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是一個很善良的民族，強盛的時候見不得別人受苦受難，疲弱的時候還要收留被西方各國排斥的流亡群體。
而有些人卻總是喜歡把別國說成是“文明的樣子”，明里暗里嫌棄自己的國家，還動不動喜歡給網友扣上一頂“民粹主義”的帽子。
特別是在涉及與日本有關的議題時，這種聲音就會時常出現。
然而，隨便翻翻中國歷史就會發現，中國人對日本人一直都是很好的。
遠的像“冊封倭王”、“接納遣唐使”、“鑒真東渡”等等就不說了，就說近代，特別是中國衰弱之后的那段時間。
雖然日本在“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二十一條”、“強占膠州灣”等事件當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傷害中國，但中國人民并沒有仇視日本人民。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關東大地震”，中國人放下了“甲午戰爭”之恨，為日本災民捐糧捐款，全國上下對日本人的不幸遭遇充滿了同情之心。
雖然那些“親日人士”總在回避這段歷史，但這段歷史并非不值一提，而且有很多細節應當被后人了解。
善良的中國人
1923年9月1日，日本關東地區發生了7.9級強烈地震，地震又引發大火，東京、橫濱猶如世界末日，有10萬余人傷亡，200多萬人無家可歸。
上海的《申報》在9月3日就以頭版進行了大篇幅報道，稱之為“空前奇災”，《民國日報》、《大公報》、《晨報》等報紙也紛紛連日報道“關東大地震”。
四面八方輿論傳遞著同一個聲音“中國人立刻行動起來，賑濟日本災民”。
在政府方面，雖然大總統黎元洪已在6月交權離開北京，北洋政局一片混亂，但看守內閣仍將日本災情當成一件大事來看。
9月2日，中國外交部派員赴日本駐華公使館表示慰問。
9月3日，內閣會議討論救災問題，外交總長顧維鈞提出：
“我國本救災恤鄰之義，不容袖手旁觀，應由政府下令，勸國民共同籌款賑恤。”全體閣員表示贊成。
會議通過了三個事項：
一、由政府撥款二十萬銀元賑濟日本；
二、令各省督軍組織日災急賑大會；
三、派遣商船運送糧食、藥品及紅十字醫療隊赴日救災等。
9月4日，內閣以發布大總統令方式落實上述事項。
在民間，京滬各界名流緊急商議賑濟日災事宜，籌集米糧30萬石（1石大約等于100斤）送往日本。
各省慈善團體、紅十字會及銀行、報界、商會等機構還專門組織了“日災會”，為日本救災出錢出力。
中國戲曲界以梅蘭芳為首倡導慈善義演，籌款行動得到了社會各界響應，以前這種義演只為中國災民舉行。
可見，中國人是將日本災情當成自己的事情在做。
9月7日，中國文藝界的倡儀書寫道：
敬啟者：昊天降災，唯我東鄰日本，突遇地震之厄，九衢灰燼，海水群飛……京滬聞風，庶可集成巨款，救災睦鄰，人各有責……
在中國各界的努力之下：
日本人接受到的第一批國外援助物資是“新銘”號運送的中國大米；
第一支抵達日本的國際救援隊是中國紅十字會醫療隊；
中國京劇明星的賑災義演兩天便籌得5萬大洋，捐給日本；
各大城市中小學還成立了恤鄰募捐隊
……
連張作霖都向日本提供了救災面粉2萬袋、牛100頭。
這些還是中國人最初的援助行動，中國各界為日本災區捐款捐物一直持續到了11月。
當日本人看到中國盡力救助日本時，就趁機想要中國解除“米禁”。
“米禁”肇始清朝末年，大米、小麥等民生物資被視為重要戰略物資，不得出口。
日本雖然在1910年強占朝鮮，但它的大米供應仍然不足，一直在中國偷偷采購大米。
1907年，日本政府曾向湖南巡撫岑春蓂請求開弛米禁，遭到拒絕。
1918年（大正七年），因米價上漲了四倍，日本爆發“米騷動”，引發全國暴亂。
1919年，日本不得不再次請求中國開弛米禁，但再次遭到拒絕。
關東大地震發生后，日本看到了中國人不計前嫌，慷慨解囊的善舉，于是，又打起了“開馳米禁”的主意。
1929年9月3日，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以“本國政府為救護罹災人民起見，目下正由各地方征發谷類及其他糧食，但值此青黃不接之際，僅依國內之谷或恐不足”來暗示中國應當“開馳米禁”。
這種道德綁架，讓北洋政府很為難。
“米禁”是中國最敏感問題之一，一旦解除，民糧、軍糧、庫存糧都很可能會流失一空。
