出《關于進口成套化工設備的請示報告》，建議進口價值6億美元的22套化工設備，毛澤東批示要求計劃委員會采取一個一體化的更大規模的進口方案。
1973年1月5日，國家計劃委員會提交了《關于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建議利用西方國家經濟危機的時候，在今后3至5年內引進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包括13套大型化肥設備，4套大型化纖設備，3套石油化工設備，43套綜合采煤機組，3個大電站等大型項目，計劃總額為43億美元，
“四三方案”即得名于此。
之后在這個方案的基礎上又追加了一批項目。
中國利用“四三方案”引進的設備，結合國產設備配套，興建了26個大型工業項目，總投資約200億元人民幣，至1982年全部投產，
成為20世紀80年代
中國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基礎。
“四三方案”的制定與實施都是在毛澤東的直接指示和領導下完成的。
開放式學習既是一種理念，也是一種實踐，毛澤東是二者兼而有之：
既有對中國與外國關系的深度思考，又有從蘇聯引進156項重要項目、與西方國家簽訂“四三方案”的具體實踐，
毛澤東的世界眼光在“向外國學習”的命題中折射出智慧的光芒。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從來都是“胸懷天下，放眼世界”。
那些污蔑之詞，不值一駁！
毛主席改革開放奠基者+實踐者第一人的歷史地位，不容置疑！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 支持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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