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年有部電影，電影中有這樣的一個鏡頭：

　　把稅征到九十年以后？是不是太夸張了？

　　這絲毫不是夸張，民國的捐稅，就是這么回事。

　　這叫什么？這叫預征。也就是說征了一年的稅不夠花的，就把后一年的提前征收了。如果還不夠花的，就把后兩年的、后三年的也提前征收。

　　既然已經預征，那明年、后年是不是就可以不征了？想的美！明年不征明年的，但可以提前征收后四年、后五年的。以此類推，直到提前征收后三十年、后五十年、后八十年的。

　　來來，我們看看民國23年（1934年）四川幾地的稅預征到了哪一年。

　　南充：征到民國54年（1965年）。征收機關：20軍；

　　資中：征到民國60年（1971年）。征收機關：21軍；

　　犍為：征到民國64年（1975年）。征收機關：21軍；

　　越巂：征到民國74年（1985年）。征收機關：24軍；

　　灌縣：征到民國80年（1991年）。征收機關：28軍；

　　彭縣：征到民國69年（1980年）。征收機關：28軍；

　　新繁：征到民國80年（1991年）。征收機關：28軍；

　　成都：征到民國74年（1985年）。征收機關：29軍；

　　安縣：征到民國72年（1983年）。征收機關：29軍。

　　這是最嚴重的嗎？不是，在川軍劉存厚的防區，稅已經征到了21世紀。

　　四川軍閥混戰時期，是防區制，各防區差不多就是一個獨立王國，只要你有槍桿子，捐呀稅呀想怎么征就怎么征。

　　征這么多的錢用來干嘛呢？用來養兵，用來打仗。自從進入民國以后，四川境內差不多年年打仗，就從沒消停過。

　　來看看劉湘21軍防區內的軍費占財政支出的比例：

　　民國17年（1928年）：軍費支出12694758元，占財政總支出的79.09%；

　　民國18年（1929年）：軍費支出16901681元，占財政總支出的73.77%；

　　民國19年（1930年）：軍費支出22261436元，占財政總支出的73.46%；

　　民國20年（1931年）：軍費支出26580174元，占財政總支出的75.20%；

　　民國21年（1932年）：軍費支出34231718元，占財政總支出的67.81%；

　　民國22年（1933年）：軍費支出45927038元，占財政總支出的72.33%。

　　（上載《四川經濟月刊》民國23年5月號）

　　老百姓的血汗錢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全用來打仗了，而且這仗，不是抵御外敵入侵，而是爭地盤的內戰。

　　說到地盤，在二劉大戰之前，劉湘可遠不及他的幺爸了。自1927到1932年這幾年，在所有川軍各派系中，劉文輝的24軍不僅地盤最大，也最富，包括最肥的自貢及五通橋鹽場在內的整個成都平原，一大半在其手中。

　　當年的四川，有兩項最肥的稅收。一個是鹽稅。四川產鹽，這當然不能被軍閥們放過。1915年，那時川軍內戰還不激烈，全川鹽稅共征673萬余元，從第二年起，四川省內軍閥混戰一年比一年激烈，到了1935年，已達1909萬余元。

　　另一個特別肥的稅是煙稅。本來早在清末，全國就已經禁煙了，但軍閥們為牟取暴利，不僅不禁，反而強迫農民種植罌粟。不種行不行？不種不行。不種就加大征稅力度：“如農民種糧而不種煙，則種糧食一年，應完三年的稅，而種煙，則只完本年一年的稅；如明年再不種煙，仍種糧食，則明年一年，應完五年的稅；到后年，再不種煙，仍種糧食，則這一年，應完七年的稅。”（謝藻生《苦憶四川煙禍》）

