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唐小林，上海大學中文系講師。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摘 要：全面抗戰爆發前后,丁玲多次隨紅軍上前線,在復雜的戰地環境中工作與寫作,成為“打雜的人”和“組織家”。她在“一個一個的去認識人”的過程中,聚焦于思想和感情的細微波動處,以大量的“零碎”完成了戰地“生活實錄”,最終生成了一種可以有效捕捉戰地生活經驗的“雜寫”形態。區別于一般的戰地寫作,丁玲的這些“雜寫”沒有進行類別摘錄,其中既有大量的人物特寫和工作記述,也包含序言、后記、公演說明和雜文等,完整地還原了工作、寫作與生活之間的交織過程。丁玲一方面以“零碎”的寫法打破了“印象記”式的表達模式,從而得以靈活呈現被戰爭攪動的革命歷史實踐經驗;另一方面以“雜寫”的方式掙脫了“作風”等觀念機制的束縛,讓寫作重新接通了生活與工作。丁玲的戰地經歷和“雜寫”實踐由此可以視為一種特殊的生命歷練,不僅重組了她的文學結構,也拓展了她對革命和生活的感知程度和范圍。

　　全面抗戰爆發前后,丁玲曾多次隨軍上前線,被毛澤東稱為“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但長期以來,有關丁玲的戰地經驗與寫作形態并沒有得到充分梳理。對丁玲來說,上前線的這段時期非常關鍵,她由上海“亭子間”作家成長為陜北前線的實際工作者,這一身份的轉變不僅影響了丁玲的文學風格,也將她的寫作嵌入了具體的工作中。到達陜北后,不同于一般作家的“作客”心態,丁玲要求跟隨紅軍上前線,既要在戰地行軍中把握集體生活,也要重新認識紅軍隊伍中的人。特別是帶領西北戰地服務團(以下簡稱“西戰團”)的過程中,丁玲在與各種人的互動、摩擦中處理事務性工作,同時也在組織管理一支宣傳隊伍,協調團員復雜多樣的思想和個性。在適應戰地生活環境的過程中,丁玲不斷調適自己的心態、位置和寫作方式,在展開工作的同時完成了大量短篇創作。對于丁玲的這些戰地寫作,以往的研究并不特別重視,一般只在分析報告文學相關問題時有所涉及,其中豐富的認識價值迄今尚未得到有效討論。

　　抗戰爆發后,許多新文學作家走向前線,創作了大量報告、通訊、速寫、游記和訪問記等紀實性作品,丁玲的這些戰地寫作大體也在這個脈絡上發生。何吉賢提出從“‘流動’的主體”視角考察丁玲的自我改造和創作,并注意到丁玲此時的主體狀態和創作方式的變化,認為丁玲的“通訊和報告文學等創作開始脫離基于個人經驗的、以第一人稱為主的方式,試圖去敘述‘他人’”[1]。這種解讀方式為討論丁玲的戰地經驗與創作打開了更多空間,但丁玲此時的寫作形態還值得在“通訊和報告文學”之外展開更具針對性的分析。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戰地報告”,丁玲在這個階段的寫作呈現了她的工作狀態、與不同人的互動以及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思想與感情波動,完整地還原了其工作、生活與寫作之間的交織過程,可以視為一種以“人”為中心的記錄思想和感情的“生活史”。圍繞個人的旅程經歷和見聞,丁玲產生了一系列小說之外的寫作計劃,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有寫作計劃,但由于各種原因最終沒有寫出的書,包括“關于南京幽囚生活的書”(《南京三年》)和“記述蘇區真實生活的著作”(《蘇區二月》)[2](PP45-46);第二類是記錄丁玲到達陜北后第一次上前線的經歷和見聞,這些作品最終匯合為《保安行》《北上》《南下》等創作集;第三類是第二次上前線期間丁玲領導西戰團時完成的文集《一年》,以及一本由她編選、西戰團團員集體創作的《西線生活》。盡管其中有些寫作計劃并沒有完成,部分作品也在戰地行軍過程中散失,但留存下來的作品數量仍不在少數。

　　這些短篇作品基本上按照流動的時空順序整理成集,其特點是不將工作與創作進行區分,在內容上既有對戰斗經驗、日常會議、生活記錄等工作內容的介紹、總結,也有大量的戰地觀察和人物特寫,其中特別記錄了丁玲在工作過程中與不同人的交往和摩擦,以及由此生發的思想和感情內容。在寫作形態上,這些表現戰地見聞和工作經驗的創作并不遵循特定的文體規范,它們以非類別摘錄的“點滴”和“零碎”的方式滲透于丁玲的整個前線生活,可以命名為丁玲在《一年》中所提出的“雜寫”。“雜寫”并不是一個固定的文體概念,特別是在20世紀40年代,很多作家都以“雜寫”為題進行創作,但其中側重的表達功能卻略有不同。比如,茅盾的“雨天雜寫”其實是以雜文的方式進行思想“清談”,向尚等人的“西南旅行雜寫”意在考察紀實,費孝通的“西行雜寫”則更注重寫感想等。而陳靈犀在他的散文集《雜寫》中提到,“雜寫”的“雜”關鍵在于“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蒼蠅之微,無所不談”[3](P2),這其實是小品文、美文式的觀念。丁玲的“雜寫”則是一個容納了更多表達功能的概念,在內容上既包括雜文、生活記錄、人物特寫,也涵蓋工作記述和隨想等,看似無所不談,但其實有嚴格的寫作范疇,即她的戰地生活與工作。需要說明的是,丁玲的“戰地經驗”對應的不是具體的戰斗過程或戰爭場景,而是在戰爭攪動下的革命歷史實踐經驗。對丁玲而言,“雜寫”的意義不僅在于打破了“印象記”式的主流戰地寫作模式,也幫助丁玲拓展了對革命和生活的感知范圍和程度,并為她提供了捕捉和再現這些經驗的具體方式。在這個意義上,這些戰地短篇寫作為討論丁玲的文學路徑變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認識材料。

一、上前線與“一個一個的去認識人”

　　1953年,丁玲在一次創作會議上回憶和總結自己初到陜北時的工作、寫作時,曾特別提到毛澤東對她的教導:

　　我去工作時,毛主席對我說,你要一個一個的去認識人,首先,把團里主要的人名記住,并且要了解他們。可惜我當時并不體會這些話的重要。我們到農村去工作,到村子里,也得首先記住人的名字,了解那些人是啥樣的人,否則,就不能工作。文學工作者,更要記得人,了解人。[4](P371)

　　毛澤東說的“一個一個的去認識人”,針對的是丁玲在延安中央警衛團做政治部副主任時的工作,但可以用來概括她在戰地前線的整體生活狀態和寫作線索。丁玲在這個時候回顧毛澤東的話,與20世紀50年代作家“深入生活”的要求有關,其中強調面對具體的人時,要投入足夠的耐心與時間,要從感情上去認識人、理解人。盡管在1942年毛澤東《講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后才確立了“深入生活”的基本準則,但丁玲在1936-1938年的前線經歷也可以視為一種“深入生活”的過程。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丁玲回顧自己初到陜北時的經歷,梳理自己對生活和寫作的理解。她此時的戰地經驗涉及戰時社會組織、革命隊伍的內部管理、對人的認識等,這意味著“深入生活”對丁玲而言不僅是一種積累文學素材的手段,更是以“人”為中心的工作開展方式。丁玲后來曾批評很多文藝寫作者“在前方不懂得深入生活”,“只是惟恐不及地去搜集材料”,并指出編故事或許“不失其宣傳意義”,但“在文學上沒有什么價值”,認為“作家應該去生活,不特要把生活推廣,而且要深,不只要感覺,而且要認識”[5](PP55-56)。這里說的“認識”,字面意思上可以理解為對生活的認識,但在丁玲這里可能有更具體的針對性,指的是接觸與認識不同人的廣度與深度。直至1979年丁玲編輯文集《到前線去》時,還反復提及學會“認識人”對自己的工作“產生了影響”,“我在感情上開始了很大的變化”[6](P3)。那么在戰地前線,丁玲處于何種戰爭、文化與政治氛圍中?她如何適應戰地生活并打開新的生活經驗?她又是怎樣“一個一個的去認識人”,并塑造出了什么樣的人物形象?

　　關于丁玲剛開始上前線的經歷,雖然相關的傳記、年表都會有所述及,但還可以從丁玲的生活感知和文學規劃方面稍作描述。1936年底,丁玲掙脫“魍魎世界”到達陜北蘇區首府保安后,立即開展了一系列活動,不僅接受了較多記者訪問、參加婦女會、受邀進行演講,還籌備成立了中國文藝協會,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上創辦《紅中副刊》(后更名為《新中華副刊》),有力地推動了陜北蘇區的文藝建設。朱正明就指出,“陜北蘇區文藝運動的建立,我們不能不承認丁玲是一個奠基者或組織者”[7](P34)。不過,相比于常規的文藝建設,丁玲更愿意參與到紅軍的實際戰斗中去,在具體的實踐層面重新打開一種生活經驗。根據朱正明的記述,丁玲到達陜北后不僅想要“了解中國紅軍的真正生活”,還有意“要在紅軍革命工作和陜北群眾中極力豐富自己的生活”[2](PP33-35)。這里說的“生活”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日常生活,而指的是包含具體工作、寫作主題和人物的生活,是被戰爭與革命全面塑造的“活生生的生活”。面對這種“生活”,不僅要全面深入地觀察和認識,還要將“寫作”視為參與其中的方式。在《紅中副刊》的編后記“尾刊隨筆”中,丁玲特別提出,“戰斗的時候,要槍炮,要子彈,要各種各樣的東西,要這些戰斗的工具,用這些工具去摧毀敵人;但我們還不應忘記使用另一樣武器,那幫助著沖鋒側擊和包抄的一枝(支)筆”[8](P26)。特別是在編輯集體創作的《長征記》的過程中,丁玲更直觀地意識到“自己生活經驗不夠”,并提出“偉大的著作,決不是文人在紙上掉弄筆墨所可以成功的”[9]。因此,當毛澤東問起丁玲想干什么時,丁玲立即回答“當紅軍,我想看打仗”[10](P59)。適逢紅軍方面計劃在定邊紹溝沿同胡宗南打最后一仗,毛澤東便安排丁玲隨前方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上前線,先后在定邊、三原等地活動,當時就有不少記者報道“丁玲當女兵”,在形象上“宛若一丘八爺”[11]。丁玲“當紅軍”熱情的背后,其實是她想要在實際戰斗中把握紅軍生活的展開過程。然而,由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原本布置的戰斗最終取消,紅軍方面實際上處于統一戰線工作的休戰狀態中,丁玲也不得不隨之調整自己的預期。盡管沒有親歷具體的戰爭,丁玲卻獲得了更多近距離觀察和接觸蘇區群眾、紅軍隊伍中人的機會,結識了彭德懷、蕭克、賀龍、陳賡、王震等紅軍將領,在紅軍集體中感受到了一種“明朗的”和“一有空就互相說著一些無傷的笑話”的友愛氛圍[12](P40)。在這種較為寬松自在的狀態中,丁玲細膩地記錄著行軍見聞和身心體會,在接近這些人的過程中不斷調適自己的感知結構和寫作方式,并嘗試以新的文學形態轉換出她對戰爭與革命生活的理解。

