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和詩人,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同為革命家和思想家,他們的人生道路和事業卻有很大的不同。雖然素未謀面,但卻惺惺相惜,很多思想觀念以及對事物的看法、觀點卻是出奇的一致。這源于他們都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深厚的土壤和對改造舊世界的迫切愿望,源于他們要改變舊中國命運的共同追求。
北京擦肩而過 思想非常默契
毛澤東知道魯迅,是從閱讀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開始的。魯迅最初的一些白話小說和雜文,都發表在這本雜志上。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25歲的毛澤東第一次來到了北京,開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涯,不久就在老師楊昌濟的介紹下,去北大圖書館當了管理員,并很快見到了李大釗和陳獨秀兩位先生。
兩位先生和毛澤東暢談后,發現這個年輕人雖然不是北大學生,但其思想高度卻遠遠超越其他同齡人。于是他們不僅把自己的思想灌輸給毛澤東,并且還將蔡元培、胡適、周作人、邵飄萍、梁漱溟等文化界名人介紹給他。因為對周作人撰文介紹的日本“新村運動”很感興趣,毛澤東還專門跑到八道灣魯迅和周作人同住的院子拜訪,可惜那天魯迅不在家,只見到了周作人。時隔不久,毛澤東接到了母親病重的通知,只能急忙趕回家里。
五四運動后幾個月,毛澤東再次來到北京,此時魯迅也聽說了毛澤東的名字,可是他這段時間一直在住所創作,沒有時間去北大。當魯迅再來北大的時候,毛澤東已經離開了北京,兩人就這樣擦肩而過。
毛澤東平生雖未與魯迅謀過面,連直接的書信往來都沒有,但他們二人卻互相引為知己,有著非同尋常的思想默契。在新文化運動幾個重要人物中,魯迅的思想軌跡同中國共產黨特別是與毛澤東的主張頗為接近,毛澤東也頻繁在自己的著述中引用魯迅作品。
1920年,毛澤東回到長沙經營文化書社,一邊宣傳馬克思主義,一邊組織成立湖南共產黨早期組織,并親自選魯迅的《吶喊》等作品來賣。從這時起,他對魯迅的作品有了較多的印象。1921年7月23日,毛澤東參加在上海召開的黨的一大,然后就投入到了發動工人運動以及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等革命活動中。1927年10月,毛澤東在家鄉湖南領導秋收起義,攻打長沙失敗。為了尋找起義軍的出路,他詳細查看了借來的江西地圖,發現南北走向的羅霄山脈中段非常適合發展起義軍隊伍。在轉移江西開辟井岡山根據地途中,他跟起義的工農革命軍說,我們要到井岡山去做“山大王”。毛澤東口中這個所謂的“山大王”是一種形象的說法,絕不是過去傳統意義上的占山為王、落草為寇、打家劫舍或殺富濟貧,而是要以羅霄山脈為依托,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逐步發展壯大革命武裝力量,發展槍桿子,徹底推翻封建舊制度,建立新社會。把上山比喻成當“山大王”,當然是毛澤東的幽默戲說,彰顯他在異常艱難條件下的堅定自信和正確決策。
毛澤東在閱讀
1931年10月,魯迅再一次聽到毛澤東的名字,是他聽說紅軍在毛澤東的帶領下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二次大“圍剿”。此時茅盾和馮雪峰正好在上海的魯迅家里做客。魯迅拿著手里的報紙,問他們是否認識朱毛二人。茅盾說只和毛澤東打過交道,1926年在他的領導下,在廣州從事過革命活動。魯迅向他詢問毛澤東現在有多大歲數?茅盾說比他大兩三歲。魯迅感慨地說,原以為對方只是一介書生,沒想到現在已經成長為指揮千軍萬馬的統帥。一時間大為感慨。魯迅談到,在五四運動時期,就從蔡元培和李大釗這兩位口中知道了毛澤東這個名字,并且說毛澤東是五四運動后,為數不多拿槍桿子和敵人在前線戰斗的人。
讀罷詩詞大作 評價如出一轍
1933年1月,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錯誤解除了毛澤東紅軍總政委的職務,只保留了政治局委員這個沒有實際決定權的空頭銜。1933年底,魯迅的摯友兼學生馮雪峰從上海來到江西瑞金,擔任中央黨校副教育長。賦閑狀態的毛澤東在瑞金山洼中聽到馮雪峰大談“魯迅經”。一天,毛澤東來到馮雪峰住處,主要談及魯迅在新文化運動和革命斗爭中的重要貢獻,特別詳細地詢問了魯迅的情況,對馮雪峰講述的魯迅的事情尤其感興趣。馮雪峰告訴毛澤東,有一個日本人曾經說過,全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魯迅,半個是毛澤東。毛澤東聽后哈哈大笑,他在沉吟片刻后說:“這個日本人不簡單,他認為魯迅懂得中國,這是對的。”毛澤東遺憾地對他說:“五四時期在北京,弄新文學的人我見過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周作人,就是沒有見過魯迅。”
