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就讀于湖南省立第一師范的毛澤東與好友蕭子升相約進行了一次歷時一月有余的游學，這是毛澤東求學期間耗時最長、成效最好的一次調查研究。他們走過田間地壟、商鎮小村，訪遍鄉賢商戶、農民挑夫，真實地感受了中國基層的鄉情民意，對中國的前途有了更為深切的思考。

　　一、竹杖草履游學路，詩文佳對解肚憂

　　毛澤東認為一個人學識的提高不能僅僅靠讀書，還要靠社會調查和社會實踐。他在讀書筆記《講堂錄》中記下：“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在這一思想的驅動下，毛澤東多次離開閉門求學的校園，到民間游歷，看訪國情何在，探尋青年何為。

　　1917年的暑假，毛澤東在《民報》上看到一篇關于兩個學生徒步漫游全國，一直到達西康的報道，很受啟發。于是，他與已從湖南一師畢業、正在楚怡小學教書的好友蕭子升相約，各自僅帶一把雨傘和文房四寶，剃成光頭，穿著襤褸，赤腳草鞋，從長沙楚怡學校出發，遍歷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五縣城鄉，進行了一次“行乞”游學。這期間，他們既觀民生百態，又覽名山勝水，感受了民間疾苦，增長了學識眼界。

　　當時的毛澤東、蕭子升同許多有抱負的青年學生一樣，志向高遠，但錢包微薄。為了解決路上的吃飯問題，他們每到一處，遇上學校、商店或住戶，就寫一副對聯送去，接受一點饋贈。這一段游學之旅，毛澤東曾委婉地說：“所到之處，受到農民友善的歡迎和款待。”但當時既不是年關，也不逢節日，很多人都對抄寫之事興趣不大，所以想“以字換飯”，并非易事。還好倆人詩文俱佳，一路憑借才氣，才不至于肚中空空。

　　有一次，他們打聽到附近有一個歸隱故里的翰林劉氏，尤好詩文，遠近皆知。蕭子升就說道：“潤之，劉先生就是我們今天的幕主了！我們要攻克他。我想最好的辦法是寫一首好詩送給他，來表達我們素仰大才、想要拜訪的目的。”毛澤東認為這是個好主意，說不定既能得到餐飯招待，又能請翰林指點文墨。于是倆人開始構思詩作，毛澤東先吟出首句“翻山渡水之名郡”，蕭子升附和下句“竹杖草履謁學尊”，道出了此行拜訪的意圖。而后蕭子升又寫“途見白云如晶海”，毛澤東略為沉吟，給出尾句“沾衣晨露浸餓身”。這首詩既表達了對劉翰林這位“學尊”不與官場俗流為伍、甘作“白云”歸隱家中的贊賞，又委婉表示了倆人腹中空空的窘迫處境，堪稱巧妙。劉翰林看過詩后趕忙將他們引入家中，茶飯招待，三人遍談經文史集，引為莫逆。臨走時，劉翰林還拿出四十銅板贈予倆人，表達心意。

　　◆毛澤東（左）和夏默庵（右）。

　　就這樣，毛澤東和蕭子升憑借才學既解了肚憂，又有了盤纏，但倆人以文“行乞”并不是每次都這么順利。到了安化縣城的時候，他們決定去拜訪年過花甲的鄉賢夏默庵。夏老曾就讀于清朝的兩湖學院，學識淵博，著述頗多，自恃才氣看不起等閑之輩，所以毛澤東和蕭子升兩次登門拜訪，都被拒之門外。蕭子升想另尋去處，毛澤東卻一點兒也不灰心，堅持去了第三次。這次，夏老見倆人有些毅力，便開門相迎，題了個上聯探他們的虛實：“綠楊枝上鳥聲聲，春到也，春去也。”這一聯看似寫春天鳥鳴，其實暗含文人的雅罵，頗有些難聽。毛澤東和蕭子升商議后，當即對上：“青草池中蛙句句，為公乎？為私乎？”倆人的下聯化用了《晉書·惠帝記》中一個典故：惠帝出游，聽到陣陣蛙聲，便問隨從：“此鳴者為官乎？私乎？”意思是這蛙聲是屬于公家還是私人呢？隨從巧妙回答蛙聲在公家地盤便是為公，蛙聲在私家地盤便是為私。當時夏老正任勸學所所長，有提攜后進之責，遠游學子叩門拜訪，竟諷其“叫春”，顯然是沒有做到“為公”。夏老聽到十分羞愧，連忙將倆人請入家中，留他們小住。期間，夏老還把自己用一生心血著成的《中華六族同胞考說》拿出來，向兩位小友請教。這本書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論證了中華各民族同種同源，不可分割，毛澤東和蕭子升讀完很受啟發。