　　丁玲此時的寫作主要圍繞兩方面展開:一是詳細記錄了行軍過程中的身體感受、戰地風景;二是完成了大量不同類型的人物特寫,這在她此前的創作生涯中是非常少見的。丁玲以往擅長的是知識分子形象的刻畫,不論是“五四”時期的莎菲女士、夢珂,20世紀30年代“革命加戀愛”小說中的麗嘉,還是駐留延安后寫的陸萍等,大多以自己或身邊的友人為原型,并生成了以內心敘事或內視角描寫為主的寫作方法。即使在標志其“向左轉”的小說《水》中,丁玲對群眾形象的描寫也略顯模糊,未能完全破除概念化的想象。其實丁玲已經注意到自己寫人物的局限性,曾批評自己“只生活在知識階級中”,“對于大眾的生活,沒有經驗”[13](P11)。盡管她后來提出“到廣大的工人、農人、士兵的隊伍里去”的號召[14](P9),但這種左翼文學所提倡的“大眾化”在都市語境中很難落實,正如羅崗指出的,“即使在觀念上愿意‘文章入伍、文章下鄉’,但在現實中也找不到相關對應物”[15]。丁玲面臨的困境在于她既要避免“五四”時期那種感性自我的寫作方式,也要克服左翼時期對革命主體的浪漫化想象,而上前線則為丁玲提供了一個走進根據地、“了解中國紅軍的真正生活”的實踐機會。她在《廣暴紀念在定邊》《警衛團生活一斑》《南下軍中之一頁日記》《孩子們》等作品中塑造了不少蘇區群眾、紅軍士兵和其他戰地工作者形象,其中既有群像式的描寫,也有單獨的具體刻畫。與此相關的是,丁玲的寫作技法也在改變。比如,她在反思早期寫作經驗時,曾特別提到自己“不愿寫對話,寫動作,我以為那樣不好,那樣會拘束在一點上”[16](P4),但是在把握這些人時,丁玲突破了內視角的限制,開始使用更多不同的對話和動作來塑造人物,以此凸顯人物的精神能動性。從這些創作變化中可以看出,丁玲此時不僅是在感性層面對蘇區軍民的人格和個性進行觀察,也是自覺地在“新的制度,新的經濟建設,新的軍隊”[17](P18)所打造的蘇區政治文化氛圍中展開寫作。

　　盡管在寫人物方面有一些新的嘗試,但丁玲對戰地空間的處理還是存在“風景化”和“內面化”的傾向。比如在《到前線去》中,丁玲特別關注有著不同顏色的“陜北的風景”,雖然意識到在陜北開闊的地形中隨時將面臨敵機侵襲的危險,卻缺乏與戰地空間更深層次的連帶關系,從她視野中展現出來的地理空間、地形布局是無差別的,只是在重復地“起伏”和“延展”[18](PP36-38)。同時,因為本身不在具體的戰斗狀態中,丁玲對戰爭經驗的呈現往往只能借助紅軍將領的講述來完成,比如在《記左權同志話山城堡之戰》中,她以大段的直接引述嘗試還原革命將領“說書一樣”的口頭語言,但在講述緊張戰事的過程中時常插入“上弦月斜掛在山頭,廣漠的原野,巍巍群山上的新筑堡壘朦朧在淡白色的月光里”[19](P31)這類抒情化的語言,使文章出現了兩種分裂的語調,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敘述的統一性和真實感。丁玲對革命主體和戰爭經驗的表述,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部分延續了左翼文學的浪漫化筆法,這也體現在《彭德懷速寫》中她對革命主體的刻畫方式上。在對彭德懷的外貌特別是五官進行描繪時,丁玲調用了不少“天真”、“頑皮”和“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頑強的精神”等人格化、道德化的評述[20](P34)。這類筆法自然有著丁玲對生動、形象效果的文學追求,但也意味她對革命主體的塑造依然未能克服主觀狀態的投射沖動,她后來也自我反思說“這還都是抽象的”[21](P465)。從實際情況來看,由于戰地行軍生活的限制,丁玲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穩定的心態來進行創作,也未能見證她所期望的激烈戰斗,她在呈現這些人物及其生活狀況時存在不少限度,有很多地方依然難以完全克服自我的想象和以往的感覺習慣。

　　對丁玲來說,隨部隊上前線是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她不僅獲得了進入紅軍集體、直面“新的人格”和“偉大的個性的典型”的鮮活經驗,也得到了接觸戰場上各方勢力、各種人物的機會,但這并不意味著丁玲已經充分打開了這些經驗。事實上,丁玲初次上前線時,并未能很快地適應戰地部隊生活,她的很多感覺也沒有真正轉化為認識。不同于全面抗戰爆發后出現的種種“筆部隊”,丁玲此時上前線不具有“組織”的性質,她也曾坦言,當時“對紅軍的生活,連黨的組織生活,什么也不懂”,老紅軍同志對自己也不了解,“甚至有些人會看不慣”[6](P3)。此外,丁玲后來還曾特別提到“部隊里不喜歡女同志”[22](P157),這其實是抗戰初期婦女隨軍上前線時面臨的普遍問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丁玲上前線的時機比較特殊,“1936年的時候,知識分子到陜北很少,紅軍還不大懂得團結知識分子,如果上面沒有命令,知識分子在這里是沒有人管的”[22](P157)。這種“沒有人管”的狀態一方面讓丁玲以更加自由的方式進行觀察和寫作,另一方面也使她處于難以參與實際工作的尷尬位置。全面抗戰爆發后,丁玲組織了西戰團,第二次走上了前線,成為一個“帶隊伍”/“寫文章”的“組織家”。在一種要求耐心、投入和深入認識的工作狀態中,丁玲開始重新思考如何突破感覺的限制,在觀察、認識和理解身邊各類人的過程中探索戰地寫作的可能性。

二、“組織家”:以思想和感情為方法

　　如果說丁玲第一次上前線主要圍繞怎樣“認識人”展開,那么她第二次深入戰地時面臨的問題則是如何“組織人”與“管理人”。除了組織教育以農民、士兵為主的群體外,丁玲對外還要與地方政府、游擊隊、友軍、雜牌軍和潰軍等打交道,對內則要妥善協調思想個性有很大差別的西戰團團員。從這些方面來說,丁玲稱自己“成了一個打雜的人”[23](P112),或許不僅是在說自己要完成諸多繁雜的事務性工作,還意味著她需要應對與各色人等的互動、摩擦,并從中培養起一種處理復雜情況的能力。丁玲后來提出,“一個作家,應該是一個好的組織家,他應該善于理解人,善于與人來往”[4](P371),而正是西戰團的這段經歷使丁玲成為真正的“組織家”。對戰地文藝工作者來說,“組織”的范疇不僅涉及生活和工作,還包括自己的寫作,因此丁玲在“帶隊伍”的過程中始終保持著“寫文章”的自覺意識。比如,盡管在行軍途中,丁玲依然在觀察人,并曾舉例說道:“譬如看見一個騎騾子的女人,我便考察她的年齡,衣服的顏色,估計她的家庭的優裕,她將到什么地方去,有什么事要發生,她的思想,她的感情……”[24](P101)寫人物主要在于寫思想和感情,這是丁玲多次重申的一條創作準則。她后來甚至直接提出“一個作家首先必須是思想家”,對生活中“情感的變化”的捕捉,需要“獨立思考的能力”[25](PP442-443)。從思想和感情處進行“組織”,也成為丁玲“帶隊伍”的內在意識。可以互相印證的是,西戰團的不少團員都提到丁玲將“帶隊伍”視為一項藝術工作來開展,她掌握著每位團員的個性和情緒狀態,注重思想和感情相互激發的作用,以此發揮西戰團作為一個戰地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在組建西戰團時,中宣部任命丁玲為主任、吳奚如為副主任。對于這樣的安排,丁玲其實有“說不出的懊惱”,提出“以一個寫文章的人來帶隊伍,我認為是不適宜的”[26](P5)。在丁玲最初的觀念里,“寫文章”和“帶隊伍”是兩種不同的狀態,不僅難以兼容,還有可能會相互妨礙,因此需要區別對待。特別是在警衛團工作期間,丁玲直言自己“解決不了多少問題”,最終只待了一個月便請求調離了[21](P466)。而領導西戰團,不僅讓丁玲成為事務工作者,同時也使她轉變為一個團體的“組織家”,特別是隨著戰局的變化,西戰團的重心很快“由宣傳工作變為組織工作”[27],她也開始尋求將工作與寫作真正結合起來的方式。相較于第一次上前線的“沒有人管”的狀態,丁玲此時轉變為組織者、領導者,也成為“八路軍要人”的文藝代言人,因此她的戰地工作和創作被外界格外關注,出現了大量有關她的報道。在這種新的生活氛圍和工作位置上,丁玲對人的認識在更內在的狀態中得到了展開。