馮雪峰告訴毛澤東,魯迅讀過他的《西江月·井岡山》等詩詞,認為詩中有“山大王”氣概,毛澤東聽了開懷大笑,大概認為魯迅這個評說頗為有趣正中下懷吧。聯想到當年自己也曾戲稱上井岡山是去當“山大王”,沒想到魯迅的評價與自己如出一轍,不謀而合。“山大王”氣概,顯然是魯迅對毛澤東所領導的艱苦卓絕的武裝革命斗爭和毛澤東詩詞的大氣磅礴的神韻與雄奇豪放的風格給予的高度贊賞。魯迅以“山大王”氣概來評論這位革命家詩人的作品,確實獨具慧眼。
馮雪峰接著反映,說臨時中央有人主張請魯迅到蘇區來。毛澤東問:“干什么?誰主張的?”馮雪峰解釋說:“不是正式主張,只是隨便說說。”毛澤東嘆息道:“這些人真是一點也不了解魯迅!”馮雪峰還把魯迅不想離開上海,并謝絕到蘇聯去,認為在崗位上,總能打一槍兩槍的想法詳細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感慨地說:“這才是實際的魯迅!一個人遇到緊要關頭,敢于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堅決將艱巨的任務承擔下來,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貴的品格。我們民族幾千年來多次瀕臨危亡,終能維持不墮,就因為人民有這樣的品格,這點在魯迅身上集中地體現出來。”
蘇維埃代表大會結束后,毛澤東又把馮雪峰找去,進一步詳細詢問上海的工作,詢問魯迅的事情。有一天,他來到馮雪峰的住處,見面以后風趣地說:“今晚約法三章:一不談紅米南瓜,二不談地主惡霸,不談別的,只談魯迅好不好?”毛澤東接著對馮雪峰說:他很早就讀了魯迅的作品,《狂人日記》《阿Q正傳》都讀過。
馮雪峰從1934年10月21日開始跟隨紅軍長征至1936年4月20日,整整1年零6個月,545天。馮雪峰邊行軍邊進行教育宣傳工作,靠著自己的雙腳,拖著瘦弱的身體,堅持走完了漫漫長征路,勝利到達了陜北。長征途中,馮雪峰與毛澤東的友誼得到了延續,他們一起談論魯迅,共同分享好不容易尋來的紙煙。
魯迅無時不在關注著長征的進程,每天都讓妻子許廣平多買回幾種報紙來進行研究、揣摩。同時,魯迅也密切關注著留在蘇區堅持斗爭的紅軍戰士,對陷入鐵窗囹圄中的紅軍戰士更是想盡一切辦法給予幫助。方志敏被捕后在獄中寫下了十余萬字的文稿,最初就曾想托付未曾謀面,卻完全信賴的魯迅保存和傳遞。
1931年4月,魯迅與馮雪峰兩家在上海的合影
祝賀長征勝利 擁護黨的政策
1935年10月19日,毛澤東率領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到達陜北,與陜北紅軍勝利會師。1935年底,從美國記者史沫特萊那里得知這個好消息,緊密關注紅軍長征動向的魯迅自然欣喜萬分。1936年春節后的一天,茅盾到魯迅家中拜年。告辭時,魯迅送茅盾下樓。走到樓梯中央,魯迅忽然站住對茅盾說:“史沫特萊告訴我,紅軍長征已抵達陜北,她建議我們給中共中央拍一份賀電,祝賀勝利。”魯迅和茅盾經過商量,由魯迅起草,兩人共同署名。這封電報委托史沫特萊通過第三國際從法國轉發到陜北。電報內容如下:“英雄的紅軍將領和士兵們,你們的英勇斗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全中國民眾期待著你們更大的勝利。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未來。”
1936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派馮雪峰以特派員身份回到上海工作。行前,毛澤東特意和馮雪峰長談了一次,囑咐他到上海后一定要好好團結魯迅先生,因為魯迅是一面大旗,能夠喚起民族的抗戰熱情。1936年4月25日,馮雪峰輾轉回到上海,從事建立秘密電臺、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了解并尋覓地下黨組織、附帶做文藝界工作。翌日晚,住進魯迅家中,同魯迅有了更加深入的交流。他向魯迅講述紅軍長征的經過、遵義會議情況、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馮雪峰詳細介紹之后,魯迅對中共中央從“抗日反蔣”到“迫蔣抗日”,以及最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表示理解和支持。這樣,馮雪峰在魯迅與黨中央、毛澤東之間架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梁。馮雪峰每次提到毛澤東和他周圍的中共領導人,魯迅總是流露出親切信任之感。再跟魯迅談起毛澤東時,這時的毛澤東在魯迅心目中已經不再是“山大王”了。病中的魯迅對馮雪峰說:“干革命,總是人多一點好,我想過了,M(魯迅對毛澤東的稱呼)的政策是對的……”“我想,我做一個小兵是還勝任的,用筆!”魯迅還委托馮雪峰把自己抱病編輯出版的瞿秋白《海上述林》以及購買的火腿送給毛澤東和周恩來。魯迅說:“皮面的送‘M’,絨面的送周(指周恩來)。”
1936年5月20日,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林育英等中央領導人和紅軍將領,在聯名發給正在長征途中的二、四方面軍領導人的內部長電中,鄭重談到魯迅、茅盾等人的來信:“紅軍的東征,引起了華北、華中民眾的狂熱贊助,上海許多抗日團體及魯迅、茅盾、宋慶齡、覃振等均有信來,表示擁護黨與蘇維埃中央的主張。”