　　雖偶有鄉賢贊賞毛澤東和蕭子升的才氣，留宿供餐，但大多數時候，他們還是風餐露宿。毛澤東作詩調侃曰：“沙地為床，石頭當枕。藍天為帳，月光為燈。”說罷風趣地指著身邊的一棵老樹說“這就是我們的衣柜”，并順手將包袱、衣服掛于樹枝上。每次睡前，蕭子升都要去河邊洗腳，毛澤東還笑著說：“你還要保持那紳士的習慣啦！你現在可是一個要飯的紳士呢！”

　　二、看遍民間真疾苦，識到革命是正途

　　毛澤東與蕭子升游學路上雖常有詩情雅趣，但倆人更多的時間是在走訪群眾以及對當地歷史民情進行考察的路途中度過的。他們首先看到的是基層政權的腐敗與脫離群眾。他們一路走走停停，到達益陽的時候，看到一則官府的告示，發現當地的縣長張康峰竟是湖南一師的化學教員，并且張教員在校期間和蕭子升往來很多。倆人當即決定前去拜訪。可是一路行乞游歷，他們身上早已是破破爛爛，一走近縣衙大門就被衛兵嚷住：“你們兩個叫花子，來縣衙做什么，快點滾開！”毛澤東將名片遞上說：“我要見縣長，勞煩通報。”衛兵絲毫不理會，只說縣長哪是你們能見的？便要轟他們走。毛澤東和蕭子升不慌不忙端坐在那里，說啥也要見縣長，不然就一直坐在縣衙門口。縣衙的門房只得拿了名片去見縣長，說要請縣長下令把他們抓起來。不多久，門房快步走出來，笑著說：“縣長有令，趕快把二位先生請到書房去。”旁觀的人驚訝不已，毛澤東和蕭子升暗自覺得好笑。他倆起身去拿包裹雨傘時，門房搶著要替他們拿。毛澤東客氣地說：“不，謝謝你。乞丐是自己拿東西的，不敢勞動大駕。”在這次經歷中，他們感受到如今的縣衙和以往的縣衙并無太大差異，都是對上諂媚，對下欺壓。倆人在路上還遇到了一個在縣衙當差七八年的老衙役，他們問及現在的縣衙可有新風氣，老衙役說：“如今縣太爺審案，滿腦子想的就是錢！誰給的錢多，就偏向誰，向他求情是沒用的，除非花錢向其行賄。”路過的百姓也都附和說現在的縣衙是錢眼里的衙門，沒洋元開路啥也辦不成，有“孝敬”送上就啥也好商量。可見中國的“父母官”腐朽到了什么程度。

　　◆蕭子升

　　在益陽縣受奚落的那天晚上，毛澤東和蕭子升就圍繞金錢與權力的話題，展開了爭論。蕭子升認為，“權力是個很壞的東西，就像一把刀，既能強迫別人做不愿意做的事，還能殺戮人民，傷害百姓，權力象征著最大的罪惡。”而毛澤東則覺得金錢更可惡，他說：“今天，如果我們穿著體面的衣服，去縣衙求見，那門房還會橫眉豎眼嗎？假如，我們給他點小錢，他是不是就會笑面相迎呢？如今的社會，最大的弊病，就是錢可通神，而資本家的金錢權利卻是壓榨勞動人民的血汗得來的。人一旦有了錢，哪怕他沒修養，沒學識，哪怕他為非作歹，人們照樣對他百般奉承，彎腰作揖。”所以，毛澤東憤慨地說：“這樣的社會狀況，必須改造。”

　　除去觀察吏治民情，他們每到一個地方還會閱覽當地的文史典籍。毛澤東每到一個地方，都要看當地的史志，這個習慣他堅持了一生。游學到安化的時候，毛澤東特意去翻閱了當地的縣志。縣志記載，清咸豐二年，有一農民壯士黃國旭，反對清政府選派的“甲書”（管理鄉田糧征收的稅吏）苛征賦稅，敲詐勒索，集結數千農民共同抗糧，并組織民勇攻打安化縣城，抄沒甲書家產，為當地民眾所擁護。后來，黃國旭率領的農民起義隊伍遭到清政府軍隊鎮壓，因寡不敵眾，黃國旭被捕后慘遭殺害。當地農民聞訊，為之痛哭，并集資為其立墓筑碑，銘刻碑文“苦死三生命；福蔭九鄉人”，以示紀念。自黃國旭領導安化農民暴動以來，安化大小農民暴動事件連年不絕，影響深遠。毛、蕭二人到達安化特意去烈士墓前吊唁，從那時就可以看出，毛澤東的立場是站在貧苦農民一邊。

　　從這一次游學中，毛澤東觀察到盡管辛亥革命掀起巨變已有五年，但湖湘基層仍是地主劣紳積富作猖，底層民眾疾苦不堪。本有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之責的縣衙卻被錢驅使，濫用權力，失去了人民的擁護。他更體會到中國的基層百姓并非當權者所描述的那么麻木不仁，他們明事理、敢斗爭，像黃國旭這樣的仁人志士正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砥柱。毛澤東認識到，中國的改變恐怕需要一場更深刻的革命，來徹底拔除社會積弊，而不是依靠改良這種表面文章去修修補補。