　　在丁玲的領導下,西戰團進行了非常有效的組織宣傳工作,但在對外的通訊發稿方面涉及的內容主要是軍事、社會調查和群眾運動等,很少提及西戰團自身的工作方法經驗。在西戰團的總結報告中,丁玲就曾特別指出西戰團工作的一大缺點是“在許多發稿中,很少有關于本團生活上、工作上的”,認為“我們應該經常將我們的一些工作方式,訓練方法,如何鞏固隊伍,如何克服困難的經驗告訴別人”[28](P219)。這里所說的“本團生活上、工作上的”內容主要指的是圍繞不同人展開的認識、教育和訓練等經驗。在“帶隊伍”的過程中,丁玲不僅需要像第一次上前線那樣接觸不同的人,還要做很多有關人的復雜的思想工作和管理工作。但這些內容涉及不同人的感情、思想、精神和情緒等微觀層面的經驗,很難直接以簡單的通訊發稿的形式得到有效梳理。從這個角度來看,丁玲有關戰地生活、工作經驗的寫作彌補了西戰團對外宣傳內容的不足,是西戰團戰地工作中不可分割的內在構成部分。

　　由于西戰團團員們的出身背景比較復雜,在工作的具體展開過程中,丁玲對不同團員的思想狀態和感情變化頗為關注。西戰團團員史輪曾在《丁玲同志》中介紹說,團員們來自五湖四海,大家的“文化水準”、“經濟背景”和“職業”都各不相同:

　　論起文化水準,卻是從留洋生以至文盲;論起經濟背景,卻是自少爺、小姐以至撿炭渣、住地窖者;論起職業,卻有作家、秘書、帶過幾千人的軍官、輕易不能在一個學校維持一學期的教員、罷課的鼓動家,五卅、一二·九示威行列的領導者,不安分的工人農民、不聽父母之命的孩子……。[29](P166)

　　西戰團團員以抗大的學生為主,也有來自各地的青年,他們的思想傾向非常多樣,混雜著英雄主義、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和人道主義等,因此并不容易管理。即使在西戰團第一階段的工作結束后,丁玲還曾遺憾地表示團員們“自由主義的傾向沒有完全克服”,存在“不嚴格批評與糾正不正確的意見”等問題[28](PP221-222)。在各種生活和工作的場景中,丁玲都有意識地對這些出身不同、思想各異的團員進行觀察、記述和評價。《一年》中也有很多文章詳細記錄了她是如何解決團員之間的摩擦的。比如,她在《第一次的歡送會》中寫到團員王淇在工作中與他人的矛盾時,就特別提到他“好發空洞的,不正確的意見”,并對他的思想構成作了細致的分析,指出“他的思想的來源是很復雜的,有無政府主義,有社會民主黨的,有三民主義的,也有唯物論的,但主要的成分是虛無,是極端的自由主義”[30](PP71-72)。針對類似王淇的這種表現,西戰團內部一般會通過生活檢討會、思想討論會、學習小組會和談話等方式幫助團員實現自我改造。這些“鞏固隊伍”的日常方式在西戰團其他團員的筆下也有相關反映,比如《西線生活》中史輪的《生活檢討會》和田間的《生活檢討會的場面》等文章都詳細記錄了相關情況。相比較而言,丁玲并不只是簡單直接地展開記錄和分析,而是在敘事上有特別的安排,比如她通常采用“從頭說起”的方式,先寫不同人的“來歷”和“奮斗歷史”,最后才帶出他們在感情上發生的變化。在這篇《第一次的歡送會》中,敘述中心本應是“會場中的情形”,但丁玲先追溯了王淇的工作經歷和思想構成,然后鋪墊了大量之前小組會、生活檢討會和交心談話等內容,凸顯“坦白、直率、熱誠、親愛”的作用,最后才敘述歡送會上大家對王淇的幫助,以及他在思想和態度上的變化。通過這樣的敘述調度,丁玲或許想要表達的是,思想的引導和改造并不能僅依靠一般的規約、紀律,還需要借助感情的相互激發,由此才能真正實現自我更新和集體認同。這類感情激發的時刻是丁玲特別關注的地方,比如在《西安雜談》中,她就不僅記述了西戰團在西安展開工作的情況,還特別以西安易俗社的社長高培支為例,提出因為“從工作上有了互相認識”,其他人才“幫助了我們”,“同我們好了起來”,其中的關鍵正是“誠懇,坦白,謙虛,和愛”這類可以消除感情隔膜的因素[31](PP145-146)。

　　除了對團員的思想成分展開分析外,丁玲還記錄了自己與團員在工作交往上的“爭執”和“誤會”,這些成為她后來寫小說的重要經驗。在《憶天山》中,丁玲敘述團員天山(張天虛)在集體工作中發生的“成見”、“爭執”和“友誼”[32](P89)。在這篇回憶性的文章中,丁玲提出了如何“在集體中受磨煉,克服自己”的問題,這與她后來于《在醫院中》提出的“人是要經過千磨百煉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和“人是在艱苦中生長”的主題非常相近[33]。通過敘述這些不同的人和事,丁玲不僅梳理了工作經驗,也調整著自己對人和組織的理解方式。據史輪回憶,丁玲曾經想要以西戰團各團員為核心人物形象,寫一部長篇小說:

　　前面說過丁玲同志在不斷的學著,我覺得她的確把過去寫小說的天才如今完全獻給眼前的工作了。她把觀察力、透視力完全應用到團里來了,她想使她領導著的團成為一件藝術品,一件天衣無縫的藝術品。她了解我們每一個人的個性,知道對待某一個人用某一種方法。有好幾次她向我們說:“將來我把服務團寫成一本長篇小說,把每個人物刻畫出來……”我看,按她平日的待人來看,她一定有充分把握寫得活現,寫得動人的。[29](PP183-184)

　　“她想使她領導著的團成為一件藝術品”,意味著丁玲對一個戰地團體內在組織性的理解,其中不僅要有黨的領導和制度規范,還需具備從個人、集體再到民族的血肉相連的認同感。盡管西戰團有嚴格的管理條例,但丁玲重視其中不同團員的個性,“知道對待某一個人用某一種方法”,這也豐富了她對文學中人物形象塑造的理解。從戰地文藝工作者的角度來看,“帶隊伍”與“寫文章”很難作出對立性的區分,而對二者關系的調整、轉化直接影響了丁玲對戰地寫作形態的感覺和認知。丁玲此時面臨的難題在于她所處的“戰地”是一個被各方勢力所牽制的場域,她不僅要與國民黨方面保持“摩而不裂”的斗爭狀態,還要面對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不解和矛盾,因此需要借助感情聯動的作用,才能真正完成“擴大與鞏固抗日的統一戰線”的工作要求。丁玲認為真正有價值的創作應該是來源于“實際工作”并能作用于“實際工作”的,而工作不僅需要耐心,還需要交心,需要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相互有了認識”后才能調動起不同個體的主體能動性。不過,對于管理一個團體的工作來說,“太感情”也會給工作帶來麻煩[34](P111),因此感情需要思想的托舉,這是丁玲在文章中不斷強調思想的原因。她的這些工作記錄表明,思想的改造需要感情的投入,而借助思想的力量,個人的感情才能真正轉化為對集體的責任和認同,最終在感情的共鳴中將自我完全投入集體的工作中去。

　　在戰地工作中,丁玲既重視《河內一郎》《重逢》等直接用于組織宣傳的作品創作,也堅持以“零碎”“點滴”的短篇寫作來對思想和感情展開細致的梳理。這段“帶隊伍”的經歷不僅為丁玲帶來了新的寫作素材,也使她找到一種調適寫作觀念的路徑,在不同的微觀感情經驗和理性認識的基礎上,重新獲得對不同人的理解。在此基礎上,丁玲后來提出了一種理想的戰地工作者構想,期待“戰地服務團的每個團員,不僅是一個藝術人才,并且也能領導一般工作”[35](P114)。她在這里強調“藝術人才”和“領導一般工作”的一致性,其實指的是要以思想和感情為方法將寫作與工作真正“組織”起來,不僅是在檢討戰地服務團的工作得失,也是在戰爭語境中思考藝術與工作之關系的另一種可能性。

三、“雜寫”:丁玲的戰地寫作形態

　　用丁玲自己的話來說,這些戰地寫作基本上都是一些“零碎”[36](P1)。作為“打雜的人”和“組織家”,丁玲正是以這些“零碎”再現了自己的前線生活與工作。丁玲所說的“零碎”,既指寫作內容上取材于生活與工作上的瑣事,也涉及文學形態方面的思考。在以往的研究中,這些創作通常被不加區分地籠統歸入“報告文學”或“散文特寫”,忽略了丁玲自覺的文體意識。她的這些作品基本都是對戰地工作和日常見聞的記錄,其中既有大量的人物特寫和西戰團工作記述,也有序言、后記、公演說明和雜文等,在文體上很難簡單地歸為“報告文學”。事實上,這種不將工作與創作分開處理的方式,反而區別于進行類別摘錄的一般戰地寫作。丁玲在文體和內容上不進行分門別類,凸顯了“認識人”、“帶隊伍”與“寫文章”之間相互滲透交融的關系,其實是她在探索如何將戰地生活經驗有效地還原出來。用丁玲在《一年》中使用的概念來說,這些短篇創作都是對戰地生活的“雜寫”,其中既記錄工作狀態、生活觀察,也深入到思想和感情的波動處展開敘述,是完整地處理工作和生活經驗的一種文體選擇。丁玲正是以這種寫作形態呈現了自己離開都市后、駐留延安前的戰地生活片段和思想過程,折射出她個人生命史與革命史的轉折軌跡。