當時在上海的“托派”寫信給魯迅,對中共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人加以攻擊。6月9日,臥在病榻上的魯迅憤然請人代筆,口授回信《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予以嚴厲斥責:“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魯迅公開表示站在“毛澤東先生們”一邊,并堅定地宣稱:“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斗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魯迅這些話語對尚處于國民黨“圍剿”中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在精神上是很大的鼓舞。
追悼紀念魯迅 贊賞魯迅精神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病逝。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聯名發表了《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致許廣平女士的唁電》《為追悼與紀念魯迅先生致中國國民黨委員會與南京國民黨政府電》等四封電報。
魯迅病逝后,黨中央委托馮雪峰主持治喪工作。馮雪峰還特意把毛澤東的名字寫進了魯迅治喪委員會名單中。10月28日,《紅色中華》在出版追悼魯迅專版時,刊登了來信中“英勇的紅軍將領們和士兵們”至“你們的每一步前進將遇到熱烈的擁護和歡迎”一段,即注明“摘魯迅來信”。
1937年1月,馮雪峰回延安匯報工作,毛澤東一再關切地詢問魯迅逝世前后的情況,表示了對魯迅深切的懷念之情。很快,毛澤東用魯迅的名字命名了三所機構:魯迅圖書館、魯迅師范學校和魯迅藝術學院。
1937年10月19日,當魯迅逝世一周年之際,在延安陜北公學舉行了隆重的紀念大會。毛澤東發表了《論魯迅》的專題演講,談到魯迅的崇高地位:“我們今天紀念魯迅先生,首先要認識魯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國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們紀念他,不僅因為他的文章寫得好,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因為他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急先鋒,給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產黨組織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現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貫地不屈不撓地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作堅決的斗爭,在敵人壓迫他、摧殘他的惡劣的環境里,他忍受著,反抗著……他用他那一支又潑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筆,畫出了黑暗勢力的鬼臉,畫出了丑惡的帝國主義的鬼臉,他簡直是一個高等的畫家。他近年來站在無產階級與民族解放的立場,為真理與自由而斗爭。”“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圣人。”
毛澤東總結魯迅精神的三個特點:“魯迅先生的第一個特點,是他的政治的遠見。他用望遠鏡和顯微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魯迅的第二個特點,就是他的斗爭精神。剛才已經提到,他在黑暗與暴力的進襲中,是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斗爭下去,決不中途投降妥協……魯迅的第三個特點是他的犧牲精神。他一點也不畏懼敵人對于他的威脅、利誘與殘害,他一點不避鋒芒地把鋼刀一樣的筆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
毛澤東在講話中高度評價了包括“痛打落水狗”在內的“偉大的‘魯迅精神’”。他說:“魯迅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他絲毫不妥協,他具備堅決的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張打落水狗。他說,如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來,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濺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張打到底。”