北洋政府沒有回復芳澤謙吉，意思就是，日本全國的糧食危機要由日本人自己解決。
但日本認為中國當時同情關東大地震的輿論氛圍對“開馳米禁”十分有利，所以，還是要“努力爭取”。
接著，一些日資報紙和親日報紙也拋出了這個議題。
中國人的態度分成兩種：
一、“五四運動”以來的排日觀念“已頓時消釋”，日本新米要到11月才有收成，中國應對日本“開馳米禁”。
二、“國恥為重，臥薪嘗膽，抱定初衷，不達目的不止，萬不可因日災而稍懈。”中國糧食遇到災年時，尚不能自救，哪有余力去供應日本？
但日本駐華公使館還是向中國外交部正式提出了“弛禁米糧以資賑濟日災的請求”。
在北洋政府動搖之時，日本人又想單獨與中國兩個產糧大省“溝通”，一個是江蘇，一個是湖南。
1923年，江蘇“禾稼豐登”，收成大好。江蘇督軍齊燮元被日本人和糧食買辦說動，有開馳米禁之意。
江蘇人極力反對開禁，江浙滬三地為救助日本地震災民已經在盡心盡力了，但開馳米禁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會引發國內物價飛漲。
上海海關監督姚煜表示：“蘇米萬無弛禁之理”。即便是蘇米來滬，糧商如果沒有省署核準的公文，上海海關決不會放行。
江蘇各界希望齊燮元當機立斷，堅持米禁。
當時居住在蘇州的章太炎立刻在報紙發文表示反對開弛米禁：
一、不能直接向日本輸出稻米，“日本常食自稻米而外，蘆菔山薯每日不離于口，其余包谷豆芽，悉可供餐”。
意思就是，大災之年，日本人什么不能吃，非吃得大米？
二、江蘇省接濟鄰省災民可以用稻米，但接濟日本用錢幣、服裝、土特產即可，不可開馳米禁。
民間的輿論與章太炎類似，“開馳米禁，對于日本，固是受益匪淺，而在我國小民身上，卻是受無形之災了。”
一些親日報紙卻在制造謠言，說中國為了幫助關東大地震災民已同意開馳米禁，鬧得人心惶惶。
北洋政府內務部不得不于1923年10月13日通電辟謠，要求各省慎重對待糧食出口問題，政府并沒有明文公布糧食可以自由出境。
日本人在江蘇沒能成功，又去湖南“努力”。
湖南在豐年會有暫時性的開禁，以增加財政收入。
關東大地震發生時，正值湖南秋收，糧食豐捻。
9月28日，日本駐長沙領事提出在湖南購米赴日、賑濟日災等請求。
兩湖巡閱使吳佩孚認為有利可圖，湘米可以賣高價，然后再充實軍餉。他致電外交部，表示支持湘米開禁。
但在10月，北京知道日本有替代糧可以度過危機。所以，北洋政府在人道主義上的壓力并沒有這么大。
1923年11月，財政部長王正廷提出“誠恐奸商緣以為利，致將來民食發生問題”意見，要求加強米禁，北洋政府接受了他的意見。
糧食買辦卻就比日本人還急，希望湖南能變通行事，他們知道北洋政府其實管不了湖南，也管不了吳佩孚。
不久，長沙傳出消息，湖南當局已同意開馳米禁。
消息一出，中國北方米價應聲而漲。
11月22日，北京發布命令，所有運米執照一律停發，已準之執照，應在一個月內將所購米糧運出，逾期無效。
吳佩孚覺得沒有必要再為此事跟北洋政府對抗下去，拒絕了日本人的采購要求。
最終，日本人想從湖南采購的20石大米（最低目標）也沒能實現。
從“米禁”一事可以看出，中國人對日本人真的很好，糧食、資金都有及時提供。
關東大地震，中國人對日本人可以說是做到了仁至義盡，援助多，時間長，范圍廣。
但日本人想的卻是如何借機把中國的命根子給挖過去，搞得中國很為難。
反過來想，如果中華民族是一個“無情、冷酷、排外”的民族，又怎么可能被道德綁架？
《大阪朝日新聞》當時報道，“中國人會出此熱心來救日人的災難，是日人夢想不到之事。大驚嘆中國人此次行動之敏捷，而感謝中國人的高義。”
中國人的善，是日本人夢想不到的善。
日本人主辦的《順天時報》寫道：為日本官民者，當如何感激也？
中國人并不求回報，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頂多是希望日本人在走出地震傷痛之后，能與中國友好相處，以德報德，以善報善就夠了。
但日本人是如何報答中國的？
歷史已經告訴過我們答案。
今天，日本為什么會跟中國和平相處？
因為有強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應當反思的是日本人，不認真反省歷史罪行，又怎么會有光明未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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