　　在如此高壓下，“全省一百四十余縣，其不種煙的，殆不及三、五縣。”（同上引）

　　通過毒害川民，布禍全國，川軍從中獲得了巨大的不義之財。據當年出版的《四川財政匯編》統計，民國19年這一年，楊森所部20軍的煙稅收入13652686元，占總收入的43.59%。劉湘所部21軍的煙稅收入11179275元，占總收入的37.10%。但據美國人吉爾門1933年出版的《四川游記》所載，不論20軍還是21軍，其煙稅收入遠不止這個數。

　　除了這些大的項目的稅收，還有數不清的雜捐雜稅。以某一小商人從合川到重慶需繳納的捐稅為例：

　　合川出發——

　　護商捐：三十八元，印花稅二分；江防捐：二十五元五角，工本費一角；船捐：四元八角，印花稅二分；軍事捐：三十八元，印花稅二分；查驗稅：二元。

　　合川東津沱——

　　查驗稅：四元。

　　合川鹽井溪——

　　峽防捐：四十五元六角六分，印花稅四分，劃子錢一吊；稽查稅：五十七元，印花稅二分，劃子錢二吊；團練捐：十六元，劃子錢一吊。

　　合川澄江口——

　　護商捐：三十八元七角。

　　巴縣北碚——

　　峽防捐：二元。

　　江北土沱——

　　峽防捐：五元；江防捐：四元；峽防特稅：四十五元，印花稅一元八角。

　　江北悅來場——

　　峽防捐：十四元三角。

　　巴縣童家溪——

　　峽防捐：二元。

　　巴縣磁器口——

　　峽防捐：四元。

　　江北香國寺——

　　印花稅：九元六角；江防捐：十八元，印花稅二分，工本洋一角；警察捐：十六元七角；護商捐：四元；護商特稅：二元；煙燈稅：一元；煙酒稅：一元；戒煙捐：二元；卷煙捐：二元；統稅：二元；船捐：四元；斗息：二元。

　　由合川到重慶，總計貨物不過鴨毛三十包，牛皮六百張，豬毛九簍，路程也僅僅幾十公里，納捐稅就達四百余元。

　　雜捐雜稅，可遠遠不止這些，有些名目之不要臉，已經到了神鬼都想象不到的程度。比如你捐呀稅呀繳的不及時，兵爺或保警找上門來，要收“打門捐”，再不繳把你一繩子捆了，要收“捆捐”，拒絕種大煙的要繳“懶捐”，大煙苗載種時要繳“窩捐”，大煙成熟收割后上繳時要繳“秤捐”，養雞要繳“雞捐”，養狗要繳“狗捐”，夜晚點燈要繳“燈捐”，白天做飯要繳“灶捐”，趕場穿草鞋的要繳“草鞋捐”，趕場打赤腳的要繳“赤腳捐”，等等等等。“自古未聞尿有稅，如今只剩屁無捐”，真的不是夸張。

　　這樣的雜捐雜稅到底有多少，已不可考，但從1935年執行“新政”時，被裁并的征稅機關即達51個，被裁廢的雜捐項目即達204種的情況看，其項目之多，恐非今人所能想象。

　　以上所說，還只是平時的捐稅。要打仗了，還要加征國防捐。比如1931年，因為要與大侄子劉湘開打，劉文輝對于鹽場等工商業，就“按產業抽千分之三十，統計達二千余萬元之巨。”（載《四川月報》民國22年10月）

　　這所謂的國防捐，可并不僅僅是向鹽場主和鹽商征收，平頭百姓也同樣要征。24軍轄區81縣，區分大縣小縣，多者六七十萬，少者一二十萬，給你規定多少你就必須得繳多少，一分也不能少。這八十多縣加起來，所征數目之大，可想而知。

　　還有一個問題是，這國防捐，如果是幾年偶爾征一次還好，可四川的內戰卻出了奇的多，有人統計，自1916年到1935年這二十年間，四川的軍閥混戰，竟達470余次，平均每年有二十多次。打仗多，國防捐征得就多，當兵的只負責賣命，并不創造生產價值，為打仗埋單出錢的，自然全是百姓。