1938年,魯迅藝術學院在延安成立(1958年改名魯迅美術學院)。毛澤東親自為學院題寫校名和“緊張、嚴肅、刻苦、虛心”的校訓。毛澤東對魯迅的尊敬與熱愛,還體現在他對魯迅學生的關懷上。1938年春,毛澤東從前來匯報工作的丁玲處獲知魯迅的弟子蕭軍來到延安的消息,便親自到招待所探望蕭軍,還邀請他一起共進午餐。1940年6月,蕭軍第二次抵達延安后,由于人際關系上出現問題,曾一度萌生離開延安的念頭。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毛澤東先后10次寫信給他,多次接他到楊家嶺促膝長談。1945年11月,蕭軍赴東北工作前夕,毛澤東又兩次與他親切交談,期盼他能加入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還邀請蕭軍去朱德總司令家共進午餐。飯后,毛澤東與朱德一道,一直把他送到大路旁才揮手告別。毛澤東對蕭軍的關懷,尤其是對魯迅的評價,影響了蕭軍一生。
從1937年10月發表《論魯迅》演講開始,毛澤東頻繁在自己的著述中引用魯迅作品。《論魯迅》引用了魯迅的三篇文章,其中,《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是早期的作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1936年7月才發表的;還有魯迅1934年11月17日寫給蕭軍的一封“痛斥變節者”的信,發表于1936年11月15日在上海出版的《作家》月刊,當時還沒有收進魯迅的文集,毛澤東也引用了。1938年1月12日,他在寫給艾思奇的信中說到:“我沒有《魯迅全集》,有幾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內,遍尋都不見了。”《魯迅全集》此時還未編輯出版,毛澤東尚不知道,但閱讀魯迅作品的愿望,極為迫切。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強調:“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942年5月23日,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再次將魯迅放在整個現代中國文化“祭酒”的位置,“引言”部分甚至說,中國革命有兩支軍隊,一支由朱總司令指揮,一支由魯總司令指揮,缺一不可。毛澤東在魯迅評價史上一言九鼎,而魯迅在毛澤東所構建的中國現代先進文化體系中也一直占據核心地位。
閱讀《魯迅全集》 謙稱圣人學生
毛澤東與魯迅兩位偉人“走在一起”,是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今北京)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簡稱“第一次文代會”)。大會把毛澤東和魯迅的畫像并列在一起作為大會的徽章。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一直高度評價魯迅的歷史地位,除繼續肯定他是中國的第一個圣人外,還贊譽他為馬克思主義者。1957年3月10日,毛澤東同新聞出版界代表談話時說: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
像《狂人日記》《阿Q正傳》這些作品,毛澤東不僅自己讀,還推薦身邊的人讀。在延安時期,魯迅的書對毛澤東來說就是精神食糧,為了看書,經常忘了睡覺。1949年12月,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出訪蘇聯時,就帶了幾本魯迅的作品。在毛澤東逝世前幾天,還在讀魯迅的著作,此時距魯迅去世已經40多年了。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談到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干部和群眾時說:“學習魯迅。魯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讀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讀者共鳴的。”1958年12月1日,被毛澤東譽為“勞動人民的紅線女”的著名粵劇演員鄺健廉,在武昌為出席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的代表演出。期間,她請求毛澤東寫幾個字,毛澤東欣然揮毫寫下了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是毛澤東鮮有地引用他人文字題詞,表達了他對魯迅先生和所有為人民服務的人們最高的致敬。《魯迅全集》第二版于1958年完成出版,毛澤東在第一時間讓秘書買回了這套書,珍藏了一生。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韶山滴水洞所寫的一封信中指出:“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于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