　　從實際狀況來看,一方面,丁玲在戰地行軍和工作過程中無法從容地進行寫作構思,她也曾對外人直言“像這么嘈雜的環境,實在也很難來下筆”[37];另一方面,正是在各種靈活短小的“雜寫”中,丁玲將自己的生活與文學進行了同步化處理,不僅實現了對生活切近、靈活的再現和把握,也得以在流動的狀態中隨時發表思想,真正實現感情的變化。對于這些創作,丁玲在《一年》的前言中謙虛地提出“只能作生活實錄讀”[36](P1)。在“生活實錄”的意義上,丁玲按照西戰團從延安到延長、山西、西安的流動路線排列自己的文章,既寫西戰團“成立前后”的各種準備,事無巨細地記錄工作、生活過程中的“點滴”,也對各種社會現象和現實問題進行評論和“雜談”。但“生活實錄”不僅是經驗的簡單呈現,還需要有具體的形式轉化。在為《西線生活》寫的前言中,丁玲就對“生活實錄”展開了進一步說明,提出了“要具體,要有味,要使人歡喜看,卻不能于人無用”的要求[38](P19)。在丁玲看來,基于具體戰地工作而展開的文學實踐,必然會對自身的形式提出要求,有關“零碎”和“點滴”的表述,以及“具體”、“有味”和“有用”的要求,可以視為在戰地工作語境中生成的文學觀念。當時西戰團的其他團員也提出過類似的觀點,比如李劫夫認為,戰地的組織宣傳“必須有趣味,能與他們的生活有關系”[39](P57);另一位團員戈矛也指出,抗戰藝術“不必拘泥于一種形式,或一定的公式這一點”[40](P36),民眾所歡迎的正是那些“短小精悍、簡單活潑、意義明了,含有煽動性和趣味性”的文藝形式[41](P24)。這些觀念的提出,其實都是在戰地語境中回應如何將寫作與生活接通起來的問題。丁玲曾討論過蘇區文藝與新文學傳統的差別,認為在蘇區有“偉大的文學素材”,特別是“紅軍部隊活生生的生活”,但不用那種有精巧構思的長篇來表現,而采取各種靈活的、為群眾所接受的形式,這種文藝形式“大眾化,普遍化,深入群眾,雖不高超,卻為大眾所喜愛”[17](P19)。丁玲在此時雖然重申了“大眾化”和“普遍化”等革命文藝的一貫主張,但強調的是蘇區文藝在生產方式和形式創造上的獨特經驗,這與丁玲說的“零碎”和“雜寫”具有一定的相通之處,針對的是蘇區群眾和戰地環境的現實性、具體性,而非觀念性、抽象性。

　　“要具體,要有味”,首先回應的是抗戰初期文壇上一般“印象記”式的寫作,這意味著丁玲的短篇“雜寫”有著現實對應性和寫法上的自覺。1938年夏天,針對當時出現的很多空洞刻板的戰地“印象記”,丁玲在《說到“印象”》中特別提出:

　　但只記得寫文章,而不參加一些其他的工作,即他的生活領域還是太狹窄的。雖說已經在戰場上跑了一趟,慰勞過一些,同師長們談過幾次的話,然而那戰場上的激烈,緊張,艱苦,娛樂的氛圍氣,仍是無法感染的。因此陳列在書鋪攤上,最多的便是印象記之流了。[42](P135)

　　丁玲對戰地寫作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她不僅以上述雜文的創作否定了“印象記”,在《入伍》等小說中批評了流于生活表面的“戰地通訊”,更直接表示自己“不喜歡寫印象記和通訊”[43](P32)。史輪也曾困惑于戰地通訊如何寫才有用的問題,認為“日常的見聞”和“民眾生活”對于戰地文藝工作者來說“就是很好的材料”[44](P69)。丁玲和史輪提出生活材料的問題,其實是在思考如何讓寫作有效地服務于戰爭,這其實是戰地文藝工作者面臨的普遍難題。比如在抗戰初期,包括卞之琳、何其芳和沙汀在內的很多作家都有過“戰地訪問”的經歷,但是始終難以找到能夠真正助益于戰爭的寫作方式。姜濤在討論卞之琳的“戰地報告”時提出過“如何突破‘作客’的限制,更為有效、內在地‘服務于戰爭’”的話題,他認為這“不僅是一個收集材料、錘煉寫作技術的問題,同時涉及實踐方式的調整問題,從延安‘整風’之后的視角看,則是一個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問題”[45]。從“服務于戰爭”的角度來看,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只能在實踐中完成,因此丁玲強調作家應該“接近下層”,在參加實際工作中“化除成見,改變一點個人的習慣”,通過這種“自我改造”,“空空洞洞的印象”才有可能轉化為“具體生動的文章”[42](P135)。丁玲將“寫文章”放在“參加實際工作”中進行,以“雜寫”的方式還原工作和生活的立體性、復雜性,在記錄的過程中加以評述、議論和反思,以此實現對經驗的相對化呈現,這其實是針對戰地寫作困境所提出的具體方案。她后來特別提倡“多寫散文,抒發思想,養成隨時發表意見的習慣”,認為“寫作品主要是寫思想”[46](P157)。這種觀念也在丁玲對戰地寫作的設計中得到體現,比如雜文因承擔著“寫思想”的功能而成為她的“雜寫”中非常重要的構成部分,《一年》中就收錄了《適合群眾與取媚群眾》《反與正》《說歡迎》《勇氣》等多篇雜文,有力加強了丁玲的生活透視能力和文學表現深度。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丁玲此時對雜文的理解與統一戰線的原則有關,她并不贊同“旁觀的諷刺”這類諷刺小品式的雜文,更加強調“站在同一的立場,誠懇的建議”[47](P137)。在“雜寫”視野下,丁玲的雜文發揮出了對生活的建設性功能,由此她不僅能夠對生活自由地觀察和記錄,也可以將生活不斷對象化,實現“寫思想”的追求。

　　如何從“空空洞洞的印象”到“具體生動的文章”,不僅是當時戰地寫作需要回應的問題,也是一直以來左翼革命現實主義所面臨的難題。丁玲在20世紀30年代“向左轉”后已經認識到,“具體生動的文章”源于現實生活經驗,因此“深入生活”顯得格外重要。她曾對自己以前的寫作方式進行檢討,特別是對“舊的技巧”和“新的內容”之間的關系展開了辨析[13](P11),并追問如何避免“寫作”成為一種限制她思想的“作風”[48](P16)。有研究者提出丁玲所說的“作風”與她擅長的內心敘事有關[49],但從另一角度來說,“作風”實際上指向了一種逐漸空洞化、自我封閉的觀念機制,這也涉及她對生活經驗的理解角度和打開方式。丁玲因此特別強調“經驗”的重要性,認為需要經過“觀察”、“經歷”和“體驗”等環節才能獲得“經驗”,“只有在經驗中,才能得到認識”[13](P12)。丁玲和團員們此時的寫作都是基于自身經驗展開的,看似粗糙隨意的形式,反而將戰地工作中艱難、復雜卻又不失緊張、活潑的生活氛圍有效地傳遞出來,在摻雜著各種思想領會與感情體驗的人事糾纏中完成對戰地生活的記錄。從這個層面來看,丁玲此時對戰地生活和工作的“雜寫”,可以視為自覺克服“作風”過程中催生的文學形態。此時的丁玲不一定已經找到了一種確定的、穩定的寫作路徑,但“雜寫”對她來說卻是一種別樣的嘗試。“雜寫”意味著打破內容和文體的限制,具有足夠的靈活性和伸縮度,雖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某種整體性,卻可以更好地還原生活、工作與寫作的互動狀態。

　　“雜寫”是丁玲在戰地“帶隊伍”過程中生成的一種特別的“寫文章”意識,她以這種“零碎”的寫法打破了抽象化的戰地生活理解和觀念化的寫作機制。“雜”意味著丁玲所說的“零碎”和“點滴”,不僅可以跨越文體的限制,還包含“化整為零”和“打碎重建”的意圖,她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拓展和捕捉新的生活經驗。在某種意義上,“雜寫”或許是戰地行軍條件下不得不采取的寫作方式,卻讓丁玲的戰地“生活實錄”避免了空洞和抽象,為她把握正在展開的戰爭與革命提供了思想的形式。作為“打雜的人”和“組織家”,丁玲在摒棄自己的“舊的技巧”和“作風”后,用“雜寫”的方式擺脫了觀念機制的束縛,并從中鍛造出以“雜寫”為核心的感知結構和文學形態。通過這樣的寫作探索,丁玲得以深化和重組自己的認識層次和文學結構,為她駐留延安后把握復雜的革命展開提供了更加貼切的方式。

四、結語

　　從更長的視野來看,這些戰地經驗與“雜寫”實踐不僅促進了丁玲對革命工作、文學創作的進一步理解,在她的生命史上也具有特殊意義。在戰地工作期間,丁玲曾深陷苦悶和寂寞,受到來自西安、延安內部等多方面的人事糾紛影響,并不如外界新聞報道的那樣“快樂”和“健康”[9]。她時常面臨著危險嚴峻的戰爭環境,同時也承受著“寂寞”和南京“三年幽囚”的陰影,以及來自他人的“謠言,誹謗、仇恨、罵詈”[42](P134)。但是,丁玲開始學會用一種更加理性、成熟的方式來對待自己,最終實現“從一些感想性到稍稍有了些理論,從不穩到安定,從脆弱到剛強,從沉重到輕松”的跨越[50](P50),而這可以追溯到她的戰地生活時期。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丁玲與西戰團一同獲得了成長,“在驚濤駭浪中更形堅固起來了”[51]。在此后“深入生活”的過程中,丁玲不斷回顧這段戰地經歷,反復論及“生活、思想與人物”之間的關系,這些經驗及其反思也成為丁玲寫作路徑新變的一個支點,為她的文學打開了更廣闊的空間。

　　對丁玲來說,“寫文章”與“認識人”在經驗構造上是一致的,“帶隊伍”也可以視為完成一件“藝術品”。她開始意識到如何真正地去“認識人”和塑造人物,在把握不同人的個性和缺陷的同時,發揮其主體能動性,而這正關聯著丁玲駐留延安以后的工作方式和寫作癥候。事實上,在丁玲的創作脈絡中,一直都在陸續地以“雜文”“雜談”“雜感”“雜記”等為題進行寫作,在戰地宣傳組織上也多采用“雜耍”的藝術形式,從中可以梳理出一條以“雜寫”為意識的文學延長線,這有可能意味著丁玲在克服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對革命之“純”的理解,開始進入革命之“雜”(復雜、困難、反復等,滲透于生活、工作和寫作的“零碎”“點滴”面向)的辯證思考。可以說,丁玲通過“雜寫”生活的“零碎”突破了感受方式(“作風”)的限制,讓寫作重新接通了生活與工作。正是有了這樣的創作準備和生命歷練,丁玲才得以擺脫既有的觀念束縛,重新舒展開了更豐富的文學紋路。