　　三、灼灼真理何處尋，無字書中有乾坤

　　毛澤東和蕭子升游學的最后一站是沅江縣城。倆人徒步半天有余，從益陽到達沅江，但當時正逢夏季長江汛期，江水猛漲，淹沒了地勢低平的縣城街道。倆人見此只得結束行程，取水路回到長沙。

　　在返途的船上，毛澤東和蕭子升看到有兩個人扭打在一起，急忙上前勸解。經過詢問才知一人是常德衙門的文書，另一人為沅江縣衙的捕快，倆人衣著考究，看起來都是體面人。捕快自稱是文書偷了他隨身攜帶的香煙，他去討要，倆人就打了起來。這一小插曲引起了毛、蕭二人對道德問題的探討。原本毛澤東信奉管仲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認為社會普遍的貧窮問題導致了道德修養的滑坡，然而今天因偷盜而打架的兩個人都不愁吃用，還衣著講究，顯然不是窮人。蕭子升說：“這就證明金錢不能提高道德水準，知識才能。”但無論是衣食足才能提升道德，還是知識才能提升道德的觀點，無疑都是片面的。結束行程后，毛澤東又認真思索了這件事，他領悟到：人們的各種道德觀念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所以他們游學一路既有缺衣少食的貧苦農民樂于扶助他人、老實本分，也有代表著剝削階級的衙門惡吏貪得盆滿缽滿，卻也忍不住去偷一包煙。毛澤東意識到提升社會道德的真諦，在于使群眾掌握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于是，在返回湖南一師后，毛澤東專門給老師黎錦熙寫信匯報了自己的學習體會。他在信中說：“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今日變法，俱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皆枝節也。”如何找到本源？他的結論是：“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毛澤東認為，中國真正的改變在于國家民族思想本源的改變，所謂議會、憲法等等具是枝節問題，如若沒有正確思想的指導，即使照搬西方制度，也對改變中國貧弱的現狀無濟于事。正如其在1917年的文章《心之力》中所寫：“若欲救民治國，雖百廢待興，惟有自強國民心力之道乃首要謀劃，然民眾思維心力變新、強健者是為首要之捷徑！”這種思想是毛澤東對“為天地立心”這一古哲思想的繼承，也是對辛亥革命以來民主自由思潮的進一步思索，體現了他對救國真理的孜孜追求。

　　毛澤東和蕭子升的這次行乞游學是一次成功的社會調查和實踐學習。8月16日，倆人回到長沙的時候，清點行囊，發現里面還剩兩個大洋四十個銅板，蕭子升和毛澤東感嘆道：“我們現在完全明白了俗話所說的‘叫化做三年，給官都不干’。為什么是這樣呢？因為乞丐的生活真是徹底自由。”倆人回憶這一路既有劉翰林、夏老這樣的鄉賢和開明士紳，也有益陽縣衙役這樣的勢利小吏，但看到更多的還是掙扎于社會壓迫與剝削之下努力求取生存的勞苦大眾。這一月有余的社會考察對毛澤東的世界觀有著很大的沖擊。游歷結束后，毛澤東將他所寫的調查筆記寄給了《湖南通俗教育報》，經該報選摘發表后，立即在全省引起了巨大轟動，人們都對此議論紛紛。有人評價他們“身無分文，心憂天下”，還有人把毛、蕭二人比作求取真經的“小玄奘”。從基層的生存活力與斗爭精神中，毛澤東看到了中國未來的希望在于人民群眾。通過游學，毛澤東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并且深刻認識到：只有用真理去宣傳群眾、發動群眾，才能實現對社會的根本改造。在之后的革命實踐中，他數次去基層調研，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革命理論。

　　毛澤東和蕭子升這對游學伙伴，雖然后來因為政見不和，追求不同，最終分道揚鑣，但倆人都十分珍視這次“當乞丐”的游學經歷。毛澤東在陜北接受埃德加·斯諾采訪時還特意回憶起：“我們走遍了這五個縣，沒有花一個銅板。農民給我們吃的，給我們地方睡覺，所到之處，都受到款待和歡迎。”蕭子升后來也寫了《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一書，對當時的游學之旅進行了詳盡的回憶。今天我們重讀這些故事，仍能感受到當時兩個青年學子對于世界真理的執著追求以及對救國安民之道的不懈探索。只不過執拗的蕭子升未能真正打開真理的匣子，而毛澤東則沿著真理的道路繼續走了下去，找到了他尋求的“世界的大本大源”——共產主義。■

　　參考文獻

　　【1】蕭子升著；陳重等編譯，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M].北京：昆侖出版社，1989.06.

　　【2】斯諾著；西行漫記[M].三聯書店，1979.

　　【3】周世釗著；周彥瑜、吳美潮、王金昌整理，毛澤東青少年時代的故事[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9.12.

　　【4】蕭三著；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1988.08.

　　【5】唐振南、周仁秀著；學生時代的毛澤東[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01.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 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12.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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