　　這么苛的捐稅，不繳行不行？沒那好事兒，必須按期如數上繳。“催逼之急，有如星火，稍有遲誤，即遭慘殺。”（同上引）

　　實在繳不起怎么辦？將軍們不信那個，繳不起，那是手段沒到位，手段到了位，粗糠也能榨出油來。誰敢不繳錢糧，“將人捉去，捆綁起來，敲打一回，錢糧仍得繳納。”

　　你以為捆了你打了你就白捆白打呀！沒那么便宜。捆了你你得繳“捆捐”，吊了你你得繳“吊捐”，打了你你得繳“打捐”（載《新蜀報》民國21年8月24日）。

　　沒有錢，賣田地也得納捐；地賣完了，賣房子也得納捐；房子也沒有了，賣兒賣女賣老婆也得納捐，總之軍爺的捐少納一分也不行。

　　這樣的橫征暴斂也不僅僅是為了養兵打仗，不然那些當兵的也就不會穿得跟叫花子似的，也就不會總是欠餉了。這樣用槍桿子征來的民脂民膏，也用來軍閥個人的發家致富。

　　農業社會，土地是多數人的命根子，也是最能彰顯一個人財富的代碼。在當年的四川，有一個現象，即地主并不都是軍閥，而軍閥必定都是地主，而且是大地主，其擁有的土地遠比一般的地主多出很多很多。

　　以下是1935年的統計：

　　崇慶的地主，軍閥占2.6%，崇慶地主所占的土地，軍閥占57%，占地最多的15000畝；

　　大邑的地主，軍閥占2.9%，大邑地主所占的土地，軍閥占66%，占地最多的30000畝；

　　灌縣的地主，軍閥占0.7%，灌縣地主所占的土地，軍閥占21%，占地最多的5000畝；

　　重慶的地主，軍閥占6.6%，重慶地主所占的土地，軍閥占60%，占地最多的4000畝；

　　萬縣的地主，軍閥占6%，萬縣地主所占的土地，軍閥占33%，占地最多的3000畝；

　　宜賓的地主，軍閥占4%，宜賓地主所占的土地，軍閥占20%，占地最多的2000畝。

　　土地占有量最大的，整個四川的軍閥，誰也比不過大邑劉文輝。在其兄劉文彩的助力之下，通過瘋狂攫取，截止到1934年，大邑劉家有糧庫27座，每年收租僅稻谷一項，即達560多萬斤。

　　從小生長在這樣的家庭，自然是可以洋房別墅，穿金戴銀，山珍海味，奴仆丫鬟老媽子一大堆了。比如楊森，在廣安、瀘州、重慶、成都、武漢、上海、天津等地都有公館。其對外公開的妻妾有12個，生子女39人。每一妻妾都有公館洋房和可供收租的田地。每一子女甫一出生，即在國外銀行存款兩萬元。其家養有幾十條名犬、幾十匹名馬，全部購自國外。狗有狗衣，馬有馬衣，也全部在國外定制。其私家有音樂廳，有游泳池，有網球場、有跑馬場。有養狗副官，有飼馬副官，有網球副官，等等等等，凡是能想到的享受和玩樂，楊家應有盡有。

　　如今民國劇中千篇一律反復表現的，就是如楊森家這樣的畫面，硬生生給人一種民國盡富豪的感覺。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羨慕民國，并夢想著能夠穿越回去，去過那樣的公子小姐姨太太們的生活。

　　然而歷史上，占比99%以上的百姓的生活，和民國美劇中所表現的，并不一樣。

　　咋個不一樣呢？還以四川為例：

　　據1925年2月16日《國民公報》載：巴中縣“樹皮草根業已吃盡，無以為生，餓死者到十分之三。現在數遍十家，即有八家無食，數遍百人，即有十人無穿。”