　　參考文獻和注釋略

　　本文來自《婦女研究論叢》2024年第3期

　　作者簡介

　　唐小林，上海大學中文系講師。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摘 要：全面抗戰爆發前后,丁玲多次隨紅軍上前線,在復雜的戰地環境中工作與寫作,成為“打雜的人”和“組織家”。她在“一個一個的去認識人”的過程中,聚焦于思想和感情的細微波動處,以大量的“零碎”完成了戰地“生活實錄”,最終生成了一種可以有效捕捉戰地生活經驗的“雜寫”形態。區別于一般的戰地寫作,丁玲的這些“雜寫”沒有進行類別摘錄,其中既有大量的人物特寫和工作記述,也包含序言、后記、公演說明和雜文等,完整地還原了工作、寫作與生活之間的交織過程。丁玲一方面以“零碎”的寫法打破了“印象記”式的表達模式,從而得以靈活呈現被戰爭攪動的革命歷史實踐經驗;另一方面以“雜寫”的方式掙脫了“作風”等觀念機制的束縛,讓寫作重新接通了生活與工作。丁玲的戰地經歷和“雜寫”實踐由此可以視為一種特殊的生命歷練,不僅重組了她的文學結構,也拓展了她對革命和生活的感知程度和范圍。

　　全面抗戰爆發前后,丁玲曾多次隨軍上前線,被毛澤東稱為“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但長期以來,有關丁玲的戰地經驗與寫作形態并沒有得到充分梳理。對丁玲來說,上前線的這段時期非常關鍵,她由上海“亭子間”作家成長為陜北前線的實際工作者,這一身份的轉變不僅影響了丁玲的文學風格,也將她的寫作嵌入了具體的工作中。到達陜北后,不同于一般作家的“作客”心態,丁玲要求跟隨紅軍上前線,既要在戰地行軍中把握集體生活,也要重新認識紅軍隊伍中的人。特別是帶領西北戰地服務團(以下簡稱“西戰團”)的過程中,丁玲在與各種人的互動、摩擦中處理事務性工作,同時也在組織管理一支宣傳隊伍,協調團員復雜多樣的思想和個性。在適應戰地生活環境的過程中,丁玲不斷調適自己的心態、位置和寫作方式,在展開工作的同時完成了大量短篇創作。對于丁玲的這些戰地寫作,以往的研究并不特別重視,一般只在分析報告文學相關問題時有所涉及,其中豐富的認識價值迄今尚未得到有效討論。

　　抗戰爆發后,許多新文學作家走向前線,創作了大量報告、通訊、速寫、游記和訪問記等紀實性作品,丁玲的這些戰地寫作大體也在這個脈絡上發生。何吉賢提出從“‘流動’的主體”視角考察丁玲的自我改造和創作,并注意到丁玲此時的主體狀態和創作方式的變化,認為丁玲的“通訊和報告文學等創作開始脫離基于個人經驗的、以第一人稱為主的方式,試圖去敘述‘他人’”[1]。這種解讀方式為討論丁玲的戰地經驗與創作打開了更多空間,但丁玲此時的寫作形態還值得在“通訊和報告文學”之外展開更具針對性的分析。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戰地報告”,丁玲在這個階段的寫作呈現了她的工作狀態、與不同人的互動以及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思想與感情波動,完整地還原了其工作、生活與寫作之間的交織過程,可以視為一種以“人”為中心的記錄思想和感情的“生活史”。圍繞個人的旅程經歷和見聞,丁玲產生了一系列小說之外的寫作計劃,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有寫作計劃,但由于各種原因最終沒有寫出的書,包括“關于南京幽囚生活的書”(《南京三年》)和“記述蘇區真實生活的著作”(《蘇區二月》)[2](PP45-46);第二類是記錄丁玲到達陜北后第一次上前線的經歷和見聞,這些作品最終匯合為《保安行》《北上》《南下》等創作集;第三類是第二次上前線期間丁玲領導西戰團時完成的文集《一年》,以及一本由她編選、西戰團團員集體創作的《西線生活》。盡管其中有些寫作計劃并沒有完成,部分作品也在戰地行軍過程中散失,但留存下來的作品數量仍不在少數。

　　這些短篇作品基本上按照流動的時空順序整理成集,其特點是不將工作與創作進行區分,在內容上既有對戰斗經驗、日常會議、生活記錄等工作內容的介紹、總結,也有大量的戰地觀察和人物特寫,其中特別記錄了丁玲在工作過程中與不同人的交往和摩擦,以及由此生發的思想和感情內容。在寫作形態上,這些表現戰地見聞和工作經驗的創作并不遵循特定的文體規范,它們以非類別摘錄的“點滴”和“零碎”的方式滲透于丁玲的整個前線生活,可以命名為丁玲在《一年》中所提出的“雜寫”。“雜寫”并不是一個固定的文體概念,特別是在20世紀40年代,很多作家都以“雜寫”為題進行創作,但其中側重的表達功能卻略有不同。比如,茅盾的“雨天雜寫”其實是以雜文的方式進行思想“清談”,向尚等人的“西南旅行雜寫”意在考察紀實,費孝通的“西行雜寫”則更注重寫感想等。而陳靈犀在他的散文集《雜寫》中提到,“雜寫”的“雜”關鍵在于“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蒼蠅之微,無所不談”[3](P2),這其實是小品文、美文式的觀念。丁玲的“雜寫”則是一個容納了更多表達功能的概念,在內容上既包括雜文、生活記錄、人物特寫,也涵蓋工作記述和隨想等,看似無所不談,但其實有嚴格的寫作范疇,即她的戰地生活與工作。需要說明的是,丁玲的“戰地經驗”對應的不是具體的戰斗過程或戰爭場景,而是在戰爭攪動下的革命歷史實踐經驗。對丁玲而言,“雜寫”的意義不僅在于打破了“印象記”式的主流戰地寫作模式,也幫助丁玲拓展了對革命和生活的感知范圍和程度,并為她提供了捕捉和再現這些經驗的具體方式。在這個意義上,這些戰地短篇寫作為討論丁玲的文學路徑變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認識材料。

一、上前線與“一個一個的去認識人”

　　1953年,丁玲在一次創作會議上回憶和總結自己初到陜北時的工作、寫作時,曾特別提到毛澤東對她的教導:

　　我去工作時,毛主席對我說,你要一個一個的去認識人,首先,把團里主要的人名記住,并且要了解他們。可惜我當時并不體會這些話的重要。我們到農村去工作,到村子里,也得首先記住人的名字,了解那些人是啥樣的人,否則,就不能工作。文學工作者,更要記得人,了解人。[4](P371)

　　毛澤東說的“一個一個的去認識人”,針對的是丁玲在延安中央警衛團做政治部副主任時的工作,但可以用來概括她在戰地前線的整體生活狀態和寫作線索。丁玲在這個時候回顧毛澤東的話,與20世紀50年代作家“深入生活”的要求有關,其中強調面對具體的人時,要投入足夠的耐心與時間,要從感情上去認識人、理解人。盡管在1942年毛澤東《講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后才確立了“深入生活”的基本準則,但丁玲在1936-1938年的前線經歷也可以視為一種“深入生活”的過程。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丁玲回顧自己初到陜北時的經歷,梳理自己對生活和寫作的理解。她此時的戰地經驗涉及戰時社會組織、革命隊伍的內部管理、對人的認識等,這意味著“深入生活”對丁玲而言不僅是一種積累文學素材的手段,更是以“人”為中心的工作開展方式。丁玲后來曾批評很多文藝寫作者“在前方不懂得深入生活”,“只是惟恐不及地去搜集材料”,并指出編故事或許“不失其宣傳意義”,但“在文學上沒有什么價值”,認為“作家應該去生活,不特要把生活推廣,而且要深,不只要感覺,而且要認識”[5](PP55-56)。這里說的“認識”,字面意思上可以理解為對生活的認識,但在丁玲這里可能有更具體的針對性,指的是接觸與認識不同人的廣度與深度。直至1979年丁玲編輯文集《到前線去》時,還反復提及學會“認識人”對自己的工作“產生了影響”,“我在感情上開始了很大的變化”[6](P3)。那么在戰地前線,丁玲處于何種戰爭、文化與政治氛圍中?她如何適應戰地生活并打開新的生活經驗?她又是怎樣“一個一個的去認識人”,并塑造出了什么樣的人物形象?

　　關于丁玲剛開始上前線的經歷,雖然相關的傳記、年表都會有所述及,但還可以從丁玲的生活感知和文學規劃方面稍作描述。1936年底,丁玲掙脫“魍魎世界”到達陜北蘇區首府保安后,立即開展了一系列活動,不僅接受了較多記者訪問、參加婦女會、受邀進行演講,還籌備成立了中國文藝協會,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上創辦《紅中副刊》(后更名為《新中華副刊》),有力地推動了陜北蘇區的文藝建設。朱正明就指出,“陜北蘇區文藝運動的建立,我們不能不承認丁玲是一個奠基者或組織者”[7](P34)。不過,相比于常規的文藝建設,丁玲更愿意參與到紅軍的實際戰斗中去,在具體的實踐層面重新打開一種生活經驗。根據朱正明的記述,丁玲到達陜北后不僅想要“了解中國紅軍的真正生活”,還有意“要在紅軍革命工作和陜北群眾中極力豐富自己的生活”[2](PP33-35)。這里說的“生活”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日常生活,而指的是包含具體工作、寫作主題和人物的生活,是被戰爭與革命全面塑造的“活生生的生活”。面對這種“生活”,不僅要全面深入地觀察和認識,還要將“寫作”視為參與其中的方式。在《紅中副刊》的編后記“尾刊隨筆”中,丁玲特別提出,“戰斗的時候,要槍炮,要子彈,要各種各樣的東西,要這些戰斗的工具,用這些工具去摧毀敵人;但我們還不應忘記使用另一樣武器,那幫助著沖鋒側擊和包抄的一枝(支)筆”[8](P26)。特別是在編輯集體創作的《長征記》的過程中,丁玲更直觀地意識到“自己生活經驗不夠”,并提出“偉大的著作,決不是文人在紙上掉弄筆墨所可以成功的”[9]。因此,當毛澤東問起丁玲想干什么時,丁玲立即回答“當紅軍,我想看打仗”[10](P59)。適逢紅軍方面計劃在定邊紹溝沿同胡宗南打最后一仗,毛澤東便安排丁玲隨前方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上前線,先后在定邊、三原等地活動,當時就有不少記者報道“丁玲當女兵”,在形象上“宛若一丘八爺”[11]。丁玲“當紅軍”熱情的背后,其實是她想要在實際戰斗中把握紅軍生活的展開過程。然而,由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原本布置的戰斗最終取消,紅軍方面實際上處于統一戰線工作的休戰狀態中,丁玲也不得不隨之調整自己的預期。盡管沒有親歷具體的戰爭,丁玲卻獲得了更多近距離觀察和接觸蘇區群眾、紅軍隊伍中人的機會,結識了彭德懷、蕭克、賀龍、陳賡、王震等紅軍將領,在紅軍集體中感受到了一種“明朗的”和“一有空就互相說著一些無傷的笑話”的友愛氛圍[12](P40)。在這種較為寬松自在的狀態中,丁玲細膩地記錄著行軍見聞和身心體會,在接近這些人的過程中不斷調適自己的感知結構和寫作方式,并嘗試以新的文學形態轉換出她對戰爭與革命生活的理解。