毛澤東評價魯迅是“現代中國第一等的圣人”,一直到晚年也沒有改。不僅沒有改,還升了格。1971年11月20日,他同武漢軍區和湖北省黨政負責人談話時說:“我勸同志們看看魯迅的雜文。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圣人。中國第一個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賢人,是圣人的學生。”對魯迅評價之高,在古今文化人當中,無出其右。
喜歡魯迅詩句 贊頌魯迅品格
魯迅最為著名的七律《自嘲》流傳開來,成為魯迅舊體詩中最為人稱頌的一首詩。他以幽默的筆調描寫了自己在文化“圍剿”中的艱難處境,特別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兩句,一冷靜一熱烈,表現出了魯迅“為敵為我,了了分明”的深沉情懷。毛澤東說過:“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毛澤東認為“俯首甘為孺子牛”中的“孺子”系指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這兩句詩多年來幾乎家喻戶曉,與毛澤東的大力推崇不無關系。
1959年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著作單行本《集外集》《集外集拾遺》中的詩作,不少詩的題目旁,毛澤東都用鉛筆畫了圈。3月,文物出版社為適應年老同志的讀書需要,專門刻印了一冊大字線裝本的《魯迅詩集》,毛澤東從頭到尾一一細讀,留下不少批劃。
1935年12月5日,魯迅曾為好友許壽裳作詩《七律·亥年殘秋偶作》: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塵海蒼茫沉百感,金風蕭瑟走千官。老歸大澤孤蒲盡,夢墜空云齒發寒。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斗正闌干。
毛澤東領導紅軍長征于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陜北。當時,魯迅和茅盾共同去電祝賀,這首詩就是為了表達中國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黨領導的革命上的意愿而作。這首詩既充滿對國破民艱的憂慮,又含有對未來的希望,可喻為現代“離騷”。
1959年9月,赫魯曉夫出訪美國,極力討好美國,向艾森豪威爾乞求和平。他吹噓著蘇聯的神圣功績,這些話聽起來都令人毛骨悚然。這激起了毛澤東的憤怒,并根據魯迅詩《七律·亥年殘秋偶作》,在12月寫下了這首《七律·改魯迅詩》諷刺赫魯曉夫:曾驚秋肅臨天下,竟遣春溫上舌端。塵海蒼茫沉百感,金風蕭瑟走高官。喜攀飛翼通身暖,苦墜空云半截寒。悚聽自吹皆圣績,起看敵焰正闌干。
《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中這首詩尾注明:“這首詩根據作者審定的鉛印件刊印。”魯迅原詩堪稱舊體詩里的壓卷之作,毛澤東的改詩,嬉笑怒罵間顯出卓越智慧。毛澤東把當時的國際形勢看得非常清楚,這首詩也以犀利的筆鋒、幽默的語言,諷刺了赫魯曉夫的丑陋行徑。兩首詩如同兩顆明星,彼此照耀,交相輝映。
在讀《魯迅全集》的過程中,從魯迅的書面語言中,毛澤東感受著中國近代詩詞的脈搏。1954年3月,毛澤東來到魯迅的家鄉紹興三味書屋和百草園參觀。他對陪同參觀的浙江省委書記譚啟龍說:“紹興是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地方,也是中國現代大文豪魯迅的家鄉,他有兩句名言你知道嗎?‘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我們共產黨人就應該有這種精神。”
1961年9月25日,為紀念魯迅誕辰80周年,毛澤東連寫了《七絕二首·紀念魯迅八十壽辰》。在這兩首詩中,魯迅被毛澤東描繪成偉大的戰士。全詩凝練沉摯、鏗鏘有力、情感炙熱、寄寓深刻,以恢弘的氣度評說了魯迅的人格和詩品,熱情贊揚魯迅在國民黨反動派黑暗勢力統治下勇于周旋和不屈不饒的斗爭精神,歌頌魯迅偉大的人格。
其一:博大膽識鐵石堅,刀光劍影任翔旋。龍華喋血不眠夜,猶制小詩賦管弦。
1949年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徽章(圖為毛澤東、魯迅并列頭像)
其二:鑒湖越臺名士鄉,憂忡為國痛斷腸。劍南歌接秋風吟,一例氤氳入詩囊。
《七絕二首》第二首雖然字面上未提魯迅,但卻深刻揭示了魯迅賴以植根、成長的文化沃土和給魯迅以豐富精神滋養的愛國主義優良傳統。在毛澤東眼里,魯迅是徹底的革命者,對敵人絲毫不作任何妥協,這也恰恰是毛澤東一生斗爭精神的縮影。《七絕二首》遣詞造句都是從內容出發,隨意揮寫,有的詩句并不完全為格律所拘。全詩風格雄渾,氣勢挺拔,充滿陽剛之美。詩中的議論與形象相結合,與史實相結合,運用了一些并不生僻的典故,增強了作品的概括力,激起了讀者的無盡聯想。毛澤東這兩首七絕既取決于他對古典詩詞的深厚造詣,又取決于他對魯迅作品和精神的深刻理解。雖然運用的是舊體詩的形式,但描寫的是新人物,滲透的是新感情,閃耀著時代精神的光芒。
(本文原載《世紀風采》202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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