　　“最慘者厥為東南路之小寧山、浮鳴河、楊家灣一帶，餓死人民溝死溝埋，路死路埋，不計其數。城內自去年臘月起，死人太多，特在龍王廟官山內掘一萬人坑，以便掩埋。至今第一、第二大坑已堆滿，第三大坑又在繼續抬埋。”

　　據《四川農村經濟》所載，1934年，長壽縣農民四十萬人中，有二十萬人無食。

　　合川縣六十余萬人中，生活無著者達四十余萬，十之七八的人以樹皮豆葉充饑。

　　綦江縣四十萬人中，饑民達十六萬六千人。“東溪以上，每日餓死者約百人左右”。

　　潼南等縣，“常有人引抱幼孩沿街求賣，其價值每一小孩至多五、六元，少者二、三元不等。晚間路上均有女孩遺棄，任人拾取。”

　　大人餓了可以忍，幼童餓了就會哭鬧，有的家長被哭鬧得心煩，便將孩兒的嘴堵住，甚至用針線縫住。“以針線將枵腹之際，哭號終朝的幼女上下唇緊縫，以至斃命者有之；引抱幼該，沿街叫賣者有之；全家服毒自盡或跳巖自殺者有之。”

　　更慘的，因樹皮、草根、麩糠都已吃盡，有些人開始吃土，吃土往往把人脹死，又開始出現吃小孩的情形。不敢打殺別人家的孩子，又不忍下手烹煮自己的骨肉，便與人交換幼孩，殺了吃掉。也有的就直接殺了自己的兒女吃掉。但這樣的家庭，往往也在幾天后，還是餓死。《國民公報》1925年7月1日載，巴縣“易子而食者二十一家，自食其子女者十余家，餓死者約七萬余人”。

　　剛剛死去的尸體，也成了人們覓食的對象。有膽大者，竟操起殺人賣肉的生意。川北等地，“盜食死尸之事，時有所聞，殺人賣肉，殆已成風。”

　　萬源等地，更出現了“大規模吃人劇場，縱橫二三十丈內，人頭星羅，尸骨狼藉……”

　　已經餓得到了賣兒賣女，甚至吃死尸吃自己的兒女的地步，土地自然早已賣光。這對于川軍的將領們來說不是壞事，一方面為他們兼并土地成為大地主提供了可乘之機，另一方面因為失去了賴以為生的土地，大量農民破產，又可以為軍閥混戰提供源源不斷的兵員。就是在這一人為的惡性操弄下，在使得數以千萬計的川民傾家蕩產的同時，也使得如劉文輝、楊森、劉存厚、范紹增這樣的軍閥極少數人先富了起來。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

　　民國十七年，全川共計有7263萬多人，僅僅三年以后，到了民國二十年，即銳減到只有4799萬多人了。

　　素有天府糧倉之稱的四川，之所以人口銳減，用呂平登先生1936年的說法，“則由于農業技術本身與天災者不過十之一二，而由于封建勢力之剝削、軍事擾亂者則十之七八。”

　　1938年11月出版的《賑務月刊》第31期，評論四川的災情時說道：“果無防區制之毒害，果無四百七十余戰之摧殘，果無苛捐雜稅之橫征……則雖有天災，亦能預為應付而無吞泥粉、嚼草根、嚙樹皮、人食人之慘像，是故今日四川之一切災像，統謂之為前此不良政治之總暴露，亦無不可。”

　　不知各位發現沒有，這些，是這四十年來電影電視劇中從不表現的。

附：除文中標注外的主要參考資料：

　　1.《四川農村經濟》（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2.《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

　　3.《四川財政匯編》（二十一軍收支統計）

　　4.《四川經濟月刊》

　　5.《四川軍閥史料》

　　6.《二十年來之川閥戰爭》

　　7.《中國經濟的崩潰》（上海聯合書店1930年版）

　　8.《四川月報》

　　9.《四川田賦負擔之研究》（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

　　10.《四川文史資料選輯》

　　11.《重慶文史資料選輯》

　　12.《國聞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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