　　丁玲此時的寫作主要圍繞兩方面展開:一是詳細記錄了行軍過程中的身體感受、戰地風景;二是完成了大量不同類型的人物特寫,這在她此前的創作生涯中是非常少見的。丁玲以往擅長的是知識分子形象的刻畫,不論是“五四”時期的莎菲女士、夢珂,20世紀30年代“革命加戀愛”小說中的麗嘉,還是駐留延安后寫的陸萍等,大多以自己或身邊的友人為原型,并生成了以內心敘事或內視角描寫為主的寫作方法。即使在標志其“向左轉”的小說《水》中,丁玲對群眾形象的描寫也略顯模糊,未能完全破除概念化的想象。其實丁玲已經注意到自己寫人物的局限性,曾批評自己“只生活在知識階級中”,“對于大眾的生活,沒有經驗”[13](P11)。盡管她后來提出“到廣大的工人、農人、士兵的隊伍里去”的號召[14](P9),但這種左翼文學所提倡的“大眾化”在都市語境中很難落實,正如羅崗指出的,“即使在觀念上愿意‘文章入伍、文章下鄉’,但在現實中也找不到相關對應物”[15]。丁玲面臨的困境在于她既要避免“五四”時期那種感性自我的寫作方式,也要克服左翼時期對革命主體的浪漫化想象,而上前線則為丁玲提供了一個走進根據地、“了解中國紅軍的真正生活”的實踐機會。她在《廣暴紀念在定邊》《警衛團生活一斑》《南下軍中之一頁日記》《孩子們》等作品中塑造了不少蘇區群眾、紅軍士兵和其他戰地工作者形象,其中既有群像式的描寫,也有單獨的具體刻畫。與此相關的是,丁玲的寫作技法也在改變。比如,她在反思早期寫作經驗時,曾特別提到自己“不愿寫對話,寫動作,我以為那樣不好,那樣會拘束在一點上”[16](P4),但是在把握這些人時,丁玲突破了內視角的限制,開始使用更多不同的對話和動作來塑造人物,以此凸顯人物的精神能動性。從這些創作變化中可以看出,丁玲此時不僅是在感性層面對蘇區軍民的人格和個性進行觀察,也是自覺地在“新的制度,新的經濟建設,新的軍隊”[17](P18)所打造的蘇區政治文化氛圍中展開寫作。

　　盡管在寫人物方面有一些新的嘗試,但丁玲對戰地空間的處理還是存在“風景化”和“內面化”的傾向。比如在《到前線去》中,丁玲特別關注有著不同顏色的“陜北的風景”,雖然意識到在陜北開闊的地形中隨時將面臨敵機侵襲的危險,卻缺乏與戰地空間更深層次的連帶關系,從她視野中展現出來的地理空間、地形布局是無差別的,只是在重復地“起伏”和“延展”[18](PP36-38)。同時,因為本身不在具體的戰斗狀態中,丁玲對戰爭經驗的呈現往往只能借助紅軍將領的講述來完成,比如在《記左權同志話山城堡之戰》中,她以大段的直接引述嘗試還原革命將領“說書一樣”的口頭語言,但在講述緊張戰事的過程中時常插入“上弦月斜掛在山頭,廣漠的原野,巍巍群山上的新筑堡壘朦朧在淡白色的月光里”[19](P31)這類抒情化的語言,使文章出現了兩種分裂的語調,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敘述的統一性和真實感。丁玲對革命主體和戰爭經驗的表述,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部分延續了左翼文學的浪漫化筆法,這也體現在《彭德懷速寫》中她對革命主體的刻畫方式上。在對彭德懷的外貌特別是五官進行描繪時,丁玲調用了不少“天真”、“頑皮”和“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頑強的精神”等人格化、道德化的評述[20](P34)。這類筆法自然有著丁玲對生動、形象效果的文學追求,但也意味她對革命主體的塑造依然未能克服主觀狀態的投射沖動,她后來也自我反思說“這還都是抽象的”[21](P465)。從實際情況來看,由于戰地行軍生活的限制,丁玲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穩定的心態來進行創作,也未能見證她所期望的激烈戰斗,她在呈現這些人物及其生活狀況時存在不少限度,有很多地方依然難以完全克服自我的想象和以往的感覺習慣。

　　對丁玲來說,隨部隊上前線是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她不僅獲得了進入紅軍集體、直面“新的人格”和“偉大的個性的典型”的鮮活經驗,也得到了接觸戰場上各方勢力、各種人物的機會,但這并不意味著丁玲已經充分打開了這些經驗。事實上,丁玲初次上前線時,并未能很快地適應戰地部隊生活,她的很多感覺也沒有真正轉化為認識。不同于全面抗戰爆發后出現的種種“筆部隊”,丁玲此時上前線不具有“組織”的性質,她也曾坦言,當時“對紅軍的生活,連黨的組織生活,什么也不懂”,老紅軍同志對自己也不了解,“甚至有些人會看不慣”[6](P3)。此外,丁玲后來還曾特別提到“部隊里不喜歡女同志”[22](P157),這其實是抗戰初期婦女隨軍上前線時面臨的普遍問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丁玲上前線的時機比較特殊,“1936年的時候,知識分子到陜北很少,紅軍還不大懂得團結知識分子,如果上面沒有命令,知識分子在這里是沒有人管的”[22](P157)。這種“沒有人管”的狀態一方面讓丁玲以更加自由的方式進行觀察和寫作,另一方面也使她處于難以參與實際工作的尷尬位置。全面抗戰爆發后,丁玲組織了西戰團,第二次走上了前線,成為一個“帶隊伍”/“寫文章”的“組織家”。在一種要求耐心、投入和深入認識的工作狀態中,丁玲開始重新思考如何突破感覺的限制,在觀察、認識和理解身邊各類人的過程中探索戰地寫作的可能性。

二、“組織家”:以思想和感情為方法

　　如果說丁玲第一次上前線主要圍繞怎樣“認識人”展開,那么她第二次深入戰地時面臨的問題則是如何“組織人”與“管理人”。除了組織教育以農民、士兵為主的群體外,丁玲對外還要與地方政府、游擊隊、友軍、雜牌軍和潰軍等打交道,對內則要妥善協調思想個性有很大差別的西戰團團員。從這些方面來說,丁玲稱自己“成了一個打雜的人”[23](P112),或許不僅是在說自己要完成諸多繁雜的事務性工作,還意味著她需要應對與各色人等的互動、摩擦,并從中培養起一種處理復雜情況的能力。丁玲后來提出,“一個作家,應該是一個好的組織家,他應該善于理解人,善于與人來往”[4](P371),而正是西戰團的這段經歷使丁玲成為真正的“組織家”。對戰地文藝工作者來說,“組織”的范疇不僅涉及生活和工作,還包括自己的寫作,因此丁玲在“帶隊伍”的過程中始終保持著“寫文章”的自覺意識。比如,盡管在行軍途中,丁玲依然在觀察人,并曾舉例說道:“譬如看見一個騎騾子的女人,我便考察她的年齡,衣服的顏色,估計她的家庭的優裕,她將到什么地方去,有什么事要發生,她的思想,她的感情……”[24](P101)寫人物主要在于寫思想和感情,這是丁玲多次重申的一條創作準則。她后來甚至直接提出“一個作家首先必須是思想家”,對生活中“情感的變化”的捕捉,需要“獨立思考的能力”[25](PP442-443)。從思想和感情處進行“組織”,也成為丁玲“帶隊伍”的內在意識。可以互相印證的是,西戰團的不少團員都提到丁玲將“帶隊伍”視為一項藝術工作來開展,她掌握著每位團員的個性和情緒狀態,注重思想和感情相互激發的作用,以此發揮西戰團作為一個戰地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在組建西戰團時,中宣部任命丁玲為主任、吳奚如為副主任。對于這樣的安排,丁玲其實有“說不出的懊惱”,提出“以一個寫文章的人來帶隊伍,我認為是不適宜的”[26](P5)。在丁玲最初的觀念里,“寫文章”和“帶隊伍”是兩種不同的狀態,不僅難以兼容,還有可能會相互妨礙,因此需要區別對待。特別是在警衛團工作期間,丁玲直言自己“解決不了多少問題”,最終只待了一個月便請求調離了[21](P466)。而領導西戰團,不僅讓丁玲成為事務工作者,同時也使她轉變為一個團體的“組織家”,特別是隨著戰局的變化,西戰團的重心很快“由宣傳工作變為組織工作”[27],她也開始尋求將工作與寫作真正結合起來的方式。相較于第一次上前線的“沒有人管”的狀態,丁玲此時轉變為組織者、領導者,也成為“八路軍要人”的文藝代言人,因此她的戰地工作和創作被外界格外關注,出現了大量有關她的報道。在這種新的生活氛圍和工作位置上,丁玲對人的認識在更內在的狀態中得到了展開。

　　在丁玲的領導下,西戰團進行了非常有效的組織宣傳工作,但在對外的通訊發稿方面涉及的內容主要是軍事、社會調查和群眾運動等,很少提及西戰團自身的工作方法經驗。在西戰團的總結報告中,丁玲就曾特別指出西戰團工作的一大缺點是“在許多發稿中,很少有關于本團生活上、工作上的”,認為“我們應該經常將我們的一些工作方式,訓練方法,如何鞏固隊伍,如何克服困難的經驗告訴別人”[28](P219)。這里所說的“本團生活上、工作上的”內容主要指的是圍繞不同人展開的認識、教育和訓練等經驗。在“帶隊伍”的過程中,丁玲不僅需要像第一次上前線那樣接觸不同的人,還要做很多有關人的復雜的思想工作和管理工作。但這些內容涉及不同人的感情、思想、精神和情緒等微觀層面的經驗,很難直接以簡單的通訊發稿的形式得到有效梳理。從這個角度來看,丁玲有關戰地生活、工作經驗的寫作彌補了西戰團對外宣傳內容的不足,是西戰團戰地工作中不可分割的內在構成部分。

　　由于西戰團團員們的出身背景比較復雜,在工作的具體展開過程中,丁玲對不同團員的思想狀態和感情變化頗為關注。西戰團團員史輪曾在《丁玲同志》中介紹說,團員們來自五湖四海,大家的“文化水準”、“經濟背景”和“職業”都各不相同:

　　論起文化水準,卻是從留洋生以至文盲;論起經濟背景,卻是自少爺、小姐以至撿炭渣、住地窖者;論起職業,卻有作家、秘書、帶過幾千人的軍官、輕易不能在一個學校維持一學期的教員、罷課的鼓動家,五卅、一二·九示威行列的領導者,不安分的工人農民、不聽父母之命的孩子……。[29](P166)

　　西戰團團員以抗大的學生為主,也有來自各地的青年,他們的思想傾向非常多樣,混雜著英雄主義、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和人道主義等,因此并不容易管理。即使在西戰團第一階段的工作結束后,丁玲還曾遺憾地表示團員們“自由主義的傾向沒有完全克服”,存在“不嚴格批評與糾正不正確的意見”等問題[28](PP221-222)。在各種生活和工作的場景中,丁玲都有意識地對這些出身不同、思想各異的團員進行觀察、記述和評價。《一年》中也有很多文章詳細記錄了她是如何解決團員之間的摩擦的。比如,她在《第一次的歡送會》中寫到團員王淇在工作中與他人的矛盾時,就特別提到他“好發空洞的,不正確的意見”,并對他的思想構成作了細致的分析,指出“他的思想的來源是很復雜的,有無政府主義,有社會民主黨的,有三民主義的,也有唯物論的,但主要的成分是虛無,是極端的自由主義”[30](PP71-72)。針對類似王淇的這種表現,西戰團內部一般會通過生活檢討會、思想討論會、學習小組會和談話等方式幫助團員實現自我改造。這些“鞏固隊伍”的日常方式在西戰團其他團員的筆下也有相關反映,比如《西線生活》中史輪的《生活檢討會》和田間的《生活檢討會的場面》等文章都詳細記錄了相關情況。相比較而言,丁玲并不只是簡單直接地展開記錄和分析,而是在敘事上有特別的安排,比如她通常采用“從頭說起”的方式,先寫不同人的“來歷”和“奮斗歷史”,最后才帶出他們在感情上發生的變化。在這篇《第一次的歡送會》中,敘述中心本應是“會場中的情形”,但丁玲先追溯了王淇的工作經歷和思想構成,然后鋪墊了大量之前小組會、生活檢討會和交心談話等內容,凸顯“坦白、直率、熱誠、親愛”的作用,最后才敘述歡送會上大家對王淇的幫助,以及他在思想和態度上的變化。通過這樣的敘述調度,丁玲或許想要表達的是,思想的引導和改造并不能僅依靠一般的規約、紀律,還需要借助感情的相互激發,由此才能真正實現自我更新和集體認同。這類感情激發的時刻是丁玲特別關注的地方,比如在《西安雜談》中,她就不僅記述了西戰團在西安展開工作的情況,還特別以西安易俗社的社長高培支為例,提出因為“從工作上有了互相認識”,其他人才“幫助了我們”,“同我們好了起來”,其中的關鍵正是“誠懇,坦白,謙虛,和愛”這類可以消除感情隔膜的因素[31](PP145-146)。

　　除了對團員的思想成分展開分析外,丁玲還記錄了自己與團員在工作交往上的“爭執”和“誤會”,這些成為她后來寫小說的重要經驗。在《憶天山》中,丁玲敘述團員天山(張天虛)在集體工作中發生的“成見”、“爭執”和“友誼”[32](P89)。在這篇回憶性的文章中,丁玲提出了如何“在集體中受磨煉,克服自己”的問題,這與她后來于《在醫院中》提出的“人是要經過千磨百煉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和“人是在艱苦中生長”的主題非常相近[33]。通過敘述這些不同的人和事,丁玲不僅梳理了工作經驗,也調整著自己對人和組織的理解方式。據史輪回憶,丁玲曾經想要以西戰團各團員為核心人物形象,寫一部長篇小說:

　　前面說過丁玲同志在不斷的學著,我覺得她的確把過去寫小說的天才如今完全獻給眼前的工作了。她把觀察力、透視力完全應用到團里來了,她想使她領導著的團成為一件藝術品,一件天衣無縫的藝術品。她了解我們每一個人的個性,知道對待某一個人用某一種方法。有好幾次她向我們說:“將來我把服務團寫成一本長篇小說,把每個人物刻畫出來……”我看,按她平日的待人來看,她一定有充分把握寫得活現,寫得動人的。[29](PP183-184)

　　“她想使她領導著的團成為一件藝術品”,意味著丁玲對一個戰地團體內在組織性的理解,其中不僅要有黨的領導和制度規范,還需具備從個人、集體再到民族的血肉相連的認同感。盡管西戰團有嚴格的管理條例,但丁玲重視其中不同團員的個性,“知道對待某一個人用某一種方法”,這也豐富了她對文學中人物形象塑造的理解。從戰地文藝工作者的角度來看,“帶隊伍”與“寫文章”很難作出對立性的區分,而對二者關系的調整、轉化直接影響了丁玲對戰地寫作形態的感覺和認知。丁玲此時面臨的難題在于她所處的“戰地”是一個被各方勢力所牽制的場域,她不僅要與國民黨方面保持“摩而不裂”的斗爭狀態,還要面對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不解和矛盾,因此需要借助感情聯動的作用,才能真正完成“擴大與鞏固抗日的統一戰線”的工作要求。丁玲認為真正有價值的創作應該是來源于“實際工作”并能作用于“實際工作”的,而工作不僅需要耐心,還需要交心,需要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相互有了認識”后才能調動起不同個體的主體能動性。不過,對于管理一個團體的工作來說,“太感情”也會給工作帶來麻煩[34](P111),因此感情需要思想的托舉,這是丁玲在文章中不斷強調思想的原因。她的這些工作記錄表明,思想的改造需要感情的投入,而借助思想的力量,個人的感情才能真正轉化為對集體的責任和認同,最終在感情的共鳴中將自我完全投入集體的工作中去。

　　在戰地工作中,丁玲既重視《河內一郎》《重逢》等直接用于組織宣傳的作品創作,也堅持以“零碎”“點滴”的短篇寫作來對思想和感情展開細致的梳理。這段“帶隊伍”的經歷不僅為丁玲帶來了新的寫作素材,也使她找到一種調適寫作觀念的路徑,在不同的微觀感情經驗和理性認識的基礎上,重新獲得對不同人的理解。在此基礎上,丁玲后來提出了一種理想的戰地工作者構想,期待“戰地服務團的每個團員,不僅是一個藝術人才,并且也能領導一般工作”[35](P114)。她在這里強調“藝術人才”和“領導一般工作”的一致性,其實指的是要以思想和感情為方法將寫作與工作真正“組織”起來,不僅是在檢討戰地服務團的工作得失,也是在戰爭語境中思考藝術與工作之關系的另一種可能性。

三、“雜寫”:丁玲的戰地寫作形態

　　用丁玲自己的話來說,這些戰地寫作基本上都是一些“零碎”[36](P1)。作為“打雜的人”和“組織家”,丁玲正是以這些“零碎”再現了自己的前線生活與工作。丁玲所說的“零碎”,既指寫作內容上取材于生活與工作上的瑣事,也涉及文學形態方面的思考。在以往的研究中,這些創作通常被不加區分地籠統歸入“報告文學”或“散文特寫”,忽略了丁玲自覺的文體意識。她的這些作品基本都是對戰地工作和日常見聞的記錄,其中既有大量的人物特寫和西戰團工作記述,也有序言、后記、公演說明和雜文等,在文體上很難簡單地歸為“報告文學”。事實上,這種不將工作與創作分開處理的方式,反而區別于進行類別摘錄的一般戰地寫作。丁玲在文體和內容上不進行分門別類,凸顯了“認識人”、“帶隊伍”與“寫文章”之間相互滲透交融的關系,其實是她在探索如何將戰地生活經驗有效地還原出來。用丁玲在《一年》中使用的概念來說,這些短篇創作都是對戰地生活的“雜寫”,其中既記錄工作狀態、生活觀察,也深入到思想和感情的波動處展開敘述,是完整地處理工作和生活經驗的一種文體選擇。丁玲正是以這種寫作形態呈現了自己離開都市后、駐留延安前的戰地生活片段和思想過程,折射出她個人生命史與革命史的轉折軌跡。

　　從實際狀況來看,一方面,丁玲在戰地行軍和工作過程中無法從容地進行寫作構思,她也曾對外人直言“像這么嘈雜的環境,實在也很難來下筆”[37];另一方面,正是在各種靈活短小的“雜寫”中,丁玲將自己的生活與文學進行了同步化處理,不僅實現了對生活切近、靈活的再現和把握,也得以在流動的狀態中隨時發表思想,真正實現感情的變化。對于這些創作,丁玲在《一年》的前言中謙虛地提出“只能作生活實錄讀”[36](P1)。在“生活實錄”的意義上,丁玲按照西戰團從延安到延長、山西、西安的流動路線排列自己的文章,既寫西戰團“成立前后”的各種準備,事無巨細地記錄工作、生活過程中的“點滴”,也對各種社會現象和現實問題進行評論和“雜談”。但“生活實錄”不僅是經驗的簡單呈現,還需要有具體的形式轉化。在為《西線生活》寫的前言中,丁玲就對“生活實錄”展開了進一步說明,提出了“要具體,要有味,要使人歡喜看,卻不能于人無用”的要求[38](P19)。在丁玲看來,基于具體戰地工作而展開的文學實踐,必然會對自身的形式提出要求,有關“零碎”和“點滴”的表述,以及“具體”、“有味”和“有用”的要求,可以視為在戰地工作語境中生成的文學觀念。當時西戰團的其他團員也提出過類似的觀點,比如李劫夫認為,戰地的組織宣傳“必須有趣味,能與他們的生活有關系”[39](P57);另一位團員戈矛也指出,抗戰藝術“不必拘泥于一種形式,或一定的公式這一點”[40](P36),民眾所歡迎的正是那些“短小精悍、簡單活潑、意義明了,含有煽動性和趣味性”的文藝形式[41](P24)。這些觀念的提出,其實都是在戰地語境中回應如何將寫作與生活接通起來的問題。丁玲曾討論過蘇區文藝與新文學傳統的差別,認為在蘇區有“偉大的文學素材”,特別是“紅軍部隊活生生的生活”,但不用那種有精巧構思的長篇來表現,而采取各種靈活的、為群眾所接受的形式,這種文藝形式“大眾化,普遍化,深入群眾,雖不高超,卻為大眾所喜愛”[17](P19)。丁玲在此時雖然重申了“大眾化”和“普遍化”等革命文藝的一貫主張,但強調的是蘇區文藝在生產方式和形式創造上的獨特經驗,這與丁玲說的“零碎”和“雜寫”具有一定的相通之處,針對的是蘇區群眾和戰地環境的現實性、具體性,而非觀念性、抽象性。

　　“要具體,要有味”,首先回應的是抗戰初期文壇上一般“印象記”式的寫作,這意味著丁玲的短篇“雜寫”有著現實對應性和寫法上的自覺。1938年夏天,針對當時出現的很多空洞刻板的戰地“印象記”,丁玲在《說到“印象”》中特別提出:

　　但只記得寫文章,而不參加一些其他的工作,即他的生活領域還是太狹窄的。雖說已經在戰場上跑了一趟,慰勞過一些,同師長們談過幾次的話,然而那戰場上的激烈,緊張,艱苦,娛樂的氛圍氣,仍是無法感染的。因此陳列在書鋪攤上,最多的便是印象記之流了。[42](P135)

　　丁玲對戰地寫作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她不僅以上述雜文的創作否定了“印象記”,在《入伍》等小說中批評了流于生活表面的“戰地通訊”,更直接表示自己“不喜歡寫印象記和通訊”[43](P32)。史輪也曾困惑于戰地通訊如何寫才有用的問題,認為“日常的見聞”和“民眾生活”對于戰地文藝工作者來說“就是很好的材料”[44](P69)。丁玲和史輪提出生活材料的問題,其實是在思考如何讓寫作有效地服務于戰爭,這其實是戰地文藝工作者面臨的普遍難題。比如在抗戰初期,包括卞之琳、何其芳和沙汀在內的很多作家都有過“戰地訪問”的經歷,但是始終難以找到能夠真正助益于戰爭的寫作方式。姜濤在討論卞之琳的“戰地報告”時提出過“如何突破‘作客’的限制,更為有效、內在地‘服務于戰爭’”的話題,他認為這“不僅是一個收集材料、錘煉寫作技術的問題,同時涉及實踐方式的調整問題,從延安‘整風’之后的視角看,則是一個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問題”[45]。從“服務于戰爭”的角度來看,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只能在實踐中完成,因此丁玲強調作家應該“接近下層”,在參加實際工作中“化除成見,改變一點個人的習慣”,通過這種“自我改造”,“空空洞洞的印象”才有可能轉化為“具體生動的文章”[42](P135)。丁玲將“寫文章”放在“參加實際工作”中進行,以“雜寫”的方式還原工作和生活的立體性、復雜性,在記錄的過程中加以評述、議論和反思,以此實現對經驗的相對化呈現,這其實是針對戰地寫作困境所提出的具體方案。她后來特別提倡“多寫散文,抒發思想,養成隨時發表意見的習慣”,認為“寫作品主要是寫思想”[46](P157)。這種觀念也在丁玲對戰地寫作的設計中得到體現,比如雜文因承擔著“寫思想”的功能而成為她的“雜寫”中非常重要的構成部分,《一年》中就收錄了《適合群眾與取媚群眾》《反與正》《說歡迎》《勇氣》等多篇雜文,有力加強了丁玲的生活透視能力和文學表現深度。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丁玲此時對雜文的理解與統一戰線的原則有關,她并不贊同“旁觀的諷刺”這類諷刺小品式的雜文,更加強調“站在同一的立場,誠懇的建議”[47](P137)。在“雜寫”視野下,丁玲的雜文發揮出了對生活的建設性功能,由此她不僅能夠對生活自由地觀察和記錄,也可以將生活不斷對象化,實現“寫思想”的追求。

　　如何從“空空洞洞的印象”到“具體生動的文章”,不僅是當時戰地寫作需要回應的問題,也是一直以來左翼革命現實主義所面臨的難題。丁玲在20世紀30年代“向左轉”后已經認識到,“具體生動的文章”源于現實生活經驗,因此“深入生活”顯得格外重要。她曾對自己以前的寫作方式進行檢討,特別是對“舊的技巧”和“新的內容”之間的關系展開了辨析[13](P11),并追問如何避免“寫作”成為一種限制她思想的“作風”[48](P16)。有研究者提出丁玲所說的“作風”與她擅長的內心敘事有關[49],但從另一角度來說,“作風”實際上指向了一種逐漸空洞化、自我封閉的觀念機制,這也涉及她對生活經驗的理解角度和打開方式。丁玲因此特別強調“經驗”的重要性,認為需要經過“觀察”、“經歷”和“體驗”等環節才能獲得“經驗”,“只有在經驗中,才能得到認識”[13](P12)。丁玲和團員們此時的寫作都是基于自身經驗展開的,看似粗糙隨意的形式,反而將戰地工作中艱難、復雜卻又不失緊張、活潑的生活氛圍有效地傳遞出來,在摻雜著各種思想領會與感情體驗的人事糾纏中完成對戰地生活的記錄。從這個層面來看,丁玲此時對戰地生活和工作的“雜寫”,可以視為自覺克服“作風”過程中催生的文學形態。此時的丁玲不一定已經找到了一種確定的、穩定的寫作路徑,但“雜寫”對她來說卻是一種別樣的嘗試。“雜寫”意味著打破內容和文體的限制,具有足夠的靈活性和伸縮度,雖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某種整體性,卻可以更好地還原生活、工作與寫作的互動狀態。

　　“雜寫”是丁玲在戰地“帶隊伍”過程中生成的一種特別的“寫文章”意識,她以這種“零碎”的寫法打破了抽象化的戰地生活理解和觀念化的寫作機制。“雜”意味著丁玲所說的“零碎”和“點滴”,不僅可以跨越文體的限制,還包含“化整為零”和“打碎重建”的意圖,她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拓展和捕捉新的生活經驗。在某種意義上,“雜寫”或許是戰地行軍條件下不得不采取的寫作方式,卻讓丁玲的戰地“生活實錄”避免了空洞和抽象,為她把握正在展開的戰爭與革命提供了思想的形式。作為“打雜的人”和“組織家”,丁玲在摒棄自己的“舊的技巧”和“作風”后,用“雜寫”的方式擺脫了觀念機制的束縛,并從中鍛造出以“雜寫”為核心的感知結構和文學形態。通過這樣的寫作探索,丁玲得以深化和重組自己的認識層次和文學結構,為她駐留延安后把握復雜的革命展開提供了更加貼切的方式。

四、結語

　　從更長的視野來看,這些戰地經驗與“雜寫”實踐不僅促進了丁玲對革命工作、文學創作的進一步理解,在她的生命史上也具有特殊意義。在戰地工作期間,丁玲曾深陷苦悶和寂寞,受到來自西安、延安內部等多方面的人事糾紛影響,并不如外界新聞報道的那樣“快樂”和“健康”[9]。她時常面臨著危險嚴峻的戰爭環境,同時也承受著“寂寞”和南京“三年幽囚”的陰影,以及來自他人的“謠言,誹謗、仇恨、罵詈”[42](P134)。但是,丁玲開始學會用一種更加理性、成熟的方式來對待自己,最終實現“從一些感想性到稍稍有了些理論,從不穩到安定,從脆弱到剛強,從沉重到輕松”的跨越[50](P50),而這可以追溯到她的戰地生活時期。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丁玲與西戰團一同獲得了成長,“在驚濤駭浪中更形堅固起來了”[51]。在此后“深入生活”的過程中,丁玲不斷回顧這段戰地經歷,反復論及“生活、思想與人物”之間的關系,這些經驗及其反思也成為丁玲寫作路徑新變的一個支點,為她的文學打開了更廣闊的空間。

　　對丁玲來說,“寫文章”與“認識人”在經驗構造上是一致的,“帶隊伍”也可以視為完成一件“藝術品”。她開始意識到如何真正地去“認識人”和塑造人物,在把握不同人的個性和缺陷的同時,發揮其主體能動性,而這正關聯著丁玲駐留延安以后的工作方式和寫作癥候。事實上,在丁玲的創作脈絡中,一直都在陸續地以“雜文”“雜談”“雜感”“雜記”等為題進行寫作,在戰地宣傳組織上也多采用“雜耍”的藝術形式,從中可以梳理出一條以“雜寫”為意識的文學延長線,這有可能意味著丁玲在克服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對革命之“純”的理解,開始進入革命之“雜”(復雜、困難、反復等,滲透于生活、工作和寫作的“零碎”“點滴”面向)的辯證思考。可以說,丁玲通過“雜寫”生活的“零碎”突破了感受方式(“作風”)的限制,讓寫作重新接通了生活與工作。正是有了這樣的創作準備和生命歷練,丁玲才得以擺脫既有的觀念束縛,重新舒展開了更豐富的文學紋路。

　　參考文獻和注釋略

　　本文來自《婦女研究論叢》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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